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模式（精选十篇）
依赖模式 篇1
Can DI作为Caucho公司对下一代通用依赖注入技术标准的CDI独立实现,主要包含四种Java注入模式,其设计目标在于采用声明式注入方式改善Java类代码,使之展现出更加清晰的依赖关系,生命周期,输出,定义等。工程师可以在读取类的同时了解它们的表现方式,无需读取XML的配置文件,即可知道系统程序的行为是什么。
类型安全的自定义注解绑定是Can DI实现的技术关键,在注入点可以利用生动的注解名称对资源或者服务进行清晰描述。注解本身就是Java的真实类,它们在Ja⁃va Doc中定义并由编译器负责解释。少量生动的注解可以减少代码编写负担,并节省开发时间。
服务模式主要是为满足封装多客户端的状态和管理需要,本文展示一个用于多Servlet、PHP和JSP脚本的单服务例子。采用服务模式的应用通常使用@Inject注解并绑定为单例模式。
资源模式主要通过XML文件为资源配置驱动类和属性,这部分内容使用My Resource作为一个通用资源API,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某个Data Source或者Entity Manager,应用程序主要需要绑定@Red和@Blue。资源API是通用的,我们需要在具体应用程序的代码中定义描述其意图。绑定注解所用的词汇一般是简单、清晰、易于理解的形容词,并且数量较少。作为Blue Resource Bean这样的驱动类就可以在XML文件中进行配置,同样如果需要配置数据库也是这么做。
许多应用需要启动模式的初始化功能,我们可以使用Can DI提供的启动模式定义启动类,并且不需要额外的XML配置,这是因为Can DI可以在classpath中自动寻找Bean,我们可以使用@Startup注解和@Post Construct方法来对要创建的启动Bean进行标识。
扩展服务主要用于系统内部使用,它可以提升许多应用的灵活性。扩展模式不需要使用其他配置,只需要使用Can DI型的插件即可完成查找装配。本文使用My Resource API作为插件,捕捉所有使用Can DI Instance接口的实现和@Any注解类。
2 Java注入API
许多应用主要使用服务和资源模式,Can DI类中最重要的三个注解就是@Inject、@Qualifier和@Singleton,通过有效使用这三种注解,可以提升应用中服务和资源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如表2所示。
提供脚本方式访问服务和资源的应用可以使用@Named注解进行声明,这样在脚本可以直接使用其对应的名字来进行操作,如表3所示。
启动模式使用两个注解:@Startup注解用于标记容器启动时需要创建的Bean,@Post Construct注解用于需要初始化的方法,如表4所示。
扩展模式使用两个类使其易于通过classpath查找插件。In-stance<T>提供了查找到的Bean的枚举,@Any注解选定所有依赖@Quali-fier注解的Bean,如表5所示。
程序例子架构:见图1。
涉及的程序文件
服务模式:见表6。
3服务模式
由于应用的服务通常是特定的,一般服务接口设计做成独立的服务。在Can DI中,@Inject注解向客户端类注入特定的服务。服务的声明和使用都使用声明方式将服务限定在@Singleton范围,同时在客户端使用@Inject注解将服务注入。Can DI的服务注解类自身通过这种描述方式提升可读性和灵活性。
用户可以通过类似于My Service这样的接口访问服务。服务接口的实现是类似于My Service Bean的具体类。Can DI的接口API属于Java标准接口,因此不依赖于具体的Can DI注解或者引用。
所有与类部署有关的信息都包含在类本身,原因在于Can DI通过classpath查找发现服务的具体实现类。换句话说,服务的部署来自于自身定义。服务做成单例时,则被@Singleton注解限定。其他注解是可选的,主要用于描述服务的注册或者行为。例如,本文使用@Named注解标签,这是因为test.jsp和test.php中用到了名字引用。
为了集成JSP的EL表达式语言和PHP编程的需要,脚本Bean需要使用Can DI Bean中的@Named注解。由于Can DI使用服务类型和绑定注解的方式进行匹配,因此非脚本Bean不需要声明@Named。My Service Bean.java
在PHP和JSP中使用服务
Can DI的设计与PHP和JSP等脚本语言紧密结合。脚本语言可以使用名字字符串加载Can DI服务和资源,脚本语言不具备依赖注入的强类型要求,由此,Can DI服务中由@Named注解声明的名字字符串就是Bean自身。PHP和JSP代码通过Bean的名字完成对其引用,在PHP中,可以使用java_bean函数调用对应的类:
PHP使用函数访问Can DI服务和资源,JSP和JSF通过JSP表达式语言访问Can DI的Bean。EL表达式可以使用任何带有@Named注解的Can DI Bean:
4 XML资源配置模式
像数据库、应用程序中的多角色队列在生成Data-Source和Blocking Queue时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描述配置。当需要生成特定的或可以使用@Inject注解的服务时,通常创建个性化的@Qualifier注解以定义和验证资源。
Can DI鼓励以绑定注解的方式使用少量形容词描述资源,典型的中等应用像邮件列表管理或许一半都需要个性化绑定的形容词,多与少依赖于特定资源的数量。每一个数据库、队列、邮件和JPA实体管理器会生成对应的特定名字。如果用户需要个性化配置内部资源,那么需要附加绑定类型。如果应用系统是单数据库,只需要一个绑定注解即可,或者只使用@Inject。
绑定注解的目的是在客户端代码中实现自定义。如果应用系统使用@Shopping Cart和@Product Catalog注解数据库,客户端代码就会绑定他们的描述,代码声明它在需要可读时的依赖,另外使Can DI与其配置提供自身需要的资源。
本文在XML中配置有一个@Red资源,用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个性化资源进行配置。资源客户端Set-Servlet在使用形容词注解声明成员:
XML文件很短却很有用,只需要个性化表达,而不需要绑定或者做其他连接。数据库和JMS队列需要配置数据库驱动和增加形容词绑定。如果希望配置对用户有用,应用程序的资源也可以配置在XML中,对于服务特定的内部类则不必配置。在例子中,用户可以对资源中的data成员变量进行配置,并且可以对实现类进行选择。
的配置需要三块信息:驱动类、用于绑定注解的描述以及需要个性化的数据。驱动类是最重要的,Can DI通过XML标签的方式使用类,通过XML名字空间的方式使用包。在查询XML文件时,驱动类最先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在例子中<example:Blue Resource Bean>是驱动类。
在Can DI中,绑定注解也是一个XML标签,通过类名称和所在的包表示。类和注解使用大写首字母的名字来匹配类名字,XML属性使用小写。这种区分类和成员的方式提高了XML的可读性。
例子:配置
资源的属性使用标准Bean样式的名字,<example:data>设置了Bean的set Data属性。Can DI将XML字符串值转换为属性的真实值。在这个例子中,转换是繁琐的Can DI可以转换整形、双精度、枚举、类、URL等等数据类型。在resin.xml和resin-web.xml文件中可以把Bean配置成所有Resin Bean所具有的特性,Resin本身的设计就是使用Can DI进行内部配置的。
例子:resin-web.xml
绑定类型应该使用可描述的形容词,这样注入的描述看起来比较清晰。其他人看到代码就会立刻理解哪些是使用的资源。由于它的重要性以及这只是少数的个性化注解,本文的@Blue绑定注解就是使用Can DI的@Qual-ifier注解标记的普通Java注解。花费时间选择一个好的形容词名字很重要。package example;
资源的实现很直观。单例模式的资源,使用@Single-ton注解,比如某个服务。默认情况下,在每个注入点Can DI都会注入Bean的新实例。
5启动模式
@Startup注解将Bean标记为在服务器启动时初始化。启动Bean会在Can DI查询classpath时被找到,启动类控制自身的初始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有启动类就足够了,它不需要在XML中配置启动。启动Bean使用@Post Construct注解的初始化方法启动初始化代码。
6扩展模式
扩展架构可以使应用系统更加灵活且可配置。例如,过滤器、blueprint、客户action,这种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应用系统的性能。扩展模式使用Can DI的检索系统来查找所有扩展接口的实现。和@Any绑定注解一起Instance会枚举所有资源的实现。Can DI Instance get()
的接口有两个用途:使用方法返回特定的编程实例;列出所有实例的扩展可能。Instance实现了JDK中Iterable接口,这样就可以在for循环中使用。每一个返回实例都遵守标准的Can DI范围规则,同时返回@Singleton单例模式的单值或者创建默认的新实例。
7总结
Can DI作为Caucho公司对下一代通用依赖注入技术标准的CDI独立实现,已经成为Resin4应用服务器的基础,许多功能已经超越了Java EE6 API,并与诸如JUnit、Struts2、Wicket、i BATIS、Quartz以及Spring等流行第三方框架完成了整合,同时Can DI支持所有EJB和POJO Bean注解,希望POJO bean注解能够成为未来Java EE7的标准规范之一。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采用Can DI依赖注入技术开发企业级应用系统时用到的各类注入模式,在实际研发过程中,工程师除了需要掌握服务、资源、启动、扩展这几种模式的特点和使用情景,还需要在特定环境中完成资源的配置、具体程序的注入等工作,某些时候为了扩展需要,也可能用到第三方类来完成应用程序装配。
配置和扩展模式:见表7。
启动模式:见表。
摘要：本文描述四种CanDI设计模式:服务,资源,启动和扩展模式,以服务模式为基础的应用程序采用封装方式管理数据,资源模式是用户和应用程序之间的配置接口,启动模式用于初始化应用,扩展模式用于用户定制复杂的应用程序行为。
中国企业技术融合模式的路径依赖 篇2
经济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性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变迁和制度演进上，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路径依赖的存在会有利于现有技术经济制度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壮大，从而使得强者越强，弱者恒弱[4]。
1. 路径依赖的理论研究。
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 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 年提出，之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中，主要指出了三点：第一，制度同技术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会使制度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沿着良性循环轨道得以迅速优化，或者顺着原来的错误继续下滑，弄得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被锁定，要脱身而出就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第二，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外，还受市场中交易因素的的影响，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就会变得不重要。第三，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政策行为者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这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5]。
