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

关键词： 种瓜得瓜 期末考试 寒假

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精选8篇）

篇1：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就要迎来寒假了，可是这个寒假过得快乐与否似乎都要取决于期末考试的成绩了，期末考试终于都结束了，初二的“称号”又离我们近了一点。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这是自食其果。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风萧萧兮，易水寒。”今天我说：“考试结束兮，我玩完!”亡羊补牢，无济于事。 说到原因嘛，当然是多方面的啦。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不够努力，没有持之以恒的刻苦精神。有的只有三分钟热度。这种种恶习是酝酿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想 要成为成功者，那么，一路上会有失败的。幸运女神这次从我身边悄然离去，没有得到她的青睐，怎能又落到失败的深渊。能爬多高，就能摔多深，我算是体会到 了。

一拿起卷子，有很多题不会，只能胡往上填，到头来，全是刺眼的红叉叉，好似一把把尖锐无比的刺刀，扎的快让我窒息了，可是，这又能怪谁呢?有那么多时 间，不复习，而是浪费了，考试多么不堪一击!这就算是给我一个小小的惩罚吧!为我敲响了警钟，也提前给我打上了预防针。一次失败算不了什么，失败也许是成 功的前兆。一次成功也证明不了什么，它终究要成为历史的吧!我们不可能未卜先知，只能凭着自己的那一份付出，去期待丰硕的收获。

可是我这次失败了，我为了我以后的成功，应该认识自己这次的错误。

有人说：“越是搞不懂的地方，就更应该搞懂。”所以我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改掉它，不让它继续的生长下去。这次期中考试不仅给我查找不足的机会，还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给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考试就像捕鱼，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现鱼网上的漏洞，经过一次次的修补，一次次的捕捞，在中考的时候， 你的知识与能力编成了的渔网一定已经是牢不可破的。这次期中考试，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已经受到了失败、痛苦与成功的滋味，得到了磨练、反省与提升自我的机 会，这正是我们最大的成功。但是，失败也是有魅力的，因为暂时未能成功，我们便了解在努力中的期待，在期待中的努力，终究会迎来太阳。

同学们，为了今后，我们要抓紧现在，只有善于总结，才能迎来未来。一次考试并不是句号，更不能代表我们全部的实力。人生的道路上有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有 阴雨连绵的岁月，我们不能左右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改变容貌，却可以展现笑容，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可以改变自己。胜不骄，败不馁，荣辱不惊，及 时调整自己，为以后考试做准备!在这里，我祝自己以后每一天开开心心，努力向上。如果太阳是我的目标，那我会踮起脚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靠近阳光，才 能向着目标一步一步的进发!我深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有更大的进步。

篇2：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

数学，这次数学考试我们班有同学居然考了满分，为什么我不能考满分了?智商问题?不不不。不是的。数学是靠逻辑思维的，我没有把题目理解透彻。下次要注意哦!

英语，这个学期有两个英语老师教我们英语。但我适应的很快，我的英语成绩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直线上升。我的英语成绩总是败给栾丹和张倩玲，拿成绩单之前，我以为英语最高分是97分，我以为第一名是张倩玲，我心想英语老师换后，我加倍学习，我应该考得很高，果不其然，当成绩单发下来时，我看见我英语得了99分，我是第一名。

政史，这次政治考试我没有辜负政治老师对我的期望，我的政治考到了尖子。而历史呢，这次我得了37分，沈好得了36分。我超过他了。我要把他比下去。

篇3：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关键词：中国,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

一、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分析

(一)改革必要性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然后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性质及决定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过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对过渡过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就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言,首先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经济学家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阈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总体上,这些理论上均认为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是一种交易成本很高的制度安排,而造成这些高交易成本的原因却在于: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不对等;个人损益与社会损益的不一致等。旧体制的低效率,一方面是由于事实上产权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执行的困难(这主要体现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高代理成本)。产权的模糊性并不仅指每个社会成员切实感受到的权利的模糊,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公有制下,社会成员没有退出权,结果当事人无法惩罚违规者,以致违规行为蔓延,这是公有制低效率的关键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上述结论,发现合作社由于社员被赋予了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做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每一层都会导致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换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中初始委托人(老百姓)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每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努力水平会随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递减。事实上,此类分析模型就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此外,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了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些条件: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也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二)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

一般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模式。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和到位的过程。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实行“体制外”改革,即旧体制不变,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第二,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改变分配契约,允许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或者改变雇佣契约,允许“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第三,试点改革,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第四,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浪费,一种办法是承认现有的权利格局是合法的,然后允许拥有权利的人自愿交易权利,此即所谓“计划权利交易”或“买入型交易”,实际上就是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的赎买过程。另一种办法是当旧体制下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分离时,有权利方向义务方支付以换取义务方的同意,此即“买入型交易”。

(三)中国实行“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原因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改革的初始条件将是决定改革路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要寻求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就离不开对中国改革之初约束条件的分析。

第一,过宽的“制度鸿沟”。主张“激进式变迁”的人常说:“你不可能分两次跨过一个鸿沟”此话似乎有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鸿沟有多宽?一个国家在选择制度变迁方式之前,完全有必要来度量一下新、旧制度之间“鸿沟”的宽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当然应该鼓足勇气,一跃而过。如果这条鸿沟远远超出了一个人能够跳过的极限,那么仍坚持一步跳跃,便有“落沟”而丧生的危险。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面临着一条过宽的“制度鸿沟”,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就越强,如果这种冲击的强度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那么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句话说,为了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社会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数量取决于现行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即“制度鸿沟”)以及制度变迁的速度,如果“制度鸿沟”越宽,变迁速度越快,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越大,则变迁的成本也就越高。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第一个标准,即制度变迁方式的可行性与“制度鸿沟”的宽度密切相关。如果“制度鸿沟”较窄,那么变迁引起的冲击和成本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的“激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反之,如果“制度鸿沟”过宽,那么经济制度的剧变将在短期内给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成本,使政府和老百姓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变迁”方式是可取的。这也是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制度选择总是在一定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原有制度下的所有资产中,人力资产(这里的“人力资产”是指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劳动力的能力、素质、技能以及他们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将在制度变迁时代中处于所有资产转换的中心,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人不仅是启动制度变迁和决定制度变迁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一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物质资产的处理和重新分配(尤其是在新制度下更有效地利用它),要靠人力资产去完成,原有制度契约关系的瓦解,新关系的确立,以及制度机构的重组都取决于参与的个人和团体的决策。而另一方面,在不同制度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不同的,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人力资产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因此,制度变迁首先要求人力资产随之转化,制度创新究竟有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制度组合与人的因素是否相匹配。就此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人力资产更能确定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式了。几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产生并给中国留下了奇怪的“制度遗产”:从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指令性分配,到适合中央计划经济需要的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在所有的这些资产中,人力资产的分配和使用是最不合理的、最不恰当的,不对人力资产进行深刻的改造,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健康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取代物质资产,可以复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人(新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然而,对人力资产的综合而又深刻的改造,只能渐进地完成,虽然有可能一下子完全出现新的物质资产,可是一夜之间替换人力资产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计划经济中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用于市场经济,和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是一个不断需要摸索和花费更多时间的过程。

