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演变

关键词： 土地 城市

城市演变（精选十篇）

城市演变 篇1

近年来,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 城市土地市场蓬勃发展, 城市土地价值得以彰显。与此同时, 土地市场区域分化严重, 一线与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地王”频出, 三四线城市市场“去库存”压力大。土地市场的持续分化, 要求政府因地制宜完善地价管理机制。

从强化地价管理角度出发, 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城市地价变化情况, 分析城市地价的时空演变规律, 是客观、科学地评估、预测地价的基础, 也是政府调控土地市场, 判断市场地价水平变动合理性的重要参考依据, 有利于政府科学制定地价管理政策和土地出让计划, 防止土地投机, 引导市场趋于规范, 促进城市土地资源更有效配置。

1 地价空间变化研究方法

GIS技术结合地统计学知识是研究城市地价空间分布的主流方法。楼立明以余姚市中心城区1999年~2003年地价样点为研究对象, 运用GIS和地统计学方法, 对余姚市中心城区不同类型地价分布空间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从空间分布角度分析了余姚市中心城区不同类型地价的空间特征和相关性规律[1]。陈浮等利用地统计学分析城市地价的空间分布图式, 论述了城市地价空间分布图式的特征, 指出城市地价空间分布的时序变化、各向异性及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图式关系[2]。汪应宏等根据蚌埠市2003年的460个出让地价样点和1562个房屋租金样点数据, 以GIS为工具, 运用数理统计和地质统计学知识及线性回归和网格化方法, 建立不同用途、不同级别、不同方向的城市土地价格和房屋租金的变异函数, 分析了不同用途、不同级别、不同方向的土地价格和房屋租金的变化特征[3]。陈思源等以江苏省镇江市为研究区在Arc/Info8.1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 采用Ordinary Kriging插值, 提取地价分布信息, 得出镇江市商业地价空间分布特征[4]。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1) 地价空间变异度量。

半方差函数是地统计学中分析空间结构的常用工具。运用半方差函数分析地价空间变异特征和程度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5]。利用半方差函数不能得出一个具体的指标值衡量地价的空间变异程度, 鉴于此, 陈浮等引入地价扩散指数衡量地价在不同方向上的扩散情况, 扩散指数计算公式为[2]:

式中:V为相距为d的所有样本地价值的方差和, L为样本区域半径, a为扩散距离, m为样点地价平均值。Iz∈ (0, 1) , 当Iz从0→1变化时, 地价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均匀分布→随机分布→聚集分布。运用地价扩散指数分析得出的一般结论为:地价聚集程度 (IZ) 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 商业地价的聚集程度一般高于工业地价的聚集程度。

(2) 地价空间插值。

城市地价空间演变分析在地价样点调查的基础上进行, 研究整个区域内地价分布仅依靠地价样点的数据是不够的, 需要对未知地块地价进行空间插值估算。地价空间插值的方法有多种, 各方法之间的比较研究成果也不少。郑新奇等认为在相同或相近区段, 地价水平相同或相近, 选择加权平均内插 (即反距离) 数学模型建立地价表面比较合理, 并与Voronoi图内插建立的地价表面进行比较, 发现Voronoi图法内插结果精度相对较低, 主要因为在Voronoi图中的一个区域中包括了若干个格网单元, 导致内插结果精度降低[6]。陈思源等采用Ordinary Kriging方法对镇江市地价进行插值, 提取地价分布信息, 误差分析表明样点地价的对数概率分布接近直线, 且均方根标准误差接近于1, 插值分析结果可信[4]。楼立明分别用趋势面分析法、泰森多边形方法、距离倒数插值法、样条函数插值方法、普通克里格插值法对余姚市地价进行空间插值, 并采用交叉验证法 (Cross-Validation) 验证不同空间插值方法的估计值效果, 证实Kriging方法要明显优于其他插值方法[1]。

(3) 地价数字模型。

数字地价模型 (Digital Land Price Model, DLPM) 是用一组有序数值阵列形式表示地价高低的一种表面模型, 是数字地形模型的一个分支, 是数字高程模型的派生。DLPM有3种主要表示模型:规则格网模型、等值线模型和不规则三角网 (TIN) 模型。郑新奇等给定地价表面、地价剖面、地价阶地、地价坡度、坡向、地价密度、地价增值系数、相对地价差、绝对地价差、地价凹陷等概念来对数字地价模型的应用进行描述, 并以此分析济南市1998年和2001年的数字地价模型, 得出地价从中心基点向城市边缘呈降低趋势、贯穿市区的地价剖面表现出从一个边缘到另一个边缘的地价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规律等结论[7]。陈思源等运用地价等值线分析镇江市地价分布特征, 得出镇江市商业地价中心分为两级、商业地价空间分布形态呈辐聚状、地价等值线围绕中心有规则地扩展成同心圆结构、商业中心与地价中心的分布有较强的一致性[4]。

2 地价时序变化研究方法

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城市地价变化发展的过程记录下来就构成了一个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对城市地价时间序列进行观察、研究, 找寻它变化发展的规律, 预测它将来的走势就是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分析[8]。目前对城市地价的时序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地价指数的编制上。地价指数是反应特定区域范围一定时期内地价变动幅度与趋势的相对指数, 其测算方法主要有特征价格法 (Hedonic-Regression) 、加权平均法。特征价格法是以特征价格理论为基础, 通过大量土地价格及与土地价格相关的土地特征的数据, 建立合适的回归模型测算地价指数;加权平均法是在统一地价内涵的基础上, 以基期 (拉氏公式) 或报告期 (帕氏公式) 土地交易量为权数, 测算报告期样点平均地价加权和与基期样点平均地价加权和的比值。

时间序列分析软件有助于地价值的单一时序分析与预测。常用时间序列分析软件有S-plus, Matlab, Gauss, TSP, E-views和SAS, 其中以SAS较为强大。在SAS系统中有一个专门进行计量经济与时间序列分析的模块:SAS/ETS。SAS/ETS编程语言简洁, 输出功能强大, 分析结果精确, 能为研究城市地价时序变化提供理想的分析与预测平台。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1) 地价指数编制。

依据土地的用途, 编制不同地类的地价指数以及综合地价指数, 可以从量上反应城市各用途土地平均价格、城市综合地价的变化趋势和程度[9]。基于传统地价指数编制方法的实践, 提出改良的编制方案, 并将新方法或技术运用到地价指数的编制与发布, 是当前地价指数编制研究所处的阶段。

唐焱等阐述了南京城市地价指数体系的建立及地价指数的编制方法, 在此基础上, 编制出1997年-2000年南京市分用途地价指数和城市综合地价指数[10]。王克强等人提出建立动态地价指数的设想和方法, 从动态地价指数的概念界定、直接计算方法的理论依据和模型着手, 研究动态地价指数的直接计算方法[11]。David Dale-Johnson等在阐述地价评估函数拟合性随时间的推移精度越低的基础上, 以波兰南部克拉科市为例, 运用限制性特征价格指数模型 (constrained hedonic price index model) 测算其各地类价格的变化程度与趋势[12]。葛昂扬认为基准地价难以反映土地最佳利用条件下的价格水平, 也不能完全反映市场实际地价水平, 其内涵及评估方法体系亦不统一, 以基准地价—————标定地价来编制地价指数存在着诸多缺陷, 应采用城市标准宗地地价编制地价指数[13]。涂迎九将南昌市地价指数分为四类两种, 四类指商业地价指数、居住地价指数、工业地价指数和综合地价指数, 两种指级别地价指数和城市地价指数, 并运用拉氏指数公式计算各类地价指数的定基和环比指数[14]。詹海斌以泰州市主城区为例, 利用城市地价监测点地价资料编制城市地价指数, 并通过Web GIS技术实现城市地价指数的发布[15]。

(2) 图式对比。

图式对比实质是将特定区域不同时期的地价在图上对比表示出来, 以反应地价变化的程度、趋势或空间分布。地价图表对比, 即将不同时期的地价水平按区域、用途等在图表上表示。

地价剖面图对比, 即在假设城市地价空间分布呈现连续性的前提下, 运用类似于以地表高程绘制地形图的方法, 以地价构造城市地价曲面, 然后沿特征方向作垂直于水平面的剖面图, 将特征方向不同时期的地价剖面图进行对比, 反映此方向地段的地价变化趋势[5]。