“路径依赖”源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又通过制度的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来表现[6]。具体来说，规模效应指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制度主体改变现有制度形式而采用另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的时候，由于惯性力量的存在，会使新制度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实施规模也会由此受到限制，这便会带来新制度实施成本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制度的实施和范围的扩大，其原始成本投入会随着相关制度实施情况所能够带来的规模扩大而有所下降，这种情况类似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的情况。示范效应指的是新制度实施所带来的效益会带来人们的行为追赶和效仿学习，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采用该制度，加速新制度的实施和扩散，这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但是越多的群体采用某项制度，该项制度今后的改变和转型就越困难。协调效应指的是制度及与其配套的相关规则的协调关系，即制度主体之间为了既定的利益而相互配合的活动，这就带来了一种现象———对既定制度补充和协调的配套措施的实施会引起利益连带效应，这就像一个链条，其中任何一环发生断裂势必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松散。在制度变迁中，当与既定制度相配套的相关规则建立起来之后，任何改变既定制度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制度链条产生危机，不仅对制度利益主体，而且对配套制度的相关利益者都会产生影响。适应性预期指的是实施制度的主体者对已经产生效益的制度及其配套体系的心理预期会随着效益的增加而增强，并且会随着该种制度体系的实施而继续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建立便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新制度会产生潜在的抵抗力。
路径依赖所体现的是一种正反馈机制，涉及的主体行为具有强化性和稳定性，要想用其他某种新的制度代替现有制度，就必须要打破现存的路径依赖，这不仅是个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实施问题，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行为主体的各方面的配合，包括组织体系、生产体系、观念体系等相关部门的一致行动。
在制度或者决策产生之初，往往是随机事件决定着制度的状态，配合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必定会有大量的原始投资成本，随着制度实施程度的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其投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并且会有大量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制度的推广过程中来，示范效应得以产生；共同利益使既定环境下相关主体行为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刺激了协调效应的产生，这种效应会使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一种依赖原有的制度框架、不愿做任何改变的现象，久而久之，行为主体的惰性就表现出来，并派生出很多非正式的共同规则出现，沿用着这些制度链条便会使行为主体产生适应性的预期；当适应性的预期状态稳定时，对原有制度的改变就变得较为困难。
2. 我国技术融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对于技术融合这项特定的技术活动，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活动主体—企业和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1） 企业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
按照诺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在企业层面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企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在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企业前期发展的影响，今天的技术（制度） 是建立在初期技术（制度） 改进的基础上，明天的技术（制度） 进步又是建立在今天的基础之上[7]，企业今天搜寻的结果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而且是增进知识和形成明天使用的新建筑块的基础[8]。企业在任一时点上的知识存量均来自企业在过去学习过程中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已丧失价值的旧知识的不断摒弃[9]。这种不断的积累和摒弃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固有的内在价值体系和思维惯性，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既定生产和实践模式，使企业内部自有技术、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和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刚性力量，对既定的模式和制度都有保护倾向，对新技术和制度具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这就是企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使现有优势技术和企业制度占据更多的发展空间，并且不断地自我强化、自我完善，成为企业的主导力量，意味着现有技术和制度的刚性力量会潜在地抵抗外来新的技术和制度，即使外来技术和制度比企业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更为先进，也会被企业现存力量所抗拒。但是，如果这种强化现有技术和制度的情况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企业未来发展就会受到束缚。因此，路径依赖有助于企业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但一味地坚持也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对于技术融合企业而言，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的结合。当企业存在生产要素路径依赖的时候，往往会形成人力因素或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非人力因素的刚性力量很明显，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包装品牌等，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短期不可更改性；对于人力因素，以往的生产实践使得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人们必定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和经营技能，知识和经验的集中认同形成了对外部新要素介入的壁垒，主要表现在企业现有技术合力的约束、企业认知层面的局限和企业文化的束缚三个方面。当技术融合过程中企业现有技术存在局限而尚未被察觉时，往往会继续投入资源以期保证企业预期效益的出现，而短期的高效益会使企业沿用这一发展路径，继续扩张生产，导致技术局限越来越深；认知局限在技术融合活动中的反应很大，技术融合需要企业相关人员从原有的生产经营实践转到另一种模式上去，对过去路径的依赖会使这种转变变得很困难，技术融合需要群体共同的认知技能的合作来完成，单一的认知会阻碍甚至破坏融合活动的进行；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特质技能，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指导作用非常强大，而且一旦形成就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定性，要想改变它需要非常多的投入，企业文化越强大，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力量越强，异质价值观越难进入。
（2） 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0]，即所谓的路径依赖就是人或事物对现在发生作用的某种行为的依赖，它能够导致行为主体既定方向的不断自我强化，其结果就是使新制度的实施不能脱离原有制度的环境，而且要想使新制度更有效率，就必须使用既定的要素，这一过程脱离不开制度形成初始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技术发展路线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上，路径依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一般来说，思想观念一旦在某一个群体中形成，就会体现出很大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当人们对既有思想观念形成特定的认知框架后，就会形成习惯，习惯会限制人们对新的思想观念的认识、选择和使用。当习惯被一直沿用的时候，就形成了风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旧制度的沿用依赖就会超过对新制度的向往。
在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影响深远。在持续了几千年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下，“随着旧政治体制的崩溃而来的权威断层，对所有社会关系都有破坏效应。而中国人在其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11]。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中国公众的参与意识淡薄，在新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无关己事而忽视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我国的改革总体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导致了“官本位”的盛行，人们的主权意识缺乏，形成了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以往的每次改革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人们的等待和被动接受心理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政府在这种惯性思维方式里易于集中地制定相关的政策。缺乏了实施主体的参与，制度的制定容易脱离实际。
因此，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的障碍，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初始路径的选择非常关键，“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最终目标，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时选择的路径。哪怕目标是清楚的，具体措施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可是只要在初始的路径选择上有一些细微的差错，在往后的发展中，它会按本身的逻辑，偏离原来的目标，演进到远离原来设计的另一种体制去[12]。”因此，在科技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国既有的管理思想占据一定的统治地位和空间，沿用即成的观念使得新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政策的外围保障是一步步进行的，是随着技术要求的不断变化和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做出的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必须要适应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打破旧的习惯的影响，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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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银成国 依赖成熟的商业模式 篇3
“首要的是独立的能带来增值的信息”
