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丽悲剧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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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米丽悲剧成因(精选五篇)

爱米丽悲剧成因 篇1

关键词:《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悲剧,男权,暴君,贵族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南方文学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篇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小说用凝练的笔触塑造了美国内战时期南方社会里一位与自己命运抗争的贵族女性。爱米丽在社会急剧演变时期, 勇敢得挣脱传统习俗的束缚, 却最终以失败告终, 采取极端手段, 用砒霜毒死自己的心上人, 把尸体藏于阁楼, 与其同床共枕长达四十年之久, 直到死亡。是什么导致爱米丽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凄惨度过这四十年呢?作为生活在美国南方一个父权制社会中的女人, 爱米丽又不幸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 有着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式父亲, 这一切导致她性格扭曲, 最终杀死她唯一的爱人, 悲惨度过一生。

1 父权制社会

父权制社会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是造成爱米丽悲剧的根本原因。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 倒不如说是后天养成的, 是人类整体文化所决定的。艾米丽生活在美国内战前后的南方社会。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 男人在物质上、精神上以及情感上控制了女人的一切, 女人完全是男人的附属品, 处于被动的地位。小说中的爱米丽虽然勇敢地与传统习俗抗争, 但是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在其内心根深蒂固, 她从“头昂的很高”的“淑女”逐渐演变成性格怪僻、孤傲冷漠的老处女, 对上门的官员冷眉冷眼, 对征缴税收的传单置若罔闻, 对邻居的抱怨不理不睬, 与世隔绝般住在大院深宅内。

2 贵族身份的枷锁

但是导致爱米丽最后毒死自己心上人, 与尸体同眠共枕四十年不仅仅因为她生活在父权制社会, 更是因为她特殊的贵族身份。爱米丽的父亲在世时, 认为没有哪个男人能够配得上格里尔生这一名门贵族的千金小姐而赶走了所有追求她的年轻人。他让爱米丽整天不离其左右, 把她圈在那幢昔日辉煌无比, 象征贵族身份的大木屋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父亲去世, 爱米丽以为可以获得新生时, 她剪短头发, 告别过去, 以崭新的面孔面对杰弗生镇的人们,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当她鼓足勇气爱上荷默, 一个“北方佬”, 一个出身卑贱低微, 拿日工资的建筑工头时, 全镇人便开始在背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说“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也不应该忘了高贵的身分”, 说她是“堕落”的女人。镇上的人们不仅横加指责, 还出面干涉, 让牧师夫人写信告诉爱米丽亚拉巴马的亲戚前来阻止。后来当爱米丽去买毒药, 镇上的人以为她因为失恋要自杀, 竟然毫无同情心地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们甚至宁愿爱米丽死, 也不愿她辱没南方的传统, 丢杰弗生镇人的脸。

3 父亲暴君般的统治

父亲专制、独裁的暴君般的统治是爱米丽悲剧人生的另外一个原因。爱米丽的父亲格里尔生先生和许许多多南方庄园主父亲一样在家庭里说一不二,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为了自己所谓的人生蓝图把爱米丽像犯人般囚禁在大木屋里, 时时刻刻陪伴其左右, 过着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慰自己的孤独。他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 用马鞭赶走了一个个爱米丽的追求者, 以至于爱米丽三十多岁还待字闺中。小说中对爱米丽小姐和其父亲格里尔生先生的关系有一段栩栩如生的描述, “长久以来, 一想到这家人, 杰弗逊人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副活生生的画面:‘身材苗条, 一身素白的爱米丽小姐站在后面, 她的父亲手执马鞭, 叉开双脚, 背对着爱米丽站在前面, 他们的身影嵌在一扇向后开的前门里。’”。爱米丽父亲“叉开双脚, 背对着爱米丽”具有象征意义, 他的身影笼罩着站在身后可怜的爱米丽, 使她生活在专横跋扈的父亲的阴影之下, 过着失去自我的扭曲生活。“背对着”则表明爱米丽的父亲不顾女儿的感受, 对女儿的意愿不理不睬, 只管发号施令, 而他手中的“马鞭”象征绝对的男权, 要求女儿无条件的服从。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 作者揭露了美国南方社会中暴君式家长对青年一代的专制和压迫。对爱米丽来说, 她既没有自由, 更谈不上平等, 只能任由其父左右。父亲暴君式的统治使爱米丽的个人生活索然寡味, 使她的幸福源泉干涸枯竭。