3 研究展望

实验二城市景观结构演变及功能分析 篇2

一、实验地点

合肥环城公园。

二、实验目的复习巩固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结合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知识，从景观规划设计的角度对所考察的景观进行分析评议，开阔专业视野，激发学习兴趣。

三、实验内容

（1）合肥环城公园作为合肥现代园林植物配置的经典案例，应在实验前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总结合肥环城公园植物配置特色，植物材料的精彩使用；实验过程中结合此前的文献归纳，用心观察体会实景植物配置特点。

（2）在合肥环城公园内任选一处植物景点重点测绘分析，主要分析其植物配置特色，包括植物种类、水平结构、垂直结构、优势树种与地被层植物组成、与园林建筑小品、园路的协调性以及综合的生态（科学）效应和视觉（美学）效应等。

（3）实验报告中本实验内容至少包括两部分，即合肥环城公园植物配置总体特色（简要归纳几点，可以配有实景照片说明）、具体某一个景点的植物配置测绘（要求有平面图、立面图及文字分析）。

四、实习器材

照相机、速记工具、测量用皮尺或钢卷尺

五、实习要求

1.实验前，请认真学习《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实验守则》。实验期间务必严格按照此守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城市演变 篇3

在自然生物界复杂多变的共生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寄生现象。绝大多数生物不仅存在其特定适应的生存环境中，同时也作为某些较小生物的生存环境。生物本身就是另一种生物的特殊生存环境，而另一种生物生存在这种环境中，从中获取营养和得以生存繁殖，并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适应，形成寄生虫，血吸虫就是其中之一。

寄生在人体的血吸虫主要有３种：日本血吸虫、曼氏血吸虫、埃及血吸虫。全世界有５０多个国家有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它是３种血吸虫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１９９３年７月，我国科学研究人员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古墓的女尸进行了解剖学、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该女尸的直肠及肝组织中有血吸虫卵。由此可以推测，在２１００多年前，长沙地区已有血吸虫病流行。

血吸虫成虫寄生在人、畜及野生哺乳类动物的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中。成虫在宿主内一般生存的时间为２?觸５年，也有生存２０年以上才死亡的。每只雌虫平均每天排卵３５００只，由于卵内毛蚴分泌溶解蛋白质的毒素，使虫卵通过人体溃烂的组织进入肠腔，随粪便排出体外，当人、畜接触被虫卵污染的水或其他物品后，就有可能使虫卵进入人、畜体内，本病的传播由此而生。

一般说来，春夏秋季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较多，冬季较少。急性感染常发生在春夏之交和炎热的夏季。各年龄都可感染血吸虫病。５岁以下幼儿与自然界疫水的接触较少，感染率较少。当５岁以上儿童在河边戏水、游泳，或成年人在水中作业的时候，如果河水或江水已被血吸虫污染，就有可能患上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的传播有其特殊的疫区特怔。在我国的南方，由于水多，钉螺多，传染上血吸虫病的可能性加大。当人患了血吸虫病后，可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经久不愈的可出现“大肚子”，这是因为血吸虫病导致病人肝硬化、腹水所致。血吸虫病还可以影响人的生长发育，使人丧失劳动和生活能力，严重的危及生命。

对于血吸虫病的防治，首先要建立健全血吸虫病的防治机构，加大经费的投入。生活在疫区的群众，要积极配合当地血吸虫防治机构的查螺、灭螺、查病和治病工作，以及对家畜的查病和治疗工作。要告诉人们不在有钉螺的湖水、河塘、水渠里进行游泳、戏水、打草、捕鱼、洗衣、洗菜等接触疫水的活动。因生产、生活或防汛需要接触疫水时，要采取涂抹防护油膏、穿戴防护服等措施。也可口服杀虫药甲醚或蒿虎脂，以预防感染血吸虫病。接触疫水后，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早期治疗。另外，还要加强改水、改厕的工作，保证生活用水的安全，并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习惯。

明清河南城市平面形态及其演变研究 篇4

中国古代城市规模一般以城市城墙的周长来表示, 而不用城市的占地面积。对明清河南城市规模的分析主要依据方志中各城周长数的记载。当里数不为整数的时候, 用步作为二级单位 (见图1) 。

明清河南城市规模按府州县来看, 有着比较显著的等级关系, 但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 如府城的规模并不相同, 不少县城的规模比府城要大得多, 如汝宁府仅5里30步, 而郏县却达13里, 等等。

明清河南地区府城与州城的规模差异不大, 除开封府为20里之城外, 其余府城和州城规模多为6~9里, 而县级城市则多为3~5里 (见图2) 。因此将乾隆《河南通志》中记载的河南城市规模按四舍五入, 分为三类, 其中10里及以上的为大型城市, 6~9里为中型偶的城市, 5里及5里以下的为小型城市。其中各府城有附郭, “邑各有城, 倚郡郭者无城。非无城也, 郡城即邑城也。”

2 明清河南城市的平面形态

明清城市中, 方形的城市占绝大多数。方形城市源于里坊制。中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居住区就已采取封闭式的里的形式, 而“里”源于早期的居民组织形式。“里”外有墙, 墙开四门, “里”内有十字街道。里的大小基本相等, 成为居住的基本单位, “里”在唐代称为坊。在明清的方形城市中, 上蔡、叶县、鹿邑和邓州的平面都接近里坊的模式。上蔡县于明正统间重建, 叶县于北齐始建, 天顺五年增筑, 两座城市平面的四坊中都可以看出十字形的痕迹 (见图3) 。

正方形平面的城市, 府州县城都有, 县城占了大多数。这种方形的城市可以分为3类。 (1) 明代因河患新建的城市。如胙城旧圯于河, 明洪武十一年修筑;考城为正统迁城新筑;虞城为嘉靖九年迁城所筑。 (2) 明代置县新建的城市。伊阳为成化十一年置县始筑, 淅川为成化八年置县始筑。 (3) 建置历史较长, 而在明代重修或重建的城市。汝州为洪武初重建, 鹿邑为洪武2年重修, 长葛为正统13年重修, 息县为洪武6年重建, 辉县为景泰2年重筑, 叶县为天顺5年增筑, 武安为洪武17年重筑。

部分方形的城市为长方形城市改建而来。民国19年《长葛县志》:“ (东魏) 清河王 (高) 岳率众围西魏将王思政于颍川, 筑此。初以车箱为楼, 因名长箱城。彼时止取长形, 与今之方形迥不相同。盖由明末毁于寇, 然后改造方形耳……顺治三年, 知县高凤翔改筑方城。” (见图4)

方形城市中的街巷布局代表了城市中街道系统的基本格局, 其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 (1) 十字对称大街为上蔡、叶县、鹿邑和邓州四例 (见图5) 。 (2) 丁字大街, 如胙城和辉县。这种模式往往不置北大街, 因正北向为“坎”位, 卦辞曰:坎入于陷则凶, 潜藏不露则吉。在南大街的端头处安置衙署或钟鼓楼, 形成城市中心以控制全城, 如辉县。胙城县是由于黄河河患带来的沙患出于御沙目的而封住城北门的。丁字形大街在县级城市中较多见, 在非方形城市中, 这种平面见于泌阳和永宁。 (3) 十字形大街的变异, 有将十字形本身进行转折的, 如鄢陵、伊阳;有将十字形的中心与方形的中心错开的, 如息县、武安、西华、真阳、新蔡;有将南北大街错开的, 如汝州、淅川;有将东西大街错开的, 如彰德府、考城、林县;也有在狮子大街的基础上添加第二道贯穿的大街的, 如兰阳。 (4) 丁字形大街的变异, 如温县。

明代部分城市的形状不规则, 主要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1) 临山处的城墙形状不规则, 这种情况多位于城北, 如郏县。河南西部多山, 其山脉一直延伸到河南中部的平原地带, 河南府和南阳府所辖的不少城市都受其影响。 (2) 临水处的城墙形状不规则。这种情况多位于城南, 如绳池, 部分位于城北, 如汝宁府、光州, 也有位于城东的, 如裕州, 位于城西的如浚县, 襄城则因汝河影响而使城市西南部形状不规则。荥阳受其外围索睡的影响而使城市整体形态都不规则。杞县的城墙则经历了被水冲决、徒建、水后重加使用并扩大规制的过程。 (3) 部分城市形状不规则是为了防沙, 如延津北部等。 (4) 部分城市形状存在凹角和凸角, 前面对方形城市的论述已有涉及, 除了方形城市外凹角的如项城和扶沟, 凸角的如尉氏和许州。凹角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的水患。如长葛原为方形城, 而在清代被冲缺 (见图6) 。

