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关键词：

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通用7篇）

篇1：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谢树放在《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撰文指出,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以和为贵,致中和,以求社会和平发展。“和为贵”,中庸之用贵在求和。万物得中和而生,失中和而亡。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宇宙万物、社会人事得中和,即符合其存在发展规律,才能生长、发展。第二,恰到好处,讲中庸,以求掌握真理。中庸,作为方法论其要害是恰到好处、适时适宜。中庸之道是儒家对至德至善的追求,也是其对真理的追求。中庸之执中、时中,即要适时适宜,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第三,修身为本,讲忠恕,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中和观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修身为本,养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以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第四,主德求和,讲德治,以求社会健康发展。第五,和而不同、讲原则,以求坚持正义。儒家中和观是执中与时中的结合,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而并非无原则的调和折中。持守中道,须强调坚持原则,这中道的原则就是儒家的善德、仁义。第六,天人合一,讲求“天道”,以求生态平衡。

篇2：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传统中和观及其对现代和谐论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中和”的思想博大精深.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持“中和”的秩序,传统文化发展和建构了完整的关于“中和”的思想体系.发掘弘扬传统“中和”现蕴含的积极合理的思想内核,可以为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理论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作 者：刘义飞 王秋梅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桂林,541001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1(4)分类号：B22关键词：和 中 中和 和谐

篇3：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和谐思想诞生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变, 儒家和谐思想必然面临着继承和扬弃的问题。但是,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儒家和谐思想历经千年洗涤, 其核心内容仍然可以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正如古人常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儒家思想在古代对于管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儒家文化精髓的和谐思想, 为今天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学领域提供了可能性。

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按照学界一般的观点, 以孔子和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和谐思想大致可以划分成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四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本文将按照这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儒家和谐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意义。

一、人自身的和谐

人自身的和谐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人自身的和谐就是身与心的和谐, 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儒家明确地表示人类追求“足食”、“富与贵”、“饮食男女”等物欲感官的满足, 而厌恶“贫与贱”的合理性。例如,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论语·里仁》) , “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 。这些都说明儒家从来就没有要求人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虚伪的君子, 相反, 完全是一副尊重人性欲望的张扬和解放的姿态, 他并不否定人身体中正常的生理欲求。

儒家的人自身和谐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于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尊重企业职工正常追求物质的愿望, 尽可能地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在西方现代管理中, 金钱刺激常常作为一种刺激员工积极性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这正如西方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说的, 每个人即使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也能达到利他的效果, 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在我国, 这种管理手段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低级庸俗的管理方式, 许多企业管理者整天唱高调, 要求员工多奉献, 少索取。毋庸讳言, 一个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 必然需要管理者对企业员工奉献精神的培养, 但是, 奉献精神并不等于放弃人类自身最基本的欲望追求, 相反, 当一个人的自身需求和欲望得以满足之后, 更容易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智慧。这正是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视物质奖励的重要依据。事实上, 现代企业管理者不乏这方面的成功事例。例如, 我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海尔集团, 在最初创业阶段, 管理者张瑞敏通过把有限的住房全部分配给贡献最多的普通员工的办法, 在满足员工基本生存欲望需求的同时, 大大激发了员工奉献精神。而海尔集团最高管理者张瑞敏本人一直对我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推崇备至, 正是他从儒家文化中汲取了精髓运用于企业管理, 才使得海尔集团能够长期保持高效的工作效率。

二、人与人的和谐

在儒家和谐思想体系中, 人与人的和谐是自己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那么, 如何实现自己与他人的和谐呢?按照儒家和谐思想来看,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原则, 是决定人与人和谐的精神支撑, 所有其他的道德规范元素, 例如“义”“礼”“知”“信”等等, 都是在“仁”的理论框架之下, 才具有了现实的实践意义, 因此, 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解构必须围绕“仁”的阐释开始。“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其实, 儒家的“仁”根本要义在于“爱人”, 就是“泛爱众”。但是, 与一般意义上的“博爱”所不同是, 儒家和谐思想强调的“仁者”之爱, 是由宽厚仁慈的心胸而本能发出的与民同乐的爱, 而不是被动实施的爱。