综上所述, 父权制社会及其价值观、爱米丽特殊的贵族身份和其父暴君式的统治等这一切特有的社会因素和独特的家庭背景最终造成爱米丽的悲剧人生。作者在文中对爱米丽这一类长期深受压迫的女性表现出无尽的同情和怜悯。

参考文献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2]威廉·福克纳 (著) , 杨岂深 (译) , 杨洁 (编)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3]肖明翰.再谈《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答刘新民先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2000.

[4]肖明翰.为什么向爱米丽献上一朵玫瑰——兼与钱满素先生商榷[J].鉴赏与探讨, 1996.

[5]陈华.福克纳的爱米丽[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

赏析《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篇2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写得精致、完美;有如大理石上的雕刻图案,含有值得永久纪念的神圣意味。

世界驰名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一向以长篇小说震撼世人。他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已成为20世纪无可争议的杰作。意识流的手法娴熟运用,确立了他作品意象迭变、繁复多元的风格。而《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短篇小说则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精确、凝练,清晰直接而又不失神秘,以及南方式的略带忧伤的品质。

小说写爱米丽与世隔绝的、不顾现实变迁一味坚持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写她的爱与恨、她的倨傲式的高贵和对负心恋人的无情报复。小说由爱米丽的死亡开始。她的死就像拉了起舞台上的帷幕一角,引起小镇上人们一睹她原先讳莫如深的生活的激情。一桩秘密被揭露成了人们对她死亡的`最有效的纪念方式。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题名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但在小说中,通篇没有提到玫瑰花,也没有人献花给爱米丽。这谜一样的篇名似乎暗藏着福克纳的深意。

也许,揭示这一篇名的象征内涵要比诠释小说内容本身来得更富有挑战性?也许,在这篇名的隐喻中福克纳故意深藏着他秘而不宣的隐衷?

确凿无疑的句式--我指的是篇名--泄露了作者对作品人物的一种肯定,仿佛他在暗示一个真实人物存在似的。这种肯定,也许并不包含对她行为方式的赞赏;而是说明她作为类型化人物在美国南方小镇上有着众多的原型。这使我想起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形象,她也像爱米丽一样家道中落却仍恪守着衰微的南方贵族传统。

正如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福克纳起着这样一个虚幻的篇名似乎想要抹去读者头脑中固有的小说概念。这种自我颠覆的方式,使小说产生了仿佛是对一位已故人物做传记的幻象;或者说,这也是一种自我首肯的方式,福克纳故意在这背谬中留出一丝让人错谔的空隙,从而引发人们去深思其背后的真正动机。透过这一悖论式的“破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福克纳对他小说人物的偏爱,泄露了他对爱米丽小姐这一形象所含有的深切的怜悯之情。这篇小说犹如是对爱米丽小姐所做的一次满怀敬意的缅怀和充满深情的回忆。

“献给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默诵这一句式,宛如瞥见了福克纳在深秋的落叶时节,手持鲜花、摘下礼帽正站在爱米丽的墓碑前凭吊。我猜想,福克纳写下这一意味深长的篇名,并不是为了要增加小说的戏剧性,而是出于内心不由自主的需求,它道出了福克纳对爱米丽人物的迷恋与惋惜等复杂情愫,反映了他内心深层对业已湮灭的某些“东西”的追怀。