第三,“制度记忆”的“缺失”。通常,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保留着对某种制度和行为的记忆:即他们今天的利益与他们过去经历的某种制度和行为相关。一般而言,制度记忆具有私人属性,不能转让。对于制度变迁而言,“制度记忆”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已经融入人力资产的制度记忆能为推进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和行为上的线索。当制度变迁具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的进程要顺利的多,因为“制度记忆”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有关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相反,当制度变迁缺乏这类可利用的“制度记忆”时,制度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新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制度安排在决定和实施时往往会遇到怀疑和犹豫,继而迷失方向。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市场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人的大脑中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制度的“记忆”,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这也是决定我国经济改革“渐进式”模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结和反思

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主义而非激进的大爆炸或休克疗法的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而言之,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改革成功的典型案例。当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首要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其次,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

然而,“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致使许多结构性问题被遗留下来,主要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这里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的城乡差距;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此外,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外延型而非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

中国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尚难判断。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府主导逻辑

对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中,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直以来都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中国经济学者中产生强烈共鸣。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以其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在方法论上秉承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分析精髓,运用了经济人概念、成本—收益分析和均衡分析的静态及比较静态方法,并引入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成果,建构了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制度非均衡→初级行为团体出现→次级行为团体提供必要的制度装置→制度均衡再现。

在诺斯的理论中,他的制度创新理论最能凸显其工具理性主义思径取向。在他看来,制度的发明与创新,并非像斯密和哈耶克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自发秩序之生成,而是来自当政者或政治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就此而言,在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径中,制度变迁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在工具理性主义看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节省征得全体同意的成本,从而提高制度变迁的净收益。不过,现实经验并未对诺斯理论架构所需的政府理性提供充足证据,政府竟然容忍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安排长期存在。为此,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跳出了新古典的框架,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初始的制度安排或选择有可能将随后的制度变迁,长期锁定在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并由此推演出渐进式变迁逻辑。尽管如此,“路径依赖”理论并不表明诺斯放弃了其工具理性的信念,相反,他认为摆脱锁定状态的创新力量和强制力保障仍然来自政府。

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思路取向中的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创新,但诺斯在对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社会制度中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却采取了一种趋同于斯密和哈耶克在社会制度分析中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并从其中导出了渐进式制度变迁逻辑。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正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决定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目标。恰恰是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现实,又必然要求借助政府强制性介入的制度变迁方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利益格局的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安排。在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中,对旧利益格局并非一次性打破,而是分阶段进行的。这就导致每个时段新的利益安排都要面临着与旧的利益格局共存的局面。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时间跨度大,进程慢,这种混合的格局会存续很长时间,使新旧两部分利益格局实现“共容”,从而形成一个过渡性利益格局,也造就了一些从这种非均衡体系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格局,新的自发型构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制手段,往往会选择“妥协”,从而导致新制度效率降低,或者完全被旧制度“同化”,出现所谓“体制复归”。

因此,在渐进式改革逻辑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由于具有合法强制力,当新制度安排与旧制度发生抵触时,它可以进行有效的强制性干预,或者利用完备的官僚体系使新制度强制合法,从而覆盖旧制度,改变“锁定”状态。就中国目前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中国因其初始条件启动了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政府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当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利益目标分散时,政府能有效地聚合各种价值取向,平衡利益冲突,进而减少改革成本,使市场化进程顺利推进。这里也可以形象地认为,“双轨制”是新旧利益格局并存的方式,因为“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尊重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而“并轨”则是政府权力强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也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双轨制”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允许自发型构的新制度安排在不对旧利益格局构成本质影响的前提下合法地获取制度外的收益。因此,“双轨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作,它较顺利地解决了旧体制对新制度的激烈排斥而可能导致的改革失败问题。但是,在“双轨制”下,新制度并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独立运行,它必然要与旧体制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但旧体制不会对新制度予以支持,从而降低了新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国有银行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民间融资尚未被有关法律认可的情况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资金非常有限从而降低了其效益。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轨制”的存在,一方面,产生了大量可供相关权力集团(包括个人)追逐的“租金”,从而导致寻租行为、腐败现象泛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公众对新制度不满,使改革阻力增大、社会支持度降低;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在“双轨制”下获取大量“租金”的权力集团(包括个人),构成非均衡状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对制度变迁的推进构成来自权力层面的巨大阻力。此时,单纯的市场力量已不足以与其对垒,而勇于改革的最高决策集团,甚至可以说个别有远见的政治家,面对“双轨制”运行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利用政治权力的合法强制性手段,以修改或颁布法令的方式实行“并轨”。尽管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政府的利益平衡措施及其权威,很快消除了阻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尽管“并轨”带来经济和社会的“阵痛”,但毕竟在“并轨”后一些更“市场”的规则,可更方便地被制定出来,由此可认为,每一次“并轨”都致使市场进一步完善。

(二)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反思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需要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模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障碍。

