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关键词： 犯罪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精选九篇）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1

近年,我国青少年攻击行为或犯罪行为有逐年上升趋势。犯罪青少年不仅仅是伤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减少青少年犯罪已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目前探讨青少年犯罪因素主要涉及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等,较为忽视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的特殊性。青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增强,渴望外界关注,喜欢追求刺激和冒险。攻击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出现,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寻求刺激而发生的,而寻求刺激则涉及一个备受关注的人格特质——感觉寻求。[1][2][3]

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一种人格特质,定义为“个体对多变的、新意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以及体验的寻求,并通过采取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实现这些体验的愿望”。[4]当代青少年喜欢追寻刺激和冒险行为,有时会采取攻击和犯罪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强烈的体验和愿望。

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又称侵犯行为,指有目的、有意图的伤害或试图伤害他人心理或身体状况及破坏其他目标(如物体或社会规范)的行为。[5]攻击行为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敌意性攻击与工具性攻击(Hartup,1974);应激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Dodge,1987);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及间接攻击(Bjrkqvist,1988)。

本研究通过心理学视角,研究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发展规律,进而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手段进行预防和控制,试图对青少年进行刺激寻求的引导和控制,减少攻击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方法

1. 被试与程序。

本研究选取200名青少年罪犯,年龄在18～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9±1.781。均为男性,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3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共获有效问卷184份,回收率92%。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测量,其中自变量是感觉寻求,因变量是攻击行为,所采用测量工具如下。

(1)《感觉寻求量表》:采用陈丽娜、张明按Zuckman的感觉寻求理论,通过文献回顾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编写的中国青少年感觉寻求量表。整个量表由30个题目组成,包括两个分量表: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前者表现为具有冒险性但能被社会所接受的体育活动或项目,后者体现叛逆性及反社会倾向。整个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分半信度为0.83,两个分量表信度系数处于0.79至0.87之间。

(2)《攻击行为量表》:采用潘绮敏、张卫编写的攻击行为量表,整个量表由29道题目组成,包括:口头攻击、身体攻击、自我发泄三个分维度。总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三个维度信度系数处于0.67～0.77之间,效度指标良好。

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8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表1呈现青少年罪犯的兴奋与冒险寻求平均分数、去抑制平均分数及感觉寻求,总分都在普通感觉寻求团体范围内,但去抑制平均分达到29.45,处于高感觉寻求临界值状态。而青少年罪犯的攻击行为平均分高于群体平均值,属于高攻击行为群体。

2. 相关分析。

对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进行散点图绘制,验证线性关系,图形显示两者具有线性关系,进而对两个量表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如表2所示,兴奋与冒险寻求量表分、去抑制量表分与感觉寻求量表总分,均与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感觉寻求量表及其分量表与攻击行为得分之间有依存关系,感觉寻求特质能够影响攻击行为。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显著相关

3. 回归分析.

以攻击行为总分为因变量,以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为自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兴奋与冒险寻求回归系数低,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且R2贡献值低,对于模型的解释度低,根据模型精简原则,舍去兴奋与冒险寻求。精简后回归分析结果得出R=0.550、R2=0.302、F=78.926、p=0.000,说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去抑制能够解释攻击行为的30.4%。

a.预测变量:(常量)、去抑制。b.预测变量:(常量)、去抑制、兴奋与冒险寻求。

四、讨论

本研究在考察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量表描述性统计分数时发现,感觉寻求总分的平均分和兴奋与冒险寻求平均分均处于普通感觉寻求群体范围,而去抑制平均分处于临界点,极接近高感觉寻求水平,说明犯罪青少年的感觉寻求水平在去抑制分上偏高。根据对攻击行为的测量发现,犯罪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平均分数为57.02分,高于量表常模平均分数的46.33分,验证了该量表有良好结构效度。

通过对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发现,去抑制、兴奋与冒险寻求都与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说明感觉寻求对于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依存关系,这一特质能够影响攻击行为的发生,高感觉寻求者更容易发生攻击行为。根据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去抑制对于攻击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极显著,可以解释变差的30.2%,而兴奋与冒险寻求回归系数不显著,只能解释变差的1%。该结论也验证了叶苑、邹泓的研究结论,去抑制分数高的青少年易发生攻击行为或犯罪行为。[6]

感觉寻求的两个因子:兴奋与冒险寻求、去抑制都对与攻击行为有较大的相关性,其中兴奋与冒险寻求更多地体现对极限运动或社会认可范围内的刺激的寻求,属于积极性冒险行为。而去抑制包括了很多与法律、社会规范相违背的犯罪行为或过激行为,属于消极冒险行为。[7]兴奋与冒险寻求是非冲动的、社会化的感觉寻求。去抑制被称为未社会化的感觉寻求,结合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发展特点,青少年时期的正处于自我意识强烈,心理叛逆的时期,感觉寻求水平高的青少年倾向于向外界寻求特异刺激,如吸烟、吸毒、特殊群体及攻击行为,如果没有受到好的引导和教育,便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张雨青等人(1990)研究得出,优秀少年和犯罪青少年的感觉寻求水平都高于普通青少年,优秀少年的感觉寻求指向了精神方面,而犯罪青少年则指向了身体方面。[8]

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具有相当程度的遗传性,这种生理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个体所需要获得的刺激水平,个体在青少年阶段接受何种高水平的刺激也决定了青少年是否发生攻击和犯罪行为。本研究有助于观察发现青少年的人格特点,包括对刺激的不同需求水平与偏好,尊重并恰当地处理与满足学生的需求,对正当的需求进行积极引导,以减少学生的内心冲突,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同时为降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预防犯罪的可能,优化青少年心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五、结论

1.犯罪青少年感觉寻求总分及兴奋与冒险寻求量表得分属于普通感觉寻求群体,但在去抑制量表极接近高感觉寻求群体。

2.感觉寻求及两个分量表都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感觉寻求对于攻击行为的预测能力为30.4%,去抑制对于攻击行为的解释能力为30.2%,兴奋与冒险寻求解释能力仅有0.2%。

摘要：选取200名犯罪青少年为被试,以感觉寻求量表和攻击行为量表为研究工具,来探讨犯罪青少年感觉寻求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犯罪青少年感觉寻求平均分略高于常模;感觉寻求对攻击行为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犯罪青少年,感觉寻求,攻击行为,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唯一,青少年性罪错与“移情治疗”[J].青年健康月刊,1999,(7).