“可能我们比较独立，所以会有一点影响力。”陈晓升说，作为研究咨询机构，独立性是生命线。“如果不独立，可能第一次能赚点小钱，第二次或许也可能，但第三次肯定就没人再看你的报告了。”
申万研究所曾经在调研中发现中集有很多空箱，这样的信息披露后对股价的影响显而易见，申万最终发出了这份报告。他说，“我们有研究覆盖面较广的优势，可以形成一些经过论证的研究结论，这些有附加值的信息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客户”。另外一个例证是今年3月初，申万研究所发出了《卖出上海房地产股》的报告，陈晓升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出这种判断，就必须发报告。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无法接受，但只要我们是在比较客观地说我们自己的观点，就能站得住脚。”
目前，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报告，包括带来收益和回避风险的报告，申万研究所一般都会在每天收盘后进行内部讨论，并且在第二天统一发出报告。“这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不可能先告诉你，等你买好了，然后再发报告。”申万向所有客户在同一时点发送报告，在他们的统计中，所有的报告一旦经邮件系统发出，两分钟内99％的客户都可以拿到。
“申万研究所只有两种人”
陈晓升称，市场上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或许比较重视结论，但对于机构等专业投资者来说，需要看到的却是依据、逻辑和方法。作为专业研究咨询机构，“要在国内的市场发挥点作用的话，就得靠专业。”陈晓升表示，申万所称的“专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提供独立、全面、前瞻和能带来附加值的信息；另一方面，靠团队的合作，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传达给客户，扩大产品和分析师在市场上的影响。
“金融服务的本质是人性化的。”陈晓升说：“申万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人，第二种是为前一类人提供服务的人。”申万研究所“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不断调整内部的业务流程，并把顾问团队作为研究产品与客户连结的一个重要枢纽(附图)。“我们的销售知道客户有什么需求，他会反馈给我们的后台，后台必须做出响应。没有这个，就不能称为一个专业的团队，那就跟传统的坐在书斋里的研究一样了。”
为分析师搭建一个好平台
能带来附加值的信息依赖于分析师的努力。作为国内最早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综合性证券研究咨询机构，目前申万研究所130人左右的团队中，分析师达到80多人，而且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国内分析师流动性较大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申万研究所的流动性也不小。有人曾经这样解释申万分析师的流动现象：第一，申万的分析师基本功较好、年轻、有潜力：第二，勤奋、肯干；第三，许多新机构的薪酬比较有吸引力。陈晓升很理性地看待分析师的流动。“流动是必然的。”他说，“2004整个市场上基金新增的规模比前五年发行的总规模都大，2005年继续扩张，各类基金公司都进来了，他们对分析师的需求是很大的，但国内的分析师就那么一些。”另外，目前有些基金公司还急于把好的卖方分析师“私有化”。
陈晓升称，申万“是以人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以待遇和享受为本；是以团队的发展为本，而不是以个人的发展为本；是以个性的张扬为本，而不是以简单的共性统一为本。”只要分析师的研究值得起推敲的，能够给客户带来有附加值的信息，在申万就有价值。
他相信建设一个好的平台才能为分析师所倚重。陈晓升戏称，这个行业很多时候也在靠拼体力，“折旧很快”，而一个好的平台，则能更大限度地放大分析师的价值。包括客户覆盖面、内部运作机制、数据平台支持、研究分析系统等，对于分析师的成长来说同样重要。
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陈晓升表示，研究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依赖于分析师和销售团队建设，更关键的是还需要找到比较好的商业模式来拉动，并在研究咨询平台上实现不断创新。
除了为申银万国总公司提供的服务，陈晓升把申万研究所的商业模式总结为两点：销售交易方式——给客户提供研究服务获得佣金；独立研究咨询模式——通过提供更多的研究服务获取咨询费。
他举出至少有四个平台可以体现出更专业的研究服务：
销售经理服务平台。由销售经理为客户提供及时信息交流，搭建机构投资者之间的交流平台。
分析师服务平台。行业分析师一手牵上市公司，一手牵机构，他们保持与上市公司的联系，努力了解公司的真实状况，减少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产品和投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平台。
会议服务平台。发布分析师的研究成果，创造上市公司跟机构投资者直接交流的平台，包括专题投资研讨会、上市公司联合调研、上市公司投资者见面会、上市公司跟基金经理一对一的见面会等等。
石楠:不能直接依赖填海造地模式 篇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石楠认为, 未来澳门特区发展, 不能再直接依赖填海造地模式。澳门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有限, 但中央不可能一直同意让澳门填海, 因此澳门不能一直以填海造地来增加土地空间及寻求发展, 重点应是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提高效益, 当中就涉及新城与旧区的整合问题。旧区当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及历史,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把旧区单纯作为土地资源来利用, 而应考虑到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
依赖经典语录 篇5
1、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
2、做事总三分热度的我，却爱了你那么久，平常丢三落四的我，却把你记得那么清。
3、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候，内向的人愿意开口，也许这才是爱情最真的样子。
4、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得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钱。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只有你用努力和自我，才令它柔软。
5、愿有幸来世再相遇，长路携手，岁月悠悠，你说从头就从头。
6、在疼爱你的人面前，你永远都只是个孩子，在不爱你的人面前，你永远都是条汉子。
7、虽然我有一万种想见你的理由，却少了一种能见你的身份，你过你的生活就好，安静的.住在我心里就好。不打扰，是我爱你最后的方式。
8、无论你经历的事是喜是悲，无论你遇见的人是好是坏，他们总能教会你一些事理，然后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9、喜欢你的人，要你的现在;爱你的人，会给你未来。而能跟你一辈子的人就是：理解你的过去，并包容你的现在，一起创造共同的未来。
10、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宁愿跑起来被拌倒无数次，也不要规规矩矩走一辈子。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11、不知道是越来越独立，还是越来越心虚，走了这么久，发现唯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现在我就想干一件事，学会一个人生活，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做好自己该做的，有爱或无爱，都安然对待。
12、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拆穿，一拆穿，就会失去。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脆弱。
13、不敢看你的动态，害怕你有了新欢。
14、最难过的，莫过于当你遇上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或迟或早，你不得不放弃。真心喜欢过的人是没法做朋友的，哪怕再多看几眼，都还是想拥有。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15、越亲近的人，越不知道底线在哪里。我们肆意开过火的玩笑，揭最深的伤疤，以为这才是真正相爱的证据，却忘了感情也有一个账户，也需要储蓄。所不同的是，余额归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而是永远结束。
16、不是所有人单身都代表是可撩状态，有些人只想安安静静读几年书然后发财。
17、给自己一个方向，不求地老天荒。给自己一个信仰，不必一路慌张。心安神定，由弱而强。
18、有时候反而觉得一群人在一起太过嘈杂，太累，要迁就别人，要融入氛围。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想说话，越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想对自己好一点儿，就想由着性子来，不想说话就可以不说话，不想笑就可以不笑。不用活跃气氛，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情绪影响到别人。
19、你才二十几岁，就担心这辈子再也遇不到喜欢的人了。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谁在依赖着你，你又依赖着谁 篇6
毕业后留京，一直一个人生活。小学就上的寄宿学校，后来学理科、练长跑，小纤从小到大都很独立，上班后在公司也能独当一面。独立导致的直接结果，小纤事事不求人，样样都自己来。当然，更现实的原因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即便想要求个人，要么得花钱，要么得跑出三十里地去。有那工夫，还不如自己搞定呢。
回到家乡后，小纤照旧奉行北京生活准则：不求人，也和别人刻意保持着距离。结果，有一天，一个老朋友上门来，施施然丢下一只泰迪犬，说要出差，让她帮忙照看一星期。小纤勉强接下狗狗，心里却愤愤不平：“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这种事情，难道也可以麻烦别人？”她坐在沙发上，心理重建了很久，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独立太久，已经不习惯依赖别人，所以也拒绝被别人依赖。而现实中，人们都得有所依赖，也得被别人依赖。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老人要老有所依。而现在，那没有主人照看的狗，得有依靠才能生活。
原来，适度的依赖与被依赖，是人和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这是小纤回到家乡后，弄明白的第一个道理。
她进而领会到，不习惯依赖，可能才是自己情感生活一片空白的原因，和她是在北京还是在这个小城市毫无关系。一个会修水管、装灯泡、喝醉酒后自己回家、不动声色就端上一大桌子菜的能干女人，一个和票贩子、家政公司、社区大妈长期建立着良好业务关系的智慧女人，别人即便想要亲近，恐怕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小纤一度瞧不起公司里那个总要男同事帮忙制作PPT的小姑娘，每当人家娇滴滴地寻求帮助时，小纤就想：“看下次谁帮你？”但这个女孩，每次总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让小纤还一度觉得那些男人有所图。但是现在，她突然明白了：那女孩不是没有学习能力，而是把这当做一种交际手段，她用不断地寻求帮助和接受帮助，在她工作的那个小世界里建立起了一种惯性，给所有人施加了一种心理暗示：她应该被帮助，帮助她是快乐的。
看着毫不客气地赖在自己床上的泰迪，小纤突然羡慕起公司的小女孩和狗的主人来。
我们自小就被教育，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各种民间谚语也在谆谆教诲：“靠人人走，靠墙墙倒。”而现实是，不存在一个没有依赖的世界，人都需要和别人建立联系，依赖也是渠道之一。人们用依赖，向别人发出信任的信号，用依赖说明自己的亲密感，用依赖和被依赖，建立付出和回报的良性循环。
从这种意义上讲，依赖，其实是亲密关系的号角，带点侵略性，却也充满了未知的刺激。过度强调依赖的副作用，只会让人在必须要依赖时，陷入纠结，举止失常。这就像一直不依赖别人且因此自以为是的小纤，在很多人眼里是失常的。
