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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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精选8篇）

篇1：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当前我国行政哲学仍处于拓展与深化研究阶段，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行政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基本功能、学科定位及其研究意义等方面，但缺乏对我国历史上行政实践与思想发展规律的探讨，特别是缺乏对其他哲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学习和借鉴。 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行政历史哲学”作为第十届行政哲学研讨会的主题，开拓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但是，要探讨“行政历史哲学”的论域，首先必须厘清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行政历史哲学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一、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内涵及其研究述要哲学的核心是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分支学科是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具体领域的表现。那么，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分别在行政领域和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与概括。行政哲学是行政领域中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历史哲学则是历史领域中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

(一)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1. 西方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西方行政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存在性问题，拉里林恩提出“什么是行政哲学?我们所希望的是只停留在学术上的社会建构吗?” 认为行政哲学并不存在;JS朱恩认为“行政哲学关注公共管理中概念性问题的研究”，主张“行政哲学早已存在但并未成型”;马歇尔迪马克则认为行政哲学存在且必要。二是研究路径，存在以哲学理论或行政哲学为基础的两种倾向。三是研究内容，既关注行政哲学的概念、模式等理论问题，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行政问题，同时注重对各个不同流派的行政理论分析中得出一般性的哲学概括。

2. 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述要

国内行政哲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后在公共行政实践与理论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行政哲学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和内容、功能探讨和学科定位、研究意义等方面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对行政哲学的理解和界定并不一致，如：幸强国认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目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决策的理性思考”;芮国强、乔耀章认为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观的学问”;吴元其认为行政哲学是“研究行政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哲学理论体系”;何颖认为行政哲学是“对人类行政活动过程本质与规律的认识的反思活动”，黄显中认为行政哲学是“以政府公共性理念及其现实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可见，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切入，其关于行政哲学的回答也就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认为，行政哲学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行政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哲学概括。” 它通过“对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以“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建构关于行政生活的真的理念、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趋使行政生活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二)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1.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目前西方历史哲学已形成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三大流派：思辨的历史哲学是“以实际历史进程为对象，探求制约历史事件的普遍法则或规律、历史中的秩序与目的、历史演变的模式及动力等等”。如黑格尔认为“一部世界史就显示为精神上自由意识的发展和实现”;斯宾格勒强调“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态的‘集体传记’”;汤因比更是以 21 个文化单元来探索全世界“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

分析的历史哲学强调“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对历史知识进行一番哲学的批判”。 它将历史认识论作为准确理解历史本身的前提，关注的是历史知识或认识。如克罗齐认为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柯林武德直接指出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 实质上，这种脱离了历史本体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终将陷入逻辑泥潭。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则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超越，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有机结合的科学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它是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关注历史过程本身如何发展，又对历史过程与历史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

2. 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述要

当前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正在向“自为”方向努力，不再仅仅局限于用西方历史哲学思想来剪裁中国历史。总的来说，国内历史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以西方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既有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整体发展进程的探讨，又有对维科、黑格尔、康德、狄尔泰、本雅明、汤因比、马克思等西方著名学者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具体分析。二是以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在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顾炎武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程颐易学、邵雍象数易学中的史学精神等内容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实际与具体情况，通过对一些时代议题的分析与讨论，不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涵与内容。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历史哲学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但我们认为，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才是正确把握与揭示历史规律、指导与引领历史前进的科学思想，开拓了认识历史的新天地。

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比较

行政哲学以行政管理领域的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哲学则以全部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因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厘清两者在学理上的各方面关系，对当前我国行政哲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联系

1. 研究内容上共时态与历时态的交叉重叠

行政的发展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行政活动也就构成了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共时态上来看，一定时期内的历史必然包括该时期内的行政管理活动;从历时态上来看，一定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发展史或实践史也必然属于该范围内的全部历史活动范畴，而且是研究该范围历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因此，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必然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要么相交于共时态内的行政活动，要么相交于历时态上的行政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但不能说行政哲学属于历史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包含了行政哲学，因为两者的研究任务并不一致。

2. 研究路径上“实然”与“应然”的有机统一

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作为哲学的两个分支，自然也是遵循哲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实际——认识——实际)。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都是以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为研究中心，从哲学的角度“批判”与“反思”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中的各种突出问题，从而达到帮助行政主体或历史主体更好地认识行政或历史的目的。所以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都体现了“实然”与“应然”的有机统一：其一，行政生活或历史实际处于根本性的地位，为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动力之源，对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必须是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于人的抽象世界的思考，必须立足于人的社会实践形成合理的理想构图。其三，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除了“认识行政”或“认识历史”外，还应具有“改造行政生活”或“引导历史实际”的功能。将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行政知识或历史知识回归到现实生活，去指导与改造客观的行政或历史发展。

3. 研究取向上“真、善、美”的共同追求

由于主体的能动性与选择性，行政主体或历史主体在对行政生活或历史活动进行逻辑思考时，往往存在一种理想愿望或超前反映，而且都表现为行政主客体或历史主客体之间的真、善、美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崇高理想，真、善、美既是行政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也是历史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尺度。行政哲学或历史哲学通过对行政生活或历史活动的哲学反思，不断探索与塑造行政或历史中关于真的理念、善的理念、美的理念。

(二)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

1. 学科成熟程度的区别

尽管历史哲学在当代中国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其在西方已有较长历史并得到广泛讨论，在发展历程、理论构建等方面都较行政哲学相对完善。一方面，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行政哲学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年代，虽然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处于初创阶段。而历史哲学从 18 世纪诞生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鸿篇巨制，都是西方历史哲学得以成熟的重要基础。所以说，从形成条件和发展历程上来说，历史哲学都远远成熟于行政哲学。另一方面，从理论构建上来看，虽然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内涵界定、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意义等方面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探讨，但从理论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历史哲学研究仍要优于行政哲学研究。总之，与行政哲学相比，历史哲学在研究历史和研究成果方面都要相对成熟与完善，对行政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研究对象的区别

