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文天祥从容就义

爱国诗人文天祥从容就义（精选6篇）

篇1：爱国诗人文天祥从容就义

爱国诗人文天祥中状元文章欣赏

文天祥：(南宋)(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科状元。

文天祥被元军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俘虏。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在柴市口从容就义。临刑前，他还对南方拜了几拜。死后，人们从其衣带中发现一篇绝笔自赞，其中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时年47岁。

其著作经后人辑为《文山先生全集》，其间多忠愤慷慨之文，其诗作气势豪放，堪称诗史。《正气歌》、《酹江月》、《指南录后序》等，皆为世人传诵。

殿试卷御试策题

盖闻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阳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精神心术、达之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者、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窅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圣之术、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己以听。三坟而上、大道难名、五典以来、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顺乎上、鸟兽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夷来王、百工熙载、庶事康载、非圣神功化之验欤。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语、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概欤。誓何为而畔、会何为而疑、俗何以不若结绳、治何以不若画像。以政凝民、以礼凝土、以天保采薇治内外、忧勤危惧、仅克有济、何帝王劳逸之殊欤、抑随时损益道不同欤。及夫六典建官、盖为民极、则不过曰治、曰教、曰礼、曰政、曰刑、曰事而已。岂道之外又有法欤。自时厥后、以理欲之消长验世道污隆、阴浊之日常多、阳明之日少、刑名杂霸佛老异端、无一毫几乎、道驳乎、无以议为然。务德化者、不能无上郡雁门之警。施仁义者、不能无末年轮台之悔、甚而无积仁累德之素纪纲治度为以维持恁藉者、又何欤。朕上嘉下乐、夙兴夜寐靡遑康宁、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变洧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清、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夫不息则久、久则证、今胡为而未证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

文天祥殿试对策卷

臣恭惟皇帝陛下处常之久、当泰之交、以二帝三皇之道会诸心、将三纪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鸢飞鱼跃之天、皆道体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进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论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当道之化成之时、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远之疑、岂望道而未之见耶。臣请溯太极动静之根、推神功化之验、就以圣问中不息一语、办陛下勉、幸陛下试垂听焉。臣闻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之转移阖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於浑沦、藏於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於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汉以降、而道始离、非道之离也、知道者之鲜也。

虽然、其间英君谊辟、固有号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务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黄老。知施仁义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画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间、牵补过时、架漏度日、毋怪夫驳乎、无以议为也。独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体陛下传列圣之心、以会艺祖之心。会艺祖之心以恭帝王之心、参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间、臣知陛下不贰以二、不参以三、茫乎天运、窅尔神化、此心之天、混兮辟兮、其无穷也。然临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计见效、犹未有以大快圣心者、上而天变不能以尽无、下而民生不能以尽遂、人才士习之未甚纯、国计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盗贼兵戈之警、所以贻宵旰之忧者、尤所不免。然则行道者始无验也邪。臣则以为道非无验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为迂。道之证效甚迟也、而不可以为远。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为治顾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岁月之暂、而递责其验之、为迂且远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则责躬之言方发而阴雨旋霁、是天变未尝不以道而弭也。赈饥之典方举而都民欢呼、是民生未尝不以道而安也。论辩建明之诏一颁而人才士习稍稍浑厚、招填条具之旨一下而国计兵力稍稍充实、安吉庆元之小获、维扬泸水之隽功、无非忧勤於道之明验也。然以道之极功论之、则此浅效耳、速效耳。指浅效速效而递以为道之极功、则汉唐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袭汉唐事邪。此臣所以赞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傥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则与阴阳同其化、与五行同其运、与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虽充而为三纪之风移俗易可也、虽充而为四十年圄空刑措可也、虽充而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虽充而为卜世过历亿万年敬天之休可也。岂止如圣问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谨昧死上愚对。臣伏读圣策曰、盖闻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术、达之於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窗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术、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己以听。臣有以见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质之臣等也。臣闻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则道自道、天地自天地、圣人自圣人。合而言之、则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圣人亦一不息也。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土央±L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体则微、其用甚广。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阴阳、而道在阴阳。

