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扬州
多重测光模式（共7篇）
篇1：多重测光模式
配备三种测光模式：定点测光、中央偏重测光及多重测光模式，以满足不同的摄影条件及目的，
多重测光模式
，
多重测光模式把影像分为49个区域，并对每一个区域进行测光，使拍摄影像获得均衡的曝光。
篇2：多重测光模式
很多新买了相机的朋友对相机的种种菜单很是迷茫，这篇主要介绍一下几种测光模式，针对拍摄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选择对应的测光模式，在拍摄中的实际意义是很大的。
一、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中央重点平均测光，顾名思义，把构图画面的中间部分为重点测光区域，这是因为通常初学者习惯在构图时把拍摄主体放在画面的正中间，所以中间是最需要正确曝光的，这种测光主要计算中央的测光，兼顾周边的测光，由相机算出测光值。
二、中央部分测光
中央部分测光则是只对画面中央的一块区域进行测光，测光范围大约是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二。
(图1 用点测光结合曝光锁定，避免把大反差光线环境下的灯拍的过曝)
三、点测光
点测光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更加精确的“中央部分测光”。点测光的测光范围大概只有全画面的百分之三，其余的景物的光线环境几乎不影响到测光，相对来说精度更高。
四、评价测光
评价测光是我比较常用的方式。评价测光将取景画面分割为若干个测光区域，每个区域独立测光后再算出一个整体的曝光值。可以说是数码相机里最智能的一种方式了。
如今的数码相机的自动档通常都是中央重点平均测光或是点测光。我个人常用的是比较快捷准备的评价测光和针对性强且准确的点测光。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中高端的相机，测光模式是可以和对焦点联动的，把这些功能合理结合，掌握合理的.测光方式，对拍摄出理想的照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资料
关于在拍摄体育项目时的曝光控制，主要是受测光模式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摄影者都是在比较远的位置拍摄运动员，无法精确的对拍摄对象进行测光，虽然数码相机拍不好可以删了重拍，但是错过了时机也是很遗憾的。
不要依赖自动测光
如今的相机上面都带有自动测光系统，但是所谓智能的测光模式并不能应付所有的情况。对于体育运动来说，有的运动，比赛环境多变，运动员的背景多变，比如跳水，运动员在高处滞空的时候背景可能是场地的侧墙空间，而入水的时候背景则是偏蓝色的水面，还有的比赛环境与运动员的反差非常大，比如冰球，冰面反射往往都是很亮，造成大部分背景都是亮，自动测光拍摄的结果就是把运动员都拍的很黑，冰面是曝光合适了，运动员当然会曝光不足了。特别后者这种大反差的情况，类似的情况还有撑杆跳运动员在过杆时，背景是很亮的天空，如果使用自动测光，则运动员又是曝光不足了。
篇3：多重测光模式
一、会计计量的多重属性
我国会计实务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个“两难”困境:既要维护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又要考虑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也是在不同的会计计量属性中选择。资源价值与会计计量属性存在着关联性, 不同的会计计量属性对应着不同的资源价值, 我国企业基本准则中规定的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则对应着五种资源价值:投入价值、产出价值、市场价值、风险价值、保全价值和整体价值。随着资源价值多元化的发展, 多重会计计量属性并存是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与以往的会计核算制度相比, 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会计计量属性的内涵有所扩充。在历史成本计量下, 资产既可以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值物的金额, 还可以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既可以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 或者按照承担现实义务的合同金额, 还可以按照日常活动中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 只规定了资产要素的计量, 而未涉及到负债要素的计量。笔者认为负债是可以用可变现净值计量的, 按照在正常业务过程中结算这些负债所要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加上相关费用后的金额计量。价值相关性研究在验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的同时, 其政策含义也成为会计实务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依据。会计准则也朝着基于资源价值的方向发展, 出于稳健的考虑, 基于资源价值的会计首先表现为流动资产的计价, 如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后来扩展到以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基础的长期资产的减值, 包括商誉的减值, 然后发展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