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存在显著区别：一方面，行政哲学以行政生活为逻辑起点，研究行政生活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哲学则以历史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揭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其研究任务更为艰巨与繁杂，因而其研究对象也要比行政哲学更为丰富与多元。行政哲学从行政生活内部出发，探讨行政的本质和规律。历史哲学则因历史主体视角的不同，而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对象体系：一是现实的人，因为人的存在和活动就是“历史”，所以这是历史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通过研究客观历史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三是历史认识，通过研究认识主客体关系寻找历史认识的本质与特征;四是认识历史的根本方法，以根本方法为研究对象来构成科学化的历史方法论;五是历史价值，以历史价值的存在形态与类型、历史评价的尺度与结构等内容形成历史价值论。所以说，历史哲学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不同的具体内容，共同探寻历史的内在结构和基本规律，从而构成关于历史的全面系统的总体图景。

3. 主客体关系的区别

行政哲学中的行政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的从事行政活动的人，[20]行政客体是行政主体直接作用的人、财、物等。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既对立又统一：其一，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行政主体管理、支配着行政客体，行政客体服从、追随于行政主体;其二，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行政主体在作用于行政客体的同时，也受到行政客体的制约和影响;其三，两者之间能够相互渗透与转化。行政主体会容纳行政客体的某些属性，行政客体也会烙上行政主体的部分印记，而且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直接相互转化;其四，两者能够共同发展。行政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作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发展，是行政发展的动力之源。

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主要是对历史认识而言，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各类历史工作者，其认知水平受制于其个人素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认识的客体是历史过程或过去的客观的社会实在，它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愈加丰富。在这里，历史哲学的主客体关系明显区别于行政哲学的主客体关系，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客体决定主体，过去的历史现象决定历史学家认识的具体内容，主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抽象思维。其次，主体对客体具有能动的创造性反映，既表现在主体对客观历史事实的筛选、甄别、描述等有目的性的活动，又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加工、创造等分析批判性活动。

三、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

综上所述，尽管行政哲学和历史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分支，但历史哲学在发展历程和理论构建方面都比行政哲学更加成熟，且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层面的交叉重叠，这就为行政哲学研究借鉴历史哲学提供了可能，从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上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行政哲学究竟如何借鉴历史哲学，将其有益的、可行的研究经验融入行政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中，也是值得深思和考量的重要话题。

首先，注重对行政历史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切现实存在都是历史生成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既重视现实，又关注非现实的历史。它“从非现实的历史出发，经过现实，又指向了非现实的历史。” 而且，“任何哲学研究都内涵着一种历史的维度——它要求我们对任何哲学问题都不能超越其对象的历史性而静态地研究”。 所以说，行政哲学的研究也应借鉴历史哲学关注历史的优良传统，加强对行政历史的研究，从行政历史中探寻行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如前文提到的，行政生活作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中的存在物，是一个对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包容性范畴。那么对行政哲学的历时态研究必然也是行政哲学学科体系构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是对当前学界共时态研究的有力补充与支撑。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治理行政，行政发展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对行政历史的研究，既要从公共行政发展的实践角度考察，又要从行政学科发展的理论角度考察。对整个行政历史进行客观梳理，充分挖掘西方行政历史与中国行政历史中蕴含的行政哲学思想，从而为行政哲学研究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需要指出的是，对行政历史的研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倾向，一种是行政哲学史，另一种是行政历史哲学。行政哲学史是对行政哲学发展历程的归纳与总结，属于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具体范畴;而行政历史哲学是对行政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概括与反思，属于行政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范畴。但无论最终落入哪种倾向，都是对行政哲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

其次，重视对行政人的关注。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创造性活动就构成了历史。因而，历史哲学的立足点就在于人类实践活动，处于主导性地位的人既是创建历史的主体，又是认识历史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既作为社会存在形成历史过程，又具有社会意识实现历史认识。而行政哲学的逻辑起点就在于行政活动，是由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相互作用而成，其中人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所以必须重视对人的关注与研究。一方面，行政主体是由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许多人构成的综合体，需要相互协作与配合。对人的本身的探讨，对人性假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行政主体的施政思想与行为，为整个主体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根本性的指导。另一方面，在行政客体系统中，人既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而客观存在，又区别于其他客观物质具有意识和感情，是主导、管理其他要素的主体。因而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作用，所以必须强调对人的根本看法的研究，从哲学高度把握人的真实本性，从而更好地帮助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实现有效管理，同时促进行政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总之，人是一个个体与类、主体性与客体性交织的矛盾统一体，分析人在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哲学思维理解与把握现实的行政活动中的人，挖掘行政人的本质特征与规律，构建行政哲学领域的行政人学基础或行政人学理论，能够为行政哲学研究提供深厚的理论根基，能够从人的存在出发找到行政活动的真相，也有利于现实层面上行政人格的塑造以及“以人为本”的真正实现。

再者，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 由于人的生产生活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人类实践活动，忽视了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历史哲学也就无法成立。行政哲学亦应如此，作为行政哲学之逻辑起点的行政生活，不仅由行政主体通过具体的行政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而且随着行政实践活动的变化与前进而不断发展，因而对行政生活的认识必须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在实践的真义中研究行政哲学。实质上，行政哲学本身就从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因为行政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以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起点的实践哲学自然也就囊括了行政哲学的研究领域。所以说，行政哲学立足于行政生活，以行政实践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不仅是对历史哲学的借鉴，也是其自身发展所必需。行政生活的实践性既表现在行政主体的日常行政实践、行政改革实践等物质层面，又表现在行政主体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道德的示范与影响作用等精神层面，是一个发展的、具体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体，是行政哲学研究的现实基础和最终归宿。但当前学界对行政哲学的研究起点仍是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亟需借鉴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径，将行政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定位于行政生活，深入对行政实践活动的把握：一方面要回归行政生活，以行政实践活动为基础性对象。行政哲学具有抽象性与思辨性的特征，但绝不是纯粹地形而上学地“书斋”中的思辨分析，而是立足于行政实践活动的“户外”行政生活的实践反思。因而研究者们关注的应是行政生活中的各种突出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实现从立足于行政知识到立足于行政生活的转变。另一方面，以实践思维方式构建行政哲学学科体系。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理论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探讨行政生活中的现实议题，形成包括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等具体内容的系统学科体系。

