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人类白细胞抗原（精选六篇）
人类白细胞抗原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颈AS斑块形成组 (ABI组) 31例, 均来自我院住院患者, 年龄45～65岁, 其中男20例, 女11例, 均进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 至少有1个部位显示颈动脉狭窄或斑块形成。另选取我院住院患者或医务工作者或健康志愿者30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18例, 女12例, 且与ABI组相互间无血缘关系, 经颈部血管超声检查提示颈动脉未见明显异常。所有受检者均为我国北方地区汉族人。2组性别,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试验方法
1.2.1 外周血白细胞DNA的提取:
参考Clerup改良盐析法, 外周静脉血5 ml提取DNA。如不能当时进行HLA鉴定, 则将DNA置80%乙酸中, -20 ℃保存备用。
1.2.2 HLA分型: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顺序特异性引物法 (PCR-SSP) , 基因分型试剂盒拟购自知名生物试剂公司, 包括HLA-A、B特异性分型, DR特异性分型, DQ特异性分型, DP特异性分型, 具体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要求进行, 扩增产物在含有溴乙酸的2%琼脂凝胶上电泳, 根据Maker中溴酚蓝和二甲苯蓝泳动的位置, 100 min后停止电泳, 将凝胶置于Eagle至凝胶分型仪内分析。
1.3 判断标准
判断参照DNA Maker各个条带的位置, 依据分型试剂盒操作手册给出的阳性产物DNA片段的大小, 指定该个体HLA各位细胞的特异性。
1.4 统计学方法
首先计算出各组的HLA各个特异性该细胞的频率, 以SPSS统计软件包计算相对风险率 (RR) 及P值, 然后乘以所比较的抗原数, 得出校正的P值,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组 HLA-Ⅰ类等位基因分型未见明显相关性, 而HLA-Ⅱ类等位基因分型DR B1*各等位基因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DR B1*0301等位基因可能与颈AS斑块形成相关。
3 讨 论
以往研究表明颈AS斑块形成系多因素多途径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作用、细胞凋亡的作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作用、胰岛素抵抗的作用等, 另外,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有关颈AS斑块形与HLA关系的研究国内外报道较少, 且结果各易, 对HLA-Ⅰ类和HLA-Ⅱ类等位基因分型的相关性也是如此。本结果表明:中老年颈AS斑块形成与HLA-Ⅱ类等位基因关系密切, 临床上可视该基因为易感基因。其机制可能为AS斑块形成的病理变化, 系细胞免疫反应较有意义的解释为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作为内源性抗原激发免疫反应, 同时性质不明的传染因子如病毒、细菌等使HLA-Ⅱ易感基因发生变异, 失去对内源性免疫反应的限制而被激活激发免疫应答, 从而诱发细胞因子分泌[1,2], 使单核细胞积聚并吞噬, 形成泡沫细胞, 进一步刺激平滑肌细胞增殖, 最终使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颈AS斑块形成可引起动脉管腔不同程度的狭窄, 它在脑梗死的发病机制方面有两种假说: (1) 颈动脉狭窄脑组织低灌注, 从而引起血液动力学改变导致脑梗死。 (2) 颈AS斑块破裂形成局部血栓或产生微栓子阻塞血管导致脑梗死。故对颈AS斑块形成的研究是脑血管病遗传学最有意义的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与颈动脉粥样硬化 (AS) 斑块形成免疫遗传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和顺序特异性引物 (PCR-SSP) 基因分析方法, 对31例中老年颈AS斑块形成患者和30例同年龄组颈动脉大致正常患者进行HLA-Ⅰ类和HLA-Ⅱ类等位基因分型, 研究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与HLA-Ⅰ类和HLA-Ⅱ类等位基因分型的关系, 探讨其免疫遗传的特点。结果颈AS斑块形成患者组HLA-Ⅱ等位基因相对危险度明显高于其他位点,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HLA-Ⅰ各等位基因未见明显相关。结论HLA-Ⅱ等位基因可能为北方汉族中老年颈AS斑块形成患者的致病易感因素。
关键词：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人类白细胞抗原,顺序特异性引物 (PCR-SSP)
参考文献
[1]谭建明, 周永昌, 唐孝达.组织配型技术与临床应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288-289.
