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关键词： 治军 思想

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精选9篇）

篇1：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治军和军队建设是同义的。历代军事家在军队建设方面都强调依法治军，严格训练，严明赏罚和选贤任能这几个方面。

▲主要内容。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2、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

1、明法审令，以治为胜

主要讲的是治军要依法治军和严明赏罚。

▲一是要依法治军。说的是，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整饬军队，军队没有纪律就会打败仗。克劳塞维茨指出，没有纪律的部队比无能的军队更可怕，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1）严明法令，身先土卒。就是将帅本身必须带头执行军纪，全军将士方能共同遵守。在马谡失街亭之后，诸葛亮既按军法斩杀马谡，又因授任无方（用人不当）而深深自责．自贬三职（降低三个职务等级）。曹操率军出征，战马跃入田中，损坏了老百姓的麦苗，违反了他颁布的“士卒无败麦，犯者死”的禁令．因法不加主（法律不适用于帝王）．故割发代首。古代割发是一种严刑。

▲（2）将帅执法必须彻底。无论职务高低，必须以共同遵守军法军令为原则，不能因为贵族、亲朋好友，就心慈手软。将帅遵守法纪的典范是西汉名将周亚夫的治军。汉文帝到细柳营劳军，周亚夫不避皇权，要求文帝遵守营中军纪，被历代传颂。

▲二是恩威并施，赏罚严明

强调治军要赏罚分明。军法是严行赏罚的依据。但只是依法办事，并不能完全达到以治为胜的目的，还要恩威并施。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纪律而忽视奖罚，就会出现“怨法而不畏法”的状况，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有怨言，没有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同样，如果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一味的表扬，就会出现“恃恩而不感恩”的状况。

▲（1）赏贵信，罚贵必

就是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吴起在与秦军作战时，部下一员将领没有得到命令就私自冲入敌阵，虽“获二首而还”，但他违反军令，“吴起立斩之”，使军纪更加严肃。

楚汉相争，最后项羽败北，原因很多，其中项羽赏罚不明是一个重要原因。韩信曾评价项羽，说他做不到赏罚有信。韩信认为项羽对士卒在小节上的关怀是“妇人之仁”，他说，项羽见了下属恭敬慈爱，言语谦和，下属有病还亲至问候，甚至亲自端水送饭以示关心．但是在将士有了军功需要赏赐时，他却将加功进爵的印信拿在手中反复地抚摩，舍不得赐与，这就是行妇人之仁。现实工作中这样的领导不少。

▲（2）罚贵大，赏贵小

意思是赏罚要抓住有影响的事情。孙武训练吴国宫女时，斩杀不听指挥的吴王妃子，结果训练效果非常好。大家在平时管理时，不要专挑软柿子捏，这样虽然能把事情做完，但不能树立权威。

▲（3）罚不避亲，赏不嫌疏

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是熟人就不责备，也不要因为和你关系不好就不重用。这样做会失掉你的威信。▲（4）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意思是奖赏要及时，惩罚要随犯随罚，当机立断，连转脸的功夫都不要耽搁。赏罚及时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激励将士继续立功，杜绝违令之举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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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兵之法 教戒为先

讲的是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1）教以礼义，明以廉耻

讲的是军队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兵书通常将“教”、“戒”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而为一，统称为教，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和戒都肩负着军队思想教育的使命。古代兵家认为，军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忠君思想为指导。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以取义。就是要在官兵中培养“以死为荣，以退为辱”的荣辱观。

▲（2）严格训练，讲究方法

讲的是古代军队训练的方法和内容。一支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有坚定的政治思想之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实现。古代兵家对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代练兵突出强调两点：

一是训练从严。主要是指训练科目从严和赏罚从严两个方面。古代军队训练的内容很多。车、步、骑、水等不同兵种和同一兵种中不同的分工，都有不同的训练科目；兵器种类的多样化，也要求兵器科目训练的多样化。