最后，加强对行政方法论的探讨。 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基于客观现实的辩证思辨过程，对历史运动的逻辑把握，本身就是历史方法论。另一方面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对历史本质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把握，而这一根本看法或观点又反作用于人类历史活动，所以同时又承担着历史方法论的职能。行政哲学研究没有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就难以完成揭示行政活动本质的任务，难以形成科学的行政哲学理论，因而必须注重对历史哲学方法论的借鉴，加强对行政哲学方法论的探讨。一是借鉴唯物与辩证相统一的方法论。马克思从实践方面理解历史和对历史认识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等多重关系的阐述就深刻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对行政哲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行政活动以客观自然和现实的人类社会为存在基础，其逻辑结构也是形成于长期积淀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不是一种纯主体性的封闭活动。而且，行政活动的实质是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关系问题，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行政活动的研究，不仅要从客观存在的“人”和“物”出发，还要辩证分析行政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揭示行政本质与规律。二是借鉴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在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自我实现活动与利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一般概念进行的抽象思辨的结合，就有力证实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重要性。对此，行政哲学研究既要梳理人类行政活动的起源、发生和演化等历史进程，又要剖析发展成熟的行政活动的要素、结构与功能等立体形态，从而共同揭示行政的内在规律与本质。事实上，历史与逻辑本身就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存在的，历史总是以过程的形态展示着逻辑，而逻辑总是以浓缩的形态积淀着历史，因而在对行政历史的考察中，必须以对行政逻辑的分析为依据;在对行政逻辑的分析中，也必须以对行政历史的考察为前提，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揭示行政本质及其规律。

四、行政历史哲学的论域

通过对行政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分析后，得出了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具体借鉴途径，最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行政历史哲学”，过渡到了对行政历史哲学的初步探讨。

从借鉴行政哲学的定义出发，可以将行政历史哲学理解为是对行政历史生活的哲学反思，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行政历史中的具体表现的研究。它是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把握行政历史活动，探寻行政历史中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对行政历史的一般规律和本质进行哲学层面的概括与总结。

首先，从学科归属上来说，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是涉及整个历史进程的宏观性研究，其本质与规律都是基于整个社会历史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概括;行政哲学是对行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讨，是涉及行政领域的具体性研究，其本质与规律是基于整个行政的一般性概括。而行政历史哲学探讨的关于行政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内容，仅属于行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范畴，是行政哲学理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范畴，因为它不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及规律的内容。所以说，行政历史哲学并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只是属于行政哲学中的一个具体分支。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虽然行政历史哲学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但其具体研究内容的构建可以适当借鉴历史哲学的研究思路，以便对行政历史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与把握。行政历史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揭示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概括行政历史的本质及其内在进程的一般规律。因此，行政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历史本体论、行政历史认识论、行政历史价值论和行政历史方法论等四大范畴。

其一，行政历史本体论是对行政历史的本质、结构、动力及趋势等内容所作的哲学概括，是挖掘行政历史现象背后的内部的、间接的“存在”。行政历史是人类行政活动的演变历程，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的所有行政实践活动的综合，其实质就是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行政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力量源于行政历史主体与行政历史客体之间的矛盾。

其二，行政历史认识论是以行政历史本体论为前提的，主要研究行政历史认识的本质、特征与方法等内容。行政历史哲学将行政历史作为认识客体放到与行政历史认识的关系中，基于行政历史认识与行政历史本体相符合的根本原则，探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行政人为主体的各种行政历史现象的认识过程及其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对行政历史认识的归纳与总结。

其三，行政历史方法论以行政历史本体论和行政历史认识论所揭示的行政历史本质及其进程的固有辩证法为基础，主要探讨人们认识和创造行政历史的根本方法的本质、内容及特征等问题。人类在行政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对于行政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哲学把握，反过来又成为指引人类行政历史活动的总的方法。其四，行政历史价值论主要探讨行政历史价值的本质、由来及类型、以及行政历史评价的结构、尺度等问题。行政历史活动在一定的“价值”引领下展开，如“真”、“善”、“美”等价值取向就是行政历史活动的重要标尺，其具体内涵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提高。

篇2：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於松贵

关 键 词老子哲学语文教育借鉴规律方式核心艺术

内容提要本文在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分别从“道法自然”：语文教育应遵循的基本规律、“无为而治”：语文教育可采取的最佳方式、“知人善任”：语文教育的核心所在、“以柔克刚”：语文教育的一项艺术等四个方面分析论证了老子哲学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的借鉴意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老子，姓李，名聃，字伯阳，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老子》流传于世。

老子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知人善任”、“柔弱胜强”等思想不仅是治国兴邦之谋略，而且对现代语文教育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从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道法自然”：语文教育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为“道”。“道”与“德”是《老子》一书的核心范畴。老子所说的“道”，是论述宇宙以及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老子认为宇宙间万种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循着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把自然抬到最高的地位，最后总归到自然。老子还有这么几句话：“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神器”二字很可玩味。他活生生的看到，天下是个神妙的东西，要去为他也为不得；一为它反而坏了，一执它反而丢了。你说神妙不神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强调人们必须循道而行，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讲，“道法自然”仍具有现实意义。要想搞好语文教育教学，就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按规律办事。“道”就是教育教学的规律；“天”就是学校、班级的天时；“地”就是语文学习的空间、地域；“人”就是学生、语文老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因此，要实现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好“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遵循规律、顺应自然，即“道法自然”。在今天的发展迅猛的信息化时代，万事万物变化莫测，语文教育工作者能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把握好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这决定了语文教育的效能和语文教学的质量。这就要求语文教育工作者应独具慧眼，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事物的本质，能分析其中的奥妙与规律，也就是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实现

教育教学的创新，及时探索新课程的走向，明确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评价方式和价值取向。一个优秀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能站在一个超脱于语文教学的高度上冷静、客观地观察语文教学之“道”，了解语文教学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语文教学的发展前景，掌握语文教学的规律。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规定：“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走出符合我国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并提出中小学“要办出各自的特色”。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是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个性，没有特性，没有特色的语文教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条件。而富有个性、富有特性、富有特色的语文教学，又主要取决于各种客观条件和机遇，如学校的传统、校风、办学条件、教师队伍、领导班子、生源等方面的不同状况和特点等，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语文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是不是遵循了教育的规律。概括来说语文教师要从实际出发、走符合规律的教学之路。

