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

关键词： 个人 经济 发展

第一篇：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

关注国家经济政策，思考企业、个人发展

随着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国经济总需求将进入一个平稳增长期,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也将进入较低上涨时期. 我们看到，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加大刺激内需市场;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巩固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国内市场竞争激烈，那就意味着新一轮的国内市场规则面临洗牌，许多企业要进来，许多企业要出局，而政府必须出台维护市场竞争常态的法则，并辅助以法律规章形式加以限制才可;

一方面企业要转型，即要调整经营模式，又要调整经营方针;而最为重要的是转变企业经理人的思维理念。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经营团队是否懂得即将面临的市场以及政府规则，同时能够驾驽市场，促成企业平稳、快速发展;

拿卫浴行业来说，未来几年将有近7000万套房屋开工，如果以浴缸、淋浴房为市场前导力量，是否可以顺利进军国内市场。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干部做好领兵打仗的准备了吗?我们的员工做好时刻响应冲锋号角的准备了吗?卫浴行业的蛋糕做得很大，我们能吃到多少，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胃，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一个强的企业从来不是以量取得常胜的，而是通过不断地革新思路，增加产、销、服等各环节的加值而实现的。塑造品牌，扩展通路，搭建平台。这些除了需要一批精英团队外，企业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要。也是思想建设。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这家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我希望我所在的企业基业长青，其中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它能够形成他自己独有的经营之道。此道能够承载着企业经营者的价值理念，凝聚着企业员工的梦想，从而打造企业强大的价值观体系。每一个体系内的个体都能够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当大家在披荆斩棘，奋发向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卫浴行业的旗舰领袖所凝聚的民族信仰。

当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展示我们的卫浴产品时，每个人都可以自豪的说，这是我亲手打造的人类文明的艺术品。他不但汇聚了我的汗水，还凝聚了我的爱与奉献精神，我愿意与世界人民分享他的精美。

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缺少思考的人，缺少的是思想家;当我们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不禁感叹：子曰，逝者如斯夫!经营企业如此，经营国家亦如此，没有那个企业家不希望企业越做越强，员工福利越来越好;也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越过越幸福;

想到这，我们个人就要思考。我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角色决定了定位，定位取决于格局。一个企业格局小不是因为他的办公大楼不够大，人数不够多;而是因为他的企业家格局不够大;看一家企业经营是否长远，不是看他的经营方针是否规划到100年，而是看他有没有与企业长远发展的一批企业精英或者骨干员工;也就是说，先有了长远共生的企业员工，才会有百年长存的企业;不能再漠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企业人才流失现象。在企业高速发展中，我们必须懂得适当停下来，思考一下，总结一下，对经营的战略做适当调整;这期间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准企业员工的心理状态。员工的想法很重要，也许不全部都是与企业相符的。但关键不在这，而是在于企业领导者你要

学会倾听，你必须要听。唯有此，你才能为企业不断的发展，做出合乎企业的调整策略。

一个人不论在任何一家企业，他都要思考他的既得利益是什么;你不能忽略这一点，这是必然的，一个不去思考自我进步，自我收获的人，是没有竞争力的人;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人进入到一家企业，只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又何谈职业发展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员工必须客观、理智的思考自我的职业发展，不能虚浮夸大;所谓大浪淘沙，企业发展中必然会淘汰一部分人，是进步，还是淘汰。更取决于个体的认知与努力;要不断思考自己的价值所在，同时不断地丰富他、提升他;如此才能和企业同进步，共发展。

我们总结一下：国家要为企业发展创造政策与投资环境;保障企业的发展;企业要为国家上缴税收，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企业也要为员工创造更多的福利，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对国家的贡献;而员工也要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此则是国家和谐，企业和谐，员工和谐!

第二篇：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文化软实力

[摘要] 文化软实力是相对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硬实力而言的实力。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因其所崇奉的思想、知识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而获得了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都可称为文化软实力。体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思想、观念和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可以影响他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减少自己的对外政策实施中遇到的抵制和阻力，从而有助于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文化软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能力。因此，我国在提高自己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本文旨在说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

[关键词]发展战略 文化软实力

1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率先提出“Soft Power”的概念，国内目前通称“软实力”，其实应译为“软权力”。它是指一国所倡导或奉行的价值理念、政策战略、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获得他国的自愿认同而在国际事务中无须通过命令或强制等方式赢得他国支持与合作的能力。奈指出，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它与命令他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硬权力或指令性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实际上是一种柔性的国际影响力。奈认为，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等重要，在捍卫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利益方面，前者显然遇到的抵制更少，实现国家利益的代价更低。奈进而指出，构成一国软实力的权力资源包括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多国公司的数量和实力、自身主导的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

软实力的概念提出后，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国学术界对软实力概念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指出，软实力的内涵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包括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发展模式、国家形象、信息和相互依赖等可纳入其中。他进而指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 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制度和战略与政策都有赖于观念、思想、原则的支撑。既然软实力如此重要，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搞不好，可能不打自败。学者们一致认为，文化软实力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文化软实力既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解决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纵观世界历史，所有强国的发展，都是国家战略形成民众共同意志，全体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发挥民众的共同力量，激活民众的创造性智慧，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也有助于这个国家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而儒家文化就是凝聚我们民族凝聚力，防止一盘散沙的粘合剂。

2：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它对人类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的发展不但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水平，也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强大程度。文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在社会发展中,人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而人的重要性大抵是与人所拥有的文化程度成正比的。人的文化程度越高,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便可能越大。.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整个文化环境都不是与生产力无关。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法律、道德伦理、风俗习惯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先进与落后,就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作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构成,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的支持和品格的保障。今天，文化的相当部分还直接表现为生产力，出现了具有极大经济价值的文化产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往往体现在它的影响上。即文化的发达程度和先进程度所产生的魅力,包括对本国和本民族所产生的凝聚力与对它国它民族所产生的吸引力。文化越发达越先进,它作为软实力的影响就越大越广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大,不独表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大上,还需要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强大。因而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关系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发展文化不仅需要战略的眼光，还需要审时度势地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以求扬长避短，升优汰劣，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当今世界的总格局中实现我国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地跨越式地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3：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做法

3.1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纳入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文化软实力攸关一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成为维护美国价值观安全和使美国变得更安全的必由之路。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度重视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文化安全占有重要地位。

3.2将文化视为一种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创造性产业，集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增强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达到一定规模时，都会通过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而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国力。

传统文化观将文化和产业对立起来，认为文化乃是一种远离市场的艺术，市场和文化格格不入。文化产业的概念将文化生产和消费与市场链接起来，同时对市场提出了趣味性和精致性的文化要求，文化市场化和市场文化化都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概念强调文化创造财富和文化增加价值，既重视文化的市场化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消费，又重视市场文化化的趋势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附加值和大力发展“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或创意产业。

企业集团以及全社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利用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优势支持本国文化商品占领国际市场。

3.3重视思想、观念和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支持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思想库的发展， 努力使本国成为国际社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思想、观念和原则等价值理念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原则的生产和传播是发展和运用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思想的源泉，思想库是生产政策思想、引领社会思潮的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往往被称为发达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媒体权力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具体说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传播儒家文化就是很好的丰富世界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方法。儒家文化尚和，讲究仁爱思想。所谓仁爱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凸显了儒家思想纯粹而崇高的道德精神。它意味着：自己不是在他人对自己好的情况下，才回报似的对他人好;自己对他人好，也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回报;自己无条件地对他人好，只因为根据自己的心来体贴他人的心。孔子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义，义意味着合乎礼仪的等道德规范，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涵，是指人的物欲追求合乎礼，仁，道等的政教伦理规范。儒家崇尚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托。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建立就是很好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

3.4通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活动来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李光耀曾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只有当一种文化在实践中发挥促进国家社会进步的良好效能时，他国才能信服，进而对其心向往之。如果在本国失去生命力，在国际社会就自然会失去吸引力。这就需要国家拥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文化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聚集、团结和组织全体成员的向心力，是保持国家统

一、内聚稳定的内聚力，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

结语 本论论述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以上论述，唤起国家及民众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通过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对内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对外则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论语》

《十七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

《国家十二五计划纲要》 新华网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梁文道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北大听讲座》 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文池

第三篇：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摘

要：从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发挥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构建生产组织体系和循环生产技术体系等八个方面，概括总结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并通过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对加快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经验，启示

199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都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认真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在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少走弯路，减少损失，降低成本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德国走在世界的前列。1972年德国制定了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但当时仅强调废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1986年的修正案将其改称为《废弃物限制及废弃物处理法》，从“怎样处理废弃物”发展到“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在此基础上，1991年颁布了《包装条例》，规定了包装物再循环利用的目标。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通过立法规范生产厂家废物回收的责任。1996年又制定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把废弃物处理提高到循环经济的高度，并建立了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

日本自1991年起，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包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废弃物处理法》、《特种家用电器循环法》等。2000年12月又出台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作为推动循环型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

美国在1976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回收法》，1990年制定了《污染预防法》，后又经过多次修改，但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不过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勒冈、新泽西、罗德岛等州先后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以来，现在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法规，如加州于1989年通过了《综合废弃物管理法令》，要求在2000年以前，50%的废弃物要通过资源削减和再循环的方式进行处理。威斯康星州规定，塑料容器必须使用10%-25%再生材料等。