二是练以致用。主要指从实战需要出发，为战而练，进行实用性很强的训练。这两条在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总之，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是军事训练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只有相辅相成、紧密结合．才能提高训练效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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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之强弱，系于将帅

说的是古代军事家在治军过程中，是如何看待将领的重要性，优秀将领的标准，考核将领的方法和使用将领的要求的等问题。

▲（1）重将思想

即如何看待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支军队的强弱，与将帅选拔和任用密不可分。选将用将历来为我国古代兵家和政治家所重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都是在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选将思想

选拔一名称职的将领，是治军第一要务。选将标准是什么？▲《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将者，智（智谋-不是傻瓜）、信（信誉-不是骗子）、仁（仁爱-不是恶棍）、勇（勇敢-不是孬种）、严（严明-不是软蛋）也。”符合这五条就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简单地说就是“智勇双全”，这是我国古代对将领所应具备的综合性素质的精炼概括。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将军的智力表现在：

一是在理论上，要精于“诡道”。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图示。将领要深知此理。

二是在战法上，要富于创造力。将帅照搬书本知识去指挥作战，无疑照谱下棋，必败无疑。“所以善用兵者，必因敌而变”。

三是在战场上要有洞察力。孙子说，用兵之法，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将帅的洞察力，体现在战场上能够抓住关键，因机立断。更高境界的洞察力表现在，将帅通过战前各种征兆和条件来判断战争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将军的勇敢表现在：

一是战场上要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二是遇到危险时要临危不惧，处事果断。三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3）将帅的考核方法

如何考核将帅，即如何能分辨出谁是优秀的将帅。▲一是平时观察。《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现在用也很管用。

▲二是实践考核。实践证明，通过实战选拔将帅是全面考核将帅的有效途径。曹操手下的许多大将都是从战争中选拔上来的。史书记载：“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4）将帅的使用方法

选拔将领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将领。

将领选定之后，必须讲究“用将之道”。用将之道的关键在于：

▲一是兵权贵一。说的是决策权和指挥权要统一，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将军的主观能动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用人不疑。古代兵家历来推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曹操使用庞德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庞德要战关羽，曹操谋臣不同意，说庞德是马超的旧部，恐其有变。曹操不为所动，坚持用庞德当先锋。庞德很是感动，上演了一场抬棺战关羽的恶战，最后被关羽水淹七军所俘，其拒不投降以示对曹操的忠诚，结果被杀。▲三是厉行赏罚。《尉缭子》认为，凡是统兵千人以上的将领，都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如果临阵退逃，就应被宣布为“国贼”，给予最严厉的刑罚。李广，在漠北之战，因迷路贻误战机，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就自杀了。

篇2：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根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书班方案要求，我对《》第四卷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在书中深刻指出，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的坚定决心，认清大势、清醒头脑，坚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严格思想教育、严格管理监督，切实立起新时代从严从实、守规守纪的崭新形象。

一、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于学习改造，旗帜鲜明讲政治

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苏共拥有*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近*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面对动荡为何无人抗争，根本的是丢失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所以，在新时代我们要在强化政治意识、锻造政治能力上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要将学习贯彻思想特别是强军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大思想武器，把最新讲话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利用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个人自学，使学习的过程成为改造思想、培塑忠魂、坚定追随的过程，真正把讲话的精髓要义学到手，在深思细研中深化思想改造、政治塑造，进而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

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守法规纪律，遵章办事强规矩

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五批马里维和的负责人，他讲了一个事例：他亲眼目睹一名外国军官心存侥幸私自离开军营，被恐怖分子袭击身亡的事例。他讲到，中国军队是唯一没有假期、训练最苦、管理最严、要求最多的军队，但也是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党的*大以来，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党的*届*全会对依法治军做出重要部署，中央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所以，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就要始终把纪律和规矩严起来挺起来，时时处处知敬畏、存戒惧、明底线。

