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精选8篇）
篇1：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的培养论文
[摘要]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不彻底、浮泛。而实际上，悲剧意识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较大的激励作用和教育意义。影视作品对于普通百姓有着巨大影响，改编中国古代悲剧的作者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欠缺的遗憾，并应以悲剧意识培养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应过多地消解其中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悲剧 悲剧意识 培养
悲剧意识即是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中国文学缺少这样的一种对于宇宙，对于生命的悲剧审视，和对于人性，对于灵魂的深层叩问。因为作为市井文学的中国戏剧，是无法肩负起古希腊悲剧那样厚重的文化使命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中就没有悲剧性的作品，没有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也存在着悲剧的因子，比如《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的抗争是绝望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抗争的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悲剧意识的觉醒。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抗争精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屈原了。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发现悲剧的同时，还要试图去弥合这个悲剧。这种试图去弥合悲剧努力，就成了对悲剧意识的消解。柯汉琳教授认为，“中国反悲剧意识的根子无疑是早已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精神，特别是儒、道、佛的学说。”(Net 1)这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在生活层面上，传统文化中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有：酒、自然、仙、梦、女人。我们可以以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为例。《雷锋塔》和《桃花扇》那两对受尽情感磨难的情侣最后都或出家或成仙《娇红记》里，两人死后归于仙道，成为一对神仙眷侣;《长生殿》中，杨玉环死后，李隆基和她到天宫永为夫妇“团圆”;至于《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牡丹亭》等无一例外都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最后或是伸冤报仇了，或是有情人苦尽甘来，终成眷属。
由于受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心理越来越回避悲剧，我国近年来制作的改编自古代神话传说的影视作品明显地呈现出消解悲剧意识的倾向，而且多以爱情来作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似乎爱情是最后的精神安慰。如：
2007年上映的《新天仙配》的结局居然被改编为：玉皇大帝到囚禁七仙女的云清宫看望女儿，得知七仙女的儿子一生下来就会笑，没有满月，竟然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他外公，猛然勾起了他的舔犊之情，并在王母娘娘和六个仙女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改变了看法，亲自下凡化装考察董永，对董永的.仁义、孝道深为满意。最后，玉皇大帝被七仙女和董永的真情打动，同意七仙女与董永在人间相伴永远，恩爱一生，成就他们惊天地、动人心、泣鬼神的美好爱情。
2005年上映的《新白蛇传》的结局：
白素贞产子，成魔的法海故伎重演。白素贞不认为爱许仙是错，自愿走进雷峰塔。诀别前，流下她第一滴也是最后一滴眼泪。她爱许仙一生，这滴眼泪应在“爱”上。白素贞被镇于雷峰塔下，除非雷峰塔倒，否则永世不得出塔!
许仙上山进寺，自愿剃度，只为法海一句雷峰塔百步之内，非出家人不得擅入。
……许仙每日扫塔，和娘子一个塔里一个塔外。白素贞用法术打开油伞为许仙遮阳。
700年后，雷峰塔轰然倒塌……
电视剧《精卫填海》的结局：
精卫的灵力为救人类消耗怡尽，她成为了一只忘记了前因后果的青鸟。但她仍存有最后时刻一丝的记忆，她要拯救人类，她要将圣灵石投入大海，她用嘴啄起石子，不断地投向大海……
大地上的灾难消失，后羿来到大海边，他痴情地看着青鸟(精卫)落入他手中，眼中流下了泪水。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悲剧是人类对灾难、苦难的感知和技艺，如果因为害怕悲剧而随意消解悲剧因素，那么我们轻则恐怕会失去悲剧意识，重则会失去祖先的记忆，或者传承的是已经变了味的祖先记忆。其实，悲剧意识的培养对于今天的人们是很有必要的。朱光潜先生说过，“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我们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和同情的模仿他们，也受到激励和鼓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别举行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可见，悲剧意识的培养对于个人、对于一个民族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和锻炼。因此，对于我们普通人影响巨大的影视作品可否考虑对我们的民众，尤其是对年轻人加强悲剧意识的培养，而不是误导大家去逃避悲剧，进而忘却悲剧。
篇2：悲剧意识
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悲剧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产生在希腊自由民反对儹主独裁政治和波斯侵略，为建立民主制而奋斗的时期，因此剧中充满着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由此看出，希腊戏剧的精华大都集中在悲剧，而悲剧意识则是引导希腊悲剧不断发展的主线和精神所在。