党的十一后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颁布了多部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很不完善和系统，在立法理念、立法内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制定《废物处置法》和(资源促进利用法》，修改现行的综合法。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配套的《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二是制定有关各种特定物质循环利用的专项法规，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报废汽车、建筑材料、废旧家电的循环利用立法上，通过立法规范生产厂家废物回收的责任、废物拆解利用应遵循的制度等。三是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成熟时，借鉴日本立法经验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

二、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

1.生产资源节约政策。(1)征收新材料税。美国许多州对超过循环经济立法规定新材料使用标准的企业，通过征收新材料税的方法限制其对新原材料的使用。(2)征收填埋和焚烧税。美国对公司和企业征收垃圾填埋和焚烧税，从而限制和减少了企业对原材料的投入和使用。(3)征收生态税。目前德国已经开始征收生态税，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外，其他能源都要收取生态税。(4)减免税收。法国通过实行这一政策，鼓励企业采用节能型设备和利用太阳能及使用电能清洁汽车。

2.消费领域管理政策。(1)垃圾处理费预交制，美国的一些州和欧洲一些国家对饮料瓶的处理采取了这一政策，按垃圾数量收费，目前美国的200多个城市实行这一政策。(2)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日本对废旧家电的回收实行了这一政策。(3)收取污水治理费，德国居民水费中含有污水治理费，同时，市、镇政府必须向州政府交纳污水治理费。

3.废旧物资再生利用政策。(1)税收优惠政策。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从1999年开始对废旧物资的再生利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限内，除了普遍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2)实行押盔制”。欧盟成员国对有害环境的产品实行严格的“押金制”;促进废物的回收。

目前我国虽然在生态环境的治理方面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但有些政策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已经不相适应，并且存在着某些政策的明显缺位。因此，应抓紧进行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政策创新。一是要加紧制定资源节约和再利用的鼓励和限制政策，促使企业向资源节约和综合开发利用方向发展，二是制定消费领域环境保护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可持续消费，促进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三是调整和创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发展政策，对原先制定的不利于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进行清理和调整，加强政策系统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政策的实施力度。

三、注重发挥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

1.日本的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日本大阪有关部门专门建立了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该机构出版的《大阪资源信息循环月刊》，定期发布各类废旧物品方面的信息。同时，该机构还定期组织废旧物品调剂交易会，通过及时沟通信息、调剂商品余缺，推动垃圾减量运动的发展和消费的节约。

2.加拿大的社区服务组织。蒙特利尔市政府定期与社区服务组织签订环境维护与废弃物回收合同，由该组织动员社区群众和志愿者担任区域内环境监督检查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3.英国的环保团体。英国环保团体在推进循环经济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组织是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其职责是对国家制定的环境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测，并帮助当地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穿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项目当中去。同时，监督企业以更加积极自觉的态度保护环境。

目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专门的中介服务组织机构还很少。同时，社区服务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没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因此，一是要加快建立国家和地方性的专门的情报服务机构，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并为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二是各地方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发挥社区服务组织的作用，使政府的有关法规和政策通过该组织得到贯彻和落实;三是积极支持现有的环保团体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环保团体还主要局限于北京，而且这些团体在组织资金、人才方面还十分欠缺，使环保团体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因而应从政策上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促进其发展。

四、增强公众循环经济的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

1.通过舆论传媒和教育方式增强公众循环经济的意识。例如，日本大阪市经常结合城市美化宣传活动，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集活动，普及垃圾处理和再生利用的知识，增强广大市民的循环经济意识;英国的环保团体也通过各种方式来普及环保知识，促进环境信息的交流，倡导有益的消费方式。

2.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一是法律赋予公众环境权(包括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事物决策权和环境诉讼参与权)，通过法律方式，使公众能够行使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的监督，二是公众参与环境评价，例如，英国环境影响评估项目中规定必须有公众参与，这是政策制定过程不可缺少的步骤，三是实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自愿性协议，这是目前英美等国家正在实行的一种新兴的环境管理模式，其特点在于企业直接参与国家环境制度的制定，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在环境管理中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公众的资源环境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还不高，特别是在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赋予公众环境权，尽管某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环境权的某些内容，但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很难加以实施。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公民的环境权应当得到法律的正式确认，给公民参与环境事物更加广阔的空间，二是环境评价中要强调公众参与和执行的力度，我国2003年9月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已经使公众参与的机制得到加强，但是要真正产生实际效果，还要通过加强执行的力度，使其逐步得以落实：三是尝试实行有企业参与的环境制度制定方式，增强企业参与环境管理的积极性，减少企业因被动遵循环境规制而带来的成本提高和竞争力下降;四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的方式，提高公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参与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五、积极构建不同层次的生产组织体系

从各国的实践看，循环经济生产组织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和三种典型模式。(1)单个企业的循环经济——杜邦化学公司模式。这是循环经济在微观层次的实现方式。(2)面向产业生态链的循环经济——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在具有产业生态链的相关产业部门间进行物料循环，这是循环经济在中观层次和范围上的实现方式。(3)基于社会再生产层面上的循环经济——德国双元回收系统模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是循环经济在宏观层次和范围上的实现方式。

近年来我国在企业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目前我国还没大范围推广循环经济，因此，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设循环经济生产组织体系。一是要大力发展生态企业。在清洁生产方面，工业企业必须在产品设计、工艺采用、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积极建设生态工业园。要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工业行业部门，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模式”形成各种形式的生态工业园。在生态工业园区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生态工业链中的横心资源的稳定性与核心产业的发展前景。在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上，要注意建立和完善行业内部及行业间的产业链和产品链，应在各产业间建立起多通道的产业连接，并形成互动关系。三是积极培育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构建社会化的再生利用系统，推进循环经济和循环社会的建立。

六、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一些国家还积极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例如，美国于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目的是鼓励支持那些循环生产技术的创新者。2003年美国又正式提出了将制氢、CO2回收和填埋耦合集成的新计划，预计在未来10年内投入10亿美元完成。日本政府于1993年提出旨在开发利用新能源的“阳光计划”涉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化石燃料高度利用技术、能源输送和储备技术、速效性革新性能源技术等研究。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采取革新性的清洁生产或控制技术的企业，其投资设备按1年期折旧(其他投资的设备折旧期通常为10年)。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断发展，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将循环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放到重要的地位，虽然循环生产技术的各种要素并不缺乏，但由于没有进行自觉的开发和组合，一定程度上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技术上的制约.因此，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是要加强循环生产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专门技术等，对重大技术项目要组织国家级科研院所等联合攻关，并从资金和人才上予以支持;二是对技术开发和创新者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科研技术人员不断进行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三是加快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包括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安全化无害化处理技术、资源替代技术、资源恢复技术、资源耗用减量化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都要参与循环生产技术体系的构建，形成全面完整的循环生产技术体系，四是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不断探索和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七、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这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着手进行的工业结构调整，其调整目标就是将核心产业转向以低能耗、高效益的技术尖端行业。到7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电子工业逐渐占据主要位置。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单位GDP能耗 1981年与1973年相比，英国和德国下降了37.5%左右，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四国都下降了20%以上。

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达49%，而且工业行业中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耗能工业产值不足20%，但能源消耗却超过工业用能总量的60%。因此，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构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型产业结构，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以节能降耗、综合利用和提高环保效益的新工艺和新技术为重点，加快纺织、冶金、石化、机电以及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的设计和制造水平，二是坚决淘汰技术落后和超过市场容量的过剩生产Q8力，关停技术水平低、耗能高、生产工艺落后、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三是加快发展资源消耗低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建项目要尽可能提高技术起点，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并按照合理的经济规模组织建设。

八、建立资源环境核算体系，使循环经济有序发展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环境资产核算，(2)每两年进行一次环境调查，(3)年度基础环境统计调查，(4)社会经济和环境空间分析项目(即地理信息系统一GIS)。对环境资产的核算工作，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资本存量核算(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以及木材、土地笋)，(2)原材料以及能源流量账户，主要反映自然资产的耗减和降级，(3)环境保护核算，即保护自然资产的投资的核算。

加拿大资源环境核算体系的建立及其经验，对我国今后开展这一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我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的建立，应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改进工作相结合，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二是要根据我国国情逐步建立以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为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基础;三是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学习先进国家资源环境核算的方法和技术，使我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第四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

2017(第三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

圆桌论坛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

交流

【时间】2017.8.12 上午

【地点】深圳市前海JW万豪酒店一楼会议室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担任今天这个板块的主持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来自江苏淮阴工学院，任院长、党委副书记，当然我任职的时间也不长一个月之前我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履新以后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板块上来担任主持人，所以也非常荣幸。今天上午，我们论坛闭门会议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交流这个话题，大家来进行一个探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商贸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特别是随着我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文件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呈井喷的态势，现在各个省，各个地区都加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

在今天的研讨会开始之前，很荣幸地把出席今天研讨会的主要发言嘉宾给各位做一个介绍，他们是：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先生;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无集团大唐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晶女士;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保保障厅原副巡视员陈斯毅先生; 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周文先生;

职教界鼎鼎有名的“少帅”，《光明日报》教育部职业教育版主编、职教组组长练玉春先生;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沈阳机械工业职工大学党委书记、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杨克先生;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院长张力先生;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钱吉奎先生;

北京环球英才交流促进会会长、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原司长杨长聚先生;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坎培门理工学院国际项目原总监陈浩琛先生;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丛华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吕新荣教授;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副院长李留源先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教授。

前排就坐的主要发言嘉宾都介绍到了。主持这样的板块也很不容易，因为所有的领导和嘉宾来自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很难把这么多嘉宾都照顾到，挂一漏万，大家多多包涵。

下面开始正式的闭门圆桌会议。今天上午的会议这样安排，虽然说我刚才把前排主要的发言嘉宾都介绍了一遍，但实际上很多同志都是第一次坐在一起，所以我想每一位嘉宾一会儿在发言的时候再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这样方便大家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

这次我们的圆桌会议会议组也给我们准备了两个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这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是，议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和交流的机遇和挑战，因为我们今天受邀来的各个主要发言嘉宾单位都在以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当中有比较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相关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特别是好的经验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问题，也可以提出，大家一起探讨。当然，更主要的是对于下一步怎么样更好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更宽维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会议结束时间是11：30，所以中间我建议根据情况适当有一个茶歇的休息时间。

下面我们按照议题来进行相关的交流。在这个交流之前，我前面也没有和秘书长汇报，是否先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宗瓦秘书长先从教育部交流协会是代表着中国的教育部，代表官方背景的交流，主管着全国的教育口上的对外国际合作和交流，所以我提议先请宗秘书长站在行业或者站在协会领导的全局角度，先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方便大家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再来做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掌声欢迎!