儒家的人与人的和谐思想, 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方面, 企业管理者要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为此, 需要管理者放弃管理的架子, 而采取亲民政策, 不是动辄威胁严惩员工, 而是要用爱心去感化员工。这正是现代企业管理中被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许多优秀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尤其是关心爱护员工, 甚至对待普通的生日也专门为员工庆祝, 这就大大提高了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和谐情感,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 人与人的和谐还启示管理者注意保持员工与顾客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现代服务企业管理中表现的尤其明显。西方管理者一度把顾客是上帝作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经验, 这个管理模式的先进之处就在于从本质上改变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不和谐关系, 而是把顾客作为最受尊敬的人来对待, 缝合密布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融入亲情式的人与人和谐情感。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性动物。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 所以, 这就决定了人是社会的创造者和根本推动力。由此在管理学领域生成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命题:管理者如何实现人与社会如何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与社会的和谐实际上是企业管理者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过程, 要求企业管理者能够在工作中把视野拓展到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 运用政策法规、文件条例等多种手段, 统筹企业各种社会资源, 综合解决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虽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观点, 作为封建社会初创期的思想, 在调节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上, 无法实现目标, 但是, 作为一种思想启示和方法论, 这种和谐思想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员工与社会的和谐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例如, 当下我国许多企业经常被爆出假冒伪劣事件, 这看起来是商业伦理道德问题, 其实本质上反映了企业管理者没有意识到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企业固然追求利润, 没有利润就无法生存, 这是现代企业竞争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 但是, 企业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而是由诸多员工组成的现实感性的载体, 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健康的良性的社会需要同样健康的良性的企业发展来维持, 同样, 只有企业员工自觉建立起与社会的和谐两性关系, 才能最终被社会接纳。现代企业管理者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应该在管理中加强诚信建设, 建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 这样就为全体领导员工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赢得了必要条件。例如, 在拥有良好信誉的企业里, 企业员工和领导在社会上同样受到尊敬, 而一个声名狼藉的企业里的领导, 即使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利, 也会在社会上遭遇鄙视。因此, 儒家人与社会的和谐思想, 对于警示现代企业管理者构建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为企业寻找安身立命之根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和谐思想特别注重人与对象自然之间的和平相处, 放在今天生产主体与生产对象的角度上看, 儒家的这种和谐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积极倡导保护自然资源的理念, 当然, 这种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主观认识到或者客观遵循着自然规律不可违的事实。例如, 孔子强调对待天地万物应该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 所谓“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 ,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礼记》) 。

这种和谐思想对于企业管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众所周知,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日趋严重, 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这警醒我们现代科技文明生产在为人类提高生活物质享受的同时, 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在利用自然过程中, 因为贪婪的欲望而对自然造成的严重损耗和破坏。体现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 许多国际企业在管理上一味强调利润至上, 不惜损耗自然资源为代价, 这在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的同时, 也在悄然地恶化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对此, 有学者很早就指出, 现代科技在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 让人类更舒适地享受科技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同时, 也逐渐显示出其双刃剑的的性质, 即它的副产品———环境恶化、生态破坏也随之发生, 且在更深入的范围上继续恶化。现代化的农业从大自然夺取丰厚物质资料的同时, 却以土壤无机化、农作物化学化作为代价的。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社会伦理的问题。而中国儒家和谐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不仅可以为现代人提供警示, 而且, 在具体方法上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篇4：论儒家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论儒家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死亡观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死亡观的流变.儒家死亡观一方面重生轻死,而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厚葬,这反映了儒家对死亡理解的`矛盾性.研究儒家的死亡观,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看待死亡,树立生死辩证统一的观点,提高生存质量和实现生命的价值,有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作 者：周德新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思政课部,湖南,常德,415000刊 名：华章英文刊名：MAGNIFICENT WRITING年，卷(期)：“”(9)分类号：B222关键词：儒家 死亡观 现代意义

篇5：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一、“惠民富民”的致富观

先秦儒家的经济主张可概括为“庶”、“富”、“教”,即庶而后富,富而后教,主张利民、惠民、富民、教民的致富观。关于利民思想,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P219),强调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P64)。孟子也主张保障老百姓的合法财产,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2](P14)。他因此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2](P14)。孟子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是老百姓有自己合法的、正当的、有保障的收入和财产。只有让民众有“恒产”,才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关于惠民思想,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1](P219)可见,孔子所主张的“惠民”即是不“费民”,就是要减轻人民负担,不要劳民伤财。关于富民思想,先秦儒家学者认为,统治者要使自己的政权稳固,必须藏富于民。孔子曾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P129)他强调只有老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荀子在《富国》中就富国之道作了专门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4](P177)。他之所以提出“节用裕民”的主张,其主要依据是:“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4](P194),认为如果财富集中在上层社会少数阶层手中,则必不能富民。