虽说希腊悲剧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神话与荷马史诗，但是剧作家们通过自身对神话的见解，将神话故事改编或深化以表现自己对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从而更适合揭露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希腊悲剧中更存在着命运的观念，这是当时的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看到现实和历史中，都存在着许多人类所不能左右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便把这些事归命于命运和定数。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人和神都无法逃避命运的支配，命运不可抗拒，但同时，他们又尊重个人的意志独立，因此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有了悲剧意识的存在。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曾这样解释悲剧意识：其核心主题是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转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奠定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基础，是西方经典作品的主线。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也正是反映了以上特点，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洛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就像是一个人类哲学意义上的训导者，为坚持原则，为民众和人类的利益，不向暴君屈服。而普罗米修斯也向人类展示出他强大的意志力，和高尚的精神境地，以当时的角度看来，普罗米修斯的经历绝对是个悲剧，但是他带给希腊人思想上的影响确是深刻的，即使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和神的惩罚，也要有一个大无畏的为人类和文明而献身的精神。因此，从普罗米修斯展现英雄受苦的境遇开始，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和先哲们便不断对人生智慧进行追求与探问，悲剧意识的主导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我看来，悲剧意识建立下的戏剧比喜剧带给人的印象往往要深刻的多，首先，在感官上带给人痛苦，其次，在心灵上给人以震撼。因此，我认为悲剧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透过某种悲剧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在事件中直接影响我们的，或存在于未知领域的紧张和不安，悲剧意识就是在反应一种现实的悲剧性，正因为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窘或社会现状导致人们的心理压力沉重，悲剧不仅能够及时的反应现状，同时还能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的舒缓，从而映证了悲剧将人们的痛苦转化成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一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还是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都表现了西方的悲剧意识。通过这些悲剧我们也能更好的审时度势，了解现今社会所缺少的，和激发人们内心的正义与意志。所以，我认为悲剧意识是时代发展下与人们思想意识日益深刻的产物，沿着理性的思考前进，才能抵达悲剧意识。只有理性才能激发出悲剧意识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育，帮助文化的成长，帮助人们发掘人性的潜质，达到优化人类素质和提升思想的效果。
篇3：郑燮《扬州》诗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郑燮,扬州,悲剧意识
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给人们留下了扬州是一个繁盛烟花地的印象, 唐人张祜《纵游淮南》甚至说“人生只合扬州死, 禅智山光好墓田”[3], 扬州对文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扬州繁华的光环也从反面衬托出了它的悲剧性。唐末各藩镇连年刀兵相向, 扬州在战乱中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 (892) 记载:“丁酉, 杨行密帅众归扬州。秋七月丙辰, 至广陵, 表田頵守宣州, 安仁义守润州。先是, 扬州富庶甲天下, 时人称扬一、益二, 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馀, 江、淮之间, 东西千里扫地尽矣。”[4]战后扬州衰落的景象让不少人扼腕叹息,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中说:“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 荡为丘虚。杨行密复葺之, 稍成壮藩, 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 尚不能及唐之什一, 今日真可酸鼻也!”[5]扬州新不如旧, 繁盛后的衰落体现出了其悲剧性的一面, 后世诗人多有以此为题材的诗歌创作, 生活在清代扬州重新焕发生机时代的郑燮是其中之一。他的《扬州》组诗四篇, 有对扬州重新繁盛的描绘, 于此同时也抒写了其对扬州曾经的不幸命运的哀叹, 唱出了盛极后的变徵之音, 将扬州的悲剧性作了取景图画式的展现。
《扬州》组诗共四首。第一首是对时下扬州繁华景象的描绘, 郑燮选取了几个能突出反映扬州文化的意象入诗:画舫、榆钱、养女、花、隋堤、红袖等, 这几个意象真实反映了“广陵繁华今胜昔”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画舫即装饰华丽的游船, 或是形似华丽游船的水面建筑, 这是别具江南风味景物。郑燮所说的“画舫乘春破晓烟, 满城丝管拂榆钱”反映出了当时扬州富贵人家的生活状况。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城内富贵人家好昼眠, 每自旦寝, 至暮始兴, 燃烛治家事, 饮食燕乐, 达旦而罢, 覆寝以终日。由是一家之人昼睡夕兴, 故泛湖之事, 终年不得一日领略。即有船之家, 但闲泊浦屿, 或偶一出游, 多于申后酉初, 甫至竹桥, 红日落尽, 习惯自然。”[6]这种颠倒黑白、昼息夜游的行为已近于靡乱。在富贵人家的世界里, 画舫穿梭, 迷雾缭绕, 处处莺歌燕舞。而榆钱作为财富的象征, 又无不让人联想到扬州这个因商业发展聚集财富的繁华之至。扬州的繁华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无怪乎郑燮在《广陵曲》中说:“长夜欢娱日出眠, 扬州自古无清昼。”[7]