宗瓦：孙院长，我的名字也适合抛砖引玉，那就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协会现在是双重身份，一个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在2015年被民政部评为5A级行业协会。2011年以后，刘延东总理又定位了发展方向，一个是教育外事口的行业协会，从那个时候我们搭建了教育协会，一直到现在有10个分支机构发展方向，以前30年就是教育部的事业发展单位。所以我们现在也依然是教育部的事业单位，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双重的。一个是服务政府，分管的是田部长，现在还有一个二线的副部长，刘立民副部长退下来以后到我们这里做会长，更多指导我们开展教育行业外事工作，所以我们两头都参与。特别是现在服务大外交格局，我们叫人文交流已经形成，大外交格局的第三个板块，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是政治军事，是以政治军事互信为主要工作目标。

经济贸易就是互利。我们的人文交流就是做民间互通的工作，涵概很广，教育、文化、体育、出版、妇女、儿童等等13个部委都在里面，已经建立了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有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德、中发、中印尼和中南非，欧盟现在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上来说也很重要。而且这个机制叫秘书处，都设在教育部，而且教育是人文交流机制里面比较核心的一部分，量也比较大，我们项目很多，比如中美人文交流机制里面30多个成果项目，我们交流协会就做了1/3，列入了国际级人文交流机制。所以我们协会现在有600多个会员，在发展会员，也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服务政府方面主要是服务人文交流机制。还有部里交给执行的任务，特别是在很多高职院校的校领导都参加过的高职院校海外领导培训项目，2008年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拿了中央财政，去年停了，因为巡视以后说中央财政的钱不能直接通过我们划到高职院校头上，职业教育还有转移支付，都是一样，都是国家的经费。这个项目的团组名额，杨司长的外专局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依然保持了团组的名额，等于是高职院校的院校长参加海外培训，依然由我们来组织实施。

具体到服务行业协会，特别是咱们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更好的是在发挥搭建平台的角色，来服务战线，或者叫服务会员单位。目前来说，现在高职院校“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有各种项目，我们和很多企业都有合作，特别是高职高专层面，国外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积极性很高。但是也在各种探索，因为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平台来统筹，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自己有一个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峰会平台，原来一直是南工院是我们理事长单位有一批在国际交流上面很活跃的高职院校作为核心，也有本科、个别中职在里面。我们在去年10月份，包括今年6月份，在宁波宁职院牵头，成立了一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特别是在职业教育界搭建一个和企业密切合作的平台，来做好相关的资源对接、服务。现在特别热的是境外办学，也有来华留学，特别是境外办学，应该是难度很大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亚洲国家办学法规调研，能否在这些国家设立分校、培训中心等等各种模式都有，现在很多学校都在那里探讨。我们也等于利用这个平台做好境外国民研究或者调研，调研明白什么样的模式能出去。我们最近职教方会上个星期在包头，也有院校提出，我们是受职称室的委托，做了一个职业教育规划发展的课题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成果。也有很多院校，例如天津提出的“鲁班工坊”在境外办，也有提出“鲁班学院”，因为职业教育有它的特点，不能完全叫“孔子学院”，等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打出另外一个名片或者品牌项目，也值得探讨。

作为教育部和外交部和贵州省政府，我们在贵阳每年有一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那个平台今年已经完成了第十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部里的要求，和教育部的职教所一起和东盟的两个机构，东盟中心和教育部长联席会下面的职教中心一起发起成来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盟，这等于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搭建这样一个联盟的平台。上两个星期，在贵阳正式驱动，筹备了两年，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和东盟国家做事情，那边节奏比较慢，虽然有需求，但是他们动作没有那么快，决策也很复杂。这也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为联盟成员服务。我们想，更多的还是做好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来对接比较好的项目。特别是在做项目的前提下，我们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前期可能多花一点时间比较好，把困难充分的估计到。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国家里面，有的专家也统计了一下，政治、经济高风险的国家占了80-90%，都没有那么稳定。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教育的项目出去或者配合的企业走出去也不那么容易，尤其非洲国家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更多做好调研，做好资源的对接和整合，特别是在境外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我们回过头来说，自己再想想自己还不够国际化，怎么走出去，用什么标准走出去，现在研究西医协议的院校也很积极。也有提出应该是中国高职院校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走出去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我就抛个砖，大家有真知灼见。我们是以办公厅的文下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调研，我们准备把高职高专单列出来，现在还没有，今年已经做了第四年，今年弄完以后明年再搞一个升级版，这样很多数据就真正能够为大家所用，目前可能还不具备条件，统计学上说还不够年份，看不出趋势。我们希望有一些基础数据供大家分析和讨论。 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秘书长高屋建瓴，从整个国家教育口上对外的合作交流体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各抒己见。下面自由发言还是按照顺序来?

贾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简单讲几句。因为在座这么多专家，时间也很有限。我本来是参加明天上午的会议，因为本次组委会邀请我明天上午有一个扶持扶贫，也就是说央企现在都有一个扶贫单位让我们选一个论坛，现在教育太热了，“一带一路”怎么走出去?

教育部在这方面帅铃大家走出去应该有了想法，我是来自于企业，来自于央企，在座的都来自于学校，我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大家可能关心怎么央企还来参加职教会?就是因为央企还能法学历，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有一部分科研所可以办学历的，我们有博士、硕士、博士后的授予权。欧的职业梦想就是做教授，所以从北大读到博士后就是想做教授，现在成了企业人。今天就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有个论题，所以我们就集中这个论题来谈。

我想请各位关注职业教育，一定要关注央企、国企现在都有企业大学，因为总谈校企合作、走出去，谁来对口?就像今天这个会很难请到总裁、董事长来跟着大家谈教育。如果把各位校长请来，就真能实现产、研共同和教育走出去。因为企业大学现在确确实实受到国家的重视，国资委也成立了企业大学联盟，原本在央企的企业都挂牌成立了企业大学，例如我是大唐大学，大家说的大唐大学贾校长是“真校长”，很多央企没有文凭，就是针对自己的员工，例如中国邮政100多万员工的继续教育再培养。我们也是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号召下，还为电信技科学研究院工学硕士的牌子申请了国际资质。如果有国际合作，能招国际生，我是可以发工学硕士文凭的，也正在做这个努力。也就是说，很多想在国内读培训之后，还要拿工学硕士学历，请大家注意，我们有资质还能授学历。 再有一点，现在很多企业想出去，为了它的项目进到沿线国家去，要给这些著名大学建实验室，就像我们要建4G、5G方面的实验室，找谁合作?就我们职业学校。这次在习总书记见证一下，大唐集团签署的协议都是和哈尔滨的职业工程教育学院联合一起办的，所以需要大家关注。在座的企业不多，我虽然是做教育，但是我觉得就像教育部曾经提出的，我们一定要让国企、央企被职业学生们关注，他们将来毕业之后才能选择来我们，不能把很多创业大赛都集中到跨国公司，一定要关注我们还有一部分共和国的部分。

借这个机会，“一带一路”沿线教育一定要契合这次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可能大家都关注到这个概念上，这是部长提出的。这本身就是要把学和教、实践和创新、本土和国际三大话题结合起来。现在提出复旦共和、天大行动、北大指南等等。大家一定要把新工科的概念打出去，把自己的职业教育和这个新工科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了。特别是我们本身又有国际交流部分，我们虽然有教育部的资质，但是还没有和国际交流方面合作，下一步可能就会用新工科的思想带动我们很多自己教育出去的内容。

我也担任着国资委企业大学联盟的专家委员，也是国家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的轮值主席，希望大家在关注校企合作的同时关注企业大学，当你和各个企业合作发生障碍的时候，一定找到企业大学的校长，这个平台可能是我们职业教育真正把企业的产学研带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与契机。 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贾校长真专家，这个名字很好，而且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推荐，您今天这样一讲，搞教育的肯定愿意和你建立这种联系。下面继续。

杨克：大家好，很荣幸，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现在是沈阳市装备制造学校、沈阳机械工程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们是两个学校，一个是中职，一个是高职大专。之前在教育部职称司工作了几年，一直在搞职业教育的政策研究，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双证书委员会主任，也是教育部和人社部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教育方面我是主任，人社部的技能鉴定中心也是主任，教育部这边有毕业证，人社部那边也有职业资格证。