篇2：爱国诗人文天祥从容就义

青原区富田镇文家在南宋时出了个名人文天祥(1236—1283)，大家知道文天祥是文状元出身。在古代，字写得不好的人不算是读书人。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考官先看考生写的字如何，字不好，不阅读你的考卷。文天祥是状元出身，可见他的书法不一般。

文天祥的父亲叫文仪，字革斋，是一位乡间儒学，藏书很丰富，人称革斋先生。文天祥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勤奋读书，苦练书法，年少时，他的书法便名传吉州城。

南宋宝家祐三年(1255)，文天祥十九岁，这一年的冬初，赴京应试。

南宋的京城在今天的杭州，古称临安。文天祥与弟弟文璧在父亲的陪同下，从富田启程，乘船北上，经两个多月的路程抵达京城。到达京城后，文天祥打开箱子一看，银两不多了，距离考期还有一个多月。在京城人生地疏，盘缠不够，求借无门，心中不免有些急，怎么办?要考试、要吃住，如何解决缺钱的问题?

一天，文天祥路过一个画斋，里面挂了许多字画出售，他心生一计，何不写字来换钱?主意已定，他买来书写工具，热情洋溢地写了一个人“宝”字，拿去画斋。掌柜先生打开一看，觉得书法不错，问文天祥要卖多少钱，文天祥用右手五指撮了一撮，说：“五十两。”掌柜笑了笑，说了句不明不白的话：“目前，这个‘宝’字还值不了这么多，只能给四十五两。”文天祥自认为这个“宝”字写得不错，价值应在五十两之上，掌柜欺我年轻，又是外地人，有意压价，一气之下便说：“我不卖。”回到下榻的地方，想想这事很生气，便把“宝”字撕了。

过了十来天，盘缠已用完，吃住成了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又提起笔，怀着忧郁之情再次写了一个“宝”字。再送到书斋来，掌柜打开一看，说这件作品不是原来的那件，只能付给四十两银子。文天祥不顾掌柜踩价，现在需要解燃眉之急，四十就四十吧，不然明天父子三人就得喝西北风。

宝祜四年(1256)二月，礼部开榜，文天祥中式奏名。主考官将文天祥的试策名列第五名，呈上理宗御览。皇帝读到文天祥的策论，又见文天祥字宋瑞，大喜，御批“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九个字，天祥一举夺魁，步入蟾官，中了状元。

参加了皇帝宴请新榜进士的琼林宴后，文天祥还在想那个掌柜踩价的事，于是前来拜访掌柜。

文天祥与掌柜一番寒喧之后，掌柜说：“状元公请原谅我直言，你第一次写的字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当时你有状元之福，只是未受皇上御批而已，所以要减五两;第二次的.字是在忧郁中完成的，字里透出一股怒气，所以减十两。”文天祥这时知道遇上了书法知音，心中大喜，对掌柜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从此，文天祥的书法练习更加勤奋。

咸淳六年(1270)，文天祥被召供职玉牒所，专为皇帝草拟制诰，因为当时国势阽危，文天祥在文中常常触怒权贵贾似道，不久被贬回乡。

1275年，国事有变，文天祥奉诏勤王。文天祥在离开吉安时，受青原山净居寺主持齐禅法师之请，书写“青原山”牌匾以作留念。一贯擅长榜书的文天祥，为了表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夙愿，非常庄重地用楷书写下了“青原山”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文天祥一生在吉安留下了不少字迹墨宝。但这三个字竟成了对故乡诀别的信物。

