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 世纪 人类 社会 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共6篇）

篇1：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开始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困难、挫折甚至几度陷入危机，却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探索、发展和成长。作为人类社会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与古代埃及、希腊、两河流域、印度一样，也有着灿烂的古代体育文化。

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萌芽

自有史以来，游戏与竞技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以武术、气功和其他民间体育活动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便为后来西方现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传入准备了内在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现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传入和兴起的，这其中以洋务派为代表，其在按西式编练的新军中，首先引进了西方的兵操，初期以习练英式兵操为主，后来多采用德式兵操。这其中，他们连同兴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两大措施，以及聘请外籍教练员等等，在其推动下，西方体育及奥林匹克运动才逐步开始进入中国。然而，中国人最初是通过了解奥运会来真正开始认识奥林匹克运动的。1904年，第3届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举行，中国的一些报刊曾刊载了这届奥运会的消息。由于这届奥运会的规模较小，再加上当时中国民众对现代体育了解甚少，这些报道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在1907年以后，一些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人士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奥林匹克运动。同时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体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的演说中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是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张伯苓先生建议中国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事实上，这便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萌芽。

1908年，一些报刊就开始对即将召开的第4届奥运会进行了报道：再过几星期，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运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运会相比。有的报道还建议要积极争取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此后与奥运会有关的字眼在更多刊物上出现。同年10月，在天津青年会第6届学校运动会的颁奖式上，用幻灯放映了奥运会的盛况，天津青年会的美籍体育干事饶伯森还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激起了同学们对奥运会的极大兴趣，从而将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参加奥运会的愿望推动了奥林匹克在中国的最初实践和发展。

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初步发展

随着现代体育加速从学校走向社会，以举办全运会、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为中心的竞赛制度便逐步确立。1924年8月，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全国性优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育协进会”）在上海成立，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王正廷为名誉副会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但接管了先前由基督教青年会外籍人士主办的各种体育活动，还组织开展了更多的各种分区比赛、单项比赛、体育训练班等，而且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体协的分会组织，这标志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此前值得一提的便是，1922年，国际奥委会选举了中国体育界著名领导人、远东体协的发起人、历届远东运动会的赞助人、第2、5、8远东运动会会长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和远东的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为此中国便开始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也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互相接受的重要里程碑。1927年以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相继加入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其它国际体育组织。于1928年中国被正式获准派代表团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第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与奥运会亲密接触，但由于准备不足，只派了宋如海一人作为观察员身份出席而未参加竞赛，然而这就是中国与奥林匹克开始。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

委会，使古老的东方大国正式成为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联系便逐渐密切，而后参加了第十、十一、十四届奥运会。其中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当时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参加了比赛，他成为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中国选手。在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第8个入场，刘长春手擎大旗在前，总代表沈嗣良继之，再后是教练宋君复、留美教授申国权、美国人托平（当时上海青年会体育主任）。这次奥运会上刘长春参加了男子100米预赛和200米预赛，因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均被淘汰，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却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在第十一、十四届奥运会上，均因旧中国国力衰败而在运动成绩上留下了“零的记录”。一副外国漫画这样嘲讽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着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体育的落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真实写照。

三、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及其新的征程

建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给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年10月下旬，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全国体总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此后，各地陆续建立了体总的地方分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代表中国的国家奥运会，其主要任务是举办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负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举办或代表中国竞赛活动。这为推动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体总成立后，陆续改组和成立了一批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为了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发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又先后成立了一批行业性的体育运动协会。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组织和推动体育的发展，促进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它们是中国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基础。

然而，就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争端中，因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在台湾方面默认，1958年8月全国体总和有关单项体育协会不得不与国际奥委会和有关9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断联系。随着社会进步和多方面的努力，1974年5月，国际击剑联合会代表首先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击剑协会入会的决定，同年8月和9月，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摔跤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相继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市举行，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最终于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1票费票、1票弃权批准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它不得使用它目前所使用的歌和旗。

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稳步发展

高水平的竞技运动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不但是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整个体育运动都起着示范和带动的作用。40多年来，中国的竞技运动经历了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52年后，我国陆续建立了各级各项代表队，运动水平迅速提高，如1954年陈镜开首次打破举重世界记录，之后佳绩连年。1956年通过各类竞赛，打破全国记录1300多次，显示出中国运动员的竞技运动才能和巨大潜力。

诚然，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坎坷十年，它给我国竞技运动以灾难性的打击。十年**之后，中国运动健儿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鼓舞下，开始向世界体坛顶峰攀登。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省级以上体委在注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此后，又逐渐形成了在项目设置、竞赛制度和训练等方面都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的战略思想，运动技术水平迅速提高。1984年7月29日，梦想终于

成真，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洛杉矶射击场上许海峰的枪声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记录，雪洗“东亚病夫”的屈辱，是全世界华人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同时，中国女排在连续夺得1981年世界杯和1982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之后，首次登上奥运会冠军宝座，实现了“三连冠”的美好宿愿。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全面出征奥运会，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在金牌榜上位居第4位，成为中国当代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迎来了中国奥林匹克的新时代。