多年来，我一直在和国内的外资企业搞合作，主要还是以德国为主体，例如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大众，还有法国的米其林、日本的普林斯通等等。国内的央企，例如沈飞集团、沈阳机床

一、大连机床等企业进行合作。合作主体我们形成了一个模式，包括和德国形成了课程体系，所以现在每年我们和华晨宝马每年订单培养9个班，有6个班，现在我们协同一些院校共同和企业进行合作。现在的合作，我认为有困难和困惑。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最关键的一个体系和模式，会前和杨司长也探讨了。我国首先要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因为当年在职称司也给部长服务，做了一些政策研究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国家如果要想走出去，职业教育一个是管理体系和标准进行确定，现在教育部有一个标准，人社部也有技工学校和技术学院，其他的行业和部门组织对技术学校的体系也有标准。但是我看各个省、地方都在做，标准都不一样，和国际标准有差异，我一直在研究国际大赛的标准，每两年一届，今年还要参加技能大赛。包括专业建设标准、课程标准、师资队伍的标准、评估评价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化体系，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首先我认为标准应该统一起来，谁做的标准能代表国家、国际，这不确定，“一带一路”去外面谈怎么合作?包括越南、泰国，也和我们都谈过，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所以我们在谈到标准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体制是校企合作，这种制度如何来构建?国家的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一稿是我写的，但是实施不了，因为涉及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地方政策。例如专业教师师资队伍的来源问题，应该是硕士或者博士，我也是博士毕业，毕业之后应该在相应的专业企业工作三年以上，有这样的实践经验，再到职业院校来任教，这样既有理论又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的渠道主要还是来源于本科院校，毕业之后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教的过程中还是偏重于学科理论，对于职业教育是行动体系，这个体系要求你有实践的环节，这现在解决不了。因为企业是企业编的，事业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企业进事业进不了，这里就把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造成了很大的瓶颈。现在解决比较好的是大唐是企业办的大学，这就好办，师资队伍解决了，现在没有好的师资队伍，要想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就存在很大的困惑和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和企业合作，我们和宝马进行合作，已经合作了11年，我在德国柏林研究双元制回来之后一直在和德国合作。我们有三种院校和德国合作，我们的老师要按照外资企业的要求来进行教学，老师的付出要比其他班级付出两倍以上，因为在宝马的企业，培养一个岗位，就是一个人控制3-5个机器人，进行焊接、封装、喷涂，年均需要15万。现在在我们学校，三年达不到。所以现在应该是80%的资金全部是由企业来承担。但是大部分企业没有培训中心，解决不了，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怎么融合?我们想多给老师一些培训费都不行，老师没有积极性，教学效果体现在哪里?因为它的评价是每天都有，每周、每个月、每学期，动每个学生都是有评价，是扣分制的，扣分越多，离企业越远。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根子解决了，走出去就不是问题。我们的资源很大，人才很多，学生学东西非常快。我们在宝马培养的这些学生，还有其他岗位，都非常优秀。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年薪已经超过人民币30万以上，刚刚毕业工作三年，是搞设备技术维修，15分钟找出故障排除。我们标准没有问题，政府给予什么支持，如何进行校企合作，这样我们的“一带一路”就能走得非常实。 谢谢各位。

张力：谢谢各位领导，首先给大家抱歉，今天进入会场比较晚了一些，因为刚刚到这里来有一些时差，手机时间没有调过来。虽然有时差，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一带一路”，尤其是泰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大政策的跟进。首先和大家受一声抱歉。

我来自泰国暹罗大学，目前是泰国暹罗大学助理校长，同时也是东盟中小企业副会长，所以泰国暹罗大学也是泰国比较早的一索私立高校，最早是一所公办院校，属于泰国1932年君主立宪改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但是在1965年变成了财团法人之的私立大学，一直延续至今。暹罗大学在办学层面上也具有职业教育板块层次，主要偏向于电子工程和汽车工程方面的专业。在座各位都是专家，例如刚才的宗秘书长也说到中国教育部对东盟国家也做过很多职业教育的调研。其实泰国的职业教育从1932年之后，到如今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多是受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东方职教体系，主要来源于日本和韩国。目前泰国在职业教育体系方面，主要和普通教育是1：1的比例，泰国在职业教育规划上主要有私立院校、普遍高校，包括普通中小兼办的职业教育培养机制。而泰国作为东盟十国国家之一，在政治、经济方面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泰国从地缘优势上来说，也具备了其他东盟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包括和中国合作来说，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园区就建在泰国近郊的罗永工业园区，所以中央很多的国企、央企都在泰国工业园区建立工厂。泰国也是中国继德国、英国、日本以后建立的中资商会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是大力希望多层次的合作。

泰国企业和泰国高校合作是多方面的，在普通高校的职业教育上面，学生在企业实践和企业技能方面所占的学分比例也是非常大的，泰国作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带上，从去年到今年两年，能明显感觉到很多变化。包括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部长访问泰国，在访问期间着重提出中国和泰国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因为在普通高校培养的更多是研究型人才，而职业院校培养的是职业人才。德国有两类高校，一类是普通高校，一类是FH。德国工业和制造业之所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某些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和FH这样的高校设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并没有孰轻孰重，而是根据社会分工设置的，是属于共同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在我国，提起职业教育来感觉不如普通教育，或者在意识形态上不太受重视。但是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现在更多的向外走，企业、学校更多的国际化推进，中国在职业化教育当中一定也会越来越有更大的平台，比重和重视度也会越来越高。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谢谢各位领导。

杨克：这么多的职业院校校长和你合作，您最期望的是什么? 张力：刚才听到贾校长的介绍，看了一下后面的介绍，可能在大唐电信上会有更多的合作。目前暹罗大学和中国的高等院校合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等都签有IVU合作，6月份也可能成立一个高铁专项的科目，上周确定了一个新能源方向的工科硕士的培养。这方面也属于高职院校的技能型合作。还有贵阳国际周，我们暹罗大学也有参加，去年代表东高校，我们校长也做了发言。今年刘司长到泰国去，我们5月份也见面了，他对泰国的职业教育方面也非常认可。所以在这么大的环境下，应该有更多的合作可以来做。暹罗大学是综合大学，具备了工科、商科、文科、理科。很多学科都属于应用型学科，所以我相信应该和中国的职业院校、企业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包括在今年的9月22-23日，泰国-东盟第一届中资商会招聘会就会举行，各位有时间可以来。肯定有很多合作，宗司长是抛砖引玉，杨司长是穿针引线。更多是合作，国内现在更多的院校海外实训也会在东盟完成。

我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想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灯下黑，中国的周围有很多优势，但是更多看到欧美，无可否认，他们很厉害，但是在我们的周边国家也有很多优势。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谢谢各位领导。

吕新荣：谢谢，我是吕新荣，是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前几年已经退休。我之前也在香港促进局做副总裁，和香港的工商企业联系比较多，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很多服务，例如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管理提升等等。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负责校企合作、产学合作，希望能够推动学校的应用科研和合作合作。一方面希望老师在学术自由的领域下可以做不同的科研，但是在学校层面怎么去推动制度上面的建立，怎么鼓励他们多做应用科研，也多愿意和企业合作，我做了十年。 香港有8个公立大学，理工大学是其中一个，今年有80周年的校庆。1937年成立香港官立职业学校，只有三个系而已，1947年成立了专门工业学院，在195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199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我们定位是应用型、实用型大学，过去我们都是为香港工业、商业、专业为主，所以专业都和工商专有关，我们一直在推动，希望我们的学科更应用型，学生更有动手能力，和企业的联系能够有更多。 我们在内地根据教育部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有20个课程专业，大部分是硕士班。但是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里面一直要找一个内地合作方，所以我们和几个内地大学合作，例如浙大，我们有一个国际人才合作中心，有五个课程。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北大、人大等。我们都是不脱产的，在香港的硕士班是不脱产的，在内地是兼读，也很受内地欢迎，也有政府官员和学校、企业参加。

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内地，我们和外专局进行了合作，每年为内地学生到香港培养，有2-3个星期的培训和交流，有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的厂长、高管来培训。 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内地，我们也和一些海外大学合作，推动在香港的中外合作办学。例如我们和华为大学也有硕士班在上海进行推动，这个合作也推动到了内地。

我们在方方面面做了很多，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也和很多海外大学有交流生，方法是学生和他们签有合作协议，同学到他们那边学习，他们的同学也可以到我们这里学习。这种交流生可以把合作变得简单一点，真正要合作办学很麻烦。 在“一带一路”的题目合作方面，香港政府也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拨出10亿来推动“一带一路”学生到香港来读书，有奖学金给他们。还有支持香港学生到“一带一路”地区进行学习交流，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去。当然，这些工作速度比较慢，不能够很快的做出很多成效。但是这是“一带一路”职业教学的发展方法，只是速度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投资，希望我带工人去，而是要利用本地人才。有些本地技术人才不多，也很难。我们说“一带一路”，一方面是为了当地，另一方面和他们进行合作、投资，怎么去培养他们的人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工作机会，培养他们的水平提升，让他们感觉“一带一路”不止是投资，而且对他们的水平也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们带技术工人去，是培养他们，不让他们的国民失业。对于投资企业来说，也可以供应技术人员，去那边投资成本很低，但是水平太低也做不了。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很好，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在那边投资，有足够的人才。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也非常好，一方面帮助他们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认识很多香港朋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他们说政府有很大力度的培养人才，对于职业教育在那边发展也很需要。我认识一个朋友在非洲国家，国家提供了很多资源，帮助他们的人才技术提升。我们可以在几个方向想一想，一个是像国泰安这种提供技术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的体制还不好，内容还不够，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系统、内容给他们，帮助他们建设一个很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的。还有其他企业在提供职业教育有关平台、内容、设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内地做得很好，但是不可能在那边建设一个分校。但是如果真正要帮助“一带一路”的发展，一个方向是可以为他们培养师资，因为这些老师的水平不高，那怎么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做得更好呢?我们的职校朋友可以开一些小的班为他们培养，但是要求高一点，我们不是只为他们服务。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可以做一些老师的交流培训，让他们一些老师到我们的学院里面培养一年、两年，一方面可以吸收教学经验，为他们培养了师资，另一方面在学院里面也可以为我们教一些外语工作。这非常值得推动，为他们培养老师，因为他们师资比较好之后就可以教学生。