二、“无为而治”：语文教育可采取的最佳方式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从老子的哲学来看，管理的本质，一言蔽之，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必须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其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力。“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他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这是管理的最佳方式。“道法自然”是“无为而治”的前提，“无为而治”是“道法自然”在实践中的应用。

美国开国元老杰佛逊有句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从这引申，我们也可以说，管得最少的学校，才是管得最好的学校；“管”得最少的语文教学，才是最好的语文教学。笔者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实践也证明这一点。

回想当初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语文教学上对学生也曾经惟恐管得不够细致周到，惟恐出什么乱子。学生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方式的运用、学习节奏的控制等基本上都是由老师来规定的，学生的语文学习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强迫性、压制性，因而学习情绪也就比较冷淡，进取意识也就比较淡薄。随着教学实践的增多，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反思的凝聚，我逐渐改变做法，努力做到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努力做到因材施教，顺应自然，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保护与培

养，不过分地干涉学生的语文学习行为，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巧妙地加以点拨、引导，多与学生交知心朋友，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让学生在一种轻松的、近乎自然状态下学习语文，这样，学生的语文成绩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同时，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品位也得到了提升。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真正不作为，而是不乱加干预，给学生学习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充分调动并保护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知识性讲授与能力养成方面，语文教师还是应该尽职尽力，做好工作的，不可以以“无为而治”做借口放松乃至贻误工作。要把握好这个“度”，是需要一定的火候和功力做底子的。

三、“知人善任”：语文教育的核心所在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语文教育要讲究方法、策略，而其核心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

一个班级几十位学生，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其语文素养也各有差异。语文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了解班级学生各自的特长，做到用其所长，让每一个学生尽可能地发挥出他在语文学习中的作用。比如，有的学生擅长写作，有的学生喜欢诗歌，有的学生文言文功底比较扎实。用人先要知人，知人才能用人，在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上，唐朝的魏征也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到：“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能够“知人”，即能发现每个学生各自的长处，并且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把他们的这种长处发挥到极致，而千万不要“一视同仁”。笔者在教学中，让每一个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担当这个方面的“专家”，很好地促进了班级语文学习水平的提高。擅长语音、字形的同学，我就让他担任“活字典”，其他同学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擅长成语运用的同学，就充分让他发表成语运用方面的见解，从成语的感情色彩、成语的使用对象、成语的适用范围、成语的程度轻重、成语的时态特点等不同方面来加以辨析、解答，给同学们很好的启迪；擅长病句辨析与修改的同学，就让他分门别类地找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病句，每个类型设计若干条练习，来加强训练，增强学生的应对能力；在文言文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让他做文言虚词、文言实词、文言句式等方面的梳理、归拢工作；那些在写作上有特长的学生，则让他们现身说法，将自己审题、立意、构思、选材、缀文的心得讲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由于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人是一无是处的，所以，他们各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体会，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一个人的智慧化成了大家的智慧，从而达到了班级语文智慧组合的最佳化。

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事业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一个语文教师即使有良好的教学管理计划和正确的目标，有健全的班级组织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但如果对学生人才使用和学生才能发挥不当，也是徒然的。因此，语文教师必须把探讨和研究学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问题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语文教育工作者应对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心中有数，在才能发挥上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尽可能地寻找出每一位学生能力、兴趣与学习任务的最佳结合点，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学生的每一分聪明才智都有充分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力出众、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大胆推荐、委以重任。最后还应要着眼群体，互补相济。语文教师发挥学生的长处，不能孤立地看这个学生该怎样用，还要善于从整体上加以考虑，注重优秀学生与相对滞后学生的组合与搭配，善于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并对他们的优缺点做最佳配对，以取长补短。这样一来，每个人的长处才能显现和发挥出来。

四、“以柔克刚”：语文教育的一项艺术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击坚强最有力量的非它莫属，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它。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很少有人能做到。

老子认为，如果管理者经常保持“柔”的姿态，就会永远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有利于无为而治。

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不妨把自己放到一个“柔弱”的位置上。柔，既是一种对学生爱的博大深厚、情的和谐融洽，又是对事业的以柔克刚、以曲求直、以退求进。柔往往能起到刚所起不到的作用。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语文教育者并不一不定会受到学生的爱戴，而温文尔雅、谦逊有加的语文教育者往往会博得众人的喝彩。在内部是这样，在外部也同样如此，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讲的也是这个管理。须知，柔弱并非软弱，更不是懦弱。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只有把自己当作“弱者”，更加注重修身积德，为自己的教育对象着想，才能真正的实现语文教育的创新。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贵为身于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拓天下”((老子·十三章))给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创新的启示。

老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于我们现代语文教师而言，重要的是弘扬其现代意义，并运用于现代语文教学之中，活用其智慧，进而使语文教育教学创新从中得到裨益。

篇3：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关键词：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黑格尔,历史哲学

黑格尔和布克哈特都是西方文明史极具智慧的思想者。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起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顶峰”；[1]布克哈特则被后世称为“史学家的圣哲”。两位智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却不尽相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深远，后世的史学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的史学理想的源头就是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尤为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很多史学观点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是唯物主义考察方式的直接前提；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运用上与它并一致，但在原则上却与它一致。”[2]而布克哈特有别与历史哲学的史观同样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历史的认识。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被认为是“在所有的现代历史研究中，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性的。”[2]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能不会为人人所接受，但广为人知是毋庸置疑。黑格尔无疑是为伟大的哲学家。不管他的哲学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否得当，他都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很自然地把他的哲学理论应用他对历史的解释上。在关于哲学与历史之间，黑格尔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在用哲学分析历史的时候，他归结为一句话：“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4]对此，布克哈特的批评是，“这一切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而不能空口无凭地声称。”[5]与黑格尔不同，布克哈特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当然他们的各自主要身份不是用来判断他们史观孰高孰低的依据。但，显然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对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不认同的。在他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他直接写道“.．．．．．．．，我们在这里不谈历史哲学。”[5]对于历史哲学，布克哈特的态度是不含糊的：“历史哲学说起来有点像半人半马的怪物，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因为，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整理，因此它有别于哲学，而哲学的根本在于以归纳的方式进行概括，所以它也不同于历史。”[5]

