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京剧
京剧危机与改革(精选四篇)
京剧危机与改革 篇1
我认为,京剧艺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我国艺术平台上的备受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我国的戏曲舞台。它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是一种很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形式,是举国公认的“国剧”。
这样一个高雅的剧种,完整的艺术形式,为什么目前却处在危机之中呢?必须承认,面对着迅速的社会发展,京剧旧的一套剧目及表演程式所造成的不适应性已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他的内容和表演形式给人以明显陈旧感,因此削弱了艺术的竞争能力,失去了大量的青年观众。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的长期闭关锁国的局面改变,社会的生活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也变化着。在开放社会里,人们的审美意识也不断变化,以及在电影、电视及西方艺术的冲击下,不但丰富了现在人们的思维,也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及欣赏趣味。恰在这种情况下,京剧艺术却仍是传统的主题,人们所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以“一桌二椅”为标志的舞台美术,以“三大件”为主的单调音乐伴奏,以及不变的程式化表演等等,如果不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将还会有更多的观众大批流失,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剧艺术危机。
那么如何尽快摆脱这种困境,重新获得活力和生机呢?京剧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京剧的改革和创新是件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因为京剧艺术经前人长期的努力创作及发展,集“唱、念、做、打、翻”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又与歌、舞和剧诗高度统一和谐,因此,要想改革和创新,首先要继承传统中的所有精华及技巧,才能改革和创新。反之,谈不上改革,即使改了也将失去了京剧艺术的特点,将成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除此之外,又要打破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放下“老大哥”的架子,虚心地学习各地方有特色剧种的长处,使人能够做到通俗易懂,对青年观众增加吸引力。京剧本身的改革尤为重要。在文戏上,应使过多的程式化,转化为人物化和生活化,但又不失戏曲化,这本身是件难事。在武戏方面,要借鉴武术和体操的长处,使之为京剧武打所用,使京剧的“招招架架”的形式化武打变为生活化和真实感,又要保持武打的风格。在培养演员上,行当不应单一,而要求向能文、能武、能主、能次、能上能下的新型演员发展,以便压缩队伍过大现象。此外,舞美、乐队、服装、道具等都应在继承的前提下有所改革和创新。
京剧危机与改革 篇2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五、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京剧生态危机求解 篇3
台下,一个瘦瘦小小、毫不起眼的女子安静地坐在第一排,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该剧的编导和剧团领导作过一轮发言之后,第一排的女子被请上台,大家这才认识了她——《一代词人李清照》的女主角李青。
李青非常腼腆,不但没有明星大腕的侃侃而谈,甚至说话都腼腆地让人着急。“我只想表个决心,一定要参加这次京剧节,把戏演好。”
台下的记者们想不到,主角李青以这样的方式开场。更想不到,几句话后,李青竟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李青,一个不起眼的京剧演员,朝思暮想扮演“济南的女儿”李清照。在济南京剧团连续20年不景气、人均收人才几百块、很多人在外做临工的情况下,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自己那套130平方米的房子,所得的钱用来启动《一代词人李清照》的剧目排演。而自己一家三代,住进了一间仅30平方米的旧房子。
每年的京剧艺术节,京剧危机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的京剧危机以这样的方式唱响。
京剧“生态链”
在中国,面临生存危机的绝对不是济南京剧团一家。
罗怀臻是《一代词人李清照》的编剧,有20年戏曲编剧的经验,曾4次荣获中国戏曲的最高奖项——曹禺戏剧文学奖。这个写了20年戏,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戏曲儿子”的国家一级编剧,在谈到中国京剧时,言语中充满忧虑。
罗怀臻曾先后与三个京剧团合作过三部戏,和上海京剧院合作过《宝莲灯》,和江苏京剧团合作过《西施归越》;这次,又和济南京剧团合作《一代词人李清照》。他告诉《嘹望东方周刊》,他先后合作过的三个京剧院团是条件截然不同的“三个军团”。
与上海京剧院合作的《宝莲灯》,排演阵容强大,舞台布景华丽,演员条件更是一流,有5个戏曲专业的研究生同台演出;与江苏京剧院合作的《西施归越》,演员主要是江苏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阵容相对整齐;而与济南京剧院合作的《一代词人李清照》,让他真正感到了京剧艺术的困境。
罗怀臻介绍,在济南京剧院,人才缺乏,设备老化,排练环境非常简陋。当他和主创人员进驻剧团、着手剧本创作时,剧组主创人员的待遇是每天15元生活费,这是他这么多年编剧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京剧团会议室的桌面上居然铺的是塑料地板,桌子中间还有好几个洞,整个两层楼面的办公楼只有一个厕所。
在济南京剧团,罗怀臻还了解到,这个剧团已经有10到20年没有排新戏子。十多年间,他们只演演老戏,或者给名角当当班底,用名角的号召力赚点钱。可就是这样的机会,一年中也并不多。
罗怀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各级剧团至今为止,有10%是属于资金充足的“第一军团”,30%属于条件相刘·好的“第二军团”,而高达60%则是他所说的那种已经多年没有原创能力的“第三军团”。
三个军团最明显的区别是人才结构的分布不均。“第一军团”注重对人才的培养,那里的青年演员通常有希望去戏曲研究生班学习,“第二军团”也有演员被选送上研究生班,但一旦上了研究生,特别是小有名气之后,他们通常被“第一军团”挖走,而进不了“第一军团”的年轻演员,由于打不开知名度,很多被迫改行。
生态结构的金字塔型是中国京剧以及整个中国戏曲的现状。由于国家现行政策是对重点戏曲院团的扶持,而并非对整个戏曲行业的扶持,在金字塔的塔基底部,大量的“济南京剧团”面I临困境,致使金字塔塔基松动,弱者更弱。
这个“生态链”如果不改变,京剧的“国粹”地位将岌岌可危。
求索“打通古今”
“真没有想到京剧的武打功夫这么厉害,都是真功夫。”供职于沪上一家法国企业的黄惠舒女士本来是陪母亲来看戏的,没想到自己也被京剧吸引住了。
“武戏擂台赛”是本届京剧节一大亮点,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优秀武生会聚上海,设台打擂,一争高下。这在中国京剧演出史上,也是一件空前的盛事。
事实上,京剧的创新之路早就开启,“武戏擂台”正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应运而生。各方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京剧艺术新的发展之路,他们努力把现代思想情感融人京剧,试图以人和人性等永恒的主题拨动观众的心弦,进而诠释京剧“国剧”艺术的真谛。
12月1日晚,京剧节开幕式会演,特意以中国传统的清正廉明、求贤若渴、仁爱善良、重德修身、绝代风韵、壮怀激烈、英雄末路、气节万古等篇章贯穿其间,舞美和音响都融合了现代艺术的精华。比起“一张椅子一杆枪,打马扬鞭千里行”的传统京剧,今天的京剧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可是,舞台形式的豪华包装并不是打通古今的根本。华东师大退休的教授王智量先生是老京剧迷,他说,京剧节开幕式是一个艺术表演,比起传统的《四郎探母》、《打渔杀家》,总觉得京剧味淡了很多。
看完12月13日《一代词人李清照》的演出,王智量说,京剧在改革,在融合其他艺术剧种的精华,但怎样真正由内而外地打通古今,以都市观众的审美趣味来展示古老京剧的魅力,需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相融。
从“玩角”到“玩思想”
