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本土语境（精选七篇）
本土语境 篇1
3月18日新华社发自南昌的消息称,江西部分媒体报道了广州香蕉染“蕉癌”。最后谁也没有料到,这则有关香蕉得“巴拿马病”的科学报道结果演变成了吃香蕉会致癌的谣言,更没有料到,全国香蕉因此价格猛降,蕉农损失惨重,香蕉产业及产业链相关行业遭受重创。(1)据统计,“今年3月21日以来,海南香蕉从平均每公斤2至3元骤然跌至每公斤0.8元至1.4元,每天运销岛外的香蕉由原来的7000~10000吨减少到3000多吨”。(2)最严重的3月21日至3月31日,海南香蕉每天至少损失1700万元,许多蕉农面临破产,一个月下来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元之巨。(3)
香蕉巴拿马病被误读为吃香蕉会致癌的谣言不胫而走,迅速蔓延,其中谁是谁非,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看似“荒唐可笑”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联系海南西瓜被指用红药水染色谣言;2006年10月香蕉被化学剂催熟的谣言等,笔者认为,科学传播的本土语境才是引致香蕉致癌谣言的罪魁祸首。
科学新闻报道和科学研究报告对科学知识的传播差别很大。科学新闻报道往往以结论和推断开头,然后填充一些支持性的细节,没有过程表述,只有结果。也正因为如此,负责任的科学传播一定要评估本土语境下的传播效果,对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要存疑,避免公众的误读误判。和科学研究报告比,科学报道最大的遗憾是滤掉了科学的探索精神以及探索过程本身,从而成为言之凿凿的论断。比如“巴拿马病就是香蕉世界的癌症,无药可医……目前国际科学界都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是一种毁灭性病害。”我们从香蕉患病的报道那里得到的不是“巴拿马病潜在的危险”,而是言之凿凿的恐怖瘟疫。
更有甚者,当今,大众报纸和电子媒体使得新闻事业的功能受到影响。传播的重点,从报道、批判、形成意见转向报道、解说、反映意见,即从新闻事业转向传播事业。注意力集中到了煽情新闻和内幕消息的报道上。“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这种表达本身就有哗众取宠之嫌。大众传播媒体是为生产、分配、提供信息的装置,被称作“事件媒体”,并逐渐演变为信息化社会中兼备娱乐、广告等功能的文化装置。
大众媒体的功能变化势必影响到其科学传播的维度。从内容到形式,科学传播必须服从于媒体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科学本身的标准。基于媒体议程的科学传播,常常用想象代替科学研究的内容,难以担当传播科学的使命。报道中很少涉及科学研究的本质,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播的草率,不自觉地对信息进行表意性歪曲,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或强化行动者的情绪,而不是为了影响外部情境”:如“封锁不及时病毒四处蔓延,‘巴拿马病’不但是癌症,也是香蕉世界的SARS。”报道的焦点也集中在比拼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收获季节是“致癌香蕉”谣言传播的本土语境。实践也证明,中国历史上许多和农村有关联的谣言多发生在“抢播抢收”等令人焦灼不安的时令。近年来香蕉产量增长太快,产品供销链脱节,香蕉深加工不够,产业链短,附加值低。一有风吹草动,脆弱的香蕉产业就不堪一击。更雪上加霜的是,每年3月下旬,美国的新奇士、布林,越南的山竹,泰国的榴莲等优质水果和中国台湾的优质香蕉都大量涌入市场。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地区的菠萝、荔枝、龙眼等水果大量上市,都对香蕉造成冲击,致使谣言产生、传播的概率进一步加大。卡普费雷说:“谣言的反复出现取决于环境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放松了惯常的管制、抑制和疏导的做法,使潜伏的东西不再受到抑制。……它是一股地下水,只要有裂缝,水就会喷涌出来”。(4)
而我们民族民间本土思维中有类似巫术思维中的互渗性这一特点,认为吃动物或植物的某一部分能补给人体相应的某一部分。(5)这是蕉癌谣言产生的另一种本土语境。把蕉癌和人的“致癌”自然当成相互渗透转变的事情,其转变的内在逻辑就是“吃什么补什么”。因此,吃香蕉致癌谣言的泛滥和人际之间信息的迅猛传播有了民族心理基础。虽然经调查,各类报道中的确没有直接提及“吃香蕉会致癌”,但是人们对“癌”这个字的天生恐惧心理,“蕉癌”这样的字眼在传播中发生了变异,谣言便成了恐惧的出口。而在民间的巫术中,蛊毒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民间信仰,其中把“蛊”说出去,即象征性的放蛊,才能摆脱蛊毒的威胁和恐惧。“蕉癌”谣言在民间成为本土情境中的“蛊”。泰勒认为“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蛊毒既是妖术信仰的一种,又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形式,同时它又是有着深远历史并现实存在着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涵盖着社会信仰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治理结构等深层文化。我国历史上本土的谣言传播与秘密教门、民间信仰等联系紧密。孔飞力教授在研究1768年流传的割辫等妖术时说:“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6)由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浸润性选择,由“蕉癌”到吃蕉致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此,德国学者诺伊鲍尔深刻地洞悉了谣言背后深层的历史文化因素,他说:谣言绝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化身,而是历史的一部分,并承载着历史的呼应,根源于民族集体无意识,唤醒的是集体记忆,有着广泛的、深入的传播根基。谣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的历史。(7)谣言自古以来和巫术、符咒、魅术、神谕相联系,使之产生了神秘感和冥冥之中的力量感,并像梦魇一样会嫁接集体潜在的或显性欲求,形成完整的片段,由蕉癌到人吃香蕉致癌,文化基因的浸润性(易感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谣言是根植于集体无意识记忆之中,包含民族本土隐秘化的民间话语权力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应对、解说、展示与建构,是一种以话语示意与文本变异为特征的集群传播。而我们熟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因为没有针对现实立言而被指为虚构。但谣言将普遍地适用于民间故事、传说和各种俗文学文体等,(8)因为它的规则源于人的记忆、忘却、想象及渲染等内在精神世界。
注释
1省植保站副站长李鹏介绍,事实上,被称为“蕉癌”的“镰刀菌枯萎病”、“黄叶病”,虽然难于根治,香蕉植株之间容易感染,但香蕉感染枯萎病与香蕉果实没有关系。因为“巴拿马病”只感染香蕉树,不进入香蕉果。患病的香蕉植株不会结果,结果的香蕉植株肯定是不染病的,这种植物性病原物一般通过土壤或水等在香蕉树之间传播,在植物与动物之间不传播。
2数据来源:《海南省农业厅澄清香蕉致癌传言》,《人民日报》,2007年4月6日。
3王国力:《蕉癌谣言重创海南香蕉业》,http://www.sina.com.cn,2007-04-16。
4卡普费雷[法]著,郑若麟、边芹译:《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列维-布留尔[法]:《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孔飞力[美]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7诺伊鲍尔[德]著,顾牧译:《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本土语境下的世俗化理论探析 篇2
关键词：贝格尔;世俗化理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16-02
社会学作为一种多重范式的科学，针锋相对的争论并不罕见，这一点在市场化理论和世俗化理论的相互攻讦中显得尤为明显。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研究范式，从中国本土视角对世俗化理论进行审视很有必要。
一、世俗化理论的提出
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式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学的理论也逐步向多元化发展。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的社会现象——宗教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对该现象的研究，使得社会学逐步走向繁荣。在经典社会学家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宗教社会学范式便是世俗化理论了。