注重自律培塑，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特别是在用权、用钱和个人生活待遇上，不搞特殊、不越界限、不破规矩。严把“一年两征”的关卡，严格组织流程、严守制度标准、严肃人员作风，坚决杜绝腐败问题发生，确保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注重遵章办事，严格按照法规条例工作，杜绝主观臆想、凭借经验、惯用方式等问题的发生。在民兵军事训练上，要按纲要施训、按要求施训、按实际施训，紧贴使命任务，严格训练标准，从严从实开展民兵军事训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的去、打的赢。注重严格家教家风，切实过好家庭关、亲情关。惯于监督约束，敢于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组织教育、管理和监督之中，习惯于在监督下行事办事，在监督下工作生活，把住把牢纪律规矩底线。

三、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格日常养成，修身正行纯作风

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好作风是一件一件事情、一点一点修身积累起来的，必须从日常着力、从点滴入手，多积尺寸之功，收到滴水穿石之效。要常怀警惕之心。在万物互联的时代里，敌对势力对我渗透更加便利。要从确保永不变色的政治高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交往观，时时警惕“灯红酒绿”的侵蚀，坚决抵制“四风”倾向性问题，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要常增免疫之力。时时处处以党员和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全面从严要求加强自律，自觉纯洁朋友圈、生活圈、交往圈，筑牢抵制歪风邪气的坚固防线。必须自觉陶冶道德情操、筑牢道德防线，志存高远、去俗就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尤其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同样要严格要求自己，做抵制歪风邪气表率，当弘扬正气先锋。

四、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严管党员干部，立身为旗作表率

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治党必先治上、治军必先治官。从带头听指挥、听号令抓起,始终把坚决听令指挥作为严守纪律规矩具体要求，作为党性原则重要体现，不仅在关键时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平时也要听招呼守规矩；不仅对大政方针要坚决执行，对具体规定也要严格遵守、令行禁止，事事处处时时都必须态度坚定、行动坚决。

篇3：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1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的分析, 作出了战争危险虽然还存在, 而且在局部地区可能爆发, 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科学论断。他在洞察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 科学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到, 世界大战只有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 但由于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处于均衡状态, 故谁也不敢贸然先动手;而且美苏两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挫折, 都没有完成;再则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故他“由此得出结论,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大众的希望。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 以及对我国周围环境的分析, 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的看法”[1]。邓小平认为, 虽然国际形势总的来说趋于缓和, 但是和平环境的赢得主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说:反对霸权主义不容易, 尽管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 但是人家还是欺负我们, 现在有些国家还通过议会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么, 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经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

这样, 邓小平同志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与准确判断, 大胆地突破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指导思想, 确立了国防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 并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的新的指导思想, 实现了我国在国防、军队建设中指导思想战略性的伟大转移。

2邓小平同志正确处理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关系着国家兴亡的两大支柱。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安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后盾, 二者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也有矛盾, 特别是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 国防建设如果占用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必然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正确处理二者关系, 历来是关系着国家兴衰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以其战略家的魄力和胆识明确地把现阶段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处理, 立足于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力是暴力最终根源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 阐述了经济力及主要以经济力量为表现的综合国力在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话, 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 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加”[1]。战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到“多极”的转变, 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谁就能极大地影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经济上落后就要挨打, 就要导致一个国家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位置下降。美国之所以敢以“地球宪兵”的角色到处指手画脚, 就是因为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利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他要求“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照顾这个大局”[1]。

发展经济, 也是发展国防实力的坚实之路。只有经济发展了, 国家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国防。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 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1]。

小平同志并没有孤立和片面地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而是既坚持重点论, 又坚持两点论。他在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的同时, 又要求人民解放军要在现有条件下建设成为一支精干的高质量的现代化正规部队, 做好应付中小规模局部战争的准备, 从而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和平环境。