二、财务报告将提供决策有用性的会计信息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是指向企业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 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指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对使用者有用的性质。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总体质量特征。可靠性要求会计信息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与使用者的使用目的相关、有用的特征。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质量要求的发展规律看, 从注重可靠性到可靠性与相关性并重、再到注重相关性。我国会计信息失真严重, 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制定、修订时都给予相应的对策, 对两者选择的对策是:强调可靠性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引入公允价值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高度发展, 投资者增加了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需求。在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会计信息大部分具有事后信息的特征, 但在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性的导向下, 事后信息揭示已成为当前财务报告模式的最大局限, 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当是面向未来, 而不是对过去的决策, 要求提供更多与决策相关的信息。
三、未来多重属性计量模式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 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 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 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可见, 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选用采取了谨慎适度的态度。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在会计中应用公允价值是国际会计的大趋势。顺应经济发展规律, 符合资源价值和现值理念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将成为主流。我国现阶段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既要反映企业“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又要反映“决策有用”的信息。“双重”会计目标决定了我国会计计量属性处于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多重会计计量属性并存的状态。及时性是决策相关信息的重要特征, 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 公允价值更加及时, 更能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要。未来的会计计量属性将转向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主的多重计量属性。
四、财务信息系统的趋势
基于资源价值的企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是以提供增值性决策有用信息为目的, 围绕着企业整体价值管理的目标, 充分综合与企业整体价值创造相关的各种内外部信息, 并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推理分析的系统。信息资源整合人员首先要确立企业整体价值管理的目标, 广泛的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源;然后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压缩、精炼, 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并根据各类信息资源的特点和用途等进行检索;最后根据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要, 利用各种方法, 对信息资源进行分析、综合, 以提供增值性决策方案。目前的财务信息系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满足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要, 提供的会计信息增值性不强, 造成信息使用者难于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基于资源价值的企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恰好弥补了财务信息系统的这些缺陷, 它服务于“多元化”的会计信息使用者, 通过广泛的信息收集、深入的整合分析, 以各种形式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增值性的决策有用的信息, 以满足各类会计信息使用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实际上, 信息资源整合对资源价值信息的利用和管理是企业整体价值管理的核心。
摘要：根据我国会计计量属性演变的规律, 阐述了我国会计计量属性的政策建议, 首先分析了会计计量的多重属性, 然后指出财务报告将提供决策有用性的会计信息, 并对多重属性计量模式进行了重点论述, 最后指出未来主导的会计计量属性: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为主的多重计量属性, 基于资源价值的企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取代目前的财务信息系统是一种必然。
关键词：资源价值,会计计量属性,多重属性
参考文献
[1]、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J].会计研究, 2006. (5)
篇4：摄影中点测光的使用
拍摄人物或是风光片的时候，不少人会问：怎么回事?拍的人物就是没有别人拍的那种质感?人物的金色头发是怎样形成的?拍的风光片也没有他人拍的那种透视效果?
拍人物的时候尽可能选择使人物出于背着光源的状态、
这样的光照有如下几个好处：
1、被摄人因为背着光源，眼睛和表情可以放松自如(被摄人面朝着光源的的时候会睁不开眼镜而使面部表情发紧，眯着眼等等)
2、如果我们拍摄逆光女孩，这种方式还可以拍出特定的效果，如：金色轮廓的头发，明亮的眼神等，注意要点就是使用点测光要根据人的面部来确定曝光量，这时候的曝光量是根据面部的光照确定的，所以背景和人物的头发就会出现过曝，而这种过曝就是金色的头发的起因，
3、严格意义上说：点测光适合于任何场景，例如舞台摄影、体育摄影、风光片(这些场景的点测光要根据被摄物的主题来选定)，目的就是只要能把手中的器材发挥好了就是，也大可不必去烧器材。
什么是点测光?
