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

关键词： 饥渴 鸣枪 小时 同伴

弱者的武器（精选三篇）

弱者的武器 篇1

剩下这个健康又饥渴的人对同伴说:“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寻找水源。”他把手枪塞到同伴手中, 说:“枪里有五颗子弹, 记住, 三个小时后, 每小时对空鸣枪一下, 枪声能指引我找到正确的方向, 然后与你会合。”

两人分手后, 一个充满信心地去找水源, 一个满腹狐疑地卧在沙漠里等待。他看表, 按时鸣枪。除了自己外, 他很难相信还会有人听到枪声。他的恐惧加深, 认为同伴找水失败, 中途渴死了。继而, 又想同伴可能找到了水, 弃他而去了。

到应该发第五枪时, 他悲愤地思量:“这是最后一颗子弹了, 伙伴早已听不到我的枪声, 等到这颗子弹用过后, 我还有什么依靠呢?我只有等死而已, 而且, 在一息尚存之际, 秃鹰会啄瞎我的眼睛, 那是多么痛苦, 还不如……”他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扣动了扳机。

不久, 提着满壶水的同伴领着一队骆驼商旅循声而至, 他们找到的却是一具尸体。

我们等待黎明, 却总是看到无边的黑暗;我们等待希望, 却总是失望而归……我们在等待中绝望, 亲手掐 (qiā) 断了最后一点希望———这就是那些“弱者”的选择。

既然寻找光亮, 就要时刻提醒自己, 希望已经不远了;既然要追求梦想, 就要充满信心, 不断给自己动力!

《弱者的武器》读书报告 篇2

本意是打算写《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这本书的，而且其实已经开始看了一部分，特别喜欢作者对于音乐偶像与青少年期符号的相关描述，可惜我找到的资源看到后来，才恍然发觉只有30页的试读，以后有机会再拜读了。虽然心有不甘，但只能退而求其次地换了这本《弱者的武器》，经过长长的略显艰涩难懂的，但是又不得不说充满真挚情义的前言，我还是觉得即使暂且抛开内容不谈，就作者及其背后众人为它所付出的的努力而言，就已经让我很动心了。当然，这是我的实话，在看完前言后，我还只是知道这是关于以一个村庄为例讲述农民如何通过低姿态而持续的努力与利益者进行抗争的书，写这篇所谓小感之前，我想说明一下，既然是不限形式体裁的读后感，那么安排会轻松很多。在写到这里为止，我确实还是只看了前言，接下来的计划是每看完一章或是一节，就在这里写下“笔记”（概括也好，摘抄、感想也罢，姑且算是笔记吧）。2013、8、10

第一章：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拉扎克、哈吉·“布鲁姆”、权力的象征性平衡。前两部分都是赛达卡村的两位故事性的人物，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的分析部分。

拉扎克的故事以他的女儿玛兹娜之死展开。通过对其女儿死前以及丧葬过程的叙述，表现出赛达卡村民对于拉扎克强烈、公然的轻视和嘲笑。从这些农民口中，我们零碎地知道了事情的细节：拉扎克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包括已夭折的玛兹娜）一起生活，但是家庭贫困以及虚弱的身体，让他没有适当的工作，迫于生计，拉扎克惯用“欺骗的手段”或者是“小偷小摸”从村民处获得“救济”（从作者的叙述来看，作者更偏向于拉扎克的“手段”是情有可原、并且值得同情的观点）。作者在书中援引了很多村民口中关于拉扎克的例子，但是也在接下来转述了拉扎克的谈话内容。当然在仅仅听完村民的话时，我也轻易相信了拉扎克确实是个道德缺失、“可耻”的穷人，但是经过作者为拉扎克做的辩解之后，我开始责怪自己看待问题的肤浅片面。联合收割机的大举入侵导致岗位流失也好，富人傲慢吝啬不予施舍也好，迫于生计只能“乞求施舍”或是“小偷小摸”也好，造成拉扎克困境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这些综合的因素都使得拉扎克陷入村民们和我初时观点一样片面的道德谴责之中。