邓小平非常重视在现有的条件下建设好军队。还在1978年, 邓小平就为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题词道:“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 研究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 发展我国军事科学。”邓小平率先指明了我国军队所肩负的是现代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为我国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 完善了适应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三结合” (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 的武装力量体制;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恢复和实行了预备役制度。他还呼吁要加强国防科研, 积极改善武装设备, 强调要提高现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可见, 小平同志为了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非常重视在现有条件下精打细算搞好国防建设。

3从有利于经济建设角度出发, 解决国际争端, 修正战略方针

在如何才能消除争端与战争的问题上, 邓小平同志更有其独到见解。邓小平认为:“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 能否找个新方法?新问题就得用新方法”[1]。于是他进一步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 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 找个什么办法, 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邓小平认为, 有些国际争端可以找出一个能为各个方面接受的方式, 使问题解决。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制止战争爆发的思想, 突破了用“革命制止革命”和“战争消灭战争”的传统模式, 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有利于消除武装冲突及战争, 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地区间经济的共同发展及热点的消除。对于现阶段争取时间和精力用于现代化建设也是十分有利的。

邓小平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 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作了局部的修正。自建国以来, 尤其是毛泽东的威望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 对其战略方针从来只说学习、领会和贯彻, 在当时可以说具有系统理论化和高度经典化的神圣性, 是完美无缺和无可非议的。但邓小平根据现阶段的具体特点科学而冷静地分析了其缺陷, 认为“诱敌深入”这一原则应放弃。邓小平在全面地考察了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后, 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这种方针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更不是让敌人长驱直入。因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逐步深入, 势必会在我国范围内建立起比较发达的交通网、通讯网、现代化的工厂农村, 如果让敌人长驱直入, 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物质损失, 这种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甚至是毁灭性的, 故应摒弃“诱敌深入”这一原则。

邓小平顶着巨大压力修正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 说明了他看问题、做事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的这种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说明了小平同志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大局时, 不是只顾眼前, 而是用持续发展战略的深远目光在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4全方位彻底整顿军队, 开发军队资源服务于经济建设

“文革”后, 整顿军队成了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邓小平同志接管工作后, 本着“扩大教育面, 缩小打击面”的原则, 对军队作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邓小平认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的素质要从教育训练入手。而且和平时期干部人选问题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他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 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军队过去是在长期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 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 你用什么来提高干部, 提高军队的素质,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入手?”[3]此后, 邓小平同志对军队教育训练的内容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贯彻, 又系统作过指示, 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小平同志经常告诫部队说:我们是党的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 是人民的军队。提高部队的思想教育水平和搞好作风建设尤为必要, 也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才有战斗力, 才能完成国家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另外, 现代战争也要求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因为在现代化战争中, 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军事, 使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和发展, 操作也日趋复杂。邓小平同志曾形象地指出:“现在当个连长, 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 给你配几辆坦克, 配个炮兵连, 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 你怎样指挥?”[3]

小平同志从经济角度不断地挖掘军队的资源潜力, 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如在开发军队人力资源方面, 重视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强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 还要学点数理化, 学点工农知识, 学点外语”[3]。实践证明, 军地两用人才为战士复员拓宽了就业门路, 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例如从1979年到1988年全国军地两用人才兴办经济实体、联合体就达5.5万个, 完成产值98亿元, 为国家创汇4.8亿美元。

为了节约军队开支用于经济建设和提高军队素质及战斗力, 小平同志对军队“消肿”倾注了大量心血。1980年3月,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 首先谈到的就是“消肿”:“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 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 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 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3]。在这次会议后, 中央军委将原来的11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了军级以上单位31个, 撤销师、团级单位4 054个, 军队内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 官兵比例达到了1∶3.3。三年精简干部60余万人。通过“消肿”, 就可以减少军队对军需的需求, 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来搞建设, 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事实证明小平同志具有独特的眼光和治军的本领。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后, 在治军方面为这一大局作的努力是收到了显著效果的。从这一点来说, 小平同志治军敢于突破以前的束缚, 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 转变思想, 广开门路, 显示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艺术。由于小平同志指导有方, 使国家在军队方面的负担显著减轻, 我国国防开支在财政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例如1978年中国国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5.1%, 而1988年这一比例下降为8.2%。

虽然邓小平同志从经济角度去治军的理论只占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小部分, 但已十分博大精深, 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领会、贯彻、运用。

关键词：治军艺术,经济思想,邓小平著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31.

