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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背后（精选七篇）
悲剧背后 篇1
2013年10月16日晚间,江西南昌警方就此前发生的“洗衣机绞死女童案”发布调查结果。而海尔作为涉事洗衣机制造商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9月21日,南昌市新建县樵舍镇一对年幼的小姐妹在家中玩耍时,爬进了海尔洗衣机,不幸被绞死。南昌公安发布的微博称,经调查,确定两女童死亡排除他杀,符合在洗衣机桶内高速旋转状态下受体位和旋转加速度作用致胸廓运动与心肺功能障碍而死亡。
在警方公布调查结果的压力下,海尔官方发表了回应,称从“南昌公安”微博得知女童意外死亡事件调查结果,再次对两女童的死亡表示痛惜,并致深深哀悼。海尔同时表示,“作为家电制造商,海尔提醒广大用户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家电产品,监护好未成年儿童的安全,谨防意外发生。”
而这与海尔9月23日的声明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当时,海尔声明称:“根据我公司洗衣机产品的设计原理和性能分析,在报道陈述的条件下,海尔洗衣机不可能发生转动。”
虽然海尔并未解释为什么声明前后矛盾,但是海尔一再强调自己的洗衣机并不存在直接导致女童死亡的设计和质量问题,并基于这个理由,海尔拒绝召回涉事洗衣机的同时,也拒绝了死者家属关于赔偿的诉求,并且海尔表示,由于事故仍在调查过程中,赔偿问题无法启动。
洗衣机惨案让海尔付出了声誉代价。虽然没有官方机构指出海尔洗衣机确实存在问题,但海尔在事件发生后的“洗白”态度无法让人满意。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海尔选择撇清责任。2010年2月、8月海尔冰箱连续出现两起触电亡人事故。海尔冰箱集团新闻发言人张铁燕对此的回应是,责任完全不在产品,相关报道过于失实。
相比28年前,海尔掌门人张瑞敏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怒砸冰箱的举动,现在的海尔看上去更像是一台冷漠的公司机器。
张瑞敏与海尔的挑战
在过去近30年中,作为全球第一白色家电生产厂商的掌舵者和“战略大师”的张瑞敏带领着海尔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商。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逐步扩大,海尔的疲态也开始显露出来。
2004年,海尔集团营业额突破1000亿元,成为国内第一个规模超千亿的家电企业。但是,2012年,海尔的营业额为1631亿元,在8年的时间中,海尔的营收增长不到1倍,与其他同行竞争者相比,过去近十年间其增速可谓放缓显著。查阅公开资料显示,美的2004年总营收192亿元,2012年总营收为1027亿元,增长超4倍。格力2004年总营收138.33亿元,2012年总营收993.16亿元,增长超6倍。
有业内人士认为,相比同行,海尔增速放缓是由于其优势正逐渐削弱。海尔庞大的销售规模主要得益于其营销网络、物流网络、售后服务等体系建设较完善,品牌塑造投入较大。但是,随着家电行业的发展,其他同行纷纷在品牌塑造、售后服务网络方面迎头追赶的时候,海尔的优势正在被逐渐削弱。
除了市场和来自竞争者的挑战,海尔所面临的风险还来自于本身。张瑞敏近年提出,成为平台型公司是他对海尔变革的要求。
这种变革理念源于张瑞敏对以3D打印、大数据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他不止一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社会化生产会彻底颠覆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个性化生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探索自治的小微公司,建立平台型团队按单聚散,加快市场响应速度;根据互联网时代用户个性化定制的特点,探索按需设计、按需制造、按需配送。”这就是海尔打算做的事情。
但是海尔的这些想法颠覆了原有制造业的流程,在过去,海尔这类传统制造类企业的优势在于大规模制造同质产品降低成本,获取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但这一切,被互联网时代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需求瓦解了,大规模定制取代大规模制造。为此,从组织结构上,海尔提出了扁平化、平台型概念,将8万名员工组成了2000个自主经营体,这种权利下放以及以市场和业绩为导向的组织激励方式却存在着管理和监管风险。
不确定的接班人
而这些问题以及海尔的最终转型可能需要张瑞敏的继任者去解决了。年近65岁的张瑞敏已经开始着手向第二代接班人交权。
海尔电器于今年上半年发布公告称,海尔电器前董事会主席杨绵绵因已到退休年龄,退任海尔电器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一职,由海尔电器行政总裁周云杰接任。
作为海尔集团旗下两大上市公司,青岛海尔主要负责产品的研发、制造,海尔电器主要负责营销和物流。对此,海尔集团除了让梁海山和周云杰分别执掌一家公司外,还推出了轮值总裁机制,梁海山出任海尔集团的第一任轮值总裁。
梁海山和周云杰均已加入海尔20多年,是海尔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梁海山不仅以海尔优势的冰箱洗衣机业务带动空调、彩电业务,还推动了海尔对日本三洋、新西兰斐雪派克白电业务的并购。而周云杰统领的日日顺连锁,已成为国内第三大电器分销商。两者在技术判断和营销上各有所长。
张瑞敏这一做法也是中国企业经常使用的选择企业接班人的做法,例如联想的杨元庆与郭为,美的方洪波与黄健。
不过,无论张瑞敏设想的如何完美,这两位候选者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海尔是否能平稳过渡,还要看这两位间的博弈。
夫妻相残悲剧背后 篇2
“一点也不顺手啊！”
据说，小小一个马桶圈是最容易引爆家庭大战的导火线之一。诚然，这样的琐事还不至于让人丧失理智，挥刀相向，但我们想探索的是，原本最亲密的两个人，怎么会一步步失和，关系破裂甚至将刀口残忍地对准对方？
多因人格障碍或激情杀人 挥刀相向，一定不是夫妻相处的常态。虽然概率不大，但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仍需重点分析。
从很多血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行凶者性格多偏向暴戾、冲动。心理学家多半认为，两人闹矛盾，一方扬言要杀了家人，引发比较严重后果的，一般有人格障碍，是偏执型人格或者冲动型人格，也不乏激情杀人者。激情杀人，顾名思义是一时冲动。“激情杀人没有预期，没有目的，但是有积累，是长期的压抑，到那个点，受不了了。”泉州市第一医院心理咨询师孔东燕认为。
国内知名心理学家武志红提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三类患者都是最容易出现严重暴力行为的，因为他们心中对其他人有强烈的敌意和仇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格的形成，往往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关。心理学的研究认为，1岁前的婴儿得不到好的照料的话，容易成为重型精神疾病患者，譬如精神分裂症或人格障碍；3岁前的幼儿受到虐待，容易造成人格障碍；4-6岁的儿童如果发展不好，则容易成为神经症患者。其中，可能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危险性的是人格障碍者或者重型精神疾病患者，责任心严重丧失，容易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也很容易被激怒，产生报复行为。