篇3：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 (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 名平, 字原, 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他出身于楚国的宗室贵族,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 博闻强识, 志向远大。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 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各诸侯国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局面, 其中又只有秦、楚二国的实力最强, 都想凭实力统一天下。屈原辅佐楚怀王, 起初很受怀王信任, 官至左徒,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是楚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员,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 主张通过改革, 对内实行美政, 对外联齐抗秦, 使楚国一度出现国富兵强, 威震诸侯的局面。屈原的改革与以怀王幼子子兰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遭到贵族集团的反对和诬陷。怀王昏聩, 不辨是非, 逐渐疏远了屈原怀王十五年公元前年秦使张仪以里土地为诱饵骗怀王与盟国齐国绝交。怀王与齐断交后并未得到土地, 恼羞成怒地进攻秦国却惨遭大败, 怀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295年) 秦王诱骗怀王到武关会面, 屈原力谏怀王不能去, 因此触怒怀王而被流放到汉北, 最终怀王不听劝阻去秦国后被扣留, 囚死于秦。楚襄王继位后, 更是偏听偏信, 屈原被流放到江南地区, 流落于沅、湘之间。眼见祖国的衰败, 屈原殊为痛心, 他以诗歌为武器, 对楚王、对贪婪的贵族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谴责。《离骚》就是诗人被流放时忧国忧民所抒忧发愤之作, 诗中表达了坚持美政理想和对社会政治黑暗势力进行的不屈不挠斗争, 表现了屈原追求自身价值及社会理想, 历经坎坷却九死不悔, 理想破灭却忠于故国的高尚人格, 以及上下求索, 追求真理的傲岸情怀。

楚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278年) 秦军攻破郢都, 楚国灭亡。屈原悲愤至极, 他“被发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最后自沉于汨罗江中, 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屈原之死, 一方面是其面对黑暗现实执著坚守自己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 宁死也不与污秽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的迸发;另一方面是其对祖国忠贞不渝精神的升华。这二者交汇、激荡, 才使屈原之死产生震撼千年的历史回响, 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 也使屈原受到广大人民的怀念。中国民间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

屈原的作品很多, 其中《离骚》是他的代表作,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全诗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愁愤懑。除《离骚》之外, 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主要作品。《九歌》共十一篇, 是对民间祭歌经艺术加工再创造而成的是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有对自然神的热烈礼赞, 有表达神与神、神与人相爱的恋歌, 也有对爱国英雄的歌颂。《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 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172个问题, 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 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和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九章》共9篇, 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其余如《袁郢》、《远游》等也都是描写诗人被放逐的经历, 处境和怀念祖国, 但祖国既无法留, 又不可去的苦闷心情。

屈原开创的新诗体《楚辞》, 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 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 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骚”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

篇4：文天祥后代的爱国情结

据说，在马来西亚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华裔人士只有几十位，是备受尊敬的。因此，文平强先生得知我是中国的一名大学教授，是前来参加中马文化交流活动的，即非常热诚地邀约我会晤。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简称华研）设立在吉隆坡市中心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内。那是一座美丽而典雅的建筑物，楼上的几大间整洁的套房就是华研的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华人女士引领我穿过两间书架林立的编辑室和资料室，来到最里面的一间整洁的主任办公室。文平强先生显然已恭候多时，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即刻热情地迎接，一见如故地与我亲切握手、寒暄。

文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其鲜明而美好的。大约1米8的颀长身材，瘦削而健朗的体型，淡红色的长袖衬衫，被皮带紧束在黑色的西装裤腰内，除了一支银色的钢笔套插在上衣的口袋外，全身别无他物，显得非常简朴而精干。再打量文先生的似曾相识的清秀面容，更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端庄儒雅的风度：灰白的短发，饱满的额头，闪光的镜片后面，一对慈和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您好！吴教授，很高兴能见到您。”一口流利的带有南洋华侨口音的普通话，似乎与他的学者身份非常吻合，使我联想到他在大学讲台上授课的音容笑貌。也许由于彼此有不少灵犀相通之处，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语言，我们在深绿色的皮沙发上一坐下来，只需一杯清茶，就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

我们的话题真是海阔天空，包罗古今中外。从郑和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谈到华人在“大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况。从古老的华夏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和影响，谈到华研的创办经过、工作方向与成绩表现。特别对后者，文先生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