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依赖和被依赖，有时候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依赖，有可能是被依赖的另一种方式。例如我的朋友A和B，在我们看来，A总是生出各种事端，然后要B去解决。家事、工作上的事、生意上的事，A总是眼花缭乱地跑到B的面前，一直都不肯消停，而B也总是默默地照单全收，不发一言地设法摆平。我们暗暗称奇，觉得B过于随和，承担了太多义务。
但当我们和B深入聊起这种情形，他却表示，这些事都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很享受A的这种依赖。在他看来，这是两人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们用依赖和被依赖，触摸对方的存在感，刺探对方的亲密感，像深海鱼类的声呐系统。他们在这种依赖关系上，达到了某种默契与和谐。看起来，是A在依赖B，事实上，B也在依赖A。
被依赖，就是他的依赖。当然，这种默契的秘诀，在于适度。要适度依赖，磨炼依赖的技巧，但不能把依赖当做生存之道。
依赖模式 篇7
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以研究不变规模收益和递减规模收益经济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一些经济学家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提出要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完善,于是以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开始出现并成为热点。但是这些变革仍没有脱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法解释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需要新的研究框架出现。于是以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新理论开始出现,如:路径依赖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网络经济学等。这些新理论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特别是路径依赖理论,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论述路径依赖理论的著作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很多将其用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更好地把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对这一新理论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价。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以不变规模收益和递减规模收益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亚当·斯密、马歇尔、扬格和卡尔多等人都强调了递增规模收益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中的作用,但是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仍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递增规模收益经济不常见,另一方面当时用于分析递增规模收益经济的数学工具还没有出现。大约二十年前,经济学家开始深入地研究递增规模收益的经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研究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提出了策略性贸易理论,并且还研究了经济地理中的群聚现象。[1]保罗·罗默分析了递增规模收益与经济增长,为新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2]卡尔·夏皮罗等人分析了在递增规模收益和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技术选择,为研究网络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3]
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布莱恩·阿瑟利用概率理论对保亚(Polya)罐问题进行了一般化,并用其分析市场动态过程。保罗·大卫从经济史角度提出一个经典案例,即计算机键盘中QWERTY排列,说明了路径依赖在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在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启示下,路径依赖理论在理论和经验上不断发展完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成为热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大致由路径依赖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其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特征、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明和政策意义等几部分构成。
二、路径依赖的定义和分类
目前,路径依赖仍然没有一个清晰、准确、一致公认的定义。经济学家在分析递增规模收益经济时,由于研究问题和方法上的差别,使用了许多与路径依赖意义相近但不同的词汇,如:递增规模收益、正反馈、历史起作用、被历史事件锁定。布莱恩·阿瑟就是按照递增规模收益和被历史事件锁定来表达路径依赖思想的。他认为,路径依赖就是在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最终结果由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小事件决定。布莱恩·阿瑟在分析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几个产品相互竞争时指出,由于存在递增规模收益,市场开始是不稳定的,可能存在多个均衡路径,某一产品开始时因一偶然小事件而领先,则将进一步领先,最终市场将锁定该产品。[4]保罗·大卫则将路径依赖等同于历史起作用,他认为路径依赖既可以按照动态过程与它最终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关系来定义,也可以按照随机过程的极限概率分布来定义。路径依赖是随机、不可逆动态过程的一种性质。保罗·大卫提出了两种路径依赖的定义。一种是否定形式定义:即某一动态过程是非各态历经的(nonergodic),因此不能摆脱它自身历史的影响,这种过程产生了路径依赖的结果。另一种是肯定形式定义:某一路径依赖随机过程是指这一过程的渐近分布演进是过程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
路径依赖的分类是与其定义组合在一起的。保罗·大卫认为历史起作用并不意味着历史一直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我们周围的经济中有多少变化可以用路径依赖来理解完全是经验问题。但经验问题可以用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模型和不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模型来分析。由此可见,保罗·大卫把经济过程分为两个部分,他称之为非路径依赖过程和路径依赖过程。前者指的是动态过程将收敛于一个唯一的、稳定的均衡,或者指在随机系统中存在一个不变的渐进概率分布,它在整个可行的结果空间上是连续的。在非路径依赖过程中,历史是不起作用的。保罗·大卫称研究非路径依赖过程的经济学为非历史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称研究路径依赖过程的经济学为历史经济学。[5]列波维茨和马格利斯从信息是否完全和最终结果是否有效率角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一级路径依赖是指初始决策者了解决策能够带来的所有后果并充分考虑这些后果,做出的决策使动态过程采取某一路径,这一路径是最优的。二级路径依赖是指当信息不完全时,初始选择的路径是无效率的,但在选择时不了解,随后发现了有效率的替代路径,但初始选择的路径是难以改变的。给定有限信息,所谓的初始选择的路径无效率并不存在。三级路径依赖是指敏感依赖初始条件市场过程出现了无效率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可以改变的。在一级和二级路径依赖中,给定可获得的替代路径及知识的状况,所采取的路径是无法改变的。相反,三级路径依赖假定知道有效率路径的存在,并且路径的改变是可行的,但由于协调失灵仍然选择或保持了无效率的路径。[6]
三、路径依赖产生的经济条件、经验事实和政策建议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经济是规模收益递减,在技术、生产要素禀赋、消费者偏好给定条件下,市场将最终收敛于唯一的最优均衡处。因此递减规模收益经济具有负反馈特征,经济中稳定力量将使市场沿着唯一的路径演进。路径依赖或者正反馈只有在特定经济环境下才能出现。布莱恩·阿瑟认为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存在被小事件锁定的状况。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有三个典型特征。首先,生产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即固定的生产成本比较高,边际生产成本较低,甚至接近于零,随着产量增加平均成本递减。其次,市场中存在网络效应,即需求的递增规模收益。消费者的效用随着消费相同产品的消费者的数量而增长,或者一种产品消费的增加将带动与其互补产品销量和品种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该产品的销售。在这一过程中,产品价格的下降及多样性增加都使消费者福利得到改善。最后,市场中存在消费者锁定,或者称为学习效应。消费者使用一种产品时间越长,获得经验越多,也越难以转换到其他产品上。[7]保罗·大卫在讲述QWERTY键盘历史时指出,技术上的相互关联、规模经济、投资的不可逆三个经济特征使QWERTY被锁定成为占优的键盘。
支持路径依赖理论的经验事实主要来自于技术、制度和组织变迁的事例。最广为流传的就是QWERTY键盘成为标准键盘的事例。QWERTY键盘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打字员的打字速度,以解决打字机的机械故障。但随着与QWERTY键盘相匹配的按指法打字技术在多次打字比赛中获胜,使得培训学校都在QWERTY键盘上教授按指法打字方法,打字机生产厂商预期在QWERTY键盘上学习打字的人越多,越愿意生产QWERTY键盘,而学习打字的人预期市场上QWERTY键盘越多,越愿意在QWERTY键盘上学习打字,结果QWERTY键盘逐渐占优,最终取代其他键盘而成为标准键盘。[8]除了QWERTY键盘事例以外,还有许多路径依赖的技术选择事例,如:核反应技术选择、VHS和Beta录像机选择、DOS和苹果计算机选择、铁轨宽度和高清晰度电视技术选择等。诺斯则利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经济史中存在的制度变迁模式的差异。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和政治市场的高交易成本,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即初始制度的选择将决定未来制度变迁的路径。初始选择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9]威廉森也强调了路径依赖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企业特有的人力资源是特别经历的产物。各种治理制度被嵌入其中的整个制度环境也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尽管在治理结构中运作的社会条件的作用是反射性的,经常是有意为之的,但也有偶然与临时的特征。”[10]