3 明清河南城市平面形态的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形态的象征意义, 主要是指其城市形状和街道布局模拟某种被神化的圣物, 以使城市也被这种神性所庇佑。象征性源于先民的崇拜, 是跟城市的起源密切相关的, 因此城市在营建中, 不仅仅有象天法地的宏观意象, 也有具体而微, 拟事拟物的象征意义。

以浚县为例, 观浚县城平面, 城市西南部浮邱山一带城墙凸出, 可以作为舟首的意象。舟形城市另见信阳州:“城形如船。”宜阳:“东西较长, 南北颇削, 其行似船, 故名船城。”明代河南城市多被水灾, 水逼城下, 城外多为汪洋。于是城市衍生出了船的意象, 有着济世之舟的象征意义, 而这种意象多为后人所附加, 并非建置之初的营建理念。

4 明清河南城市的平面演变

隋唐至宋元时期, 河南地区也新建了很多城市, 明清河南城市的平面就是在这些老城的基础上发展的, 明清河南城市有的与旧城位置重叠, 有的则发生了位置迁移, 新的城市与老城市的相互关系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1) 明清河南城市与明清之前的城市遗址共存。旧城部分存在于城市内部, 作为新城的子城, 或以不完整的遗址存在, 如汝州和温县。 (2) 新城沿用了老城的体制。物质的城垣是一种比人为的建置变革更加稳定的因素, 即使城市的区划发生了变动, 城市的轮廓依然存在, 承载着历史的变迁和人文的兴衰。沿用旧城体制的典型为开封府。明初开封外城墙已倒塌, 只剩下墙基, 因范围太大, 集中力量加固了内城。明代以前的城墙, 除皇城为砖筑外, 其他城墙全为土筑, 只有城墙和城门用砖砌。明代在金代城墙的基础上, 全部城墙都用了砖包砌, 修成后, 城墙全长10km又316m, 高11.66m, 宽7m, 城外有宽16.66m, 深3.33m的护城河围绕, 在城门口的护城河上修有吊桥, 开辟五个城门, 南为南熏门, 北为安远门, 西为大梁门, 东北为仁和门, 又称曹门, 东南为丽景门, 又称宋门, 城门上建有城楼, 四个城角各建一座角楼。 (3) 新城位于老城当中的。如洛阳, 位于隋唐故城之中宋仁宗景祐元年改筑洛阳城, 在隋唐洛阳城的东城旧基上筑新城, 其城址规模很小, 仅为隋唐故城洛北瀍西一小部分。明代洪武六年, 在金元城基础上筑砖城, 并挖了城壕, 周围4km345步, 城高13m, 壕深17m, 阔10m, 有4座城门。 (4) 新城市老城迁建而成的。典型的如商丘。现在的商丘古城始建于明代正德六年, 整座古城由砖城、护城河、屠城堤三部分组成。面积约1.1km2。虽在秦汉以前就有商丘之名, 但直到明嘉靖二十四年睢阳城始更名为商丘。明弘治十五年, 旧城毁于水。正德六年, 知州杨泰在城北筑城, 今南门即旧城北门故址。 (5) 清代的城寨建设。清朝后期, 由于内外矛盾深化, 战乱不断, 各城市以外的集镇也多筑墙以自卫。这说明了城市作为官方的防御机构已不再具有权威性和制度性, 民间亦可以自发建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城墙作为一种防御性建筑, 它的功能性仍然被重视。县级城市以下的城镇筑城池的现象明代即有, 武陡的宁郭镇的建置始于明代, 其原本为驿所, 由于所处的位置重要, 而增设城墙 (见图7) 。

明清河南城市轮廓的变迁可以概括为扩城、裁城、迁城和分城四种。 (1) 扩城:城墙的扩展又可以分为大规模的扩展和小规模的扩展两种。明初恢复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部分城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大。到明清和清朝中期, 政治经济形势稳定, 人口增加, 城市繁荣, 城市不能满足功能需要的时候, 在城墙因各种原因破坏之后的重修工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要扩大旧城。 (2) 裁城:裁城最典型的城市是浚县, 浚县的裁城多是围绕着西南隅的浮丘山展开, 山的存在有利有弊, 当把山作为城防的一部分的时候, 则有利, 否则因山瞰城, 反而不利于城防。 (3) 迁城:孟津县在嘉靖十七年迁至今城, 明兵部尚书王瑞《孟津县迁城碑记》首先记载了迁城过程的波折及民心的向背, 然后介绍了迁建新城过程中的步骤。拓城和雎州也是因河患而南迁于南关的城市 (见图8) 。 (4) 分城:渑池:“崇祯十年流寇二陷渑池, 焚毁杀掠, 惨不可言, 署县事灵宝训导袁登甲据儒学生员李成龙等呈, 以渑城南濒涧河, 一遇泛涨, 即为冲损, 久完无堵, 兼之城阔人寡, 并守维艰, 申文截去西城一半, 仅存三分之一, 崇祯十二年, 知县牛藩完成浚濠, 砖包北面, 辟东西二门, 各有楼。”乾隆《渑池县志》在分城之后, 旧城渐渐荒废, 而新城中重新设置了文庙等建筑, 恢复了城市功能 (见图9) 。

5 小结

明清时期, 中国城市发展日趋成熟, 这段时期河南地区城市格局至今仍然部分保留在城市中, 给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明清河南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源自里坊制对其影响, 另一方面则随着新的功能需求和营建理念而演变。这种演变的过程结合了自然环境和人工经营, 因完备的礼制系统的存在而凝聚在一起。

参考文献

[1]王贵祥.明代城市与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2]贺业炬.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3]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建设[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城市演变 篇5

（一）、单位制：走入历史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的产物，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单位制的形成具有历史背景，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但也带来了制度性的后果，造就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流动也迅速加剧，导致单位制渐渐走上崩溃的边缘，失去历史的舞台。

（二）、街居制：身陷困境

前文已提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对社会的管理以单位制管理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为辅。地区管理主要是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行政建制的组织来开展工作，通称为街居制。街居体系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变化，但一直扮演着政府的“脚”的角色，简单地被动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街居制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越来越不符合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社区制：浮出水面

在社会学史上，“社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在滕尼斯那里，“社区”这个概念表示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在此之后，“社区”这一概念被各国学者加以引申和扩展，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范畴。在中国大陆，“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进，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始于1986年。当时，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社区建设的本身包含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本文关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而言，从原来的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过渡，首先要在指导思想和理念上对“社区制”的本义有个清楚的认识。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迁。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建设观念上不明确。

当前，城市政府在社区管理观念上，依然停留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包打天下的层面上，不敢、不愿、不能将社会性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下放或转移给其他社会组织，也没有鼓励、扶植、发展群众自我管理和服务组织的意识和观念。因而政府对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上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事，并没有完全分清楚，以致容易用行政的办法办的事，政府就抓在手上；社区内不好办的事，有些本应由政府办的，政府反而不去办，推向社区自治组织。由于政府机构不了解民情，有时又求政绩，因而即使政府为社区居民办了事，也未必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二）、政府对社区的宏观管理不到位。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区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名义上民政部门承担着宏观管理的职责，但由于民政的工作地位决定了它在此项工作中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这绝不是因为民政不努力，而是因为民政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设几乎处于一种无序纷乱的状态。而各管理部门都过分强调自身的管理权威和利益，造成社区整体上管理无序，没有统一的管理目标，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任务作明确的界定，没有谁对社区的管理负全责，没有谁对社区管理该负的责任做出裁决和进行监督。往往出现有利的事情大家干，无利可图的则无人问津，有权的不干，无权的不能干或想干却干不了，责、权、利严重脱节，常常造成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职责不清引起的社区管理职能得不到落实。就宜昌市、区两级政府来讲，虽然成立了社区建设领导小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市、区政府领导兼任，并没有在政府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和处理各职能部门在社区的具体矛盾，从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对社区管理的作用不是形成合力，而是相互摩擦、相互制约甚至对立，不利于社区的管理、建设和发展。