在小说中,爱米丽几乎与世隔绝了一辈子。她唯一一次恋爱对象是来自北方的铺设道路的工头:荷默?伯隆。这个人健康开朗、年轻活泼,引起了小镇上所有人的喜爱。她与爱米丽完全是两种世界的人:他代表着四处游走、见多识广、及时行乐和缺乏责任的北方新兴文化,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爱米丽则固守家园、秉持高贵、鄙视新生事物,挣扎在南方旧时代没落的瞬间。伯隆玩弄爱米丽,最后想要抛弃她,以及爱米丽在自己布置一新的婚房内杀死伯隆,都是两种观念和两种生活方式冲突的象征。

爱米丽悲剧成因 篇3

一、作为女儿——“一幅画中的人物”

爱米丽小姐出生在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文中没有关于她父亲格里尔逊先生的直接说明, 但镇上的人将他们“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 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 背对爱米丽, 手执一根马鞭, 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从这幅画中, 读者可以体会到关于格里尔逊家庭父女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几个信息:爱米丽小姐的白色衣服象征着纯洁和贞节, 这是南方清教妇道传统中最为重视的品质。格里尔逊先生攥在手中的“马鞭”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是男权社会中权力、权威和严格控制的象征。就用这根马鞭, 他赶走了爱米丽所有的追求者。他是如此傲慢和自私, 把女儿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 剥夺了她实现幸福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代表着规则和道德限制的超我, 抑制了她的那些不符合男权社会和南方女性价值观的欲望和本能, 将它们推回到潜意识中。面对这一切, 爱米丽调用了压抑机制 (repression) 作为她成长过程中的防御机制。爱米丽压抑了自己的本我欲望, 顺从地立在父亲背后, 接受父亲的安排。当格里尔逊先生去世后, 爱米丽心中对他的这种情感冲突达到了高潮, 这时她的自我启动了否定 (denial) 机制来应对这一问题。她在父亲死后“衣着和平日一样, 脸上没有一丝哀愁”, 声称“她的父亲并未死”, 并拒绝处理尸体。虽然这种机制可以让人们逃避焦虑和痛苦, 但它会耗费极大的精力。文中村里人“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 爱米丽“垮下来”, 大家“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 那以后, 她又“病了好长一个时期”。

二、作为情人——矛盾中挣扎

父亲去世不久后, 荷默 ? 伯隆出现在艾米莉的生活中。在他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格里尔逊先生的影子——他“个子高大, 皮肤黝黑, 精明强干, 声音宏亮”, “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他的那双“握着马缰和马鞭”的手是十足的绝对控制的象征, 一如她父亲从前!在荷默身上, 爱米丽找到了她恋父情结的完美投影。就在爱情, 或是某种特殊吸引力的驱动下, 她不顾传统的社会偏见, 不顾牧师和两位堂姐妹的劝诫, “逢到礼拜天的下午”便与荷默“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 她甚至“去过首饰店, 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 又“买了全套男人服装, 包括睡衣在内”。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她就要实现她的幸福。但是, 来自美国北部的荷默内心放荡不羁, 他对人们说“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荷默无意于婚姻, 而意识到这一点的爱米丽却不能潇洒放手, 转而继续寻找自己的幸福。最终, 她心中最深处的本能的冲动, 储存在她自我中的“力比多”终于以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爆发了。她用“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使他驯服了”。她杀了荷默,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留住情人, 与一具死尸结为了夫妻。

三、作为社会人——神龛中的一个“偶像”

在一众乡民眼中, 爱米丽小姐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对于她的描述充满了死亡意象——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 肿胀发白”, “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一样”, “她回看他一眼, 身子挺直, 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她是了无生气的, 没有激情的, 她也不需要生气和激情。她所需要的就是做“一个传统的化身”, “义务的象征”, “人们关注的对象”, 并为青年们树立好的“榜样”。