篇4：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9(5)分类号：B22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篇5：高二历史中国古代的思想宝库

第1课 孔子与老子

【典型例题】

例1 “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 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例2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论述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 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 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 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 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 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4.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深奥的学问)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里孔子提倡的教学方法是

A启发诱导 B因材施教 C学习思考相结合 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 B唐太宗 C康熙帝 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 B《礼经》 C《论语》 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 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 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 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 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 因材施教 B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C 有教无类 D 诲人不倦C

2.孔子的学生冉求胆小怕事，遇事退缩，孔子就教导他凡事要抓紧，要立刻去做;而仲由敢作敢为，但做事鲁莽，孔子就教导他凡事要冷静，请教父兄之后再去做。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什么教学理念?

A有教无类 B因材施教 C温故知新 D择优而教B

3. 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 “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 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 “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 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 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5.“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平之相盈也。”以上论述属于下列哪一派观点

A儒家 B法家 C道家 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 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 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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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学习中国古代兵家思想文化的体会

--之《孙子兵法》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在奴隶社会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的，它是我国古代战争经验的总结。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大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和称霸战争，使人们迫切需要对战争的规律加以总结。同时战争的实践，也为新的军事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前提。使得中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历史久远,著述浩繁,学术成就斐然。二是把崇尚道义、追求和平作为研究军事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三是是注重奇谋方略,力求以智取胜。而《孙子兵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这样评价孙武，“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1．重战

《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护其政权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2．慎战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一定要慎重，贤良的将帅一定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把握取胜的，就不能随便且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3．备战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的立足点要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第二，提出了战争与诸因素的关系。

1．战争与政治因素的关系

孙武重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能从政治的观点和高度来认识战争，而不陷于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当中，“道”是根本，“道”是第一位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2．战争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战争与经济关系密切，战争直接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孙武看到了经济决定战争的实力，他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即土地大小决定物产多少，决定士卒数量，决定实力对比，决定胜利的可能性。战争的实施是以充足的物质保障为基本条件的。

3．战争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战争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上进行的，无不受到天气和地形的制约。孙武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两种自然条件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天”、“地”和“道”、“将”、“法”等一起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故孙武提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第三，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争境界。

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此问题上，孙武提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他看来，百战百胜，并不是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好中最好的，因此他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好的是以谋制胜，使敌人屈服。“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从古代战争历史的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军事思想。

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作为军事思想史上最完美的战略，为后世所公认，为全世界所公认。

第四、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规律。

孙武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战争规律的人。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战争规律，从当时战争经验中还总结出许多有关战争全局很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即在了解彼与己强弱胜负情况的基础上，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才同敌人作战；如“示形”、“动敌”，即用“诡道”欺骗诱惑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从而达到取胜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篇7：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一、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人认为“天”是外在的意志、理想、福地的化身和所在, “天”被视为神圣的、伟大的、无限的, 人间事物由天所定。古代服饰的形制和色彩分别体现了人对天的尊崇, 乾为天, 未明时为玄色 (黑色) , 坤为地, 为黄色, 故上衣玄下裳黄。古代服饰中尤其重冠, 冠上为天, 冠的形制更要体现对天的崇拜。天子之冠有十二旒, 每旒贯以玉珠十二颗, “十二”这个数字体现了人们对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观, 由“十二”的观念引申到宇宙万物, 概括出十二纹饰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服饰以宽大、飘逸、含蓄为美。由“天”之神圣、伟大、无限所推演出来的“大”于是也成了一种美的境界。中国古代服装一直以宽袍大袖为尚, 把自然的人体隐藏于宽大的袍袖之中, 给人以神秘、内敛之美, 力求与“天”合而为一的神韵。衣袖裙裳要宽大, 如人两手舞动, 则两宽大袖片随之飘动, 形成气势。人行走时, 上体衣袖下体裙裳随之飘动, 同样形成宽大之势, 帝王豪绅尤以衣袍宽大为美。基于此种审美观, 中国古代服饰不追求立体感, 而追求平面的“面”感。在裁剪方法上不需做过多的分割组合去追求“体”的感觉。所以, 中国服饰的传统裁剪法为平面裁剪法, 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