对于如何利民、惠民、富民,儒家主张“薄赋敛”。“薄赋敛”是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其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孟子也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而富也”[2](P192)。荀子则认为:“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4](P498)。先秦儒家藏富于民以使国泰民安的思想,实不失为远见卓识,而薄敛富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

先秦儒家的致富观不仅仅满足于利民、惠民、富民,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教民。《论语·子路》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此提出在老百姓富裕以后,还应当提高他们的素质的“先富后教”的思想。“教民”是十分重要的。孔子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5](P183)又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P148),他把“不教而杀谓之虐”[1](P219)视为“四恶”之一。只有既“富民”又“教民”,才是真正的爱民,才能实现人民真正富裕,国家真正强大。

先秦儒家的惠民、富民的经济思想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但是这种思想对于今天政府“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富民政策具有一定启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只有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民众富裕了,整个国家才能富强,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出台政策,采取措施减轻人民赋税,增加群众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党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和人民共享”的目标。民生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重点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落脚点和出发点,要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减少直至消除社会矛盾,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

先秦儒家对于社会财产的分配也十分重视并提出了他们的构想,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中。孔子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P179)。孔子在这里是谈他的政治经济见解,他所说的“均”并非“平均”,而是“均衡”的意思。“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在分配上注意利益的均衡,实行公平分配。孟子曾严厉地指出当时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2](P7)孟子的治国方略是实行仁政,因而他极其强调对土地占有的均平是实行仁政的基础,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2](P78)他主张通过对老百姓“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的方式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荀子对于财产的分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财产的分配应该做到均衡:“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4](P214)他认为“为人君”应该“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4](P232),即财产的分配要合乎礼,不能有所偏好,“分均则不偏”[4](P152)才能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先秦儒家把聚敛者斥为盗贼不如,“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3](P64)。

儒家学者所主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并非消极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一种积极的公平分配观。这种分配观明确道出了为君治国必须薄税敛,平谷禄,施德于民,处理好国家与人民之间分配关系的重要性。如果照此做法,就能“善政得民财”,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国家财源更加充沛。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先秦儒家学者对于经济学中基尼系数的了解,但是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却是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之所在。历代社会动乱无不是因社会财富的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无不亦然。当前,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问题,先秦儒家学者对于社会财产分配的构想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富和资源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贫富差距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真正消灭贫富差距,但是必须将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非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而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公正、公平、合理地调节收入分配。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确定为八大改革攻坚项目之一。总体来看,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二是行业收入差距,三是地区收入差距。近年来,为了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国家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构建农村社保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二是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增强经济活力,缩小行业差距;三是根据产业演进规律和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有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同时,还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6]。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今中国的社会出现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对立状况,真正实现儒学“均富”的社会理想,即实现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

三、“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保观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上,先秦儒家作出了理论上的思考和制度上的设计。孟子多次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P5)。孟子尤其强调“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对于养老制度,儒家经典《礼记》中沿用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孟子把鳏、寡、孤、独作为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他指出,“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2](P28)。荀子关于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主张是“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4](P165)。荀子强调,为政者必须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复无遗。”[4](P149)对于各种残疾人,为政者要收养他们,根据他们的能力加以运用,并提供给他们衣食,普遍地予以照顾而无一遗漏,这是实行王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儒家学者都主张对于弱者,要做到《礼记·礼运篇》中所设想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得到社会保障的生存发展权利。先秦儒家“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观念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启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90年代以来,我国针对社会老龄化而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针对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救济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如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失业救济、低收入家庭补助等手段,保障困难家庭和弱势人群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同时出台和实施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这些措施对于达到儒学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四、“宁俭勿奢”的消费观

在消费领域,先秦儒家提倡“俭以养德”,主张运用道义的力量,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以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节用而爱人”。他提出:“与其奢也,宁俭”[1](P.21),“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1](P77),“奢不违礼,用不伤义”[1](P77)。他认为奢侈就会骄狂,只有节俭才会长久固守仁德,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1](P21)史料记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1](P114)。他主张“贫而无怨”、“贫而乐”、“富而无骄”、“富而好礼”的安贫乐道、宁俭勿奢的消费观。