让癌细胞造福人类 篇2
核爆炸，是毁灭，是灾难，经人工开发后，却成了造福人类的核工业、核医学、核能源……。
癌细胞。是病魔，是死亡。能不能将癌细胞开发利用，造福人类呢?辩证法告诉我们：“祸兮福所倚”，这应该是有可能的。
现代酶学理论认为，生命体的生长发育，每一个体细胞的分裂增殖，每一个新的子代细胞的诞生，都必须在特异生化酶的催化下才能完成。子代新细胞的分裂、增殖所需要的这些酶，叫做细胞分裂特异生化酶(酶的一大类)，如果没有这一类特异生化酶的催化，体细胞就不能分裂增殖，新的子代细胞就不能诞生。
老年人衰老了的体细胞，由于基因逐步关闭，它们编码不出足够数量的特异生化酶。也就满足不了子代新细胞分裂增殖的需要。所以老年人的体细胞分裂增殖的速度是很慢很慢的。这样，老年人体细胞的死亡速度就远远快于细胞新生的速度，所以老年人的体细胞的数量在不断地减少，老年人的器官组织在损伤后就得不到及时的修复，各个器官组织就会不断老化，不断衰竭。生理功能则因此而不断下降。
最为典型，最为明显的是老年男子的阴茎、睾丸和老年妇女的乳房等器官，与他们年轻时候相比，这些器官已经明显地萎缩了、干枯了、变小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老年人身上的已经衰老了的体细胞。如果发生了癌变，变成了癌细胞，它那已经关闭了的基因，又会重新打开，又能为自己编码出分裂子代新细胞所需要的特异生化酶。正是由于癌细胞的这种特性，所以癌细胞才能迅速分裂，迅速增殖，迅速生长，成为失控的连锁反映，从而长成巨大的、畸形的、有害的癌瘤肿块。
科学家们发现，那些具有生命活力的胚胎、胚芽、幼小生命体，之所以具有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快速分裂、快速增殖、快速生长的神奇魔力，就是因为那些幼嫩的细胞基因尚未关闭，能够为自己编码出生产子代新细胞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特异生化酶”。所以幼小的胚胎、年轻的个体，他们具有很强的修复、补偿能力。他们的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系统才能够不断被修复，被更新。所以他们显得年轻、英俊、匀称、细嫩，富有生命活力。而这些神秘的、宝贵的特异生化酶，恰恰就是所谓的“癌蛋白酶”的一种。例如，肝细胞分裂增殖所需要的特异生化酶，就是在胚胎的肝细胞中，在幼体动物的肝细胞中，和在成人的“肝癌细胞”中所发现的同一种酶——甲胎蛋白酶。
如果人类能够开发、利用癌细胞，开发、利用“癌蛋白酶”，亦即能够人工制造出“癌蛋白酶”以便用于医疗保健，那就可以变坏事为好事，那就可以造福于大众了。若给体细胞已经退化、减少的老年人应用这类物质，就可以产生出机体修复所需要的新细胞。如此，则老年人的衰老进程就可以大大延缓了。当然，在使用这些外源性的“癌蛋白酶”时，要对症下药，并应补之以其他医疗技术和使用可控手段。
或日，人类何时能够开发利用癌细胞呢?我们说：开发利用“癌蛋白酶”的伟大事业将不会为期太远了。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已有研制的“单克隆抗体”的先例，而单克隆抗体就是利用癌细胞与免疫细胞使之“杂交”才生产出来的。
人类白细胞抗原 篇3
此研究报告刊登于《中华医学杂志》2010年第31期, 题为“年轻宫颈癌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DRB1与–DQB1基因多态性及与HPV16感染的关系”, 作者为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胡燕医师等, 此研究受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我国宫颈癌发病率极高, 居世界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宫颈癌渐趋向于年轻化, 国内外均报道年轻妇女宫颈癌有上升趋势, 已经引起了妇科肿瘤学界的关注。通常以年龄35岁为界, 将35岁以下妇女宫颈癌称为年轻妇女宫颈癌。与年长妇女宫颈癌比较, 年轻妇女宫颈癌具有恶性程度高, 容易早期转移, 预后差等特点。众所周知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与宫颈癌密切相关, 但多数妇女感染后可消退或治愈, 只有小部分最终发展成为宫颈癌, 提示在宫颈癌发生过程中还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参与。本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 揭示了基因多肽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年轻宫颈癌三者的关系, 为深入研究其致病机理和发病因素, 推动年轻宫颈癌病因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依据。