（三）、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形成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宜昌市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从字面上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提法只承认市、区“两级政府”，把“街道办”视为一级“管理”机构，而非一级“政府”，但作为“第三级管理”的“街道办”在现实中却行使了大量的政府职能，成为事实上的一级政府。在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街道办由“虚政府”变成“实政府”，成了社区管理事实上的唯一主体，而处于街道办行政领导之下的社区居委会就成了街道办的“跑腿儿”。街道办对各行政职能部门分派的各种工作任务，均下派到社区居委会去落实，社区居委会成为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再加上街道办的财政拨款是社区服务的主要资源，有些居委会中的大部分干部是由街道招聘的等因素，使居委会的人事和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街道办，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自主性、独立性大打折扣。

（四）、社区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行政部门职能，社区自身职责不明确。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重心下移，许多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都把社区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看待，一些职能部门借动员社区资源为名，将自身业务尽其所能地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承担。据部分社区居委会的统计，社区承担的职能有１１７项之多，绝大部分来自上级部门，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很多部门还硬性规定了明确的考核指标，使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目标责任制。还有些政府部门把不想管、不好管的事推给居委会，而把资金、设施等留在自己手中，出现问题时，他们却充当监督和检查居委会的角色。有的街办甚至向居委会下达了大量的招商引资任务。社区居委会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工作任务及考核，对于社区自

治、社区内事务却思考甚少，造成社区自身管理职责不清，定位不明。如许多社区居委会对许多新建住宅小区的社区建设缺少知情权，对小区物业管理部门联系不够，对一些辖区单位尤其是自我封闭的条条管理的单位了解甚少，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这些小区管理缺乏必要的手段，有的便放弃了对小区事务的管理，使小区内普遍形成了社会管理方面的“真空”，社区居委会应该到位的管理却没有到位。

三、理顺关系，构建城市社区管理新体制

（一）、加强社区规范化立法

就目前来看，国家应根据新的形势加强立法工作，逐步制定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专门法律和相关法律，并增强其可操作性，使社区建设有法可依。一是确定社区组织的法律定位和职能定位。二是以法律或规章等形式，明确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三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制定《社区自治法》，以及与社区自治的其它相关法律，如《社区服务法》、《社会保障法》等。四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社区自治的法律地位、自治章程或规定的效力、产生程序，以及自治组织的权限、工作程序等。

（二）、建立协调统一的宏观管理组织

当前社区管理中的宏观管理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覆盖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层级出现虚位。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建立起填补这一虚位的管理层级，使其有效发挥对各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和统一作用。这一管理层级的基本模型结构应具备以下特征：１、机构的阶位应当高于所有被协调的层级；２、机构可以是协调性的非常设机构，但是其日常办公部门应当固定，并设在党委或政府机关内；３、机构的职能主要为组织、协调、规划、制定政策和监督。就宜昌市实际来说，应在市、区两级建立社区建设指导协调委员会，由同级政府牵头抓总，各类涉及社区建设的条条部门和上级驻城区大单位负责人参加。其主要职责是规划社区建设目标，确定社区建设重大事项，协调社区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克服条块分离的弊端，形成社区建设的合力。

（三）、科学界定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责

就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但同时其能力作用也是有限的。政府作为社区建设的推动主体，应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发挥好启动、组织协调和宏观指导三个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做到“让位、归位、到位”。让位：做到简政放权，从大量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将一些服务职能交给或归还给社会、社区去做。政府仅仅需要承担社区建设启动者这一重任，积极做好社区建设的规划，制定必要的扶持鼓励政策以及发动宣传工作。归位：做到把政府部门的精力用在研究社区建设发展的方针政策上来，采取有效措施，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开展工作，培植社区的造血功能，加强对社区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发动引导广大居民和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到位：要做到认真履行宏观管理职能，尽职尽责地保证管理到位，指导、协调到位，财力支撑到位。主要是制定、完善有利于社区建设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引导社区中介组织的有序、健康运作，公正、合法地保障社区成员的公共权益等等。而政府一般不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活动。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建设实施的主体，它的职能是代表当地居民利益，在辖区内依法行使综合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力，其基本职责应包括以下四项：

一、是社区自治职责。社区有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自主决定社区内部各项事务的职责，主要包括：民主选举、社区决策、日常管理、财务自主、内部监督等。

二、是社区协管职责。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和“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将那些政府管不过来、需要社区协助管理的行政事务转移给社区，由社区协助政府进行管理。同时应根据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对一些协管工作应实行“费随事转”。

三、是社区服务职责。组织开展面向社区居民的各种社区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完善对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体的服务网络，发展志愿者队伍，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搞好社区环境的净化、优化、美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教育居民增强社区意识、参与意识，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四、是社区监督职责。社区代表居民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监督评议，对物业公司的管理和服务进行监督，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建议。

（四）、加强街道办对社区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在街道办对社区管理上，要实现街道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协调、指导和服务的方向转变，从以条为主、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转变。要着力于理顺条块关系，把行政部门的条的专业管理和街道办事处的块的综合管理相结合。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有关社区建设的决定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街道范围内的社区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发动、组织辖区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开展社区建设工作，发挥其对社区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作用。

城市演变 篇6

关键词：城市住房保障；历史演变；政府责任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元素，“居者有其屋”既涉及到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又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凸显了不同利益集团在市场竞争中的功利色彩，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在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要责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蓬勃发展，住房保障建设也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政府责任在发展中日臻成熟和完善。为了有效面对取得的显著成就，迎接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历史演变以及政府责任的定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探析，力求能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一、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20世纪初，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把“居者有其屋”列入建设中国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而把“居者有其屋”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城镇实行福利化的住房政策，包括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同包住房建设，对职工实行福利分房，整个住房制度具有明显的福利保障特征，但这种制度也逐步暴露出诸多弊端，如排斥市场机制，资金得不到良性运行；加重了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负担，助长了平均主义但又难以保证公平；各个管理环节之间缺乏合理的协调机制，管理效率低下。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邓小平同志针对城镇居民住房日渐困难的情况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但由于当时受到多方面的约束，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尚无法深化。1988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此后多次发布相关通知及文件，要求逐步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这一时期，我国初步建立了向不同收入家庭提供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的住房供应体系并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

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住房社会化、商品化的改革方向，标志着我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制度的确立。

1995年3月国家建设部出台了《实施安居工程的意见》，这是党和政府为推动房改，加快城市住宅建设及解危、解困和建立住房新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在制度上确立了市场化住房体制，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在此前的商品房及经济适用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由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廉租房，逐步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

2000年以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规划又提出了要加快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尽快建立、健全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确保社会的安定团结。2004年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先后发布《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我国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的住房保障制度。

此后，国务院针对全国房价大幅上涨的态势，先后出台了《稳定房价八条意见》及《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点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稳定住房价格，大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要求各地制定和实施住房建设规划，国务院九部委还对新建住房的面积提出了具体的比例要求。

2007年8月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勾勒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住房制度的总体框架，确立了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政策体系的指导思想，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廉租房建设应保尽保的分年度目标，表明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有了重大调整，保障制度的重心将由经济适用住房转向廉租住房。据此，2007年末建设部等部门修订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财政部发布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2008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新建廉租住房项目的支持办法》。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政策框架的构建，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奠定了制度保障和政策基础。

从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看，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确实是花费了较大的精力，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成了住房保障制度的3大转变：从完全福利性向部分福利性转变；从非商品化向商品化转变；从以财政政策为主向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综合运用转变等。这项政策的推行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实际困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二、城市住房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一）政府是住房保障的第一责任人

住宅作为生活必需品，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需求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因此，居住权也构成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很多国家居住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都在20%左右。因此，最低收入阶层是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其住房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把住房保障工作纳入重要议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提供住房保障，否则无家可归或居住条件恶化的人就会逐步增多，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住房问题就会演变成社会问题。

从住宅的外部性特点看，它具有一定的准公共品的性质，总体上属于私人产品，但是贫民窟、棚户区等的存在会使区域环境和卫生状况恶化，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合理的公共政策选择，是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给予某种形式的援助，使其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住宅政策是国际公认的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城市住宅问题国际研讨会”上通过的《住宅人权宣言》指出，拥有一个环境良好、适宜于人的住所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1996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更是承诺：将致力于实现“人人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要让承诺变为现实，只有政府能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