尤其是童年曾经遭受虐待、在暴力阴影中成长的孩子，当承受苦难的他们长大之后，更可能延续新的苦难，或将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转嫁他人。这种仇视和苦难，便会从家庭传递到社会。“一个失和的家庭，可能是对童年失和家庭的重复，也可能成为社会之痛。”
人口流动冲击传统家庭 当然，社会这个大熔炉，对各种压力、情绪的推动也不可忽视。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往往也会反映到家庭矛盾中。
“社会学统计概率调查表明，经济问题是中国农村家庭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情感问题。”福州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博士表示。而在城市，价值观不同、人生追求不一致、子女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等都是引发家庭矛盾的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
“外出流动尤其是单方面的流动会导致情感危机，对家庭稳定造成影响。”甘满堂博士认为，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外出流动，一方面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开阔视野，提高思想境界，但另一方面也因出现留守妻子等问题而容易增加家庭情感危机。
与此同时，农民工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在心理上也不易找到归宿。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婚外恋等违反伦理道德的短期行为。城市的生活，又提供了太多的幻想和诱惑，这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冲击。一旦出现情感纠纷，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他们，一般较少寻找方式解决，而以更为极端、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这便容易酿成悲剧。
“窝囊”的男人也会出轨 我们还注意到，很多家庭血案源起于情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日复一日的猜忌与争吵，也是婚姻关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有心理医生曾提出亲子关系不确定性（Paternity uncertainty，下简称PU）的概念，是指男性对后代的不确定性感。女性可以百分百确定孩子是自己所生，但男性却永远没有办法百分百确认孩子是自己的，这种不确定感构成了男性的心理基石。一旦女性表现出较高的PU，例如情史复杂、长相美貌、私生活不检点、常不经意间表现出对男性自卑地方的不满等，男性的不确定感便会大大增加。当这种不确定感超出极限时，爆发便成了必然。
心理学家认为，男性因为有PU疑虑，会导致他们选择另外两个原则，以确保自己的基因能够保存下来，即长期择偶原则和短期择偶原则。长期择偶原则就是男性选择一个最能够保留自己优秀基因的配偶，短期择偶原则则是广撒网。当今社会，妻子就是男性的长期择偶原则，而小三、一夜情等则是短期择偶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双方PU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婚姻的稳定。阿华（化名）和阿梅（化名）都是泉州人，结婚已三十几年，育有一个儿子二十来岁。阿梅性格较为强势，也能干，比较追求完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一次，发现阿华去赌博，阿梅狠狠骂了他一顿，觉得老公“一无是处”。不久前，她惊讶地发现，老公竟然有了外遇。
“就你那熊样你还能出轨，你凭什么对不起我！”阿梅想不明白，阿华几乎天天无所事事，家里的经济主要靠她，就是老公欠下的几百万元债务，也是她代为偿还的。“干什么都不行”的老公怎么能出轨，而且找的是一个完全不如她的女性？
找到心理医生咨询后，阿梅开始自我反省，她之前不止一次公开责骂老公，从不给他留颜面，说话时趾高气扬，而阿华在她面前只能唯唯诺诺。
在阿梅的讲述中，心理医生看到的是她身上噌噌噌往上升的PU值。“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总是揪住对方的缺点不放，不断地重复、指责，总是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标准做事。”孔东燕指出，这些加速PU值上升的行为，也会加速伴侣的逃离。
夫妻关系应摆在第一位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
马桶圈引发的家庭战争就不说了，小到“今天你做的菜为什么那么咸”、“刚擦的地怎么又被你弄脏了”，大到“家里财政大权该归谁管”、“孩子高考报哪所大学”等都会引发无休止的争吵。
“性、沟通、婆媳问题、外遇是引发夫妻矛盾最集中的问题。”孔东燕指出，很多婚姻甚至只是童年记忆的重复，如果父母关系好，子女婚姻也倾向于更幸福，如果童年在父母的争吵中度过，这也很可能成为子女的婚姻状态。
多年担任医院心理咨询医师，孔东燕发现，闽南家庭中，丈夫一般会重视父母甚于妻子，而妻子会重视孩子甚于丈夫。而事实上，在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关系才是第一位。有一对来访者，因婆婆中风，丈夫便每天晚上住在婆婆的房间照顾她，一住三年。久而久之，妻子觉得这么多兄弟姐妹中，为什么只有自己的丈夫一人抛下工作，甚至抛下妻子女儿，一个人天天照顾母亲？夫妻俩为此经常吵架，直到16岁的女儿连学也不上了。他们在咨询后才发现，女儿一直恐惧两人离婚，希望以各种方式将父母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改善父母的关系，让他们的婚姻关系不致破裂。
还有一种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为结婚而结婚的婚姻。婚前相处较少，对对方的爱好不了解，尤其是不良嗜好，例如喝酒、赌博。“这样的婚姻，性、沟通没有办法合拍，特别容易外遇，有的甚至家庭暴力。”
而为了结婚而结婚，还可能存在结婚时心理不够成熟，对婚姻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婚后又没有学习的意识。于是，在遇到问题时，这些婚姻里的“孩子”不懂得如何处理。
陶渊明自挽歌背后的悲剧精神 篇3
宗白华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最痛苦的时代。”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 士人心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开始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思索。魏晋士人对人生发生了这样的感叹“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 “人生处一世, 去若朝露唏” (曹植《赠白马王彪》) , “人生天极蒂, 譬如陌上尘” (陶渊明《杂诗》) 。魏晋时代朝代更替频繁, 上层为争权夺利肆意杀伐, 生死无常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们。在生与死这对人类永恒的悲剧冲突中, 魏晋士人开始直面正视生老病死, 从而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必然, “但他们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作用之下, 不甘服从这个命运。”