原来，华研创办于1985年9月15日，乃是一个关注和适应大马华社文化、教育、经济诸方面需求的全国性学术研究中心，又是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公司组织。华研的创办象征着大马华社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其宗旨多元而广泛、涵盖面极广，但重点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研究探讨大马华人在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课题，以及华社与其他社群乃至海外华人的关系。二是出版学术刊物，传播理论观点，举办研讨会，联系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制订研究合作计划，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三是作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资料和文献整理中心，为各有关单位和群体提供服务、咨询和帮助。多年来，华社已出版一千多种图书。为强调和提升学术研究，华研相继出版了许多刊物，如自1997年始出版了《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999年起又有学术丛书系列问世，2000年出版《人文杂志》双月刊，2003年推出《华研研究论文系列》等。到目前为止，华研共出版了63种刊物，其中54种为中文，8种为英文，1种为马来文。此外，华社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文平强先生给我看了一份近几年来的研讨会名录，其主题都是相当重大而引人瞩目的，如“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人口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新世纪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研讨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马中关系：新世界秩序中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华研还不时举办“新书推介礼”，向广大读者推荐华文出版物，我从文平强先生手中接过来的一张清单上见到了一系列书目，如《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中国文学新走向》、《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与议题》、《马来人名中译手册》、《清流甘泉：与世界智者晤谈》、《难忘的世界之友》……不胜枚举。顾以上会名、书名而思其义，可见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的视野是相当开放和宽阔的，他们立足本土，植根华人文化传统，致力于马、华文化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同时将马中文化置于全球华人世界的大版图、大格局中，促进其在国际平台上共同发展。而华研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中枢和纽带作用。

一个上午时间，文先生几乎都在向我讲述和展示华社与华研情况，竟然没有只言片语谈及他自己的家世和私事，而我最想了解的正是：眼前这位据传是文天祥的第二十四代子孙的家族史，他们是怎么从中国大陆迁徙到马来西亚的，对我们来说，内中的故事想必都是相当新奇而神秘的。可是，这时已快到1点钟了。

“吴教授，我们先去吃午饭吧。” 文先生站起来，热情地说，“一边吃一边谈。”于是，他带我下楼，走进就在中华大会堂一侧的餐厅里。那是个环境幽雅、清静的处所，像马来西亚的许多大酒店一样，其布局、装修和陈设是中西合璧的，墙壁上悬挂着中国字画和西洋水彩画，柜台上的餐具也是中西兼备。文先生爽朗地说：“我们两个都是花甲之年了，天气又热，我就点几个清淡些的菜。”我很赞同这种真率、实惠的想法，频频点头：“对对对，简单点，千万不要浪费。”文先生对这里的食品显然十分熟悉，他无须看菜谱就点了红烧咖喱牛肉、清炖鱼、炒瘦猪肉和两个时鲜素菜，外加一碗汤，既有马来西亚风味，又有福建菜肴的特色。饮料也是绿茶与咖啡并存，热水与冰块兼有。这顿饭吃得很舒服，很尽兴，我也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请文平强博士介绍他的家史，特别是近几代人侨居海外的原委始末、来龙去脉。

文先生告知我：他的父亲文子情生于1890年；母亲陈氏生于1903年，原籍广东惠阳，客家人。“我的父亲原来也在惠阳，他是背着我祖母（她是一位基督教教徒）跑到马来西亚的。当时我外祖母家住在西马。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母亲又迁到北婆罗洲。我就是1941年出生在北婆罗洲的。很不幸，就在我出世才几个月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他老人家享年只有52岁。” 文平强不无惆怅地慨叹道，“我母亲生过5个男孩，7个女孩，可在我没出世前，就死了3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儿子，对父亲自然没有印象。只是从母亲和哥哥们那里，我对父亲的坎坷人生才知道了一些。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家父是非常爱国的，从他给我们5兄弟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到他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文先生说，他们五兄弟的名字依次为：平世、平定、平中、平原、平强。说着放下筷子，拿起钢笔，接过我递上的笔记本，写了5个很工整的字：“世定中原强”。“我父亲的心愿，就是希望世界安定，中国强盛。”这使我倏然忆及文天祥表明安邦济世之壮心的诗句：“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

平强先生介绍道：大哥平世、二哥平定在西马出世，生逢战乱，读书不多，都是普通平民。三哥平中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广州财经学校任职，现定居香港。四哥平原生于中国，正是文子情远赴马来西亚30年因思念故乡而举家返国时期，他的职业是汽车司机，已退休。几个哥哥的子女都不错，大多上了大学，分布于中国、东南亚及美国。平强先生自己是在55岁时退休的，他共有三子一女，长子、次子均从事管理人才的培训工作，小儿子的专业是搞电子计算机，女儿则在毗邻的新加坡工作。一家人可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他特别说明，其母晚年过得很幸福，与子孙一起住在吉隆坡，直到2002年才去世，享年100岁。“我们祖孙几代人相处得非常团结、和睦，亲情相当浓厚。” 平强先生强调说，“我特别感激大哥二哥，是他们把我抚养成人的。”

