迁移家庭（精选三篇）
迁移家庭 篇1
关键词：家庭,乡城迁移,动机
一、影响人口迁移的动机
在影响人口迁移的动机方面西方的迁移理论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 、迁移的经济动机视角
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乡城迁移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净所得”的增加, 他们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证明经济动机在劳动力迁移中的重要地位。
(二) 、迁移的非经济视角
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在迁移决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泽林斯基在1970年指出一些国家的乡城迁移是由于对城市生活偏好导致的, R.J.梅等强调生活方式偏好是发展中国家乡城迁移的主要动机, 并提出“亮光假说”, 用亮光来比喻城市多彩的生活方式, 并与迁移者转变生活方式的意愿相联系。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乡城迁移和流动主要是由于农村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个人决策VS家庭决策
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 人口迁移决策是由独立的个人为达到“个人预期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 但自1980年代以来, 新迁移经济学对经典人口迁移理论的许多假设条件与结论发起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 人口迁移的决策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 而是由相关的更大单位, 特别是家族或家庭来共同做出的。国内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基本上借鉴西方传统的乡城迁移理论并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 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
在个人决策还是家庭决策方面, 我更倾向于个人决策, 我认为人口迁移决策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 但受到家庭或家族影响。和西方国家强调个人独立自由不同, 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 中国人“家”的观念非常牢固, 许多重要的个人行为受到是家庭的影响, 迁移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的效用最大化, 这一点可以从相关的调查可以看出, 在调查农民工工资花费中, 大部分迁移者选择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了, 迁移者表现出强烈的利他性。一部分季节性务工者就是将家庭收益和个人收益结合起来考虑了。
三、家庭因素在个人迁移决策中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因素对迁移的决策影响力是不同, 影响不同阶段迁移阶段的家庭因素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具体分析家庭因素在个人迁移决策中的影响, 可以将迁移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具体考察不同家庭因素对不同阶段迁移决策产生的影响。我将迁移的阶段分为三个阶段:迁移的决策、迁移的目的地选择 (包括职业选择) 、返迁方面。接下来就具体分析影响不同迁移阶段的家庭因素。
(一) 、迁移决策阶段
1、家庭规模
周皓在“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家庭特征对于个人迁移的影响, 指出:家庭户规模对于个体的人口迁移行为是正向的刺激作用, 当家庭户规模越大, 那么, 家庭内劳动力数量就有可能更多, 劳动力人数的增多会刺激着个体的人口迁移。2、代际关系
户内是否有老年人与是否有子女这两个变量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从家庭功能来看, 赡养老年人与抚育子女都是最主要的家庭功能之一。因此, 如果家庭内有老年人或子女的话, 这种阻碍作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家庭或家族中有没有人外
家庭或家族中如果有人在外也会对个人迁移有刺激作用, 个人会更倾向于迁出。在乡城迁移的类型中, 有一种是为了家庭团聚而发生的迁移, 这一类型迁移的动机就属于这一因素。
4、人均播种面积
王国辉做的10村调查中显示, 农户家庭中从未外出打工的原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承包地没有人耕种、家里人需要照顾, 可见承包地没有人耕种也会对对个人迁移决策产生影响。此外, 一些研究发现人均播种面积也于个人迁移相关。
(二) 、迁移的目的地选择、职业选择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政府正规就业介绍渠道少、社会资本在就业中的作用突出。在外来人员到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方式方面, 亲戚的帮忙、本村打工者介绍占一大部分, 可见家庭、家族在就业行业上也有影响。在迁移目的地选择方面, 如果家庭、家族或本村中有人在外, 个人会倾向于选择同一地方或相近地点。有些村庄有很多出国务工人员, 而其他的村庄也许一个没有。
(三) 、返迁方面
王国辉做的10村调查中显示, 阻碍迁移者成为市民的几个要素中涉及家庭的有:住房、子女费用高、缺少社会保障等。
1、家庭承包地
许多研究发现, 乡城迁移人口不在城市定居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不愿放弃农村的承包地, 这与土地的经济保障作用有关, 自古“有恒产者有恒心”。
2、婚姻状况
从婚姻状况来看, 返迁人口中未婚的比例相对较低。赵耀辉 (2001) 的研究表明, 返迁行为的目的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而渴望家族团圆, 而并不是为了找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这从一方面说明已婚者由于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更容易返迁。
3、家庭规模
周皓和梁在在“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研究发现家庭户中是否有老人, 家庭户中是否有14岁以下的小孩, 以及家庭户规模这三个因素于返迁决策有显著影响。