首先,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质疑和削弱。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威性构成了其强制性的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威其实就是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向信息相对缺失的一方提供信息的行为,或信息相对完备的一方凭借其信息优势直接提供方案时的被认可性或服从性。信息的不对称导源于信息搜寻成本和对信息感知能力的差异。就信息搜寻成本而言,不论政府如何高效,政治领袖如何杰出,都不能无成本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必须搜寻到大量非大众化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搜寻,政府虽然比其他“社会实体”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需要搜寻的信息范围越大其成本也就相应越高,而且对那些通达渠道存有障碍的信息的获取,政府所付成本不一定更低。就信息的感知能力而言,政府是一个由“有限理性”的具体个体(政府官员)构成的“实体”,而非一个理性而超然的存在。即便从整体上而言,其也无法超越“有限理性”的局限。此外,由于搜寻成本高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备,也属于“有限理性”范畴。基于上述缘由,社会公众就没有理由完全相信政府提供的方案一定是最优的,从而其权威性就有理由被质疑。这样,由于权威性的削弱,政府主导模式所需的合法强制性也必然会降低。

其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将会面临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两方面权衡和选择的困境,以至无法摆脱“诺斯悖论”。不同制度主体的目标函数或效用函数是有差异的。以初级行为团体的自发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政府的自觉行动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就明显不同。前者完全是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而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统治的最大稳定、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基于此,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一个存在的经验事实是,当存在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不完善的政治市场时,制度变迁是以掌握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与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两者一致为前提的,而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利益则单一化为巩固其政治威信,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这表明,统治者(政府)的效用最大化并不必然同社会财富最大化相一致,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是被推进到其对统治者实现自身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因此,当考虑到政府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等成本因素时,那种容忍和漠视低效率制度长期存续的政府不作为,就不难以理解了。所以,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并非必然拥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源。

再次,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外在制度或正式约束方面作出调整,而内在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是否会对这种调整给予支持,也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制度缺乏是引发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因而制度构建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尽管基于制度普适性认知的制度模仿,被认为是可选择的节约成本的方式。但是,不同社会和国度在习俗、意识形态、社会资本构成乃至政治文化底蕴方面是不同的,这也进而构成了不同社会和国度内在制度的差异,这也将会导致具有相似制度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其制度运行效率方面的截然不同。一种存在的经验性事实是,外在制度的推行,需要借助内在制度构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外在制度的可执行能力取决于其对内在制度的兼容性。中国的内在制度特征显然有别于“制度溢出”的国家。当政府将规范的市场制度在国内推行时,如遇到来自非兼容的内在制度抵触,政府要么借助具有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要么按照渐进式逻辑通过长期“教化”修正内在制度。“双轨制”的运作,为内在制度的修正提供了时间和利益诱导,为以后“并轨”准备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不过,暴力的使用并非是一种持续性的手段,而内在制度的修正,又是漫长且无法确知其方向的社会自发过程。所以,强制性的政府制度变迁推进,必然遭遇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

最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需要借助完备的政府官僚体系和政治机构。因此,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为保证政府主导的可行性,在经济体制改革时,保留了原有的政府行政体制。这实际是渐进式“双轨”理路的延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已启动了“市场”思维的经济体制,遇到越来越多来自传统“计划”思维的行政体制障碍,从而构建的市场体制效率必然受损,除非政治体制也进行与经济体制一致的制度变迁。但是,这又无法延续政府主导的逻辑,政治体制变迁的实效也无从保证。这恐怕是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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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秋石.制度借鉴和学习及制度同型化[J].当代财经,1995,(6).

[4]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Leong H.Liew.“Gradualism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Role for A Strong Central State”,Eco-nomic Issue(JEI),1995,(9),No.3.

篇4：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

[关键词] 期末考试；教考分离；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07-0012-04

一 文献综述

教考分离，顾名思义，指教授（包括辅导）与考试相分离，常见于中考、高考、自学考试等水平考试中。对于这类统一的标准化考试而言，教考分离模式无疑凸显了考试的公平、公正，以及考试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正因为如此，当前不少高校试图在学期期末考试中也采用“教考分离”模式，替代传统的“教考合一”模式。然而，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引发了高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巨大争议。

客观而言，大部分高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都能认识到，教考分离有利有弊。其中，认为利大于弊者，自然支持甚至倡导教考分离；相反，认为弊大于利者，则坚决否定此举。

关于教考分离的弊端，学术界的认识林林总总：有学者认为教考分离背离了现代教育评价的主旨，导致师生关系工具化[1]；有学者认为教考分离偏离了课程改革的方向，助长了“应试”取向[2]；还有的学者认为教考分离不利于拓展教师和学生的思维空间[3]，等等。归根结底，学术界质疑教考分离合理性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教考分离的理论基础及其蕴藏的价值内核与现代教育评价及现代管理学的主旨背道而驰。教考分离的教育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泰勒的目标评价理论，强调教学结果与预设课程目标的对照，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而现代教育评价注重发挥评价的导向性而非结论性作用，不是侧重“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追求“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教考分离的管理学理论基础主要是麦格雷戈归纳的X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因此需要强制性的约束、管束与监督。具体到教考分离模式，其隐含的预设就是教师需要一定手段的监督与制约，否则教师没有教学压力，不会主动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样是这个麦格雷戈提出了与X理论对应的Y理论：工作是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过程，只要目标适当且有意义，员工就会自我监督、自我控制。基于X理论提出的教考分离，实践中很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规章制度越多，监督管理越严密，越是不出效率，不出成绩。

对于教考分离的优势，学术界的认识也多种多样：教考分离能够避免任课教师在教学与命题过程中的盲目性与随意性[4]，有利于调动教师从严执教的积极性[5]；教考分离有利于端正学风考风[6]；教考分离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成绩具有可比性[7]；教考分离有利于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8]；教考分离有利于教学管理部门获取真实的教学信息，宏观掌握教学情况，包括比较不同教师对同一门课程教学大纲的领悟情况和知识传授情况[9]，等等。与反对者从理论根基上否定教考分离不同，在赞成者看来，所谓的教考分离的弊端，不过是实践操作上的不当，是可以适当采取措施扬长避短，兴利除弊的。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考试采用教考分离的争议，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声音都来自校方（教师、教学管理者、高教研究者）。那么，学（生）方是什么意见，什么态度呢？显然需要关注者的关注——在教育改革面前，如果缺乏学生的声音，我们的决策总显得“自以为是”。