第三方面难度比较高，内地教学是中文为主，我想慢慢可以吸收一部分学生到内地去学习。这是长远计划，“一带一路”范畴很广，学生很多，体制人才内地已经有了，我们提供给他们方法。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语言，我们是中文教学，香港稍微好一点，是英语教学，所以国际学生来学习比较方便。内地是中文教学，用什么方法?一个做法是在沿线地方推动中文语文教学，让一部分学生有中文能力，可以来学习。另一部分，一些学院可以先开语文班，让他们来这边先学习半年、一年，把语文学好之后再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有困难。

这个题目非常好，可以配合国家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杨长聚：在座很多都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也有为教育服务的专家，我是为做教育服务的。很多年来，我原来在国家外专局工作，它的前身是中央引进或外智力领导办公室，主要作用是发现国外有什么好的就引进进来，从衣食住行方面，还有教育方面、工业方面。很早以前就想到职业教育海外比较好的项目，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所以当时和教育部合作起来引进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系统，遇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参加国泰安的会议，我和贾校长感觉特别荣耀，现在华市长在天津，我给他们提了建议，天津市是职教大市，也落实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把海外优质资源、职业教育体系等等引进进来。

说到“一带一路”，本人去年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脑子里一直在想，去年也提出“一带一路”，要走出去。我在想，其实走出去是个形式，真正走进去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类比，也有很多企业、机构真是出去了，但是没有进去，特别是教育，如果走不进去，你扎不了根，还是要回来的，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走出去的形式，特别是在座各位都是领导和负责职业教育方面的专家，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我一直在这里看，不能够光是政府要求我们走出去这么好那么好，如果对我们学校机构没有什么好处，我想你们这些校长也不会走出去。地，走进去靠什么?光靠满腔热血走进去是进不去的，如何贴近当地?原来也试验了几次，比如和国内企业一起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你能否依附到这里?例如贾校长是大唐的，必然是依附大唐。其他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他们没有血缘方面的关系，咱们能够随着他们走出去?二是很多企业走出去，刚开始需要一些基础劳改力，怎么能够技能提升呢?我们不是一年种了粮食就出去了，而是十年。我一直比照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他们是如何走进我们国内的。我在非洲有一个朋友，就是非洲的“鞋王”，在埃塞俄比亚招聘了六千个员工，60-70%女性是文盲，男性也有40-50%是文盲。他们是初步的培训，但是如何提高?我当时提出是否和国内院校结合起来在产业园办一个，他说当然可以，但是这也有距离。特别是比照海外，特别是澳大利亚在中国办的职业教育，我们的老朋友陈博士促进过很多年，坦率的讲，中德也好，中澳也好，职业教育比照普通教育成效不高。因为普通教育，来个教授讲课，可以一个星期，一天8个小时完成。但是职业教育要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能讲三五个月，成本也受不了。所以职业教育走出去一定不能够走普通教育的办学。我们没有根，一定要依托走出去的企业和依托当地的职业教育机构，这样才能够长久，不然你立足很难。所以走进去不容易! 秘书长在这里，能够给中央提很多建议。我们现在的走出去，我个人认为的困难是太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的作用确实很好，促进了百花齐放，但是在百花齐放过程之中也有很多是自生自灭的，都是靠自己的。你想一个企业，一个职教要出去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要把政府培育的种子和环境作为重点。其实我们每年拿出一部分经费作为援助经费，援助职业教育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对外援助经费之中，只要扎下根，和当地学校或者当地中国企业，例如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能够联系起来，闯过两三年，进去的可能性很大。不然大家都很想进去，现在很多朋友来找我说想去，我说除了语言问题，你有哪一门绝招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有哪个企业用你的人，三是怎么把你的技能积累向中专、高专、本科有一个梯队?所以我个人想，走出去是形式，这个形式关键靠个人动因和政府的支持。走进去才是目的，关键是这个走进去一定要结合结合当地，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地域性，我们的职业教育要扶贫，可能他们不要，我们讲农业，他们可能要高铁等等，要拿出你的绝招。刚才杨书记提到了标准问题，要逐步向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去趋向，这样走进去才能扎根。我的朋友陈博士促进中澳职业教育很多年，光靠请他们的人来讲，这个成本太高，职业教育玩不下去。

钱吉奎：我来自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是一所服务铁路和服务轨道交通为主的学校，地处长三角地区，这是中国高铁发展最快的地区，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华东地区。因为华东铁路路从高铁里程、数量和运量都处于全国领先。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铁路走出去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我们有几个方面简要汇报一下。

第一是搭建了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中国蒙东盟职教联盟是今年成立的，去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轨道交通职业联盟，这是我们发起成立的，我们和暹罗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北京交通大学准备到泰国暹罗大学建设高铁研究中心，因为北京交通大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高铁研究中心。这个联盟有66家单位，有20多个是东盟国家高校，有40多所中国高校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

第二是为中国铁路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现在我们培养的国际化售后服务人员，中国铁路走出去，最先走出去的是建设，二是装备制造企业。车销售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必然要进行售后服务，这就和过去的国内售后服务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和中车联合培养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国际化售后人员。

第三是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现在招的是印尼留学生，因为在印尼有一个高铁项目，还有中老铁路等等。我们招的是“一带一路”国家，但是主要是已经走出去的国家留学生。 下一步如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是政府的支持。不管是我们招收留学生也好，还是到境外进行培训中心的成立，开展培训方面的工作，都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江苏省做得非常好，招一个留学生就像招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给予财政补贴。但是现在对于走出去海外办学的政策还不明朗，国家资产如果到国外进行建校投资，在政策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障碍，所以政府的支持指导是第一个方面，国家应该支持我们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培训中心的建设。

第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目前在教育资源方面要走出去。我们现在和国外合作办学很多，引进的都是国外教材、课程，但是我们现在要走出去，也要把职业教育教材课程、专业走出去。这次来参加国泰安的职业教育合作峰会，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和国泰安联合开发了中国高铁动车组一级检修的VR资源，这是日常检修，只有通过才能上线运行。现在我国的动车组达到2000多列，是大量的工作。现在联合开发了VR实训资源以后，而且在美国开发了英文版的资源，后续还会开发其他语种，它的成本比较低，和我们的办学成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要走出去，问题是资源怎么来国际化。我们还和清华大学高铁研究中心联合开发了高铁募课，其中有一高铁动车组就是我们学校教授开发的，已经在加州大学上线，接受美国学生学习。同样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课程都可以国际化，向国外进行推广。这种成本比我们真正实体上的走出去成本不同。

第三，要抱团走出去。学校、走出去的企业和东盟或者其他国家的所在地学校联合合作，共同走出去。我们提出的是中国的本科院校、职业教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再到国外所在地选择一个学校，是四方共同走出去，这样走出去能够比较好的落到实处。

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很高兴，特别是听了这么多专家、学校领导的交流，让我们下一步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走出去提供了很多经验。谢谢大家。

孙爱武：下面茶歇十分钟，不用太累，本来交流思想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嘉宾：我这四年一直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主要是非洲。大多数人对“一带一路”感觉是今年5月份会议之后比较热闹，我本来在联合国能力训练研究所，主要做政府能力和企业家能力提升的，之前是帮助中国政府做培训班，因此把我引到非洲去。人才的本土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很希望通过平台的搭建帮助中国企业走向非洲。这时我发现很多问题，在座大家都在探讨这些问题，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或多或少的说了一些。“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我们如何抓住这样的机遇?面临的挑战怎么去解决?我在几年前去了很多国家，也去了很多非洲国家的职业学校，去到科特迪瓦的时候发现，它的第二大城市有三个职业教育校舍是在30年前建立的，非常漂亮，但是没有课程设计和师资。我去到乌干达，他们的校舍是30年前建设的，但是设备是日本30淘汰下来的。我去了维多利亚大学，学校没有太多的校舍，只有一个大楼，去到里面，真的有几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机会。例如他们设置的护理专业，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应该是把学生变成一个产品，相当于做贸易一样：出口-进口-转口。中国最早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是基础设施，大量的中资企业在海外进行海外工程总承包，即便是工人也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以非洲为例，一个中国人在非洲平均的年成本是8-15万，可以用985学生3-5人。如果从成本去想，这里也有很大的机遇，人才本土化的培训从成本方面是首先考虑的。非洲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非常低，但是中国从2010年开始国家奖学金计划，我们有个2030计划，我原来认为中国非洲大量留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国家奖学金计划，但是去了中国使馆以后看到的数据很让我震惊。乌干达在中国的奖学金计划也就是100多人，但是资费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布隆迪也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享受奖学金计划。这部分人很多，他们回去也会面临海归第二代，他们在中国学的不是职业教育，找不到工作。我去索马里，他们的留学生主席对我说，我去学的公共关系学，找一个湖北的女孩子结婚，找不到工作，很难找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中国的职业化教育应该和非洲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为什么?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有很多产能过剩，走出去是否就一定适合于非洲国家的发展?我就几个行业做了调研。以饲料行业为例，非洲国家的饲料行业还不如我们二三十年前，正大在中国的饲料行业中是标准，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以我们已淘汰的企业走向非洲，生存和发展是比较难的。为什么?