二、中国古代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美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 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 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 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 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 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 同为裘服, 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 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 庶民则穿犬羊裘。自周以后, 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 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 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 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三、中国古代服饰艺术以华贵、精细、丰富为美

服饰艺术离不开审美艺术的一般规律, 华贵、精细的服装与饰品无论在手感、体感、质地、光泽、色彩等方面, 还是在工艺水平、适体状况、贵重程度、使用年限等方面, 都给人带来更高程度的满足、愉悦、自信、富贵的审美感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织锦和不到一两重的素纱禅衣, 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其工艺水平和审美价值均为后世所称颂。唐时的百鸟裙, 将多种鸟羽捻成线同丝一起织成面料再制成裙子, 色泽艳丽, 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会出现不同的色彩, 堪称珍贵。清时龙袍, 在蓝素缎底上以孔雀羽铺底, 用丝线将很细的珍珠串起来绣成龙, 珊瑚球绣火, 捻金线、银线等珍贵线材和五彩绒丝绣龙, 不同部位大小龙共9条, 大龙间绣有彩云、蝙蝠、八吉祥、暗八仙、八宝、三多纹、灵芝祝寿纹等。前后襟下幅绣平水寿山福海纹。各种材质、各种工艺达到完美组合, 精美绝伦、令人惊叹。衣冠古国的服饰瑰宝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四、服饰艺术具有具体化、个性化的审美特征

楚汉时的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 并与先秦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又一美学思想。楚汉的浪漫不同于后世的浪漫, 它的浪漫是因气势与古拙的结合, 充满了整体性的浪漫。一种具有运动感、气势恢弘而又古拙的服饰风格出现在服饰艺术的历史画卷上。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服饰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其纹饰图案充满丰富的夸张力和浪漫的想象力。汉朝的恢宏气势在服饰上形成朴实与舒放的独特风格, 汉袍褒衣博带, 宽袂如荫, 曲裾如翼, 气度深沉而庄严。魏晋时期, 随着玄学兴起、人们思想的觉醒, 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 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在这种背景下, 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身着大袖衫, 敞领开怀, 解衣当风, 或捋袖至肩, 或分襟露足, 或褪衣出臂, 或去冠散发等, 这都是一些完全不合礼制, 却比较个性化的服饰形象。

中国古代服饰艺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中国其他艺术及其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形成了自身独立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中国服饰古代艺术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独特的风格特色存在于世界文化宝库中。“衣冠古国”服饰之渊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体现和继承中国古代服饰精髓, 是现代服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只有充分理解古代服饰深刻内涵, 现代服饰才能融会贯通, 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与模仿。

参考文献

[1]章利国.设计艺术美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2]徐恒醇.设计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版。

[4]徐清泉.中国服饰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篇8：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