点测光，顾名思义就是对一个点测光。与我们常说的“点”不同的是，点测光的“点”一般指的是取景范围1%-5%的区域。对这个区域测光，从而让这个区域在拍出的照片里呈现0EV的影调，也就是18%灰。一般常用于摄影师需要极力保证某区域曝光的时候。
点测光的目标区域
篇5：多重测光模式
扬州评话于2006年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这也同时昭示它已进入了“被保护者”的行列, 所以, 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扬州评话的基本形态是徒口演说故事, 只使用醒木和扇子等简单道具, 运用扬州方言进行说表。扬州评话的传播范围包括了以扬州、泰州、镇江为中心的江苏大部分地区, 并传播至上海等地。
对说书艺术而言, 书场是十分重要的。著名评话艺术家王少堂于1956年在上海演出时就因为“临时书场”的不适, 过后说自己说了一场“瞎书”。可见, 在评话艺术中, 书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营场所, 更是一个说书人与听书人交流的艺术平台。这里, 主要探讨扬州评话书场的模式、经济运营形态和书场中的各种关系。
1 书场模式
广义地说, 书场即是说书之场所。但说书的场所也是有区别的, 历史上曾出现了露天书场、堂会书场、茶社书场和专业书场, 发展到当下又有了社区书场等。
先看露天书场。最原始的说书场所基本上就是在街头巷尾。明末清初的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中就曾描绘过扬州当年“瞽者说书”、“立者林林, 蹲者蛰蛰”的情景。但这种露天书场每逢天气恶劣便不能运作。再看堂会书场。所谓“堂会”, 就是主人家里的房子。嘉庆时人林苏门在《邗江三百吟》中说, 按扬州习俗, 无论大小人家, 凡遇喜庆事, 必请评话艺人来家里说书。应该说, 说书艺术从露天到登堂入室是跨越了一大步。再看茶社书场。茶社书场即是在茶馆里设书场, 听众边喝茶便听书。扬州的茶社历来就颇多。《邗江竹枝词》中就有“邗江遍处是茶坊”之咏。而且,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载, 扬州评话艺术的祖师柳敬亭就经常活动于茶社中了。还有专业书场。专业书场人们又称之为“清书场”。清书场与茶社书场的区别在于, 清书场常年均有艺人演出, 并设有固定的书台;茶社书场则并非天天说书, 书台也不必如专业书场那般正式。发展到今天, 扬州书场基本上是专业书场的模式, 但又分为不同的情况。条件最好的是大型剧场型的, 它可以做任何艺术表演的场所, 自然评话也可以在这里演出。次之则是在图书馆、办公楼里开设的书场, 这样的书场随时可以开设, 也随时可以撤销。再次之则是社区书场, 因为听众越来越老龄化, 所以, 一些社区在活动室里设了书场。这类书场比较简陋, 可以根据听众数量的变化而随时调整。
2 运营形态
扬州评话经济上的运营形态, 经历了最初的现场收费、后来的门票制以及当下的义务说讲。
露天书场资费少得可怜, 堂会书场因家境而异, 但资费颇丰。要考证历史上最具书场代表性的书场经济形态, “茶社书场”比较典型。茶社可以分为荤茶社、素茶社和书茶社三种。荤茶社即卖茶水, 又卖点心菜肴。素茶社又叫“清茶社”, 一般只卖茶水。书茶社就是书场的第三种形态———茶社书场。书茶社通常上午卖茶, 下午说书。
早年的书场不是收门票, 而采用中途收钱的方式。书说到一半便中场休息, 这即为收钱时刻, 钱放在一个大碗里。休息结束了, 这个收钱的大碗就放在艺人旁边, 结束后, 说书艺人与茶社分账。
解放后, 书场改用了收门票的经营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 门票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 从0.2元到后来的2元钱一张不等。近几年来扬州评话已经进入了义务演出的新时期, 也就是说取消了门票。
由此可见, 扬州评话十分繁荣的时候, 它的经营模式是以经济收入为基本前提的。而随着扬州评话向“遗产”靠拢, 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方面的优势, 但当下的人们已经从历史的高度看到了加强对它的保护的重要性, 所以, 义务性的传播已是扬州评话书场的常态。
总之, 书场的变化, 折射了扬州评话由微至盛、由盛至衰的发展历程。
3 多种关系
在书场中有多种关系存在, 其中, 书场经营者与说书人的关系、说书人与听书人的关系是在扬州评话的发展中相互制约的链条关系。
首先来看书场经营者与说书人的关系。说书人每欲讲新书, 书场老板事先要在各街巷张贴海报, 以招揽听众。既然为说书人做了宣传, 为说书人提供了场地, 有的还提供食宿, 那么, 与说书人共享书资便是必然的了。有四六分、三七分、二八分, 也有按单、双日分的, 这主要看说书人的名望。
这种关系中有雇佣的因素, 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一般意义上的关系, 雇工只是打工而已, 雇主只剥削他的劳动力;而书场老板与说书人还有另一层利益链:说书人自身的威望、能力和资源能给书场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大的利益, 所以, 与一般的雇工相比, 书场老板对说书艺人会更加关照、友好。
在书场中, 说书人与听书人的关系也是扬州评话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说书人的功力如果不够, 听书人是不买账的。扬州评话书场中有一个“捧大碗”的习俗。某年, 有一位说书先生说的是武将带兵打仗, 其中说到了“马”, 但收场时有一位听客居然端起了装钱的大碗并口中大喊:“请先生还我马头来”, 这是因为说书者没有交代武将冲锋时收起宝剑换成长枪的细节, 那么, 宝剑岂不会把马头砍掉吗?于是, “捧大碗”就成了听众制约说书人的手段, 是给说书人颜色看。正因为如此, 扬州评话艺人对自己说的书是不敢怠慢的。
总之, 书场在扬州评话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它的存在模式、运营形态和其间的各种关系, 都与扬州评话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 在传承扬州评话艺术的过程中, 加强书场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在扬州评话的发展过程中, 书场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露天书场、堂会书场、茶社书场、专业书场等, 发展到当下的社区书场, 它是扬州评话兴衰的历史见证。书场的经济运营模式也因时而变, 从现场收费、门票制, 发展到义务说讲。而书场中, 书场经营者与说书艺人的关系、说书人与听书人的关系等都是评话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链条关系。
关键词：扬州评话,书场,模式
参考文献
[1][清]李斗著.王军注.扬州画舫录[M].中华书局, 2007.