魏晋士人看到了“长生”之路是行不通的, 开始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既然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 就应该“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 从而达到法国波德莱尔所说的“从短暂中抽取永恒”。“失去长寿的希冀, 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乞求生命的长度, 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于是, “使我有身后名, 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宠礼》) 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
2 自挽歌——生命追求幻灭的无奈和对生的渴望
如果说药、酒展现了魏晋士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悲剧, 那么挽歌所体现的悲剧意味就更加凸显了。挽歌原本是生者对死者表达悼念、哀思的一种送葬歌曲。发展到魏晋时期挽歌开始脱离送葬这一专指的实用价值, 出现了新的特点, 如汉乐府中的《薤露行》、《蒿里行》、《泰山梁甫行》皆为挽歌, 曹氏父子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 挽歌的抒情功能也被扩大与强化, 往往用来表达作者对人生的哀挽, 也带有自挽的性质, 并出现了独特的自挽歌。
“自挽是一个活着的自我对死去的自我的哀悼与祭奠, 是现在的我对于将来的我的纪念, 这在身份上与时间上都具有某种荒诞性。”自挽歌的悲剧也就在于对象与时间的“荒诞”上, 正是这种“荒诞”将魏晋士人的悲剧得以扩大、展现。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堪称挽歌中的千古绝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自挽歌的代表作——《拟挽歌辞》三首。
其一:有生必有死, 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 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 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 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 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 饮酒不得足。
其二:昔在无酒饮, 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 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 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 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 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 归来良未央。
其三:荒草何茫茫, 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 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 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 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 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 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 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这三首组诗, 表面上似乎是作者从入殓、出殡、送葬三个井然有序的描写中, 展现了“有生必有死”的客观态度和“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的旷达生死观, 但细细品味来却会发现在达观与镇定的背后充满了对现实追求的无奈和对生的渴望。
陶渊明早年是怀有济世雄心的, 如在《拟古》之八中说:“少时壮且厉, 扶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在《杂诗》之五中说:“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归隐之前的陶渊明曾有过五次出仕的经历。然归隐后在《归园田居五首》 (其一) 中说“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足以说明他出仕追求功业的时间之长。无法实现自己济世理想后, 最终在“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骋”的慨叹中选择了归隐。特殊的悲剧时代, 就注定了陶渊明只能在退守内心后过着委运任化, 知足常乐的自然人生, 生活中少了济世理想信念的他, 只能闲时酌上几杯, 以作慰藉, 并以此来消解心中的不平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然而“不醒难求”, 因此“但恨在世时, 饮酒不得足”, 实是追求幻灭而又不能解脱的真实再现。而“昔在无酒饮, 今但湛空觞”对酒的所需与不需, 正是悲剧的突现, 也就是说, 对他来讲, 想要解脱只有两种选择——饮酒或死亡。
海得格尔曾说:“对死的恐惧就是对生的清醒认识。”自挽歌正是人性彻底觉醒后, 由于士人个体与社会的冲突而造成的心理瘀块。卢苇青先生认为挽歌是:“感受到强烈的生死痛苦的魏晋文人将其作为表达自己复杂心绪, 抒写忧伤, 借之获得精神慰藉的手法。”“悲剧是表现人生价值被毁灭, 受摧残的艺术。但悲剧表现人生价值被毁灭受摧残并不是为了强调人生价值被否定的结果, 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被否定的有价值人生的惋惜、同情和珍视, 是用否定人生价值的方法来肯定人生价值。”魏晋士人正是利用悲剧的扭曲手段——自挽歌来肯定个人生存的价值, 来尊重个人的生存价值。
魏晋时期是一个悲剧时代, 士人人性的觉醒和社会对人的“异化”就构成了一对悲剧性冲突。魏晋士人敢于正视这一冲突, 并以挽歌作为抗争的工具, 进行激烈的斗争, 它们承载了人生的各种价值被摧残、扭曲、异化的情形;展现了士人在悲剧冲突中所受的精神痛楚和精神抗争。而正是这其中所含的悲剧精神成就了魏晋士人那后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
摘要：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 士人为了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发散心中淤积的块垒, 他们或裸裎醉饮, 或吃药行散, 或扪虱而谈, 除了这些怪诞的行为, 抒写自挽歌是这一时期的又一奇特现象, 然而这些表面上旷达的行为现象背后却是沉重的悲剧精神, 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深刻的悲剧冲突, 论文重点从陶渊明自挽歌入手对魏晋士人的悲剧精神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魏晋风度,挽歌,悲剧精神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一九四二》：悲剧背后，所思者何 篇4