12月14日,梅兰芳、周信芳诞辰 110周年纪念会及梅周舞台艺术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派传人梅葆玖在接受《嘹望东力周刊》采访时强调,梅兰芳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千百年来中国妇女美的化身。
的确,京剧发展的辉煌时期是40年代以梅兰芳、周信芳为代表的“风华绝代”。两位大师,一旦一生,一北一南,继承发展、开宗立派,把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京剧,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京剧发展史上竖起了两座巍峨的丰碑。
不过,那个年代京剧是“玩角”的需要,玩的是唱、念、做、打,玩的是精致,司‘现在意义上的京剧已经不是一门“玩角”的艺术,振兴京剧不是“第一军团”的任务,更不是某些“角”的专利。罗怀臻强调,在传媒时代的今天,让观众走进京剧剧场,靠的不是“捧角”,而是“打通古今”,让今天的观众在古典神韵中找到共鸣。
京剧节还未结束,罗怀臻已在准备他的下一个戏。他透露,这个名叫《一片桃花红》的新戏取材于战国的丑女无盐,她虽丑陋却聪颖善良,帮助皇帝治国,皇帝纳她为妃,并终立为后。在编剧过程中,他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因白血病化疗,头发全部脱落,全班同学为了安慰她,全部理成光头。
两个情节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片桃花红》的主题;桃花乡的女人习惯在自己的脸上彩绘桃花,是为了天生有一枚桃花胎记的女孩桃红,所有的女人有了桃花印记,桃红就再也不自卑了。
罗怀臻说,这个乌托邦式的故事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又融人现代思想,是“戏曲现代化”思想的演绎。
京剧危机与改革 篇4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巴曙松)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却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肇始于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从金融体系传染到实体经济,再从私人部门扩散到公共部门,每一步都如罗格夫所说,“这次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归根到底,人们还没有真正的学会应对危机,自然也就无法走出危机。本文将通过回顾危机以来各国的应对政策,提出摆脱危机的短期和长期政策建议。
一、货币财政刺激触及瓶颈,结构性改革效果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在货币刺激、财政刺激和结构调整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量化宽松虽然在金融系统即将崩溃时期力挽狂澜,但对实体经济边际刺激效果却逐步递减;传统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虽然在流动性陷阱中对需求重启贡献显著,但却引发了欧美的第二轮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改革在金融监管层面有所突破,但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却效果有限。
(一)量化宽松力挽狂澜,但边际刺激效果递减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本次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的共同选择。特别是美、欧、英、日等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利率传导、资产结构转变与资产价格重估、物价预期、信贷可得性等渠道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在稳定金融系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刺激实体经济恢复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践给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提供了借鉴。
然而,目前看全球央行的货币刺激已经近乎极致,在促进实体经济恢复方面已经出现边际刺激效果递减的状况。同时,必须注意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的中长期通胀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暴露。
(二)财政刺激启动需求复苏,但引发二轮主权债务危机
在应对本轮经济危机初期,以扩大财政赤字为核心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也同样被多数国家采用。从初期效果上来看,政府部门的加杠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私人部门去杠杆时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全球主要央行名义利率降至零左右的背景下,流动性陷阱问题使得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各国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直接就启动需求的效果也十分明显。
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虽然在本轮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成为了经济摆脱泥潭的起动机,和社会问题的稳定器,然而却引领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入了另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三)美欧金融改革有阶段性突破,但实体层面的结构调整效果有限
危机后美欧在金融监管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有阶段性进展。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缺陷,以及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界通过G20和巴塞尔委员会等平台开始了重构金融监管框架的进程,试图通过实施严格而审慎的监管约束,避免金融危机的重演。迄今为止,国际金融监管在治理结构和政策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例如: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世界另一大经济体的欧盟也于2010年9月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欧美金融监管改革的思想和理念在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
然而,除了金融监管制度之外,在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却十分有限。一是美欧贸易逆差重新出现扩大的势头。二是财政改革受的力度和进程严重受到经济增长拖累。三是美国储蓄率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呈现下降趋势。
二、采取适度逆周期政策是短期全球经济再平衡重点
当前全球经济减速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所造成的。虽然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政治上非常难以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是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为周期性因素导致经济下行雪上加霜。因此,长期的结构调整不能忽视对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应对短期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下行主要需靠适度逆周期的政策来对冲。
(一)避免长期财政纠偏过程中的短期矫枉过正
虽然财政赤字的削减作为美、欧、英、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结构性调整的重要一环理当持续推进,然而短期需要避免矫枉过正。当前这些经济体的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特别是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均在20%以上,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达到50%左右。如果咬紧牙关去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必然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府的税收又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就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又会再加重。如此恶性循环不可持续,美国同样也面临财政悬崖的风险。