在先秦儒家看来,“奢”不仅是支出多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约束力,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而“俭”虽然不免显得寒伧,但它体现了消费行为的道德约束,因而更符合礼的等级消费规范。从“宁俭”出发,孔子赞成俭朴的消费方式:“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1](P70),“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P8),“衣敝媪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1](P96-97)孔子对其学生仲由衣着俭朴表示首肯。“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1](P87)俭只是在等级消费规范下适当俭朴些,而不是有失身份的吝啬与寒酸,否则过犹不及亦不合礼的本意。孟子在消费问题上也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2](P78)荀子同样将节俭视为消费的基本原则,认为贫穷并不可怕,只要崇尚节俭就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提出“天下尚俭而弥贫”[4](P195),主张“节其流,开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4](P194-195),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4](P307),“务本节用财无限”,“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4](P308)。在荀子看来,齐桓公之所以不足以称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齐桓公生活奢侈浪费:“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4](P106)。荀子要求“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4](P238),提倡消费有度。

先秦儒家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俭以养德”、“宁俭勿奢”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非只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形下才践行节俭的消费观,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先秦儒家的消费观依然具有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在消费领域都应该提倡俭朴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因为社会提供给人们消费的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家庭而言,主张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对国家而言,强调适度消费,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也有利于国家的收支平衡,缓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下,高消费、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对资源造成严重浪费,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弘扬先秦儒家勤俭节约的消费思想,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

五、“见利思义”的取财观

经济的发展、财富的获取,必须以道义为前提和基础,要做到见利思义,先秦儒家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应当“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P33),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70)。孔子所提倡的就是一种“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以为上”的精神。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孟子明确表态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P176)在孟子看来,治理国家社会不应以利益为价值标准,而应以仁义为价值导向,他强调指出:“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P179)荀子肯定人有好利之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4](P502)他认为好利之心,人皆有之,而好利之外,好利之上,更有好义。他指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4](P56)可见,孟子、荀子所强调的也是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这与孔子的义利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家齐”、“国治”、“天下平”。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谋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如果取之有道而至富贵,那才是真正的“富贵”,即实现了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和“社会人”的价值。孔子对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P68),“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P83)可见,先秦儒家也追求富贵,但前提是“以其道得之”,反对不择手段,无限制地追富逐利。提倡以道致富,以义制利,否则宁愿贫贱而不愿富贵。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这说明人的谋利活动要受道义的制约,不悖于道义。

现代市场经济以利为驱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旦仅以利为诱因,不仅利的诱惑力会慢慢减退,最终失去效用,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目前,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导致的道德滑坡问题尤为突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启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利益是各经济实体活动的直接驱动力。对利益的追求本身是符合道义的,但追求利益的方式则有当与不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所取得的利益也有符合道义的利与不符合道义的利。各经济实体对于利益的追求应当以合乎道义为基本前提。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自觉地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同时不应该损害他人利益。应当把公平竞争、合法经营作为基本原则,彻底杜绝见利忘义、坑蒙拐骗、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弄虚作假、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不符合道义的行为,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合乎道义的伦理规范和协调力量,这样才能形成“兼相爱,交相利”的有序的经济社会,而不是“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先秦儒家经济思想中的见利思义的取财观对形成这样的有序社会,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先秦儒家学者所提出的“惠民富民”的致富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保观、“宁俭勿奢”的消费观、“见利思义”的取财观,虽然是朴素的、零散的,不具有现代经济思想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它们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思想也是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民生工程不谋而合的。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时有发生,能否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生活是否富裕、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消费与供给是否保持平衡、社会财富的取得是否合乎道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是从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对我们当前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各项改革平稳、顺利地进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摘要：先秦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极为丰富,除政治、哲学、教育、伦理等思想外,还包含经济思想,如“惠民富民”的致富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观念、“宁俭勿奢”的消费观、“见利思义”的取财观等,这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有所启示。

关键词：先秦儒家,致富观,分配观,社会保障观,消费观,取财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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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戴圣.礼记[M].程昌明,译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篇6：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关键词：儒家,王道,现代管理,启示