路径依赖理论还提出了在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政府的作用。保罗·大卫认为即使路径依赖的市场过程可能出现无效率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取代市场。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没有认清初始决策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前,防止市场被过早的锁定。布莱恩·阿瑟认为在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垄断是很常见的,但是垄断是短暂的。锁定市场是对创新的一种奖赏。但是长期锁定市场有可能造成滥用垄断力量而阻碍进一步创新。因此,在递增规模收益的市场中存在一对矛盾:创新和公平。政府的作用不是极力影响市场的结果,而是制订规则以保证公平竞争和促进创新。由此可见,路径依赖理论仍然对政府的作用持谨慎态度。
四、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对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实践中,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中欧与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大爆炸”模式;另外一种是中国采用的“渐进主义”模式。在经济学界,对于“大爆炸”模式的经济学观点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标准的新古典价格理论和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之上。该观点认为,改革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有的改革应该同时进行,要打破现存的制度结构,充分利用改革的机会来创造不可逆转的市场化进程,改革应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并且关闭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这样市场就会自发地建立起来并调节供求关系。“渐进主义”模式建立在演化和制度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之上,该观点认为改革应该依次进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会自发地演进为更完美的制度,现存的制度可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秩序,政府要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执行,发展私营经济来逐渐取代国有经济,市场的形成需要支撑性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先进行地区性的改革试验,成功后再在全国来进行推广。中国的改革最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此后这一实践被其他地区效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中国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对国有企业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而是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78年四川省率先对6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试点企业扩大到4 200个,到1980年,约16%的工业企业进行了扩权。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促进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则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中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几年之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1984年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增设了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上海浦东开放区,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另外,中国在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均采取了先试点再推广的方法。
对于中国为什么采取“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存在路径依赖,并且从中国经济组织结构方面提供了理论解释。中国经济M型的初始组织结构决定了中国应采取先试验,然后逐步推广的改革方式。中国经济组织结构有利于解决“渐进主义”改革中产生的协调和激励问题。前苏联是按照专业化或功能性来组织经济,具有相似活动的生产过程被组织在一个巨大的工厂里,这种体制也被称为部门经济;中国经济是按照区域来进行组织的,每个省对自己辖区内的经济生产负责,这种体制也被称为区域经济。按照威廉森的观点,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类似于U型的组织,中国经济类似于M型组织。中国经济结构的缺陷是重复建设,每个省会选择相同的产业进行生产,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而东欧U型的计划经济结构会带来规模经济并扩大劳动分工。但是,就改革而言,中国经济结构在改革实验方面更具灵活性,由于地区负责经济生产协调,每个地区都会进行平行改革试验,一个地区改革成功会带来巨大的学习效应,改革成功产生的模仿收益超过了改革试验的成本。东欧的经济结构使地区性改革试验不可能,由于一个部门的改革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这样改革只能在整个经济体内发生,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更高的行政部门,而这些行政部门缺乏协调信息,往往导致改革失败。[11]
五、结论及启示
新古典经济学借鉴了物理学中均衡的思想,将其用于分析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是其完美的总结。为了证明市场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其假设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减和不变的,市场交易是没有成本并且不存在市场垄断力量,利用数学中的不动点定理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定理进行了证明。新古典经济学不关心市场经济是如何向均衡路径收敛的,而是集中于市场均衡结果效率的证明。其理论的完美性使其成为经济学中的主流。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市场经济会由于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而失灵,但是人们不能找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来取代市场,市场经济作为次优结果被选择。[12]
路径依赖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借鉴了物理学和数学中的混沌思想,其更加强调对市场过程的研究,并将历史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正如保罗·大卫所说要探寻历史的经济学。另一方面,路径依赖理论也借鉴了生物学中的随机思想,注重随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将非线性模型用于经济学分析,增加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美的崇拜产生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任何偏离都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美,但是其理论并没有穷尽对经济现象解释,路径依赖理论的出现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完善,布莱恩·阿瑟认为路径依赖理论并不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矛盾,而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并存的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制定未来改革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存在路径依赖,中国经济M型的初始组织结构决定了中国采取先试验,然后逐步推广的“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即初始制度的选择将决定未来制度变迁的路径。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初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国家之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差异决定了制度选择的不同。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制度,绝对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路径依赖理论还强调小事件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小事件能够锁定社会经济演进未来路径。经济转型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小的政策失误可能导致整个经济转型的失败。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没有认清初始决策产生的经济后果以前,防止经济改革被过早的锁定。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充分收集信息,严格论证政策可行性,防止经济改革走到错误的轨道上去。尽管路径依赖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它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指导原则。未来政策的制定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不会发生大的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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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模式 篇8
在TD-LTE网络建设中, F频段 (1.9GHz) 和D频段 (2.6GHz) 共同用于室外场景的部署。其中F频段的建设方式包括从TD-SCDMA升级和共址新建两种, 目前业界对于这两种方案的优劣势争论不休, 并且形成了两大阵营, 其中新建阵营的主力代表是爱立信。“爱立信主张在F频段上采用新建方式建网, 其背后的逻辑是, 新建网络可以完全遵循LTE的自身特性, 不必受限于TD-SCDMA的组网特点, 可以拥有更优秀的性能表现。”爱立信东北亚区执行副总裁兼市场与战略部总经理冯映夺表示。
新建方案以终为始
在分析升级方案优劣势之前, 我们先来看“路径依赖”这个术语。“路径依赖”是指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 就可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强化, 同时也会受限于这条道路上的某些既有因素。
基于TD-SCDMA网络升级, 意味着TD-LTE需要综合权衡现有TD-SCDMA的系统特性, 包括时隙配比、阻塞设计、天线角度等, 而对TD-SCDMA的考虑, 就意味着TD-LTE需要牺牲自己的部分性能指标, 注定了升级方案并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路径依赖”的负作用因此显现。
这种依赖首先体现在时隙配比方面。在F频段升级方案中, 为了与TD-SCDMA共RRU, 特殊子帧只能配置成3:9:2, 无法用于传输下行数据;而F频段新建方案则无此限制, 特殊子帧能够配置成10:2:2, 可以用于传输下行数据。由于特殊子帧配置的差异, F频段升级方案中TD-LTE下行容量较新建方案下降约25%。