在叙事方法上，导演冯小刚采取了全知视角的经典模式。一条线索是由张国立扮演的财主“老东家”范殿元一家人在哀鸿遍野的逃荒队伍中家破人亡的惨烈经历，另一条线索则是国民政府与军队对河南灾情置若罔闻，甚至趁火打劫的贪腐行径。这两条主线由一位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串连在一起，从而让本片成为一个既有宏大背景可供反思国运，又有个体命运可供抒情叹息的多层故事架构。
继《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之后，冯小刚史诗电影创作的雄心壮志在《一九四二》中达到了巅峰，不论从实景拍摄的场面规模、出场明星的阵容，还是动用群众演员、车马物资的数量上，都堪称近年中国电影中的超大制作。该片甚至邀请到阿德里安·布罗迪与蒂姆·罗宾斯这两位影帝级的美国演员，足见其野心甚至是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作为一部商业故事电影，《一九四二》无疑已经达到了优等品的档次。影片结构完整，情节饱满。一众老戏骨演员——饰演“老东家”的张国立、饰演蒋介石的陈道明与饰演河南省长李培基的李雪健，也都展现出几十年的演技修为。由于阿德里安·布罗迪曾在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中扮演过一个几乎被饿死的犹太钢琴家，因此置身于《一九四二》饿殍遍野的逃荒路上，倒也并不突兀，反倒是蒂姆·罗宾斯扮演的传教士，颇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没能对影片的情节发展起到任何催化作用。
如果说《一九四二》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制作一部有关1942年河南饥荒导致300万灾民死亡的影像文本，让今日之国人对这段历史悲剧所知所思，那么影片显然已达到目的。然而，冯小刚试图以本片为讲台，传达他所奉为圭臬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却多少显得有些笨拙和无力。
在某个电影网站提供的《独家对话〈一九四二〉导演冯小刚》的访谈录中，冯小刚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我们的民族饱受苦难，却不当个事，麻木，然后就任其重演”，“好死不如赖活着”“自私和目光短浅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之一”，以一种言辞激烈的姿态，为《一九四二》涂抹上一轮道德救赎的光晕，似乎“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员观看了这部电影，感悟到其中的微言大义，反思自身，便有可能洗心革面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贵族。
《一九四二》戏里戏外对逃荒饥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潜台词，都隱含着一种将精英与大众对立，让前者成为后者“救星”的文化立场。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既偏颇且危险。抽象的“民族性”通常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主观谬见，鼓吹者未必真的对“丑陋的”同胞心怀悲悯，反倒用它来反衬自我的道德优势，甚至将其作为一种牟利的工具。特别是在草根阶层所展现的道德勇气和行动能力已远远超越知识精英的当代，对普罗大众的藐视与所谓的“民族性”批判，其实是一种早已过时的自说自话。
《一九四二》的另一重道德困境，或许还在于影片主创者对于史料的选择性运用。有人参研史料，认为蒋介石远非影片塑造的那么清白无辜，而河南省长李培基与军事长官蒋鼎文在这一事件中的是非功过却与影片中的表现刚好相反，更有人举证所谓“河南民众靠日军放粮获救，进而协助日本人对抗中国军队”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论。无论质疑者是否有其事实依据，这些有关历史事实的大关口确实值得我们探知真相，但冯小刚却在上述的访谈中意外地强调：“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片……不能拿着历史去对照这个人说过没说过。历史上就没有老东家这样的人，但是有千千万万个老东家。”
悲剧背后 篇5
苏曼殊一生创作过六部小说, 除了《天涯红泪记》一文尚未完成, 其他五部小说, 无一不满纸泪痕。尤其是小说中的女子, 往往一生不幸, 最终以死亡或出家作结。苏曼殊自幼失去母爱, 在继母的虐待下长大, 心中常思念母亲。寻找到母亲后又遭到初恋情人意外身亡的打击, 他在内心深处渴望得到女性的爱。同时,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系列解放思想运动, 改变了他对女性的认识, 因此, “苏曼殊笔下的女性, 浸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反映了社会上对女性看法的转变:女性的主体地位开始凸显出来”。“苏曼殊对女子的赞扬不是出于男性单纯的性欣赏角度, 他还带有时代风气影响下对女性人格尊重的特点”。 (1) 苏曼殊既然如此珍视女子, 那么又为何会亲手将笔下女子推向悲剧的深渊?
一、苏曼殊小说中的女性之美
苏曼殊的小说中主要刻画了这几位女性:雪梅、静子 (《断鸿零雁记》) ;秋云、五姑、玉鸾 (《绛纱记》) ;阿兰、阿蕙 (《焚剑记》) ;灵芳、莲佩 (《碎簪记》) ;薇香、凤娴 (《非梦记》) 。毋庸置疑, 苏曼殊笔下的女子都是美的:一方面是其外表的婀娜多姿, 风姿绰约, 如《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古德幽光”“容华绝代”, 静子“和婉容仪”“袅娜无伦”;又如《绛纱记》中的秋云“容仪绰约”“出于世表”。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性格, 作者将这种美视为众美之首。小说中的女子性格往往刚柔兼具, 对于钟情的男子, 她们柔情似水, 爱慕深切, 甚至热情大胆。秋云“解所佩琼琚, 于怀中探绛纱, 裹以授瑛。” (2) 麦五姑的表白热情, 举止大胆:“‘今有一言, 愿君倾听!吾实誓此心, 永永属君为伴侣。’”“举皓腕直揽余颈, 亲余以吻者数四。” (3) 薇香, 凤娴也都大胆亲吻海琴。这些女子保留了古代女子的典雅庄重, 也增加了几分热情大方, 敢于将内心情感与想法率真地表达出来。当爱情受到封建家长的阻碍, 她们不再唯命是从, 而是极力反抗, 甚至比男子还要大胆。如秋云, 即使梦珠逃避了她的爱, 她也坚决地反抗, 不愿意嫁给巨绅。五姑在义父谋取他人财物并提出悔婚之后, 跟随昙鸾大胆出走。玉鸾在自己家人悔婚之后, 依旧割臂救未婚夫之父, 并追至寺中赠金, 劝其改过自新。这些反抗虽然都以悲剧收场, 但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些女子身上人格尊严的觉醒, 从而体现出一种被毁灭前的耀眼的壮美。
苏曼殊还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规戒律, 赋予笔下女子才华德馨之美。小说中的女子大多通晓文学、绘画、佛学, 并且关注社会。如《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可谓才华灼灼, 诗词、绘画、佛法样样精通, 也就难怪三郎对其欣赏赞叹。又如《碎簪记》中的莲佩对于欧洲与本国的关系局势分析得细致有理。这些都使得苏曼殊笔下的女子的美锦上添花, 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现代化的追求。
二、造成女子不幸的原因
这些兼具阴柔与热烈, 娴淑与学识的美好女性又为何被毁灭了呢?