从中国历史的儒家道统来看,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在政治实践中践履了后来被称为“王道政治”的治国思想, 而孔、孟子则对“王道”政治在理论上进行了归纳。在《论语》中, 孔子所主张的统治者以尧舜之道 (仁、德) 来治理天下, 就属于王道。孟子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继承与创新, 在《孟子》中首次出现“王道”一词开始于“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与当时诸侯之间竞相以武力服人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 孟子的“王道”主张以“仁义”行政, 核心是“民为贵”。“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是对“王道”和“霸道”主要区分。金良年 (2004) 说:“所谓‘霸道’, 是以力服人, 服从者未必心服, 这是孟子所反对的;所谓‘王道’, 是以德服人, 服从者是真正的心悦诚服, 也就是孟子反复向君主们宣传的。”现代企业管理中, 文化的建设, 制度的制定与企业领导人的人格水准、道德境界有直接关系, 本文通过对儒家“王道”思想进行探讨, 为现代企业管理者提升领导艺术提供借鉴。

一、“王道”的基础要素

(一) 修己安人。

儒家思想非常强调统治者的修身, 认为“修己成人”、“修己安人”、“修己以善群”是一切统治的基础。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即强调这一点, 领导者的人格典范树立起来以后, 会形成强大的“正气”气场以影响下属, “不令而行”是统治者期望的效果, 而“虽令不从”则是现代管理者的困惑之一, 如何解决?儒家给的答案是:欲要正人, 先正自己。

(二) 力行仁政。

修身为基础, 仁政是次第。儒家给出了人格完善的序列, 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阶段本质上属于“修己”阶段, 然后通过逐级落实, 最终实现人格完善。对于统治者而言, 如果做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则“天下可运于掌。”由己及人, 由内到外。实行仁政的具体方法很多, 任用仁贤是最关键的一环, 孟子认识到这一点, 并建议说:“不信仁贤, 则国空虚。”历史上, 知人善任的明君如李世民、刘备等, 往往成为后世君主乃至现代企业领导者的典范。

(三)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不是老子的专利, 孔子就曾说:“无为而治者, 其舜也与?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舜以德行感化天下, 表面上仅仅是面南而端坐王位, 但却实现了天下大治。先古圣王的功业是老子、孔子的思想来源, 因此两家的“无为”有内在契合, 可谓殊途同归。何以能“无为而治”呢?老子认为是顺其自然, 不乱作妄为, 而孔子则强调“德”的重要性,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崇高的道德人格可以感化与吸引人才, 领导者需做好本职工作, 下属则各安其分地辅助他成就共同的事业。

二、“王道”政治的外化措施

(一) 礼制。

周公制礼, 孔子从之, 礼是形式, 是仪式节文, 目的在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曾子所言“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重视丧葬的仪式, 来教化人民的感恩之心, 有了感恩之心, 就会导向宽容与和谐, 即所谓“礼之用, 和为贵。”与法家不同, 儒家不主张过多使用刑罚 (老百姓迫于淫威但内心不服) , 它重在培养人的羞耻之心, 以实现道德自律 (自我管理) ,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即是这个道理, 本句中“德”是价值观 (内容) , “礼”是各种礼仪 (形式) 。牟复礼 (2009) 说“礼仪是用以促成宇宙和谐的。圣王赞许礼仪,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曾子说:“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强调祭礼、丧礼的作用是什么?这些礼节是通过对逝去的人的追怀, 来教化活人的感恩之心, 诚敬之心, 以形成淳厚的民风。“孔子的伟大正是在于他在那些机械的、枯燥的礼仪之中灌注了人心、人性、人情, 使每一个礼仪都具备了人性的意义。” (李里, 2007)

(二) 乐制、由于孔子时代的诗是伴以音乐唱出来的, 我们把诗与乐放在一起来谈。

关于诗, 孔子谈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好诗能陶冶性情, 孔子把上古传下来的三千多首诗, 删成三百零五首, 这些诗情感中正温和而不会让人产生邪念, 从而更能发挥陶冶性情, 教化人心的作用。

(三) 正名。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 无欲其所不欲”曾子也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这是儒家赖以建立社会秩序的手段, 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要明确地位和角色, 而不应出现君不君, 臣不臣的失序现象。这是广义上的“礼”, 强调在社会体系中“位置”的重要性。不同“位置”会有不同的规范, 包括权利义务、行为方式等, 这些规范的总和就是人的“角色”。