（二）政府是住房保障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

第一，政府是住房保障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住房建设供应、交易秩序维护、住房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尤其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政府更是责无旁贷。如果说在市场体系中政府还主要扮演间接调控角色，那么在住房保障领域，政府则是不折不扣的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因为政府自身的施政伦理和制度建设，是住房保障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

第二，政府在确立完善的住房保障目标中其作用无可替代。住房保障目标既要有宏观和长远的，也要有短期的、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如美国有法案规定，凡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的50%（人口多的家庭放宽到80%）的家庭，政府有义务使其住房支出不超过收入的1/3。近几年，我国对住房保障要达到的目标也做了很多细化规定。如国务院“24号文”提出，“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房用地的年度供应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应总量的70%”等，还要求地方政府“都要制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工作目标、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并向社会公布。要制定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年度计划”等等。

第三，政府是住房保障责任落实的主体。一般各国住房政策都是中央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包括提供土地和组建公营租房公司，但同时中央政府帮助提供实施住房政策的融资。这样做的必要性是在于避免因地方贫富不均而造成住房政策落实能力的分化。在强调政府要承担起住房保障责任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行政的科学评价体系和严格监管体制提出更高要求，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否则，再准确的政府责任定位、再好的制度设想，都可能成为“与民争利”或腐败寻租的温床。

（三）政府是住房保障规范管理、有效运营和持续发展的保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困难群体参与社会再分配，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的一种手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都有很大的意义。但要保证住房保障制度落到实处，没有政府的严格监督、科学管理和适时投入是万万不行的。政府作为城市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在制定、修改、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过程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在住房保障的立法方面，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在制度设计和创新方面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承担起成立组织机构，给予财力支持，提供服务、培育市场的责任。

当前，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住房保障问题日益突显。现阶段，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对于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证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着重要意义。

住房保障制度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即只有当生存权成为人权后才会有保护弱者的呼声，也只有住房成为人类生存必需品得以普遍认可后才会有住房保障之说；二是市场机制在住房资源的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种种先天、后天的因素，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有极大差别，一部分弱势群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正如萨缪尔森所言“一个富人家猫喝的牛奶也许正是一个穷人家小孩维持生命所正需要的”。如果听凭市场配置，很可能弱势群体连满足基本生活住房的需求都难以实现，因此需要政府建立住房保障制度，通过制度对市场运行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动荡和深重教训，特别是格林斯潘的低头认错，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把脉住房保障中的关系平衡显得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必须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职能，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解决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使其能够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褚超孚.广厦万间 大庇居者——刍议政府住房保障政策的目标和原则[J].城市开发,2005(4).

2、孙亿敏.我国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若干探讨[J].规划师论坛,2008(4).

3、李金权.住有所居 任重道远[J].发展,2008(6).

4、林家彬.政府住房保障的对象与方式[J].上海房地,2007(6).

5、陈杰.300名博士呼吁的《住宅法》究竟要解决什么？[N].解放日报,2008-03-13.

6、文林峰.完善与创新廉租住房制度研究[J].城市开发,2008(7).

＊本项目获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gxun-chx0811资助。

城市演变 篇7

当今世界, 发展经济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 而经济的发展又和城市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这些年来, 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城市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逐渐形成了大都市区、城市群以及城市连绵带。这种城市形态带动了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活动的加强, 并逐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本文通过研究反映城市经济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城市化率来研究城市群的发展。

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繁荣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 从而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发现, 工业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形成的“推力”效应 (Todaro, 1969) 影响和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 城市化可以看做是“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 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源源不断的转移为结果”的一个过程。钱—赛模式表明, 随着工业化逐渐向高层次阶段演进, 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渐分散而减弱 (周叔莲, 郭克莎, 2002) 。但是, 从本质上说,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在我国, 很多学者认为, 中央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和农村自发的工业化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赵新平, 周一星, 2002) 。也就是说, 工业化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仇保兴, 2003) 。第三产业的产业特征对聚集有内在的要求。而城市具有经济聚集和人口聚集的特征, 适合第三产业的发展, 因此,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健英, 2002) 。空间经济学创始人藤田和克鲁格曼等学者指出,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化过程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 是市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 (Fujita, Thisse, 1966;Fujita, Krugman, 1999) 。

在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 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因此, 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 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将结合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城市化的历史实践, 利用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 对中原城市圈的城市化动因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区域、指标选取和样本说明

本文选择中原城市圈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九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 主要是因为中原城市群具有如下特点:中等的总体经济水平、卫星城市较好的发展, 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我国总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统计指标的选取上, 在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中, 我们选用综合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在反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的指标中, 我们选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或称为第三产业发展度指标;在构建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时, 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 而市场完善程度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 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 因此, 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对城市化的影响;同时, 由于我国目前情况下, 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一般依赖于政府行政规划和财政投入, 因而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结果。因此, 我们还设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标来综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

关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范围如下:选取的样本城市为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源河和济源九个城市。样本数据如文中没有特别说明, 则取自1995—2007年18年间的城市地区总人口、市区总人口、城市地区GDP、城市地区第二产业GDP、城市地区第三产业GDP、城市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地区预算内财政支出等逐年数据。上述指标则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影响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变化的因素分析

中原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 如前文所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度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而由于河南省传统上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 外资数量少, 故对中原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相对不重要。下面我们对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进行定量分析来确定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大小, 并同时对上述结论作出验证。

我们利用1995—2007年各年《河南统计年鉴》和《河南城市统计年鉴》中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排列为面板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采用OLS做了计量模拟, U表示城市化率, I表示工业化率, T表示第三产业发展度, M表示市场支持度, P表示政策支持度, 设定回归方程为:

回归结果如下:

此时观察t值知道, 政策支持度P并不显著, 则我们采用逐步回归法, 去掉变量P然后进行回归, 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从上式可知, 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显著, 可决系数为0.7932, 说明这几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城市化率的变化。

该式的经济含义为:在1995—2007年间, 如果其他变量保持不变, 工业化率每增加1%, 城市化率增加0.349%;第三产业开放度每增加1%, 城市化率增加1.0814%;市场开放度每增加1%, 城市化率增加0.0016%。

依据该回归结果, 我们可得到三个重要结论:

结论1:第三产业发展度成为城市化率的最主要动因且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工业化率对城市化率的贡献则在下降。

结论2:政策支持度不再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增强和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 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断完善, 所以, 市场主体发挥不断重要的作用, 而政策支持的作用相对就小了很多, 以至不再成为城市化的动因。

结论3: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发展度、市场开放度对城市化率的解释力度加强。可决系数由3.1.1模型中的0.63增加至3.1.2模型中的0.8。此变化进一步表明这些市场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增大, 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则在快速下降, 这也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完善。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 1995年以来, 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且个人和企业的作用在近年来持续显著, 而政府的影响不再构成对城市化动因的解释。从本文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很大, 而工业化率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也就是说, 在中原城市群城市化的进程中, 第三产业发展度很可能成为其主要的动因。

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做的城市化动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只是很浅显的初步探讨, 尤其是在经验研究中, 所选取的指标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 但还不尽完善, 有些指标如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并不能全面彻底地反映政府部门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尚且需要进一步完善。当然, 这并不会影响到本文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1]H.钱纳里.发展的格局 (1950—1970)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2]周叔莲, 郭克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

[3]赵新平, 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

[4]仇保兴.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动力与规划调控[J].城市发展研究, 2003, (1) .

[5]李健英.第三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探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2, (4) .

[6]Fujita, Masahisa, 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0.