五、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高潮

就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中，经过16天的鏖战，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2枚金牌，17枚银牌和14枚铜牌，奖牌总数共计63枚。金牌榜排名已超过俄罗斯越居第二，仅落后排名第一的美国队3枚。这其中15枚金牌是过去从未得过的项目，女子有本届奥运会最大的黑马：女子网球双打李婷/孙田田，此外还有女子摔跤、田径的10000米邢慧娜等等。当然，男选手的进步和突破更是有目共睹，特别是田径110米栏刘翔和水上项目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孟关良/杨文军的历史大突破，这两项突破彻底打破了欧美人乃至我们自己心目中固有的一种观念：中国人乃至亚洲人在田径短距离项目和赛艇、皮划艇男子项目上难有所作为。

纵观过去，从1952年至2004年一共举行了14届夏季奥运会和14届冬季奥运会，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仅各参加了其中的7届。但在中国奥委会被迫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联系期间，中国运动员并没有放弃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仍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而积极努力。从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自身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奥林匹克运动不但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人体育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国内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深刻变革，同时又面对着一个正在重新分化、改组的动荡多极世界，这些必将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①奥林匹克运动与体育和经济文化协调发展，②奥林匹克运动更加普及和深入，③奥林匹克组织更加健全，④奥运战略更加完善，⑤国际和区域体育合作进一步加强。

2008年，当五环旗在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的北京升起时，东西方文化将会得到最大的融合，使东方文化向全球展示其魅力。一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蓬勃发展的新北京，将为世界奉献一届与众不同的新奥运：精彩激烈的比赛，别有风采的开幕式，绿色花园里盛开奥运会，热情的人民，丰富的文化，比赛场上激烈芬呈，新技术不断被采纳······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将使奥林匹克运动真正成为跨民族、跨国度的世界性文化体系和体育盛会。

篇2：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教会学校对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教会学校是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它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教会学校在西方竞技运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作贡献的阐述.从而肯定了教会学校在促进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

篇3：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文化,奥林匹克文化,中国体育文化,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主张人应该全面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奥林匹克文化是运动、文化和教育多元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丰富的内涵性、鲜明的象征性和浓郁的观赏性等特征的文化体系。奥林匹克文化对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实施奥林匹克教育,同时,奥林匹克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研究奥林匹克文化对推动中国体育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什么是奥林匹克文化

1. 1文化

1.1.1西方

在第一本关于“文化”的圣书《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马修·阿诺德提出了“文化”的早期定义:“通过逐步了解来追求我们心中的完善,世上那些已经被深思熟虑并经常谈论的最好想法。”E.B.泰勒在1871年出版他的开创性作品《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种文明中的道德教育,而人们以这种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安宁的、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1]从中可以看出,西方语言中,“文化”被认为是一个好想法或一种道德教育,这一想法和道德教育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1.1.2中国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指纵横交错的花纹或纹理;“化”指变化、化生和造化。[2]在现代,关于“文化”的概念,学者众说纷纭,比较赞同北京大学陈少锋教授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们在某个组织当中习得的东西”。他认为文化是人们周围环境赋予的,是一种惯性。

东西方语言对“文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文化是周围赋予的。这对帮助我们理解“体育文化”大有裨益。

1 . 2体育文化

卢元镇等专家从文化的视角指出“体育文化”是围绕体育运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具体包括体育情感、体育伦理、体育制度、体育设施、体育意识等内容。谢亚龙等专家从实践的视角提出“体育文化”是人类在体育运动中体现出教育智慧和练习实践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3]虽然表达语言不一样,但二者对“体育文化”有一个共识:“体育文化”是关于体育运动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总和。“奥林匹克文化”是体育文化的最高境界,了解“体育文化”的概念对我们剖析“奥林匹克文化”有启迪意义。

1 . 3奥林匹克文化

根据上述“文化”和“体育文化”的概念,在查阅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定义,“奥林匹克文化”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奥林匹克文化是体育运动、文化和教育三者积淀融合的产物,这也正是奥林匹克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区别所在。奥林匹克物质文化指奥林匹克运动对器材、场馆和人体运动技能的改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文化则是奥林匹克运动对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4]

1910年,顾拜旦提出将优雅和美感融入奥林匹克运动中,欲将奥运会转变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盛宴。紧随其后的是《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组委必须制定文化活动政策,目的是为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与会者之间相互了解,建立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文化活动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而且促进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

2奥林匹克文化的特征

2 . 1奥林匹克文化丰富的内涵性

奥林匹克运动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现象,它是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文化。从本质上来看,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奥林匹克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自然就染上不同的文化色彩,从奥运会开幕式到闭幕式,从体育比赛到文艺活动等,缤纷多彩、形形色色。奥运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柔道、巴西的足球等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交流包容,取精去粗,融合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奥林匹克文化。正如何振梁在雅典《重新探讨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程看,它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它对多种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这个明智的政策不仅确定了奥林匹克文化的丰富性,也使它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5]