4、家庭中是否有人需要照顾
家庭户中是否有老年人和是否有14岁以下的小孩这两个家庭因素, 可以部分地反映家庭的生活状况。阻碍农民成为市民的障碍中有子女教育费用高、整个家庭迁入城市成本高等。古语有云:父母在, 不远行。此乃孝道。尽管时过境迁, 但这种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如果家庭户中有老人, 那么, 返迁的人口可能会为了照顾老人而返迁。
参考文献
[1]王国辉《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中国乡城迁移研究》
[2]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周浩“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4]人口研究2004年11月
[5]王桂新、董春“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研究”
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特征及其效应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家庭迁移；个人迁移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1-0055-06
一、引言
在城市的户籍、就业等制度环境对人口迁移的限制日益宽松条件下，家庭式迁移在个人单独外出之外具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黄祖辉、宋瑜，2005）。家庭式迁移是农民工夫妻二人共同进城务工经商并携带子女或其他亲属的迁移。从个人迁移到家庭迁移的转变，是农民实现向城市迁居的一个重大突破（唐震、张玉洁，2009）。周皓（2004）指出，全家外出型的“举家迁移”农民工比例超过40%。续田曾（2010）指出，农民工群体家庭式流动比率接近53%。马瑞（2011）等指出，在2000-2008年间，进城就业人员配偶随同比例从60%上升到69%，小孩随同的比例从42%上升到44%。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那些能够继续留在城市的更多的是家庭型居住的农民（张道航，2010）。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比例在上升（金一虹，2010）。2010年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公布的数据，近5000万个农民工家庭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家庭式迁移表明农村人口迁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姬雄华等（2007）指出家庭式迁移是人口迁移的正常现象，说明农民工对正常家庭生活的需求，对家庭和子女照顾的责任感增强，这是农民工流动发展到新阶段而出现的必然现象。
在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中，多把个人迁移作为研究对象，考虑个人和家庭特征对个人迁移的影响，把家庭作为一个迁移决策主体而进行研究的比较少。蔡昉（1997）利用济南民工调查资料，分析了迁移决策中的家庭作用和性别特征，发现我国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决定了农村人口迁移大多采用家庭决策、劳动力个人迁移的方式，但并未考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情形。袁霓（2008）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有无子女、子女年龄、老人健康因素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利用在广东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调查资料，着重分析家庭迁移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对城市、农村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2011年4-8月在广东珠三角与江苏常州的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10份，获得有效问卷735份，回收率90.14%。其中江苏常州获得131份有效问卷，广东获得604份有效问卷。受访农民工中，男性占70.20%，女性占29.80%；已婚者占66.39%，未婚占33.33%；年龄以 25岁及以下和36-45岁两个年龄段居多；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高职专科两个区段内。
本文界定的家庭迁移包含以下四种情况：夫妻都出来打工，还没孩子；夫妻一起出来，老人在家照顾孩子；夫妻一起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夫妻一起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和老人；全家都出来了（未成年的孩子、老人、兄弟姐妹等）。个人迁移则包含以下三种情况：一个人在外打工，未婚；一个人在外打工，妻子或丈夫在家照顾孩子；和兄弟姐妹等一起。
在全部735份样本中，属于家庭迁移为454份，占样本总数61.63%。在66.39%已婚的农民工中，只身外出农民工只占7.07%，占已婚农民工的10.69%（见表1），大部分已婚农民工家庭为单位外出，而只身外出农民工绝大多数未婚。
表1 农民工外出务工模式
基本特征迁移模式人数占总人数比例（%）
个人迁移一个人出来，我个人未婚20928.44
一个人出来打工，妻子或丈夫在农村老家照顾孩子527.07
和兄弟姐妹一起212.86
家庭迁移夫妻都出来打工，还没孩子385.17
夫妻一起出来， 孩子和老人在家13117.82
夫妻一起带着未成年的孩子
在打工城市13117.82
夫妻一起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和老人在打工城市192.59
全家都出来了
（夫妻、未成年孩子，老人、兄弟姐妹）都在打工城市12316.73
其他111.50
合计735100.00
本文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分为两组：单独外出的个人迁移和夫妻共同外出的家庭式迁移，并分别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资收入、城市工作与生活稳定性、退出农业和返回农村的意愿等进行比较，从而归纳出家庭迁移农民工的特征。
三、家庭迁移农民工的特征
（一）个人特征：个人资本更丰富