[2]方晓义.青少年的吸烟行为[J].心理学动态,1998,(4).

[3]叶发钦,青少年犯罪心理与心理健康教育[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6).

[4]ZUCKERMAN,M.Behavioral expressions and biosocial bases of sensation seeking[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徐坤英.攻击行为的心理学解释及影响因素分析[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07,(4).

[6]叶苑,邹泓.青少年感觉寻求的特点及其与自我控制、不良行为的关系[G].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7]J.GLICKSOHN,J.ABULAFIA.Embedding sensation seeking within the big three[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8,(25):1085 - 1099.

心脏起搏器与焦虑抑郁关系研究 篇2

【中图分类号】R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5-0137-01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显著升高。目前已有许多老年患者在心血管疾病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选择起搏器治疗。起搏器已成为治疗老年人心脏病的重要手段之一[1]。

近年来随着心脏起搏治疗迅速发展，适应证也从最初的单纯缓慢性心律失常发展到心室再同步化起搏治疗（cardiacresynehronization therapy，CRT）、抗心房颤动治疗、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的使用等。行心脏起搏治疗的患者多是严重心衰、心跳骤停、室速/室颤等严重心律失常，而起搏治疗本身也是重大生活应激事件，因此，此类患者大多存在心理情绪障碍，如焦虑、抑郁负性情绪等适应不良的表现。

因此，本文针对行起搏器植入术患者术前术后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情绪障碍情况加以综述。

目前常用的生理性或半生理性起搏器中，最理想的起搏模式应该最接近生理状态，其中房室顺序性起搏与频率应答功能均可从不同角度提高起搏器患者的生活质量。多项研究证实，实施心脏房顺序起搏能改善患者的生存率、生活质量、活动耐力和心脏收缩功能[2]。

关于起搏器类型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有不同意见。Bruna G[3]等利用一般健康调查表（SF-36）和AQUAREL （一种关于起搏器植入病人生活质量的问卷）对139名起搏器植入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发现，生理性起搏器和非生理性起搏器在死亡率和卒中方面无显著差异。Musilli N等[4]认为DDD模式的慢性右室起搏导致心室不同步，从而引起AF的发生率和心力衰竭住院率显著增加。但国内学者陈运清、侯平、刘明[5、6、7]等均认为VVI由于丧失房室顺序性起搏，从而更容易引起起搏器综合征，而DDD为最佳起搏模式，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优于其他所有起搏模式。

虽然心脏介入手术的开展在我国已有四十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患者不了解其优点和意义，有何痛苦与不适，这些未知的因素都会引起患者强烈的心理反应：紧张、焦虑、恐惧。这种负性心理状态促发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分泌过多，作用于心脏β受体，增加心肌耗氧量和血粘稠度，血管紧张度增加，从而导致血压升高[8]，从而引起冠状动脉痉挛，促发或加重冠心病及心律失常的症状。

起搏术后的病人更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未接受健康教育等干预的病人更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9]。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起搏治疗前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约38%，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显著的患者，术后发生心律失常不良事件的风险显著增高[10]。Sears等针对50岁以内ICD植入者的社会心理调适问题的随访调查表明，与高齡组病人相比，“年轻”病人由于在同年龄组人群中较难找到有相似体验的同伴相互交流疾病应对经验，加之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对运动、性生活、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顾虑而出现社交孤独、睡眠障碍等问题，紧张、抑郁等负性情绪水平显著高于高龄组病人[11]。

总之，对焦虑抑郁这些负性情绪进行干预，使用精神药物和心理疗法来减少抑郁焦虑，同时应加强患者出院后起搏器相关知识的宣教，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包括出院后的自我护理指导，出院后生活、活动指导，活动环境指导等随访指导，对个体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Moss AJ， Zareba W， Hall WJ， et al. Prophylactic implantation of a defibrillator in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J]. N Engl J Med， 2002， 346 （12）：877-883.

[2] Hardt SE，Yazdi SH， BauerA， et a.l Immediate and chronic effects of AV-delay optmi ization in patientswith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ardiology，2007，115：318-325.

[3] Bruna G， Gustavo VM， Leonor G， et 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Brazilian pacemaker patients [J]. Pace， 2008， 9：1178-1183.

[4] Musilli N， Padeletti L. Pacemaker selection： time for a rethinking of complex pacing systems？ [J]. Eur Heart J， 2006， 27（2）： 132-135.

[5] 陈运清，苏 唏，等. 249例永久起搏器置入体会和随访分析[J].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 2004， 18 （4）： 313.

[6] 侯 平，张 明，李占全，等.安装起搏器患者不同起搏模式下生活质量评价[J].中国临床康复， 2004， 18： 36-37.