城市演变 篇8

城市的空间形态是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在空间上的表征。对于港口城市而言，河道、水源及港口运输作用对城市的交通、经济、空间形态形成重要影响。港口作为港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中起着主导作用。以宁波这一典型的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港口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对宁波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本文的宁波城市空间包括海曙、江东、江北老三区构成的老城区(三江片)、镇海、北仑两区及新并入市区的鄞州区，结合宁波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及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探求宁波城市空间发展的合理趋势，进而促进宁波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2 研究区概况

宁波，全市总面积9816平方公里，人口760.57万(2010年)。位于浙东，长江三角洲南翼，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南靠台州，东北与舟山隔海相望。宁波取自“海定则波宁”，简称甬，地处东海之滨，1844年，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中的一员，由近代资本主义港口城市到现代作为浙江省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港口对宁波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宁波港已是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口。

3 宁波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

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由时间发展为主要脉络，以宁波港口历史作用的变化为主要考虑因素，总结出宁波作为典型的港口城市在空间形态上的历史演变。随着宁波港口从内河港向河口港、海岸港的迁移，城市空间形态具体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如图2所示)即明清以前的点状形成阶段、鸦片战争后民国时期形成的块状城市形态、1985年镇海县的撤销，宁波空间发展成一城两镇(一城———老城区，二镇———镇海区、北仑区)的不连续组团状组群形态以及9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T”型带状群组形态。

3.1 明清以前的点状形成阶段宁波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但宁波的行政区域在唐代以前屡次更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821年(长庆元年)，明州(今宁波)州治从鄞江小溪(今鄞州鄞江)迁至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城之始，892年(唐景福元年)建成了宁波之郭———罗城，从此，明州市域范围逐渐形成。明清以前，宁波作为内河港城市，城市规模非常小，形态基本以点状为主，如《管子》所说，倾向于“因填材，就地利”的模式，点状小镇主要位于余姚江、奉化江一隅，城市腹地狭小，以宁绍平原为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3.2 鸦片战争后民国时期形成的块状城市形态1844年(鸦片战争)，宁波正式开埠，原有城市点状形态逐渐壮大，江北港址逐渐形成。宁波城市规模逐渐跨过奉化江和余姚江，向江东、江北发展，宁波老城被分为海曙、江东、江北3区，形成块状城镇，民国初年，宁波地方政府“堕城垣，兴市政”，拆除了旧城墙，城市空间形态进一步发展，沿三江轴向蔓延，空间形态由块状向星状演变，此后一直到1970年，宁波仍作为内河港城市，它的城市空间也基本上是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块状单一集中型。

3.3 80年代的不连续组团状群组形态1974年，宁波镇海港的开发，标志着宁波河口港的形成，城市形态形成“一城一镇”(老城区，镇海)飞地式不连续组团状组群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深水良港北仑港的开发，标志着宁波港已演变成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综合性港口，宁波在甬江口形成两块不连续的飞地，形成“一城二镇”飞地式不连续组团状组群形态。

3.4 90年代的“T”型带状群组形态90年代以后，依托港口优势及宁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内填外展速度加快，甬江新区、大榭岛、小港经济开发区规模的逐渐形成，宁波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空间形态扩展加快，城市各组团处于一个由向心集聚向三者之间互相离心扩散的趋势，形成沿海岸发展和沿甬江发展的“T”型带状群组形态。

4 宁波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趋势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是指在该行政区划内的全部土地面积 (包括水面面积) 。计算土地面积是以行政区划为准。建成区土地面积:是指城市建筑基本连片、公用设施达到的地区, 区域内的水域面积 (包括河流、湖泊) 亦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如表1所示，2003年底宁波市市区区域增加1527平方公里，这是因为2002年2月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鄞县，设立宁波市鄞州区，并于4月19日正式成立。这就意味着宁波的市辖区由5个增加到6个，城市市区规模扩大。其中，划分城市建成区可以反映一定时间阶段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形态和实际使用情况，自200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宁波市建设区的范围扩大明显，特别是近几年宁波市城市化区域的扩展已将近是21世纪初的4倍。

宁波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及建成区面积的变化，总体反映了宁波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发展速度及趋势，在宁波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中，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区位、自然条件、社会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港口的发展是促进宁波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了宁波作为典型的港口城市的基本特征。进行宁波城市空间形态优化机制的探讨，根据宁波发展的现状，主要突出利用深水港优势，实现以港兴市。

4.1 利用区位优势，拓展港口发展空间，加强港口一体化建设

4.1.1 区位优势明显。

宁波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三角的出海口，我国东部沿海黄金海道的中心位置，也是亚太经济区、太平洋西岸的中心。自唐宋以来，宁波就是我国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城市，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使宁波融入长三角核心区，宁波城市的空间形态将实现从“沿江时代”到“沿海时代的跨越”。宁波港的腹地延生至浙北，这就意味着在城市空间形态上，杭州湾南岸一带将成为宁波市区的新城区，形成北部都市区，沿海地带将成为大型工业布局之地。杭州湾跨海大桥重塑了长三角南北两翼交通大平台，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共同构成长三角未来的菱形城市空间格局，特别对于宁波而言，形成了显著的“同城效应”。

4.1.2 港口和海上交通条件优越。

加强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进程，强强联合，甬舟一体将形成南北两大港区，一是北仑-镇海-金塘-舟山北部港区，二是梅山-六横-象山南部港区。因此，宁波沿海的港口功能将发生重组，伴随着宁波港口的转型升级，宁波沿海地区(北仑-梅山)需要建设一座区域性新城，从而带动整个甬舟大都市区的全面整合与空间结构的调整。

4.1.3 现状机遇分析。

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浙江省获批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志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作为浙江省目前唯一的保税港区，在全国全省沿海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宁波空间形态上可抓住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机遇，加快打造国际港口城市新城区。

4.2 良好的商务金融和政策环境，建设长三角南翼最大商务CBD

4.2.1 商务金融环境良好。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宁波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完善，交通通畅性很好，开展商务活动交通十分便捷;第二，宁波环境优美，商业发达，境内外企业在宁波开展进口贸易享有一流的商务环境;第三，宁波经济运行规模效应好，资金供应充裕，在宁波开展国际贸易享有一流的金融环境。宁波鄞州区南部商务区是政府引导形成，分担主要老城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而建立起来的副中心。宁波经济发达，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大的CBD中心，最早的CBD中心在老三区的天一广场附近，鄞州作为宁波城市市辖区最大的一块地域正积极构建长三角南翼最大的商务CBD，宁波鄞州南部商务区在宁波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中将成为宁波城市地标。

4.2.2 形势政策分析。

2002年宁波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保税区、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进一步鼓励境内外企业扩大进口贸易及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宁波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进行贸易开展，这就加强了宁波空间形态整体的内外联系。

4.3 港口竞争激烈，临海区域环境破坏严重，宁波南部面临边缘化威胁

4.3.1 竞争环境激烈。

上海港是国务院重点扶持的东亚航运中心，中国龙头港口，因为上海港的存在，宁波港城在空间形态上的辐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宁波的城市职能受限。杭州是省会城市，是浙江省的经济、政治、教育的中心，在土地利用上，宁波构筑大都市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4.3.2 南部区域边缘化危险。

以商业、港口经济着重发展的经济形态使宁波南部地区面临边缘化危险。宁波目前及未来几年发展重点在于中心区和宁波北部，宁波城市化目前仅推进到鄞州区，对于奉化这种不紧临跨海大桥的城市，融入宁波中心区又受鄞州区阻隔，城市化还有一定年限，这就限制了宁波城市空间形态的向南扩展的进程。

4.3.3 主要挑战分析。

资源粗放式开发对宁波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在新城区的形成过程中，原有老城区必须实现智能过渡，以避免造成重复建设，而大量临海型工业的建设对宁波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脆弱的滨海过渡带造成巨大生态压力，不利于它的可持续性发展。

5 结语

纵观宁波港城的发展历史，其间港口和城市的地址和繁荣程度几度变幻，城市的变迁与港口的变迁息息相关，数百年来造就了宁波城市的发展，空间形态的变化，随着东方大港的崛起，要继续推进“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战略的同时，在现代化上，宁波要注重发展科技发展，商业繁荣，未来宁波将充分依托大上海，并将以结构调整、功能提升和布局优化为三个着眼点，大踏步向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迈进，使宁波真正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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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演变 篇9