下句“千家养女先教曲, 十里栽花算种田”应是郑燮描写扬州繁华奢靡的名句。扬州实物商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服务行业的发展, 借以满足富贵人家以及因向往扬州而到扬州游历的文人墨客的需求。养女教曲, 栽花代替种田体现出扬州强大的文化市场。然而, 这“养女”二字却让人感到一种沉重与危机感。其所谓“养女”, 不是指亲生儿女, 而是“养瘦马”之类调教好了的卖给人家作婢妾。明代理学家王士性说:“广陵蓄姬妾家, 俗称‘养瘦马’, 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 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 而必于广陵者, 其保姆教训, 严闺门, 习礼法, 上者善琴棋歌咏, 最上者书画, 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嫡长, 退让侪辈, 极其进退浅深, 不失常度, 不致憨戆起争, 费男子心神, 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8]“养女”虽使女子在品德、才艺等各方面得到了培养, 但是人们“养女”的实质却是一种商业化的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 妇女的命运是非常辛酸的, 所以才有人将清代扬州的繁荣称为畸形的繁荣。“十里栽花算种田”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扬州富贵人家的极尽奢靡, 甚至连以农为本的农民见种花有利可图, 也弃粮从花, 这种情况怕是古来少有的。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物极必反, 借此我们也能看出郑燮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隐患感。在这一联中, 郑燮的用意是表现扬州的繁华景象, 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反讥的味道。郑燮一向主张为文要道着民间痛痒, 主张“理必归于圣贤, 文必切于日用”, [9]扬州的这种逐步走向极端奢靡已经和他的思想有所不合, 郑燮已经察觉到其中可能引发的问题。因而, 在“风吹红袖欲登仙”的迷离环境中, 在自隋以降得扬州的兴衰中, 在伤白头、倍悄然的情状中, 作者陷入了沉重的历史思考, 陷入了对扬州再次衰落的可能性的命运担忧。事实上, 郑板桥是在借古讽今, 体现出其对扬州这个几经繁华与衰落的城市的悲剧性的思考, 这从余下三首诗中可以得到印证。
以下三首诗连续描绘出曾经扬州衰败的情景, 表达了作者寄寓其中的悲剧意识。昔日风月繁华的扬州变成一副凄凉景象, 一幅幅凄清的图景犹如图画一般展现在眼前。廿四桥, 它是指二十四座桥还是仅仅只一座桥, 这尚无定论。《扬州画舫录》认为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 一名红药桥”, 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写道“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 ……可纪者有二十四桥”, [10]并悉数列举桥名及其位置。此二说并不相胜负, 但后来“二十四桥”也成了扬州的代名词。宋朝欧阳修做过扬州的文章太守, 后移守汝阴, 在游汝阴西湖时写了一首《西湖戏作示同游者》, 诗中有“都将二十四桥月, 换得西湖十顷秋”[11]句, 其中的二十四桥所指的便是整个扬州城。在郑燮诗中, 不管是指二十四座桥、一座桥, 还是整个扬州城, 它已经具备了扬州的象征性。因而, 在郑诗中它的作用是指明扬州或者是扬州文化的颓败, 同时它已经没有杜牧笔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神秘、美好的意境。雷塘是隋炀帝墓所在, 这位曾经数游扬州的帝王最终也葬在了扬州, 不管当初如何骄奢淫逸, 这个短命的王朝很快被历史所抛弃, 因而唐朝罗隐《炀帝陵》哀叹到:“君王忍把陈平业, 只博雷塘数亩田。”[12]明代夏完淳《大哀赋》谓雷塘为“罗绮之地”, [13]隋唐时时旅游胜地, 如今依旧是, 然而它又多出了几分历史的沉重感, 当初游览扬州的隋炀帝, 如今其死后的葬身之所仍要被人游览, 这对于这位奢侈、不惜民力的暴君而言, 不无多出了几分讽刺的意味, 历史的凄凉冷酷与沉重与之并生。在“画楼隐隐烟霞远, 铁板铮铮树木凉”的萧条意境中, “文字岂能传太守, 风流原不碍隋皇”唱出了盛年不再的哀叹。下句“量今酌古”点明了作者作诗的动机。这是一首历史兴衰的咏叹调, 亦是一首时事的讽喻诗, 诗中的悲剧意识显现其中。
第三首诗接连用了西风、衰草、落日、瓦砾、樵夫唱晚、凉云、秋燕、荒冢等意象, 郑燮作诗尚以平直畅快示人, 这些意象的使用让人直接感触到了他情思中所饱含的清苦凄凉, 一股垂暮之感席卷而来。“繁华一刻人偏恋, 呜咽千年水不流”表明了历史的变迁所带来的萧瑟与悲凉, 同时也蕴含着不可过于迷恋繁华尘世的劝诫。盛时不再的哀叹再一次体现了郑诗中对扬州城市命运的关照而表现出的悲剧意识。第四首“千年战伐百余次, 一岁变更何限人”句再一次对扬州屡遭兵事而迅速毁坏、起而又落的不幸命运进行了哀叹, 郑燮似乎不烦于此, 而实际上却是诗人未道尽的话语。经过极度的繁盛, 情迷闺阁、酒肆、声乐、金钱而不知加以节制, 这正是扬州的脆弱点, 一旦外界强势袭扰, 它就犹摧枯拉朽般迅速倾倒, 几乎没有抗拒力。所以, 末句“可怜道上饥寒子, 昨日华堂卧锦茵”指出了昔日纨绔子弟如今的悲惨命运。鲁迅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在郑燮《扬州》诗中, 第一首诗所描绘的靡乱生活现如今已不复存在, 扬州的美好被“撕毁”了, 于是悲剧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郑燮生活在清代扬州重新繁盛的时期, 他先后在扬州卖画、生活, 对扬州的风物人情都有切身的体会。其实, 其“尽把黄金通显要, 惟余白眼到清贫”句正是当初其初到扬州时面对自身生活窘境的牢骚之辞, 正因如此, 他才会有对扬州这座繁华城市的反省, 借以慰藉面对自身不如意生活的忧虑, 也正是这种忧虑, 催生了诗中对扬州这座城市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篇4：“公地悲剧”与“公共意识”
美国学者哈丁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剧”来解释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如果存在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而每个人都从一己私利出发，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但又不必为这个公共牧场的维护和发展分担责任和资金。这样就会出现养羊的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谁也不负责，于是就上演了一出“公地悲剧”——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无法再养羊。
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天安门、黄山、峨眉山、长城等这些巨大的公地如果只有人去索取，而没有人或谁也不去维护和保养，终有一天这些地方就会持续退化，从景色优美的景点成为一个个无法欣赏、无法度假的垃圾场。
发生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民众缺乏“公共意识”。除了每个人不必为公地“埋单”外，人人都认为既然这块地是公共的或公家的，就不是自己的，用不着自己负责。这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中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好，而公社的田中作物长得差的城市翻版。因为，没有哪一户人家私人的客厅会出现象公地那样脏乱差的景象。
人们缺乏“公共意识”是导致“公地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谋划策。这些策略最后归结到一个核心，要让公地有人负责，并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如果大家都把公地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别说保护公地的环境，就是整个社会的环保状况都会大大改善。
但是，让公地有人负责也难以实施。因为，像天安门、黄山这样的公地并不是能实行股份制的，也不可能像责任田一样一家分一块。唯一可做的就是让政府来监管。这就给政府的监管提出了一项挑战，如何让每个公民都具备“公共意识”，从而发自内心地去保护和珍惜它?