对于爱米丽来说, 她曾试图与乡民们建立联系。她“布置了一个画室”“开授瓷器彩绘课”, 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她没有学会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当“学画的学生们也长大成人”, 他们“渐次离开了, 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到爱米丽小姐那里去学画”, 在“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 前门关上了, 而且永远关上了”。从那以后, 爱米丽便隐居家中, 与外界隔离。房子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象征着母亲的子宫, 在那里她才感到温暖, 安全, 在那里她与她“永恒的”情人长相厮守, 终其一生。在这里爱米丽选择了“退回” (regression) 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来处理自己的心理失衡。

结语

爱米丽悲剧成因 篇4

福克纳时代的美国南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十字路口。20世纪初, 在北方资本主义工商势力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 南方保守的农业社会迅速解体。开始了它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它充满了新旧势力和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福克纳一方面看到了南方社会和历史中的各种问题, 意识到必须根除它们另一方面, 同时他又像大多数南方作家一样, 珍视南方传统的价值观念, 对南方有一种深沉的、近乎于非理性的热爱, 对它的过去充满怀恋之情。以至于他说“过去的日子, 过去时代的逝去对我是一个悲痛和悲剧性的事情”。这种感情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有集中的流露。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标题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南方的情感。玫瑰本是爱情的象征, 是纪念某种美好的事物。可是女主人公爱米丽一生之中, 由于专横的父亲、传统的束缚和爱人的背叛, 她是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爱情的。而且在“新一代”人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又老又丑、为了留住爱情不惜一切的胖女人。但是作者为什么要把玫瑰献给她呢?福克纳曾经这样说“这儿有一个遭遇悲惨的女人, 她的悲剧是无法改变的, 任何人也无能为力。我可怜她。这是向她表示敬意, 就象你在这种情形下要向人做出某种姿势、行个礼什么的一样。对一个男人, 你会敬他一杯酒, 而对一个女人, 你则会献上一朵玫瑰。”[1]一方面福克纳同情像爱米丽一样的南方女性的命运:她是南北战争后南方的一个缩影。她代表着大势已去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及贵族势力, 是旧秩序、旧道德的化身。她缺乏任何形式的爱, 性欲受到压抑, 精神生活遭受了种种磨难, 从而表现出变态的心理和行为, 孤独的与死尸相伴, 她是受害者和牺牲品。可是另一方面福克纳钦佩赞扬她冲破传统道德的勇气和不懈追求爱情的精神。想在心里为她献上一枝象征爱情的玫瑰花。爱米丽小姐被比作“纪念碑”式的人物, 暗示她象征着社会珍视已久的一种传统, 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某些价值观念。

爱米丽的悲剧有其自身性格的根源。爱米丽对爱的追求是一种极端的、甚至是变态的反抗。爱米丽一直与世隔绝, 从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感受, 甚至在那个故事的叙事者“我们”的口中读者也从没有接触过爱米丽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文章的第一段叙述者“我们”就告诉读者:“爱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了, 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人们是出于敬慕之情, 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女人们呢, 则大多数是出于好奇心, 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 至少已有十年光景没人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2]在人们的心目中她并不是一个活在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一个象征着已逝去的南方文明的“倒下的纪念碑”, “传统的化身, 是义务的象征, 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爱米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性格孤僻的人。爱米丽永远活在过去, 爱米丽的悲剧根源在于她不能接受和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更, 她对于一切已经逝去的事物都采取了极端的挽留方式。她的父亲虽然剥夺了她获得爱情的机会, 可是却是她精神上唯一的依靠。所以在她父亲死后, 她不肯承认父亲的死亡, 拒绝埋葬父亲。同样, 在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人来向她征税时, 她也拒绝接受沙里多斯上校死亡, 并坚定地说“我在杰弗生无税可交”。她不管别人的议论指责与荷默相恋, 可是当她意识到代表着自己最后一线希望的情人也要离自己而去时, 害怕荷默离开后的孤独, 也因害怕全镇人的议论, 为了挽回贵族小姐的尊严, 她便采取了极端的方式, 做出了最后偏激的抉择。她用毒药毒死荷默, 并将他的尸体保留在阁楼上, 让他陪伴自己一生, 永远再也无法离去。通过杀死情人, 爱米丽没有让伯隆控制自己, 而是决定控制了伯隆的一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她终于挽留住了情人, 或许在她心目中也挽留了时间的逝去。我们还可以从爱米丽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滴嗒作响的挂表”中看出, 她从来不看挂表, 因为在她的心中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不影响她的表滴嗒作响。她也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 她是通过剥夺别人的性命留住了自己的“爱情”和“时间”。爱米丽知道不该杀人, 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能有情人, 但她打破了一切传统和法则, 最后她杀人。同时良知又使她不安, 这就是她一生被毁的原因。由此可见爱米丽身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象征着我们生活中每个人身上时隐时现的矛盾冲突。我们每个人都要受一定的社会规范约束, 而同时又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种需求有时是违背常规的。所以《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隐含着对人类自身悲剧的深入思索和揭露。