2 . 2奥林匹克文化鲜明的象征性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顾拜旦最早提出奥林匹克文化具有象征性的特征,他主张将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物化成一系列鲜明又独特的象征性标志。奥林匹克的这些标志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国际通用语言”,它们将奥林匹克精神带到世界的每个地区。

奥林匹克标志由红、黄、蓝、黑、绿五个不同颜色的奥林匹克环组成,代表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齐聚奥林匹克运动会场。今天,奥林匹克五环成为世界和平团结的象征。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蕴含深刻的涵义。这六个字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勇于向世界强手发起挑战,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不屈精神,更反映了人类对高尚品质、崇高理想和高水平能力的不懈追求。

奥林匹克圣火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遗址点燃,表达了发源于古希腊的文明之光仍然在指引着人们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真理。圣火的传递,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被传递到世界每个角落。

2 . 3奥林匹克文化浓郁的观赏性

奥林匹克运动集优雅与美感于一体,是追求人体形态美的活动。运动员展示精湛的技术、奋力拼搏的精神,不断超越自己,超越强手,打破世界最高纪录。在赛场上,竞争的艰辛和白热化,一切的表现形式和精神面貌都凝聚在一起,如同缤纷多彩的艺术花园,吸引着全世界的观众欣赏。奥林匹克运动所创造和展示出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使其具有浓郁的观赏性,这些文化艺术形式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美感修养,而且美化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3奥林匹克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3 . 1“重在参与”观念增强

“奥林匹克运动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顾拜旦早在1908年就道出了奥运会的真谛。参与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础,只有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才能实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理想,进而争取胜利,这才是奥林匹克文化的真正内涵。受“重在参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量民众参加体育运动,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体育锻炼,其意义远远超过竞技体育的争金夺银。

3 . 2“团结友谊”深入人心

“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不单纯是一项体育活动,其最高目标,是通过举办体育运动,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对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进而为世界的和平和美好作贡献。[5]“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友谊是长久的,胜负是暂时的”等口号经常被用在中国的体育比赛中。决定胜负只是体育比赛的一小部分,比赛更重要的是筑架各省人民沟通联系的桥梁,增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国家和平团结。

3 . 3“公平竞争”意识提升

公平竞争是指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服从奥运会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竞争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之一,参与者在竞争中抒发雄心壮志,辨识水平的高低。“体育就是荣誉,但荣誉公正无私”,奥林匹克运动倡导人们勇于竞争,敢于挑战和超越。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必须树立争高低的竞争意识,但奥林匹克的竞争是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竞争。任何暗箱操作、见不得人的鬼把戏,都是不符合奥林匹克文化要求。中国的各类体育比赛,将赛前的筹办、赛中比赛和赛后总结尽可能的透明化,防止黑哨、收买裁判和兴奋剂等问题的发生。公平竞争原则是体育比赛吸引人们参与的基础,也是奥运会深入人心和令人神往的重要部分。

3 . 4“奋力拼搏”理念强化

奋力拼搏是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具有不断进取、百折不挠、永不满足、不畏艰险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更快、更高、更强”是奥运会的格言,奥林匹克运动提倡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向身体的极限挑战。奋力拼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种内在动力,是人类积极向上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赛场拼搏是人类拼搏的缩影,勇于竞争、奋力拼搏、锲而不舍,不仅对场上的运动员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对赛场下的观众,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其教育意义也可能更长远一些。

4结语

篇4：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逆周期资本；东道国；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50-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13

巴塞尔系列协议（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I、1996年的巴塞尔协议I.5、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II、2009年的巴塞尔协议II.5和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III）自诞生之日起，便将自身的适用范围定义为国际活跃银行。然而，在各国对巴塞尔系列协议的实践中，其适用范围却远超过了国际活跃银行的范畴。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制定巴塞尔系列协议的巴塞尔委员会，其成员国也已经由1998年时的十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扩展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7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特别是G20成员国，在享有政策讨论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的义务。从目前巴塞尔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正式公布了巴塞尔III的实施草案，日本已经正式公布了最终的实施方案；而发展中国家实施相对较为缓慢，阿根廷、土耳其等5国至今仍未正式公布实施草案。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特征，很难用相同的标尺对其进行衡量和监管。另一方面，针对国际活跃银行而制定的监管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银行而言适应性有限。因此，如何在G20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巴塞尔系列协议，特别是危机后提出的巴塞尔III，在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当前经济的冲击，并充分体现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适应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各国监管当局密切关注的问题。此外，与已经实施了巴塞尔II的欧洲国家不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巴塞尔II，所以同时面临着从巴塞尔I直接过渡到巴塞尔III的挑战。

一、巴塞尔III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现状

自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巴塞尔III之后，根据其对G20各成员国于2013年之前发布相关实施草案的规定，目前全球各成员国对巴塞尔III的实施已全面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根据2012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交G20峰会针对28个经济体（包括巴塞尔委员会27个成员国和欧盟）的研究报告总结，在2012年5月底之前①。沙特阿拉伯、日本和印度对巴塞尔III的实施推动较快，已经先后公布了监管协议的最终实施方案，其中印度、日本将先后与2013年1月和2013年3月正式实施巴塞尔III。截至2012年5月末之前，加拿大、德国、中国、南非等18个国家都已正式公布了巴塞尔III的实施草案，而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等7个经济体尚未公布正式的实施草案。从整体上看，大部分成员国都处于征求草案意见阶段到制定最终实施方案的过程中，目前成员国内部还没有国家开始正式实施巴塞尔III。