二 研究框架与数据

通过文献阅读，我们总结了学术界对于教考分离的利与弊的认识，以及高等教育教考分离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几方面问题，编制了《关于高校实施“教考分离”的调查问卷》。2015年6月份，课题组在北京的一所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该校2014级学生期末考试采用了教考分离模式），选取该校经管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2014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问卷采取现场填答现场回收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达96.1%。

本次所有问卷调查数据均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上机处理，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该校哪些课程采用了教考分离模式

考虑到教考分离这个说法对该校2014级的学生并不陌生（授课教师一般在学期初就会向学生说明期末考试模式），本次问卷调查前，课题组没有对教考分离做任何概念界定。调查对象所理解的“教考分离”主要是任课教师的解说，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授课教师不命题，而是校内同一年级统一命题，比如大学英语；还有一种是授课教师不命题，试卷来自开设有相同课程的其他高校，比如高等数学。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该校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线性代数、电路分析等课程在学期期末考试中采用了“教考分离”模式。显然，从课程性质来看，该校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的课程基本上是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也就是学术界认为相对适合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的课程。

（二）该校教考分离的相关配套工作有没有协调到位

教考分离显然需要前期的教学与后期的考试相配套，简单地说，就是教什么考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教考分离离不开统一教材（统一教学大纲）。

当被问及“跟你相关的、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事先统一了教材吗”，回答“统一了”的占44.4%，“没统一”的占23.3%，“有的课程统一了，有的没统一”的占32.0%。这说明，该校在统一教材方面的工作还没做到位。

紧接着，在回答“对于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如果事先统一了教材，任课教师是按照统一的教材来授课的吗？”这个问题时，只有51.9%的学生回答“是”，还有22.1%的学生回答“不是”，26.0%的学生回答“有的是，有的不是”。这个调查结果显然不够理想：任课教师如果不按照统一教材来授课，不同样违背了“教”与“考”的统一性吗？通过私底下与教师座谈了解到，统一教材没有获得教师的认可，是导致任课教师不一定按照统一教材来授课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一个问题是，“跟你相关的、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考试试卷内容跟平时的教材内容有很大出入吗？”，统计结果显示，回答“是”的占23.8%，“不是”的占32.0%，“有的是，有的不是”的占44.1%；另一个问题是，“跟你相关的、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考试成绩能否反映你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38.4%的学生认为“基本上能反映”；26.1%的学生认为“完全不能反映”；还有35.1%的学生认为“有的基本上能反映，有的完全不能反映”。这两项调查结果说明，该校实施教考分离的课程试卷覆盖面与统一教材之间尚有较大出入，以至于学生认为试卷内容不能够很好地检测出他们的学习效果、学习水平。

“积极宣传，正面引导”，是很多尝试教考分离的高校共同总结出的一条有益经验，主要是指任课教师（也可以包括班主任、辅导员、院系教学管理人员）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充分肯定教考分离模式，多向学生宣传教考分离的好处，帮助学生减少对教考分离的抵触情绪，从内心认同并接受教考分离模式。但在回答“根据你的了解，你的任课教师对教考分离的态度是？”，32.3%的学生认为“老师也不赞成教考分离，不过听命行事”；只有23.7%的学生认为“老师很赞成教考分离，并时不时地跟同学们讲讲教考分离的益处”；还有43.6%的学生认为“有的老师很赞成教考分离，有的老师不赞成”。从调查结果来看，该校也认识到要学习已有经验，要求教师在学生面前“积极宣传，正面引导”。但首先或许是因为学校以及学院在向教师“积极宣传，正面引导”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还没完全把教师争取到积极配合与支持的状态，以至于教师或明示或暗示传达给学生的态度不完全是赞成。毕竟教考分离剥夺了任课教师的考试权力与权威，任课教师的消极抵抗与不满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高校需谨记的是，要想保证教考分离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首先争取任课教师的支持与配合。

（三）该校学生对教考分离的认识与态度

总体而言，体验过教考分离模式的高校学生对教考分离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调查中，只有11.6%的学生表示“赞成”，而高达46.8%的学生明确表示“不赞成”，另有16.5%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还有24.7%的学生表示可以“视课程性质而论”。同样的问题，换个角度再问：“相比而言，教考分离和教考合一，你更倾向于希望学校实施的是？”，统计结果显示，只有16.1%的学生选择“教考分离”，而高达66.7%的学生选择“教考合一”，另有16.9%选择“无所谓”。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了高度相似性。这充分表明了高校学生对教考分离的态度。

以上是关于高校教考分离正反两方面的一些说法，这里向被卷入其中的学生求证：因为卷入其中，所以他们有发言权。由此可以看出高校学生对教考分离的态度。

基于表1中学生对教考分离正反两方面说法的态度，可以看出，总体而言，高校学生不是很看好教考分离的考试模式；很多所谓的教考分离的“优势”，不过是校方所认为的优势罢了。

（四）如果高校一定要采用教考分离模式，怎样做才有助于扬长避短

关于高等教育考试是否适合采用教考分离模式，这个争论或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有些高校会抛开这一争论，直接进行教考分离试验，试图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践行方式方法，毕竟，教考分离或教考合一，高等教育学期期末考试总得择一。那么，如果高校决定采用教考分离模式，在学生看来，怎样做才有助于扬长避短？学生的回答按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保留任课教师和学生对于考试范围的知情权（56.0%）；教师先集中研究、讨论，选取统一教材（44.0%）；试卷由本校（而非他校）根据统一教材命题（41.0%）；不断改进试卷，促进科学、规范（39.8%）；保障教学管理人员的协调合作（25.6%）；其他（3.4%）。