以肯尼亚为例，总人口4000万，GDP还不到我们一个县，他们还不到1.0我们如果直接给4.0，就不行。我们要以依托于地方的产业来做设计，而不是坐在这里探讨。饲料行业可以把半手工制作变成半自动，而不是全自动，否则他们就没有就业了。中国对他们的援建都属于政府，建立了很多学校，校舍都空在那里。我去年找到了非洲司的司长探讨，如果把闲置的校舍拿过来让中国发起，做职业教育的规划体系植入，然后到教学的认证体系、学生的认证体系。外资企业到中国，例如宝马，思科在全球最值钱的东西和能盈利的东西是人才认证体系。我们是搭建一个平台，从认证体系开始，到每个国家去给它做整体职业教育规划，从体系建设、人才认证到后来的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通过学校平台的搭建，把企业的实训室直接搬到学校区，这个实训室既可以教学又可以面向市场。例如汽车修理专家，中国现在的汽车修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宝马是宝马自己的4S，奥迪是自己的4S，非洲是二手汽车比较多，我们如果做好汽车修理专业，用好中国的所有职业学校师资，办一个汽车修理专业，进行远程诊断教学，同时也可以把汽车配件市场带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宝马的体系一定是原来的采购商体系出去，如果这样带到非洲，就很难采购到。如果把实训室建立好，这个实训室相当于汽车的旗舰店，通过它把教训的标准、实训室的标准、学生的标准，包括后续的供应链体系全部建立健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电力设施也是非常大的订单，也有非常多的资源，当时我接触到一个企业，他在非常的很多国家，每年的订单将近人民币40亿。如果能够在所在国家帮助我们把教育体系做好以后，我们希望能够人才本土化。因为我们在那里施工，后面交给当地人没有办法维护，所以要进行人才本土化。刚才钱先生说的高铁是国家重点项目，事实上还有大家看不到的项目，比如说美容美发，当地人也需要美容美发，通过实训室建设，我们把美容美发护理产品、美甲产品等等就销售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里面。但是要完全依托当地的职场进行校企合作的研究，从行业标准到后续的市场研究，倒过来推，进行职业教育。

以上就是我前年3-4年跑在非洲国家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和大家进行分享。谢谢!

孙爱武：您自我介绍一下。

嘉宾：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肯尼亚内罗毕拿了280亩的土地，进行职业教育，我认为短训班可能比长训班要好得多。门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是我们国家援建，几年前他们讲了一个笑话，中国捐建的学校很多286电脑都没有打开过。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师资拿到中国的企业和院校进行培训，然后通过合作做职业教育，通过试点就可以进复制推广，这比较好一些。 谢谢。

孙爱武：谢谢。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10：50分再回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茶歇)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请入座。本场下半场的论坛马上开始。 哪位领导，哪位专家接着发言?陈博士?

陈浩琛：现在我心里面很抑郁，本来会议开始看到泰国、香港来的同胞，我估计普通话还可以，他们讲完之后我现在却不敢讲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有一点广东腔，我尽量讲好一点。

首先感谢杨司长，他去年把我介绍到国泰安，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其实在过去20年，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其实是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已经30多年，一直生活在那一边。我最早也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处工作，也和很多不同的大专院校做了很多项目。在中澳合作办学里面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现在我已经退休，成立了一个公司。今年我带了一个澳大利亚团，明天也会进行澳大利亚研讨会。今天我的同事没有在，因为他们都是老外，讲不了中文。我根据刚才专家的发言，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澳大利亚的经验。

现在中国讲“一带一路”走出去，澳大利亚在20年前已经开始走进来，对于他们来说是走出去，走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包括中国。我们走出去的经验和中国相似，但是更多是分别。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两千多万人口，和中国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但是他们对外合作办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个区别是，在我们谈“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中国现在比较好了，富起来了，有钱了，但是这个钱要怎么使用?或者什么时候使用这笔钱?澳大利亚走出去的目的很明确，有政治上的目的。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借鉴的地方，中国人很讲究情意。但是西方国家不是，他们会比较现实，我们说成实际。为什么澳大利亚要走过来合作办学?目的只有一个——钱!没有钱的来源，它不会和你合作，不会和你谈感情，不是说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这个事情可以谈，但是前面谈的是钱。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目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大方向都是经济合作，为了文化交流，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这样，中国方面应该有很大的资源力量，不能单靠市场，用自己的钱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不会成功的。澳大利亚20年来在中国办学，你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少有一点我说是成功的，它赚到钱了。

整个教育市场现在市场化，国家不会放更多的钱进去，中国是这样，澳大利亚很早就是这样了，在80年代开始吸收留学生，对外办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外方扶持它的发展。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在中国的两千多个合作办学里面，澳大利亚现在排名第三，职业教育的600个项目中，澳方建设了200个。在澳大利亚方面，很多人经常讲德国，德国是排名第五，最大还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学费、培训费的收入不小，澳大利亚国家怎么样帮助?从2002-2007年之间，我们有一个中澳合作的双边项目，在重庆，澳方投资超过1亿人民币，为什么他们会投资?肯定会计算，投资进去以后回报是多少，不会做亏本生意。中国是否要做这样做，我们投多少亿到东盟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背后是怎样的打算。而且远程怎么打算?有一个独立的运算，学院的发展还是要靠这个预算。政府是否有给特别的额度来扶持?如果没有，我们怎么宣传、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做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讲到困难在什么地方，吕博士也讲了很多，我们师资培训是很重要的环节，外专局有专项费用，派老师出国培训。同样在这个培训里面，我们大部分讲是理论，怎么样让老师有实操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重庆项目投资1亿以后，重庆80%的师资培训都是澳大利亚做好了，所以赚回来的钱也不小。钱回到院校里面，这些院校也是政府的，所以他们投资1亿，也不会亏，可能还会赚钱。 澳大利亚的师资要求是什么?每一个老师要在澳大利亚执教，需要有5年的基层经验，而且要考一个DAA证书，变成一个合格的职业教育老师才可以教。这就像中国说的双师资，这样的老师不容易找，很多时候需要到行业去找，有一些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我们邀请他过来教。所以你看到我们做合作办学，常常派出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头发比较漂亮，像我一样是银色的，年轻派年轻一点?比较困难，年轻一点的一般不会再我们体系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样接班，常常都是挖角。澳大利亚的工资比较高，还是可以从行业里面抓到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教。中国碰到的问题是大部分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大家理论很强，动手很弱，我们有深深的体会。现在讲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困难，中国将来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在两个体制结合，在有限的资源中推动，而且有一个质量保障，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澳大利亚怎么样做?它们有一个很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就像德国一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怎么保证?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不及格，中方说不行，要让学生及格，把分调一下。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牵扯到很多的协调。但是我们也不能改分数，因为这是质量问题。还有生源问题，例如语言的问题，中国学生英语能力比较差，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老外，都说英语，怎么做?最后到毕业证发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质量?而且也让学生达到他的能力范围?澳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做这个事情，因为语言不一样很多时候就遇到沟通的问题了。

还有成本的问题。如果这边有合资办学就会知道，中方不亏已经很幸运了，很难有成功。通过收学费来维持这个项目，甚至有一点利润，但是这是相当困难的。怎么样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一方面可以应付外方的强大需求，又可以有质量保证?这是澳方碰到的问题。在中国要走出去的时候，到泰国、越南、柬埔寨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人喜欢探索，但是我们不希望扶持的力量太大，完全依靠它。泰国和我们也在谈希望引进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我们谈的还是很开心的，但是我当时就提议，我们成本很高。其实你可以借鉴我们在重庆做的这个项目，他们把我们推的这个体系引进去以后，变成一个中国体系，把我们的课程设计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我认为可以进行三方合作，以重庆为主力，把它在澳大利亚学到的经验放在泰国，我们在后面作为支撑，这样成本就可以节省了。因为这个事情，泰国政府不同意，没有再谈下去了。我认为再穷的国家也有富人，也有资源在里面。我们做“一带一路”，政府的层面我谈不了，没有这个高度，但是在下面层面我们还要抓住经济效益，如果想不到这方面，就不会走得很远。这我是我们澳大利亚在中国办学的经验。两年前我做了一个研究，把这十几年中澳合作办学的成果、困难和挑战总结起来，可能有机会我们会谈得更多，今天不会再展开谈了。

最后一点，校企合作。澳大利亚有很强的NADA，也就是政府部门来推动企业和学校的关系，有一些是高压式的要求进行的，有一些是鼓励他们参与的。中国在政府方面要牵头作为动力，就等于我们做了很多师资培训，都觉得效果不大。首先要做师资培训，要做管理者培训，如果你们的管理者级别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下面学了多少都没有办法推行的。