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女子大致分为三类:第一, 爱情无果的女子:雪梅、静子、秋云、五姑、玉鸾、阿兰、灵芳、莲佩、薇香、凤娴。第二, 被时代毁灭的女子:阿蕙、媚娘。第三, 堕落的女子:卢氏爱玛。
第一类:爱情无果的女子。爱情给人甜蜜也带来伤害, 在忧郁的苏曼殊笔下, 伤害被扩大为毁灭。这样的女子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为爱而亡者:雪梅、五姑、阿兰、灵芳、莲佩、薇香。二是为爱独守, 茕茕一生者:静子、秋云、玉鸾、凤娴。导致这两类女子悲剧的直接原因都与个体有关。先来看第一种个体因素, 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即封建家长的阻挠。小说的爱情悲剧基本上都是以一方家长的落没, 一方家长的悔婚为的开端。在封建专制的家长眼中, 婚姻只是一场利益的交易。在双方交涉中, 最常用的的几句理由便是:“以为女子者, 实货物耳, 吾因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 (4) “试问君何处得资娶妇?” (5) 家长们总是以“为其安好”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利欲之心。这种顽固的封建思想通过家长这一群体反映出来, 施加在青年男女身上的压力也就成为女子悲剧的最初导火索。再来看第二种个体因素, 即女子所爱慕的男子。小说中的男子大多英气逼人, 学识广博, 却都有共同的缺陷:体弱多病, 总是在矛盾中徘徊, 并最终选择逃避。唯一有坚定想法的独孤粲 (《焚剑记》) 却有一颗漂泊之心, 一心为友报仇, 也就没能给阿兰一个完满的结局。试看这些男子中的代表人物:三郎其实特别欣赏静子, 与静子可谓两情相悦。然而心中时隐时现的“三戒俱足”困扰着他, 敬畏着出家人身份的同时, 又难抑心中对静子的倾慕。因此他在静子的温柔中流连, 又在自己心中的戒条里焦灼。最终以不告而别留给静子“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柳永《忆帝京》) 的悲苦。梦珠更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代表。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 梦珠身上带着孩子气, 如“一日, 与沙弥争食五香鸽子。寺主叱责之, 负气不食累日。”他对秋云的态度也仿佛孩童的游戏, 时好时坏。看似是不爱秋云:秋云与其相见, 十分倾慕, 而“瑛不顾。” (6) 秋云赠其琼琚, “瑛奔入市货之, 径诣慧龙寺披剃。” (7) 然而在出家之后, 梦珠看到绛纱又“遍访秋云不得, 遂抱羸疾。” (8) 仿佛对秋云还有所牵挂。多年之后, 昙鸾找到梦珠, 向他说明秋云对他的坚守。他又绝情地说“我心亦如之。夫睹貌而相悦者, 人之情也;吾今学了生死大事, 安能受恋恋?” (9) 而在小说结尾, 昙鸾和秋云找到梦珠, 却发现他怀藏绛纱而坐化, 可见其对秋云仍有眷恋, 实在让人猜不透心思, 只觉其徘徊于矛盾之中。而《非梦记》中的海琴就更为复杂, 在薇香和凤娴之间徘徊不定, 导致了两人的悲剧。因此, 这些女子的不幸也来源于她们遇人不淑, 她们所爱的男子“大都有一颗孤独而病态的灵魂。他们正直善良, 却卑弱伤感, 优柔寡断, 情怀抑郁, 苦闷徘徊, 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大胆的叛逆反抗精神”。 (10) 最后一种个体因素是最悲切的, 那便是出于好的心机, 却导致了悲剧。如《碎簪记》里, 灵芳与莲佩两人都试图将庄湜让给对方, 把痛苦留给自己, 却在最后导致了三个人都以死亡收场。而三郎与雪梅之间的爱情悲剧就更是这种因素的代表。虽然父亲悔婚, 但雪梅却一直惦念着三郎, 以至于多年之后, 单凭其声就辨出其人, 还赠金助其寻母, 可见雪梅爱之深切。三郎虽感其心, 也知道两人的婚事, 却拒绝了雪梅。原因一是自己出家人的身份, 一是为雪梅着想, 认为自己的现状只会拖累雪梅, 希望她能够找到更好的人家。然而雪梅却为三郎守了一生的节, 最终因不愿嫁给别人, 绝食而亡。三郎本于好意的心机却也间接造成了雪梅的死。最后三郎寻雪梅墓, 也只寻到“踏遍北邙三十里, 不知何处葬卿卿”的凄然。
第二类和第三类女子的不幸原因都可归为时代因素。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 这句话可以概括出《焚剑记》中阿蕙的悲剧性。阿蕙是苏曼殊小说中最富有青春气息的人物。她顽皮可爱, 有着少女的天真气息, 能够看清世间的形势, 却被封建思想荼毒过深。她曾说:“女子之行, 唯贞与洁。”阿蕙的贞洁意识带有着严重的封建腐朽气味, 她毫无反抗地代替了姐姐, 嫁给一尊木主, 牺牲自己, 只为恪守这所谓的贞洁。又或许目睹了父亲的死, 姐姐的出逃后, 她已看透了世间的凄苦, 也就不想再做挣扎。阿蕙是一个美好的存在, 却被时代打破了。第三类堕落女子的代表卢氏是苏曼殊笔下为数不多的一个“坏”女子。她的身上有明显的拜金主义。她为了金钱欺骗霏玉的感情, 也为了金钱而嫁作他人妇。然而在这里依旧将她评定为不幸, 是由于她对金钱的追求其实只是一种空虚, 她的心始终没有得到过抚慰, 灵魂的枯燥使其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不幸者。另外, 这种拜金主义并非是她与生俱来的。在时代开化的初期, 随着欧洲文明一同席卷而来的, 还有外国对金钱的崇拜意识。这种金钱意识难免刺激到当时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国人的心。卢氏女子拜金的诟病, 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整个时代的风气。
三、悲剧背后的颓丧性
苏曼殊曾到日本寻母, 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 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之美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加之本身愁苦忧郁的气息, 其小说创作往往“以美丽和青春的无缘由的毁灭, 使悲哀达到极致。因爱情, 因年轻, 因自戕, 故事令人扼腕叹息, 具有无限凄美的审美效果”。 (11) 再配合上其情佛两难的矛盾心理, 当时中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时代背景, 小说中的悲哀就透出一丝颓丧的气息。
先看小说之名, 大多为悲凉颓然之物。《断鸿零雁记》中的“断鸿零雁”形单影只;“碎簪”、“焚剑”也都残破, 随着小说人物爱情的灭亡而毁灭。
再看其中人物, 大多以死亡或出家作结。于小说情节而言, 这是对爱的坚守, 但是细想后不难发现这实则为一种逃避, 特别是故事中的男子, 他们在思考不出方向, 做不出抉择后, 选择了一方远离现实与苦恼的自我天地。然而从梦珠怀揣绛纱坐化中可以看出, 出家为僧并未使其放下, 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这种欺骗也毁灭了爱他的女子的一生。这种原因背后难免有着颓丧。小说中的男子基本上都有苏曼殊的影子———他的纠结与矛盾。三次出家经历表明苏曼殊尘心未净, 为僧只是暂时的出逃。另外, 小说中的男子既爱那些美好的女子, 却又不愿言爱;既欣赏女子, 又道“女子皆祸水也。”这些都是苏曼殊写人物时不经意地透露出的自己心中的颓废。
来自时代的压力, 也让小说的悲剧背后流露出一种颓唐。苏曼殊处于一种由蒙昧开始开化却又未完全开放的时代, 他能够看见却终究难以到达光明。正如鲁迅在《呐喊》的序言里所写的, 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 究竟应该“从昏睡入死灭, 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还是应呐喊几声, 惊起几个人, 看看有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苏曼殊试图毁灭铁屋却又失败了。他小说中的人物意识到了包办婚姻的无理, 也反抗了封建制度, 却都以悲哀收尾。青年男女的反抗在心灵上是坚韧的, 在行为上却是软弱的。他们心飞得很高, 但行动上却不敢走远。这种萤萤的希望之光在苏曼殊看来太过微弱, 也就使其将这种失落与颓然隐藏在了文学背后。