哈吉·“布鲁姆”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吝啬的富人。“哈吉”是当地对于朝圣者的敬称，但是这里显然它已经变成讽刺，因为当地那些不择手段积聚财富以达到朝圣目标的富人，在普通村民这里是受到鄙夷的。哈吉·“布鲁姆”原名哈吉·阿尤布，正是因为他通过不光明的手段从农民手中“掠夺”来大片的土地而得名（“布鲁姆”即英文“broom”）。布鲁姆的传奇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他的土地多到令人发指，当时一般而言拥有20里郎（计量单位）土地的农场主已经算相当富有了，但是布鲁姆去世时，除去橡胶园和果园，仅稻田就达到600多里郎，财富之多可见一斑；二是他的吝啬，据说他“维持生活的方式几乎和拉扎克毫无二致”，“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克己精神，只有一方面除外：他允许自己娶了三个老婆”。三则是他那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的“掠夺”土地的方式。他创建的一种“padi kunka”的高利贷方式一直被地主们所使用，它的流程是这样的：地主从华裔放贷者那里以较低的利息贷款，再以较高的利息放贷给农民，农民需将土地转给地主作为抵押，在规定期限内还款则能赎回土地（款项几乎总是低于被抵押土地的市场价值）。当然，另外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传言，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关于最后的一部分：权力的象征性平衡，主要是作者对于前两部分的总结和思考。作者认为这些个人故事是赛达卡富人与穷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并且将会持续下去。“战争的消息”几乎全部由口头争论、制造假象、揭穿谎言、恐吓威胁、一两次小冲突和宣传攻势组成，其中宣传攻势是最为重要的。拉扎克与布鲁姆的故事就是这种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富人和穷人恰恰都利用他们的故事来为自己的立场服务，与此同时这些故事又代表了富人和穷人行为的范例，具有象征性力量，他们都从中吸取教训，又从中得到好处，能达到一种象征的平衡，但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一旦有人愿意放弃名声换得利益，这种平衡就会被轻易打破。富人由于财富在手而能轻松约束穷人，穷人却难以要求富人，然而尽管富人不可能因为物质受约束，但有一点他们无法逃避，那就是象征制裁，穷人对于打破平衡却又束手无策的富人采取“虚假遵从”的前台表演来掩饰后台的议论诽谤，而对于无利益威胁的制造失衡的穷人，他们则可以大胆地公开斥责，这种轻视的态度公开与否，则完全取决于社会权力的倾向如何。

由于是边看边写，难免会漏掉些许自以为不重要但其实必不可少的信息，请见谅了。看完这一章其实觉得故事性还是挺强的，正文部分没有预想的难懂，忍不住再回头去看了看目录，说实话，如果整本书的内容都是这种架构，我会比原来有更多的热情去阅读，当然笔记也会长太多（因为介绍故事的需要）。看完目录发现还好，之后的章节可能不会再像这章一样，虽然可能难免在理解上会有些艰难，但至少不必太费心思在故事概括上，能多腾出些空间说自己的想法。话不多说，进入下一章！2013、8、12

第二章：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引用一段话：

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戮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对于农民，人们通常的刻板印象为：作为一个摇摆不定的阶级，他们要么处于长期的可怜卑微、消极被动的状况，要么是短暂的、暴力的、却是徒劳无益的愤怒的爆发。前者是作为统计数据中的默默无闻的存在，后者则是以农民反叛（起义、革命）的形象存在。对于农民反抗的形式，研究者们多注重起义或是革命，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轰轰烈烈的反叛不仅由于情境因素极少发生，并且即使发生了，也并不能真正取得确定性的成果。在这一节中，作者恰恰意欲强调一直被我们所忽视的却又事实上极为重要的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斗争。

作者指出，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主要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些布莱特式的阶级斗争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作为弱者的武器，这种日常形式一方面仅仅能对各种剥削农民的方式产生边缘性影响，而且也并非农民所专有；另一方面却又并不是微不足道，甚至能限制统治者的勃勃雄心。这里作者列举了科布对法国帝国早期与后革命时代征兵中的反抗的分析：这是一件因征兵而起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受到征兵要求的国民普遍采取右手断指这一自残方式表示反抗，导致国家断指者的数量达到灾难性的比例，这一运动在推翻法国最恐怖的政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作者还分别列举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沉默和不公开反叛和以赛达卡为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偷税漏税的反叛，用以证明作者的论点。

作者认为：“农民的反抗有时会变得主动积极，甚至走向暴力，但更多的时候，它以消极不服从、暗中破坏、逃避和欺骗的形式出现。”这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旨在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对上层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不同则在于日常反抗不承认有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是非公开的、隐蔽的，并且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无论是哪一种，历史事实显示出一点：实际的抗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经常与表面上的象征性遵从的程度成正比，越是公开的反抗月容易招来镇压，这无疑也就表明，日常抗争的形式在众多的反抗中最易获得成功。反抗具有两种特性：1.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任何一种劳动控制或工资支付方式，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可能会导致其特有的安静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2.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资源。这种反抗技术与农民阶级的特点极为适合，对他们而言，最合适的形式就是广泛的游击式的消耗战，很少或不需要事先协调。日常形式的反抗之所以在历史中沉默主要原因有：1.从事这些细微活动的人们自身不想引起注意，他们的安全系于他们的匿名性；2.统治者必然不愿承认和暴露他们在农村权力的软弱无力。因此作者称之为这是一种多方参与的共谋的沉默。