透过爱米丽那悲惋的爱情故事, 我们可以窥见到当时南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 即造成爱米丽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当时南方家庭的父亲凭借旧家庭制度和传统观念赋予的权力, 像君主一样统治着自己的家庭小王国。父亲作为家长的统治地位是由南方保守的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来维护的。爱米丽是格里尔先生的独生女, 母亲早逝, 她是在暴君似的父亲的看护下长大的。年轻时, 她渴望加入同龄人的生活。然而, 她的父亲却把爱米丽看成是私有财产, 赶走了她所有的追求者, 破坏了她所有能过上女人正常生活的机会。父亲死后, 爱米丽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感情终于暴发出来。她剪短了头打扮得像女孩一样, 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幸福, 她遇到了北方人荷默·伯隆, 两个相爱了。渴望爱情幸福的爱米丽甘愿冒风险, 在一片反对声中勇敢地和镇民们对峙, 承受着异乎寻常的舆论压力而丝毫没有妥协。爱米丽身上这种不屈不挠追求幸福的精神正是被作家们一贯歌颂的人性美和个性美。她的执着和勇气正是被人们一贯所欣赏和弘扬的人类品质的一部分。

如果爱米丽身上只具有这种个性, 那么在伯隆不承担义务抛弃她后, 她完全可以用时间来抚平创伤, 或者像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赫薇香小姐那样, 通过抚育女孩艾丝黛拉来专门戏弄异性。爱米丽却没能这般潇洒。因为她在具有普通女性人格的同时, 还具有特定年代的南方女性的人格, 即爱米丽具有双重人格。而这种女性人格与南方女性人格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父亲死后, 爱米丽只是获得了人身自由, 然而, 在精神上爱米丽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 在她心灵深处总是有着南方的传统道德规范。南方的妇道观要求她们要纯洁清白, 而一个纯洁的妇女应该是没有激情、没有性欲, 应该是像冰块一样冷峻。爱米丽明知南方的传统要求女人只能有丈夫, 不能有情人, 而她却冒南方之大题找了个情人, 这不能不在她内心深处涌出一种犯罪感。消除犯罪感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情人变成丈夫。所以爱米丽一边同镇上的人们及堂姐妹作周旋, 一边作结婚, 买好了各种结婚用品。可令她万万没想到、伤心透顶的是她倾心相爱的人却无意结婚。这样一来, 爱米丽只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留住情人, 杀了他, 与一具僵尸结成夫妻, 同时也保住了妇道, 从表面上消除了自己的负罪感。但她所信仰的宗教告诉她生活要节制, 要节俭, 不能有丝毫的情欲与激情, 更不能杀人。因此谋杀情人这件事在她心灵深处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知道自己又犯了一次不赦之罪。从此, 她精神上永远背负上了十字架, 永远处于一种自责、不安负罪的情绪之中。在爱米丽悲剧式的一生中, 一直进行着作为女人与南方女人的冲突的斗争, 一直进行着她与环境冲突的斗争。结果是她终究没能摆脱南方旧道德对女性的种种精神束缚, 没能逃脱环境的影响。她曾一时间打破了一切传统, 包括传统所维的法则。但最终是她自己成了这些“传统”和“法则”的牺牲品, 葬送了终生的幸福, 带着负罪感度过了凄惨的一生。