在抗阻塞方面, 升级方案也受限于TD-SCDMA而无法具有最佳的性能表现。阻塞指标是衡量无线接收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直接影响共站时天面的施工隔离距离, 阻塞指标差会使天面选点困难、工程复杂。TD-LTE在F频段的阻塞主要来自相邻频段:往上1900MHz~1920MHz为小灵通所使用, 往下1850MHz~1880MHz则为GSM所使用, 如果这两个频段同时工作而TD-LTE又没有较强的抗阻塞机制, 那么TD-LTE的性能就会大打折扣。
在升级方案中, 由于原有的TD-SCDMA有频率保护而采取了不规避干扰的模式, 因此升级后的LTE也不具备自身规避干扰的机制, 而F频段又没有频率保护, 阻塞问题因此变得尤为突出。如果采取新建方案, 就可以根据系统自身需求进行设置和调整, 按照TD-LTE的要求来规避干扰, 确保最佳的信噪比以及较优的抗阻塞表现。
除了时隙配比和抗阻塞之外, 在天线设计方面, 新建方案能够独立电调, 相对于TD-SCDMA升级时因共用天线而无法单独调节下倾角, 新建方案的优势非常明显。
时间和投资无显著差异
爱立信近日在广州萝岗区科学城附近进行了F新建方案的普通市区场景测试, 测试站点平均站间距为746米, 时隙配比为3:9:2, 测量终端是CAT3。在空扰情况下, 经过精细优化, 场强为-84.98d Bm, 信噪比达到17.24d B, 下行平均速率为37.5Mbit/s, 上行平均为8.6Mbit/s, 切换成功率为99.71%。由此可见, 新建方案具有较好的性能表现。
对于不同特殊时隙配比, 爱立信在广州市区的外场测试结果表明:相比3:9:2, 10:2:2的下行速率提高了21%左右, 接近理论分析值。“下行速率是影响用户体验的主要指标, 新建方案能够提升网络速率, 确保应用覆盖和用户体验。”冯映夺认为。
除了性能指标外, 运营商在建设TD-LTE时还非常看重投资额和工程量。爱立信经过分析和测算得出, 无论在投资还是工程量方面, 升级和新建都无明显差异。
爱立信认为, TD-LTE网络建设投资分析应综合衡量容量、质量、覆盖性能、建设总成本和投资效率。而对于各种方案的工期, 则应按照相当规模的典型项目来考量整个周期, 包括网络规划、选址、配套、施工、优化和验收等整个过程。
对于业界传言的升级方案只需要一个“软件指令”就可以完成的说法, 爱立信的一位LTE技术专家认为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因为不是任何一个现有的TD-SCDMA基站都可以升级至TD-LTE, 为了达到TD-LTE的需求, 往往需要对原有TD-SCDMA基站进行优化升级甚至是替换部分设备;此外, 即便是升级, 也需要协调物业、对天面光纤进行施工、进行调试和优化, 上述工作同样会耗费时间和资金。
爱立信对升级和新建两种方案的工程量和投资额进行了评估, 结果显示, 升级和新建两种方案的差异并不明显 (见图1和图2) 。
新建有助抢占战略资源
从未来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 运营商也应该侧重于新建方案。“在频率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 运营商容不得对频谱的半点儿浪费, 因此未来必然会D频段和F频段同时进行。即便在F频段上采取了升级方案, 在D频段上也必须采取新建方案, 之前所规避的痛苦终归还是要面对, 如果将F和D频段网络协调统一则更是问题重重。而如果在一开始就采取新建方案, 那么就能够同时很好地支持两个频段的设备, 性能表现远远优于网络升级。”冯映夺表示。
此外, 站址位置和天面资源已经成为运营商竞争的关键点, 对上述资源的争夺宜早不宜迟, 谁能尽快拥有更多优势的站址和天面资源, 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运营商如果采取新建方案, 虽然过程稍显麻烦, 但是能够掌握更多的天馈资源, 为其在未来竞争中获胜提供了有力支撑。
依赖模式 篇9
1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理论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 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 一旦进入某种路径 (包括“好的”或是“坏的”) , 都有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一既定的路径还将在未来发展中自我强化。诺思还将路径依赖理论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及经济制度的路径变迁与锁定 (lock in) , 认为制度变迁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
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 对研究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诸多启示:首先, 将我国各个时期的公共危机事件传播路径模式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研究, 有利于用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媒体的新闻传播议程;媒体传播路径的演变是一个根据外部社会及法律环境不断变化和自我调整的过程, 将此作为整体来研究, 可以系统地了解我国媒体传播机制和社会职能的演变;其次, 将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置于媒体传播路径体制演化过程中, 可以更为客观地分析每一次突发事件对于原有路径模式的影响。公共危机事件对于社会及公众来说是不幸的灾难, 但是从一个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 某些重大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却也促进了政府与媒体在应对机制上的调整与完善, 因此从传播路径衍变的角度来分析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 也可以积极促进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应对机制的完善;再次, 完善和优化现有媒体传播路径, 并将此作为路径依赖理论中所谓的“好”的路径, 使媒体在未来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不断自我强化, 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公共危机事件应对机制。通过研究媒体传播路径的变化, 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优化的传播路径模式, 以此来做为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传播机制的基本模式。
2 公共危机事件中各社会因素对媒体传播路径的影响
媒体信息传播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社会环境中各因素对传播路径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公共危机事件中传播路径的形成亦是如此。
首先, 媒体传播路径受到国家政策及法规的影响。前白宫新闻秘书马林·费茨华特认为:“良好的危机传播是建立在一个合适的制度之上的。”一般而言, 在媒介传播中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信息往往会优先得到传播, 并且会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 较难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职能政府部门通常会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 科学策划、统筹安排以指导各部门单位处理危机事件, 恢复社会稳定。虽然, 有时公共政策的出台通常制约着新闻的报道政策的形成, 影响公共危机事件中优质媒体传播路径的形成。但更多的时候公共政策的出台对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会起到指引作用。正如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对于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传播路径的改变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新闻单位从原先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向企业化管理的演变, 促使了新闻单位之间的市场竞争。媒体单位生存的基础是媒体的公信力与受众的注意力, 这就要求媒体不断地求新求变, 完善自身传播体制来扩大发行量或收视率, 从而在无形中提升了媒体传播的质量。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媒体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机制成为了影响媒体单位之间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断优化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机制自然也成为媒体自我发展的目标之一。当然, 国家陆续出台的法律法规也正在逐渐为媒体的信息传播构建出一个日益完善的法律环境。这样的法律环境促进了新闻传播者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媒体权利的维护, 也为公共危机事件的新闻传播者的新闻采集和传播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其次, 受到公众态度的影响。在媒体传播中受众态度会影响其对于信息的接受度, 可以说公众的接受态度也是影响传播路径畅通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传播者在文化价值、民族信仰、伦理观念上与受众的兴趣取向越是接近, 就越容易使受众接受传播者的观念。另一方面, 传播者的公信力也是影响受众最大程度接受其传播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新闻传播在公众观念中, 媒体具有十分强大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因此,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就应担负起为公众排解情绪, 控制事态发展, 缓解社会矛盾的责任。近年来, 公众的信息需求引起媒体自身的调整与变革, 媒体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机制与报道策略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真正实现信息传递的桥梁作用。一方面, 媒体认识到公共危机事件新闻传播的目的是满足受众的需要, 因此必须增大新闻的信息量, 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 要增强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就必须在吸引受众的基础上增强媒体的影响力。
再次, 还受到其他相关利益团体的影响。一般来说, 公共危机事件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利益团体, 包括企业、社会团体组织等。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通常会暴露出单位内部一些日常工作的缺失, 因此相关利益部门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极力掩盖事实真相, 以维护自身形象或者逃避事情责任。尤其是当危机事件产生牵涉到覆盖面极广的利益关系群时, 新闻传播者往往会面对各种金钱的诱惑甚至暴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该如何保持行业自律, 遵守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的根本准则和行业规范, 这是对于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考验。如果媒体能够妥善处理与这些相关利益团体的关系, 甚至取得他们的配合, 那么这些利益团体也可以成为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信息源, 媒体可以通过从这些渠道中获得的信息采集,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全方位的信息。