作者在末尾提到：“爆发本身通常是一种信号，它表明常规的和大量的隐秘的阶级斗争形式正走向失败或已经到达危机时刻，而可能带来致命风险的公开反抗的宣言通常只有在不同地区长时间的斗争后才会出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通常情况下，日常形式的反抗是作为爆发的过渡阶段，当它到达顶峰却未能发挥作用时，农民便会爆发，也就是进行公开反抗。

呼呼，这一节的内容是不是多得过分了，让我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光顾着抄内容，而不是写感想了……接下来一定要简练简练再简练啊。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这一节作者首先说明了思想意识在理解行为上的重要性，不去考虑目的、观念和那些行动的当事人的语言，我们又如何理解反抗的日常形式？在讨论中，作者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假设唯一看得到的行为是表面的顺从”，对于这样的状态，作者总结了两点解释：1.由于霸权性的宗教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剥削群体实际上把这种状态作为常规、甚至是社会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来；2.农村中的力量关系而非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导致这一状态，即农村的平静可能是镇压（记忆的和/或预期的）平静而不是同意或共谋的沉默。对于前者，作者着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考虑农民由他们的经验所形成的文化——他们“幕后的”评论和交谈、他们的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才有可能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农民确实接受了精英所宣传的社会秩序观。正如赛达卡农民对地主背后的冷嘲热讽，恰恰意味着他们对土地、利益、租金和尊严的要求至少是在意识层面上的抗争。

涉及的知识大多比较陌生，表示马克思主义是硬伤。以上写的都是勉强看懂的部分……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这一节作者首先说明经验分析对于本研究（阶级关系层面）的重要性，另外，作者还表明了自己在研究分析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尽可能地依据由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经验和对行动的描述，只在必要时提供较为有效的解释。

好吧。最后一节的内容被我浓缩成了一点点，但是有原因的。第一节的内容看完之后，很羞愧还没太反应过来作者的意图，原以为是研究分析的一部分（当然，它确实是的，只不过属于略次地位）。看完最后一节，才反应过来这一章是作者对研究的介绍。在这里做一下说明，第一节，我认为可以作为作者研究的背景意义存在，第二节，作为作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第三节，则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这样一剖开，层次瞬间明朗。2013、8、14

第三章：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作者先介绍了马来西亚在农业发展上的优势，其次分析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模式的发展：外资是它最主要的经济组成。在前两者的作用下，1.小农农业未被重视，但是劳动力的不断增加致使人们欲通过降低稻米价格来降低劳动成本；2.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马来西亚的贫困程度和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农村穷人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少。水稻种植被迫受到政府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国家经济增长的需要；2.政治竞争的需要；3.公民社会的稳定需要。但是所谓的重视，执政党也不过是为其自身争取选票而制定出一系列的“软方案”，这些软方案在表面上使马来人受益，但是实际上培养了一个新的、受保护的中产群体——农场主。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这里的灌溉系统主要是指双耕模式。作者从土地、工作、工资的变化分析双耕对穆达地区农民的影响：工资增加但是工作机会减少，土地的租佃成为富有的大地主专用，佃农阶级的逐渐消失„„这些都导致了另一个更为隐秘而严重的后果，阶级间的联系被切断，大农场主不再有善意的表现，农民在由被剥削走向被边缘化。此外，作者从收入、贫穷、制度性进入等多方面描述了穆达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各方面都更有利于大农场主，而有损于一般农户。

本章更侧重于对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描述，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农场主和农民向两极分化，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也由此显现出来。作者这一章引入了很多数据，为说明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2013、8、15