一、行政动员型和自发主动型社区参与此消彼长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单位体制。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城市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整合, 达到实现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政治上借助单位制度实现对民众的政治动员, 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经济上通过单位来分配资源, 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同单位紧密相关, 单位成为个体的非常重要的利益单位, 这个时候的社会基本上是“单位社会”。在“单位社会”下, 由于利益的高度契合, 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轴心更多的是以单位为主, 他们参与各种活动主要是基于行政动员。国家在城市借助单位将方针政策传达到居民, 居民作为单位人, 自然而然地服从单位的指示和安排, 他们在一系列重大事务中更多的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全能性单位制中, 国家通过资源垄断控制单位, 单位通过资源垄断控制个人, 从而形成了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和庇护关系, 压抑了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泯灭了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精神。”[1]单位人的参与更多的是一种被动依附型的参与, 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随着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 国家和社会关系得到调整, 社区逐步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随着商品住房逐渐取代过去的福利分房, 各住宅小区纷纷实行物业管理, 单位不再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区的地位得到凸显, 社区日益成为人们的利益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在维护小区卫生、维护小区治安、开展社区服务以及实行居民自治等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利益上的共同性促使他们越来越关心自己所生活的小区, 共同的利益需求是社区居民产生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动力源泉, 也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力基础。“社区是个家, 建设靠大家”的服务理念逐渐被社区居民接受, 他们逐渐从单位和家庭走向社区公共生活的大舞台, 以社区居委会和各种自组织为载体, 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居民的自治活动以及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但不容忽视的是, 虽然社区逐步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单位依旧是社区居民获得利益的重要渠道, 尤其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单位依旧是个体寻求安全庇护的重要场所, 单位与居民之间的利益联系仍然很紧密。“利益是参与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当社区成员感到社区与其利益息息相关, 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 自然就会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假性参与的现象。只有当社区成员的利益能够在社区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时, 社区参与才能有牢靠的基础。”[2]此外, 作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更多地承担着行政性事务, 而没有将重心放在为居民提供服务、维护居民切身利益方面, 有居委会“内卷化”之说。目前社区建设存在行政化倾向, 因而, 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单位体制下的行政动员功能, 削弱了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当然, 随着社区建设逐步去行政化, 以及单位功能逐步专化到工作场所, 社区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自发主动型社区参与将会压倒性地战胜行政动员型参与。

二、现实型社区参与与网络型社区参与共生共存

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必须亲临现场才能实现参与, 因而, 参与通常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互联网技术为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 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和时间的制约, 社区参与实现了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离。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群体, 平时工作较忙, 他们本身并不是不愿意参与社区事务, 更多的是由于时间限制让他们无暇参与社区事务, 网络的出现化解了这一难题。社区居民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在工作之余参与到社区的各种活动中去, 可以利用网络搜集信息、随时把握社区动态, 可以在家参与社区重大话题的讨论, 并利用网络公共空间来参与社区重大问题的决策。在一些居民小区, 业主们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组建了社区论坛和业主qq群, 通过社区论坛和业主qq群来关注社区的大小事情, 为社区的发展献言献策。业主们的网络参与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 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在网络中, 他们借助电子邮件、网络论坛以及各种聊天室就可以直接对社区中各种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并可以直接进行网上的各种投票和选举活动, 年轻人网络参与的激情与现实中年轻人参与社区活动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容忽视的是, 尽管社区网络型参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一些社区由于资金及其他条件限制, 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网站, 网络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很不健全, 社区管理者仍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式, 社区居民网络参与的制度化通道尚未打通, 这些都是社区建设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事实上, 网络是一种非常便捷的参与媒介, 社区居民利用网络可以快捷方便地了解社区的自治章程、文明公约等信息。同时, 借助网络, 人们还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社区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过程中, 利用网络的表意功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发表自己对社区事务的看法, 监督社区的掌权者, 维护社区的公平和正义。当然, 在网络参与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网络参与的规范管理, 防止一些社区居民利用网络的匿名性进行人身攻击、造谣诽谤、互相漫骂。总之, 这种新型的参与方式能够较好地解决现实参与中部分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参与不足的问题。在社区网络参与蓬勃发展的同时, 现实型的参与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参与方式。众所周之, 网络参与是借助虚拟的网络空间进行的一种参与, 相对于现实参与而言, 网络参与必将降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深度和广度, 加剧人际交往的形式化倾向, 导致社区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因此, 网络型的参与和现实型的参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共生共存。

三、社区娱乐休闲型和维权型参与日益凸现

健康是现代人最为关注的重要话题。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 各个社区都新建了许多居民文体娱乐设施, 社区的空间结构也渐趋合理, 不少城市还在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区外兴修了一些主题公园以及游乐场所。社区居民以这些公共活动空间为载体, 自发地组织了各种体育和休闲娱乐类活动, 如集体跳广场舞、打太极拳等。在笔者所生活的社区, 经常可以见到许多老年人在晚上7—8点的时间段在广场或是在公园等空旷的场所里自发地跳着健身舞。此外, 他们还充分利用社区广场的公共空间讨论近期发生的各类社区问题乃至国家大事。这些活动拓展了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范围, 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除了利用公共空间载体自发组织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外, 社区还充分地利用节假日, 以节假日为题材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 如棋牌比赛、歌舞晚会、烹饪大赛。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去, 既锻炼了身体, 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增强了归属感。“居民参与的社区事务,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事务与自身直接利益的相关程度。调查表明, 居民与社区的直接利益关联度和社区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社区利益休憩相关的居民 (如“低保人员”) 则大多成为积极分子;与居民直接利益关联度高的社区事务或活动 (如文体娱乐活动) 居民则主动参与, 与居民直接利益关联度低的社区事务或活动 (如居委会选举) 居民则被动参与。”[3]针对居民的这种需求, 居委会应顺应这种趋势, 充分挖掘社区的资源, 适时开展各种居民们喜闻乐见的群体娱乐活动, 拓宽社区居民互动交流的平台, 在增强社区居民体质的同时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

除了娱乐休闲型参与日益凸现外, 近几年来, 社区居民维权型参与也逐渐增多。当前, 很多小区都实行物业管理, 为业主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本来是物业服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存之道, 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擅自提高物业管理收费标准, 强行收取一些不合理费用, 自然而然就会引发社区居民同物管之间的冲突。而在冲突爆发后, 社区居民就可能以各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参与到社区的维权行动当中, 以拒交物管费、找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商讨等多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业主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 此类维权型参与将日益凸现出来。

四、社区公益参与和社区政治参与逐渐增多

公益通常被理解为公共利益, 它是与私人利益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公益活动是关乎全体居民福祉和利益的活动。广泛开展社区公益性活动可以有效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社会支持, 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同时, 开展社区公益活动也是一种有效的社区教育手段, 能够在社区民众中倡导一种“服务社区、奉献社区”的精神, 有效地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 弘扬互助、互爱的社区美德, 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 参与社区公益型活动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 许多社区居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加入到各种志愿者组织当中, 从事各种服务社区居民的公益活动。他们充分地利用网络平台组织发起各种公益活动, 利用业余时间投身于服务社区居民的公益活动中。当前, 社区公益参与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 按参与形式划分, 既有个体形式的居民参与, 也有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组织形式的公益参与;按年龄划分, 有老、少、中、青等不同年龄群体的参与;按职业来划分, 有来自社区中不同职业的群体的参与;按照社会分层看, 既有强势群体的参与, 也有弱势群体的参与。参与的内容涉及到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志愿参与社区的绿化美化活动, 参与义务献血活动, 参与社区扶贫助老活动, 等等。可以预计, 随着城市社区居民公益意识的不断觉醒, 社区公益参与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形式也会越来越丰富, 公益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除了公益参与日益增多外, 伴随着居民公民意识的增强, 居民的社区政治参与也日益频繁。政治参与是属于社区参与中较高层次的参与, 是同国家政治事务或社区公共权力紧密相关的公共性参与, 包括选举各级人大代表, 参与社区的决策、监督等活动。当前, 由于社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社区还未彻底地成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因此, 社区政治参与的发展相对滞后。一些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淡薄, 他们虽然生活在社区中, 但却未能尽到社区成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享有的社区自治权利, 从而制约了社区政治参与的发展。但值得庆幸的是, 随着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居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社区居民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社区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 用实际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在社区中的利益, 社区居民在社区权力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区政治参与也逐渐成为今后社区参与的一个重要维度。

摘要：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是搞好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条件, 在单位体制逐渐瓦解的后单位社会, 充分把握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社区建设。本文对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指出目前居民社区参与呈现出下列特点:行政动员型参与和自发主动型参与此消彼长;网络社区参与与现实社区参与共存;社区娱乐休闲型和维权型参与凸现;社区公益型和政治型参与逐渐增多。