韦伯认为社会是具有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并且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一个理性化的时代，进而他提出了“祛魅”。这一理论很难让人不与宗教这一现象产生联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经济的进步，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发趋向边缘，这便促成了世俗化这一概念的提出。
美国社会學家Cox在《世俗之城》中指出：“人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庇护中解放出来”，并最终提出世俗化这一概念。虽然其本意指的是天主教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权力转让给世俗的统治者，或者教职人员从事世俗性的活动，但随着该理论的不断发展，世俗化所涵盖的范围便越来越大。这一概念曾一度被无限地扩大，其含义甚至包括传统的行业对其他行业进行渗透。但最终在社会学情境下，它被稳定在宗教对社会和文化的整合功能不断减弱这一特定的含义上。
席勒尔在《经验研究的世俗化概念中》提出，宗教的世俗化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宗教所表现出的制度和象征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其极致便是无宗教社会;第二，相对于彼岸世界，人们更倾向于关心“此岸”，宗教便更倾向于“入世”;第三，社会摆脱宗教的束缚，宗教成为一种“私人化”的行为;第四，以往被认为建立在宗教上的行为、知识等变成了人类的责任和创造物;第五，世界越来越变得可以被人类控制，而非某个超然的“造物主”;第六，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
其实这一系列转向蕴含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蕴，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使人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自然和世界，并且能够更主动地改造世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变得空前发达，使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稀缺资源”的关注上。这两方面对于宗教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在“宗教——信仰者”这一对关系中，科学削弱了宗教的解释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让信仰者的热情冷却了下来。换言之，宗教最显著的特征——“神圣性”“神秘性”被削弱了，人类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揭开了宗教“神秘”的面纱，部分地剥夺了宗教的话语权;“经济至上”的思想挤占了宗教的“神圣”地位。
二、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
在对世俗化的种种解释中，贝格尔（PeterLBerger）的理论独树一帜，甚至在社会学语境下将世俗化理论和贝格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宗教社会学中，有两种最为基本的范式：一种是贝格尔为代表的世俗化理论，另一种是斯达克和芬克的市场化理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理论是建立在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的，而贝格尔在晚期又吸收了市场化理论，推翻了自己以往的理论。
贝格尔一方面认为在客观上，世俗化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现象是历史性的。他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对西方基督教社会进行观察的基础上，他认为信教对于天主教的删减使得这一信仰仅仅保存了宗教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那部分，亦即对繁复的仪式和形式上的宗教行为进行了改革。通过上文的论述，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宗教的“神秘性”进行了弱化，这也就直接导致贝格尔得出“基督教就是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结论。在这一点上，贝格尔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即新教是世俗化的先锋。
在社会秩序方面，经典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实在物，其具有客观的法则和规律，人们在生活中是按照这些法则和规律行事的。在传统的宗教社会，基督教和教会对这些法则和规律是有着最终的解释权的。贝格尔认为一切传统社会中的秩序都具有某种神圣性，人们生活在这种神圣秩序的保护下，或称其为“神圣的帷幕”。如果说这个帷幕是宗教对社会的一种“功能”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贝格尔是沿着涂尔干的路继续走下来的。伴随着基督教对于这些法则和规律的解释力下降，其就有的“神圣性”也便随之降低。
从经验层面对世俗化的论证中，贝格尔从看似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中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即基督教在欧洲和美国的发展。在欧洲，参与基督教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参与的频率也呈下降趋势。而在美国基督教的发展虽然很繁荣，但对于一些核心理论的接受程度却变得很低，即宗教变得更具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为子女提供一种道德楷模的意味。这其实可以理解为欧美两地分别从“神圣性”和“神秘性”两方面对宗教进行了“祛魅”。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看，在欧洲的情况是数量层面的，信仰者变少了、参与频率降低了;在美国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是质量层面的，即人们宗教的依赖程度变弱了。
贝格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宗教对于世俗性处于一种两难的抉择，要么适应这种趋势，要么坚决地予以抵抗。这种抉择不但包括教义方面，也包括宗教组织方面。在这一抉择中，宗教选择的是适应社会，不断地对自身进行调适，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这会加剧宗教的世俗化，直至消失。
三、本土视角下的世俗化理论
社会学引入中国以来一直注重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对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适应性的调适。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通常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构建起来的，而中国自身有着独特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变迁中，很多问题也需要用“历时”的眼光去看待，等等。事实上在对世俗化理论的理解上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
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中有几个核心观点值得注意，但作为一种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在中国是否具有适应性或适应性是否很强是值得讨论的。那么运用本土研究的经验对其理论进行对比或验证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外在化”。贝格尔认为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活动，不断地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便是外在化。这是贝格尔将理论构建在历史视角下的体现。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未完成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人类的发展需要一种稳定性作为保障，而这种稳定性则是人类自身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关系，人从社会、文化中获得保障，同时人也在构建着社会和文化。用贝格尔的话说，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造就了世界，也造就了自己”。这一论断显然是基于基督教“创世”思想的，而东方宗教则对“创世”却有另一种理解。佛教认为佛陀并非创世主，而是觉悟了真理的人。在世界的起源方面，佛教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因缘际会”;《道德经》则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可见东方宗教对于世界起源的看法更倾向于哲学层面，这就使得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