这是我们的经验。现在在重庆方面来说，政府力度要加大一点了，秘书长要多推动一下。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孙爱武：谢谢陈博士。因为时间关系，后面领导们的发言请尽可能精炼一点，不要超过5分钟，这样为大家节约了午休时间。

董丛华：我们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怎么发挥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特别是国际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我是云南玉溪农业技术学员，云南是边境地区，靠近南亚、东南亚，南亚、东南亚整体发展比较弱，人才比较少。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农业，遇到的问题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也做了探索，主要是培训，二是我们正在招老挝和尼泊尔学生。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是希望中国出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80%出资，20%是自己交费。还有各地政策不一样，有些地方力度大，例如江苏，招收一个留学生支持2万，但是我们云南做不到，这怎么办?秘书长、司长也在这里，我们提两个建议。第一是从国家层面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政策。第二，在专项资金支持上也要有指导意见，地方才会落实，才会做，我们给地方政府汇报的时候才有依据，他们才会一一落实。第三是从企业走出去，我们正在做，玉溪企业走到老挝去，他们租地就是几万亩。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人才没有，他们需要的人才是很强的，但是因为不配套，我们就做不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三个问题，希望今后有机会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云南要作为南亚、东南亚经济发展扶持中心，怎么来做，希望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

孙爱武：谢谢董院长。

周文：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来自湖北荆州，是中部地区。荆州地理位置是从武汉往西北走，到三峡大坝，到重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欢迎各位去，我们是旅游名城。我们学校微位于荆州古城南边，据我所知，古城墙完整的全国只有三个地方，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城墙，但是由于历史变迁，很多都毁掉了，我们荆州、平遥和安徽一个县城的古城墙是完整的。我们学校就在城南，现在规模有1.5万个学生，有40多个专业，是一所综合性学校。我们学校的目标是根据教育部2015-2018年职业教育目标，建成全国知名院校，我们自己也在努力。全国教育部公布了17个现代学生制的试点城市，湖北省的试点院校就在我们荆州。湖北省有个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是我，以荆州职业教育集团的名义申报的四个职业教育示范市，荆州获得成功。我们学校是教育厅重点支持的学校，争创200强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和国泰安教育集团有合作，并且是成功的合作。今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少年工匠》就播出了我们学校的一期节目，我们在湖北省第一家做的，在全国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工匠》栏目中做这个节目的也不多，我们和国泰安合作比较愉快，国泰安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公司。

对于今天的会议，我也谈一点想法和体会，交流一下。

关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在我的意见当中，从国家层面来讲，本科层面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做得比较好，高职高专做得比较差一点，我们学校已经起步，和德国、韩国、台湾进行了合作，我今年5月份还去过一次台湾，台湾的职业教育做得比较好。我们和德国萨克森职业学院合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们搞国际合作，主要是想向一些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学习，比我们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我们也可以向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输出，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收获的，拓宽了思路。我们如何向这些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学习，把我国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思路就在这里。 我们专科层面搞国际合作，也有一些天生的弊端和软肋。我们的学生素质、文化成绩比较差，如果国际合作走出去有语言障碍。一方面是把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理念和课程体系引进来，我们和德国合作就是把他们的体系引进，用他们的课程体系来开展教学，是小班教学，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学生在德国实习。我们和台湾的合作更方便一些，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互派交换生，学生过去直接参观，进行教学都很方便。也是分布推进，这方面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今后也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进一步规范。

借这个机会，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就想借职业教育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校企合作问题，一个是师资问题。

对于校企合作，这是职业教育的特点，但是校企合作真正要落地，现在的感觉是教育系统很热，积极性很高，企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这就需要很多教育界以外的领导呼吁政府，通过政府进行协调和宏观调控，企业要赋予职责和经费保证，如果说没有给企业下定指令性的任务和责任，没有经费保证，他们是没有积极性搞合作。现在我们的学生制想法很好，但是推进很困难。这是要发挥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现在学校积极性有，企业的积极性怎么保证?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我们要培养能够动手的学生，老师的问题就要解决，老师要有专业队伍和准入队伍。要有研究生职业机构培养职业教育老师。另外进修也是一个方面。要学校从企业里面引进师资打通通道，现在还需要有编制，35岁以下没有报名资格，取得不了事业编制。要首先培养工匠。 我就说这么多。

许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可，来自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我们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座落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济宁曲阜，也是鲁班的故乡。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在他的《论语》开篇第一局“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就把这些关系都提到了。孔子说有教无类，六艺教学，大量的是实践，而且是做、学、教三位一体，把做放在第一位，实践教学放在第一位。我们同时也是鲁班的故乡，鲁班是2500年前的中国工匠鼻祖，中国建筑最高成就奖、最高质量奖是鲁班奖，每年都在孔子家乡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孔子文化奖，在鲁班家乡颁发鲁班最高质量成就奖。欢迎各位专家、领导、职业教育界的同仁到我们学院去指导教学，到孔子家乡，都鲁班家乡去参观指导。 首先感谢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第三届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是来学习的。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专家的意见，很受启发。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我有两个问题，结合我们的实践，在这里提出来，交流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第一是引进来的问题。我们学院在校学生1.6万人，开办40个专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工科工程类，一个是商科商业类。我们商科和工科类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寻找自己的标杆院校，对于工科工程类，把德国双元制作为我们的标杆，做课程体系建设。商科，我们把澳大利亚泰富(谐音)作为标杆引进来。刚才杨司长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世界先进国家的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先进教学方式、成功的课程体系，在引进之后本土化，能够中国特色化是一个关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通过标准化来解决。我们请德国给我们辅导做了ISO9000质量认证，在2011年，我们作为试点，第一个通过了这个认证。

第二是走出去要与企业合作，例如央企、大型民企、企业的产能输出抱团走出去。我们引进来，也要和国外投资企业一起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说江苏泰昌地区，德资企业260多家，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完全按照德国双员制满足德资企业的需求。我们企业把周边地区所有的德资企业需求抓过来，与德资企业一起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一起设立工作岗位，而且让德国专家请来培训我们的老师，拿德国的职业证书，与德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同工同酬。对我们的孩子也非常有吸引力。在引进来的过程当中把课程体系进行改造，适合我们学生的需求，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孩子们中学、小学基础和读本科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外语水平。把德国的课程体系、澳大利亚泰富的课程体系引进来以后，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当然，标准还是国际化的，考证还是国际化的。我们和德国双元制对接还体现在做专科，孩子可以到德国去读本科，应用技术和商科可以在学校读专科，和澳大利亚泰富院校集团合作，可以到那里去读本科或者硕士。这样就把课程体系也对接起来。引进来，走出去，我们体会到应该和央企、大型民企合作，抱团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地扎根，我们的职业教育才能够发展起来。我们按照服务国家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设计了鲁班学校，国家汉办推出孔子学院，我们建议职业教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推出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没有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职业教育更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鲁班学校按照中国制造2025作出了标配，向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他们做了鲁班精工坊，我们做了鲁班学校。我们和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军企业金科(谐音)一起在山东济宁曲阜做的国家能源局产业治理一期计划，培养金科在南非投资建立了150亿人民币的铸件厂，在葡萄牙、马来西亚建设铸件厂，在澳大利亚建设了光伏电站。我们两家合作建设了中国光伏科技合作学院，装入职业教育里面。让企业尽快本土化，让学生在那个地方的培训、学习、工作尽快国际化，扎下根。例如我们和当地原矿集团(中国本土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位居前五位煤炭企业)合作，它到澳大利亚买了煤矿、铁矿，需要人才跟上，我们一起在那里培训，输出我们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走出去，一是要国际化，二是要本土化，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特色办学，职教报国的理念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再次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同仁到我们学校教学，到孔子家乡、鲁班家乡参观留学。谢谢。

练玉春：参加了很多教育界的会议交流，包括职业教育的一些交流，今天感触非常深，今天群贤必至，方方面面来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专家领导，刚才发言的这些嘉宾，还有坐在后面没有发言的都是藏龙卧虎，脏“一带一路”的职业教育交流当中还有很多实践和经验，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大家的声音。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面向教育、文化、科技类的报纸，尤其是应该为职业教育多发声，因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了习总自己写下471个字，他对教育的批示没有关注，单给职业教育写了这么长，对职业教育的期望颇深。只是在职业教育的落实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当然，就中央媒体来讲，更应该用户中央的决策和倡议来做很多事情。我之前十几年都在报社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近两三年负责，报社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一直有，这也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次的“一带一路”议题我也想了很久，这几年在职业教育院校的交流当中，这是我们关注特别多的一点，也是做得工作特别多的一个点。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职业教育对于国内的院校来讲，不仅是高职，对于中职也是非常难得的发展契机。不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和力度提升有多大，首先对我们自己的发展就是上层次提质量的关键战略环节。因为很多院校都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的生源、师资、在区域内的发展也好，在这几年的上升过程当中，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国内寻找自己的解决途径，同时能力的发展，向外走出去的时候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可能对我们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眼界开拓和产业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很多校长和企业界的人士谈到，我们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无存在在“一带一路”目前有一些实验性的项目正在努力的解决，怎么在深度的校企合作当中为学校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好的模式。比如说有色集团做的八大院校的范式企业走出去。这种合作极大的体现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废除门户区域之见，共同把资源集中起来做大事，把院校的能力发挥出来。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具体政策、现有规定等方方面面的限制，需要大家去突破，或者做一些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校企合作原初意义得到一种定义，磨合出新的模式。我们接触到很多“一带一路”院校的实践，我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带一路”职业院校的走出去，目前确实是群雄并起，也是烟尘四起，既有国家队，也有游击队，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我们特别关注一点，中国职业教育是以整体的能够有标准的很齐整的队列形式走出去和人合作，还是先试探，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国外院校进行合作，进行摸索，这也是事务发展的面貌。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也没有国家队，都是各国的商人进行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要在国家层面的倡议下，结合职业教育的本身特点和院校特点、企业需要，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探索来讲，很重要的一点一定是院校要和企业走出去，要配合企业的步伐，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找到着力点，院校才能找到不足和自己的发力点点，然后才能找到院校和院校之间的平台和机制。现在做“一带一路”的联盟应该很多了，有企业为主，有行业为主，有院校之间的，有院校自己的，区域性的，和东盟的。这种模式都在探索，关键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如果汇聚了很多的思考，例如刚才大家谈到的话题和问题，也是我之前接触到的话题和问题，感觉特别好，如果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交流，希望宗瓦秘书长、杨司长、贾院长真专家，我们都在北京，希望能够多多交流，因为光明日报有一个特点，也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方式，能够公开的我们就在版面上公开发一些实践性、理论性、探讨性的文章，把大家的思考汇聚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关系到政策层面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光明内参进行梳理，我们的光明内参可以送到上层。希望用这种方式，从时间上，从问题的解决上提供一个渠道。 非常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其他同志。谢谢。