(四) 举善。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老百姓中, 对那些善的、好的人与事物进行宣传表彰, 以教育那些还没有做到的人, 这样就能使得老百姓明白什么是值得提倡的, 从而起到引导与劝勉的效果。

三、“王道”政治的基本逻辑

综上所述, 无论“王道”政治的基本要素还是基本措施, 其背后都有着某种程度上对人性的尊重的成分, 请看下例:

在上古时期, 中华民族的治理方式属于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 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大禹之后, 进入“家天下”的局面, 也即帝王世袭制开始了, 百姓和帝王之间开始有了截然的分别。但“家天下”也不要紧, 比如周文王, 因其实施仁政, 百姓得知他要修建灵台的时候, 大家不约而至帮忙并提前完工。夏桀作为暴政的典型, 说:“我就是上天的太阳, 太阳会灭吗?”百姓回应到:“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恨之切也!老子也认识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对于暴政下的严刑峻法, 儒家与道家都是予以沉痛谴责的。

“王道”却以尊重人性为基础。“王道之要, 不过推其不忍之心, 以行不忍之政而已。”这句体现了孟子的人性观——“恻隐之心, 人之端也。”他的人性观给儒家“仁政”与“王道”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人都有“善心”、“善性”, 但如果外部给人带来威胁与伤害, “善”会逐渐被消解以至于导致报复与反抗, 这是其一;其二, 人性具有复杂性, 孟子有“义利之辩”说, 对此, 南怀瑾 (2008) 的解释是:“无论东方或者西方, 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思想, 都是以求利为原则。如果不是为了求利, 不能获利的, 这种文化、这种思想, 就不会有价值。”他批判了简单地将“义”等同于“无私”, “利”是“自私”的看法, 其实“利便是义, 义便是利”行仁义之道的人君会得到大利, 长远之利, 对于道德高尚之人来说, 因仁义即是他的本心, 他的利就是义。基于以上认识, “王道”和“霸道”政治的基本逻辑总结如下:

暴政→满足私欲→人心背离→失道者寡助→失去天下 (创造异己、离心的力量)

仁政→奉献利他→人心归向→得道者多助→得到天下 (创造团结、向心的力量)

两个模式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趋利避害本能。其所展现的价值逻辑是对儒家王道逻辑的通俗阐释, 儒家认为, 既要追求自己的利, 也要承认别人的利, 想求大利, 就要舍弃小利, 如此才能产生良性价值循环, 这就是“王道“政治的简单奥秘。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 “霸道”的结果必将走向不归路, 而“王道”却导致“王天下”。

四、“王道”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一) 儒家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思想宝库。

现代管理的成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既有思想、理念、方法、技术等主观因素, 又有先天优势、时代机遇等客观因素, 但客观规律是不变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值得现代管理者所借鉴, 事实上, 大量优秀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实践的确从传统文化中, 尤其儒家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牛根生就是典型一例, 他的“财散人聚, 财聚人散”说, 即来自《大学》的“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 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

(二) 王道思想本质是基于人性的管理。

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也就是说, 要行王道, 最基本的是体恤老百姓, 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不以“得民心”为根本, 则不是王道。福建福耀玻璃集团在企业管理中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和福利待遇, 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财富, 提高了职工薪酬在成本中的比例。更人性化的举措则是:公司员工及其直系亲属若得重病, 公司将负担全部医疗费用。这不能不说是真正独特化的“得民心”的王道, 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吸引人才呢?

在现实中, 企业领导者的常见错误之一就是“待人严, 待己宽”, 但子贡的话却带来了警示:“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食焉。过也, 人皆见之;更也, 人皆仰之。”孟子也附和说:“古之君子, 其过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见之;及其更也, 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 有从为之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过则无惮改。”, 这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素质, 客观认识自己的错误, 并超越自己的面子, 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使下属和同事心服口服, 因为真正具有这样的修养的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太多。在用人方面, 人情化的中国社会缺少一些理性, 对此, 孔子认识得很清楚, 看这个例子:鲁哀公问孔子, 怎么才能实现“民服”, 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举枉错诸直, 则民不服。”任用和提拔正直的人还是小人, 影响到施政的公正性, 公正则民服, 反之则民不服。