其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布公地维护的成本。这是让每个公民成为公地主人的最好办法。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他们所纳的钱中有一部分就是用到对公地的维护、清洁和保养中。每个公民都明白自己纳的税也用于公地的保护，污染公地也就是在扔掉自己的钱财。
篇5：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影射着雅典奴隶主民主派英雄的历史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俄狄浦斯正视现实，刚毅勇敢，体贴民众，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也是一
个理想的民主派领袖的形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下场竟如此悲惨，贴切地表现了英雄意志
逃不脱命运桎梏的痛苦惶惑。这里，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还表达了个人
反抗命运的思想。在俄狄浦斯王身上，寄托着剧作家对民主派领袖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
疑。
2、首先，《伪君子》是一部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与民间喜剧手法结合的杰作。莫里哀创造性地
运用了“三一律”：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地点始终是
在奥尔恭家里，时间24小时。莫里哀在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独具的近代喜剧，既严整均衡、单纯集中，又曲折活泼，富有情致。(“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莫里哀的喜剧《伪
君子》就是按“三一律”写成的，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即奥尔恭的家
里；所描写的全部事件都在一昼夜之内发生；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
上。)
3、（1）径向对照
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对照也是人物圆心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的代表。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
（2）弧向对照
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这种弧向对照，提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
3）人物自我对照，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作者的美学追求：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雨果早在《〈克伦威尔〉序》中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
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
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
篇6：刘长卿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2014103136 聂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 刘长卿，中唐早期诗人，自诩 “五言长城”。其诗歌里多写贬谪漂流的感慨和世事沧桑、人情变故的无奈，常体现出一种浓浓的悲剧意识。这种悲情与他的挣扎、抗争相互交融体现在诗中，使刘诗孤高幽深、又带有轻轻的哀怨。本文试从造成其诗歌悲剧意识的原因加以分析，并例举其悲剧意识的类型方面对刘长卿诗歌中的空漠哀愁加以阐释。
【关键词】： 刘长卿 诗歌 悲剧意识
历数中国古代文人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之所以能做出流传千古的好诗都与其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不同时代、不同际遇所造就的诗人以及其诗歌创作的风格都不一样。那么在盛产诗人的唐朝，除了盛唐气象和晚唐之悲，处在唐朝由盛转衰转折点上还有一位诗人，在历尽了繁荣强盛之后，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经历在诗歌史中诗歌唱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刘长卿。
纵观刘长卿的诗歌创作，我们多能感受到其诗风的寂寞感与深深地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唐代诗歌创作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对自然天道无常的怀疑，上下求索而不得所形成的自然悲剧意识；对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所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对追逐功名、怀才不遇、官场失意所产生的政治悲剧意识；对远离故土、漂泊无依而没有归属感所形成的人生空漠之悲······而关于悲剧意识，不论东西方都认为其核心在于对不可抗因素或者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而进行的抗争与追求。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就是悲剧意识的典型代表之一。
诗如其人，这与刘长卿的悲观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曾说过：“才性异区，文辞繁诡”[1]，这说明作家个性之不同将形成作品风格的差异。正是由于其个性的悲剧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风格，使他的诗歌从整体上看倾向于一种悲剧之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性格上的悲观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家境清贫之苦：刘长卿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常见于创作的诗歌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家境的贫寒与清苦：其诗《酬包谏议见寄之作》：佐郡愧顽流，殊方亲里闾。家贫寒未度，身老岁将除。过雪山僧至，依阳野客舒。药陈随远宦，梅发对幽居。落日栖鹗鸟，行人遗鲤鱼。高文不可知，空愧学相如[2]。就透露刘氏晚年生活的情景与心境，诗人不仅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其早年的生活也未见得丰裕。初年的家寒凝炼了诗人刚愎自用与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养了诗人刻苦耐劳、自命清高与坚韧刚强的性格。
其《睢阳赠李司仓》：云白露变时候，萤声暮啾啾。飘飘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且喜接余论，足堪资小留。寒城落日后，砧杵令人愁。归路岁时尽，长河朝夕流。非君深意愿，谁复 [1][2]刘勰，《文心雕龙注释》 周振甫，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309页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能相忧？[1]我们可以看出诗中表达了他流离浪迹陌生之地的心情。生活的痛苦加深他生存的悲剧感，而他的欲求导致他困在曲折的命运里。“而我倦栖屑[2]”，是指他为了生活困苦而奔波劳碌，同时为了科举的事，一年复一年来回奔走应考。
[3]至于，生计住宿皆需要费用。“ 穷居长蓬蒿”自居的处所长满蓬草，是简陋生活的写照。显然，诗人未及第，必须面对生活的贫苦,为了谋生之计远游异地，乞求亲友的资助，所以家境的贫穷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读、争取功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可说这种人生经历所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的早熟使他更能体会人生中别人所不易察觉的东西，对于人情冷暖体会的更加深刻，这种早熟与敏感体现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颇为悲剧性的感伤。