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分，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的积极性更高，并与巴塞尔III内容及要求更为一致，改动也较小。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为滞后，同时对巴塞尔III的监管内容及要求改动较多。从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情况来看，印度、沙特阿拉伯的实施进度最快，最终的实施方案已经发布，距离正式实施也为期不远。而金砖四国中其他三个国家：中国、巴西、俄罗斯，目前中国和巴西已经正式公布了实施草案，而且中国也已于2012年6月公布了资本监管相关内容的最终实施方案；俄罗斯的实施草案也将于2012年下半年正式公布。但是相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巴塞尔III的实施过程中更为积极、迅速。在7个尚未正式公布实施草案的国家中，除美国、中国香港外，其他5个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然而中国、印度等金砖四国受到强力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日趋成熟等条件的驱动，实施巴塞尔III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是具有其内在原因的。从各国的经济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中具有显著的成本和技术优势，各项监管条款都具备明显的针对性。但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相对不成熟、经济环境波动较大等特点。笔者将从三个视角分别阐述巴塞尔III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和负面影响。

二、巴塞尔III的相关要求在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应性

巴塞尔协议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所提出的，虽然其在近期的实施中范围逐渐扩大，但是其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还是围绕着国际活跃银行展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巴塞尔II.5和巴塞尔III都是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展开的，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是欧美金融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的不足。因此，将巴塞尔III的监管标准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一种“西方生病，东方吃药”的做法，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过早加强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可能会阻碍经济金融的繁荣。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特别是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在危机中显现了较高的风险隐患。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市场实施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其实施过于严苛的监管可能反倒会阻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而不利于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其应有的润滑剂和资产定价等作用。即使是对于那些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已经成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衍生产品的监管也应该视其发展状况和程度而定，当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工具时，对其如何采取监管也需要不同视角的考量。

判断经济周期的前瞻性指标可能缺乏国际一致性。在巴塞尔III逆周期资本监管指标的选择中，目前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使用信贷/GDP这个指标对于当前的经济周期进行前瞻性的判断，然而该指标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较大，且在经济运行中常运用计划性等强制性手段进行信贷调控，因此简单运用信贷/GDP这一指标很难准确衡量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和波动条件下的信贷深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巴塞尔III逆周期相关要求时，可能更多选择违约概率等其他表征经济金融周期的指标以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1]。

流动性覆盖率（LCR，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不低于100%）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可用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不低于100%）是巴塞尔III新提出的两大流动性监管指标。针对危机前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缺失，这两大指标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约束。然而其中某些细节定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适合，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对LCR和NSFR相关监管体系的构建并不十分热衷。一方面，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失可能在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流动性无法满足监管要求。巴塞尔III中对优质流动性资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来说，政府债券是最好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但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债发行量较低，为满足新标准的要求，商业银行可能不得不大幅持有本身就较为稀缺的国债。而企业债券只有达到AA-的评级才能被称为优质流动性资产，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家的主权评级不高，具备AA-评级等级的企业债券也十分稀缺。这样，由于金融市场中的优质流动性资产的流通量非常稀少，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巴塞尔III中关于流动性监管指标的最低要求。为此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引入发达国家发行的政府债券，然而导致较为显著的汇率风险。最终使得流动性监管变得形式化和机械化，而并没有真正起到监管的目的。另一方面，巴塞尔III对金融资产流动性，特别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和稳定资金的划分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南非等国家，国有机构股票、大额资金等都被视为其稳定性最高且质量最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金融资产在巴塞尔III中却并不被视为优质、高稳定的流动性资产。同时为满足LCR和NSFR最低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不进行更多的短期小额贷款、放弃长期大额贷款，从而可能对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挑战，造成资金的结构性短缺。

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加剧了巴塞尔III实施的负面影响

巴塞尔III的实施虽然有利于防范类似金融危机的再爆发，但可能会对短期经济复苏造成冲击，还可能对相关金融业务发展形成压力。然而结合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经济金融特征来说，这些短期的、局部的负面效应可能被放大了，甚至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对于盈利来源和资本补充机制单一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来说，监管要求的提高可能倒逼银行选择简单粗放的规模扩张模式以达到合规要求，从而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大而不倒问题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在巴塞尔III中，较高的资本要求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在控制分母的同时大大提高盈利能力，然而分母的控制将导致无法更多涉足相对高风险的借贷业务，从而带来盈利水平的降低。由于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较为单一，特别是在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等尚未实现自由市场的经济体中，可能被倒逼走上一条盲目扩张，追求简单业务的规模已追求利润的发展道路。而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可能使得原本的规模就已较大的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银行借助自身强大的龙头地位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及市场份额，从而加深银行的大而不倒程度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加大监管当局对其进行监管的困难。