因此,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削减力度应该以不对短期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冲击为前提,减赤目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平摊到未来中期逐步实现。在财政整顿过程中,应给予货币政策支持,以预防主权债务的流动性风险恶化倒逼出偿付能力风险,紧财政和宽货币并行应该是中长期的政策选择。
(二)避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
欧美等发达国家贸易赤字的长期结构调整和就业机会的创造不能以短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实现。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的贸易自由理论可以看出,一国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应是自由贸易政策,也即国家对进出口贸易不加干预和限制,允许商品自由输出和输入,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经济危机在美国发端之后向全世界蔓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斯穆特-霍利法案》,通过贸易保护的手段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导致了全球贸易战,国际贸易陷于瘫痪,反过来又造成了各国的深度萎缩。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迹象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转移社会矛盾,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含义、社会含义要远远超出它的经济含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遥相呼应。
因此,各国应在国际间对话中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全局性,加大对外逆差经济体的调整力度,并增强对外顺差经济体的内部需求。同时对盈余和赤字经济体的政策进行修补,尤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尽量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的安全性,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实现全球经济的需求平衡,从而尽快走出危机。
三、中长期走出危机应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一)打造更加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引擎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高增长神话可以归因于两点:一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持续加杠杆化,二是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生产链条之后的出口爆发。这种模式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低效增长的窠臼。长期来看,全球经济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第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尽管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高增长,但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仍不足50%,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77.5%的平均水平。而相关研究显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为此,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基础建设,同时打破人口流动的藩篱,为城镇化扫清障碍。
第二是绿色能源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弗里德曼曾说,ET(能源科技)将成为新的IT(信息科技),而后者正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鼓励绿色能源投资和科技创新,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弥补增长所需的资源缺口。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增强全球经济抵御环境和资源等外部冲击的能力,熨平经济的波动。
(二)提供更加高效、广泛的发展资金支持
在全球性的危机背景之下,有效需求不足或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要共同走出这场危机,不能按IMF所说的依靠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创造需求和就业的机会,而需要走一条新的政策路线,林毅夫教授称之为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即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等领域,以增加需求。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渡危机。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但是缺乏资金。发达国家在增长缓慢、失业高企的状况下,最后必然会选择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既然必然会印钞票,为什么不能多印钞票来支撑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而类似中国这样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过去都是将高额外汇储备投向美国、欧洲购买政府债券,现在债券回报率很低,风险很高,同样也可以将外汇储备用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民间还有很多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找不到出路。如果能有效匹配上述需求,世界经济将显著受益。具体来说,各国可以给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增资,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此作为杠杆引导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
(三)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上世纪末的不足20%上升到2011年的37%,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5%。但是,在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未得到有效保护。新兴市场国家屡屡在贸易政策、产权保护等问题上遭遇发达国家的刁难,给全球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制造了显著障碍。
长期来看,必须加快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秩序,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限制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去监管化等行为,为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稳定提供更加安全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