（二）、科举不第之怨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文人植入骨髓的观念。刘长卿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希望能通过科举之路一展宏图，从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他一直为科举奔忙，但却屡试不第。其间，屡经科场失败之折磨的他曾在 《落第赠杨侍御》诗中云：“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泣连三献玉，疮惧再伤弓。[4]”全诗刻画出了一个屡困屋场的寒门书生如惊弓之鸟般无枝可栖、报国无门的尴尬。咏物诗《杂咏八首》，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被人引荐的强烈愿望，是典型的投卷之作。以下两首则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这类感情：“此地常无日，青青独在阴。太阳偏不及，非是未倾心。”《游南园偶见在阴墙下葵因以成咏》“百丈深涧里，过时花欲妍。应缘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作者自比为阴墙下葵花和涧底之桃花，因地势原因，得不到阳光和春风的眷顾，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与众花争妍，此时诗人的感情亦不仅仅是渴望，更多的是愤懑，对现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刘长卿作有代言体宫怨诗，借不幸失宠妃子和宫女之口来表达自己不遇的感受，如《王昭君歌》《昭阳曲》《长门怨》《上阳宫望幸》，诗风凄清，可见作者对君王社稷的一片“痴心”，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文人的凄惨处境，一直追求而不得的悲愤。
（三）、乱世流离之悲
经历了多次科举不第的刘长卿终于在他32岁时中进士第，但是还没有得到官做，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玄宗带领一帮大臣仓皇出逃，刘长卿不得已，只有南奔，后流落苏州、扬州一带。至德元载，肃宗即位。第二年，宰相崔涣宣慰问江南，兼知选贤举能并补授官吏。刘长卿才终于获得苏州属县之长洲县尉之职，第三年曾摄海盐令。但因为他为官刚正不阿，被贪官污吏诬陷而被捕入狱。后来，适逢大赦才得以重见天日。上元元年被贬到潘州做南巴县尉，但没有到任，得以漫游江南，约于广德元年至大历初年，方入朝为殿中侍御史。大历四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为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被贬为睦州司马。后来迁为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遂辞去官职，客居扬州乡村。他大约卒于贞元六年。综观刘长卿的一生，在诗人约65年的生命历程中，贬谪事件占去了约16年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一生。
多次应举不第，及第后又恰逢安史之乱，在乱离中奔命。安史之乱后，方得做官，但又命运多舛，两遭贬谪，虽最终官至刺史，却又因为身处乱世，疲于兵灾而无所建树，最终终老江湖。可为不幸之甚矣。严酷的现实投射在诗人心 [1]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三十九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2]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4]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七十五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1]中身上，使诗人密切地关注自己身边的琐事和分合聚散，而对于年轻时期保家卫国，造福黎民的志向逐渐淡化而至于无。这种变化反映在是做上就是诗歌在是做上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和悲剧意识，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被贬谪漂流的感慨和退居山林的山水隐逸的闲情，以及大量的赠送之作。如《别严士元》、《送灵澈上人》、《寄万州崔使君》 等，多写离别之情，关怀之意，以及朋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怀念已故朋友之诗而与社会现实无关。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和具有悲剧意识的创作风格，这种“悲”体现在诗歌中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离别之悲：刘长卿交友广泛，友人中有晚辈，亦有官场上患难之交，也有方外之士⋯⋯他生性厚道，无论贫贱他都真诚待之，尤其是曾有恩于自己的故人。其诗集中仅表达与亲朋之间离情别绪的就有250首之多，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一半。这源于其忠厚的品行，但跟作者人生坎坷、长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也有关。如《送裴郎中贬吉州》《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两首诗中的裴郎中被远贬他乡、身处逆境，人情冷漠的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同在贬途、自身难保的刘长卿却用一颗真心去抚慰对方，热情地一送再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患难之交见真情，真挚的友情成了他生活的支撑点之一，一旦离别来临，作者的心情就异常忧伤，充满想留却留不住的无奈。
（二）、漂泊之悲：安史之乱起，诗人南奔，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除安史之乱结束后曾回过一次京城长安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南方度过，直至老死。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多感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乡愁伴其度过了一生的大半岁月，尤其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更是炽烈。他的《新年作》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1]”每逢佳节倍思亲，新年来临，作者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迫切。头发花白依然寄人篱下，独在天涯与岭猿为伴、与江柳共风烟的诗人禁不住潸然落泪。赴南巴途中所作《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更写出他对故土亲人的魂牵梦萦。因此怀乡诗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悲凉的环境感染着诗人的情绪，而他又以同样的心情去体会万物，于是，万物皆被淡淡的哀愁所笼罩。春夏秋冬，作者对故乡的思恋从未停止过，他的诗常用“夕阳”、“落叶”、“水”、“白发”、“猿”等意象构成凄凉之意境，也跟他的游子身份有关。
（三）、仕途之悲：仕途上的坎坷表现在刘长卿的身上就是前人盛唐时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失望、无奈的叹息与咏唱，流露出一种惆怅衰飒的心绪和冷落寂寞的诗歌情感基调。而这在其边塞诗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盛唐时高适的 《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王翰的 《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怀壮烈，充满着立功疆场，献身报国的精神。而到了中唐，到了刘长卿笔下，却只有 “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草枯秋塞上，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了。诗人的眼里只剩下 “白首无人怜”，暗处庆幸 “归乡身幸全”，至于国家苦难，谁人承担，则只有 “今人薄” 了。很显然，这与盛唐时人那种慷慨激昂，情怀壮烈 “死节从来岂顾勋” 的风格与思想感情已是大相径庭。