孙爱武：谢谢。后排有一位大校长，是广西工业的韩志刚校长，今天因为场地限制，主持人摆一个人太浪费了。

韩志钢：谢谢主席。非常高兴，感谢国泰安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也产生了思维的碰撞。我是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韩志刚，我们在南宁，是一个绿城，但是比较偏远。广西这几年对于“一带一路”搞得很快，有个东盟论坛一直座落在广西。

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可能有两个瓶颈。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一个是政策的事。理念方面，国家政策上作为战略提出，大家响应号召，非常积极，但是应该怎么做大家的想法不一，如果目标不清晰，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对你们学校的发展也不是好事，因为它需要很多具备的条件和双方认可的东西，不是单相思。国家之所以搞这个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样推销自己在世界上的说话声音，特别是国际上有很多问题，我们能怎么样产生制高点，中国发展到现在，职业教育发展尤其更快，怎么样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推广自己的经济，分享自己的教育，国家在世界层面上推销。

第二是政策。一个是各省之间的不一样，都是代表我国出去，但是省与省、学校之间的条件不一样，可能说话的位置、标准条件不一样，也会造成混乱现象。这需要一个阵痛和摸索，逐渐形成中国的模式来出去。现在一说到职业教育，我们会说到很多模式，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泰富学院、德国双元制等等，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需要摸索，需要国家设计。

我想提供三个思维。第一，要想出去这个事，我们就应该首先要明确出去为什么，这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可能随着领导的变迁，很多地方也做不大，这很重要。第二，要有一个平台，刚才专家讲，现在无外乎两个平台，一个是要协同企业走出去，现在中国想走的，主要是上在世界上有经济共享，现在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在闹事，这不是那么简单，从战略上讲不希望中国好。中国怎么办好?需要广交朋友，需要考虑怎么把经济利益变成共同体。怎么输出技术?需要人，我们怎么伴随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行业搞得很好，其实是依靠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输出。例如我们学校有一个系是搞制糖食品类，中国有个糖业管理局，把很多中国国企集中，到国外办一些厂，例如泰国的厂都比当地厂先进。这样就有了生命力。第二个平台是能否在当地合作，也就是利益共同体，和他们合作，来进行本土化的问题，不是我们出去，而是培养需要的当地人，能够长期扎根。 第三是培养教育的制高点，就是资源的输出，把我们的标准输入，例如课程、专业。前期我们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还是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发展了，强大了，怎么样把我们整体好，特别是先进的学校整理好，推销出去，使我们在世界上的职业教育有发言权。

欢迎大家到广西南宁作客。谢谢。

孙爱武：谢谢韩院长，下面还有同志有发言吗?稍微有点超时，不好意思。 刚才练主任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就不再狗尾续貂了，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国泰安给我们搭建一个平台，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认识了，也互相交流了，后期更深入的交流只能放在会后，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五篇：国家背景下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国家背景下的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作者：周金堂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一个人口规模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土、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的中国,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来壮大县域经济,遵循工业化的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创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

第一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的整体关联

1.1 壮大县域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必须从国情、省情、县情出发,在准确把握县城经济内 涵、功能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实施县域工业化战略

1.2 运用工业化的力量,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对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和工业结构的演化有 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了解与把握

1.3 县域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孵化”和“催化”,必须在大力发展县域经 济的实践中,对两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有一个全面、正确、科学的认识

1.4 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主体运作规则,加 快工业企业的改组、改造,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

第二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现代化

2.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的成长模式和过程

2.2 “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着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

2.3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是县域经济成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2.4 要加速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正确地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努力促 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5 科技革命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加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的“发动机”

第三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1 在推进工业化、积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3.2 我国在六大领域推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效

3.3 加速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正确对待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 和挑战

3.4 运用工业化的推动力,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3.5 依靠国家工业化的支撑力、带动力,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 策与措施

第四章 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县域经济和“三农”问题

第五章 新型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经济的发展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年来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因为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

而传统的工业部门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就需要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导言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发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的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中国工业化的事实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均试图对之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工业化意味着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企业应当分布在城市，而农村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发展农业。然而与此相反，为什么中国政府推行的工业化发生在城市，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却大规模地发生在农村呢?两个不同的工业化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各自的效率怎样呢?这又和中国的各级政府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各种政策干预具有怎样的联系呢?

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理论界所提供的经济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所以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国有部门仍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私营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强调模糊产权在农村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即缺乏资金，又缺乏原材料，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利影响。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发展伊始，政府的扶持也同样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迅速增长，因为为了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有企业同样缺少原材料、机器设备和资金。但现在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同时，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乡村政府也被迫放弃了对集体企业的各种政策干预，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我们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Panel Data)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1。我们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而当地区和时间效应均被控制住时，非私营的厂商占乡镇企业的比重越高，对工业化的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模糊产权理论缺乏实证依据。我们同时利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它地区。而同样是乡镇企业，不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将慢于其它地区。总之，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绩效主要是由其营运策略对本地比较优势的背离程度所决定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达到持续增长的目的。

二、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理论争论与实证证据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量的理论文献强调，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6，1998，1999c)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3)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的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在对外开放度方面，FDI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FDI主要是作为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版。

姚洋 (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8 (12)。 赵耀辉(1997)，“中国乡镇企业所有权分析及其对农村就业的影响”，《中国乡镇企业研究》，海闻主编，中华联合工商出版社出版。

一、改革年代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工业深化”特征，表现为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以及更具普遍意义的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度提升，后者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资本深化”。这个路径与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半期刚好相反(图1)。在1978-92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呈现的是“工业广化”特征，也就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规模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二、工业化路径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近年来愈趋强化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决策机构和媒体舆论的批评对象。这些批评包括下列各类代表性论断：(1)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势必面对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制约，是低效率的;(2)上述的制约，加上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的高资源消耗特性，意味着这种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3)资本深化和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既不利于创造就业，又不利于提升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因而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抵触的;(4)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其原由相当程度上是来自金融部门的运作背离了市场原则，其后果又往往是导致大型企业和企

业集团的垄断地位的强化，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

应该说，上述各项批评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的性质都是部分而非全面的批评。专就效率特性而言，理论上，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而言是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取决于所提升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足以弥补所牺牲的动态规模效益。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则有赖于动态规模效益是否足以抵消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或更确切而言，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是否足以使得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不出现。可见，这两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的相对效率不应该先验判定，归根究底是个有待考察的经验问题。

如果说效率问题是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内生决定因素，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的性质，则是部分内生部分外生的决定因素。概念上，投资品工业和重工业确实往往具有高度消耗资源的特性，然而也不一定如此，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深加工工业就较少这种特性;而资源消耗强度的更主要决定因素，是建立在特定消费模式基础上的产品结构，而消费模式除了取决于与经济增长路径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模式之外，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因此，专就这些决定因素的内生成分而言，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限制是一种潜在危险，是否成为现实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和消费模式，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归根究底也还是效率，即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业问题也可如是观之。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不利于创造就业，非工业部门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于是成为这种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向非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至于说与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经济体制并不符合市场原则问题，一方面，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加以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市场体制毕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提升效率、促进发展才是目的，而上面提及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失落更提醒人们必须对原教旨式的市场原则抱持警惕态度。

总括而言，经济增长的核心始终是效率问题，作为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的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效率问题的解决。效率问题因此被认定为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而讨论舒缓以至解决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所需的政策和体制，期望借此探寻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路向。 本文从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因入手，得出近年来的资本深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动态规模效益，因而就其内生制约而言具有可持续性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分析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的体制和结构基础，从中得出的发见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实现的条件，是本土企业必须在严苛的国际化竞争中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这也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促成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外生制约的角度看，本文进而探讨增长路径与资源消耗的对应关系，以及增长路径与就业、收入分配格局、企业社会问责等各方面的联系，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种制约因素取决于特定历史中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任其自由发展的话不可能自动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不用说创建一条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这些探讨结果中得出本文的政策结论，概言之就是必须依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加强各级政府对社会大众负责，代表社会利益调节大型企业集团的运作、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就业机会的创建、推动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的形成，为创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