关键词：后单位社会,社区参与,演变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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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演变 篇10

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 长江中游与长江、汉水交汇处, 113°41′—115°05′E、29°58′—31°22′N, 是全国特大型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武汉市湖泊众多、河网纵横, 素有“百湖之市”之称, 水域面积约占1/4, 但自1991年以来, 城区湖泊面积大量萎缩和消亡。本文以武汉市东湖和沙湖为例, 应用遥感技术研究的1991—2006年的水域面积演化。

1 水体的光谱特征

对水体来说, 水的光谱特征是由其中的各种物质对光辐射的吸收和散射性质决定的, 是遥感监测的基础, 研究水体光谱特征在于优化波段组合, 获得最佳光谱信息。水体可见光反射包含三部分:水表面反射、水体底部物质反射和水中悬浮物质的反射。天然水体在0.4—2.5μm电磁波范围内的反射率很低, 可见光范围大都在3%左右, 其中主要在蓝绿光波段, 在彩色遥感影像上表现为暗色调, 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在红外波段, 水体几乎全部吸收了近红外及中红外波段内的全部入射能量, 所以对水域分布变化选用红外波段 (1.55—1.75μm) 的多时域影像为宜。而沼泽化在多时域图像上反映为水体面积缩小, 从水体向边缘呈规律性变化, 显示出程度不同的植被特征[4,5,6]。水体的这种光谱特性是遥感提取水体的重要依据。

2 城市湖泊专题信息提取

2.1 数据选用与预处理

从现有状况来说, 陆地卫星影像数据是湖泊变迁研究较理想的信息源。Landsat—5卫星于1984年3月1日由美国发射, 在轨道高度为705 km, 采用太阳同步轨道, 重访周期为16d。卫星上用于对地观测的传感器Thematic Mapper (简称TM) 有 7个波段, 分别为可见光波段、近红外波段、短波红外波段、热红外波段等, 可获取地面影像数据, 分辨率为30m[7,8]。

本文收集了三期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的TM遥感影像数据对东湖和沙湖水域面积的年度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从TM影像数据的 7个波段中选出第2波段、4波段、5波段分别赋予蓝、绿、红颜色, 形成彩色图像。三期数据的时间分别为1991年7月19日、2001年7月22日和2006年8月29日, 拍摄时间都处在7—8月份。因此, 本次研究选择这三期符合要求的数据作为本底数据, 对东湖和沙湖水系的两个主要湖泊进行水域面积演变分析。利用遥感影像处理软件ERDAS 9.2, 以武汉市1∶10万地形图为参照, 分别对1991年、2001年和2006年武汉市TM影像图进行配准和几何校正, 校正影像几何误差控制在一个像元以内;然后将三期影像都转到同一投影空间 (UTM投影, WGS84坐标系) 。根据研究区范围, 利用 AOI多边形选区工具生成选择区, 将研究区裁剪下来。

2.2 影像分类

监督分类:利用遥感技术对影像进行分类提取, 将影像中每个像元根据其在不同波段的光谱亮度、图像形状和空间特征, 按照某种规则或算法划分成不同类别, 再利用获得的特征值来计算目标物体的面积[9,10]。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 首先通过目视解译将主要地物分为耕地、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等, 在研究区域选择训练样本, 建立优良分类模块。最大似然法是传统单像元分类的基本方法, 与其他分类方法相比具有较高的精度[9]。因此, 通过人机交互模式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监督分类, 并依次对各地类进行赋值。

精度分析:遥感图像分类误差主要分为位置误差 (各类别边界的不准确) 和属性误差 (类别识别错误) 。精度评价也包括很多指标, 其中最主要的是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总体精度由误差矩阵计算得出。误差矩阵主要是将各个像元正确分类、错误分类和漏分的个数进行统计, 矩阵的对角线上列出的是正确分类的像元。即误差矩阵对角线的数值越大, 总体精度越高。Kappa系数既考虑到了对角线上被正确分类的像元, 又考虑了不在对角线上的各种漏分和错分的像元。所以, 这两个指标往往并不一致, 在精度评价中应同时计算以上两个指标, 以便得到更多的精度信息[9]。由表1可知, 分类结果的总体精度都达到了90%以上, kappa系数也在0.86以上, 可满足实验要求。

2.4 湖泊专题信息提取

影像经过监督分类之后, 利用三次卷积方法, 在ERDAS软件Modeler模块下选择建模函数:EITHER 1 IF ($n1-06fenlei=1) OR 0 OTHERWISE, 提取出湖泊专题信息图, 见图1、图2、图3。

2.5 湖泊面积计算

在View窗口下打开湖泊专题信息图, 根据图形的栅格属性可知图像的分辨率, 即可得知每个像元代表的面积:Pixel Size X ×Pixel Size Y (m2) ;然后根据属性即可得专题信息图上湖泊 (湖泊=1) 的像元数 (M) , 推知湖泊水域面积为:M×Pixel Size X ×Pixel Size Y (m2) 。用此方法, 可从1991年、2001年、2006年各年份的TM影像数据上计算出东湖和沙湖不同年份的水域面积。同时, 也可将东湖和沙湖从专题信息图上剪裁下来, 分别计算其不同年份的水域面积。

3 数据分析

图4是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得到的1991年、2001年和2006年三个时间段东湖和沙湖总的水域面积监测数据, 在这三个时间段内的数据变化与武汉市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土地显得尤为重要, 而城市用地十分有限, 同时东湖和沙湖正处于武昌城区, 所以占用水域作为建设用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东湖和沙湖总面积变化图上可见, 1990—2001年总的水域面积下降了994.71hm2, 减少了22.26%;在2001—2006年总的水域面积仍有所下降, 但基本维持稳定。

图5分别反映了东湖和沙湖在1991年、2001年和2006年三个时间段水域面积发生的变化, 1990—2001年东湖面积下降了697.55hm2, 减少了18.43%;沙湖面积下降了297.17hm2, 减少了43.47%。在这10年中, 武汉市经济高速发展, 对城区土地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 使东湖和沙湖面积大幅下降。2001—2006年, 在对城区湖泊进行保护的过程中, 武汉市对东湖切实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使东湖面积中略有回升, 而对沙湖保护投入的保护力度不够, 沙湖面积仍然减少了101.75hm2。

4 结论与建议

应用遥感技术提取并计算城市湖泊水域面积, 与传统测量方法相比过程简单快速、操作性强, 并具有宏观性、动态性与实时性的优势, 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大范围地区水域变化信息, 虽然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 但测量精度较高, 能够为城市湖泊保护规划提供重要依据。城市湖泊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城市湖泊水域面积的减少与经济发展、人类活动方式密切相关, 城市湖泊的不断萎缩和消亡, 不但会导致湖泊湿地生态功能的退化, 而且可能导致城市调蓄、供水和旅游等功能的削弱, 所以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我们现有的湖泊资源。首先, 加强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 提高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因湖制宜, 综合利用城市湖泊资源, 做好城市湖泊的中长远发展规划。通过建立环湖公路网、堤防林带和开展城市湖泊主题公园、风景区和湖泊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等, 促进湖泊和城市建设相互协调发展, 在对湖泊资源进行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同时, 推动武汉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 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 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 认真贯彻执行《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 依法保护城市湖泊水资源, 加大对在湖区周围倾倒建筑垃圾和非法填湖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防止城市湖泊的进一步萎缩和消亡。第三, 开发集3S于一体、适合环境保护领域应用的综合多功能型的遥感信息技术, 同时提高监测精度, 以实现准确、客观、动态、快速地对城市湖泊的监测、评价与发展趋势预报。

摘要：以武汉市东湖和沙湖为例, 以多时相TM影像为数据源, 利用ERDAS软件提取东湖和沙湖1991年、2001年和2006年的水域面积信息从时空两方面对湖泊水域面积的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 1991—2006年湖泊水域面积出现急剧下降, 减少了1040.43hm2。分析认为,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对土地的需求会更为迫切, 城市湖泊的保护也将面临巨大挑战。遥感技术具有宏观性、动态性与实时性的优势, 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大范围地区水域面积变化信息, 定量地分析城市湖泊演化规律, 为城市湖泊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遥感,TM影像,城市湖泊,水域面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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