第二是“客观化”。他认为外在化过程中的产物达到一种实在，这种实在又外在于它的创造者，进而成为另一种与它的创造者对立的事实。从中可见，客观化是外在化的结果，人类将自己的思想投映在外部世界，最终使得投映的影像成为一种事实，在西方世界这便是“神圣秩序”。在基督教语境下，人是被动的、有罪的，只有不断地赎罪才能到达彼岸世界。而东方宗教则更为灵活，从佛教的角度讲“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但是通过虔诚的信仰和行为也可以消解这些业障。道教则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总体上说，東方宗教更倾向于认为通过对宗教的信仰会产生智慧，这种智慧会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的规律和秩序，并通过合乎规律和秩序的一些行为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那么在客观化的过程中，创造者和客观化了的“事实”在东方宗教中表现出来的是更强的互动性。
第三是“内在化”。贝格尔认为社会作为人类意识的创造也有着自己的力量，人们在认识到了这种力量之后，又反过来将其视作内在于自己意识中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创造出来社会和文化，然后将其视作一种独立的客观物，然后又开始对这种“客观物”进行理解和吸收。在内在化过程中，由于东方文化的多元特性，事实上宗教也一直处于被阐释的过程。换言之，类似于新教的产生这种世俗化现象在东方宗教中是一种常态，很多佛教信仰者认为佛教是一种“唯物”程度很高的宗教这一事实便是极好的旁证。
第四是“合理化”。贝格尔认为合理化是解释和证明社会秩序合理的、在社会中客观化了的“知识”，是用来回答秩序的原因的。合理化首先要具有客观性;合理化论证的作用是规范人的行为;合理化的论证具有“前理论”的特征，而非单纯的论证。宗教在合理化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它能够设立一个不变的、终极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给定的、无法改变的。用贝格尔的话说这是“把社会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视为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在东方文化中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因缘和合而生”“身国同治”“治身如治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那么合理化过程在东亚社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客观化、外在化、内在化关系，厘清这一关系则不是本文能够探讨的了。
第五是“多元化”。贝格尔认为多元环境的影响并不限于宗教的社会结构方面，也关涉宗教的内容，涉及“宗教交易所”的产品问题。“多元环境引进的是一种新型的世俗影响方式，它对修改宗教内容所起的作用，比起那些陈旧的方式来，也许更加有力——这就是消费者的喜好这一动力。”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贝格尔一语中的。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导致的宗教层面的多元化其实更接近于消费社会学，宗教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身面貌，以往宗教中的教条和一成不变逐渐地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趋势造成了宗教样式的增多，以往的宗教派别分类对于现今的社会来说开始变得缺乏解释力。在多元化的另一面，其实造成了宗教的同质化。其实这种趋势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流中也已经有所表现，儒释道互相攻讦又互相吸收，很难说是让宗教更多元了还是更趋于同一了。
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具有非常高的建设性，但同时又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甚至他本人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但是，现在多元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又都是通过与贝格尔的对话受到的启示。宗教社会学的中国化发展也必将通过本土经验与世俗化理论的对话得到有益的收获。
参考文献：
[1][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美]杨凤岗.宗教世俗化的中国式解读[N].中国民族报，2001-01-08.
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研究 篇3
一、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本质研究
庄子的“三言”为“寓言”“重言”和“卮言”, 它们代表了庄子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思想, 也发现了中国语言的功能属性及特殊限制。庄子正是希望用“三言”来描述中国语言在隐喻语境中的表意形式, 并克服已经存在的语言困境, 解放语言自由, 构成隐喻语境中“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现特征。
在庄子来看, “三言”所表现的更是一种“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的境界, 以“寓言”为例, 在“寓言”中所产生的“得意忘言”才体现了寓言之于世界的广度, 客观讲它体现的是庄子不得不说的“道”的言说方式, 也就是庄子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状态。由于语言其本质是游离于道体之外的, 所以寓言也就成为了一种“寄道于言”的表达方式。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 三言的“寓言”“重言”与“卮言”可以理解为现代语言中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 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表达方式与方向改变都是相对抽象的, 彼此存在相同与相异状态下的规定分离, 而隐喻语境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提取出来, 可它们的关系又不能太过明显。这好比在哲学中, 一个人要拥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 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也是以相似性的形态而存在的, 而相似性也正是隐喻语境的生命力源泉所在。
关于《庄子》中“三言”的隐喻陈述, 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内涵, 它并不是庄子在向世界宣扬真理, 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打破已有的认知方式, 摆脱已有的观念与对问题分析的常规习惯, 义无反顾地沉醉于对事物的直觉认知与审美当中, 扫清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固有的语言障碍。在“三言”中, 寓言就是思维、重言是身体, 而卮言是灵魂, 所以, “三言”能够有机的融为一体, 构成完整的寓言故事, 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语境。在庄子看来, “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是对物我、是非、内外与贵贱的一种超越, 它也是对事物具体称谓与对象明确的消解方式。它所涉及到的可能既不是客观的事实, 也不是任何党同伐异的语言态度, 而是一种“即言即道、天人合一”的隐喻思想境界。这种隐喻的语境拓展了人类心境所承载的经验范围, 也是它能够诞生于《庄子》一书中的内在理由, 庄子隐喻语境思维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也为后人在语言研究中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与对《庄子》再注解的可能性。
二、隐喻的中国本土化叙述方式