福克纳在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南方妇女的地位和境遇。我们不难看出, 导致爱米丽悲剧的根源除了其自身性格的弱点之外, 正是男权社会旧道德对女性的种种精神束缚。南方人要把他们的妇女塑造成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而是南方女人。他们不喜欢女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品质, 如热爱生活, 向往自由, 渴望浪漫的爱情等。南方女性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失落女性人格、形成南方女人人格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们身上的女性人格不断受到挤压, 南方人格得到不断加强。南方妇女惟一的出路就是屈服在社会压力下、在有限范围找一位父兄满意的丈夫。所以, 从她们踏进社会生活那一刻起, 这种特有的南方女人性格将伴随她们走进全部的生命旅程。

摘要:阐述了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玫瑰》中爱米丽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分析了导致其悲剧的根源。爱米丽渴望真挚的爱情, 但由于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和追求爱情所采取的极端的方法, 以及南方旧道德对女性的种种精神束缚, 导致了她的悲剧。通过描写南方妇女命运的悲剧, 福克纳批判了男权社会, 表现出对逐渐衰落的南方传统文化复杂的态度。

关键词:美国南方,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悲剧根源

参考文献

[1]王道水.象征手法在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运用[J].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

[2]福克纳著, 杨凯深译.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C].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41.

[3]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爱米丽悲剧成因 篇5

一、两座“孤岛”的遗世独立

马克斯威尔·盖斯默在《危机中的作家们》中说道:“威廉·福克纳不仅代表了南方腹地, 而且是南方腹地的化身;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作家可与之相比。”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 美国南方传统的农业经济解体, 开始了新旧势力激烈冲突的现代化进程。福克纳敏锐地捕捉到了工商资本主义对南方传统文化的侵蚀, 在他耗尽一生心血打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 勾勒了一幅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一块重要基石, 爱米丽小姐的“南方孤独”与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狄更斯笔下的郝薇香小姐产生了共鸣。无论是爱米丽小姐封杀自我的大木屋, 还是郝薇香小姐终年不见天日的沙提斯庄园, 都是福克纳和狄更斯创造出的心灵孤岛。爱米丽的“孤独”是剧烈的, 强悍的, 孤注一掷地守护南方贵族的荣光和尊严, 最终凄凉惨烈的溃败亦是岿然昂首, 赋予“南方孤独”崇高的悲剧感;郝薇香小姐的“孤独”却是脆弱的, 披着不堪一击的虚荣面纱, 她渴望被爱的心灵受损后, 就开始了惧怕孤独又豢养孤独的漫长一生, 郝薇香的孤独人生既是狄更斯对维多利亚虚伪道德世界的讽刺, 又饱含一颗仁爱之心的悲天悯人。

罗德·霍顿和赫伯特·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学思想背景》中归结了南方历史中“梦幻般的现实, 无法摆脱的怀旧情绪、失败的事业、个人和社会的负疚感” (2) 等, 福克纳等南方作家“捕捉到了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的南方人自欺欺人的态度。” (3) 这一切相当精准地切中了爱米丽小姐性格悲剧的精髓, 从“拒缴税金”到“气味事件”, 直至在与世隔绝的大木屋中与情人的尸首共同抵抗汹涌的百年孤独, 她在南方幻梦中成为了孤身作战的西西弗斯。福克纳对爱米丽小姐苦守的“孤岛”遗世独立的外形给予了心酸的反讽:“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 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房子虽已破败, 却还是执拗不驯, 装模作样, 真是丑中之丑。” (4) 然而它内部皮套被坼裂的沙发被坐下时“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 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 (5) 却是那样诱人, 爱米丽小姐拴在腰间滴答作响的金表仿佛就是“南方孤岛”中停滞的生命、青春和荣耀, 是“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的愚顽呐喊, 是她与北方佬情人出游时高昂的头颅, 是她买毒药时决绝的目光, 最终在“孤岛”被时间闯入的一刻分崩离析土崩瓦解, 爱米丽孤傲的抗拒和守护既闪耀着人性光辉, 却更多地暴露了这种光辉的“丑中之丑”, 福克纳献上的玫瑰也是在悼念南方孤独的没落。