（五）抛开考试模式不论，学生期待什么样的大学课堂教学

学生期待什么样的大学课堂教学，看似跟教考分离模式研究没有关系，实则有关系。考试模式不仅仅对学生的学具有导向作用，对教师的教也有影响，例如，通过私下与个别教师座谈了解到，教考分离要求教师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在学时既定的情况下，教师每一堂课都要抓紧时间“赶”任务，没有时间也不敢自由发挥。也就是说，教师上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那么，教师的这种教法是否受学生欢迎？学生上这样的课能感到有收获吗？

关于这一议题，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正一反两道题。对于“你期待的大学课堂教学是什么样的？”，学生的选项由高到低依次是：“能教我学习方法、思考方法”（71.2%）；“知识点的讲授与社会生活实际密切相连”（54.7%）；“或多或少能带给我精神引领”（51.3%）；“能颠覆我原来的想法，启迪我思考”（42.7%）；“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34.5%）；“按部就班地围绕教材知识点来讲”（4.9%）；“其他”（1.9%）。相反，对于“你最不希望大学课堂教学是什么样的？”，学生的选项由高到低依次是：“照着备课笔记或者是PPT念”（73.7%）；“讲课中途因为‘规训学生的行为偏差而满堂训斥”（45.5%）；“对单位、社会牢骚满堂”（44.7%）；“结合社会实际讲授知识点，结果一直‘跑题”（36.5%）；“其他”（2.6%）。

综合正反两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对大学课堂是有期待的，这种期待不只是知识点的覆盖，还包括更高层次的精神指引、信念的激发；大学生期待从大学课堂，尤其是教师那里获取“正能量”，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大学生期望通过课堂与教师进行精神交流。正如浙江大学彭笑刚教授（全球顶级化学家之一）认为，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最简单的标准是：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10]。

（六）怎么看待教考合一模式下老师考前“划重点”“划范围”的现象

在很多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及实践工作者看来，教考分离是针对教考合一的弊病而提出的。其中，学期末授课老师考前“划重点”“划范围”这一点备受指责。学生对此怎么看？

对于这道开放题，只有部分调查对象作答。其中，72.9%的作答者肯定（或者说认可）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给出的理由有：第一，老师帮忙划范围、划重点，等于再次强调了该门课程的学习重点，一方面让学生复习起来比较有方向，不至于一头雾水，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对重点内容着重掌握；第二，学习与复习有的放矢，有助于减轻学期末的考试压力，增加考试信心；第三，这是一种督促学生学习的方式，只有明确了复习范围，学生才愿意去学习，否则，学生不愿学习，即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与复习的积极性；第四，这样做，可以让学生有更自由的心态去学习他们想要学习的东西，比如，如果是非专业课，教师这样做可以帮助学生节省大量时间去深入学习专业课；第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对想要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有利；第六，让应试简单化，有更多的时间给学生精神引领；第七，既然学校以学分绩点为考核标准，那么，老师考前“划重点”“划范围”不过是帮学生更高效地达标，所以无可厚非；第八，教材一般是依据某一门学科的特点而编写出来的，未具体考虑这门课程应用到各个专业的具体情况，老师“划范围”“划重点”可以弥补后者，增强学生结合专业需要的学习针对性；第九，高校不应该要求大学生像中小学生那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习上，所以没必要在考试上为难学生，因为对大学生而言，不只是学习知识很重要，锻炼能力也很重要；况且，有些课程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的相关内容可能以后一生都不会用到，更没必要用考试来为难学生（言外之意是老师考前“划重点”“划范围”就是不拿考试为难学生的表现）。

当然，也有16.4%的作答者很反对教师的这种做法，甚至表示“看不起这样做的教师”。反对者的理由是：第一，“划范围”“划重点”切割了知识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利于学生对完整知识的掌握；第二，助长了学生平时学习的惰性——很多学生平时根本不学习，不思考，只等考前按照老师划的“范围”“重点”突击，但这种突击并没有真正消化所学内容，更谈不上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学生学的不扎实）；第三，有些同学考前按照老师划的“范围”“重点”突击，无论是否真正学会，也可能取得好成绩，这对平时认真上课的同学不公平；第四，学生平时没有学习积极性，这种状态反过来也影响老师上课的积极性，导致老师照本宣科，跟学生之间没有什么互动，大学课堂无聊又压抑，而大学课堂本应该是老师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研究的过程；第五，大学更应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锻炼能力，而不是让学生养成考前死记硬背知识（读死书）的学习习惯。

此外，还有11.3%的作答者认为考前老师“划范围”、“划重点”有利有弊：好处是减轻了学生的考试压力和焦虑，能提高成绩；坏处是容易把学生“惯”出“懒惰”的毛病，也就是平时没有学习自主性、积极性，不爱钻研，不爱思考，从长远来看，对学生的发展不利。

四 结论

基于上述统计结果，我们认为，大学生不赞成学期期末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的比例（46.8%）远高于赞成的比例（11.6%）；如果大学生可以在教考分离和教考合一两种模式之间做出选择，选择教考合一的比例（66.7%）远远高出选择教考分离的比例（16.1%）。当然，这不排除大学生本身的意愿或者说选择有趋易避难的因素影响。

反对高等教育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的学者主要是从理论基础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内核方面进行否定的，而目前倡导高等教育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的学者并没有就此给出辩证的解释，或者说没有寻求到相关的理论支持，更多的是把一些关于实践的认识当做“优势”：比如，支持者认为，高等教育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更公平、公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等等。但这些认识只得到了极少部分学生的认同，换言之，不认同这些所谓的“优势”的学生比例相对更高。这表明，高等教育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更像是校方的一厢情愿。