在具体分析布克哈特对历史哲学的批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做一番梳理了解。刚才讲到了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基于他的哲学思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很艰涩是出了名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黑格尔的哲学非常艰深，我想在所有大哲学家当中他可说是最难懂的了。”[1]但他的历史哲学却很明确直白。他在《历史哲学》中直接告诉世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4]按黑格尔的意思，世界历史实际上是按理性的方式运行的，而且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将会有一个理性的结果，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理性和必然的进程。也可以说，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有章可循，世界历史的结局是早已注定，只是早晚问题。对此，卡尔.洛维特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做的概括很到位：“历史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并由一种神明意志的天意所指导，在黑格尔的概念中，是由作为‘绝对强而有力的本质’的精神或者‘理性’所指导。”[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认识很乐观，这种观念试图“确认关于世界发展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程序。”

同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4]他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人类不断赢得自由的历史过程：在东方世界（中国、巴比伦和埃及的文明），准则乃是专制和奴役，自由只限于一个人（君主）的身上；希腊—罗马世界，尽管保留着奴隶制，却扩大了自由的领域，声称自由乃是公民的权利；到了近代，日耳曼各民族实现了所有人的自由。黑格尔的历史逻辑有章有法，理性十足。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如此“理性”，在布克哈特看来却显得武断和草率。布克哈特指出：“黑格尔并没有告诉我们永恒的智慧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这种预想的世界计划只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5]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一开始就表明，他不想谈历史哲学。他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用一些比较随意的思路对历史观察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现象和观点进行审视。”他也拒绝去找寻历史的最终目标，而对历史的最终目的的探寻恰是历史哲学的目标所在。布克哈特对历史有个最终的归宿表示怀疑。他“既不以哲学的方式构造‘世界历史’，也不想推进专业的博学”。[2]对于历史，他在书中写道：“‘历史是生活的领路人’这句话我们熟悉的话就具有了更高和更朴素的意义。借助过去的经历，我们不希望变得精明（免得下一次犯类似的错误），而是希望变得更有智慧（一辈子享用）。”[5]历史的知识在布克哈特这里转化为智慧。因为在布克哈特看来“历史中包含一种永恒和不朽的因素，所以它能够对现今的文化危机起到一种平衡作用”。[5]研究历史不是为对历史进行追根溯源，而是去确定这些永恒和不朽的因素，获取智慧来给现世的危机提供一些有益有用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布克哈特治史的特色所在。他所开创的文化史，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文化史”具体讲就是人类精神活动史。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精神有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的思想里人只是实现“绝对精神”的工具。“各民族和各个个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实际上追求的是什么，无论它们是顺从还是违背上帝的意志和目的，它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2]人类的意识和行动都体现了绝对精神。而布克哈特所讲的“精神活动”的主体是人，人不是工具，人是精神的直接创造者和承载者。世间的各种艺术作品，包括建筑，绘画，诗歌，音乐等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这些艺术品沉淀着人类精神的精华，这些精华就是“历史中包含的永恒和不朽的因素”。“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下面，在人类生活的千变万化后面，历史学家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性特征。”[17]布克哈特就是其中伟大的一位。布克哈特通过对文化的研究，具体讲就是对一些艺术作品的研究去找寻这些永恒不朽的因素。所以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旨在追求一种有利于我们人类的智慧，从而使我们受到启发而受用终身。他无意于通过历史的探索来告诉世人历史会如何发展，历史最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显然，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布克哈特很谨慎，不随意对历史下结论，黑格尔的那种认为历史会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在布克哈特看来是对历史的一种轻率的看法。

布克哈特对历史哲学的“可臻完善性”的进步历史观也有自己的认识。布克哈特在《沉思录》中写道：“没有证据表明，人的灵魂或者脑量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变好或者变多，而人的能力却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5]在此我们可以理解布克哈特是想要告诉人们：人的精神境界不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延续推进而不断提升完善。对这一点，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显得有点悲观和难以理解。我们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物质生活如此丰富，难道这不是进步吗？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进步。但倘若说历史进步就仅仅局限于此，那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历史的主体———人的精神没有进步，这样的历史进步不管是逻辑上，还是常识上都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历史进步应该意味着人的进步，这包括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都进步了。布克哈特在书中写道：“被人们称之为进步和道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无非就是通过多样和丰富的文化，并且借助国家权力归个性加以束缚；这种束缚有时甚至可以发展到令个性完全退出社会领域的程度。此外，赚钱成了压倒一切的活动，所有的动机都可以归结到那里去。”“生活在今天的人有一个心虚的地方，那就是，现在挣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和有保障，不过，一旦生财之道受到威胁，那么与钱财密切相关的良好感觉也将烟消云散。”[5]听完布克哈特的话后，再好好审视我们时代的人和事，我们会自信地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没有被赚钱所束缚住吗？当一个时代为金钱疯狂，眼中只闪烁着金钱的光，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时代即使黄金遍地也不能说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布克哈特对历史的忧虑在今天看来也是没有过时的，或许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布克哈特对进步史观的怀疑是略显悲观，因为毕竟进步总是让人鼓舞，让人有不断前进的动力。但这样也容易导致一种盲目和冒进，历史上的很多悲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布克哈特的怀疑和悲观，与其说是一种消极情绪，不如说是一种对历史发展审慎的洞见。人类在面对并思考自身的历史时，黑格尔的进步史观会给我们一种前进的动力，布克哈特的忧郁和悲观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带来了同样不可或缺的警觉和启示。

总之，历史是什么？如何认识历史？认识历史的意义何在？只要有人类存在的一天，人类的历史就将延续，这些问题将萦绕着人们，将不断有人用各自或相同或相异的方式方法去思考去探索去考察。黑格尔在思考，布克哈特也再沉思。黑格尔对历史的思考意在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设计出一个蓝图，企图把整个人类历史纳入这个蓝图让人一目了然，知根知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带有乐观情绪的理论。而布克哈特显得低调沉稳些，布克哈特虽然对历史的热爱和痴迷是不容置疑的，但他那淡淡的忧郁和悲观还是从在他书写历史的笔端流露出来。在我看来，布克哈特的这种治史态度，他的这种忧郁和悲观是对历史敬畏的一种自然真诚的表现。