在西方学者看来, 隐喻语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 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工具, 正是隐喻语境才让人类拥有了思维认知的有效手段。不同于西方对隐喻语境的看法及叙述方式, 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庄子》对隐喻语境的理解从“三言”中就已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隐喻语境将相似性视为是隐喻的生命, 因为在言语中词语是可以替换的, 它就形成了一种具有语言技巧的修辞手段。而在庄子看来, 隐喻语境与现代隐喻在内在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 他更主张隐喻语境从修辞学维度向存在论维度的积极转变, 可以看出在庄子的理论中隐喻语境就是一种逻辑思维, 而并非语言技巧, 他的“寓意于言”就表现了和揭示了在其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些对语境语义表达的认知真理。在庄子的“三言”中, 人们既可以看到隐喻, 也可以看到对隐喻的超越, 在这里, 庄子完成了隐喻语境中从“用”到“体”的实用性转换, 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哲思境界, 这种隐喻所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状态, 也代表了庄子所处时代的语言环境。
三、总结
通过隐喻来投射建立语义范畴, 这也是诸如庄子这样的中国本土文化代表所赋予隐喻语境的动态性特征, 体现了“道言”及“道物”的隐喻语境内涵。而隐喻语境作为汉语情感与意义表达的因子, 它更体现了中国语言比较、映射与融合的本质意义, 这种“非言非默”的语言思维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他体现出了东方人对隐喻独到的见解, 值得推敲。
参考文献
[1]刘珊珊.文化语境下的隐喻意义研究[D].黑龙江大学, 2010 (24) .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英语教育研究 篇4
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各种机遇,也带来了各种挑战,而其中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与关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其中的文化渗透也在逐渐加深,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日益深入。由此,“全球本土化”的理念出现,其目的在于通过将外来的文化以及语言进行本土化,从而达到保护自身文化、语言的效果。我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英语教育,一方面要让学习者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另一方面还要使英语语言文化得到充分应用,英语教育既存在一定的益处,但也对我国的语言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此,英语教育的本土化趋势则是必然。
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英语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二语言,并且英语的扩展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因此英语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全球化。而英语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经济等等都不同,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并不能与其他国家完全相融合,因此英语也就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例如南非英语、日本英语等。而在中国,英语也同样在进行着本土化。我国的英语教育中,也加入了中西方国家英语语言文化的对比,开设了相关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汉语与英语的二者的对比与有效融合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当前我国英语教育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的英语教育已经覆盖了整个的学校教育阶段,从幼儿到大学一直涉及到英语教育。经过多年的英语教育,我国国民的整体英语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英语口语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根据研究调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英语教育还面临着一些问题,英语在我国的本土化也受到一定的制约。以下则是具体的两点分析:
1.注重英语的书面表达,忽视英语口语表达。针对英语学习,我国的学校英语教育主要是以笔试的形式对学习者进行英语学习成果的考察,也就是说英语教育以及学习更多的是注重书面的表达。学生以及教师在教学大纲面前,不得不以此为主。因此,英语教育中的口语表达则相对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英语本土化进程。
2.中西文化融合存在困境。在我国教育中,要实行本土化实际上难度是比较大的。而实行英语教育既要达到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目的,又要达到英语本土化的目的,则首先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英语知识,英语教育的本土化应当从高中至大学开始。但是,就我国各阶段的学校英语教育看,通过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实现本土化还存在一定的困境,而在英语教育中中西文化融合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英语教育
英语全球化本土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它也是我国英语教育的一个突破口。为此,本文以下则是对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英语教育,提出的几点发展策略与建议。
1.从观念入手进行英语教育。在英语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当中,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英语教育存在难度。而实际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究其原因,英语教育存在难度不仅是由于学生对我国文化理解认识不深,同时对对英语国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不深,从而使得英语教育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学生英语的口语交际上。对此,各科教师首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语文教师、历史教师等通过教学加深学生对我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而英语教师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补充融入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历史等内容。改变教育观念,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英语教育,为英语的本土化打下基础,使英语教育得到发展与进步。
2.从教学基础入手进行英语教育。为提升英语教学效果,顺应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潮流,降低英语教育的难度,可以从英语教学基础入手。在本文当中,从教学基础入手主要是指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两方面入手。首先,我国英语教育中的英语教材实际上本身是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以及依据英语国家文化特点进行编排的。其中涉及到英语国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打招呼、乘车、购物等等,这些方面与我国文化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和突出西方英语国家的文化特点。