无独有偶, 狄更斯《远大前程》中郝薇香小姐的沙提斯庄园也是一座阴森凄凉的“孤岛”, 狄更斯赋予了这座孤岛强烈的象征隐喻色彩, 无论是外部的囚禁感:“这所宅第, 砖瓦都已年深月久, 阴森森的, 四面还装着好多铁栅栏。有几扇窗户已经砌没了;剩下的窗户, 低一些的一律护着锈痕斑斑的铁杆” (6) , 还是内部的阴暗恐怖:“那里也是不见一线天光, 屋子里空气混浊, 一股味儿叫人喘不过气来……弥漫在屋子里迟迟不散的烟很像我们沼地里的雾。高高的壁炉架上点着几支阴森森的蜡烛, 把屋里映照得影影绰绰。” (7) 这座庄园和爱米丽小姐的大木屋一样, 封存了本该自由流动的时间, 房里的物件全都褪色、腐烂、发霉, 结满了蜘蛛丝, 而在这座孤岛中苟延残喘的郝薇香小姐在暗无天日的自我戕害中慢慢腐烂成一具“僵尸”。较之爱米丽小姐对“孤独”的征服, 郝薇香小姐则彻底成为了“孤独”的殉葬品, 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心灵在漫长岁月中畸形扭曲, 狄更斯借郝薇香小姐的苦闷揭露了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压抑的人性和精神困境。

二、玫瑰色与银白色的“爱情”幻梦

沉沦在遗世独立的“孤岛”中孑然终老的爱米丽小姐和郝薇香小姐都曾经拥有一个光鲜烂漫的“爱情”幻梦, 都曾经飞蛾扑火般地为爱痴狂, 然而她们玫瑰色和银白色的“爱情”遗物都只能在漫长时间的咬啮和吞噬中褪色、湮没和腐化。爱米丽的玫瑰色“幻梦”是理智、清醒的, 她扛着一副南方的精神枷锁在道德伦理的刀尖上舞蹈, 她与北方佬的一段罗曼蒂克不失为对她父亲的马鞭和百叶窗背后闲言碎语的挑衅和报复, 当道德约束和人性欲望的冲突到达极限之时, 爱米丽选择了激情杀人;郝薇香小姐的银白色“幻梦”是虚幻、谵妄的, 她为自己打造的“银白色”婚礼世界被不见光亮的岁月消磨得又黄又瘪, 直到她的结婚礼服化作了片片火绒, 她“仍然保持着她身上那可怕的新娘般的神态”, 这位新娘被情人的欺骗激出了人性恶的本能, 对爱情不顾一切的献身扭曲成了不顾一切的仇恨, 当她再次被自己一手栽培的“复仇工具”艾丝黛拉所刺痛时, 她企图在烈焰中忏悔自己的罪孽, 乞求得到上天的宽恕。爱米丽小姐和郝薇香小姐所追求的“爱情”在福克纳和狄更斯这两位人道主义者的笔下都超越了世俗男女情爱, 上升为带有宗教情怀的人性救赎。