我们以年龄、受教育程度，有无受过培训、无手艺或技能、务农经历、外出打工时间等表示个人特征。个人迁移的农民工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家庭迁移的农民工，不论男性和女性，年龄集中在36-45岁。从受教育程度看，个人迁移的农民工集中在高中高职专科阶段，家庭迁移的农民工集中在初中阶段，个人迁移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迁移的农民工中有手艺或技能的比例占39.51%，个人迁移的农民工占32.27%。接受过培训的家庭迁移农民工比例约占25%，而个人迁移占40%左右。在“是否干过农活”问题上，86.31%家庭迁移的农民工表示干过农活，而个人迁移占69.50%。66.67%家庭迁移的农民工打工时间在 5-10年甚至更长，个人迁移农民工打工时间多在 5年以下。相对于个人迁移的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年龄大、有手艺或技能比例大，大多有务农经历，打工时间长，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丰富，个人资本更丰富。
nlc202309041643
表2 个人资本
家庭迁移个人迁移
年龄（集中的区间）36-45岁25岁及以下
受教育程度（集中的区间）初中高中高职专科
有无学过手艺或有何技能39.51%32.27%
接受过培训25%40%
是否干过农活86.31%69.50%
打工时间5-10年5年或不足5年
（二）家庭特征
配偶工作与孩子的随同是家庭的重要特征。样本中女性受访者有效回答“男性配偶有工作”的比例为92.19%。男性受访者有效回答“女性配偶有工作”的比例约占87.86%，“没有工作”约占9.29%，表明随同迁移的女性大多数有工作，这与管军（2004）女性多数是随同人员的研究结论不同，目前多数外出务工者既不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家留守的孤身外出打工模式，也不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城市随从，而是夫妻双双在外打工。
从婚姻状况看，95%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已婚，而个人迁移的男女两性已婚比例26.02%、8.14%，未婚比例、特别是单独外出务工的女性未婚比例很高。孩子的状况是与婚姻密切相关的家庭特征。个人迁移的农民工中83%无孩子，79.91%家庭迁移农民工家中有小孩。有孩子的农民工家庭中，有2个孩子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最高，占35.90%，有1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31.28%、17.62%。孩子的年龄分布集中7-12岁和13-18岁两个年龄段。在有孩子家庭中，占总数66.75%的家庭选择子女随同父母迁移到城市，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孤身外出的农民工只占17.86%。样本中家中老人的状况缺失较多，无法获得这一数据。
（三）工资收入与城市工作、生活的稳定性
我们以工资收入和劳动强度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状态。多数农民工工资收入集中在1001-2000元之间。以月收入2000元为界，家庭迁移农民工工资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收入段所占比例较低，2000元以上的收入段、特别是3000元以上高收入段所占比例是个人迁移农民工的两倍（见表4），家庭迁移农民工平均收入高于个人迁移的农民工。
我们以每天工作时间及每周的工作天数反映劳动强度。多数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62.36%家庭迁移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8-12小时，而个人迁移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56.54%。每周的工作天数由于资料缺失较多而未统计，从每天工作时间可知，家庭迁移农民工劳动强度更大。
换工作及工作地点的次数、工作满意度、打工地居留意愿等反映农民工工作稳定性。换工作及工作地点的次数越少，工作和生活越稳定；工作越满意，越期望长久居留在打工城市，在打工地居留越具有稳定性。家庭迁移的农民工打工时间长，40%的人换工作次数在3次以上，高于个人迁移的27%，换工作地点次数与换工作次数类似。大部分受访的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表示“还将就过得去”，对目前工作表示“满意”的家庭迁移农民工所占比例为21.19%，高于个人迁移的农民工10个百分点，家庭迁移农民工对工作更满意。在回答“是否想长久在现在的打工地工作”时，大部分农民工表示“暂时在这儿，有更好的就走”，整体上农民工流动性较大。表示“想长久在此工作”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占27.81%，比个人迁移农民工（12.21%）高出15.6%，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在打工地长期居留意愿更强烈（见表4）。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城市工作与生活经验更丰富，工资更满意，在城市长期居留更稳定。
表4 工资收入与工作稳定意愿
工资收入1000元及以下频数个人迁移（%）频数家庭迁移
（%）
1001-2000元51.78204.42
2001-3000元15153.5515734.65
3000元以上7025.5213830.45
未回答289.938618.99
是否想长久在现在打工地工作想长久在此4415.6012627.81
不想176.03439.49
暂时在这儿，有更好的就走20974.1126057.40
其它124.26245.30
合计282100.00453100.00
（四）城市的消费与居住
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因家庭生活重心转移到城市，城市的日常消费、住房消费支出上升，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意愿强烈。只身外出的农民工每月日常消费支出额集中在500-1000元之间，家庭迁移农民工月消费额集中在1501-2000元之间，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支出水平随家庭成员生活重心转移到城市而增加。农民工购买消费品的选择均以手机、电视为主，其他依次为洗衣机、自行车、电冰箱、电脑、空调、电动车等，两种迁移模式的农民工在购买消费品的次序选择上差异不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购买耐用消费品，家庭迁移农民工表示“愿意购买”比例较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更强（见表5）。
表5 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
特征分类频数个人迁移
（%）频数家庭迁移
（%）