第四章：赛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村庄一节是从地形、经济、人口等方面对赛达卡村即作者的研究对象进行描写，大约等同于村庄调查时对于村庄概况的描述，和院长要求我们做的调查有些相似之处。富与穷是作者对赛达卡村的不平等现象的描述，作者通过引证分析大量数据，说明一点：这些种种不平等是由土地所有权、耕种面积以及相应的收入等的分配上的显著不平等产生和维持的。村庄构成介绍了赛达卡村人口的变化及其原因。土地占有与使用介绍了赛达卡村土地控制情况在双耕前后的变化。租佃的变化描述的是在双耕之后，土地以租期一定且租金预付的“死租”方式租给佃户，但是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土地的耕作只能集中在较为富有的佃户手中。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水稻生产的变化主要是指双耕中水稻生产的机械化，包括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广泛使用，前者的作用倒是其次，后者则大大减少农民的工作机会。工资的变化在表面上有一定的让人可喜的增长，但是在这种增长的表象下，撇开工作机会的减少不说，联合收割机出现之后，之所以还存在上涨的工资，是因为所提供的工作场所是不适合收割机运作的深水田（深水田种得的作物具有特殊物理特性，对收割者是一大挑战），由此揭示出单位劳动报酬下降的事实。另外联合收割机还间接影响到预付工资、福利（馈赠、免费提供午餐等）、插秧报酬等。这些无疑都使得贫者愈贫。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这里主要指穆达农业发展局和农会，从这些机构获得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和政治派别有关，支持执政党的村民往往拥有更多的权力。赛达卡的执政党是巫统，巫统在地方上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地的富户或地主，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为自己光明正大地谋取利益，而反对党伊斯兰教党在这场政治与利益的关系中显然不能像执政党成员一样有优势，但是伊斯兰教党成员依然具有一定数量，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纽带、特殊的物质利益、巫统的治理策略以及反对派的道德吸引力（包括阶级问题、民族和宗教情感、民众对政府政策及其引起的不平等的普遍的反对等等所有这些的结合）等。

本章主要描述了土地控制、收入、机械化、政治权力在赛达卡的变化，从双耕到执政党大选，不难看出各因素对村民的重要性。作者通过这些理性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村庄背后各阶级之间的景象。2013、8、16

第五章：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分类这一节重点在于铺垫，是对接下来内容的说明。夜行船主要引用的是帕克·亚赫和哈吉·卡迪尔对贫穷的看法：前者认为穷人的处境多是由于党派不同导致的待遇差异，但是由于党派人群差异（执政党巫统成员多是富人，而伊斯兰教党多为穷人），他在谈论中不仅仅在于党派，而是偶尔上升到富人这一群体；后者则利用精心准备的说辞试图从所谓的穷人中挑出真正的“穷人”，以说明穷人该为他们自己的贫穷负责。绿色革命的阶级史（绿色革命主要是指双耕）。双耕几乎重新决定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界限，重新确立了阶级关系，因此它为穷人与富人之间无声斗争提供了基础和场景。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赛达卡的阶级斗争将一直保持持续的阶级争斗、零星的反抗以及言辞之战，而不会上升到阶级战争的层次。双耕与双重看法。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例如房屋的重建和修葺、更先进的交通工具的普及，当然最为突出的是每个人都有了足够全年的大米，但同时，双耕也带来了抱怨，穷人抱怨双耕（确切地说，是联合收割机的进入）带来的挫折，包括前面所叙述的土地、工资、工作机会等的困扰，穷人认为这些时运逆转的核心，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变革，更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泯灭，以前的“穷人依赖于富人”一去不复返。