最后, 媒体传播路径模式的演变, 还受到国外媒体竞争的影响。“媒介竞争与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媒介的制度创新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带来的结果既促进了媒介的进步, 也促进了政府执政方式的进步。”我国长期以来对外报道的原则是维护国家形象, 维护社会稳定。因此,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对公共危机事件采取不予报道或者从简报道的策略, 导致了公众对于部分有关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是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得的, 造成了国内媒体在公众心中公信力的弱化。所以与国外媒体在报道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竞争也促使了我国媒体传播机制的改变。
3 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路径模式演化探析
诺思认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除了战争、革命、政府这些“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 重大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次具体且微小的非正式约束的变化累积而成的, 这些微小变化在整体上构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自建国以来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策略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改善的过程, 在某些期间甚至使媒体原有传播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根据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不同传播路径的演化过程, 大体可以从三个不同阶段的媒体传播路径来探析三种不同传播路径模式的形成。
第一阶段:以单向无反馈的传播路径为基础的模式
媒体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政策, 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新闻政策和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我国媒体长期以来, 比较重视新闻体现党性、人民性的报道思维模式, 新闻报道偏向于报喜不报忧, 造成了媒体职能的单一化。在此期间, 媒体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普遍存在“瞒报、少报、漏报”的现象。媒体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与否和报道的立场角度选择, 完全取决于当时国家政府部门的指示。1976年7月28日凌晨, 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对于唐山地震的相关报道只有当时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对灾情和灾后的详细情况几乎没有提及。唐山地震的媒体报道, 媒体在当时的政策指引之下, 为公众建构出了一幅灾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虚假画面, 而完全忽视了真正的新闻传播者所应关心的灾难对灾区破坏程度、人民身体和心理受伤程度、需要的帮助和支援等重要信息的传递。不难看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我国媒体对公共危机事件和各种负面信息持谨慎态度, 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独立报道的立场, 成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工具, 忽视了当时民众的知情权。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 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从国外引进的“渤海二号”钻井船, 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船上74人, 72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这是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 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当时国内强烈关注“渤海2号”事件, 表现出我国新闻传播者对于传播职能回归的开始。1979年7月22日, 事件发生后的三天, 在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予以报道, 并同时伴随着众多媒体以社论、评论、通讯、专栏等不同的报道方式连续报道。“这次报道, 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它的意义已远远地超出了安全生产的范围,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冲破了那些‘刑不上大夫’的戒律, 向那些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视人命如草芥、拿国家财产当儿戏的官僚主义者敲了警钟。对进一步肃清工业战线上的极左路线流毒, 加快四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之后, 我国媒体逐渐意识到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新闻传播的重要性, 并开始重审自身的社会职能。1989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 规定遇到包括疫情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 要请示国务院领导, 一般由中央新闻单位报道, 必要时由新华社统一发稿。1994年8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规定》, 规定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一律由中央外宣办公室同一协调, 新华社统一发稿。
根据这个阶段的政策法规限制与媒体传播实际情况, 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路径总结为“单向无反馈的信息传播路径模式”阶段。 (如下图)
在这个阶段中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几乎完全成为了政府政策形势宣传的工具与传声筒, 而忽略了媒体赋予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在这种传播路径模式下, 媒体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传递是单向的、无反馈的、滞后的。媒体作为政府信息发布与公众获取信息之间的中介, 只是单纯地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源发布的信息, 公众的知情权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由此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通畅, 也容易使公共危机事件由于信息传递不通畅而带来大面积的社会恐慌, 酿成更大的社会悲剧。
第二阶段:以多渠道的信息传递路径为基础的模式
近年来, 在市场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社会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法律环境的改善, 在媒介传播中单向无反馈信息传播路径的模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媒介传播中仍然坚持负面信息封锁理论, 认为凡是负面信息都是对社会有害的, 而公众是缺乏理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 负面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恐慌。所以要尽一切可能防止负面信息在社会上传播, 即使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传播出去, 也要把负面信息的量控制到最小范围内。因此, 对于公共危机事件中那些预计会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的信息, 我国媒体通常采取不报或迟报的传播政策。这一传播路径模式的改变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的报道为转折点, 中国媒体传播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才开始信息多渠道传播的新进程。可以说, “非典”事件是打破中国社会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有传播路径“锁定”的关键事件。
2002年11月16日, 广东出现第一例“非典”。2003年1月21日, 当地媒体非常轻描淡写地报道了这则病例。2003年春节期间, “非典”疫情开始在广州大面积爆发, 迄止此时, 媒体还是未能为此事件的发展提供任何预警信息, 只是泛泛而谈让公众不必惊慌, 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更为深入的信息报道。直到2月11日, 广州市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此时一名患者在广东感染后回到北京, 北京在2月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如果当时媒体准确地报道广州疫情的实际情况并向社会宣传了疫情的预警, 全国各地对于“非典”疫情做好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北京成为重灾区的局面。更令公众不满的是, 直到3月下旬, 媒体在了解疫情实际情况之后, 仍然仍无视媒体的社会职责, 无视公众知情权, 采取瞒报或不报的方式, 企图以沉默来封锁可能导致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结果不但没有能控制“非典”疫情的负面传播, 还造成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与局面的恶化。最后面对扩散恶化的疫情和社会公众舆论, 职能政府部门终于调整了新闻传播和宣传政策, 要求媒体及时更新疫情, 至此, 媒体才开始真正全面、客观地报道“非典”疫情。
在“非典”事件之后, 国家相关部门对公共危机事件法律法规的一系列调整。2003年5月,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开始起草, 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 必要时, 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2004年2月, 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2004年6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完成, 标志着开始建立覆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2007年4月5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 为媒体及时发布信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6月,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交审批, 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同时还删除45条中“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这一系列法律的出台, 不仅保护了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新闻传播权利, 同时也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