[2]汪景寿, 王决, 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篇6：多重测光模式
一、全球发展服务外包的多重模式
世界产业战略转移的大趋势正从生产外包转向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外包”并不仅是简单地将企业内部的工作和流程转移到外部,还伴随着产业分工的继续深化,并逐步发展和开始形成多种新兴服务业,包括软件外包、物流外包和人事培训外包等。这些新兴的服务业统称为服务外包。服务外包是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形式。服务外包按承接外包的境内外地域分,包括“域内外包”和“离岸外包”;按业务领域分,主要有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务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占据超过60%的全球市场份额,业务流程外包市场份额近40%。由于服务外包可大大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近年来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极其迅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递增,2004年、2005年总值已经分别达到3000亿美元和5850亿美元,2007年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1]本文认为,全球发展服务外包有以下三种主要模式。
1. 生产性服务外包模式(Production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产业融合是在工业经济时代高度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产业部门日益细化、产业关联复杂化、部门间交易规模庞大且交易量大增为前提条件的,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固定化边界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打破了各种产业原有的边界,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体现在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服务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等。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靠服务业支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在这一时期制造产业的中间投入中,现代服务业投入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而制造业本身投入的比重则相对降低。这样,一种为制造业生产而服务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即生产性服务外包。
生产性服务外包是为生产而进行的服务外包,或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外包依托制造业、服务制造业并实现良性互动。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外包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外包则是制造业提升和高端化的有机补充。随着制造业部门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它们对服务外包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加,并会把这种需求渗透在现代制造业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中。如此良性互动,不仅会促使制造业企业内部出现产业融合,而且会在产业链上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出现融合,还会使区域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实现产业融合和集群式发展。
世界上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都凭借自身的制造业实力,采用生产性服务外包模式,以此加速本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这同时也促使世界各国生产性服务外包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主要工业国均达50%以上。[2]
2. 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Service Outsourcing Cluster Mode)。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总量发展、经济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集聚模式会由单一的大型CBD(中央商务区)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在原来的基础上演变扩展成若干个微型CBD,即服务外包集聚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单个CBD到微型CBD网络初步建立的过程。其中,伦敦的微型CBD由传统的市中心扩展出来,以堪那瑞区为代表沿着泰晤士河呈轴线发展;纽约的CBD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分阶段逐步形成布鲁克林、长岛、法拉盛、哈德逊广场等微型CBD;东京逐步形成了品川、汐留、六本木等30多个微型CBD,很好地适应了服务外包空间集聚且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趋势。
服务外包集聚区主要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集聚区为载体、将相关的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地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服务外包集聚能力的区域。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产业集聚是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的特点。尽管服务外包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服务外包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禀赋、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服务外包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服务外包发展拓宽市场空间。
3. 外资拉动模式(FDI Pull Mode)。
随着国际服务业全球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服务外包已在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等多个领域有所拓展。因此,如果能抢抓机遇,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注重从功能稀缺性、规模性、集聚性等优势,引进高质量的跨国服务机构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外资服务业,以此来创设关联产业效应、构建合理产业体系,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幅度,可以使服务外包得以迅速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直接投资愈来愈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就公布了以“转向服务业”为题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显示,FDI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因此,外资拉动服务外包的效应必将愈发明显。[3]
以上三种模式是全球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模式。事实上,各个国家更多地是将他们组合在一起加以运用,从而在实践中,呈现出多重模式并用的状态。
二、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动因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除了全球服务外包迅速崛起的大背景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动因,具体如下:
1.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潜力巨大。
事实上,服务外包在产生之初即与产业国际转移密切相关,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我国的服务外包起步较晚,至今规模还很小。2007年,我国以21738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全球第三大贸易国的位置,但服务贸易却相对滞后,为2000多亿美元,仅占我国贸易额的10%左右,远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以软件外包出口为例,2007年我国软件服务外包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而目前全球离岸外包的潜在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4650亿美元,到2010年,全球离岸外包的潜在市场规模可望增长到6000亿美元。[4]美国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中国的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从2005年的45.48亿美元发展到2009年的79.46亿美元,蕴藏着极大的发展空间。[5]显然,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巨大。
2. 发展服务外包将进一步拉动我国出口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已经由传统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转向工业品。而发展服务外包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将出口转向服务贸易。实质上,发展服务外包不仅是因为服务外包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更在于这一新型出口方式将会引起我国贸易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因为离岸外包是服务贸易的新方式,是一种全新的出口方式。服务外包产业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它对环境没有污染,有助于扩大我国企业在国际服务市场的份额,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承接全球离岸服务外包也是劳务输出的新方式,相当于在境内实现了劳务出口。离岸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如IT、金融等行业,这将极大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的比例,必将进一步拉动我国出口的增长。
3. 发展服务外包将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华投资。
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是跨国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向公司外转移、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和服务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将进一步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培育吸收外商投资的新增长点,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提高吸收外商投资的质量。同时,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当地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当地的商务成本,优化当地的投资环境,提高吸引外资的能力。我国在继续鼓励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已经高度重视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新趋势,积极创造条件,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从单纯吸引先进制造业投资为主转向引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国际服务外包)投资并重。我国应抓住当前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以此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华投资。
4. 发展服务外包将加速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提升的关键阶段。而服务外包是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外置化、独立化和专业化,使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实践证明,制造企业实行服务外包,将信息服务、物流服务、人事培训和商务流程等外包给专业性更强的企业外第三方,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使制造企业全力以赴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生产效率和能力的成倍提升。可见,发展服务外包对于我国突破传统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跻身世界先进制造业显得尤为关键和紧迫。
三、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
1. 综合环境优势。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具有其它国家或地区不可比拟的综合环境优势,这些优势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职能的转变,办事效率的提高;良好的社会安全稳定体系;国际化程度正在进一步提高;法制建设也正在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拥有了一大批高端人才;产业结构比较均衡,门类配套齐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也注重软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综合环境的改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公开既是一种投资环境,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披露信息,做到信息公开。除了信息公开以外,我国政府正朝着办事公开和规范、提高办事效率的方向努力,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综合环境的改善。
2. 依托制造业优势,服务外包内外需求旺盛。
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共130多万个,就业人员8300多万人,占工业劳动力的90%;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接纳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70%[6]。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被称为“世界工厂”。事实上,唯有制造业的发达,制造企业才有可能将服务外包出去,才能产生对服务外包的需求。而我国的制造业基础雄厚,我国在大力吸引国际服务外包的同时,更可以利用自身的制造业优势积极发展我国本土制造企业的服务外包,即内需型服务外包。较强的本地制造业实力成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最有力支撑。我国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服务外包的需求是“域内外包”的内需和“离岸外包”的外需双重叠加,此优势是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无法比拟的。
3. 人才优势。