以上的种种使苏曼殊落入到一种命运无常的感叹中。他将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 赋在小说人物身上, 并借他们的口道出:“天之以人为戏也。”试图掌握命运却总是失败的无力感, 是苏曼殊选择出家的原因, 也是造成其文字背后的颓丧气息的重要因素。这使他的作品中逐渐出现一种无意义的思想, 似乎对万物的追求都不再具有价值。人生如梦, 爱恨都无所谓有无了。苏曼殊也就由命运无常的颓丧转入“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的境地。
兼具“诗僧”“情僧”之号的民国才子苏曼殊, 终其一生都徘徊在情与佛的交界处。“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透出他的矛盾与愁苦。“独卧青灯古佛旁, 有情更比无情苦”道出他心中的纠葛与神伤。他对女子更多的是精神之爱, 是灵魂上的互通。他将这种情赋予笔下人物, 希望他们可以代替他去爱。然而其自身的感伤气质, 时代的压力却只能使其创造出一段段悲情故事, 用凄凉的收尾表达对时代对命运的不满与叹惋, 用自由追求试图反抗, 趋于觉醒的过程去掩饰心中的颓丧。
摘要：苏曼殊一生创造了小说六记, 故事大多为爱情悲剧。苏曼殊于小说中创造了许多温婉聪慧的女子, 却又都使她们以不幸作结, 没有一个爱情完满的结局。本文大致探讨导致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原因, 并通过对这些悲剧的品读, 分析其背后隐藏的颓丧气息。
关键词：苏曼殊,女性,悲剧原因,颓丧性
参考文献
[1]苏曼殊小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7.
[2]王娟娟.女性意识与苏曼殊小说中的女性建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3, VOL33 (3) .
[3]邹承辉.苏曼殊爱情小说人物悲剧的审美特征.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5, VOL25 (2) .
悲剧背后 篇6
是故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 有热恋就不免有悲恋, 有鸳侣就不免有怨偶, 有英雄美人就有负心汉下堂妻, 而“弃妇”这种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其固有的女性本体意识与父权社会中被不断否定的被动处境, 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分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的。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融合性, 是这种角色在人类文化史【或者说悲剧史】上占据了永恒的一席之地。
分开来看, 其实中西方文学创作中, “弃妇”的角色原型都出现得相当早。中方以诗经中《氓》的女主角为代表, 西方则最早见于希腊神话中伊阿宋与金羊毛的故事中, 美狄亚一角。这两个角色都出现在距今2000多年前, 当时的社会已经脱离母系氏族, 进入了女性地位一落千丈的父权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 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依附男人、是作为妻子或者母亲来得以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子被作为依凭的代表父权的男人抛弃, 境遇凄楚是可想而知的。“弃妇”的悲剧其实就是为世所弃的悲剧, 是个人与时代与世界冲突, 被剥夺归属的悲剧。
一、“弃妇”故事原型的类同——女性主体与反抗意识的觉醒
从以上提到的初始原型来看, 中西方这样的女性悲剧是有类同点的。这个所谓的共同点就是女性抗争意识的觉醒, 是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冲突之下女性对附属地位的反抗。
首先看美狄亚。这是一个极具性格魅力的角色, 欧里庇得斯在二次塑造这一希腊神话中的“恶妇”角色时赋予了她全新的性格张力。她的人生故事是由两次骇人听闻的“反叛”构成的, 这两次反叛分别背叛了女性这一社会角色在男权社会中被加以的三个形象——“女儿”、“妻子”和“母亲”。爱上伊阿宋, 决定帮他取得金羊毛而背叛自己的国家和家庭, 亲手杀掉了父亲派来追捕自己的兄弟——这是对“女儿”角色的第一次反叛, 背离了象征的父权的祖国, 并将父权的使者杀害 (注意在这一次反叛中, 美狄亚是一个主动的背离者) ;而在义无反顾地追随伊阿宋共同流亡几年后, 伊阿宋的移情别恋似乎将使美狄亚陷入弃妇的悲惨命运。这时的美狄亚早已背弃了父权社会, 按照社会角色定义, 实现她人生价值的途径只有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美狄亚并没有自怨自艾, 这样刚烈果敢的女性更不可能百般哀求伊阿宋的回心转意, 她用计毒杀了伊阿宋的新欢, 并且用令人发指的手段亲手杀掉了伊阿宋与自己的一双儿女, 完成了人类文学史上最为惨烈并且离经叛道的复仇——在这个复仇的过程中, 将男权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社会身份一齐毁灭, 从而脱离第二性的定义, 达到作为一个“人”的独立。
对比一下《氓》的女主角, 最先的“来即我谋”很明显是被女主角的父母拒绝了, 因为“子无良媒”。但是女主角坚定地追求自己所爱, 不顾父母反对, 私自约定“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这也是对于父权社会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固有婚姻顺序的反叛。可惜, 女主角为氓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与精力, 日夜劳作, 毫无怨言换来的却是“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 无法避免“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的结果。这样的悲剧在古代中国绝非个例, 然而在两千多年前, 这位女主却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而是在反复思考之后明白了“及尔偕老, 老使我怨”, 从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她曾经不惜违背父母也要与之扶持一生的男人。“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这掷地有声的反叛宣言, 更像一记警世洪钟, 敲响在只闻下堂妇不闻休夫妻的男权社会头顶。
二、西方“弃妇”原型的新生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原型的失落
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是同样的“弃妇”原型在中西方文学接下来的发展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