当我把话题引到文家的先祖文天祥时，平强先生略顿了一下，沉吟道：“这个问题嘛，过去我并没有特别看重。总觉得，文天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英雄，身为他的后代当然是很自豪的，不过，我们同他老人家相隔的年代毕竟太遥远了，又长期生活在异国他乡，感性知识不多。”他喝了口茶，仿佛提了提神似的接着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我们回到广东老家，看到了家谱，才了解了一些情况。那时侯，我正好10岁，我大哥已经三十多了。”他回忆道：家乡的亲戚大多是农民，虽然文化不高，可他们对文天祥的故事十分熟悉，而且还保留着不少跟文天祥有关系的老习俗，譬如，文天祥因为被皇帝（宋理宗）亲自擢选为状元第一，文家人举行婚礼时可以打13下锣。据说，依照封建时期的旧礼，官吏出行鸣金开道，为知县者敲3下锣，为知府者出行敲7下锣，为道台者（省以下、府以上的高官）方可敲13下锣。直到民国时期，当地文家人仍保留着已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习俗。家乡族人对文天祥始终如一的无限敬仰、怀念和隆重祭奠，使回国拜扫祖先、探望亲人的游子深受感染和教诲。从此，文平强格外关注文氏家族的历史演变，特别重视对文天祥生平、思想、事迹及著述的探索和研究。他说，他家中珍藏了一本“文氏族谱”，阅之，才得知文氏家族代代相传的概况，而他们这一辈应该是文天祥的二十四代孙。文平强见我对那本族谱很感兴趣，决定复印一本赠我。过了一天，他果然委派华研的同事潘玉婷小姐专程把两份复印件送到我的下榻处。

一份是《文信国公族谱》，另一份是郑良树先生撰写的文章《文天祥家族史迹的新资料——文氏族谱的发现及其价值》。郑良树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他在台湾就读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记述了《文信国公族谱》的发现和问世过程：“马来亚大学地理系有副教授文平强博士，与良树游，情谊甚笃。本年初，良树游香港大学甫返，与语香江学术概况之余，间及香江文氏家庙，始知其为信国公后人，且秘藏有族谱一册。原谱线装毛笔书写，藏广东归善祖庙内，渊源邈远；今谱乃其兄长于十余年前移录南传，原子笔誊录，间有误笔错字。惟昭穆有序，世代可寻。”本谱卷首有文天祥传一则，传后转录文天祥诗歌多首，诗后有“族谱序”，作者是文天祥第十九代孙文士鹏，他生于乾隆丁已年七月二十二日，本谱完成于乾隆丁酉年，是年文士鹏40岁，距今已达二百余年。

根据这部族谱记载，文氏始祖“文时，字春元，行四。成都人。汉蜀守将文翁之后。五代唐庄宗同光乙酉官帐前指挥使、轻车都尉，来镇江西，巡吉安，至永新。遂家永新。子环。”由此下传，到文天祥为第十三世。关于文天祥的身世记载较详，全文如下：“文天祥，幼名云孙，字履善，一字宋瑞。生宋理宗端平丙申五月初二子时。宝佑乙卯，以易中乡举；丙辰，廷试状元及第，历官至少保、右丞相、枢密使，同督诸路军马，封信国公，尝辟本里东山为别墅，因号曰文山。归隐，起宅于斯。德佑乙亥，奉诏赴难勤王。景炎丙子十一月，潮阳败兵，被执系狱。元世祖屡诱以大用，不屈。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死节，年四十七。夫人欧阳氏与十二士收殡都城小南门外，后张毅甫奉柩归里，葬木湖大坑虎形。夫人值乱，留于燕，后子升迎归养三年，大年乙巳卒。次夫人颜氏、黄氏，空坑败，黄陷，走至兴国宝石寨，投崖碎身而死，士人葬之，今庙于彼；颜亦陷，死于崖洲，亦庙于彼。子二、女六，俱卒，遗命以侄升子为嗣。国朝景泰中都宪韩雍，请加赠谥，录用子孙。命赐谥忠烈。事实俱载宋、元史鉴及公传记诸篇，又有正气歌传后。今建大宗祠于广州城东，蒙太祖高皇帝表为天地正气古今一人。”