爱米丽“具有希腊悲剧英雄的火山般激情和为了追求爱情而敢于毁灭的勇气” (8) , 对束缚她的南方淑女准则和释放她的来自北方佬的爱情抱有同样剧烈的“献祭”热情, 当爱米丽小姐昂着头坐在情人身边傲视所有挑衅的目光时, 当爱米丽小姐冷酷地瞪着药剂师直到他“把目光移开了, 走进去拿砒霜包好”时, 没有人觉察到她内心中严苛的服从和轻狂的背叛之间暴风雨般的搏斗挣扎, 最终激情扑倒了理性, 爱米丽小姐这朵骄傲的玫瑰在年复一年的自赎中渐渐枯萎, 直至死去。爱米丽小姐的玫瑰色“爱情”幻梦是这样昭白天下的:“门猛烈地打开, 震得屋里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 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 玫瑰色的灯罩, 梳妆台, 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 但白银已毫无光泽, 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 (9) 所有的这些爱情遗物似乎都还滞留着当日的温度, 仿佛躺在床上的男人的尸首随时会醒来, 穿戴整齐, 尘霾在阳光的侵入下烟消云散, 玫瑰色的娇艳和白银的锃亮瞬间复活, 过去曾引以为荣的勇敢、荣誉、希望、骄傲、热情、怜悯与牺牲全部复活。

郝薇香小姐耗尽心力幻想了一生的爱情迷梦闪耀着一片纯粹的银白:“我可以告诉你, 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无非是把你整个的心儿肝儿魂儿灵儿都交给你的冤家去割去宰———像我这样!” (10) 她原本可以披着雪白的婚纱踏入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们幸福的行列。然而这个拄着丁字头拐杖, 穿着裹尸布般的结婚礼服的女巫新娘终其一生对通往“家庭天使”之路的幻想表现出作家对男权社会中被钳制不得自由的女性心灵的悲叹。另一方面, 狄更斯也揭露了对郝薇香小姐“因爱生恨”的人性恶层面, 郝薇香的反抗和报复形式和爱米丽小姐悲愤热血的毅然决然不同, 她将被爱的渴望压抑在孤独阴暗的内心, 试图在亲手创造出的戕害“爱情”的尤物艾丝黛拉身上获得复仇的快感和被世俗所嘲弄的自尊。她越是强烈地渴求匹普爱艾丝黛拉, 就越暴露出她孱弱的绝望, 而当她亲眼目睹艾丝黛拉对她的挑衅和叛离, 埋怨艾丝黛拉的傲慢和狠心时, 却遭到艾丝黛拉泄恨的攻讦, 这是她第二个“银白色幻梦”的破灭, 她向无辜的受害者匹普下跪, 乞求他的宽恕。狄更斯以一颗仁爱之心唤起了读者对郝薇香小姐的同情:“眼看她承受了上天的惩罚, 落得这样颓唐, 白白的一味伤心叹息……我怎么能不同情她呢?” (11) 对上流社会同样抱有“银白色”幻梦的匹普在“精神教母”的自我救赎中也忏悔了自己的负疚, 作家对人性的悲悯和救赎迎来了希望之光。

三、结语

福克纳和狄更斯一个是美国20世纪现代派的文学大师, 一个是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豪巨匠, 但他们都可以算是文学家中的“道德家”。作为一个“置身于现代南方社会的具有传统思想的人” (12) , 福克纳在“南方传统”的化身爱米丽小姐身上投射了对在北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渐趋没落的旧南方的悲叹和哀挽, 福克纳为这朵“枯萎的玫瑰”献上的玫瑰既是对南方的哀悼, 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关怀悲悯。而作为“比较直露地表现出使命感、道德意识和忧患意识” (13) 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 狄更斯借郝薇香小姐孤独、凄凉、病态的一生传达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的物质表象背后的精神苦闷, 当郝薇香以艾丝黛拉为“复仇工具”的人性之恶被毫不留情地揭示后, 狄更斯又以一位人道主义者的仁慈之心宽恕了郝薇香小姐犯下的罪孽, 郝薇香自焚的火焰中燃烧着作家对人性的救赎, 希望和爱之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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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殷小芩.艺术与伦理的对峙.读书, 1995 (4) .

[10]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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