其次,教师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就教学的内容而言,可以适当地加以丰富。例如,英语教师掌握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的教学方法后,再运用到对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当中。例如,为扭转学生英语学习的思维,教师可以简单为同学们讲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英语国家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让学生明白如何学习英语,如何把握英语与汉语的关系。由此,逐步实现更为有效的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英语教育。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世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英语,并使用英语与他人打交道,英语的全球化已经是我们可充分感知到的。与此同时,为发扬我国文化,英语教育的本土化趋势也是必然的。而实现英语教育的本土化则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本文所提及的相关策略和建议希望能有所帮助。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强。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语言的变化逐渐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而就英语教育而言,我国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英语教育也呈现出这种趋势。本文则主要探讨的是全球本土化语境下我国的英语教育面临的问题,并就其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英语教育
参考文献
本土语境 篇5
乌尔姆设计思想的形成对本土化设计语境的启发
1946年,乌尔姆设计学院由英格·肖尔和奥托·埃舍尔在德国小城乌尔姆建立,乌尔姆设计学院是继包豪斯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范围影响的设计及教育机构。它继承了包豪斯设计的核心理念,作为德国现代设计教育的革新者,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与思想革命的强烈需求,提出了将科技与设计紧密结合,旨在寻求一种理性的教育,探寻具体解决设计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以此形成新的设计思想与教育理念。乌尔姆设计学院以其新颖的设计教育形式与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各国当代设计的发展与设计教育的建立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继承包豪斯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是乌尔姆提出的核心理念。
乌尔姆之所以提出以上一系列的设计教育思想,出发点无外乎建立属于适应德国当时国情的设计理念,以更好的姿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严重的环境破坏、人才流失及物质的贫乏,导致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德意志民族曾经创造的设计奇迹也不复存在,包豪斯的大师们也分别流亡美国、法国等国家发展。而在此时,现代设计在欧美其他国家迅速发展,德意志的设计神话似乎已被迅速扩张的美式设计价值所代替。因此,这时德国本土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迫切需要重建一种培养青年人文化理想和社会道德,并提倡民主自由的教育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重建的目的。
乌尔姆设计学院在继承包豪斯时期基本理念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在功能主义及社会优先原则等方面的关注,对教育体系进行了较大革新。学院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基本社会学、符号学和政治参与的新设计科学来弘扬包豪斯人道主义精神,从根本上探索现代工业社会中美学和设计的社会意义。[1]在乌尔姆的发展历程中,教育者试图寻找一种区别于包豪斯而又不同于美国消费主义的设计哲学,探索功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奥托·埃舍在《包豪斯与乌尔姆》一文中写到:“美学范畴,如比例、量体、排列、滲透或对比,并实验性地予以掌握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并不是目的本身,也根本不是一个上级的、支配性的与心灵的学科,而是作为一种设计的文法、语构。一项设计的结果必须符合任务,其判断准则是使用与制造。”[2]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包豪斯时期还并不稳固的关于艺术与技术结合的设计理念,已经在乌尔姆时期以非常确定的姿态出现,奉行以理性的科学技术为设计方法成为乌尔姆设计道路上的主旨。
战后的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育核心理念总结有三点: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这无疑是符合当时德国国情的。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功能主义注重设计产品的实用价值,理性主义符合德国民族的文化习惯与思维惯性,使设计更加严谨。科学主义则符合国际社会的时代背景,有了先进科技的设计,更容易“领跑”设计的实用功能。本土语言的建立也就是再这样的语境下形成的。围绕着设计的基本价值理论体系,使设计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设计的价值体系就在此应运而生。
无疑地,设计的价值体系在历史、文化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包括现实文化都能通过自身的逻辑过程产生自己的设计价值体系。[3]这一体系的存在方式还不能够在人的意识中映射出具体的形象,必须通过文化形式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设计艺术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以文化的综合体态和内涵显现出来,并不断地进行深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文化的本土化特征。
系统化设计对本土设计语境建立的重要性
系统设计的理论思想是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创的一个重要设计科学体系,它所推崇的设计方法论及哲学理论是德国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系统设计的基本概念是“以系统思维为基础,目的在于为复杂纷繁的世界建立秩序,把客观事物置于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并通过系统设计使标准化生产与多样化的选择结合起来,满足不同需要。[1]在系统设计思想的指导下,设计在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需要各个组成部件的功能连续性,设计产品由各个可以任意组合的单体形态组成,因此在设计风格上系统设计更加倾向于简洁、几何化的视觉效果。
系统化设计在乌尔姆设计学院时期是它最重要的发展阶段。赫斯特·里特尔在乌尔姆任教期间倡导设计应该借助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与决策,他认为设计分为可教与不可教两个部分,不可教的部分即是美学方面,它需要通过举例、说明等方法与学生交流,让学生进行感知层面的探讨与追寻。而可教的部分即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这个部分主要是知识与方法,其中方法包括数据收集、分析优化等方式,而知识包括符号学和物理学等方面的内容。里特尔的理论观念促使乌尔姆的教学关注到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设计。系统设计理论的另一位奠基人是汉斯·古格洛特,在设计中他一直试图建立着某种联系,因为任何系统的前提都是可分解为能够再次组合的不同部分,产生标准化、系统化、组合化的生产和使用。系统设计通过把纷乱的现象予以秩序化和规范化,将产品造型归纳为有序的、可组合的几何形态设计模式,取得广种均施、简练、单纯化的逻辑效果。[1]这种系统设计理念为今后的“模件化”概念在各个设计领域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从而使系统设计理念推广到产品、建筑、平面及室内装修等领域,成为现代设计中的重要理论及方法。系统设计也被称之为“减少风格”,它几乎没有装饰感,形成了一种极少主义的视觉艺术效果,但是这种极少主义并不是在视觉风格上的单纯探索,而是由系统设计理念支持下所自然而然产生出的设计风格,最终它成为了德国设计哲学的代表。