[7] 刘 明，王树源，陈卫芳，等.频率适应型起搏器对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患者运动贮量的影响[J].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2008， 17 （5）： 49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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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utledge T，Reis VA，Linke SE，Greenberg BH，Mills PJ.Dep-ression in heart failure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reva-lence，intervention effects，and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outcomes.J Am Coll Cardiol 2006；48：1527-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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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与抑郁关系的研究进展 篇3

一、自尊结构

19世纪90年代前,自尊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是对自我 的总体性 评价。随 着对自尊 研究的拓 宽 , Pope和Mc Hale(1988)提出,自尊是由知觉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两个维度构成的;Steffenhagen和Burns(1983)则认为自尊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亚模型构成的;Coopersmith(1967)提出自尊由重要性、能力、品德 和权力四 个因素构 成。目前 , 普遍被接 受的是Greenwald和Banaji(1995)提出的双重结构模型。双重结构模型指出,自尊包括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意识性的和精加工推理性质的评价,内隐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无意识性的和个体意识觉察之外的评价,这一过程不需要个体的意志努力和意识性监控。

二、自尊结构与抑郁的静态关系

个体自尊结构存在四种组合方式:高外显/高内隐自尊,低外显/低内隐自尊,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低外显/高内隐自尊。研究者将前两种形式称为一致性自尊结构,将后两种形式称为不一致性自尊结构。之前对自尊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尊的单一方面与抑郁的关系上,但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发现,自尊结构即自尊组合形式对抑郁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罗红格,高志华等(2013)比较了抑郁与正常大学生的自尊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抑郁组和正常组具有相同水平的内隐自尊,但是抑郁组和正常组的自尊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抑郁组表现为低外显高内隐的自尊结构,正常组表现为高外显低内隐的自尊结构。冯建英,杜学元(2009)在考察内隐外显自尊分离状况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绝对差异程度与“抑郁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即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绝对差异程度越大,其被试的抑郁水平越高。从研究者们的结论可以看到,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引起的自尊结构的变化与抑郁存在密切的联系。

以上实验都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目前也有研究者在操作条件下考察了自尊结构与抑郁的关系。付春江和陈美荣(2009)研究了成败操纵对抑郁者自尊的影响。实验中筛选出轻度抑郁和非抑郁被试,然后通过自编的智力测验来操纵反馈情境。研究结果表明,在无反馈和正反馈情境下,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被试的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抑郁组被试的外显自尊高于内隐自尊;在负反馈情境中,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被试的自尊分离情况无显著差异。因此,自尊结构与抑郁的关系还受到所处条件的影响。吴明证,水仁德,孙晓玲(2006)研究了自尊结构在压力调节中的作用。结果显示,高外显-内隐自尊个体,其长期性生活事件和累积抑郁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近期生活事件和当前抑郁关系是负相关,这说明高外显/内隐自尊结构可以帮助个体减弱受长期性消极事件或近期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对于低外显 -高内隐自尊、高外显-低内隐自尊以及低外显-内隐自尊个体而言,长期性消极生活事件和近期消极生活事件,对其抑郁水平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自尊与抑郁的动态关系

在内隐自尊提出之前,研究者们实质上关注的是外显自尊对抑郁的预测作用,而且普遍认同低外显自尊对抑郁具有一定的预测性。随着内隐自尊概念的提出,自尊与抑郁间的动态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Franck(2007)等通过六个月的追踪研究,考察内隐自尊对抑郁复发的预测力。结果发现,内隐自尊比外显自尊对抑郁复的预测效力高。然而,Gerald等(2007)在研究中加入生活应激这一变量后得到了不一样的结论,结果是只有外显自尊和生活应激的交互作用能预测5周后抑郁者症状的变化。国内学者对自尊与抑郁的动态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吴明证(2009)等考察了青少年自尊和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对抑郁的预测,是通过迷思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以上研究都倾向于用自尊来预测抑郁,那抑郁是否可以预测自尊呢?目前,也有研究探讨了抑郁对自尊的预测。Alrich(2008)等人在追踪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抑郁不能预测自尊的结论,自尊和抑郁的预测只能单向的。Alrich(2009)等人在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低自尊和压力事件只能单独预测抑郁。低自尊的个体因为缺乏应对压力的资源而倾向于抑郁,高自尊个体因具有足够的压力应对资源而倾向于更少的陷入抑郁。所以,此研究也支持自尊只能单向预测抑郁。

四、展望

内隐自尊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自尊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但是,目前很多研究结论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可能原因。

1、测量方式。尽管目前对内隐自尊的测量方式很多,但是由于内隐自尊本身的复杂和内隐性,无法直接测量而且也很难验证所测量的成份包含内隐自尊的所有因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改进内隐自尊的测量工具,探索更全面,更有效的研究范式。

2、文化差异。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很可能文化因素起到一定作用。黄希庭和尹天子(2012)指出,自尊既有文化普遍性,又具有文化差异。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自尊和个性,而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谦虚,包容等。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发掘文化背景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摘要：随着内隐自尊概念的提出,抑郁与自尊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本文将从自尊结构、自尊与抑郁的动静态关系、自尊稳定性与抑郁的关系几个方面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探讨自尊与抑郁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方向。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4

关键词：中医体质；抑郁情况；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R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5-0052-01

随着社会进步，WHO指出： 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疾患是精神疾病，而抑郁症是其中的重点，认为该病大规模爆发的危险率为15%～ 20%[1]?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处于心理延缓偿付期，面临着特殊的身心发展问题，即“心理.社会的危机”[2]?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切入点，探讨大学生的抑郁情况与其中医体质的关系，研究发现不能忽略体质对个体抑郁情况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证实了中医理论“形神合一”的客观存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年3月～4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抽取800例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764份（逻辑错误问卷21份，L量表T分大于70的有15份），有效率为95.5%?