不愿意买，买也是买二手的41 14.56408.86
不愿意，只买一些生活必需品145 51.3420645.57
愿意82 29.1218139.87
其它144.98265.70
合计282100.00453100.00
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居住形式是住厂里提供集体宿舍或出钱租房。与个人迁移的农民工不同，大部分家庭迁移的农民工选择“自己出钱独立租房”，其次选择“住在厂里提供的集体宿舍”，家庭迁移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独立住房（见表6）。
nlc202309041643
表6 在城市住房如何解决
特征分类频数个人迁移
（%）频数家庭迁移
（%）
住厂里提供集体宿舍12744.838318.35
住在亲戚朋友家144.9871.48
自己出钱独立租房5519.5426257.81
自己出钱和别人合租房5820.69337.17
其它289.696815.19
合计282100.00453100.00
（五）退出农业状况与返回农村的意愿
我们以“是否把自己家地给别人种”和“是否承包别人地来种”表示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农户退出农业的直接原因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非农就业，缺乏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土地转出率高而转入率低，则表明该家庭退出农业生产。多数农民工在回答“是否承包别人地来种”时，表示没有“承包别人地来种”，土地转入率极低，家庭迁移的农户由于家庭核心成员迁居城市，转入率低同时土地转出率高。在回答“是否把自己家地给别人种”时，50.99%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回答“给了一部分”和“全给别人种”，高于个人迁移（31.49%）19个百分点，其中土地全部转包、完全退出农业的农户比例达到26.05%，是个人迁移农户的近2倍（见表7）。半数家庭迁移农户将土地部分转出，其中1/4家庭完全退出农业，因而退出农业比例较高，印证了管兵（2004）家庭迁移与转包尤其是全部包出显著相关的结论。
表7 农村承包地的流转
是否把自己家地给别人种频数个人迁移（%）频数家庭迁移
（%）
没给，自己在种10336.5212828.26
给了别人一部分，自己种一部分7526.6011324.94
没给，地荒着227.804710.38
全给别人种4214.8911826.05
其它4014.184710.38
是否承包别人
地来种217.45204.42
没有20773.4037081.68
有3110.99327.06
不清楚238.16316.84
合计282100.00453100.00
我们以“不打工了是否打算回家种地”、“年老后打算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表示农民工退回农业与返回农村的意愿。回答“不打工了是否打算回家种地”农民工中，多数农民工没有退回农业的意愿，对年老后的打算表示“不清楚，没想过”，32.01%家庭迁移的农民工选择“想回家种地”，选择“回农村”的比例达到37.53%，他们退出农业比例高，但退回农业的意愿及年老后返回农村意愿更强（见表8）。
表8 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的意愿
频数个人迁移（%）频数家庭迁移（%）
不打工了是否会回家种地想4415.6014532.01
不想，即使回去，也不想种地13347.1618039.74
不清楚7827.6610924.06
其它279.57194.19
年老后打算回农村
还是留在城市留在城市7526.609019.87
回农村7626.9517037.53
不清楚，没想过11741.4917037.53
其它144.96235.08
合计282100.00453100.00
四、家庭迁移的社会经济效应与政策含义
家庭迁移打破了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单身一人在外的情景，家庭迁移带动了妇女、幼儿、老人等大量消费性人口迁移，家庭在城市的团聚及消费性人口增加，给流入地的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对城市住房、消费及教育等公共物品需求增加，还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
（一）家庭迁移农民工具有迁移的永久性，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
蔡禾、王进（2007）将永久迁移意愿分为行为意义永久迁移和制度意义上的永久迁移两类，前者指进入城市打工的收益超过留在农村的收益而继续留在城市，后者则指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与个体迁移的农民工不同，家庭式流动减少了农民工与家人长期分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续田曾，2010），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居留更稳定，基本退出农业，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但是，他们年老后退回农业和返回农村意愿强烈，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和土地，所以不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倾向。任远（2006）指出，那些稳定居住了10年以上农民工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意愿非常强烈，成为10%-15%沉淀下来、永久定居在城市。我们认为，具有行为意义上的永久迁移倾向的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个人资本最丰富，已经分化为农民工中的高收入层，家庭生活重心转移到城市，在城市继续居留更稳定，因此，这部分农民工是最有可能完成市民化的农民工。
（二）家庭迁移提高了土地转包率，但退出农业不彻底