中国古代欲求心理思想的诠释与转换

欲求心理思想非西方所独有,我国古代先秦思想家对此早就多有论述,且较为系统而深刻,其中尤以<管子>中包含的欲求思想最为典型也最富创见.<管子>中的欲求观构成层次分明、纵横结合的动态理论结构体,并认为两两相反相对的四组欲求可以相互转化,从而成功地回答了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无法作出合理解答的理论问题.对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评价要经过诠释与转换,这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自身的形式特点、研究目的、价值揭示决定的.运用诠释与转换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欲求心理思想,体现为通过理解及诠释,将欲求概念转换为需要概念,再以现代心理学的需要理论体系为参照框架进行对照整理,最后发掘我国古代欲求思想的现代意义及价值.通过诠释与转换,中国古代系统而深刻的欲求心理思想将构成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 者：杨鑫辉 吕航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8(1)分类号：B84-092关键词：中国古代 欲求心理 诠释 转换

篇9：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也就有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虽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对领导的思考却同领导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领导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理论。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领导的基础

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注重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活动和领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并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

二、重视领导艺术和方法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艺术和方法的研究为核心。重视对领导艺术和方法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较少对领导制度和本质的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略。

1、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

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

第二，主张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

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2、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制、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峻刑法来达到国家大治。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

第一，重视法制。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

第二，提倡重法严刑。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畏之”。最后达到“以刑止刑”，天下大治。

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在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考核与选拔人才。在关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思想。

第一，人才为本。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管子》云：“天下者，无常治，无常乱，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荀子总结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第二，选贤任能。中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管子》主张德、功、能三者兼顾。墨子将德、官(处理政务的能力)、劳、功四者并列。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认为德、能不可或缺。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

第三，知人善任。统治者要能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有：

（1）察人七途：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

（2）取人八忌：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

第四，用人之道。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其要点是：

(１)扬长避短。人有长短，世无全才，关键要善于扬长避短。

(２)职能相称。人才有不同的类型，为此必须因事设职，因职择人；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善于组合，取长补短。

(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张以诚相待，充分信任，给予人才一定的权力和自由。

（三）赏罚并行，奖惩分明。奖惩是一种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奖励是应用积极的方式通过正面的鼓励来调动积极性，惩罚是应用消极的方式通过反面的刺激来驱动人的行为。古人认为，奖惩具有统御、引导、鞭策、教化等多种功能，因此非常重视运用这种手段来进行领导。

1、赏罚并行，功过相称。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奖赏的作用是褒扬、鼓舞，从正面进行激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行督促。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禁止人干坏事，使人进有所得，退有所失，各尽其能。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赏有所依，罚有所据。奖之薄厚，惩之轻重，须与功过相称，既不能小功大赏，大功小赏，也不能重罪轻罚，轻罪重罚。并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赏罚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2、奖惩分明，及时守信。奖赏和惩罚要分明，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进行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有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领导者的一个主意或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旺，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张居正、唐甄指出，高层领导者的“一举一措乃天下向背所系”。多谋善断是领导者重要的素质和职责。

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孙子兵法》中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九唐书》中也指出：“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

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

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汉代桓宽说：“谋及下者无失策”。清代思想家唐甄说：“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

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基础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正如辛弃疾所说的“谋贵众，断贵独”。并且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国语》中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列子》中也说：“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三、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它主张行“仁政”，讲“礼治”、“德治”，重视领导者的品德修养。

（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要求为政者必须加强修养，完善人格，提升品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才能造福社会和人民。为此，领导者应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公与私。要求立政为公，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行私人权术，不计私仇私怨。

第二，言与行。要求谨言慎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

第三，义与利。要求“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四，勤与惰。要求“称身就位”，“计能受禄”，不尸位素餐，警惕“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无功而受禄”。

（二）清正廉明，为政之本。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吏治清明，是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吏治腐败，则是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祸根。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要求官吏清正廉洁。而反腐倡廉的措施主要有：

1、重教育。对官员在入仕前和如仕后都加强廉政思想的灌输和训诫；旌表廉吏，树立榜样，以正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2、重预防。防微杜渐，及时治理，“勿使积重难返”。

3、重高官。抓上层，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