1.2 测评工具

1.2.1 贝克抑郁量表（BDI）

贝克抑郁量表（BDI）适用于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1999年杜召云对1734名大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该问卷在国内大学生人群中重测信度较好（126人间隔1周，条目和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48～0.92），测评结果稳定?

1.2.2 中医体质量表

中医体质量表由王琦教授编制，划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9 种类型，共60个条目?经心理测量学证实其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1.3 统计方法

所得数据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1.0系统软件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

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764份，其中非医学专业390人，醫学专业374人；男生281人，女生483人；独生子女371人，非独生子女392人?

2.2 一般情况

2.2.1大学生抑郁程度的一般情况

贝克抑郁量表的均值分别是无抑郁为1.42±1.37；轻度抑郁为6.11±0.82；中度抑郁为10.34±2.12；严重抑郁为20.92±2.9?本次调查无抑郁者共497例；中度抑郁者共153例；重度抑郁者12例?

2.2.2中医体质类型分布

764例大学生的中医体质类型以偏颇质为主，其中阴虚质（36%）?气虚质（29%）?气郁质（27%）的人最多?平和质144例（19%），气虚质63例（8%），阳虚质124例（16%），阴虚质102例（13%），痰湿质58例（8%），湿热质96例（13%），血瘀质26例（3%），气郁质118例（15%），特禀质34例（4%）?

2.3 大学生抑郁情况与中医体质的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贝克抑郁量表得分与中医体质量表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大学生抑郁得分与平和质?阳虚质类型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气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类型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2.4 大学生抑郁情况与中医体质的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

将抑郁情况分为有抑郁组和无抑郁?以抑郁（0=无抑郁组，1=有抑郁组）为因变量，以中医体质得分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平和质?气虚质?气郁质为自变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偏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比数比OR大于1的自变量为气虚质?气郁质，对应的比数比（OR=ebi）分别为：1.019，1.042，1.071；按bi为正值时OR>1，其相应的自变量xi为危险因素，可以看得出中医体质为气虚质?气郁质时，抑郁情况越严重?

3 讨论

3.1 调查对象和一般情况

从本次调查来看，无抑郁者497例；中度抑郁者共153例；重度抑郁者人数最少，共12例?说明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抑郁程度总体较轻，心理发展较为健康?被试群体中医体质类型以偏颇质为主，阴虚质?气虚质?气郁质的人最多?说明中医院校的大学生偏阴性体质?

3.2 大学生抑郁情况与中医体质的关系

平和质?阳虚质的人抑郁得分较低，抑郁情况较轻，平和质?阳虚质得分越高的人，抑郁得分越低?从体质上看，平和体质的人，身体的气?血?津液转化平衡，五谷腐化吸收良好?阳虚质的人，体内阳气较为不足，但体内气?血?津液的转化较为平衡?

3.3 中医体质与五态人格对大学生抑郁情况的影响

抑郁得分高的大学生的体质分型上以气虚质?气郁质为主，这可能与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低头看手机，不注意饮食有关?气郁质主要以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为主?针对抑郁程度较为严重的大学生?首先，应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注意调畅气机，促脾胃运化，调节体质的阴阳平衡?其次，饮食要均衡，适当吃些有利于脾胃运化的食物?再次，可用针灸法助阳气生发?最后，应多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抵抗力?

参考文献

[1] Kessler RC，Berglund P，Demlero. 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S-R） [J]. JAMA，2003，289（23）： 3095-3105.

糖尿病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8年10月-2009 年11月内分泌科住院及门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226 例,均符合1997年WHO诊断标准与分型,其中男性103例,女性123 例,平均年龄(54.98±4.57)岁。入选标准:全部患者均意识清醒,无失语和智能障碍,能够配合调查。入选患者中有64例患者符合ICD-10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设为观察组,不符合诊断标准的162例患者,设为对照组。

1.2 评定方法

1.2.1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采用17项版本的HAMD对观察组患者评定抑郁程度,HAMD总分<8分为正常,8~17分轻度抑郁,18~24分为中度抑郁,>24分为重度抑郁。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采用EPQ对全部受试者进行评定个性特征。

1.2.3 社会支持量表(SSRS):采用SSRS对全部受试者进行评定其所得到的社会支持。

1.2.4 医学应对问卷(MCMQ):采用MCMQ对全部受试者进行评定其疾病应对方式。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均数用$\overline{x}\pm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糖尿病并发抑郁发生率

糖尿病患者中符合ICD-10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者共64例,占28.32%。其中轻度28例,占 43.75%;中度抑郁30例,占46.88%;重度抑郁6例,占9.38%。提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与不同抑郁程度存在相关性。

2.2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

观察组中女性多,年龄大,病程长,体重指数较高,糖化血红蛋白较高,慢性并发症多,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引起糖尿病并发抑郁症患病率增加的相关危险因素有年龄、性别、合并躯体并发症、病程、体重指数和糖化血红蛋白等。见表1。

2.3 抑郁症状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系 见表2。

2.3.1 医学应对模式:

经过量表测试,面对量表评分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避量表、屈服量表评分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糖尿病并发抑郁的患者应对疾病主要采取回避和屈服的消极方式。

2.3.2 社会支持量表:

经过量表测试,客观支持评分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观支持评分、支持利用度评分和总分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糖尿病并发抑郁的患者主观支持少及不能充分利用支持,而这两个方面都与患者的主观体验和应对方式有关。

2.3.3 人格特点:

经过量表测试,观察组E量表、N量表、P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L量表评分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糖尿病并发抑郁的患者较没有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不够稳定、难以适应外部环境。

3 讨论

在糖尿病患者中,合并精神疾病的频率很高。许多对照研究发现,糖尿病人群中抑郁症发生率高达21.8%~73.0%[1,2,3] 。本研究结果为28.32%,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同时本文的数据结果提示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水平与抑郁症的不同程度存在相关性。据报道,当人处在抑郁、绝望或孤独等负性情绪时,对胰岛素需要量增加,可伴发糖尿病;当人处在安全、满足和快乐等正性情绪时,对胰岛素的需要量减少,有时可出现低血糖、尿糖减少[4]。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普及,心理社会因素与躯体疾病的关系日益被重视。现代医学[5,6]认为抑郁症与糖尿病有一定的生物学相关性,抑郁情绪产生于躯体疾病背景下,同时又影响着躯体疾病的各个阶段。抑郁症的发生与脑内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功能缺陷有关,所以抑郁可以降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在生物学上抑郁还可加重糖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另外,糖尿病作为一种终身性疾病,其一些治疗措施也可以引起抑郁情绪,如:严格控制饮食,使患者自发欲望受到压抑;体育锻炼消耗患者的许多精力;再者经济因素、并发症造成机体功能丧失、日常生活能力下降,都会导致抑郁的发生和恶化。

本组资料发现,糖尿病并发抑郁症人群中女性多见,年龄较大,大多数患者相对肥胖,慢性长期病程,临床症状比较重,慢性并发症增加等特点。再者,疾病应对模式不良、社会支持获得少及不能充分利用、人格缺陷等因素也与糖尿病并发抑郁症密切相关。分析抑郁症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如下:(1)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自我管理有负担,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社会问题均可成为应激因子,促进抑郁症的发生;(2)由于糖尿病的脑血管损害和反复出现的低血糖发作,引起大脑器质性损伤,成为抑郁症的原因;(3)如果发生抑郁症,患者积极主动性欠缺,就有可能丧失持续进行糖尿病自我治疗的动机和愿望,进而影响了糖尿病的全面治疗疗效。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糖尿病治疗的同时应重视患者的心理状况,尤其是对有并发症的患者,应积极预防和治疗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将心理治疗视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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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缇,毛红,付阿丹,等.糖尿病人群伴发抑郁症的临床研究(J).中国糖尿病杂志,2002,10(5):272-275.

体育锻炼与抑郁关系之研究 篇6

1 各学派对两者关系的研究

体育锻炼让人们的心情变得更明亮。而两者的关系似乎不太清楚:抑郁的人是因为他们都是不爱活动,或他们久坐不运动是因为自己是抑郁的人?

1.1 流行和社会影响

临床抑郁症有着高人类、社会的以及合算的经济成本。患有抑郁症经历的人失去了快乐、感觉无望、以及人际交往困难,患有抑郁症的一些人还会增加自杀的危险性。对于年轻人和成年人来说,临床抑郁症是导致他们自杀最强烈的心理障碍危险性因子,老年人自杀的比率最高。有证据显示,身体处于长期的抑郁中,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结果,例如骨密度的减少、冠状动脉疾病比率的增加以及高血压;由于过早的死亡、旷工、以及生产率的减少,用于抑郁的治疗和间接的花费却少。

1.2 临床抑郁症

抑郁症有着不同的定义,这是因为它包含一些不同类型的以及不同症状的情感障碍(例如睡眠的增加或减少,食欲的增加或减少)。第一大类型包括重性抑郁症以及中等慢性形式的精神抑郁,重性抑郁症有2种主要的子类型,它们分别是忧郁症和非典型抑郁症;第二大类型以抑郁交替周期为特征,伴随着欢欣的、自高自大的、易激心境等周期,以及夸张的自信、危险自私的行为,甚至还有妄想狂。

1.3 体育锻炼的效果

古时候,医生就把身体活动运用于抑郁的治疗。大约在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为患有精神忧郁症的病人开了运动处方,它主要是被精神病医生用于描述重性抑郁症的用语。研究显示,经过12周的跑步疗法之后,可以减少抑郁症状,12周的跑步疗法相当于或者大于2种形式的集体心理治疗。此外,使用跑步疗法进行治疗的患者中,有9/10的患者仍然坚持跑步,而且在9个月之后没有发生抑郁症状,但是没有坚持跑步的患者又重新患上了抑郁症。

2 抑郁的预防

几乎所有的研究显示,那些抱怨较少或没有闲暇时间来参加身体活动的人,他们出现抑郁的症状大多数是相同的,但是大约有一半的结果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的高水平,因为样本大小经常太小以及可变因素减少也有风险。研究显示抑郁症在懒散的人中出现频率较高,这和他们的身体疾病、性别、年龄以及社会地位没有关系。然而,目前这些研究只是把积极的人和懒散的人进行横向比较。他们没有决定懒散和抑郁两者到底是哪一个首先出现,可能是人们患有抑郁之后而变得不爱运动,而不是不参加活动使得人们患上抑郁。

3 抑郁的治疗

大多数实验性研究显示,锻炼可以改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人们抑郁心境的自我评定,但是一些实验涉及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适度的单相抑郁的人们,他们经过几周有规律的锻炼之后才能够改善心境。当锻炼计划持续几个月,改善人们抑郁自我评定的作用是和那些经常做心理疗法的作用一样大。对抗抑郁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门诊病人参加锻炼计划的时候,还要同时接受心理疗法。一些关于训练方案持续4～6个月的研究显示,和那些典型的接受药物治疗的人们相比,前者能够较好的改善抑郁。和使用药物理疗来治疗轻微的适度的抑郁相比,锻炼的临床效果在减少症状的出现方面比他们使用药物治疗来的晚。最小的或最佳的类型或降低抑郁的运动量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它显示增加体适能不是必须的,以及抗阻训练在一些研究中出现效果。