参考文献

[1][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 (下卷) .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年, 第275页, 第276页。

[2][3][10][13][16][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M].李秋零、田微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 第77页, 第54页, 第81页, 第48页, 第83页。

[4][9][1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 第8页, 第8～9页, 第17页。

[5][6][7][12][14][15][18][19][瑞士]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M].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页, 第2页, 第2页, 第3页, 第8页, 第VII页, 第59页, 第59～60页。

篇4：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是自由的扩大或自由体现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之中’,对后世历史哲学影响巨大,被斯宾格勒称为‘文化形态史学’;到20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思辨哲学逐渐让位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探讨解释的不是历史过程,而是历史学,其中包括研究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认识方法等等,并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在这个转向中,克罗齐和科林伍德起了重要作用。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些都促成了历史哲学思想难能可贵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由于欧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促成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后现代思潮为基础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历史记忆、历史思维的探讨,逐步揭开了人类认识历史的神秘面纱。”[9]在历史哲学的革新发展中,我们看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已经走过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狭隘的历史观或历史认识论已经不足以承担认识世界历史的重任,只有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历史哲学才开始有了新的取向,这无疑为新历史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凭借着历史认识理论的成就,展开了对人类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他们试图探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和习俗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称为“话语”(discourse)。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从社会机制上找出致使某种特定意义形成的规律,找出某种知识形态的规律。为了拆解现存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他们将“断层”(discontinuity)和“差异”(difference)两个概念引入。“文史哲的研究永远不可能截然分开,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其影响首先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但很快就从思想文化史蔓延渗透到了文学史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中。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萌生崛起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叙述主义”的,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致力于对历史的情节结构和表述方式进行研究,这种对历史和文学关系的思考既是历史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恰好迎合了文学的历史研究自身对方法论的思考。面对整个西方文化思潮史,在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上呈现出一种“外-内-外”的发展轨迹,“社会历史”与“文学研究”好像也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倾向,这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西欧学潮使得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结构主义标榜的整体性、秩序性、统一性受到空前的怀疑和反对,解构主义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然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使解构主义学说再度陷入困境,诸如有关艺术价值恒常性与批评标准现时性的思考、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分裂和统一、文学特性与史学意义的重新定位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批评家永远不可能回避这些时代提出来迫切待答的问题。在经历了“非历史主义”的封闭之后,唯有使文学研究在历史中再次回眸才有可能满足文化思潮发展的时代需求,他们告别解构主义的文本消解游戏,向历史意识迈进。新历史主义在新一轮的回归中选择了主体和历史,重新关注和思考“历史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使“历史与叙述”、“政治解读与文化诗学”成为当代文论的热门话题,从而能够更好地洞悉后现代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现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消费规律,并通过时代意识的调节,以及本文分析与历史透视的方法,制衡后现代文化灵肉分裂的畸形发展,以期有可能在解构思潮“为了本文而放逐历史”的喧嚣中,造成新一轮波及整个人文科学的范式革命,使之在“本文与历史”的透镜中,把握后现代社会中物化隐秘和意识形态控制技术的真相,增进否定意识和批判性的文化实践。新历史主义者提醒人们注意產生文学本文的历史语境,他们阅读不同文类的文学作品、文件及史料,以便重新估价规范文学最初产生时的社会和文化。他们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支配的同时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找出在二者之间进行社会流通时被抹擦掉的踪迹,并认为批评者与本文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同谋”关系。这些理论意向和批评实践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时代性,他的一系列批评实践都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当然,没有哪一个文论思潮可以应答时代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新历史主义无疑给学界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前进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K•M•牛顿:《西方文论的新倾向—新历史主义》,周宪译,《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2][英]汤因比等:《历史的话语》,张文杰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

篇5：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来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了一番梳理: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概况,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基本观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这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作 者：谭扬芳 Tan Yangfang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刊 名：甘肃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GANSU SOCIAL SCIENCE年，卷(期)：“”(5)分类号：B08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哲学 “三个世界”理论 历史决定论 历史规律 渐进社会工程 证伪主义方法论 历史预测

篇6：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读《费尔巴哈论》浅谈哲学对人生对社会的意义

这就像读读后感而产生读后感一样，即使没有以讹传讹，尽力最大化地全力理解原作并且其实已经是理解原作所谈的原作的一般。好在也只是在谈个人观感，或者说恩格斯那篇文章也是在谈个人观感，只不过他自觉不自觉地便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我，虽然在文章的某些地方或不解或赞同，并没有清晰地感觉或者了解到自己是在如何地看这篇文章。而这也是我看完之后所产生的矛盾并且引发的一连串的感慨：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指导性的还是激励性的，一个人对哲学的相对感觉，客观地理解对于这个个人来说是不是最有意义的。这个问题仿佛可以双赢地解释清楚，又放佛无论哪个结果都在原地兜圈子。再或者，究竟思考这些哲学命题对人生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首先，是哲学对于一个人的指导作用大，还是影响作用大。这里的影响，自然便不是上文所说的指导，而是更偏向一个人对于哲学所产生的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是倾向不正确的）而引导一个人所进行接下来的生产实践活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觉得所谓“正确的引导”，即理解了哲学的意义，并以以此来指导实践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来首先接受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显然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宗教是一种主观臆想，歪曲现实存在的事物，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其巨大的作用，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宗教所引发的狂热和教徒显示出来的坚韧的态度和可畏的决心都彰显着其力量。一些，甚至是普遍信教的民众心中都有所依托并且活的踏实且快乐，如果用各种方式逼迫他们接受先进而科学的思想即没有神的存在，那无疑是痛苦的过程。“自然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这对思想来说是一种大胆的解放，然而没有任何大胆的解放时一下子被人接受和喜爱的，而越是接近所不知的真实，人们便越有可能被表面上的荒诞所吓倒，日心说是这样，自然科学的其他发现也是这样。而且不只是关于有神与否，那些起着“指导”和“启示”性质的哲学，对人的影响并不一定比人们误解了这些哲学而从而按照个人理解来了积极有效。正确，向前发展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愉快的，我不理解这些接近“真理”的理念，但却有可能活的更好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有可能成立的，然而为什么大家都不畏艰险地去了解和探索，我想这还是和历史发展有关。