巴塞尔III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贸易融资的发展，这对更多依赖贸易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负面影响可能更为深远。贸易融资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信贷能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在巴塞尔III关于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指标的规定中，对于风险较低的贸易融资给予了较高的权重设定，从而可能会阻碍贸易融资的发展，特别是使得资产较小的客户受到较大的影响。在杠杆率计算的过程中，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大部分表外资产一并被赋以100%的转换系数，但是由于贸易金融具备风险低、期限短等特点，因此相对较高的转化系数明显限制了贸易金融业务的发展。虽然2011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调低了贸易融资等此类业务的风险权重，但整体来看，该业务所需资本仍然过高，其造成的贸易融资成本的提高及业务量的降低，不利于所在国的发展，尤其对于一些贸易金融发挥极为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

巴塞尔III的实施并未解除监管体系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过分依赖，而这对于自身评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及其金融机构来说较为不利。无论是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还是流动性监管指标的过程中，不同评级水平的资产在计算中都分配有不同的计算权重。因此，评级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资本和经营成本的高低。然而包括穆迪、标普等大型国际评级机构在内的评级体系都规定，任何机构的信用评级都不会高于其所属国家（或地区）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即使是对于风险水平相当的机构，高信用评级国家的机构往往比低信用评级国家的机构所获得的信用评级要高。因此，由于不少国际活跃银行注册国的评级往往为AAA和Aaa级，因此其子公司即使在面临相同的风险暴露情况下，也会由于其东道国信用评级较低，可能会要求比母国标准下更多的资本准备。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评级机构过分低估了其金融环境的稳定性，这种信用评级上的国别歧视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不得不采用高利差的形式以抵消评级较低带来的高成本。

监管的本土效应依然存在，东道国经济可能会受到母国或母行的影响。目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及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起到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此，这些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所在国在应对突发经济问题及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理应得到相应的知情权。然而受到本土效应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都没有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机构做出应当的信息披露。这时，由于这些子行在东道国金融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突如其来的金融政策或监管标准的滞后反应势必会导致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动荡。

四、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

巴塞尔III的实施都会给各国金融环境乃至经济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联系的不断加深，在发达国家实施巴塞尔III的过程中可能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带来的溢出效应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关注。

巴塞尔III中资本监管的实施为国际活跃银行带来了经营管理的难题，使其子公司无法为东道国继续提供有效的经济金融服务。不少国际活跃银行，如花旗、汇丰等，在某些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达到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一般来说，这些国际活跃银行子公司100%的股权可能都由其母公司所有，这将导致这些子公司无法轻易通过可转债等资本工具获得大额融资，从而造成这些子行经营成本的大幅提高，导致其不得不采用提高借贷门槛、降低存款利率等方式获取成本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子公司在与东道国银行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由于这些国际活跃银行的母公司在制定政策、发行资本工具等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考虑不同成员国在资本监管标准的不同，因此子公司在所在国发行金融产品、发放贷款及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东道国监管部门的逆向制约甚至喊停。从而导致这些子公司其无法为东道国继续提供金融服务，为其经济金融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杠杆率指标的监管压力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去杠杆化行为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巴塞尔III中杠杆率指标及其配套监管措施的推出使得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进程逐渐加速，这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自身流动性环境的恶化，其去杠杆化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也通过流动性的传染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大型银行业会受到杠杆率监管指标的影响，为了满足监管需求从而降低信贷供给，进一步加剧了衰退市场中的流动性紧缩。

五、政策建议

巴塞尔III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标志着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方向，也代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大方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监管合作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在实施国际统一标准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国金融体系的适应性，使得本国金融体系既能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竞争中的后发优势，又能保护本土经济金融秩序，使其处于萌芽状态的金融体系得以健康稳定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中不适应本土金融体系之处应加以识别，并充分运用监管当局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调整。其次，充分意识到国际监管标准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并结合本国经济金融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评估，尽可能地进行弱化和改善。最后，对于发达国家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做到早识别早防范，切断或控制风险的传染路径，保护本国金融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篇5：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马孆：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世界海洋发展趋势：错综复杂

地球表面近3/4是海洋，世界上4/5的国家是沿海国，2/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临近海洋的地区。当今世界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呈现出以下的主要趋势：