所以说“非典”事件是我国政府与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它打破了原先媒体的传播路径, 让国家政府和媒体开始了新的传播路径的探索与改善。“非典”事件后, 政府系统、卫生系统都建立了重大疫情通报机制, 明确相关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 以便在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时, 能缩短反应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媒体也建立了相应的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策略和反应机制, 以提高灾难发生后的反应速度, 规范工作流程, 最大程度地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在公共危机中发挥媒体的桥梁作用。媒体从原先对疫情的“失语”与之后主动滚动报道疫情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意味着媒体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回归。对公众来说, 原先无法从媒体得到充分的信息, 只能从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来获取, 造成很多信息失实与误传, 进一步引起了情绪的恐慌;而在信息公开之后, 媒体宣传了相关的防治信息和政府开展的控制疫情的措施, 增强了公众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稳定了公众情绪与社会秩序。可见, “非典”事件的发生促使了政府与媒体的反思和对原有机制的变革。在此之后, 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与媒体之间逐渐形成了“多渠道的信息传递路径模式”。 (如下图)
第三阶段:以多渠道交互式的信息传递路径为基础的模式
随着国家政府部门更多方案、政策、法规条例的出台, 媒体在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 媒体也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在危机事件中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媒体在第一时间客观、准确的报道可以缓解公众的恐慌心理, 权威专家观点、建议的发布可以避免谣言的产生, 起到聚集民心、抗击灾难的作用。同时, 媒体也可以通过多渠道信息采集的方式, 收集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信息反馈, 报道公众真正渴望和需要了解的信息, 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传播模式即“多渠道交互式的信息传播路径模式”。这一传播模式的形成以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为起点, 可以说汶川地震的报道模式, 是近几年来我国媒体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中优化传播路径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四川省汶川发生8.0级地震。在地震发生后10多分钟时间内, 国家地震局发布并更新了精确的地震震级。对于国内外媒体的信息报道, 采取了透明的信息发布政策。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种传播渠道几乎在同一时间聚焦这次公共危机事件, 分别用各自独特的视角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真实的抗震救灾场面。“这次全天候的、真实的灾情报道, 大大提高了我国媒体在世界的公信力以及在全球受众中的影响力, 形成崇高的威望而赢得信任。当媒介发出救灾、捐献的动员议程时, 受众毫不犹豫地响应, 显示了我国媒介权威性的空前提高, 也必将培植今后受众获取信息依赖主流媒体的心理。这一媒介公信力的形成, 在于提供真实、全面、及时的信息, 让人们看到事实感人的情景, 以往说空话、套话的新闻一扫而光。新闻媒介敢于说真话, 媒介公信力就有不可动摇的基础, 这是媒介吸引受众的根本原因, 也是赢得人民信任的前提。”在此次公共危机事件中, 媒体的信息传播与议题设置职能也成熟很多, “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成为媒体新闻传播演变史上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 各大媒体打破以往的报道模式与传播制度框架, 形成了媒体传播机制中的一次创新。在这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传播路径及其与政府、媒体、公众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的配合所构成的传播模式可归纳如下:
在这个阶段, 政府仍然是信息发布的主体, 通过发布通稿的形式, 将信息通过媒体传递给受众, 同时, 受众的信息需求反馈也通过媒体传达到政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与专家学者、团体协会间存在着信息的交互, 公众也可以通过周围的网络论坛等意见环境进行信息互换。不仅“汶川地震”中信息的传播如此, 也可以以“汶川地震”之后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为例来分析这一传播模式的形成。首先, 在境外发现甲型H1N1流感之后, 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卫生部门及时更新感染病例数据并通过媒体传递到受众, 同时各专家协会与团体组织通过媒体也发布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建议, 稳定了公众的情绪, 受众周围也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参与到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中来, 通过企业内部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发布预防与警示信息, 避免病例的蔓延。在这样一个较为合理的信息传播路径模式之下, 我国成功地控制了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境内的传播速度与范围, 减少了社会损失, 维护了公众的健康安全。
据路径依赖理论而言, 一些微小的事情可能决定某些体制是否按照某种路径被长期延存下去, 这意味着好的路径会对事件的处理起到正反馈的作用, 坏的路径则会对将来事件的处理起到负反馈的作用, 完善和优化媒介传播路径对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的有效传播和政府危机管理的良性运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上所述可知, 近十年来我国媒体在经历了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资讯传播后, 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路径模式已开始逐渐优化和完善, 对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也起到了正反馈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现有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 这个阶段的传播路径模式仍然是以公共危机的处理为核心, 预警机制与追踪机制仍然不够完善。而公共危机的治理不仅要有完善的应急机制, 媒体的社会守望职能可以在危机潜伏期起到更多的监测作用, 以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性。其次, 我国媒体由于一些社会因素的制约, 尚未完全以独立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来实现其社会职能。最后, 除了政府以外的其他信息环境还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包括专家学者、团体组织等, 如果能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 为公众提供专业权威的信息, 作为政府发布信息的辅助, 将为公众提供更为客观和多角度的资讯与观点。
摘要：据路径依赖理论而言, 好的路径会对事件的处理起到正反馈的作用, 而坏的路径则会对将来事件的处理起到负反馈的作用。自建国以来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传播策略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媒体传播路径的这种完善和优化对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的有效传播和政府危机管理的良性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路径依赖,公共危机事件,传播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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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模式 篇10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7年10月-2008年10月照顾我院手术患儿的照顾者16名, 纳入标准:临床照顾患者2年以上的健康女性, 年龄20～50岁。
1.2 研究方法
自制调查表, 是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 问卷的内容经过预试验及多位护理专家审定具有良好的效度, 问卷的Cronbach′s为0.906。调查表包括: (1) 照顾者的一般资料。 (2) 照顾者依赖性照顾能力需求。 (3) 为患儿提供的护理情况, 了解照顾者提供护理的种类及准确程度。调查表包括15项护理项目, 每个项目有3个选项分别是: 正确护理、部分正确护理、不正确护理。调查表填写由已培训好的课题小组成员一对一询问调查完成。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16名照顾者均为健康已生育女性, 年龄35～50岁, 中位年龄40.6岁;护理患者时间2～10年, 平均4.2年;小学文化程度占43.75%, 小学以上占56.25%。
2.2 依赖性照顾能力需求
96%的照顾者希望获得护理相关知识, 提高依赖性照顾能力。相关知识来源:82%来源于护士, 11%来源于医师, 6%来源于同行, 1%来源于其他。
2.3 提供护理情况
为患儿提供的基础护理正确比例为62.50%～93.75%, 部分正确护理6.25%～31.25%, 不正确护理比例0～6.25%;康复锻炼正确比例0～18.75%, 部分正确护理6.25%～37.50%, 不正确护理比例43.75%～81.25%。见表1。
3讨论
3.1 照顾者的依赖性照顾能力
基础护理内容方面, 因照顾者100%已生育, 有照顾孩子的经验, 基础护理正确比例为62.50%～93.75%。可见照顾者依赖性照顾能力能满足患儿的基本依赖性照顾需要。加上照顾者身体健康、中位年龄40.6岁, 为依赖性照顾提供了保障。康复护理内容方面, 因照顾者在临床照顾患者时间2年以上, 积累了部分相关知识, 部分照顾者掌握了简单的康复护理, 如肢体移动、伤口外敷料的观察, 打石膏的患肢末梢有无血运循环障碍及触之是否温暖等征兆的发现。虽然病情观察等康复护理内容不属于照顾者的护理内容, 但照顾者依赖性照顾能力需求调查显示, 96%的照顾者希望获得护理相关知识, 提高依赖性照顾能力。所以掌握一些非侵入性简单的护理内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方面可提高照顾者的依赖性照顾能力, 另一方面为护士提供了患儿信息, 为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抢救争取了时间。但应杜绝护士完全依赖照顾者为患儿进行的康复护理。
[例 (%) ]
3.2 护士提供的护理
护士的护理服务应建立在护士分析患儿自理能力 (即依赖性照顾) 和照顾者依赖性照顾能力之上。当患儿的需求 (即依赖性照顾需求) 超过了的自理能力和照顾者提供的照顾 (即依赖性照顾能力) 时, 就产生了护理缺陷, 对基础护理护士应进行支持-教育干预;对康复护理护士应进行部分补偿;非照顾者的照顾范围应由护士完全补偿, 如输液、导尿、生命体征的观察、病情观察、并发症预防等。所以护士不仅评估患儿的依赖性照顾, 还要定期评估照顾者依赖性照顾程度, 一方面对照顾者的护理缺陷进行培训, 满足照顾者的需要, 提高其护理水平, 另一方面根据照顾者护理缺陷情况, 进行补偿和支持-教育干预, 提高患儿自理能力, 促进早日康复。
参考文献
[1]邹恂.现代护理新概念与相关理论[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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