(三) 客观地认识王道思想的应用价值。

王道政治的基础要素和外化措施同样会给现代企业管理者带来启示, 比如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管理的软性方面, 为何企业最高领导者的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为何仪表仪容礼仪规范在文化建设中构成重要组成部分?为何在制度建设中需要纳入人性化的因素?儒家王道政治近两千年延续的事实能够给当代管理者带来有益的借鉴。但是, 我们要认识到, 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王道”政治的某个方面, 而应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有一个系统观。比如, 我们强调领导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但同时还要认识到:领导者的道德境界是组织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比如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 是一个非常注重儒家经典学习的人, 并在生活中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但最终还是难免亡国的命运。他在宫内推行大量节省措施的同时, 也用克扣兵饷、裁撤驿站等方法节省财政开支, 但这给他塑造了大量的反对者, 甚至造反者, 其中就有李自成 (肖知兴, 2006) 。但明王朝的覆灭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还有其他条件在共同起着作用, 其实在熹宗时代魏忠贤控制朝政而尽行的暴虐统治和贪污腐败, 就已经导致了民不聊生以及起义的此起彼伏, 怪只怪崇祯皇帝生不逢时。

参考文献

[1]、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68

[2]、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 (王立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8

[3]、李里.论语讲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9

[4]、南怀瑾.孟子旁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80;83

篇7：儒家中和观的现代启示及其意义

20世纪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就是对“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这一讨论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作为“精神性宗教”的儒家或儒学的特殊品格, 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儒家或儒学思想具有的“宗教性”意蕴。 (1) 这一讨论的实质性意义在于, 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 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 以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 西方式的宗教有严格的组织形式, 同时儒学关注的核心是“当下的人”而非“彼岸的神”。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宗教的, 然而不管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哲学代宗教”还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道德代宗教”, 无疑儒家蕴含了宗教的功能, 至少实际上起到了宗教的文化功能。人们在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安身立命之道”, 儒家的宗教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西方传统经典宗教的出世性也在逐渐的弱化, 随之而凸显的是宗教的人间性和人文性。在这种背景下, 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在超越之路, 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 获得了更多现代转化的生长点, 同时对西方传统的经典宗教也提供了诸多启示。因此, 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意蕴, 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而且也可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此处是在何种意义上的讲宗教性?从何种意义上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意蕴?以及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何种启示?

2 对儒家思想宗教性意蕴的考察

讨论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澄清的一个问题, 就是何为宗教性?韦氏大字典是这样定义宗教的:“宗教所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 它与哲学不同, 不是依靠理性, 而是仰赖信仰与直觉, 它一般相信一个单一的存有, 如上帝, 或者是群神灵,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创造了世界, 统治它, 控制其命运, 有时干预其历史之自然过程, 也相信人有了这样的信仰, 通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 遵守日用常行的规则, 如十诫, 乃会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2) 显然依照上述定义来讲, 儒学并非宗教,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儒学之具有宗教性。此处讲的宗教性是指宗教的某些特性, 它不是以宗教的外在形式作为判断标准, 而是凸显了精神方面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儒学的宗教性, 即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兴起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 认为人与这种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同创造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一种博大高明的宗教情操。这种宗教性的敬畏情操, 常常渗透到伦理生活、习俗及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儒学正是具有深厚的宗教感的一种思想传统。中国传统儒学关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强调内心体验, 相信人人可依凭内在的修养达到超越的境界。当然, 儒家走的是一条“天人合一”的道路, 打破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较为妥善地处理了生命的有限性与终极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它要人既认同当下的我, 又认同超越的终极理想。显然, 儒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宗教, 但同样能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儒家学说透显出来的宗教性于此可见一斑。

首先作为儒学最高范畴的“天”或“命”, 实际上并未完全消解掉某种超越社会、个人之上的神秘性, 因而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客观必然性。如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宪问》第三十六)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阳货》第十九)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 (《万章章句上》第六) 正是由于这一具有超越性的“天”或“命”的存在体现了儒学超越的“终极关怀”。所以孔子讲“畏天命”, 孟子讲“夭寿不二, 修身以俟”, 以及后来在宋明理学中, 程颐讲“涵养须用敬”, 朱熹讲“敬字功夫, 乃圣门第一义”, (《朱子语类》卷12) , 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对于最高本体———“天”或“命”———的敬畏情感。