由于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是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头脑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中高层次人才,如软件外包企业招聘的员工90%以上是本科生。[7]而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具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具备大量高素质、低成本专业技术人才优势。经过连续8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万人增长为2007年的1800万人,加上成人和网络高等学历的在校生人数,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突破25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以上,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随着招生规模的持续增长,全国普通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已由1998年100万人增长为2006年的4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08年将突破500万人,2010年将突破600万人。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我国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印度的70%,美国的1/8。我国低成本、富有才干的技术人才是开展服务外包的一大优势。[8]
4. 产业集聚优势。
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将聚集重点区域,积极开展服务外包集聚区的认定工作。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多个服务外包的产业集聚区。以上海浦东为例,已经陆续建立了张江软件出口、生物医药研发和金融后台服务示范基地、金桥研发设计服务示范基地、陆家嘴信息服务示范基地,以及外高桥信息技术和物流服务示范基地等。目前,以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为核心的浦东软件园集聚了1000多家软件外包企业,2007年出口额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年度规模,已成为我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软件外包基地。张江药谷已有30多家企业加盟上海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基地,在张江的金融信息产业基地也吸引了一批金融后台服务企业入驻。[9]我国还将在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更多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基地,这也成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一大优势。
除上述优势外,我国发展外包服务业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大力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我国城市具有非常好的道路和通讯系统等,有些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都是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优势。
四、以多重模式加快发展我国的服务外包
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区域特色鲜明的国情以及吸引FDI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现实,为我国采用多重模式,即生产性服务外包模式、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契机。
1. 依托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
我国在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方面有很强的国际比较优势,几乎其他任何国家在制造业方面都很难和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提并论,具体表现在:我国有着比较强的生产技术基础、技术开发力量、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劳动力价格又比较低廉,基础设施也较好。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跨国公司,为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来壮大自身的竞争力已经陆续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劳动密集型的高技术制造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从这些产业的退出也为中国制造业发展腾出空间。30年来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某些资本密集型工业上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国际比较优势,逐步成为世界制造基地之一。
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为我国采用生产性服务外包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扩大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生产性服务外包领域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空间。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这些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外置,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上述类似的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外包的业务还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等。要留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制造企业,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内,必须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发达的生产性服务外包。
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性服务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10]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利用生产性服务外包模式发展我国的服务外包潜力巨大。
2. 依托区域特色,建立服务外包集聚区。
在服务外包的发展过程中,利用服务外包集聚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我国区域特色鲜明,为建立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利用集聚区模式发展服务外包。以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例,服务外包集聚区的建设在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总体规划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海力图打造一批服务外包集聚区,鼓励在各区符合条件的专业产业园区或服务业集聚区内建立外包产业基地,各有侧重发展服务外包。这些点状的服务外包集聚区通过产业链或创新链彼此相通、有机相连,使上海的服务外包整体辐射能级进一步提升和放大。目前,这些服务外包集聚区对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拉动效应已经显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聚功能效应得到拓展提升,更好体现了微型CBD作用。二是空间形态布局上,由上海市中心地区逐步向周边重点地区分散化、多极化发展。三是在产业功能布局上,各集聚区初具特色,逐步呈现功能错位。
其它地区也应凭借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的优势,借鉴上海建立服务外包集聚区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服务外包集聚区,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外包的能级和品位。