从上述分析来看,系统化设计更好地实践了功能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核心观念,由此形成了德国设计哲学的核心价值观,至今影响着世界的设计风格。这一点很好地例证了本土设计语言的国际化范式。笔者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普遍性口号完全具有逻辑价值上的合理性。德国本土化设计文化建立之初,由包豪斯至乌尔姆,完全是在时代与德国文化的综合背景下产生的,与德国地域传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有意识剖离和盲目抛弃,都不可能产生后来的设计风格。任何摒弃自身文化的思考都会为本土设计的发端和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以虔诚的态度对待任何设计工作,并怀以开放的姿态和虔诚之心。
此外,我们还必须分析本土化设计语境产生的社会力量,社会民众的认知程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支持为本土设计价值的体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就当代中国设计而言,形成本土设计的途径之一就是由“中国制造”转换成“中国创造”。乌尔姆的系统化设计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立足时代与民族文化,鼓励支持创造价值,西学东渐,有意识地继承与扬弃,是中国设计转型的必经之路。
乌尔姆设计教育思想的本土化思维分析
1950年瑞士制造联盟主席马克斯·比尔成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校长。马克斯·比尔拥护“具体艺术”并强调设计中的良好造型观念,倡导学院的教学应该更加注重艺术与设计,而淡化对于政治的过多热衷。1953年开始,乌尔姆设计学院总共开设信息系、视觉设计系、建筑和城市规划系以及产品设计系四个专业方向。比尔从世界各地聘请著名艺术家与设计师担任教师,例如日本著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就在乌尔姆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有过较长的执教经历,而学院招收的国外学生也高达44%的比例,这在当时的德国高校教育中是一个先例。这种真正意义上以设计为学科的国际机构对德国现代设计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情况也使在乌尔姆时期酝酿出来的设计理念能够广泛而顺利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设计教育无疑是本土设计语境形成的关键因素,乌尔姆的开放教育态度造就了德国本土设计的巨大影响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开放的教育心态和不拘一格的教育模式。乌尔姆的院系架构既符合了当时的德国国情,又具有时代性的前瞻意识,同时渗透着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本土化意识的教育观念并非“闭门造车”,而是用最低的时间成本营造最具国际化的研究视野,跨文化性的兼容并包。
结论
乌尔姆设计学院是继包豪斯之后又一著名从事设计及设计教育的机构,它继承了包豪斯时期设计理念的精华,而乌尔姆时期的社会背景又促使它不断开拓在设计理念及教育模式上的探索。系统设计思想为大工业生产时代的设计方法提供了更切合实际的指导方向,设计师的身份重新得到了明确的定义。学院教学为之后世界各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从乌尔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本土化设计探索的典型案例,虽然因社会因素致使乌尔姆的最终关闭,但是它在本土化语境的探索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笔者认为,乌尔姆对本土设计语境建立的经验总结有三点:第一,符合设计学科的基本发展规律,即设计是对人与物之间的创造性活动,设计本土化必须继承传统经验,立足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紧密结合,有意识地继承与扬弃,这种继承与扬弃必须以客观且完全的设计价值论为基础,寻找属于设计文化基本规律的设计思维方法与核心观念;第二,寻找符合国际化语境的文化表达模式,以全球化背景为依托,将设计与当今科技有效地结合,尊重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人文情怀,将理性与感性通过视觉进行表达,建立合理的本土设计价值的评价体系;第三,用真正开阔的设计教育体制完善设计新生力量的培养,重视理论的引导性作用,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形成符合国际要求和时代标准的本土化设计教育理念。以时代发展与社会经济背景为契机,建立本土化设计的社会语境。
参考文献
[1]姚民义:《德国现代设计教育概述——从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
[2]赫伯特、林丁格:《包豪斯的继承与批判》,胡佑宗、游晓贞译,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2年。
[3]李立新:《设计价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4]徐昊:《乌尔姆设计学院思想研究》,博士毕业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10。
本土语境 篇6
主创建筑师:钟兵, 张松
项目位于北京雁栖湖西侧半岛, 是雁栖国际会都的核心区域, 占地65万m2, 定位为未来国家级会议接待中心, 是提升北京“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举措。2014年11月APEC峰会在此召开。岛上设立大型国际会议中心、精品度假酒店、12幢贵宾别墅等设施。
该岛三面环水, 远眺燕山及古长城, 选址于山灵水秀之地, 表达一种力求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规划将西侧水道疏浚, 将半岛变成独立岛屿, 提升其尊贵性与私密性。充分保护现有湖岸, 原生树木与原始地貌, 依托远山近水, 东湖西岸形成南北与东西轴线, 将礼仪性空间序列与自然肌理巧妙融合, 象征天、地、人之和谐。在中轴线上, 展开核心区域的国际会议中心及展厅等, 与南北两端形成夏园、冬园两个自然山水园林, 共构主要的公共开放空间。依据山、水岸、半岛、峡地等不同地形特征, 环岛分散布置五个别墅聚落。以环形主路和尽端支路相连, 让每幢别墅在尽享不同风景的同时, 保持私密性。这种借鉴中式营城造园的手法, 既是对传统的传承, 也是对自然的回应。
峰会作为集大成者, 乃颂扬和谐、文明交融的场所。以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映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 被运用到贵宾别墅的设计上。岛屿具有与中国版图对位的南低北高、西山东水的地貌特征, 环岛布局的五个别墅组团, 分别代表中国不同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特征, 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也给人更多元的文化体验。每幢别墅均与所在场所的地貌相结合, 依势而筑, 或山居远眺, 或临水观湖。以“寄情山水”的方式, 表达中国式的自然观。院落作为中式建筑的核心空间, 成为设计的主题, 将自然引入, 创造内省与宁静的心灵体验。每幢贵宾别墅都是一个小型精品酒店, 在完善宾客政务、交往、居停等功能的同时, 也提供健身、娱乐、文化欣赏等空间。这种文化传承是通过现代的营造方式完成, 在中国元素与国际视野中寻求平衡。
精品酒店环抱岛东岸的天然水湾, 被疏理成中心水庭院。利用从岸到湖的场地高差, 营造远眺湖景, 近观庭院的入口大堂体验。将酒店体量消解成七个单体, 形成三组半围合的院落, 揽湖光山色入怀。首层的餐饮休闲空间近岸亲水, 与自然对话, 且有栈桥将视线引入湖中。所有客房均有景观卫生间和观景阳台, 有舒展的观湖视野。
整个设计力求尝试开放与私密、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平衡。以颂扬和谐的理念, 浑然天成的形态去为世人解读某种意义上的“真实中国”。
AECOM团队作为设计总协调方, 为核心岛提供了规划、景观、环境, 及其中精品酒店和11栋总统别墅的建筑设计服务。
雁栖精品酒店设计
主创建筑师:钟兵, 纪振平
雁栖酒店作为核心岛上最重要的接待空间, 享有东岸临湖视野, 利用场地原有的天然水湾, 拓展梳理成中心水院, 而建筑体量被消解成七个单体, 所有单体均为2~3层。尽可能减小对湖岸的压迫, 使建筑能掩映于高大植株之间。建筑群组环抱水院, 也形成三组半围合的院落, 揽湖光山色入怀。入口庭院和高大的入口雨篷有强烈的仪式感, 利用从岸到湖的高差, 从大堂二层进入, 透过中庭空间可远眺湖景, 近观庭院, 有良好的到达体验。
首层的餐饮休闲空间近岸亲水, 与自然对话, 且有栈桥形成水上活动集散地;客房则垂直湖面布置, 使双向均有较好的观湖视野, 每间客房均有景观卫生间和观景阳台, 烘托度假气氛, 入口多层处的金属坡顶, 强化轴线的起伏, 而大堂处有折面中式图案的穿孔铝板, 在干净简洁的玻璃幕墙上投射出丰富的光影, 与两侧的玻璃交通核上的纹理相互呼应, 为了适应北方气候, 在走廊中营造有顶光的小型中庭, 强调公共空间的全天候舒适性。
雁栖湖会都核心岛总统别墅设计
主创建筑师:钟兵, 张松, Larry, 陈金龙