（一）激烈争夺海洋资源导致对海洋权益的强化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地球上的陆地总面积为1.4亿平方公里，海洋总面积为3.61亿平方公里，后者是前者的2.4倍。海水覆盖了70%以上的地球表面，形成了巨大的海上区域，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海洋联接着世界各国，包括内陆国家，因为海域——大洋、海、海湾、入海口、岛屿、海岸、沿海地带，以及其上的天空维系着90%以上的世界贸易，是联系各国的生命线。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使海洋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它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参与全球大市场，超过80%的世界贸易通过海上进行，并形成了全球性的海上连接。同时，海洋还向人类提供食物、矿产及其他资源，其蕴藏的资源比陆地丰富。其中海洋生物目前已知并被命名的就有大约23万种。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总可捕量约2亿—3亿吨，目前实际捕捞量不足1亿吨。世界海洋石油蕴藏量约1,100多亿吨，目前探明储量约200亿吨；海洋天然气储量约140万亿立方米，目前探明储量约80万亿立方米。海洋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供开发利用的总量约在1,500亿千瓦以上。[1]随着陆地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人口的增加，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海洋资源就成了各方竞相争夺的对象。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海洋的应用，人类开发海域和海洋资源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向海洋，寻求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源，因此各国当前都在寻找各种途径强化自身的海洋权益，许多国家还力图扩大自己所管辖的海域，并强调将与海洋有关的调查和科技力量、资源开发力量、保护环境的管理能力等都增加为海洋权益的构成要素，以求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这些内容特别是强化本国的海洋权益都已体现在多数国家制定的海洋战略和海洋法制之中。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条款内容的模糊性造成诸多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对海洋的利用和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标志着新的海洋法律制度和国际海洋新秩序的确立。特别是《公约》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有关大陆架界限和通过国际海峡及多岛海的国际法规则，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形成了有关科学研究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新原则。无论国家是否批准该公约，它的很多规定都已成为国际上的习惯法。总之，《公约》对世界产生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空间利用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影响，对各国的海洋实践也具有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由于《公约》中某些条款内容模糊，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1、国家间的海上矛盾加剧，特别是海域狭窄的闭海和半闭海地区，由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引起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被写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后，世界上将近1/3的海洋被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设立200海里经济区主要与石油和鱼类有关。它包括了世界4/5的渔场和几乎所有可开采的浅海石油。”[2]

2、关于海上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端剧增。

3、对海洋空间的占有和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

4、海洋权益纠纷和各种涉海案件频繁。

5、海上管辖范围的扩大，使沿海国的管辖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6、《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的归属欠缺明示，由军事海洋学调查、沉船打捞和高技术海洋学观测等活动印发的专属经济区管辖权问题已经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新焦点。[3]这些问题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引发了国家间的诸多矛盾。

（三）海上安全威胁催生海洋治理

以《公约》的生效为起点，一直以来对海洋及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及保护，已由依靠军事力量为主的武力控制和自由使用，转向综合管理海洋与合作解决海洋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之间对海域的管辖权及海洋资源的取得权的对立明显化，致使海洋安全保障环境很不安定。另一方面，无序开发及污染加快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加剧了气候变化问题。世界范围内若出现资源和能源不足问题时，国家之间针对海洋权益的争端和冲突有可能无法避免。因此在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发展等方面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往更为重要和紧迫。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结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争夺资源和战略通道而导致的冲突越来越转向海洋。许多安全关注，如海盗、石油溢出造成的污染、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非法捕鱼等，都属于海上安全。特别是全球化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大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能源靠海上运输通道实现，海上运输通道已成为很多国家的生命线，其安全越发重要，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充分的能力来独自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上述种种都在在说明了海洋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海洋治理（oceans governance）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它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和海上安全密不可分，除了传统安全外，更涉及非传统安全。

（四）美国将海洋作为战略调整的重点加剧世界海洋不平衡格局

美国认为海洋属于当代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二战中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其在二战结束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其时美国的水面主力舰是位居第二的英国和位居第三的苏联之和的两倍。“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的海军力量强于其他国家之和。从这方面讲，其地位堪与1914年的英国相媲美。”[4]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海洋进入美国独霸时期。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将保持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置于战略调整的重点，使世界海洋格局更不平衡。其实很久以来太平洋地区就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国务卿海约翰早在20世纪初就曾预言，“地中海是过去之洋，大西洋是现在之洋，太平洋是未来之洋。”[5]从那时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太平洋一直被美国看作是重要的机遇地区，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指出，“如果历史是指南的话，（美国）亚洲政策演变的特点更多地是连续而不是变化。”[6]另一方面，美国的亚太政策始终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将太平洋视为美国天然的势力范围，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声称太平洋是“我们的湖”。二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亚太拥有主导地位，概因其具有在太平洋的海上优势。美国并且认为这种优势现在比二战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潜在的军事行动在性质上基本都将是海上的，除了朝鲜半岛，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太可能卷入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另一方面，新的安全环境引起的主要地缘政治变化，已使亚洲的大国之争更多地聚焦于海上而不是陆地。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以来都支配着海洋。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牢牢掌握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这既是其海上交通和经济繁荣的前提，也是防止其他国家对其挑战的条件。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担心其迄今在海上无与伦比的支配地位会受到挑战。

二、对中国影响：挑战严峻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同海洋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的发展，有更多的经济增长将来自海洋，有更多的利益将来自海外，有更多的企业将向海外发展，有更多的安全诉求将与海洋有关。当今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因而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海洋权益受到侵犯