3.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FDI,拉动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高导致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我国虽然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制造环节,但却把很多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生产性服务环节拒之门外。2000年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只有104.6亿美元,2006年为173.8亿美元,分别只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的25.7%和27.6%。[11]至2006年底,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27.2%。[12]
而我国吸引FDI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加之全球FDI的投资方向已经开始转向服务业,[13]这些都为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采用外资拉动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难得的契机。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承接服务外包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例如,2007年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美国EDS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的首个全球服务中心;2007年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重庆分中心正式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等。更多的国际机构已将我国列为对跨国公司服务转移和外包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研发转移重要目的地。
篇7：多重测光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
但是新农合在改善农村医疗福利的同时, 面临来自经办人员、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户的多方欺诈, 且欺诈案件呈逐年上升和大案化、隐蔽化趋势。新农合欺诈严重影响基金使用效率, 增加基金运行成本, 损害农村卫生资源有效配置, 因此, 在巩固和提高农村医疗福利的同时, 新农合面临防范欺诈、控制道德风险目标下进行运行模式优化的迫切需要。
一、新农合运行中的多重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研究起源于保险领域, Arrow (1963) [2]将道德风险界定为“个体行为由于受到保险的保障而发生变化的倾向”。Findlay and Parkin (1992) [3]从信息不对称视角, 而非单一保险视角对道德风险进行扩展, 认为“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所采取的影响或加大不利结果出现概率的行动”都属于道德风险。
在道德风险集中的保险保障领域, 医疗保障又是其中道德风险最为严重的险种。李晓斌 (2009) [4]指出, 医疗保障领域面临严重的来自患者和医疗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Bates & Mukherjee (2009) [5]以美国医疗市场为例, 基于健康生产函数研究发现, 医疗保障中的道德风险来源于第三方付费的运作模式。医疗保障中的道德风险与一般道德风险有所不同。一般合约表现为单方道德风险, 即拥有私人信息一方有道德风险。而医疗保障第三方付费模式产生双重合约和双重道德风险:医疗机构与被保险患者之间、被保险患者与保险机构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
新农合较之于商业医疗保险, 在信息不对称方面更为复杂, 体现出多重道德风险的特征:在医疗供需隐性合约中医疗机构相对于参合农户具有信息优势;参合农户在报销审核中可能对经办机构隐藏信息;卫生行政部门组成的经办机构作为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 可能违背委托人国家的利益等, 由此造成多重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
二、多重道德风险引致下的新农合欺诈分析
在2008年开展新农合的2729个县 (市、区) 中, 委托保险公司经办的只有101个县市, 绝大部分区域采用政府主导、政府经办的运行模式。这种模式下, 经办机构由卫生行政部门组成, 易引发三重道德风险, 由此导致多方主体基于不同利益动机实施新农合欺诈, 其表现形式如下:
1.权利寻租引致的经办机构员工与参合农户串谋欺诈
这种欺诈具有较高犯罪黑数。犯罪黑数 (dark figure of crime) , 又称犯罪隐数或犯罪暗数,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 社会上已发生, 但尚未被司法机关纳入犯罪统计的案件数量。权利寻租引致的串谋欺诈涉及新农合经办人员, 导致欺诈识别主体卷入欺诈之中, 在外部监督机制缺位背景下, 欺诈难以识别, 而使犯罪黑数远远大于实际被审理立案的犯罪数。另一方面权利寻租引致的串谋欺诈往往涉案人员众多, 欺诈金额较高。例如2009年重庆市最大的新农合欺诈案即为卫生局工作人员与农户串谋实施, 涉案人员28名, 欺诈金额达449万元。
2.医疗供方市场垄断背景下的新农合套现欺诈
目前新农合主要关注住院统筹, 而由于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限制, 大部分参合农户选择乡镇卫生院进行住院治疗。例如福建省长汀县2009年新农合住院病人中, 入住县外医院占12.2%, 县级医院占41.26%, 乡镇卫生院占46.54%。乡镇卫生院是新农合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机构, 但是根据卫生部统计, 从2001年到2009年乡镇卫生院数量呈逐年递减趋势:2009年全国乡镇卫生院比2001年减少9200个;于此同时, 由于新农合提供的医疗保障使农户医疗需求得以释放, 乡镇卫生院住院人数从2001年的1700万上升至2009年的3650万, 农村医疗供给与需求呈现明显的反向发展关系, 使得医疗资源缺口越发凸显。
2009年乡镇数量与乡镇卫生院数量之比为1比1.14, 基本上一个乡镇只有一个卫生院, 形成新农合医疗供方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导致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失效, 进而降低医疗机构实施 欺诈后面对的惩罚成本。低惩罚成本、甚至无惩罚成本的市场结构不能有效约束定点医院通过伪造假病历等手段非法套现新农合基金。例如, 2008年四川省调查的新农合职务欺诈案中, 涉及乡镇卫生院人员20人, 占38.46%;涉及乡镇卫生院院长16人, 占30.07%。
3.补偿心理或获利心理驱动下参合农户的医疗欺诈
参合农户实施新农合欺诈大多基于如下两种心理:一是补偿心理引致的欺诈, 即参合农户确实患病, 但由于部分药品不属报销范畴, 从而通过购买假发票、或报告虚假药品清单实施欺诈, 以弥补医疗费用开支中新农合不予补偿的部分, 欺诈金额与病情特征及农户风险承受能力相关;二是获利心理引致的欺诈, 参合农户或第三方没有患病, 但在额外获利的利益驱动下实施医疗欺诈, 这种欺诈性质恶劣, 且欺诈具有重复实施的特征。
除了上述依据欺诈动机和欺诈主体不同进行分类之外, 还可依据金额和性质不同将新农合欺诈分为:①软欺诈, 即参合农户通过夸大医疗费用、过度消费或医疗机构通过技术壁垒提供诱导需求等路径实施轻微的、小额的欺诈;②) 硬欺诈, 即医疗机构、参合农户、与农户相关的第三方或经办人员提供虚假资料, 试图骗取大额医疗基金的行为, 这种欺诈性质恶劣、金额较高, 严重影响新农合基金运行风险, 损害国家和农户整体医疗福利。
三、新农合运行模式中多重道德风险根源解析:基于信息经济和福利经济的视角
新农合政府经办运行模式下的多重道德风险根源于三重隐性合约, 而这三重隐性合约中都存在信息不对称及合约当事人之间的效用函数不一致, 从而导致在追求各自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经办机构人员、医疗机构及参合农户等多方主体均参与实施新农合医疗欺诈。
1.国家与经办机构在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利益不一致
新农合是国家主导的互助医疗保险, 通过国家财政补助的方式降低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 促进参合农户的潜在医疗需求转化为有效医疗需求, 从而实现农户个人医疗福利的提升, 并进而提升国民整体医疗福利。但是国家需要委托经办机构来执行隐性的医疗保障合约, 经办机构与国家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作为代理人经办机构拥有私人信息, 同时由于新农合基金使用效率与经办人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缺乏责、权、利关系, 从而引致经办人员权力寻租:通过与参合农户、医疗机构或第三方串谋欺诈实现非法获利, 损害委托人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 在政府经办运行模式下, 经办机构一般由相关卫生行政部门组成, 这使卫生行政部门扮演多重具有内在冲突的角色, 既是新农合主管部门, 又充当经办部门, 导致医疗服务监督机制缺位, 无法约束医疗市场的道德风险。[6]