贬谪的经历给诗人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身世的幽愤不平的情感反复 [1]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出现在诗人的诗作中。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屈原贾谊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明，以此表现自己的幽愤，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又如名篇《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
[1]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等等。
时代变乱的痛苦及个人坎坷的生活遭遇，使诗人常有不胜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无常之感。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诗歌总是饱蘸着多难的人生经历，满腹的悲伤、挣扎的苦痛而酝酿的悲剧之歌。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己之悲，更是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悲剧。他的生存状态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中国文人往往就是在吟唱悲剧的过程中，在对痛苦的体会、挣扎和抗争中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答卷的，刘长卿更是如此。通过解读刘长卿的诗歌，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无奈与抗争，以及渴望改变现实而不得的心灵状态。最终，蚌病成珠，浓郁的悲剧意识无法消解，诗人把它倾注到诗歌中，情郁于中而泄于外。通过对山水的描绘，与佛老禅宗的交心，与酒神的交流，通过梦境中的畅游和放松来排解心中的忧愤，也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风格，成为了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
篇7：浅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小说文体新形式在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登上文坛，从一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新颖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被大家广泛喜爱，在这期间，苏童，马原，余华就是当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
作为80年代后期的作家，苏童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显而易见，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式，同样的，在语言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大胆超越传统，用奇异的语言冲击着读者的审美这些特点也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领域的地位。苏童小说里的主题意识有很多，并且充满着许多触手可及的人文关怀，这些都是苏童对外部环境审视的一个切入点，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是最为突出并且十分鲜活，苏通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往往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文化的内涵，本文将从苏童对女性悲剧形象的描写，来探讨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权观念的纠缠，以及对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的当代现实意义。在男权意识依然为中心的当代社会，苏童创作这样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这样的书写无疑对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的意义。
关键词： 先锋文学
女性悲剧形象
人文关怀
一、女性人物形象的设置
其实纵览作者的大部分小说，形象上最富有特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形象就是那些有点吵闹、机智、刻薄、尖酸、美丽而又淫荡的女性形象。也许是为了迎合时代的特点，大部分的形象都是对男性依赖性强，而又自我欲望爆棚，甚至宁愿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依附于男性的身上，《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这些作品中经典的秋仪、颂莲、娴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十足的代表性并且在文坛上也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和悲剧的结局分不开。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作为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为了生存成为陈左仟的第三个小妾，为了争宠而明争暗斗，几个女人之间的对决也确实将人性之间的丑陋展现的淋淋尽致，结果生活也自然是荒淫无度，毫无道德可言；《红粉》里直接就是两个妓女的故事，他们即使是从妓院中逃了出来可是心里想的依然是要找一个男人，是男的就可以，老浦也好，冯老五也好，男人已经成为了她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再看《妇女生活》中的三代人，男性依附意识在娴、箫、芝三人身上都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一代一代的悲剧不停地上演，重蹈覆辙是每一代的命运，男人的不可靠她们当然都是了然于心的，但是义无反顾的向前冲也是心甘情愿的选择，最后的惨遭抛弃当然是必然的结果，在她们的世界里，荒凉的定义仅仅就是没有男人在身边，看似是男人葬送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坟墓是他们自己在走下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挖好，让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他们身上惯性似的倚赖意识。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低贱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创造出一个个典型形象，从而将女性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也正是这样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对女性的群体诉求产生了重视。
二、女性悲剧主导原因
无论是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男性的主导地位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动摇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权的文化色彩更是浓重，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价值判断大都是以男性为核心建立的，女性的存在也成为相对于男性来讲，现实的压力让女人成为了虚伪道德的保卫者，一些明明是对自由、平等完全合理的诉求到了女人的身上立刻就转变为背叛伦、违背道德的卑鄙行径。
在《妻妾成群》陈左仟的思想中，四个女人对于他来说连玩物都算不上，只能说是自己发泄欲望的对象而已，可悲的是四个女人似乎也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只知道只有伺候好了面前的这个老男人，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自己才会过得更舒服一些。苏童通过《妻妾成群》的叙事，十分生动地诠释了在重压之下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已经变得更加畸形和变态。除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形态的压迫，女人自身的性格特点对他们的悲剧名誉的形成也有十分大的关系，在这里很大的成分就是指金钱。即使在当今社会，金钱和女人也往往都是放在了一起出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相夫教子的家庭很难将金钱和女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苏同笔下，对金钱的追逐往往女人的欲望更加强烈一些，这也就让本来就本来就遭人厌恶的女人更加无法翻身。