在西方文学中, 美狄亚原型继续发展。而她的复仇代表的女性意识也在不断崛起、不断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美狄亚的“弃妇”原型对于西方的女权运动有着极大地推进作用。随着唯美主义潮流的到来, 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更是将美狄亚这种对于欲望痴迷追逐至死不悔的浓烈到近乎扭曲的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美狄亚为原型的女性角色们甚至演化出了欧洲文学中一种特殊的女性“断头情结”——这是指女子无法拥有心仪的男子, 便通过各种手段索取恋人的头颅。欧洲文学中女性的“断头情结”体现于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伊莎贝拉, 斯汤达《红与黑》中的玛特尔小姐和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以及王尔德《莎乐美》中的莎乐美身上。在男权社会中, 头颅不仅是男性生殖力的隐喻, 也是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这种断头情结, 归根结底, 是女性通过取得恋人头颅的方法, 在获得男性的身份、地位和灵魂, 从而向男权社会反抗宣战。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弃妇”悲剧的另一种演绎, “弃妇”形象的新生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与进步。相对的, 中国古代文学迎来的却是“弃妇”原型中反抗意识的日渐消亡。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男权主义的胜利, 毕竟在封建的古代中国, “黄帝文化”的清源流变出了“皇帝文化”的浊流, 三纲五常的普及彻底将女性钉死在了第二性的棺材板上毫无转圜余地。
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探讨这种“弃妇”原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 得出的是两个大致的分类:
一种是性格刚烈果决的女性, 忠于自身情感, 追逐欲望, 感情浓烈纯粹。这一类“弃妇”的代表, 诸如霍小玉、杜十娘以及鱼玄机。
霍小玉被李益欺瞒, 成为妾室, 且被正妻裴氏百般不容。李益忌惮裴氏母家权势, 遗弃霍小玉, 使其抑郁成疾最终早夭。期间曾有黄衫侠客将李益带到霍小玉床前, 霍小玉斟酒酬地:“李君李君, 今当永诀!我死之后, 必为厉鬼, 使君妻妾, 终日不安!”——此后李益疑心日重, 三任妻子皆受其猜忌毒打, 惶惶不可终日。作者称, 李益所见与妻子举止亲密的男子皆为霍小玉魂魄所化, 这其实是霍小玉借助死亡而达成的复仇。
至于杜十娘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花魁杜十娘以为觅得良人, 实际上李甲只是贪图美色富贵的小人。杜十娘心若死灰, 将毕生所藏珍宝一一出示随即抛入江中, 跳江而亡。
从上述故事中不难看出, 这一类女性往往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见解, 一旦爱火熄灭绝不强求, 倾向于采用自毁的方式向男性实施复仇。但是这种反抗明显带有不彻底性, 因为出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实际背景, 这种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叙述是不合礼法的, 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礼教大逆不道的。礼教认为夫为妻纲, 阳为阴纲,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 是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 因而不存在“弃妇”一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里“弃妇”的复仇都是以女性的死亡或者借助死亡来达成的。
这其实是一种超前的艺术形象塑造手法和女权思想萌芽同现实的妥协,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由菲勒斯中心主义造成的恐惧与痛恨——这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是一种对于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的威胁, 必须除去。
另一类是性格懦弱, 凡事忍让, 已经被三纲五常洗脑的传统贤妻良母, 宜室宜家的女性。这一类“弃妇”以秦香莲为代表。
她们孝敬公婆, 相夫教子, 全力支持丈夫学业, 夫荣妻贵的思想根深蒂固。当被丈夫抛弃, 秦香莲软弱的个性使她不可能对丈夫抛妻弃子的行为做出反抗。如果不是陈世美冷血无情, 为了功名想要斩草除根, 派人追杀她和一双儿女, 在中国封建思想的侵蚀下她应该会守住秘密, 抚养孩子孝敬公婆。若不是被逼到绝境, 她也不会将实情哭告国相, 最终求助包拯, 才有了《铡美案》一剧。
这一类女性往往出身低微, 自小被宣扬三纲五常的礼学洗脑, 更加重了其懦弱认命谨小慎微的人格。若不是被逼到绝境, 她也不会向外界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在所谓“伸张正义”的过程中, 被借助的也是皇权的力量, 这本是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中除了天与地之外, 能为人力掌控的最高的力量, 是父权社会中象征“父权”的巅峰——皇帝号称“天子”, 天下万民都是他的子民。
也就是说, 就算在类似作品中, 看似“弃妇”的悲惨命运得到了改善, 负心汉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男权被削弱】, 这种削弱或者正义的伸张却正是借助当时社会男权和父权的最高代表得以达成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
三、中国文学中“弃妇”原型复仇意识的复苏与发展——五四运动后的女性角色群像
上述情况直到一个完全秉承了悲剧精神与美狄亚原型的女性角色诞生才得到改变, 并且由此角色, 滥觞出了许多所谓“貌若桃李, 心如蛇蝎”【当然这又是男权主义者的杜撰】的女性角色。这类角色的开创者是20世纪30年代曹禺的巨著《雷雨》中那个大胆、阴鸷、疯狂果敢的繁漪。
这个“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的女子有着“超常态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 在沉闷的家庭生活中希图解脱, 而不惜乱伦, 将情欲毫无保留地寄托在继子周萍的身上。一旦周萍始乱终弃, “一个失望的女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工于心计的她最终在歇斯底里的疯狂中使得年轻的周萍、四凤和亲生儿子周冲全部身亡, 以至酿成家庭的毁灭。
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 传统闺阁女子的矜持、保守、幽怨被以死示爱, 为爱而死的热烈与主动取代, 这正是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在女性解放上的折射。而那种对于欲望毫无保留的追求, 正代表着女性自身的觉醒;这种复仇正是女性在面对男性文化压抑时唯一能采取的手段。在繁漪这个角色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失落多年的原型的苏醒。
此后这类角色在通俗小说中比比皆是, 其中佼佼者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康敏, 以及《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五四之后文学中“人性”的复苏, 以及女权意识的再次萌芽。
然而, 金庸以其不世出之才, 借助美狄亚原型的启示与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支持, 成功地探微烛照到女性心灵深处, 塑造出这两个角色, 却又将其绳之于男权意识的标准, 简单粗暴地认定康敏“是个坏女人”, 这正是他的进步与局限所在。然则诸如此类, 却又是他话了。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中西方文学创作历史中较为著名的“弃妇”角色的对比, 分析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在对于婚姻生活中遇到遗弃时的态度, 进而找出其背后女权主义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投射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原型,女权主义,社会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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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背后 篇7