由于每个人不管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这些本身已经产生了对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变量之外，还是存在着根本的个体差异，所以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总是不同的，也许在一个大方向下表现出了某种集体的倾向性（即使是错误的），但是还会有在长远的历史的角度审视下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或者人们。否则历史也不会呈现这种发展。并且否定历史是英雄主义的发展论虽然已经被普遍接受，不得不承认有人提出和支持必然是因为不只是稳固的表现，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合成谬误”一般的认知，然而在当时，或者说在人们最初提出各种理论的时候，是没有马克思理论来指导他们实践的，没人告诉以前的人们天文历法，生物化学；原因也很简单，是那些人在我们之前进行了不管正确与否都意义巨大的研究并取得了结果，一点一点历史走到了今天。或者说，就是因为历史本身，或者说所有生物本身，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将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话；有一种类似“永动机”之类推动发展的力量让人们在这个已有的物质世界生存的同时不断更好的生存，并且其他物种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某种橡树会随机地在某些年份突然自动减产，使食用其种子的生物——某种程度的天敌：因为阻碍其播种，而因食物短缺受到威胁。这是最近的研究结果，且不说以前的人们细致观察到如此境界与否，即使发现，研究的手段有限也可能导致人们发现现在发现的这种显然相较而正确的观点，取而代之人们更加有可能认为那是可以预言的神树。那么，这个推动发展的人类共享的信念或者精神，并不必是哲学。我是学习理科的，在自然科学里总是有许多条条框框或者定理公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好，霍金的宇宙大爆炸学说也罢，的的确确在以我目前的知识水平来看这些才是真理才是真真正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对科学对人类的贡献远比老庄逃离现实闭门造车出一些指导人们思维的东西要强。但是随着在网上查阅一些资料来看，人们对于哲学的地位还是很看重的，至少人们推崇哲学。我的理解的有用的哲学：是若是把这些定理公式具象化，或者引导大家有所思考和认识，那便是哲学。或者说，之所以不管是其他科学，还是哲学走到了唯物辩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这个地步，是因为历史发展的特质和哲学的特质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历史总是需要更先进更完善的东西来“以旧换新”，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而哲学便是总结怎样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指导（正确的方面）怎么更好地改造世界，当然，虽然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向着“更好”的方向，不管是直来直去还是曲线救国；发展和前进着，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可以超越学科界限的学科来做统筹和安排。这便是所谓的哲学。像前文所提到的，为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人们有意无意地探索和改造世界。也不管目的是有意的，还是被“顺便”的，至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绝大多数都是认真而虔诚的。我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篇读后感中，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某种程度比虽然也需要观察实践和分析的哲学来说更要简单一些，毕竟思索的是思索本身这件事情。从前学习马哲的时候，总在想为何有人可以那样去想这个世界，比如只存在于内心之中，比如历史其实是主观的。然而在看了些这方面的书之后，不说理解了多少，却觉得其实都是有些让人信服的观点了。虽然只从事情上来说很好理解，深入地去想一件事情，会有可能混淆，又何况总是在想这似是而非的观点，他们并没有指导，或者只有错误的指导，推翻或者附和，都是一种努力和尝试，并且值得赞赏。

其实读恩格斯的文章并没有所谓一些感觉，只是更多的启发我对哲学的思考。对伟人评判在这么多年的教育下早已经使我不懂得去思考和去评论。

篇7：从庄子哲学浅谈对教育思考

庄子认为，自然的东西是美的，人为的则是做作的。何宗思先生在他的书里详细地阐述过庄子的观点，人为“天然的就是美，暑期自然就无比快乐;人为的就是做作，违背自然就会烦恼多多。”那么现今中国教育所做的到底是“美”的，还是“做作”的呢?

有观点人为，人人生而平等，同时人人生而也不同。孔子是我国的教育先驱，他主张因材施教，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众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更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聪明的人，我们可以用高尚的知识教育他，以大道引导;愚劣的人，则不要指望能成大器，只教人品行端正，与人与己有益即可。

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倡导发挥学生个性，还学生本有的真色。这其实是与庄子的“自然之道”相符的，所谓的“道法自然”，也就是效法道自己的样子。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学得知识，那是不是也要让学生效法他那“真我”的本色?这“真我”又是怎样的，外显的知行是否是内心中顺道而发的“自然”，值得教育者们思考。

我一直欣赏和推崇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找到自我，找到人从自然宇宙中所孕育出的“自然的我”。

庄子一直认为只有自然的才是美的，人人生而不同，大家谁也不要羡慕谁。谁都有自己的自然之色，谁都有自己的自然之美。就像独脚兽羡慕草履虫有一百只脚行走优美，草履虫羡慕蛇没有足也能疾行无声，蛇羡慕风五来无影去无踪，风又羡慕眼睛能目光一闪，看得清，看得远。可是眼睛又羡慕心灵，心思一动，神驰古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都是上天赋予的本性罢了。

宗思在书中写到，伯乐的出现，导致了马的悲哀。马的本性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自在，自得自适，享受无拘无束的天伦之乐。可是伯乐一出现，说自己善于驯马，结果马就开始遭殃。所有的马被他烙上火印，修建鬃毛，钉马掌，削蹄甲，罩上马笼头，衔嚼铁，套缰绳，牵进马棚，栓在马槽边，统一管理，统一作息，统一训练。什么自由自主的本性，什么桀骜不驯的个性，全都被消磨的.无影无踪，都变成了所谓的“好马”。那么教书育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不符合“自然”的行为呢?