然而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这一超越者的存在方面, 儒学却另辟蹊径, 即“内在而超越”。首先“天”作为超越性的本体, 同时内在于呈现于人与世界之中, 因此天是既超越又内在;另一方面, 人作为内在的层面可以扩充天命的性, 超越自身的限制, 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从有限而可达至无限。 (3) 中国的传统中向来没有将超越与内在割裂。因此天和人并不是对立的超越与内在的两极, 而是天和人都同时具有超越与内在的双重特性。天人之间是合一的关系, 并不存在着分裂和鸿沟。

儒学一开始就通过道德实践的桥梁把这种外在的超越对象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孔子讲“知天命”, 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和“事天”, 程颢讲“一体之仁”, 朱熹讲“灭人欲”而“存天理”, 王阳明讲“致良知”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也无一不是儒学宗教性的体现。这就表明在儒家看来, 最高本体已不是仅供信仰的高高在上的外在对象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经验、知识积累来认识的。人与天之间是一种超越而内在的遥契和认同。《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进一步确认儒家最高的认识———知天命, 是在道德实践中才能达到的。到了宋明时期, 宋明理学家将这种内在超越之路推向了一个顶峰, “在天为命, 在义为理, 在人为性, 主于身为心, 其实一也”, (《程氏遗书》卷十八) 这样就更进一步将“天命”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自身。正因为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 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综上所述, 儒学在重视信仰对象的超越性上与西方的宗教是相同的, 但是儒学和其他宗教不同在于它突出了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和主体性, 把深刻的精神体证贯注于世俗的日用常行之中, 而不是将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彼岸, 这正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儒学的宗教性意蕴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首先, 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 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 把深刻的精神体证贯注于世俗的日用常行之中而不是将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彼岸, 这正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鲜明特点。

其次, 儒学的宗教性所讲的信仰主体必然是一个“全整性”的人, 正如《大学》中的「三纲八目」, 强调个人自我生命的实践, 必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循序渐进, 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逐层推扩, 使个体性的人的生命意义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同时这也凸显了儒学宗教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带有很强的层次性和立体性,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给当下的人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模型。

3 儒家思想宗教性意蕴的现代意义

20世纪以来, 学界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不是无的放矢, 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都面临着一些困境, 都需要进行现代转化。那么儒学也不例外。因而儒学宗教性的讨论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 也不仅仅在于儒学的现代转化, 甚至对整个东西方传统文化的面临的现代困境都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 那么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他问题, 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讨论是否也能提供一些启示呢?

首先, 儒学的宗教性意蕴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人, 由于面临各种社会压力, 人人自危, 精神无处安顿, 人人像游魂一样, 而儒家的这种宗教性意蕴 (即内在超越性) 是从天命或宇宙精神来关照人的个体生命, 使人在追求自我价值或精神修养时得到一个崇高目标的激励, 在这种宗教情怀的激励下, 人的内在修养一直能处在自我改进、止于至善的积极状态之中, 这也正是上文中提到的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 自我完善性。这也就类似于现代的人生远大理想的树立。另外, 儒家的宗教情怀还有一种积极价值, 即以超越的个性面对世俗的伦理价值, 有敦化社会风气的意义。

其次, 儒家思想的这种宗教性意蕴对于生态伦理的积极影响。就是《中庸》中讲的“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人性和宇宙万物之性都是有生命意义的, 只有充分尊重一切存在物的生命, 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这也就是程颢在《识仁篇》所说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儒家向来不断地彰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最高精神境界, 又讲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宇宙神秘的生命力的承载者, 破坏其他存在物的生命, 就是从道德方面背弃了天命。虽然儒学并没有直接说这是生态伦理理论, 但是这对于我们建构生态伦理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因为它蕴含着人对生态发展应有的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

最后, 传统中国是文史哲不分家, 因而儒学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负载是多元的, 那么发展到现代社会, 儒学的这种多元的文化负载显然是过于沉重的, 可以说儒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 那么这样对于儒学的现代转换无疑会造成困境, 使得儒学现代转换的脚步显得有些沉重, 今天我们发掘儒学的宗教性, 或者说讨论儒学的“宗教身份”, 为建构全新的“民族宗教” (4) 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或许传统儒学的多重身份的分离, 可以对儒学的现代转换起到积极作用。S

摘要：20世纪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 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 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那么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儒学之具有宗教性。这里的宗教性是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兴起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 认为人与这种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同创造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而我们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儒学宗教性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有诸多积极的启示意义, 同时也对儒学自身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关键词：宗教性,共同创造,内在超越,生态伦理,民族宗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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