男性只身外出、女性留守的个人迁移模式形成了农户“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或农业女性化特征，农户通过家庭内部分工获得分工经济，降低了农户的风险，也降低了农户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意愿，导致土地承包权流转并未随非农就业的增加而增加（钱忠好，2008；陈会广，2009，钟涨宝、狄金华，2005）。家庭迁移带动了农村女性外出和女性非农就业增加，改变个人迁移模式中女性非农转移滞后导致的“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农户兼业化或农业女性化现象，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增强，土地转包率提高。这种农民自发性退出了农业和农村，减少了农民数量，转入土地的农民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促进农业生产、提高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收入是有积极作用。但是，1/3以上的农民工表示年老后愿意退回老家种地，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多数是短期性、暂时性转包，以便自己在城市失业时随时收回土地自己耕种，他们对农业短期的、不彻底的退出直接影响转入土地的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和收益。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土地的转包从短期向长期性和稳定性过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nlc202309041643
（三）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不能有偿转让前提下，迁移家庭造成了房屋和宅基地闲置
家庭式迁移因家庭主要成员迁居城市而面临农村房屋空置和宅基地闲置。我们调查显示，29.8%的迁移家庭房屋和宅基地闲置，这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首先，农民在房屋建设中投资和房产权益得不到保护。农村宅基地取得的无偿性、使用无限期，无留置成本及流转限制等特征导致由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无法有偿转让，作为宅基地上附着物的房屋缺乏产权保护，农民无法通过转让房屋实现其在房屋建设中投资和房产权益。因此，农民举家迁移的直接效应是房屋空置以至破败倒塌，导致“空心村”和“空心户”广泛出现。其次，宅基地闲置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村中闲置及废弃的宅基地无人使用，不进行复垦，新建住房却不断向村庄外围扩张，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农村宅基地资源浪费将随着家庭式迁移数量增加而日趋恶化，成为是除开发区用地外土地资源浪费最严重的领域。再次，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不能有偿转让，不利于农民跨越进入城镇的门槛。农民除了土地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和资本，缺乏向城市移民、购买住房的资本，进入城镇的门槛过高。宅基地和农村房屋不能有偿出让，使得移居城镇的村民不能通过让渡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实现宅基地和房屋的财产权益，提高农民进城的成本，限制了农民流动，使农民的转移更加不彻底。家庭式迁移数量增加将把农村房屋和宅基地的交易提上日程，从而促进农村土地产权和房屋产权交易的发展。
（四）家庭迁移的农民工规避风险的途径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村
金一虹（2010）指出，生活重心全部移到了城市离乡式流动家庭，在城市的适应性是以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承担的风险成本为代价[19]。管兵（2004）也曾指出，农民工应对外出在城市打工、生活的不稳定状态，为了应对外出的不稳定，他们实施的种种策略中最明显的就是土地暂时性转包，为自己留好回老家的退路。城市不能提供失业、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险或生活救济等社会保障，迁移家庭不仅面临着城市的适应性及失业、生活的不稳定风险，还面临着在城市养老、医疗保险等风险。多数农民工对最后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自觉为问题，仍有1/3迁移家庭农民工年老后仍然愿意回老家种地，28%的迁移家庭农民工在“生病了特别是大病”时，选择“回农村”养病，因此，在农村土地承担着规避城市失业和养老风险的保障功能之外，农村低生活成本，农村土地与户籍给与农民工的归属感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促使迁移家庭把养老和疾病等风险放在农村。迁移家庭的“根”留在农村，土地和农村老家是其规避在城市面临工作和生活的种种风险的最终途径。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逐步建立起家庭迁移农民工的风险替代机制，消除农民工对土地和农村的风险依赖，风险替代机制既来自于农民的市民化的自我积累机制的形成，也来自于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覆盖。首先，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允许并促进农村宅基地产权和房屋产权交易的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农民的市民化建立起一条自我积累的路径。另一方面，将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身上，将其对城市建设中的贡献与其享有的城市福利对等，促使部分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第二，通过流转的规范性、保障迁移农民流转中土地权益，促进承包权、宅基地流转扩大及流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提高转入土地的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和农业经营收入。
参考文献：
[1]黄祖辉，宋瑜.对农村妇女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以在杭州市农村务工妇女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5（9）：
33-41.
[2]唐震，张玉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9（4）：4-11.
[3]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
口研究，2004（6）：60-69.
[4]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
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0（3）：120-128.
[5]马瑞等.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城市变换和家属
随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11（1）：2-9.
[6]张道航.城市农民工住房现状及其解决路径[J].大连大学
学报，2010（1）：83-87.