从教育的概念来说，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性的人才，根据社会的需求培养相对应的学生。可是学生的本性是被激发了，还是被消磨了，这又是一个问题。

庄子推崇自然之美，推崇自然之道，可是人人都知道，如果是要有用于社会，很多东西需要修饰，得经过修正才行。

相信没有人不欣赏罗丹的作品，只要他懂得艺术，懂得雕塑;谁也没有不会面对大自然而不会发出感慨赞叹。那么教育之于两者，孰轻孰重。其实，罗丹的作品创作的最高境界还不是为了要接近“自然”吗?这“自然之道”难道不就是所有人和事所最求的最高目标吗?与其让教育变成了自己的雕塑的对象，任自己盲目的修饰，还不如引导他发挥上天给予他的最美好的东西，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一个完美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人。

激发学生的本性，发挥他最自然的能力，对社会做最大的贡献。只要能有正确的人生观的引导，相信上天所赋予的本性，那“自然而然”才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因为违反自然，会变得满目疮痍，徒增烦恼。道法自然，天地万物都顺着自己的本性变化，就是遵循大道而行;融于自然就是融于道，合乎自然就是合乎道，人心融于物境就进入了大道的境界。这样，教育也就进入了“大道的境界”。

篇8：浅谈行政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借鉴论文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 人类是历史地存在着, 因此理解也是历史地存在着。阐释学的要素——主体 (读者和作者) 以及客体 (文本) 都存在于历史中。此外, 理解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并且将成为不断进步的过程。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 而是适应以及正确地评估它。理解存在“合理的偏见”, 这也是历史赋予的, 为我们创造性的解读提供了可能。

作为儒家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开创性地提出了性善论和道德修养论, 描绘了仁政和德治的政治理想。《孟子》一书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掌握《孟子》的真实含义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塑造国人的性格有重要意义。据统计, 《孟子》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 较有影响力的英译本就达十五种之多。

本文以《孟子》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译作——理雅各1894年的译本和刘殿爵1970年的译本中的译文为例, 以伽达默尔“理解的历史性”解读两者存在的不同以及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接近或偏离原著, 探讨译者的历史性对译文的影响。

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的存在,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作者和文本后面, 成为被动的接受者, 极力追求“作者意图”和“文本中心”, 例如以下几句。

例1: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公孙丑.下》)

James Legge: 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

D.C. Lau: Heaven’s favorable weather is less important than Earth’s advantageous terrain, and Earth’s advantageous terrain is less important than human unity.

原句是孟子对战争有利形势的评论, 刘殿爵对此的理解是:“天时”指对战争有利的天气或季节;“地利”指有利的地形。而理雅各只是简单地直译为“the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和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既不够简洁, 也反应了他拘泥于文本字面的意思。

例2:者大王居分阝, 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币, 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马, 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 ( 《梁惠王.下》 )

Legge: He served them with skins and silks and still he suffered from them. He served them with dogs and horses, and still he suffered from them. He served them with pearls and gems and still he suffered from them.

Lau: He tried to buy them off with skins and silks; he tried to buy them off with horses and hounds; he tried to buy them off with pearls and jade; but all to no avail.

汉语文本常通过排比结构来表达特殊的情感, 然而这种同音重复的结构难以在英语文本中再现。翻译此结构时, 刘殿爵不拘泥于原文的排比结构, 而是用“ but all to no avail”来概括三个“不得免焉”, 相较于理雅各更为灵活而有效。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 译者和作者的时空距离不应成为其理解的障碍, 相反, 这种距离为译者创造性的解读提供了可能。

例3: (孟子) 曰:“有人于此, 毁瓦画墁, 其志将以求食也, 则子食之乎?” (彭更)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 (《滕文公.下》)

Legge: Mencius said, “there is a man here, who breaks your tiles, and draws unsightly figures on your walls;—— his purpose may be thereby to seek for his living, but will you indeed remunerate him?”

Lau: “Here a man who makes wild movements with his trowel, ruining the tiles. Would you feed him because his intention is to make a living?”

以上孟子对于“志”和“功”的辩论中, “墁” 的本意是 “镘刀”, 即砌砖用的泥刀, 但通过孟子的相关辩论得出:“墁”指代的是“墙”。理雅各把“毁瓦画墁”直译为 “ breaks your tiles, and draws unsightly figures on your walls”, 显然他把它理解为“把有用的东西变为无用东西的一种破坏性的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然而, 刘殿爵保留了“墁”的本意, 同时对 “毁瓦画墁”做出了创造性的理解, 译为“makes wild movements with his trowel, ruining the tiles”。在他看来, 镘刀是用来砌墙的, 错误地使用会毁了墙体, 尽管使用镘刀的意图是让墙变得更好, 仅凭好的意图其使用者也无法因此而得到食物。刘殿爵这样的理解可谓一种创新性的解读, 因而为后来大多学者所认同。

例4: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亲戚畔之; (《公孙丑.下》)

Legge: He who finds the proper course has many to assist him. He who loses the proper course has few to assist him. When this, the being assisted by few, —reaches its extreme point, his own relations revolt from the prince.

Lau: One who has the Way will have many to support him;one who has not the Way will have few to support him. In extreme cases, the latter will find even his own flesh and blood turning against him...

这是孟子关于政治的论述。理雅各把“得道”翻译为“finds the proper course”, 而刘殿爵译为“has the Way”。两人都没能很好地再现原词的含义。孟子向来倡导“人和”的重要性, 因此, 在翻译这一句的时候, “道”应该理解为“实现‘人和’和实施‘仁政’”, 这样才能反映孟子的“民本”思想。由此, 我们可以窥见两位译者理解上的“偏见”。尽管他们竭尽全力, 仍无法跨越历史的鸿沟。

结语:译者的历史性决定了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解读, 因而同一部著作存在不同的译本。由于“合理性偏见”的存在,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才能不遗余力地对文本做出创新性解读。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 应该并且只能是不断接近文本时间价值的一个过程。理解的历史性观点也要求有志于翻译经典名著的译者不断探索、发挥主观能动性。

摘要：本文以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为指导, 分析《孟子》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译作——理雅各1894年的译本和刘殿爵1970年的译本中译文的差异, 以窥见译者的历史性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理解的历史性,译者的历史性,《孟子》英译

参考文献

[1]Gadamer, H.G.J.Cunning (trans) .1999.Truth and Method[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Lau, D.C. (trans.) 1970.Mencius[M].London:Penguin.

[3]Legge, J.1894.Chinese Classics[M].London:Clarendon Press.

[4]杨颖育.从奥巴马引用孟子看《孟子》英译[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