富人则抱怨无法再购买土地、高额的生活成本等，但是经过反复盘问就会发现：这些农场主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方面夸大了穷人的好日子。从活租到死租。过去的季后可调租金如今改为耕种前支付固定现金地租，佃农最主要的不满是地租是固定的，由于影响收成的还有许多不可控的自然因素，那么所有的风险都由佃农自己承担。这其中又蕴藏着态度的转变，以前可以有讨价还价的同情成分在，而现在地主们“只关心钱”，讨价还价甚至有可能招致拒绝出租。联合收割机。正如一些村民的生动比喻：“机器把工作吃了”，说到联合收割机，富人和穷人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富人往往更愿意承认穷人的损失，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获益；穷人则倾向于把自己的损失与他人的获益、他们自身的痛苦与他人的快乐联系在一起。富人所宣扬的主要是机器收割相对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处，穷人则驳斥了使用联合收割机的一些好处，并且指出使用机器的一些缺陷。对于是否该使用收割机，农场主们强调收割机的必要性，雇请人工有耽搁时间的风险，他们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受到严重损失的穷人则反驳说劳动力多得是。当然，客观地说，富人为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提出的劳动力短缺是不正确的，他们所列出的理由也都被作者被一一驳回。但是尽管如此，富人们还是愿意继续使用这一漏洞百出的论调以维护自身立场。他们将“劳动力缺乏”归因为“人的问题”，正如穷人将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归为“人的问题”而非机器的问题，也即穷人应当为劳动力缺乏负责，富人则需为机械化负责，这已然成为阶级内的共识。当然并非所有的农场主都是如此，少数富人仍愿意雇佣人工，村民将他们作为正面典型竖立起来，正如哈吉·卡迪尔这样的负面典型类似，但是这种微弱的宣传攻势在阶级斗争中并没能换取富人的让步。这里有一句有趣的描述：“在整个村庄内，尤其是在穷人中间，人们强烈感觉到，村里的经济关系的自然秩序被联合收割机搞得乱七八糟。”穷人对于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则提出：“机器掳走了全部钱财”、“钱财正在远离村庄”，这两点意在暗示富人应当将机会留给同村人以留住钱财。这样，联合收割机加深了阶级间的敌对关系。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赛达卡租种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有两个：1.大地主开始重新耕种；2.长期契约租佃的现金租金的增加（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得以耕种稻田的普遍憎恨，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住在村外的大地主阶级。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涉及富人与穷人间礼物与交换的仪式纽带是阶级关系变迁兴衰的一个敏感的晴雨表。从赛达卡的私人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以及所有村民都参加的筵席来看，村子的穷人已经不仅仅是在稻谷种植中变得日渐边缘，而且在村庄的仪式生活中也已经愈发边缘。从慈善救济变化原因的解释中可以发现，阶级间的说法表明了这些慈善的功能在于劳动控制及社会服从。当村民向富人乞求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或是预付工资而遭到拒绝时，这种拒绝发出一种社会信号：穷人提出请求时认为还有效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单方面地宣布为无效。富人已经表明态度，他们不再对村里穷人的急迫需求负有责任。记忆中的村庄。村民们对村庄过去十年的记忆具有相当的选择性，他们的记忆集中在土地使用和劳动关系这些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而刻意忽略过去秩序中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他们今天要表达的观点没什么用处。但是毋庸置疑，赛达卡村的阶级结构确实在这十年中被双耕改变得天翻地覆了。