4 体育锻炼可以降低抑郁指数

许多研究涉及慢性锻炼和抑郁使用有氧运动来进行干预,例如走路或慢跑。然而,不同类型的人们的学习,开始抑郁的程度,使用对照组,以及执行训练方案在这些研究当中都是不相同的。多因比较了在降低抑郁方面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这两者的效力。40名年龄在18～35岁的女性,依照研究用诊断标准,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的她们分配到有氧运动或举重组,8周的运动训练之后,两训练组抑郁分数都有显著的下降,然而,控制组里的人没有显著变化。对于两种类型的运动来说,下降的抑郁分数是相同的。来自这两个研究的结果指出,对于身体活动的抗抑郁效果来说,有氧代谢能力的改变是没有必要的。

5 体育锻炼运动量的安排

学习对抗或治疗抑郁所需要最低限度或最佳的身体活动是多大是重要的。目前,似乎不清楚身体活动和抑郁在强度或每天活动的总数的反应。总的来说,尽管研究显示久坐不运动增加抑郁的风险,但是高水平的锻炼和低水平的锻炼相比,前者也许不能较多的阻止抑郁的产生。

研究机构显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处于低水平的活动时,按照自己的体重每天消耗能量至少1 Kcal/kg,他们似乎远离抑郁症状。当按照每个人体重每天能量花费从2 Kcal/kg增加到5 Kcal/kg时,抑郁的风险没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尽管一些研究显示,常常使用慢跑作为常规的活动来研究抗阻训练或柔韧性练习对抑郁产生的效果,而较少使用骑自行车运动。运动训练经常被美国运动医学学院作为一项指导方针,用于建议心肺适能不同的健康人群的锻炼类型和次数。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没有报道它的反作用,接下来的锻炼准则应该对有着不同的健康抑郁的人所适用,(1)3-5 d/周;(2)20-60 min/次)(3)最大心率是55%～90%。

人们在一项训练方案的开始阶段,应该逐渐的增加他们训练的密度和长度,但是对于抑郁患者来说逐渐的进步是特别的重要。逐渐的进步有助于成功感觉的最大化,同样如果那人不能维持这项方案,就会出现失败感觉有可能的控制和最小化,因为它被叫做快速程序。请记住这点,继续参与对于降低抑郁来说比增加体适能更加重要,怎样把训练方案进行到用于减少在抑郁治疗时旧病复发时的大概的方案。

6 抑郁产生的原因

有着丰富的证据显示锻炼和降低抑郁相关联,但是我们仍然发现这些抗抑郁剂效果的根本原因。解释这种联系基于社会、认知以及生物机制。可能社会认知把抗抑郁剂效果和训练方案联系在一起,包括主观期望、压力刺激物的转移、注意、自我形象的改变、情感的控制、社会的相互影响作以及社会支持。尽管似乎是真的,这些解释在精心设计的研究中并没有以经验为主而进行测试。并且,甚至如果研究显示是真实的,他们不可能提供一个关于身体活动不依赖于身体活动发生时环境的直接效果的解释。例如,一个研究中,30名患有轻度抑郁的年长的男性和女性随机的分配到有一个研究者在内的20 min的户外徒步运动中或有一名研究者在内的20 min的2次/周的、持续6个月的社会接触组或控制组,研究者追踪调查,在步行之后降低抑郁的效果和每周一次常规训练是相同的。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接触是造成抑郁降低的原因。步行可能比起其他的活动有着更多的抗抑郁效果。

生物机制提供较多的潜能建立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甚至生物学的解释不可能直接地支持一个能够降低抑郁的锻炼的独立作用。例如,亮光疗法对于治疗某些抑郁是有效的;因此,在阳光小剂量照射的情况下和一般的锻炼相比,前者可能能够较多的降低抑郁。但是,支持生物学似真性,降低抑郁的解释。

7 结语

经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通过不同的运动时间和运动量,体育锻炼可以降低人们的抑郁症状,减少压力,使得人们的身体和心理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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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颖,徐明.大学生体育锻炼与抑郁水平、身体自尊水平的相关性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1):65-68.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取2007年8月至2008年2月在本院就诊的患有抑郁障碍的青少年56例, 男24例, 女32例。入组标准:①年龄13~18岁, 平均年龄 (15.7±1.5) 岁, 首次来诊者;②符合DSM-IV抑郁障碍诊断标准[2];③无严重脑器质疾病、躯体疾病、物质或药物依赖史;④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正常对照组来自本市两所中学不同年级的中学生, 共180例, 男96例, 女84例。入组标准:①年龄13~18岁, 平均年龄 (15.4±1.5) 岁;②目前精神状况良好, 既往无精神病史;③无严重躯体疾病。两组青少年男女性别比及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7, P=0.481, t=1.752, P=0.070) 。

1.2 方法

1.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3]

该量表为一自评问卷, 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 有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它共六个因子, 评定青少年近年来所遭受的心理应激事件。

1.2.2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TCSQ) [3]

评估个体在生活中对各种事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应对决策, 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 共20个条目, 各条目内容以针对情绪应对为主。

1.3 研究流程

抑郁症患者经确诊后, 由研究人员给患者发放问卷。对照组在老师的协助下, 对来自两所中学不同年级的180名同学进行ASLEC、TCSQ问卷的发放和收回。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1.5进行χ2检验和t试验。