“女人都想跟有钱人，要也要不够”
这是在《妻妾成群》中，陈佐仟十分准确对女人本性的一句描述，当然，这不是所有女人的本性，但是在那个时代还是一语道出了贪婪就是女人本性，如果说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无法摆脱，不如说是金钱的对女人的诱惑太过强大。对男人的倚赖只是因为有金钱在背后撑腰；《红粉》中，是小萼的贪婪最终把老浦推向了一条不归路，在她们的世界中，金钱才是享受生活的前提，拥有金钱的方法就更加的简单，不过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就是肉体和金钱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有悲剧的产生也就并不奇怪了。
女人之所以伟大，很大成分上是女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东西，就是“母性”，在以往的传统小说中，温柔贤良、相夫教子才是女性的代名词，但是在苏通笔下确实通过各色各样的扭曲、畸形的形象来揭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抛弃了母性最终导致悲剧的必然性，像《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为了恢复地位想到了生一个孩子，而完全不是由于自己内心的母性，除了颂莲，《米》中的织云也只是将孩子当做了留住男人的筹码，攀权附贵的手段，为了豪华宅院和金缕玉衣的生活，送出自己不满月孩子简直是不值一提，足以见得在金钱，权利的诱惑下，女人的原始欲望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没有了母性使得作品看上去都凄凉无比，悲剧的收尾也就是宿命的要求了。
三、女性悲剧的现实性意义
“女为悦己者容”但女人也不能只为男人活着，如果活得失去了自我，那就会有时时被抛弃的可能。小说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来源于生活，作者所写 的不是某一女性，而是一类女性，不是某一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女性悲剧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时代，某个阶段，而是从古至今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方面看，苏童的作品以及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比起那些关注女性生存的“宝贝系列”小说更有价值。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女性的悲剧形象，她们往往都是和几乎病态般的依赖男人有关，但是这样的倚赖仔细来想和社会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作者的非凡之处也正是从揭示了这样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之中显现出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或许可以从经济上的独立之中获得，但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使得女人不能够真正的脱去自己本身奴化的本质，当代社会兴起的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当下女性群体的幸运，但是女性依然奋不顾身的缠绕在以往的角色中正是她们的不幸，作者回避了过于宏达复杂的社会背景，将人从时代和社会的符号中脱离出来从而阐释悲剧的根源。
但是在展现这些女人悲剧命运的同时，对于女性邪恶面的描写我觉得有一些过于妖魔化，他们真是的生命轨迹被掩盖，这里更多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心里痛苦的表达，也正是这一点表达了男权的意识即使在作者身上也不能够摆脱
总而言之,苏童作为新时期的先锋派作家，探讨女性真实的另类视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开拓开创性意义,在参与建构男女平等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在男权中心意识还根深蒂固的今天不能不说具有十分可观积极引导的价值，同时,苏童创造女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轰动,在描述女性的恶和性的变态方面大有开创性之势，他对女性的探索有其独特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的真实,但同时在塑造女性形象上又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很不利于两性世界的和谐构建，希望我们能够从作者在塑造女性悲剧命运形象的历程中，他的超越与滞留与困境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为我们在探索女性世界中提供一些有用的价值
篇8：纳兰词的悲剧意识
一.纳兰词悲剧意识的主观原因
(一) 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的重情性格
纳兰的性格中, 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情善怨”。“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 (《蝶恋花》) 、“人间何处问多情” (《浣溪沙》) 等, 都体现了纳兰重情的性格。其情归纳而言, 主要是夫妻爱情, 父子亲情, 知己友情。但是忠于爱情的他, 却要承受爱妻早逝的打击;父慈子孝的背后, 是不可调和的灵魂折磨;珍视友情, 却又不得不承受别离的不幸。
纳兰十九岁与卢氏成婚, 婚后夫妻情投意合。在纳兰被授以侍卫之职后, 夫妻二人却聚少离多, 只有满怀的离愁别恨, 卢氏的突然离逝更给纳兰带去了无尽的死别之痛。《荷叶杯》词言:“知己一人谁是?已矣。赢得误他生。多情终古似无情, 莫问醉耶醒。未是看来如雾, 朝暮。将息好花天。为伊指点再来缘, 疏雨洗遗钿。”他不仅把卢氏当作妻子, 还视作人生一知己, 所以他不能接受妻子早逝的现实。可见纳兰的悼亡词是他丧妻后悲痛情感的外化, 非他这种多情且有深痛者不能吟之。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深切的痛苦逐渐成为郁结在纳兰心灵深处, 弥漫了他的性格的无处不在的悲观情绪。
爱情的不幸, 已使纳兰身痛不已, 而在父子亲情面前纳兰也饱受灵魂折磨。明珠身为权相却声誉不佳, 依纳兰正直、清高、淡泊的性格, 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自然颇有非议。然而他又是一个孝顺之人, 明珠对纳兰也是疼爱有加, 相当重视他的学业, 四处延揽名士教他, 还帮助他营救因科举案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纳兰死后, 明珠“望子舍必哭, 哭已, 皇皇焉如冀其复者”。正是这父慈子孝, 非同寻常的父子情深背后, 两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纳兰只能默默承受对父亲爱恨交织的情感折磨。
纳兰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对朋友的一腔真情。尽管身为满人, 可是他不仅痴迷于汉族文化, 还对优秀的汉族文人相当倾慕。张任政在《纳兰性德年谱·自序》中说纳兰:“先生笃友谊, 生平挚友如严绳荪、顾贞观、朱彝尊、姜宸英辈, 初皆不过是布衣, 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 虚己纳交, 竭至诚, 倾肺腑……惟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甚深, 而先生友俱江南人, 且皆坎坷失意之士, 惟先生能知之, 复同情之, 而交谊益以笃。”纳兰与这些江南才士志趣相投, 推心置腹, 披肝沥胆, 相濡以沫。尤其在爱妻早逝之后, 能够宽慰纳兰精神上痛苦的人只有他的那群好朋友了, 但与好友难得相会。每一回的别离都给多情重义的纳兰带来了难以尽言的苦楚。每每送别好友时便将别愁写入词中, 如送徐艺初归昆山时, 他“打叠起伤心无数” (《雨中花·送徐艺初归昆山》) ;送顾梁汾南还时, 他感叹“握手西风泪不干, 年来多在别离间” (《鹧鸪天》) 。纳兰遇上了这么多的挚友, 再又一个个送走, 剩自己一个人寂寞, 怎么不让人觉得悲哀呢?