以上这一章分别从双耕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度描述他们对双耕具体内容的看法，当然，富人和穷人的观点是对立的，在穷人眼中，富人变得自私、不再友善、不负责任，但因为没有资本而只能从道德上谴责富人，但是富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仍然沿用自己精心准备的说辞维护自身，他们认为穷人并不是真正的穷，他们是因为不够聪明或是懒惰而堕落的。2013、8、19

第六章：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应该算是对接下来内容的总体介绍吧。引出本章的主题：从剥削的概念谈起，它嵌于语言和实践，并且随后展现出富人和穷人各自如何试图歪曲事实以使这些价值观服务于派系和阶级的目标。剥削的词汇表。当谈到表达剥削的概念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匮乏，然而，最为持久地受欢迎的动词——日常对话中最经常听到和含义最丰富的动词——是“吃”。它不仅被穷人用于隐喻富人的所作所为，同时也被富人用以描述穷人施加于他们的贷款和施舍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剥削的地方词汇更多地存在于吝啬和傲慢的概念中。穷人要求富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慷慨的意识形态，“帮助”典型适用于描述此类慷慨。帮助意味着概念上的平等，而没有任何的从属性质，当然在实际使用中，平等完全没有显现出来，穷人使用“帮助”一词多是为保全面子的说法。上层阶级的成员希望把他们所支配的利益的可支配特征最大化，因为恰恰是这方面的权力产生了最强大的社会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服从。就下层阶级成员来说，他们力图将可任意支配的恩惠转变为权利，据此他们就有权自主地提出权利要求。倘若他们成功，就不用再恭顺地承认那些恩惠，就不再有社会从属，也不再有屈辱。当然最可能的结果是，通过语言和姿态的表达就此类事物的意义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这里有着很矛盾和讽刺的逻辑：穷人所需要的是无须让人感恩戴德的救助，他们不仅试图象征性地要求施舍和援助，而且同时拒绝富人希望获取的作为对他们善行补偿的“社会奖赏”。因此富人如果要避免吝啬和傲慢的指责就必须不仅留意其亲戚和邻居最紧迫的需求，还必须以帮助的精神求做，不让受益人感受屈辱。当然，这其中，傲慢并不只是用来形容富人，富人也同样可以用它来社会性地控制穷人的行为，富人常常将傲慢自大转嫁给那些违背他们意愿的劳动者身上。在傲慢这一领域，我们遭遇了社会控制的微妙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这一斗争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富人眼里，恭顺的品性和忠诚的服务是“好穷人”必备的素质，然而这在其他雇用劳动者看来却是有损身份的特征，而穷人之间很少能提供工作或者施舍。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富人形容自己仅仅是收支相抵，有足够的吃的，或仅仅可以填饱肚子，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农夫，并且和其他人一样种植水稻；穷人则一再重申他们只有很少或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不得不购买供他们食用的大米，以及以可以赢利的租金租入更多土地的前景几乎消失殆尽。当然，尽管富人形容自己很节俭，穷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形容他们很“富有”，而富人也断然否认穷人带有欺骗性的自我描述。另外，相对富裕的村民总是怀疑穷人的估算，并且总是声称后者赚了更多，而富人中间从不像穷人那样公开争论数字本身，但是事情可能发生在随后几天另一小群体的谈话中，或者有些当时在场的人会私下里说。作者从谈话中发现，人们提供的修正后的数字往往来自赛达卡的较贫穷的阶层，并且他们总是提供远远高于富有村民所报告的收入和财产的数字。当大农场主谈到给予劳动者的扎卡特礼物时，穷人——通常是正在被提到的劳动者——总是会坚持说礼物比富人所声称的要少。从被不同阶级歪曲的巨大经济差距来看，富人认为差距很小，赛达卡的社会分层是很平等的，而在穷人看来，差距要大得多，他们认为赛达卡的社会分层有着极大的不平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富人将差距最小化，他们就可以正当地逃避面对穷人的种种义务，穷人夸大差距，则出于相反的目的，他们希望这些差距能使富人意识到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合理化的剥削。富人对剥削进行合理化，穷人则试图反抗这一合理化。稻谷的价格、地主和佃农之间亲属关系纽带的亲密程度、佃农耕种土地的年数以及雇主相对耕种者的富裕程度，都能影响佃农是否接受地主涨地租。而地主和佃农商量（事实上并非如此）涨地租时，首先会以一种表演的姿态提出，通常是伪装成贫穷、日子不好过之类，当然，佃农一般都能识破地主的演技，同时回报以同样类似的说法，最后地主会以杀手锏——更换佃农等威胁来结束这场对峙。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赛达卡村的大门（或者准确地说，是大门处的锁链），具有双重用途：1.限制土路上的交通，防止大型车辆对土路造成严重车辙；2.阻止稻谷经销商的卡车进入村里，以免因此而影响主要付给村民的将装入麻袋的稻谷拖运到主道的酬劳。后者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前者，从法齐勒打开大门为卡车放行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大门争端是一场派系间的斗争，尽管多数为穷人的伊斯兰教党取得了小小的胜利，但是这场胜利又并不真正属于穷人，相反地，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穷人的利益。中层村民成功利用了曾经保护村里穷人的逻辑。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这里的村庄改进计划主要指其中有关建筑材料分配的问题。由于具有高度的派系性质，因此它又带有阶级斗争的意味。村民认为分配方案不公平，那些巫统富人通过“非正式”的分配获得了不应属于他们的好处。面对这些指责，富有的受益者通过将利益再分配给贫困的伊斯兰教党家庭，这些零散的私人努力部分起了作用。但是主持分配的村庄发展委员会仍然被私底下人格诋毁，受到共同的愤慨，一般说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够通过故意回避村委会成员，以及某种“仪式上的联合抵抗”来含沙射影，公开的抗议往往局限于此。作为反抗的争论。对于胜利者而言，听众群越小，他们的发言越具有党派性，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根本无需解释。作为反抗的争论。传统的道德逻辑屈服于党派逻辑。在赛达卡，少地或是无地的穷人被归入相当边缘的仪式地位，但只要有租佃权和工作，只要能勉强维持，他们就能设法获得最低限度的仪式尊严。赛达卡村民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层面：1.看得见的永久贫穷的威胁；2.社区中有意义和受尊敬的生产角色的丧失；3.在本村被确定为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承认和文化尊严的丧失。