2.医疗供方的技术性壁垒导致医疗机构与参合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新农合中的第二重隐性合约建立于定点医疗机构与参合农户之间。在这种医疗服务供需合约下, 医疗机构拥有信息优势, 因为参合农户对所患疾病的医学特征、患病程度不甚了解, 治疗方案完全取决于医生, 在医生不能独立行使处方权, 同时医疗机构追求营业性收入最大化的背景下, 拥有私人信息的医疗机构可能对患病农户提供诱导性需求。而由于医疗供方的技术性壁垒, 经办机构和参合农户是很难识别医疗机构通过诱导性需求实施的医疗欺诈。此外, 我国医疗供方市场的垄断特性, 尤其是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绝对垄断特性也决定了参合农户无法拥有治疗方案的选择权。
3.参合农户的个人医疗效用函数与国家医疗效用函数的偏差
从福利经济学视角上说, 国家效用函数是个人效用函数的加总, 在满足外界约束条件的前提下, 个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能产生国家效用最大化。但是,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 由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 国家效用最大化并不能由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来完成。欺诈产生的额外收益使个人效用函数扭曲, 从而与国家效用函数产生偏差。参合农户在缴纳10元至30元不等的新农合费用后, 可能面临两种境况:一是患病住院, 此时医疗效用函数的最优值应该是获得全额补偿, 但由于新农合基金设有补偿比例及不予报销的药品范畴, 农户出于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可能通过购买虚假发票和药品清单获得尽可能多的补偿以提高其个人效用;二是没有患病, 此时参合农户实施欺诈可以获得完全的额外利益。诚然, 参合农户通过独立欺诈或串谋欺诈增加的个人效用是以损害国家效用为代价实现的。
四、道德风险控制目标下的新农合运行模式优化对策
政府经办的运行模式一方面滋生权利寻租下的欺诈行为;另一方面无法建立防范欺诈的激励—约束机制, 即无法有效督促经办人员积极识别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户的欺诈, 因此, 为了实现道德风险控制目标, 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新农合运行模式的优化:
1.政府角色由经办者向监督管理者转变
2009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农合制度的意见》, 明确指出“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 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与政府经办的运行模式相比, 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模式切断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参与日常报销审核业务, 从根本上杜绝经办机构权利寻租导致的医疗欺诈, 从而减少来自经办机构的道德风险。即:政府在新农合中的角色定位从集“主导、补助、经办、监督”于一体的全能型向以“筹资管理和运行管理”为核心的监督管理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除了防范权利寻租下的道德风险, 还能提高新农合基金运行绩效。以“新乡模式”为例, 2004年河南省新乡市的新农合从政府经办转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经办后, 政府经办人员从519人减少到56人, 政府管理费从每年1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
2.医疗供方由定医院制度向医生负责制转化
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农合制度中, 乡镇卫生院因地理位置因素在农村具有相对垄断地位, 对此要从两条路径对医疗供方的道德风险进行管理:一方面, 培育医疗机构的竞争机制及医生竞争机制, 放开医疗供方市场, 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医疗体系, 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乡镇医疗机构建设, 逐步培养医疗机构的竞争机制;同时县域内的合格医生数量众多, 可以形成医生竞争机制, 通过竞争机制遏制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另一方面, 对医疗供方的监督管理从定点医院制度转化为医生负责制, 医生对患病农户的诱导性需求及医生参与医院的新农合套现欺诈, 其根源在于医院对医生的诊治行为干扰性太强, 将医生的收入与医院的盈利相挂钩, 对此应强化医生行使处方权和诊治方案选择权的独立性, 形成医生负责制, 从而逐步削弱医院营业收入与医生收入的纽带。
3.保险机构由委托管理向合约管理过渡
目前保险机构主要以委托管理模式参与新农合的运行, 即保险公司只提供报销、结算、审核等经办服务, 基金运行风险由政府承担, 基金结余转到下一年度, 保险机构只收取管理费, 不承担盈亏。这种运行模式排除政府经办的权利寻租, 但由于保险机构不承担基金运行风险, 因此缺乏管理道德风险的激励—约束机制, 无法有效管理来自参合农户和医疗机构的双重道德风险。在委托管理取得一定经验基础上, 保险公司可以结合自身在商业健康保险运作方面的优势, 尝试将新农合从委托管理向合约管理过渡。
保险机构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发展迅速, 保费规模从2000年的65.48亿元发展2002年的122.45亿, 两年基本翻番;到2004年达259.88亿, 再次翻倍, 到2009年达到804亿元, 在全国医疗卫生支出中由保险公司承担的医疗费用占比逐年上升, 从2000年到2009年占比提高3.5倍。经过多年的健康保险发展, 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险合约设计、费率精算厘定、资产风险管理、客户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积累大量经验, 通过合约管理新农合, 保险公司将与国家共同承担基金运行风险, 有利于督促其积极防范和识别欺诈, 构建集承保疾病范围、给付额度条款、责任免除条款、共保条款等为一体的合约激励—约束机制, 管理医疗供需方的道德风险。
4.基金管理由手工操作向电子系统提升
目前新农合的报销审核大多采用手工操作, 工作量大, 经办人员往往很难发现其中隐藏的欺诈。与手工审核相比, 电子信息系统可以更迅速、更有效识别欺诈。完备的信息数据库包含参合农户的健康档案材料及既往索赔资料, 例如农户既往疾病、曾经索赔次数、索赔金额等, 对于参合农户的每一笔赔付申请, 经办人员可以很便捷地将现有信息与其健康档案或既往信息进行核对, 从而迅速识别可疑欺诈案件, 及时有效防范农户和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电子化信息系统除了有效识别欺诈, 还可加快单证审核时间, 提高新农合基金运行效率。例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河南省新乡市各乡镇经办机构提供单证审核的电脑和终端处理系统, 使新农合补偿款的支付时间由过去的10天缩短为30分钟, 大大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参考文献
[1]Hong Wang, Winnie Yip, Lichen Zhang and William Hsiao.The Impact of Rural Mutual Health Care on Health Status:Evaluation of a Social Experiment in Rural China[J].Health Economics, 2009, (03) .
[2]Kenneth J.Arrow.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05) .
[3]McTaggart, Findlay and Parkin.Economics[M].Addison-Wesley, Sydney, 1992.
[4]李晓斌.医疗保险运行中的道德风险与控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06) .
[5]Laurie Bates, Kankana Mukherjee.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and Health Produc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2009,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