我们不能因为当前一些在校大学生学习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就投其所好。例如，指出教考分离对学生今后考研、社会考级有帮助，因为在教考分离压力下，学生基础知识学得扎实。试问，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吗？把大学教育等同于考研、考级培训机构岂不是自我矮化？从学生关于大学课堂的期待中可以看出，他们绝大部分不希望大学课堂跟中小学课堂一样照本宣科，而是期待走进大学课堂，能获得精神指引，思想摩擦碰撞出火花。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教考合一也存在弊端，从这个角度讲，如果高校执意学期期末考试采用教考分离模式，怎样做才能尽可能地兴利去弊？首先，高校以及学院要对相关教师进行动员，积极宣传，正面引导，争取教师的支持与配合，再由任课教师正面引导学生，减少学生的消极抵触情绪；其次，学校领导、教学管理部门和广大教师应协调一致，共同配合，统一教材（教学大纲），教师按照统一教材授课；再次，由校内教师根据该校学生的平均学力基础命卷，并做好保密工作，而不选用其他高校的试卷（不同高校学生入学的学力基础本不相同）；最后，将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结合起来，也就是学生的最终成绩既要将学期末考试的卷面得分纳入计算，还应该将平时的学习表现计入考核。即便如此，教考分离也仅仅限于一些教材、教学大纲相对稳定的基础课程进行试验；对于一些发展较快，更新频繁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相关课程，教考分离完全不适用。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哪一种教育改革，旨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初衷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但能否实现初衷，却另当别论。在高等教育急剧扩招以后，我们的高校越来越丧失培养“社会精英”的志气和理想，大学课堂本应培养学生的自由精神、公民责任、远大志向、独立思考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获取幸福的能力等等，不知不觉都泯灭掉了——关键是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的积极性、热情和理想逐渐被所谓的制度和管理吞噬了，结果事规章制度越多，监督管理越严密，越是不出效率，不出成绩。对这些我们需要反思。

参考文献

[1]宫黎明，龙文祥.质疑教考分离[J].现代教育科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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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7]王鹏.对教考分离考试制度的认识与思考[J].辽

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2-94.

[3][9]林美卿，侯爱萍.“教考适度分离”模式及其实现形式

[J].中国农业教育，2008（2）：34-35.

[5]林怀满，冯治良.论提高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突破

点——教考分离[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2）：

90-95.

[8]刘磊，等.“教考分离”制度的弊端及其应对——第三军

医大学的实践[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1）：177-179.

[10]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N].中国教育报，

篇5：关于期末考试的反思总结

初三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在历史生物结业考试过去后，我们只剩下了六科明年就要中考的学科。在结业考试后我们搬入了初四新教室，为期末考试紧张的复习。

这回期末考试我确实考得不是太好，下半学期一直状态不好，天气有些热，上课打不起精神……本想课下再复习复习，结果没有做到……而且前段时间有时间都去复习了历史生物，完全没有课下复习，结果也可以料到……

政治考的还不错97，那次罚抄真是记忆犹新且效果显著啊……T-T。只是那道材料分析没有多想，写了一点就完了。问题要好好背，有些还要自己写，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个暑假还要好好复习政治，把这些题背扎实。

语文考的也还行87，语文卷子我每回做时都有一不足，做的太慢，到作文就剩四十分钟了，而且平时写作文我觉得还挺好写的，一到考试紧张的啥都忘了……然后常常最后五分钟才把作文赶完，而且写得还不怎么样……又没时间检查前面的，不过因为前面做的慢，通常也不会扣太多分，主要都是作文啊~/(ㄒoㄒ)/~~

数学这回完全失败啊……80…完全没复习前面的，结果原来可能很简单的，都一点记不起来了。几乎考完就知道考砸了…倒数两道都没做全对……好吧……前面那道老师说很简单的填空题我愣是想了20分钟没想出来…就没再想，转去检查……此时还剩8分钟（我记忆力挺好的吧…）然后发现了那道一元二次方程应用题…发现答案再怎么着也不对啊……结果我就全划掉……此时还剩4分钟……又列了个方程算出来无解……好吧……又全划掉……此时还剩1分钟！最后在草纸上又列了个方程（因为卷子上没空了……）打铃了，只好只列了个式子……交上去就已经很崩溃了……然后数学果然考了个糟糕的成绩……【A：写得真详细（也可以说是啰嗦）……B：就是省略号有点多……

英语也没考好83……拉分很多，主要就是听力完型动词填空掌握的不好，这个暑假要好好练，可以补习一下。

物理考得比单元测试有进步，但还是不怎么样89，有些是没认真审题，主要也是最后的大题，机械这一章学得不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这题该怎么做。暑假必须还要再复习一下物理。

化学这回题确实简单，也是考得最好的一科99，题简单并不能说明掌握得好，现在趁时间充裕可以再看看书复习一下，再预习一下初四，初四就比较难了。

这回没考好一直比较烦，但一次没考好就过去了，初四好好考。

篇6：期末考试反思总结

这个学期开始，我的文科成绩开始有些“大权旁落”的味道，排名从原本的第一分别在期中考和期末考跌落至第四和第十一。虽然说，无处不在的辩证法决定了我不可能在整个高中生涯都独占鳌头，但所谓防微杜渐，连续两次的轻微退步依然能说明在我的学习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因此特在此作出分析。

首先从这次期末考试的分数暴露出的问题看，主要矛盾有两点：一是英语听说劣势明显，二是书写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在英语学习中，单词和阅读是我的强项，而听说和写作则相对薄弱。写作经过老师一学期的系统训练后，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听说由于缺乏训练的机会，其现状一直不容乐观。在期末考的听说模拟考试中，15分的满分只取得了11分的尴尬成绩，在全班排名都处在下游水平。虽然在三问五答环节有设备接收不良的客观原因，但这依然无法抵消自身实力欠缺的主观因素。听说考试的突出问题在于：一、对单词发音分辨不清，有时会张冠李戴 二、对信息点没有进行准确记录，在回答问题时遗漏重要信息点 三、表述不够连贯流利，复述环节的连词成句有明显的障碍感，吞音、卡顿、重复、迟疑的情况实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整体分数。这三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英语的口语表达不够熟练，解决方法唯有在寒假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现行计划是将扇贝的听力训练和高考模式的听说训练交替进行，每天坚持一小时的专项强化训练，力求在寒假期间提高到13―14分的水平。