在抗元斗争中，文天祥的直系亲属除夫人欧阳氏外全部壮烈牺牲。因此，嗣子文升子便成为文天祥唯一的继承人。文升子乃是文天祥大胞弟文天球的第三个儿子。族谱记载：“文天球，讳璧，字宋珍，号文溪，与兄天祥同中乡举进士累官至知广东惠州、户部尚书。”“生四子：隆、京、升、新子。”而对文升子的记载是这样的：“入继天祥之后。生于景炎戊寅正月十五日，号学山。辛已，父丞相狱中书付之，命治春秋。父丧，归庐墓侧，后闻母欧阳夫人犹在燕，泣誓曰：‘父骨既归于土，母生不得养，我则非子也。’元大德戊戌，往迎母，得之燕京。元仁宗即位，敕江西省臣以礼聘公，乘传入朝，献九经策。上悦，受所献，命中书颁制，授奉训大夫、集贤院学士。”“六月二十六日，至赣，以疾卒。延佑初，追赠大中大夫、蜀郡侯，谥文庄。配徐氏，封夫人，生三子：富、实、弘；生三女。”往下继续查阅、推算，到文平强这一辈，已经是文天祥的第二十四代的子孙了。

族谱昭示，文天祥的子孙除了留传在国内（江西、广东等地）的以外，有些已迁徙到北美州和马来西亚，而在马来西亚定居的共有四支，即：文天祥的第二十二代子孙文亚元，第二十三代子孙文有谭、文子情和文亚苟。正如前文述及的，由于文子情思念故乡心切，曾一度率全家回国省亲，方有获族谱、传家史的条件；加以文子情的儿子文平强等有高深的文化教养，又才能重视对先祖文天祥家世和思想的研究。“开始，我对这件事的认识并不充分，后来才逐渐理解：了解族谱和家史，就是掌握和研究华人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爱国主义传统。” 文平强对我推心置腹地说，“原本我是研究人文地理的，退休以后，尤其是三年前担任华研中心主任后，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投入了晚年的全部精力，而且决心一直坚持做下去。可惜我因为长期在英国、马来西亚等英语国家读书和工作，汉语不精通，于是我努力学习汉文，现在已主要用中文来写作了，完成一篇论文，我还常常请汉文好的专家帮助修改、润色。有人对我们的工作意义不理解，觉得这些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用处，但我认为，我们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是绝对不能数典忘祖的，每个华人、华裔都应该继承、发扬中国祖先和大马本地的华人优秀文化。”文先生坚信，他们的许多研究项目是有价值的，比如，他自己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研究，就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读过他的几篇学术论文——《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略论其进展与前瞻》、《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率下降：事实与回应》、《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人口变化与应付措施》等，顾名思义，就可窥见其内容是非常贴近华人社会的族群事业和生活实际的。

不过，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学者们，对于一些理论和思潮的岐见也会产生困惑。比如文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许多英雄豪杰，是在抵抗当时异族入侵的战争中涌现的，今天我们中国各民族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庭了，还可以宣传那些民族英雄吗？有段时间，有的少数民族对歌颂岳飞的文艺作品不是有争议吗？我谈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站在当时当地人民的立场上，判断是非，分清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要是一切都以现在的状况和原则去衡量古人、往事，那就没有伟人与罪人之别了。正如我们现在重视中日友好关系，决不能否定当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更不能抹杀抗日英雄的历史功绩。我说，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和《满江红》那样的词章，是永远值得称赞的。同样，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以及许多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如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千古名句，从文天祥就义时的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等等，这些金玉良言，难道不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吗？

文先生很赞同我的看法，我也被这位民族英烈后代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染。我们俩越说越投机、越有兴致，用罢午餐又一同回到办公室，继续海阔天空地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