2 结果

2.1 两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结果比较

表1显示,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抑郁组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及其它以及总分上均较高,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 在丧失因子上, 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2 两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结果比较

表2显示, 抑郁症组积极应对的得分较低, 消极应对的得分较高,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两者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

3 讨论

Grant 等把应激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 威胁特定年龄段的个体的身体和/或心理健康的环境事件或持续状态[4]。前瞻性研究发现, 青少年在抑郁发病复发以及症状恶化前都经历过应激事件[5], 说明应激与青少年的抑郁发作有关。表1可见, 抑郁症组首次抑郁发作前, 所经过的负性事件的频数及紧张度高于正常对照组, 对各维度进行分析, 发现抑郁症组前四位的高强度事件依次为: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学习负担重、不喜欢上学、升学压力、均与学习有关, 说明学习压力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最大的应激来源[6]。另一主要应激源为人际关系, 主要表现为被人误会或错怪, 与同学好友发生纠纷等。

应对方式是个体为缓冲应激源的影响, 应付压力或挫折, 摆脱心理冲突引起的自身不平衡的紧张状态, 而产生的认知性适应过程。表2显示, 抑郁症组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还不成熟, 碰到问题缺乏现实适应性应对方式, 对情绪影响明显, 从而引起抑郁。

因此, 应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青少年首次抑郁发作有关。学校和家长要更新理念, 适当减轻学生学习压力, 同时实施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 倡导积极的应对方式, 提升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对预防青少年抑郁发作有重要作用。

摘要：目的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症首次发作的关系。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TCSQ) 对56例首发抑郁症患者和180例正常对照组进行测评。结果抑郁症组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各因子分均较正常对照组高, 抑郁症组患者较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与正常对照组比,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负性生活事件, 消极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首次发作有关。

关键词：抑郁症,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青少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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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8

关键词：民族院校,社会支持,抑郁

一、问题提出

现代社会, 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总量和质量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然而, 伴随着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并不一定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大满足, 甚至会出现一些相反的想象。比如抑郁心理问题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生率最近几年一直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就是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抑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负性情绪状态, 不但与多种健康危害行为相关, 而且是大学生休学、退学及自杀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且自杀与抑郁的严重程度有关[1]。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受其人格特征、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2], 其中, 社会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4]。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主观感知[5]。

由于不同民族学生文化差异较大, 习俗各有差异。因此不同民族的学生处理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的方法可能会具有很大差异。以抑郁与社会支持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发现国内有关抑郁的研究工具和成果很多, 但大多数研究着眼于生理疾病重症患者的研究, 比如对于癌症患者、老年痴呆患者、血液透析患者的研究。还有的研究着眼于已经患抑郁症的人群, 对于民族院校大学生这一生理和心理均正常的群体的探讨则相对较少。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情况和抑郁程度进行研究, 有助于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本研究拟考察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以期进一步揭示社会支持和抑郁的内在联系。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

研究对象为青海民族大学在读的250名学生, 有效问卷230份, 有效回收率为92%。男生104名, 占45.2%, 女生126名, 占54.8%;汉族118名, 占51.3%, 少数民族112名, 占48.7%;低年龄组学生 (18~21岁) 146名, 占63.5%, 高年龄组学生 (22~26岁) 84名, 占36.5%;大一学生48名, 占20.9%, 大二学生74名, 占32.2%, 大三学生64名, 占27.8%, 大四学生44名, 占19.1%;无宗教信仰的学生118名, 占51.3%, 有宗教信仰的学生112名, 占48.7%;文科生134名, 占58.3%, 理科生96名, 占41.7%。

2. 研究工具

(1) 抑郁自评量表 (SDS) 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 含有20个项目, 为4级评分的自评量表。其特点是使用简便, 并能相当直观地反映抑郁患者的主观感受。其中第2, 5, 6, 11, 12, 14, 16, 17, 18, 20条目为反向评分。标准分小于53分为无抑郁, 53~62分为轻度抑郁, 63~72为中度抑郁, 大于72分为重度抑郁。信度系数为0.73, 效度为0.92。

(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1986年制订, 共10个条目, 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 评分方法为各条目得分之和。查阅相关文献可知, 通常将社会支持总分为<35分的划为低分组, 社会支持总分>45分的划为高分组。

三、结果与分析

1. 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

在被调查者中, 31.3%的大学生获得了低水平的社会支持, 63.5%大学生获得了中等水平的社会支持, 5.2%的大学生获得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度, 该结果表明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一般。

2. 民族院校大学生抑郁程度状况

在230名被调查者中, 有10.4%的大学生处于无抑郁状态, 33%大学生处于轻微至轻度抑郁状态, 22.6%的大学生处于中度抑郁, 33.9%的大学生处于重度抑郁。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占到总调查人数的89.6%, 重度抑郁占到33.9%在被调查者中处于最高比例, 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以往相关研究的数据。在人口学维度上也基本表现为重度抑郁的比例最高, 无抑郁的比例最低, 其中有无宗教信仰和民族差异分组上的抑郁程度比例分布差异最显著 (见表1) 。

3. 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抑郁的相关分析结果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 社会支持的各个具体项目与抑郁程度之间都存在显著负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数越高民族院校学生的抑郁程度就会越低。在社会支持各具体项目上, 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表现出最高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r=0.802 (见表2) 。