第二大矛盾――书写突出表现在对我文综分数的影响，由于文综科目自身的特殊性，书写往往会很大程度上左右主观题的得分，此次文综整体得分与老师根据我的答卷预估的分数相去甚远，我粗糙潦草的书写与此难脱干系，因此必须予以重视。事实上，卷面潦草一直以来都是我为老师所诟病的地方，只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刻意回避和淡化这一问题。经年日久，量变引起质变，使我不得不开始正视它。其实，对于一名卓越的文科学生来说，没有一手清爽漂亮的好字，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之前的几次练字计划之所以都无功而废，想来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持之以恒，常常是一曝十寒，没有将练字作为一项每天必不可少的日课;二是因为在练字的过程中，训练严重脱离实战，练字的时候虽然能做到气定神闲，一笔一画，精雕细琢;但在平时的完成作业、记录课堂笔记时，却往往因为追求速度、过于匆忙而重新流于潦草。练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优秀字体的摹写，在这个过程中感受运笔的气韵以及笔画的深浅轻重，通过对名家字体独到风致的体悟，不断磨合熔炼自身，力求使自己与手中的笔达到一种“人剑合一”的境界，如此才能大开大阖、收放自如，下笔方才能够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因此每天的摹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与此同时，更要循序渐进地将练字的状态逐渐熔铸在平时的作业实战中，因此对于假期作业，也要严格要求自己的书写，固然不必斟酌每一笔画的雅致美观与否，但也要力求发挥自己最佳的水平，如此方才能渐入佳境，有所成效，有所体会。

篇7：期末考试总结和反思

散学典礼结束后，全班同学很快回到教室等候老师公布成绩。教室里静下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能听见自己激动的心跳声，手心里也因为紧张而微微冒汗。听老师念到全班不少同学都考出了好成绩，我很是羡慕，老师念到我了，语文92分，数学88分，咋一听，数学90分都没上?我有些吃惊，脸“唰”地一下红了起来，真恨不得找个地缝立刻钻进去。

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家，我情绪很低落，满脑子都是一个问题，自己怎么会如此粗心大意?一直认为这次的数学考题很简单，考上95分应该是小菜一碟，可没想到竟然马失前蹄了。翻看试卷一看，这里的填空漏掉个单位，那里的三位数加减法计算题错上三道，细一算就丢掉了8分，真是心有不甘却又无话可说，瞪着眼睛一边看试卷，一边埋怨地叹到，“活见鬼了!”“送分的题给你都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忙着下笔，你是怎么在验算和检查的呢?太莫名其妙了!”爸爸看完卷子后生气地给我丢下这句话。

这次期末考试题很简单我却没考好，为此我感到既有些丢脸又难过，可失败了就得去总结，平常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看来是我最大的毛病。爸爸很快给我看了一篇《习惯决定未来》的文章，从中我知道了儿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对人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功的捷径恰恰在于貌似不起眼的良好习惯。通过对这次考试结果的反思，我明白了要给自己确立养成良好习惯的长远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起来，不但要专心致志，而且一定要说到做到。我暗下决心，从这个假期开始，要学着自我约束，合理安排学习生活时间，自觉读书，独立学习和思考一些问题，还要加强体育锻炼，我一定可以找回那份成功的喜悦。

篇8：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

期末考试是检测学生整个学期的学习成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的一次总结性考试, 是高校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期末考试属于达标型考试, 其考试权威性、监考资源的配备和监督力度都不如全国性的选拔型考试。然而, 期末考试在高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它是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教学环节, 也是评定学生学业水平、使学生获得评奖学金、三好学生、入党、竞选学生干部、研究生保送资格的重要指标。所以, 我们必须制订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 并不断完善, 使期末考试这一教学环节走上科学化轨道。

然而, 如今高校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现象屡禁不止, 作弊人数越来越多, 作弊手段越来越高明和多样化。日趋严重的作弊问题使期末考试失去了测量和评价的作用, 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妨碍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有效抑制考试作弊的蔓延, 各高校依据教育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订了符合自己学校的考试违纪作弊处理规定, 视情节轻重对违反考场纪律的学生给予警告、扣分、考试成绩记零、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问题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本文尝试运用“囚徒困境”的理论来探讨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问题, 并提出可行的防治措施。

二、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模型:两个涉嫌共犯重罪的嫌疑犯被单独关在囚室中, 如果其中一方愿意认罪并在法庭上作证, 而另一方还坚持自己无罪, 认罪的人被拘禁三十天后便可释放, 不认罪的则会被重判十年监禁;若双方都认罪, 则各判五年;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无罪, 警察又无法找到证据证明他们的罪行, 则只能以较轻的罪名起诉, 各判两年。用来表示两个囚徒的选择方案和损益的支付矩阵 (payoff matrix) 如下:

在囚徒困境中, 两个囚犯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应该选择不认罪, 使警察拿不到证据起诉, 还是应该背叛对方, 坦白自己的罪行, 争取轻判?从甲的角度分析, 在乙认罪的条件下, 甲也认罪就被判五年, 不认罪则被判十年;在乙不认罪的条件下, 甲认罪就被关三十天, 不认罪就两年。所以, 不管乙的选择是什么, 甲的最佳选择都是认罪。从乙的角度分析亦然。这样双方都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 风险最小的选择, 结局就是两人都被监禁五年, 对双方都不利。

博弈理论认为, 每个博弈都会在某点或某些点上达到均衡, 这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点” (潘天群, 2002, 页17-21) 。在纳什均衡点上, 参与博弈的任一方的选择对于局中其他人的策略都是最优的, 所以, 他们都不会有单独改变选择的冲动, 从而使博弈达到一个稳定的结果。在囚徒困境中, 唯一的均衡点就是双方都认罪, 这是在这场博弈中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三、囚徒困境与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

囚徒困境在理论上很好地反映了博弈的基本特征,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只要博弈双方的命运联系于对方的选择上, 但双方又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囚徒困境就自然会形成。当今, 很多社会现象的内在根源, 都可以用囚徒困境来理解和分析。由于作弊涉及道德问题, 而且考试分数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 是学生获得评奖学金、三好学生、入党、竞选学生干部、研究生保送资格的重要指标, 大部分学生都不会宣称自己考试的时候会作弊, 于是考生之间在策略选择上就存在信息非对称性, 在这种情况下, 囚徒困境就出现了。在博弈论中, “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张维迎, 页1) 。我们假设作弊博弈的参与人是学生甲和学生乙, 他们都明白在这场博弈中存在着博弈支付 (表2) , 那到底是应该作弊 (不合作) 还是诚信考试 (合作) 呢?