[7]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
学，2010（4）：132-150.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
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4-16，41.
[9]姬雄华，冯飞.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家庭非经济成本问题分
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4）：23-26.
[10]蔡昉.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J].人口研究，
1997（2）：7-12.
[11]袁霓.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J].人
口与经济，2008（6）：15-20.
[12]管兵.管庄的土地转包[J].社会学研究，2004（1）：99-106.
[13]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7（6）：87-113.
[14]任远.“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
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7-72.
[15]钱忠好.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基于家庭内
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J].中
国农村经济，2008（10）：13-21.
[16]陈会广.农户兼业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基于家庭内
部分工的分析框架及政策含义[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9（1）：4-19.
[17]钟涨宝，狄金华.土地流转中女性的地位与权益[J].妇女
研究论丛，2005（1）：14-18.
（责任编辑：陈 勇）
迁移家庭 篇3
一、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在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将这种人口流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 以短距离流动为主, 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 随着流动范围扩大, 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 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 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 安排子女随迁;第四阶段, 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后, 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由于这次问卷调查没有涉及到孩子和老人的流动问题, 因此文章的分析将农村家庭分为三种类型:固守家庭 (夫妻双方在家) 、流动家庭 (夫妻仅有一方外出, 以丈夫外出为主) 和迁移家庭 (夫妻双方外出) 。
本文根据2011年2月对安徽省、浙江省外出和在家农村女性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245份, 回收率为81.7%, 其中有效问卷为223份, 有效率为91%。有效问卷中, 外出女性为118份, 在家女性为105份。为了研究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固守、流动或迁移, 本文采用已婚农村女性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 共有已婚样本170份, 其中固守家庭63份, 流动家庭39份 (丈夫外出37份, 妻子外出而丈夫在家的样本仅有2份) 和迁移家庭68份。通过描述统计, 结果如下:
1.3种类型家庭妻子年龄逐渐缩小。固守家庭均值为39.56岁, 流动家庭均值为38.23岁, 迁移家庭均值为35.25岁, 固守家庭比迁移家庭大4.31岁, 流动家庭比迁移家庭大近3岁。
2.迁移家庭妻子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固守家庭和流动家庭。迁移妻子受教育程度为8.07年, 比固守家庭高0.61年, 比流动家庭高0.69年。
3.迁移家庭的家庭人数明显小于固守家庭和流动家庭。迁移家庭人数均值为3.79人, 比固守家庭少0.29人, 比流动家庭低0.26人。
4.妻子初婚年龄、孩子数、要负担老人数和家庭负担自评3种类型家庭相差不大。家庭负担自评都偏重。
二、三种类型家庭收入支出比较分析
(一) 三种类型家庭收入支出描述统计
1. 迁移家庭的妻子月收入均值明显高于固守家庭和流动家庭。
迁移家庭的妻子月收入均值为2235元, 是固守家庭的1.93倍, 是流动家庭的1.66倍。3种类型家庭妻子月收入的偏差逐渐扩大, 说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2. 迁移家庭的丈夫月收入均值明显高于固守家庭和流动家庭。
迁移家庭的丈夫月收入均值为3014元, 是固守家庭的1.60倍, 是流动家庭的1.27倍。3种类型家庭丈夫月收入的收入差距也是逐渐扩大的。迁移家庭的丈夫和流动家庭的丈夫 (除2个样本外) 几乎都为外出, 但二者均值为什么还存在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呢?我们用两个独立样本曼-惠特尼U检验, 得到z=-3.05, p=0.002, 拒绝原假设, 认为二者确实存在显著差异。笔者认为, 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是因为迁移家庭的成员更具工作技能, 在城市拥有更高的收入和地位, 因此才会选择举家迁移;而流动家庭不选择迁移, 正是因为流动者的工作难以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
3. 迁移家庭的月收入均值最高, 但流动家庭的月收入差距最大。
迁移家庭月收入均值是固守家庭的1.59倍, 是流动家庭的1.34倍, 3种类型家庭月收入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符合现实情况。但从收入差距上看, 流动家庭的收入差距却高于其余二者, 这个现象还有待研究。
4.3种类型家庭月支出差距不大, 均值最高的为迁移家庭的1902元, 最低的为流动家庭的1499元。迁移家庭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两种家庭, 但是支出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二) 影响家庭收入支出的回归分析