雁栖湖核心岛项目各栋别墅均由其所处地形、方位采用不同的设计策略, 并依据大的规划原则从地方民居中汲取地域性文化特征作为展示给国际友人的建筑。其中国文化元素必有其“显性”表达的诉求, 但不能限于简单模仿与元素的提取, 而应追随其功能, 建造技术与空间的“现代性”的要求, 故以“院落”为核心母题的空间表达, 成了一种理性选择。这种院落具有“东方式”的内敛, 也有对自然的关照, 更可以平衡开放与私密的功能要求。而诸如群组空间是减少对环境压迫, “轴线序列”是强调礼仪性。“借景和对景”又是与自然呼应的方式, 这些借古喻今的设计手法也成了许多别墅设计的共同策略, 建筑群因这种“和而不同”产生对话和交融。以下精选其中的1、3、5、6、7、10和12号别墅进行介绍和展示。
1 中天四合 (1号别墅)
位于地势最高的北侧、依山就势, 四面出挑减少对场地的压迫。“中”字布局, 一“竖”为礼仪主轴, 从入口接待厅到会见厅、再到宴会厅, 形成“三厅两院”, 空间有内外、节奏有抑有扬, 以宴会厅外的大露台为结束, 可远眺北面燕山山脉, 晴朗之日可见长城, 空间与视觉的轴线得以拓展于自然和历史。两侧庭院一为政务、一为居停, 功能分明, 一侧为“山院”、一侧为“水院”, 各自有主题, 虽同为“四合院”, 但是南北东西四院, 既向北方民居借鉴, 又与现代分区贴切。起伏的中轴, 以曲线“卷棚”屋顶呈现, 强调空间节奏的同时, 也对周边的山峦有所呼应。
2 叠台揽胜 (3号别墅)
位于东向坡地, 因借地势, 以叠台的策略与场地契合, 层层退台, 形成多层次的超大露台空间, 眺望湖光山色, 也极大限度地保留原始坡地特征。“U”型布局, 三面围合的院落, 较好的平衡对岛的屏蔽与对湖开放的关系。内院空间, 上下两层叠落, 以水相连, 强调山地意趣, 中间有独立茶室空间, 与山湖对话, 与回廊应答, 是一种东方式的禅意空间。在下层空间, 朝湖出挑, 镂空的紫铜包裹的“舱体”, 内藏无边际室内泳池, 人工水与自然水在视觉上连成一体。
3 四水归堂 (5号别墅)
临水而居的江南意趣, 作为全岛最大的别墅, 落位于岛屿东南。将传统闭合内向的“四合院”空间的四个边, 做顺时针错动, 形成颇似现代风车形平面, 变化出一个内向水庭院和四个外向庭院。其中两组建筑出挑于湖面之上, 且这组临湖院落以可控水位的“反射池”为主题, 在水位变化时, 依然可以形成水天一色的无边际效果。临水露台空间, 既有廊柱与屋顶的庇护, 也可与自然应答。而入口空间的悠长廊道, 以木构的实与钢构的虚形成不同光影层次, 且把视觉引向远处雁栖塔, 形成对景关系。
4 廉溪别馆 (6号别墅)
位于东南片区, 地势平坦开阔。设计源于对院落空间的多重诠释, 两个内院由建筑围合, 相对纯净白色体量以深色檐口勾勒, 而庭院周围的柱廊以暖色木构展开, 材质对比产生历史与现代的“间离”。而建筑周围的“棂花窗”为元素的镂空院墙, 则表达了“透”与“漏”的界面, “内敛”与“开放”利用院墙这种特殊表皮求得平衡, 将自然景色引入庭院, 又将建筑体量破墙而出, 去观照自然。
5 盆景 (7号别墅)
来自于“老庄”哲学建筑即“容器”的启发, 将两个圆形体量嵌入方形基座上, 自然形成多进院落, 也呼应“天圆地方”的空间格局, 将盆景这种人工微缩容器放大到建筑体量, 强调这种包容与接纳。玻璃回廊环绕的院落中的弧形过厅, 强化视觉的通透性与空间的流动性。而面对湖面的圆形起居室, 对内承载核心空间的角色, 对外可以吸纳更多自然美景, 且让建筑的轮廓有了丰富的表情。
6 西山秀墅 (10号别墅)
位于西北山地, 以“聚落”的方式表达与场地间“有机共生”的关系。这种形散神聚的空间形态, 为触发偶然性效果赢得机会。这种自由生长的布局方式, 既是对传统“村落”空间追忆, 也是自由流动空间的诠释。中心院落空间, 自然形成移步换景的“中式园林”体验, 也表达了村落空间向心的凝聚力。高低起伏的单坡金属屋面, 来自于西北山地民居的意向, 而外墙用深灰色花岗岩切割成灰砖的尺度干挂在外墙上, 是对早已失传的“磨砖对缝”的传统工艺的一种致敬。
7 景·棋 (12号别墅)
本土语境 篇7
关键词：中国纪录片,国际化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诞生并播出“新闻纪录片”, 此后中国纪录片曾经30年流行“解说加画面”的“专题片”模式。从1990年《望长城》始, 中国纪录片开始回归纪实本体, 也开始回归国际化之路, 尝试与世界纪录理念接触与对话, 出现一批具有国际共同纪录语言的作品, 如《沙与海》、《八廓南街16号》、《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等。但国际化之路并不平坦, 要想在世界纪录片舞台占据主流地位, 仍有很大差距, 需要不懈努力。如何在融入世界纪录片大家庭的同时, 保持自己的价值与品格, 在国际化语境中保持本土化的表达, 是目前中国纪录片国际化热潮中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纪录片《劫后》的一些做法, 值得借鉴和探讨。
一、表现题材国际化、主流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加强,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之路, 迎来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国外大量需要中国的纪录片作品, 因为世界想要了解中国, 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 而且想了解当下的中国, 了解现在中国人的面貌和生活, 想看到中国“正常人”的生活, 不再一味是残疾人、边缘人, 而是主流的社会人群。所以中国纪录片国际化之路, 首先应该从选题内容入手, 选择主流社会群体、主流社会事件, 关注当下主流人群及其精神面貌。
《劫后》反映的内容是汶川地震之后人们的生活, 是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热点事件, 是世界普遍关注的灾难及灾后生存问题, 具有主流性、国际性、当下性。《劫后》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及时追踪和真实反映, 传达出纪录片的新闻属性、传播价值和反映主流社会的勇气与传播理念。在选题及传播效果上, 《劫后》获得了成功, 2009年5月30-31日在英国BBC国际频道播出, 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 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2009年获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自然灾害纪录片类”长纪录片金奖, 获上海电视节“最佳亚洲纪录片金奖”[1], 是本土题材、热点事件, 走向国际化效果最好的作品之一。究其原因, 题材的主流化、国际化是重要因素。
近年来获奖纪录片作品也透露出关注现实的选题倾向, 国庆6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汶川地震、奥运会等题材都有涉及, 体现出选题方向的主流化趋势, 如《鸟巢》、《我爱你中国》、《毛泽东1949》等获得优秀纪录片奖的作品。追踪国际热点事件的题材, 如《聚焦索马里》、《飞越塔利班》, 在很短的时间内, 对国际事件进行客观的纪录呈现, 对创作者来说是一大考验, 也是一大突破。表明中国纪录片创作实力的提升, 也表明国际交流的深层化趋向, 中国不再是看客或者过客, 而是当事者、参与者、表达者。
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化道路上, 首先要做的是主动关注具有世界性的题材, 在选题内容上与世界接轨, 关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表达内容上寻找共振点, 比如环境保护、疾病控制、教育等, 展现主动交流、主动融入世界的意识与姿态, 这样才可能逐步缩短与世界的距离。
二、表现手法去主观化、去宣传化
民族的不一定是国际的, 需要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纪录片题材国际化之后, 面临表达方法的国际化, 不需要主观地解说、解释主题和思想内涵, 而是让事实说话, 让受众自己去理解和解读。伴随题材的国际化, 创作视角、拍摄手段、制作方式, 也应该国际化。
(一) 不用解说词
客观理性的纪录事件, 不介入、不干扰, 是国际纪录片一直奉行的原则。从1927年吉加·维尔托夫主张“要做墙上的苍蝇”, “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 到1960年罗伯特·德鲁和理查德·利科克为代表的“直接电影”, 到怀斯曼、到安东尼奥尼, 世界纪录片大师一以贯之的冷静旁观的拍摄理念, 对纪录片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劫后》采用的就是捕捉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拍摄手法, 纪实跟拍, 不用解说词解释, 用镜头本身叙述和表达。2008年5月13日, 也就是地震的第二天进入灾区, 冒着余震深入拍摄3个多月, 动用4台摄像机2部车, 拍摄400多盘素材, 镜头始终对准灾后重建中的“人”。没有解说词, 全部同期声, 把主观意识隐藏在客观画面背后, 把制作者的干预或阐释缩减到最低限度, 用国际通用的电视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去主观化、去宣传化, 不用主观的去说明灾区人民生命力如何强大, 而用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表达灾区人民的生存现状, 让受众自己理解作品的内涵。
(二) 展示生活细节