1974年，出席联合国海洋法大会的荷兰代表团在统计了146个参会国的海洋地理状况后，将其分为4类：地理有利国家34个，地理既有利又不利国家15个，地理不利国家68个，内陆国29个。中国在地理不利国家之列，人均海区面积只有美国的1/15，日本的1/10，韩国的1/5；人均占有近海渔业资源和大陆架沉积盆地面积，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30和1/42。[7]因此维护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根据《公约》的规定，中国属于半闭海沿海国，在行使和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应与邻国互相合作。与中国隔海相邻的国家有8个，并且均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由于海域狭窄，情况复杂，中国维护海洋权益有很大难度。按照《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也建立了领海、毗连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所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但其中有近一半的海域与海上邻国存在主张重叠和争议。[8]中国海洋资源（主要是油气和渔业资源）被掠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是受到直接威胁。

（二）海上争端复杂难解

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中国与邻国都存在海上争端，既有涉及岛屿主权的国家海洋主权问题，也有涉及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海域划界矛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另一方面，当今任何国家即使是弱小国家都不会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放弃要求。全球1/3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端，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同时，强国也不可能像二战前那样依靠武力强行夺回有争议的地方，单方面重新划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使用武力越来越不合时宜，更多的是诉诸外交和谈判、国际法等来解决问题。对中国来说，中国不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丧失权利。与此同时，面对诸多的海上争端，中国不能简单依靠武力解决，必须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这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三）海上通道安全脆弱

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80%，而对外贸易的90%以上通过海运实现，中国的贸易伙伴也绝大多数是濒海国家。海上通道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于原油的需求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翻了一番，2009年的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6%。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个数字预计将再翻一番，到2020年，中国每天将进口约730万桶原油。中国进口的原油绝大部分通过油轮经由西行航线运输。从地理上来看，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航道狭窄，容易被武装力量控制；东南亚的海盗、恐怖活动和小武器扩散也十分活跃。海盗和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轻易威胁航道上的船只，而且易于逃逸。这条航线集中了世界5大海盗多发带，一旦海盗或恐怖分子发动攻击，有可能造成整条航线受阻，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

（四）中美海上事务存在歧异

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相隔万里的中美两国在海上的联系越来越多，互动越来越频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海上摩擦和矛盾，主要是因为双方存在分歧和差异：第一是认知差异：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对海外利益的拓展，美国认为中国将是对其包括海上在内的霸权地位的主要及潜在的挑战者，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实力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中国认为美国抱持冷战思维，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试图控制中国周边海域，限制中国的海上利益。第二是国际法解读不同。《公约》代表了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但美国借口《公约》第十一部分不能满足其要求，至今拒绝签署，更谈不上实施。中国是《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其规定处理海上相关事宜。第三是实力失衡：美国海上实力超群，远洋海军在全球首屈一指。中国的军队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海军的装备和技术仍很薄弱。第四是目标相异：美国是要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全球海洋体系，中国提出构建“和谐海洋”[9]，以共同维护海洋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三、中国的应对：维护世界海洋的安宁与安全

面对当前世界海洋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必要也必须采取措施以应对。

（一）“和谐海洋”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除提出“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10]的理念外，还提出了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外交理念，彼此呼应又相互贯通。“和谐海洋”的提出，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要求，标志着中国对《公约》的新贡献和新成就。

“和谐海洋”要求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和谐的海洋秩序则是确保世界各国正当海洋权益的有效途径。海洋秩序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主要海上强国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现代海洋利益的争夺已从历史上通过海洋争夺陆地变为争夺海洋本身，各国海洋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海洋权益也更加重视，人类开始进入全面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海洋的新阶段。在确认各国对领海拥有绝对主权的同时，国际海洋法还就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做了区分和界定。随着海洋意识和海洋开发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秩序还会根据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出更完善、更合理的调整。[11]中国为此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在维护和拓展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合理地追求各自的国家海洋利益。

同时，“和谐海洋”的建设需要所有海洋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将难以实现。自2008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应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邀请派出舰队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就是维护“和谐海洋”秩序的有力证明。而“和谐海洋”的实现，还要求国际社会切实履行并不断完善《公约》和其他相关的海洋制度。

（二）“合作共赢”是中国海洋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海洋资源的丰富性和广袤性，以及海上通道的重要性等，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合理正确地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及其资源，为全人类造福。海洋作为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舞台之一。因此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海洋事业的同时，还应强调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致力于与海洋沿岸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后者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中国为此应积极参加海洋治理，参与各种海洋管理的合作机制。除了追求本国的海洋利益，还应兼顾对包括海洋资源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其他更广泛的人类共同利益。在海上安全方面，中国应倡导将“新安全观”作为指导海洋安全合作的理念，强调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海上安全。同时中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海上安全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制定或完善有关海上安全的具体规则和操作程序。加强与海上通道所经海域国家的战略合作，努力促成海洋国家就保护海上通道达成总体框架。

（三）谈判解决海上争端是中国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一贯主张以公认的国际准则、国际法，包括《公约》确定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各项海上争端，制止对中国岛礁和海疆的侵占与蚕食，本着尊重历史的务实态度，公平合理地划定海洋管辖权界限。同时中国还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和海域划界问题，按照公平原则划定与海岸相向相邻国家的海域界限，反对使用武力或采取激化事态的行动。中国和越南于2000年12月签订的《北部湾划界协定》，就是中国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海上边界协议，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充分表明中国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和平解决海上争端。