1.3种类型家庭月收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由于受到调查数据的限制, 问卷调查没有家庭中丈夫的数据, 因此只能用妻子的年龄、教育、培训和健康自评, 结合家庭孩子数、负担老人数和家庭负担自评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采用强制进入回归方法, 分析结果如下:
固守家庭的妻子健康自评和家庭负担自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 妻子健康自评每增加1个单位, 家庭收入增加731.89元, 家庭负担自评每增加1个单位, 家庭收入下降-697.32元。流动家庭的这些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都不显著。迁移家庭的妻子教育水平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 妻子每增加1年的教育, 将使家庭收入增加637.60元。
2. 总体家庭收入支出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 其家庭收入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妻子的教育, 妻子教育每增加1年, 家庭收入将增加140.67元。而其家庭支出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妻子教育、妻子健康自评和家庭负担自评。妻子教育每增加1年, 其家庭支出增加57.13元;妻子健康自评每增加1个单位, 其家庭支出增加180.39元;家庭负担自评每增加1个单位, 家庭支出减少195.13元。
三、三种类型家庭成员地位变化
(一) 三种类型家庭成员地位的描述统计
研究城镇化对农村家庭的冲击, 本文主要从家庭中的妻子出发, 研究妻子的工作、休闲、家务及对村中事务的态度, 进而分析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描述统计笔者发现:
1.3种类型家庭妻子每天工作时间逐渐增加。固守家庭为7.79小时, 流动家庭妻子比固守家庭多0.63小时, 迁移家庭妻子比固守家庭多0.98小时。流动家庭由于夫妻双方不在一地, 妻子得担负起农田的责任 (大多数是丈夫外出, 妻子留守) , 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农业女性化现状;而迁移家庭妻子工作时间较长是由于我国农村迁移人口在城市大多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工作时间较长。
2.3种类型家庭妻子每天家务时间逐渐减少, 妻子的劳动时间与丈夫劳动时间差距最小的是迁移家庭。从妻子的劳动时间是丈夫的倍数这个指标上看, 3种类型家庭分别是1.9倍、3.4倍、1.6倍, 流动家庭的差距最大, 妻子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 中国留守妇女的现状值得关注;而迁移家庭差距最小, 由于妻子也要上班, 夫妻间家务分担的家庭观念开始流行。
3. 固守家庭中的妻子拥有最多休息时间, 而流动家庭的妻子拥有最少的休息时间。
固守家庭的妻子每天休息时间是流动家庭的1.5倍, 是迁移家庭的1.4倍。
(二) 夫妻双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
是什么因素形成这三种家庭中夫妻双方角色定位呢?为了探究此问题, 本文采用妻子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倍数为因变量, 采用向后筛选多元回归, 结果如下:
1. 固守家庭有6个变量较为显著, 分别是妻子
年龄、丈夫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家庭月支出、妻子工作时间和妻子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其中妻子的年龄、丈夫月收入和妻子对孩子的性别偏好每增加1个百分点, 妻子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倍数分别下降0.14、0.01、1.58百分点, 妻子年纪越大, 妻子对孩子越是具有性别偏好, 夫妻双方越倾向于分担家务, 丈夫的收入越高, 夫妻双方也越倾向于分担家务, 但影响较小。
2. 流动家庭有7个变量较为显著, 分别是妻子
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妻子月收入、丈夫月收入、丈夫月收入是妻子的倍数、家庭月支出和负担的老人数。其中妻子的月收入和丈夫月收入是妻子的倍数2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负;而妻子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丈夫月收入、家庭月支出和负担的老人数增加都会显著增加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
3. 有7个变量对迁移家庭的影响较为显著, 分
别是妻子的受教育水平、丈夫月收入是妻子的倍数、家庭月支出、妻子健康自评、妻子对孩子的性别偏好、是否赞成女性村长、妻子是否会上网及每周上网时间, 妻子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妻子会上网及每周上网的时间因变量的影响为负, 其余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
总体而言, 妻子的教育对流动家庭和迁移家庭的影响都为正, 妻子的教育越高, 反而会加重妻子的家务劳动, 这有可能是因为样本总体的受教育水平都不太高导致的。丈夫的收入是妻子的倍数对流动家庭的影响为正, 对迁移家庭的影响为负, 丈夫收入相比妻子越多, 流动家庭倾向于夫妻分担家务, 而迁移家庭倾向于妻子承担家务。家庭月支出越多, 3种类型的家庭都会倾向于妻子承担更多的家务。妻子是否会上网和每周上网时间对固守家庭和流动家庭的影响都不显著, 但却显著影响着迁移家庭, 使迁移家庭中夫妻双方分担家务, 因此在迁移家庭中, 妻子越是能够接受新鲜事物, 夫妻双方倾向于分担家务。
四、三种类型家庭中的妻子的城市定居意愿及生活态度
(一) 三种类型家庭中的妻子的城市定居意愿及生活态度描述统计
1. 从城市定居意愿上看, 3种类型家庭希望孩
子在城市定居的意愿都强于希望自己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 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家庭, 固守家庭更希望在城市定居, 迁移家庭次之, 流动家庭最弱。这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 本以为迁移家庭会是愿望最强的群体, 但并非如此, 也许是他们看到了城市的高房价和高消费, 自己的收入难以在城市定居。
2. 从对孩子的期望来看, 3种类型家庭的理想生育状况都小于2;
孩子的性别偏好都倾向于无偏好;对男孩的教育都倾向于大学本科及以上, 对女孩的教育倾向于高中及大学, 教育倾向还是具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随着大学生找工作日益困难, 迁移家庭最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教育。
3. 从上网及娱乐上课, 3种类型家庭的妻子都
仅有1/3左右会上网, 其中迁移家庭的比例最高, 流动家庭的比例最低;每周上网时间固守家庭的妻子最高, 迁移家庭最低;对农村娱乐是否贫乏的认知, 3种类型家庭的妻子认为贫乏的比例都较高, 固守家庭最高, 流动家庭最低。