这一章实在有点欲罢不能，精彩的描述和分析，让人沉溺其中，但是对于非常理性的理论段落又表示很头痛……这就是书到读时方恨少啊（请容许我小小窜改一下），墨水不够，有些地方没能完全按理解实在是遗憾。但是看到下一章的目录，瞬间满血，一直就很好奇这方面的内容啊，虽然自己有感性的浅薄认识，但是很捉急想看到作者深刻的理性分析。2013、8、22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斗争的公开性和集体性往往只出现其中一种，两者相遇几乎等同于“意外事件”，结果通常不了了之，并且作乱者会在黑暗或匿名的掩护下逃离，消失在“老百姓”的保护层中。在赛达卡之所以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反抗是因为：1.构成绿色革命的变迁趋向于逐步呈现，并且一个时间内只影响一小部分村民，即使是最为接近公开反抗的联合收割机也并未意味着对大多数村民的生计的整体威胁。2.赛达卡在双耕中逐步形成的复杂和重叠的阶级结构。3.人们更愿意选择“逃走”这一面对压迫最经常和有效的反应。4.镇压以及对镇压的恐惧。5.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日常的谋生需要，“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让穷人们别无选择。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为阻止联合收割机进入农田，这些水稻种植区发生过纵火和破坏等事件，这些暗中破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1.暗中破坏的目的绝非简单的偷窃，因为什么东西都没减少；2.所有破坏行为都是由几个人或小组在夜间秘密进行的。而且，他们受到乡亲们的保护。在男性的个人和小群体还在袭击机器的同时，为了对那些使用机器的农场主施加压力，还出现了妇女静悄悄地然而更具集体性的努力。这些妇女决定组织一次联合抵抗行动，拒绝为使用联合收割机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务，但是妇女的这种对抗是匿名的和间接的。之后她们转变策略，开始表示她们很忙并且拖延时间，农场主不甘示弱，他们“让人们知道”他们试图从外村引进劳动力。于是，还未公开宣布的联合抵抗被迫瓦解了。其实部分穷人也清楚这点，“他们根本赢不了”。“常规的”反抗。没有工会的工团主义：对穷人而言，打谷是每个季节当中收入最好的工作。在打谷的过程中，农场主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监工，傲慢地在田间巡视，以免打谷工偷懒带来损失。对于打谷工，他们偷懒的原因则是：1.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酬劳；2.在稻杆上留下稻谷，有利于之后穷人甚至家人的拾穗收入。当然农场主对此也会做出预防措施，例如尽量不找家里有拾穗人员的打谷工。但是面对所有人一致的罢工，农场主还是必须小心处理才能保得利益。强制的相互性：穷人的依赖于道德约束和物质约束的最低限度的团结力，很好地避免了他们自身因为有限机会而进行的有害的过度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存在约定俗成的规则。穷人之间的相互性代表了一种日常反抗的形式。自助以及/或者强制：比起集体性的罢工，更为隐蔽和个人化的反抗领域是存在的，它包括种类繁多的偷窃和杀害牲畜的行为。在赛达卡，由于地理环境、警察数量以及资源垄断情况的改变，受到颂扬的劫富济贫的“社会强盗”不服存在，现在的偷盗类型反映出这样一些条件：它在黑暗的掩护下匿名进行；它看上去是个人的行动，或者至多是两人配合进行；警察将其记录为“小偷小摸”。这些偷窃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阶级特征，因为丢失物品的多是富人，而人们通常承认，犯罪者应该到贫民中去找，富人拥有被值得拿走的东西，穷人有最强的动机拿走它。人们将稻谷失窃称为“人们据为己有的礼物”，表明他们依据早先的习俗认为这些失窃的稻谷是理应据为己有的东西。更有忿忿不平的劳动者将盗窃用作一种制裁。富裕农场主对这些行为则同时表现出愤怒和恐惧。但是普遍的恐惧和纵容，得以让这种行为继续存在下去。赛达卡的另外一种匿名反抗表现为穷人宰杀小家畜，偶尔宰杀大牲畜。原型反抗：在赛达卡，阶级之间公开对砍是相对缺乏的，在发生集体反抗的地方，它们都是谨慎地进行的；在个人或小群体侵袭财物的反抗中，大多是匿名的或是在夜间进行的。这些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乡村从属阶级的日常策略。其他形式的反抗可以生长其上，并且，它们可能在其他形式的反抗失败后或者转而产生新的不公正模式后，依然坚持不懈。“常规的”镇压。赛达卡的镇压主要是日常镇压，这些日常的压制由偶尔的逮捕、警告、勤奋的警务工作、合法约束和有关不确定的预防性拘留以及禁止多项政治活动的国内安全法案构成。常规的顺从与不留痕迹的反抗。常规的顺从常常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在赛达卡，顺从、遵循和政治服从的压力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即使是流言蜚语或是人格诋毁，对富人而言，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了。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作者的观点中，服从是掩饰完整文本的一种手段，权力负载的环境几乎总是不可靠的，权力的运作几乎总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处于秘密状态，双方权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文本中可能被隐藏的部分也就越大。权势者的公开的文本与其全部文本的契合可能远远多于弱者的文本，权力让他们更自由。当对“未经编辑的”精英文本和未经编辑的从属阶级文本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关系背景下盛行的相互掩饰的程度。在通常的阶级关系的日常运作中，这些未经编辑的文本从不会直接相遇。只有在极少的历史危机时刻这些文本和它们所暗示的行动才导致直接冲突。赛达卡的富人和穷人怀疑并通常知晓大连发生在他们背后的村庄话语，但他们的知识并不对称，穷人在信息领域拥有微弱优势，而富人较少知道穷人未经编辑的文本，因为穷人更为谨慎，并且富人不屑于倾听。何谓反抗？作者初步的定义是：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的索要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反抗与自利融合在一起，不一定是正式的有组织的行动，同时并不都是公开的、持续的，目的并非一定要推翻或是转变统治体系，它应该是多形式的。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那种顽固、持久、难以削弱的日常反抗形式才代表了真正持久的弱者的武器。