(二) 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理想的破灭
纳兰是满族正黄旗人, 却痴迷于汉文化。儒家“经世致用”、“济世安邦”的思想使他树立了远大的理想。这种建功立业, 效身于社稷的理想伴着青春的热血曾在他胸中奔涌。他常用诗词倾吐理想破灭的悲哀:“世无伯乐谁相识, 骅骝日暮空长嘶。我亦忧时人, 志欲吞鲸鲵。请君勿复言, 此道弃如遗。” (《长安行》) 侍从生活不仅给纳兰造成了精神上的苦闷, 而且也给他带来了羁旅上的劳苦和离愁别恨。无怪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时常流露出对漂泊无定的行役生活的厌烦情绪, 从这些词作中, 可以看出纳兰对侍从生涯把壮志消磨滞尽的悲怨情绪。但儒家传统思想给他打造了一个黄金的茧,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观念让他不得不忠于自己厌恶的差事, 这种欲进不行, 欲罢不能的处境终日折磨着纳兰, 销尽了他的壮志, 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形成无法排遣的苦闷, 引起了思想情绪的悲观低沉。
(三) 纳兰性德的悲剧意识源于他的体弱多病
纳兰自幼体弱多病, 寒疾给纳兰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痛苦, 多病的身体使他对人生短促, 生命易逝, 无法把握的感受更加强烈。纳兰留下的340余首词作中, 写到秋意与冬寒的竟达130余首之多, 出现得不仅频繁而且凄楚悲凉。这种对病痛长久而真实的生命体验, 使他意识深处、精神内部自然涌起一种强烈的缺憾、焦虑、孤独、失落、空虚的情绪与感受, 可见寒疾对纳兰凄婉词风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纳兰词悲剧意识的客观原因
纳兰曾自述“性喜作诗余, 禁之难止”。词这种文学样式始终在倾诉着一种无常、无望而又无告的人生痛苦和生命忧患。可以说, 选择了词其实就选择了忧郁。纳兰在《与梁药亭书》中说:“仆少知操觚, 即爱《花间》致语, 以其言情入微, 言调铿锵, 自然协律。”这种爱好固然是他天性多情的表现,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他走向对悲哀的深刻体验。他在《填词》一诗中说:“往往欢娱工, 不如忧患作。”这既是对词坛规律与传统的总结、概括, 也是对词的特长与特质的体认。他要传承并体现词的婉约传统, 就不得不“多秋思”。
纳兰所结识的友人都是有才学的汉族名士, 如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明朝的遗少或世家子弟。他们身经沧桑之变, 在民族失败的耻辱、国家灭亡的悲痛、个人仕途的坎坷面前, 感到了人生空幻无常, 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这种感伤影响了纳兰。因此在纳兰的作品中, 常常流露出兴亡之叹:“汉陵风雨, 寒烟衰草, 江山满目兴亡。” (《望海潮》) “须知古今事, 棋枰胜负, 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 回首尽成非。” (《满庭芳》) ……纳兰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了深深的茫然和忧虑, 再加上目睹了父亲独揽朝纲, 作恶多端, 他也不能不为自己家族的命运担心。这种担心见诸笔端就成了“荣华及三春, 常恐秋节至” (《拟古四十首》) 。
纳兰生于权贵之家却并没有染上一丝纨绔习气。相反, 他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 即使文武双全, 风度翩翩, 也依然既忠且孝, 待人真诚, 完美得简直无可挑剔, 一如他的生活。然而, 当他走上仕途事与愿违时, 他就会比一般人觉得痛苦更深一些。因为他对挫折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更别说承受能力了。幸福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 人都是经历过痛苦之后才懂得什么是幸福的, 纳兰也是, 怎么会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呢?直到他认为他的理想成了空。
纳兰性德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是完美的。他的不幸, 是他强劲的生命追求和他所生活的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他的一生都在苦苦追寻幸福的人生美境, 但他所要的那种幸福却不是他可以得到的, 偏偏他又不肯放弃, 所以他“所欲试之才, 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 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 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 百不一吐”。他的愁苦无边无际、无穷无尽, 又无处诉说, 只好尽付与词中了。
参考文献
[1]张草纫.纳兰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112-283
[2]张秉戍.纳兰词笺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65-301
[3]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32
[4]李雷.纳兰性德[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56
[5][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