在实际中, 考生的学习成绩各有差异, 所以我们需要假设上面所说的学生甲和学生乙是学习成绩不相上下的两名考生, 他们都很理性, 都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做决定, 并且面临着作弊还是诚信考试的选择。

在这一场考试作弊的博弈中, 如表2所示, 如果甲、乙二人都选择诚信考试, 这完全达到了考试的目的, 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理念和公平竞争的考试规则, 有利于学生和学校的长远发展;反之, 如果双方都在期末考试时作弊, 结果必然是反馈错误的测评信息, 打击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导致学风、教风、考风、校风的恶化, 损害师生和学校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若甲、乙两人的选择不同, 那么选择作弊的学生将获得比实际更好的成绩, 在成绩排名上占优势;而诚信考试的学生虽然反映了真实的水平, 但是成绩排名明显落后于作弊学生, 于是在以后的评奖评优、入党、党团干部竞选中都处于吃亏的位置。所以, 与理性的囚徒双方最后都选择认罪的结果一样, 所有的考生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都会选择不顾道德的谴责和考场规则, 选择在期末考试中作弊。然而, 这样不仅使作弊的学生本人荒废学业, 而且助长了学生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弄虚作假的威风, 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作弊中, 加剧了社会的信用危机。

其实, 诚信考试不管是对学生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学校和社会的总体利益都是最有利的策略, 是一种理想状态, 而大家都在考试中作弊却是这场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点, 这也许就是高校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屡禁不止的原因。

四、大学生考试作弊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能策略

对于教育而言, 道德应该成为教育的最高目标, 而诚信自古以来就是道德教育的重点。子曰:“信之于人重矣”。 (论语) 孟子:“诚着,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 如果大学生考试作弊的问题不解决, 长此以往, “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无疑是高等教育, 甚至是中国教育的不幸。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是各考生的个体理性行为和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想要走出这个困境, 需要提高大学生行为自主性和个体理性水平, 更需要考试各主体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一) 提高各博弈主体的理性水平

在前文分析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时, 我们进行了一些前提假设。其中, 我们假设所有考生都是理性的, 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的标准。理性是囚徒困境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中, 个人理性背离了集体理性。各考生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 不顾他人的利益, 从利己的个人理性出发, 对他人的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措施, 导致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各考生以自利作为标准, 选择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在考试中作弊, 这似乎使自己处于一个更有优势的位置, 但是作弊需要承担被发现的风险, 在作弊过程中考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对学生的身心危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 长远来看, 作弊这种选择将会使考生荒废学业, 影响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掌握, 扭曲考生的价值观、荣辱观, 导致诚信品质缺失。最后, 当作弊的学生走出校门, 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 终究会被淘汰。同时, 这也导致学校的学风、考风、校风的恶化。这是个体的理性否定了集体理性, 违背了素质教育的宗旨, 是个体理性选择导致了非理性的集体恶果。所以要走出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 需要不断提高博弈各方的理性水平, 加强诚信教育, 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二) 加强合作

造成囚徒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警察把两个囚犯分别关在不同的囚室中隔离侦讯, 使他们没办法合作。如果两个囚犯在严格的监狱管制之下还是找出了联系的方法, 比如收买狱卒, 那么他们就可以进行交流和讨论, 从共同而非自我利益出发, 进行合作, 做出更好的决策, 达到双赢的效果。所以, 制订增加学生合作机会 (大家都诚信考试) 的制度是解决囚徒困境有效的办法。例如:考试前所有考生都要签字保证会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绝不在考试中作弊, 若发现作弊现象, 取消其评奖评优的资格。或者建立大学生个人信用档案, 所有违纪作弊行为都记录在档案里, 学校的素质考核和评奖评优等活动都参考学生档案里的信用记录, 并且该信用档案将来会与学生的其他档案一起交给用人单位, 如果档案里有不良的信用记录, 不仅影响学生在校期间的荣誉, 还会影响学生的就业, 这就迫使学生在考试中诚信应考。

然而, 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就如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囚犯, 即使他们达成了共识, 说好无论如何都不认罪, 但是, 就算达成这个共识是最符合共同的利益的, 自私的人有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偷偷认罪, 希望有机会减刑到三十天。如果他们不能相互信任, 那么, 问题有回到了原点, 还是无法摆脱最糟糕的结局。因此, 如果博弈双方不能相互信任, 我们需要第三方来进行监控。在这里, 第三方指的是监考。通过观察分析, 我们发现很多考试作弊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考老师没有严格执行考试纪律, 在考场上出现聊天、玩手机等现象, 发现作弊以后隐瞒不报, 只是口头训诫, 并没有实际惩罚。这样, 学生作弊的实际收益远远大于作弊的成本, 自然会打破约定, 冒险作出作弊的选择, 而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考。加强监考力度可以迫使博弈双方信守承诺, 展开合作, 最终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结语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博弈双方在特定的条件约束下, 根据个体理性做出选择, 而达成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 揭示了个体理性导致合作困难的后果。众所周知, 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蔚然成风不利于学生和学校的长远发展。然而, 很多学生看到其他考生作弊成功, 导致自己的眼前利益受损, 为了不吃亏, 铤而走险加入作弊队伍。于是, 考生在作弊就陷入了囚徒困境。要使大学生走出困局, 必须提升各博弈主体的理性水平和加强合作,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加强诚信教育, 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使学生认识到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建立学生信用档案, 加大未来利益对学生策略选择的影响力;制定严格的考场制度, 加大监考力度等。然而, 这些措施从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 可是在执行上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大学生期末考试作弊的囚徒困境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仍然需要教育各方的通力合作, 共同商议和研究最佳的解决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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