4. 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层次回归分析

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 对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支持的总分及三维度分两步对大学生抑郁得分进行回归分析。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 被试者的年龄、民族等人口学表量对抑郁均未达到显著的预测作用, 仅仅只有性别对职业延迟满足达到显著的预测作用, 其解释率只有6.5%, F=2.552 (P>0.05) 。前人的研究中, 韩黎, 李茂发[4]的研究表明农村大学生男生总体抑郁水平高于女生, 并在抑郁程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性别能否有效预测抑郁程度还需进一步进行研究。第二步引入了社会支持的总分及三维度后, 社会支持的总分及三维度均对抑郁的预测效果显著, F=4.547 (P<0.001) , 各因素累积解释量为17.3%, 解释量提高了10.8%。

四、讨论

本研究显示, 230名民族院校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89.6%, 高于相关研究结果[1,4,5], 说明民族院校大学生抑郁状况总体较严重。调查显示, 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抑郁检出率越低, 两者呈显著负相关, 与已有研究一致[4,5,6]。汉族和没有宗教信仰大学生的无抑郁人数更多, 说明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更需要的得到相关支持和关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本研究中民族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总体及各维度与抑郁呈现统计学负相关, 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人口学变量除了性别均不能预测抑郁水平, 在加入社会支持三维度和总分后发现, 人口学变量均不能显著预测抑郁水平, 但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均能显著预测抑郁水平。民族院校大学生通过来自家人、同伴、社会的主客观支持对抑郁产生影响, 社会支持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达到, 与已有研究一致表明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重视和加强社会支持力量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研究结果提示, 民族院校大学生抑郁问题较严重应引起高校教育者足够的重视, 帮助民族院校大学生提高对主、客观社会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的认知程度, 促进其形成良好的心理韧性, 这是保证民族院校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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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黎, 李茂发.农村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 (3) :385-387.

[5]程冉, 王玉锋.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 (6) :907-908.

抑郁与攻击的关系研究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株洲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科档案中登记的3个社区的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6个月以上,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准:有急性糖尿病并发症;既往有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表、抑郁自评量表和感知社会支持量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一般情况表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糖尿病病程和是否合并并发症。抑郁自评量表[5](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Zung编制,采用四级评分法(1~4分),共20个条目,总分为20~80分。SDS标准分=原始分×1.25,标准分在50以上为抑郁。此量表在国内外已被广泛使用,经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翻译成汉语,并被证明有很好的信效度。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6](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MSPSS)由Zimet等设计,采用Likert 7点评分法(1~7分),共12个条目,总分为所有条目的平均分。该量表用来测量个体感知的来自朋友、家庭和其他人的社会支持水平,分值越高,说明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中文版的Cronbach'sα值为0.884[7]。

1.2.2 调查方法

从株洲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科档案中调出2006年6月-2011年6月登记的3个社区的2型糖尿病患者,研究者通过电话通知患者前来测量血糖和填写问卷,对逾期未参加者再次电话通知。研究者向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目的和填写方法,征得其同意后自行填写。对不能自行填写的患者,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者一对一协助填写,所有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268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中,18例拒绝参与,共填写25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8份,有效问卷为242份,问卷有效率为96.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t检验对比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社会支持水平,Pearson相关分析抑郁和社会支持的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本组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般情况

242例2型糖尿病患者,年龄35~85岁,平均(63.25±10.27)岁;男性122例,女性120例;高中文化以下114例,高中及以上128例;有配偶210例,无配偶32例;家庭月收入2 000元以下144例,2 000元及以上98例;糖尿病病程为(6.90±5.95)年;24例合并有糖尿病并发症,218例无糖尿病并发症。

2.2本组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状况和感知社会支持水平

本组2型糖尿病患者SDS标准分为(51.13±7.98)分,112例(46.3%)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感知社会支持总分为(4.96±1.17)分,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得分为(5.72±1.28)分;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得分为(4.65±1.68)分;来自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得分为(4.51±1.59)分。

2.3 本组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感知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感知社会支持总分、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 本组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见表2。

3 讨论

3.1 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状况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无愉快感,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有犯罪感或无价值感,睡眠紊乱、食欲下降等。2型糖尿病患者由于病程长、并发症多,且需要长期的饮食控制和药物治疗,承担长期的医疗费用,容易导致心理问题,抑郁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研究显示[8],2型糖尿病患者SDS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健康成年人。本研究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发生率为46.3%,与同样采用SDS评分的研究相比,比武汉社区的研究[7]所得结果(39.2%)稍高,但是比有关住院患者研究[9]的结果(69.5%)要低。相比武汉社区的研究,可能由于株洲的社区卫生保健系统相对不够健全,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等,从而更容易出现抑郁。住院2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受环境改变、病情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出现抑郁。抑郁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9],还会加重医疗负担,降低治疗依从性等。因此,护理人员应特别重视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理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预防抑郁的发生和缓解抑郁情绪。

3.2 2型糖尿病患者的感知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10]是人际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过程,包括家人、朋友和其他人提供的支持,可以分为感知的社会支持和接收的社会支持。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的社会支持平均分为4.96分,其中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最高(5.72分),来自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最低(4.51分),表明总的来说这些个体并没有感到社会支持的缺乏,与以往研究结果[7]比较接近。但是姜萍等[11]研究显示,社区糖尿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全国常模,可能与研究工具不一样有关,本研究侧重的是感知的社会支持,且目前在国内没有常模可以比较。社会支持被认为是疾病应对过程中最具有潜力的资源之一,有利于保证患者治疗的依从性[12]。研究[9]显示,提高社会支持不仅能改善患者的满意度,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中患者感知来自其他人的社会支持最低,而护理人员也属于社会支持中的其他人,说明护理工作还有待加强,护理人员应采取多种形式给患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帮助患者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3.3 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