逃出康乐园
2015年5月25日晚7点多，坐在河南鲁山养老院里乘凉的老人突然发现后面一排房子里先冒黑烟、后窜出火焰来，急忙朝大门外疏散。
潘金伟刚脱了衣服正准备睡觉，就听到屋外有人大喊“着火了”。他于半年前刚因为糖尿病和手脚发抖住进养老院，比其他彻底瘫痪的老人灵活，尚能起床行走。费力地从房间挪到大厅，看到火焰从“女部”蔓延过来，潘金伟一下子瘫在地，手脚并用爬出大厅，迷迷糊糊中被两个工作人员拖了出去，清醒时已躺在鲁山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坐落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鲁平大道西侧的康乐园老年公寓平时很“孤寂”，周围除了几条交汇的马路，只有三座加油站和加气站。
养老院内有两个“可自理区”，一个“半自理区”和一个“不能自理区”。其他三栋建筑均为砖墙，只有“不能自理区”是铁皮墙。
潘金伟就住在“不能自理区”。当晚有44位老人在此休息，因为行动不便，才7点多，他们就早早躺在床上了。板房呈长条状，面积约五六百平米。大厅西侧是女部，东侧是男部，隔出几个大开间，每间里平均有10位老人居住。
除了过度惊吓外，老潘几乎没有受到烧伤。和他同一病房的71岁老人吴中锋却没有这么走运，眉毛、胡子全被烧掉，手臂、背部大面积烧伤，只能侧躺着，受伤的后背一天擦了6次药，医生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
除了肉体的烧伤，吴中锋的意识也变得不清，家属隐约听他讲，起火后从窗口往外翻，有人从外面拉了自己一把。老吴的床位在窗边，窗外就是空地。
儿子说，老吴曾是养老院里的“明星”，特别喜欢到处走动，护工不让他跑，怕脚肿，但这次他竟然救了自己。
劫后余生的吴中锋在医院里躺了好一阵子才等到儿子。和其他家属一样，儿子先是到养老院扒废墟，没找到父亲，听说救出了几个人，又赶到医院，一个个问过来，竟真的找到了父亲。“谢天谢地。”儿子感叹。
潘金伟在凌晨3点才等到了外甥。两个儿子都在浙江打工，一时赶不回来，外甥陪了他一夜。“他们还没来？”“车还没到。”潘金伟一直问外甥儿子到哪了。他一夜一天没敢闭眼睡觉，“不睡，睡不着”，不时喃喃自语：“瘫子，都烧死了。”
没人知道85岁的朱老太是怎么逃出来的——女儿见到她时，她被暂时安置在养老院未被火灾殃及的空屋里，蜷成一团，鞋也没穿，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中午12点才被送进医院。
“板房”里原本收住着51位老人，当晚7人没有入住，44人中，除潘金伟、吴中锋、朱老太等6人外，其余38个老人全部遇难。
劫后余生的老人不敢回想38个无助的同伴，那些在烈火和哀号中逝去的生命。
养老压力
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是一间民办养老院，由平顶山市民政局于2010年底批准成立，证件齐全，但养老院实际在当地已经运营了十几年。河南省政府2011年养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显示，康乐园老年公寓年检结果“合格”。但根据《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养老院居室不得采用易燃装修材料。很显然此次失火的不能自理养老区“铁皮泡沫房”属于易燃材料。
46岁的赵亚顶剃着平头，稍微有些消瘦，平静中带着一丝无奈。他曾经在县里专门做防火材料的工厂工作，但母亲最终却因防火问题离世。“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那么多选择，自己当时想到过安全问题，但也没有提出来。国家都审批合格了，我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现在看这都是因为国家监管不严，民办企业以挣钱为主，要不然很多事情根本不会发生。”赵亚顶的母亲去年底脑溢血半身偏瘫，而春节过后老家的姊妹全都外出打工了，他是独子，住在鲁山县城的旧小区里。不到100平方米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墙皮没有脱落的地方都泛着黑色，大厅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脏沙发的对面摆着一台40英寸的液晶电视。这套房子他每个月付800元房租。大姐在洛阳、妹妹在郑州打工，母亲去年底偏瘫，今年春节过后一直照顾老人的妹妹也外出打工，农村老家没人了，老人住不惯楼房，于是赵亚顶便带老人去了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在考察了附近几个养老院之后，赵亚顶觉得相比县里第三医院开办的公立养老院，康乐园老年公寓的优势就是宽敞，“地方大，空地多，都是平房，很多人说那里服务好”。但养老院每个月1700元的费用对他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鲁山县城宽阔的县城主干道双向四车道，两侧还配有绿化隔离带和非机动车专用道，但开在街道中央的是一片片红色铁皮三轮“摩的”。县城里大量的失业人群无事可做，于是开摩的成了这部分人群的主要营生，而这显然影响到了当地200多名出租车司机的生存。就在火灾发生两天后，养老院不远的路停着很多出租车，司机们在罢工，抗议政府没有针对非法摩的的监管和遏制。而在县城1000多名摩的司机中，就有赵亚顶。
家里如果一个人留下来照顾偏瘫的老人，单单靠另一个人出去打工赚钱很难维持家里的生活。赵亚顶两年前从做防火材料的公司失业，随后便开起了三轮摩的，一天能挣70块钱，老婆也开三轮车，在县里为“宅急送”运快递，送一件5毛，每月挣不到1500块钱。“你看鲁山街道上那么多摩的，都是因为没啥干的。”赵亚顶觉得开摩的唯一好处是自由，“家里有点什么事，可以直接把车放那儿，之前还能经常去看看养老院里的母亲。”
小小的鲁山县几乎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养老难题的一个缩影：鲁山县“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口将近百万，农业人口多但土地少，乡村县城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同留守儿童一样，留守老人现在也成了社会难题。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2亿，接近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把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扩大100万倍，就是中国社会即将呈现的巨幅画面。
与城市居民养老政策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公社制度成为农民养老的集体保障。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公社制度的结束，农村转变成家庭养老。千呼万唤，2009年中国推出了全国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3.25亿的中国农民60岁以后可以得到国家的基本养老金，每月55元，后来涨到60元。社会养老的巨大漏洞，也间接推动了民间养老投资的热情，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而养老院负责人范花枝也曾于2013年12月获得鲁山县“农信杯”第三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失火之后第二天，范花枝被公安局带走接受调查，另外还有12名相关责任人也被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