（四）加强中美海上合作是维护世界海洋秩序的一个可行路径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海洋的发展，因此尽管两国存在海上分歧和差异，仍应加强海上合作。

首先，中美海上利益和关切的交集决定了双方可以在海上开展合作：

第一，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及自由通航。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经贸总量的增加，以及对海外能源和资源需求的扩大，中国日益需要安全通畅的海上通道。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同样也需要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确保航行自由、保护海上通道特别是能源供应线的安全，符合中美双方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第二，维护贸易自由。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贸易自由是共同的期望与诉求。尤其亚太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地，通过海上密切保持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第三，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包括武器扩散、海盗、走私等在内的海上犯罪等。

其次，海洋是双方合作的平台及发挥和体现中美两个大国作用的舞台：

第一，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资源独自确保整个海域的安全，中美合作不仅可以实现双赢，还能使世界其他国家也受益。合作的范围包括海上联合搜救、海上维和行动等，共同打击来自海上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二，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美就海上安全问题协商和协调，共同应对和处理有关海洋的事务。第三，设立中美海上安全论坛，以二轨方式就海上安全展开讨论，以求达到共识。第四，中美在地区和全球共同倡议海洋治理，将海洋问题列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议事日程，如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

总之，加强中美海上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世界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五）当务之急是制定中国的海洋战略

海洋战略是当今世界直接或间接依赖海洋的每个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之一。环顾全球，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海洋战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完全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海洋战略，以便统筹规划，把自己从海洋大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中国的海洋战略服从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以“和谐海洋”为理论指导，全面、均衡并符合中国国情，在内容上应包括海权、海洋权益、海洋合作和海洋治理等方面，以促进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

早在100多年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12]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说明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代中国这艘大船正扬帆出海，乘风破浪，驶向海洋强国的既定目标。

[1] 孙志辉：《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促进海洋事业全面发展》，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1—2页。

[2] Scramble for the Sea.The Economist, March 3, 1976.[3] 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4]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5] Quoted from Ali Wardhana, “The Pacific Rim Challenge”, in Hadi Soesastro(ed.), Indonesian perspectives on APEC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p.175.[6] Stanley O.Roth, “U.S.Policy toward Asia: Where We’ve Been, Where We need to Go”,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Washington, DC, 11 January 2001.http://www.state.gov/www/policy_remarks/2001/010111_roth_uspolicy.html

[7] 引自徐质斌：《海洋国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8] 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第221页。

[9] 2009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青岛会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巴西等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说，这次多国海军活动以“和谐海洋”为主题。推动建设和谐海洋，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见《胡锦涛会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的29国海军代表团团长》，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24日。

[10]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为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的题为《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此后又在同年9月15日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构想；在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的讲话，提出了共建“和谐地区”的理念。

[11] 宋德星、程芬：《世界领导者和海洋秩序——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第104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页。

篇6：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黄舒敏07091017

自从我们接触了《思想政治》这门课程后，我们就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方面，纵观中国农耕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我们总结出一些它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回首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我们更是意外地发现了两者的交汇点，但这也完全合乎于情理之中。两者相辅相成，彼此共存着。

一个具备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自然经济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可谓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中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可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其中经历了周期性战乱与稳定运动，王朝的兴与衰，国家的和与裂，然而，面对着这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国的农耕经济依然向前发展，而且有着愈挫愈勇的势头。从远古时代出现共同耕耘，夏、商、周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观念，殷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耕作制，而到唐代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一直以来，顺势而为。

然而，正因为农耕自然经济持续性的这一显著特点，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务实性。

中国农耕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模式存在着，人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地辛勤地生活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也使他们对自己固有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情感，情非得已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文化也渐渐形成了，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现象出现。血缘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这也使所形成的文化得以世世代代地保存下来。就如，中国自古以来都以孝为先，到现在为止，这一文化仍然存在。在家里普遍都是以男性作为家庭的支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即使现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但到了关键的时刻，一般都是男性做决定的。在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下，中国文化也随之延续下来。

而另一方面，农耕自然经济的持续性，也造就了中国文化具有务实性的特点。

在农耕自然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人们可谓是洒尽了汗水。一面面对着恶劣多变的气候，受尽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一面对战乱胆颤惊心，另一方面还要和“猛于虎”的苛征暴敛，这不得不让中华民族培养了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忍辱负重和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无不体现民族自强、务实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文学创作也油然而生了。

让我们再回顾农耕自然经济的发展史，不难总结出其构成的结构方式是多元化的。“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给我们再现了那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向我们展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劳作模式；后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商品交换现象也出现了；之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制度也确立了„„如此多元化的成分结构，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须具备包容性和多样性。因为有了交易，有了商品交换，就有了交集的机会。在这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必定会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这就要求各自领域必须要学会相互包容，借着经济的这一架车，沿途多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等。

中国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并一直对中国文化的特征也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