(二) 三种类型家庭的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此次问卷设计是妻子回答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城市定居, 不希望0, 无所谓1, 希望2。我们向后筛选多元回归对3种类型家庭希望孩子在城市定居的意愿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
1. 固守家庭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妻子的教育、家庭月收入、家庭月支出、妻子健康自评和孩子数对孩子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 妻子教育水平越高、越健康, 家庭收入支出越高, 固守家庭越期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城市定居。
妻子想成为村干部、赞成女村长、家庭负担老人数、理想生育状况、孩子性别偏好和每周上网时间对孩子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负影响。这种结果与我们的假设也非常吻合, 妻子越是积极参与村里事务、越是选择多生育、对孩子具有性别偏好、家庭负担越重会显著降低家庭对孩子到城市定居的期望值。
2. 流动家庭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月支出、丈夫月收入和妻子对孩子的性别偏好3个变量对流动家庭期望孩子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妻子想成为村干部对流动家庭期望孩子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负, 但回归结果不显著。
3. 迁移家庭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妻子每周上网的时间和妻子的月收入对迁移家庭期望孩子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正面影响, 但前者回归结果显著, 后者回归结果不显著。妻子的健康自评、村中地位自评和孩子数对家庭期望孩子城市定居意愿具有负面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1.3种类型的家庭都存在妻子受教育程度较低、月收入明显低于丈夫、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多于丈夫、家庭负担重、娱乐活动贫乏等问题, 必须引起重视。
2. 同时, 调查问卷中也看到3种类型家庭的理
想生育状况都小于2个, 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城市定居的意愿都较强。
3. 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
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 该类型家庭中丈夫的月收入也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 家庭负担自评较重,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迁移家庭相对于其他两类家庭而言, 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家庭人数最少, 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 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 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和“负福利”。
(二) 促进城乡人力资源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1. 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 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储备人才。
固守家庭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应该合理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但同时笔者也看到, 固守家庭对孩子及自己家庭的城市定居意愿最强, 因此, 如果不进行奖励和安抚措施,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 我国农业将会向欧美一样面临没有农民的危机。
2. 重点关注流动家庭。
一旦城市工作不顺心, 流动家庭将会成为固守家庭;而一旦城市吸引力增强、农业失去吸引力, 流动家庭又有可能成为迁移家庭。因此, 对于流动家庭应根据城乡人力资源的需求情况进行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当城市需要人才时, 应提高家庭成员的工作技能, 进行技能培训, 促进迁移;而当农村缺乏人才时, 应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 促进流动家庭留守农村。同时, 也要重点关注流动家庭妻子负担重、家务劳动时间长的现实困难, 促进流动家庭向其他两种类型家庭转移。
3. 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
政府应改变城市福利排斥流动人口的“负福利”制度, 将流动人口纳入到政府的社会保障、保障房、公积金等制度中来, 鼓励企业为流动人口建房;企业应该为迁移家庭提供夫妻房、为流动女性提供合适的工作, 在企业创造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迁移家庭应注重自身工作技能的提高, 适应社会不断升级的技能要求。
摘要：农村家庭可分为固守、流动与迁移3种类型, 研究发现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 丈夫的月收入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 家庭负担自评较重;迁移家庭的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 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 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建议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重点关注流动家庭;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
关键词：城镇化,固守家庭,流动家庭,迁移家庭
参考文献
[1]王大用.中国城市化及带来的挑战[J].经济纵横, 2005 (1) .
[2]陈剑.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J].中国发展观察, 2010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