无话可说，对前面的内容进行了主题深化，论据丰富生动，分析独到全面。读完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说真的，到现在终于是体会到这本书的内容和主题更紧密的那一层联系了。在这一章之前，一路读下来一直都在怀疑自己的阅读方向是不是错的离谱了，现在才发现自己是思维僵化呐…… 2013、8、24

第八章：霸权与意识：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赛达卡的物质基础和规范性上层建筑。从一种角度看，富人所做的就是通过那些他们曾经自愿付出的慷慨或施舍行为，将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经济方式的一部分转变成地位、声望和社会控制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控制会再次转变为劳动服务，进而再度成为物质财富。富人的意识形态很少受到公开的挑战，但又无法令人信服。富人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决定了他们对穷人社会控制的丧失。即使意识形态霸权在生产关系这一部分变得越来越不必要，但它对于国家本身的剩余分配却举足轻重。地方精英和国家为证明其统治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的努力。重新思考霸权概念。霸权背后的核心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服从，是比制裁和强迫更为有效的阶级统治方式。作者提出，霸权的观念和与之相滚的虚假意识、神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概念，不仅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赛达卡的阶级关系，而且会严重误导我们对大多数情境中阶级冲突的理解。

弱者的武器 篇3

事实上，许多弱者都压抑或隐瞒了自己的攻击天性，“弱者从众，更狠戾”，金字塔的底层，其实都由弱势群体构成，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是不愿独立思考，直接继承别人的观念。這让无脑性的攻击传染得更快。“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自我独立性，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无愧疚地去恨，去恐吓，去撒谎，去凌虐和去背叛的自由。”——埃里克·霍夫《狂热分子》。

人肉搜索是最早表明同情弱者立场的群体行为，2007年“姜岩死亡事件”拉开了网络人肉搜索暴力的序幕，2012年的电影《搜索》开始将对这一群体行为的思考搬上大银幕。这印证了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的话：“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

人群中没有弱者，但会有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一旦把“弱势”作为武器来控制他人，这样的武器都是致命的。正如婚姻中的“受害人”，一旦把自己牢牢拴在弱者的位置上，关于婚姻的初衷就会被攻击上瘾代替：科研证明，暴力攻击带来的大脑皮层快感，远超过爱情本身。

所以我们不但会加入群体的暴力中，也常常忽略了来自弱者自己的攻击，或者说，因为强大的同情心，我们选择了原谅弱者的过激行为——只要有理，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极端手段也能被理解，甚至被效仿。

弱者善用同情，擅长苦情

有情人闹成仇人，夫妻唇枪舌剑，一场情感的争吵如同没有硝烟的战争，双方争先向外界证明自己的正义：走到如今，都是因为对方有错在先，作为一个好人，我成为了受害者。

“都是你逼的！”这是自诩为弱者才能发出的声音。

像一个游戏，当事双方争抢“弱者”这个角色，阖因它具备多重身份：遵守规则的人、受害者、维权者、讨伐者。这是一个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得道者多助”的正义角色。

而对中国女性来说，要抢夺到这个角色并不难。在传统意义上，女人就是弱者，所以她只要往地上一躺，写满一脸的痛苦，并让周围的人将她的痛苦与伴侣的言行挂钩，就能先下手为强地给对方戴上“坏人”的帽子。

婚姻里的弱者，他们深谙引起舆论关注的技巧，知道如何四两拨千斤地运用舆论要挟对方。攻击手段中，最厉害的一招叫“下跪”，所以闹市下跪求婚、公司门口下跪求复合，很容易成为新闻。最最厉害的一招叫“死给你看”，但死是Bad End，弱者不到万念俱灰时不会选择，他们更乐意用自残和自虐的类似手段。

精神分析师科胡特曾说：自虐是向恨的人发出被爱的邀请。既然恨，为什么还要祈求对方“爱自己”？这是弱者的逻辑——用促使他人内疚或者愧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最大的攻击。

婚姻里的弱者尤其爱通过自虐与舆论搭上关系。“字字血泪，句句寒心”，将自己的苦情最大化，才能引起媒体关注、在婚姻关系中给丈夫戴上永久的“施暴者”帽子。台湾地区的伦理剧为何能拍到上千集犹未完？便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宝岛扎根最深，歌颂苦情是美德的风也吹得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