《劫后》的真实感, 来源于对生活细节的真实纪录, 镜头客观理性地跟拍82岁刘婆婆执着地在废墟中捡垃圾, 跟拍她和儿子之间的吵架。刘婆婆和儿子的激烈争吵, 实际上是两代人对故土观念的冲突, 刘婆婆不厌其烦地捡垃圾, 实际上是在捡拾她对老屋的记忆, 是她不舍老屋毁塌的情感外化, 她在这里生活60多年, 有割舍不掉的记忆和情感, 儿子却不能理解, 认为她贪小便宜、丢人, 坚决予以阻止, 母子之间产生强烈冲突。长镜头真实完整纪录他们的争吵, 形象传达出人物之间浓烈的情感, 再吵再闹也割不断母子亲情, 吵架成为最浓烈的亲情的表达, 也成为人物性格的最有张力的体现。拆老屋时人们的表情细节、现场推土机的轰鸣等声音细节, 真实传达出人们复杂的心绪与情感, 让观众在视听感觉的强烈冲击中, 在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中, 自己感受灾区人民生命力的顽强、对故土的依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创作者通过生活细节的展示, 把认知权、欣赏权交给受众。
纪录片《西藏一年》也是把主观观点隐藏在客观画面背后, 用生活细节自然讲述真实的西藏, 创作者让人物自己表达, 让受众自己判断。这种去主观化、去宣传化, 用生活细节表达内涵的方法, 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接受。
三、表达价值中国化、本土化
国际化不是去中国化、去特色化。国际化意味着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前提下, 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传递本民族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也就是通过国际化之路, 让中国的价值理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中国本土的题材, 如何具有国际认知价值、如何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支撑点, 是当下纪录片创作面临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 传播中国价值理念
国际化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成果。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 不能为了国际化而丧失最基本的国格、人格, 更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刻意讨好、献媚、逢迎一些有损国家形象的要求和趣味, 不能挑战基本底线。纪录片国际化之路的目的要明确, 就是把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理念, 通过形象的电视纪录片作品, 向世界传播, 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 促进世界的交流与和谐。
《劫后》讲述灾后重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 表达语言是国际化的、世界通用的客观观察, 反映的内在价值取向则是中国的、本土的。中国人故土难离的观念, 对家园的依恋, 对故土深沉的情感, 这种浓重的家园意识是中国的、传统的。其中集体讨论新建房地址、发放救灾衣物等问题, 体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 传播的是中国价值理念。
(二) 寻找最佳支撑点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 传播内容是整个传播环节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内容, 传播失去意义。而传者作为传播主体传播什么, 掌握主动权。但是, 传播的最终目的是接受, 是传播的效果, 是受众的接受程度。因为受众的接受程度, 直接影响传者的意义实现。传播要使传者和受众保持共同的传播节奏, 需要建立共同的符号文本, 彼此有相近、相似的经验和认知做基础, 才能实现传播的价值。纪录片以其真实的品质、人文的关怀, 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最有效的沟通纽带之一, 也是其走向国际化的内在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了解他者, 他者也需要了解你, 所以有必要寻找共同语言, 增加彼此的认识和理解。道路只有一条, 就是纪录片创作者也就是传者, 运用他者也就是接受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语言去讲述本民族有价值的内涵, 需要在外在形式与内在品质之间寻找一个支撑点, 让形式为内容服务。《劫后》中“传者”与“受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支撑点是人类面对灾难时生的愿望与坚强, 是可以共同体味的生活细节, 其中本我“故土难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价值内涵, 是通过他者能够接受的纪实跟拍、生活细节等镜头语言, 不露声色地自己传达出来的。
四、运作模式市场化、产业化
纪录片的国家化之路, 要想获得持久影响力、要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进而喜欢, 还需要在注重创作的艺术性、表达内容、表现方式的国际化之外, 走市场化之路, 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受众接触到纪录片, 进而认识它的价值、欣赏它的美。
(一) 市场化:纪录片生存之本
中国纪录片很长时间内存在“艺术腿”长、“市场腿”短的问题。纪录片创作者往往只顾自己的艺术感觉, 忽视市场和受众的需求。而要想走的更远、更顺畅, 纪录片创作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把艺术家的才气与资本家的财气融为一体。很多媒体和频道已经开始市场化运作, 如北京、上海、四川、湖南、云南、广州都有纪录片频道, 有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教育台纪录片频道, 2007年成立当年就盈利3000万元, 以后每年都有增长, 其经营理念是好题材、高品质、高收视、高广告吸纳。上海纪实频道2009年盈利1.3亿元, 2009年初上海纪实频道《眼界》两路记者深入亚丁湾拍摄系列节目, 成为全世界零距离直击索马里海盗的少数媒体之一, 也是唯一深度报道索马里总统大选、21国打击海盗亚丁湾会议等内容的亚洲媒体。英国公司出价1分钟1000英镑购买其部分素材, 是国内的100倍。
《劫后》也是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案例, 制作者为重庆民营企业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成都军区电视中心联合摄制, 创作单位自筹资金, 自己寻找播出渠道, 通过选题价值和作品质量, 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不仅在国内电视媒体播出, 还在英国著名国际频道播出, 也获得2009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亚洲纪录片金奖”、2009第十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自然灾害纪录片类”最佳长篇纪录片奖金奖等奖项, 入围韩国、法国等国家电视节。
市场化可以解决艺术质量问题, 因为市场需要真正的好作品, 市场拒绝粗制滥造。
(二) 产业化:纪录片国际化之路
纪录片国际化之路, 在市场运作的同时, 还要寻找与国际大媒体的合作机会, 促进产业制作和营销。2008年以《美丽中国》为代表, 英国BBC自然历史制作组和中央电视台影视制作中心深度合作, Discovery亚太电视网与中国教育台纪录片频道合作, 为“看中国—先锋导演计划”项目投资, 为中国导演提供创作机会, 引领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劫后》也是国际化之路走得比较好的作品, 2009年5月30-31日在英国BBC国际频道播出, 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 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 2009年入围韩国、法国等国家电视节, 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市场化、产业化并不意味着牺牲质量。市场需要既获得收视认可, 又获得专家与奖项认可的作品。云南电视台每年获奖, 《2003朝圣》、《幸福不遥远》、《茶马古道》, 2009年《黑颈鹤栖息的地方》、《让祖国检阅》、《松山松山》等, 既获专家认可, 也获市场认可。目前国内纪录片市场化、产业化比较好的四川电视台, 创办“四川国际电视节”, 2009年获奖作品有《忠贞》、《康巴人的三十年》等。产业化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上海电视台, 2009年获奖作品也最多, 如《刺客令》、《盖叫天》、《大工程》、《飞跃塔利班》、《聚焦索马里》等。
总体而言, 中国纪录片需要在国际化语境中坚持本土化表达, 在寻找国际共同点的同时传播中国价值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 也随着中国纪录片创作理念的日臻成熟与理性, 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步伐会更坚定, 也会走得更远、更顺畅。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