研究人员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8月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宫颈鳞癌患者共166例, 根据诊断时年龄分组, 年龄≤35岁为低龄组, 共59例, 年龄>35岁为高龄组, 共107例。并收集同期因子宫肌瘤收治患者50例为正常对照, 取宫颈组织为检验标本。进行HLA–DRB1与–DRQ1等位基因及HPV16感染情况检测, 计算等位基因频率, 并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人乳头瘤病毒16亚型总体感染率为35%, 低龄宫颈癌组HPV16阳性率为46%, 高龄组为29%, 可见, 年轻宫颈癌患者HPV16感染率明显高于年长者, 提示其感染确与宫颈鳞癌年轻化趋势有关。
一般认为从高危HPV感染到宫颈癌前病变再发展为宫颈浸润性癌需要15~20年左右的时间, 本研究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23岁, 低龄组平均年龄32岁, 发病年龄明显提前, 提示在年轻妇女宫颈癌的早期发病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低龄组DRB1*04、DRB1*09及DQB1*0301亚型基因频率明显高于高龄组, 而DRB1*07与DQB1*0501亚型基因频率明显低于高龄组, 提示携带DRB1*04、DRB1*09、DQB1*0301等位基因的年轻妇女早期发生宫颈癌的风险相对增加, 而携带DRB1*07与DQB1*0501等位基因的年轻妇女早期发生宫颈癌的风险相对降低。
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对HLA基因亚型的分布依据HPV16感染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DQB1*0301亚型基因频率在HPV16阳性的低龄患者中明显高于高龄组, 而DRB1*04与DRB1*09基因频率在HPV16阴性的低龄患者中明显高于高龄组, 提示携带DQB1*0301等位基因可能会增加本地区感染HPV16亚型的年轻妇女早期发生宫颈癌的风险, 而携带DRB1*04、DRB1*09等位基因则可能增加感染其他HPV亚型的年轻妇女早期发生宫颈癌的风险。
人类白细胞抗原 篇4
1 材料和方法
1.1 主要试剂
兔抗人HLA-Ⅰ单克隆抗体(EP1395Y)、鼠抗人HLA-G单克隆抗体(5A6G7)(Abcam公司)。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SP9000 HistostainTM-Plus Kits(北京中山公司)，DAB显色剂，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2 标本来源
收集2002～2009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为腺样囊性癌的病例42例，患者年龄32～65岁，平均(44.9±9.2)岁，所有病例术前均未行药物等相关治疗。根据WHO(1991年)组织病理学标准分型，其中17例腺样型，14例管状型，11例实性型。另30例为正常涎腺组织，经4%甲醛液固定，石蜡包埋。
1.3 方法
免疫组化采用SP法对组织切片进行染色。每个标本切4μm厚切片4张，1张行苏木精-伊红常规染色，1张用0.1 g/L PBS代替1抗作为空白对照，另外2张为实验组分别用MHC-Ⅰ、HLA-G抗体行免疫组化染色。先行预实验了解MHC-Ⅰ抗体最佳稀释浓度为1∶250,HLA-G抗体最佳稀释浓度为1∶100。
1.4 结果观察
每张切片取5个不同视野，在40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切片的显色反应,阳性细胞表达率=(阳性细胞数/计数细胞总数)×100%。当阳性细胞表达率超过20%以上时记为阳性病例(+),其余则记为阴性(-)。选取观察视野时注意避开坏死组织。
1.5 统计学处理
统计软件采用SPSS 10.0软件包。HLA-Ⅰ、HLA-G在不同组织中表达的差异性采用χ2检验法。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HLA-Ⅰ、HLA-G在正常涎腺组织中的表达
HLA-Ⅰ类抗原在正常涎腺组织中主要定位于导管上皮细胞胞质中，胞质呈浅黄到棕黄色着色(图1)。在正常涎腺组织中HLA-G基本上不表达，偶尔可见到部分导管上皮细胞阳性表达(图2)。
2.2 HLA-Ⅰ、HLA-G在腺样囊性癌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
腺样囊性癌切片经HE染色在镜下表现为典型的腺管样结构(图3)。
HLA-Ⅰ类抗原在腺样囊性癌中主要定位于肿瘤细胞的胞质中,胞质呈浅黄到棕黄色着色(图4)。在腺样囊性癌中HLA-Ⅰ类抗原阳性表达率为47.62%,显著低于正常组织(χ2=17.17,P<0.05)。在腺样囊性癌中实性型HLA-Ⅰ类抗原阳性表达率低于腺样型、管状型,但三者间χ2检验未见统计学差异(χ2=0.016 8,P>0.05)。
HLA-G在腺样囊性癌中的表达为典型的棕黄色阳性信号出现于肿瘤细胞的胞质中,间质中未见表达(图5)。在腺样囊性癌中HLA-G抗原阳性表达为54.76%,显著高于正常组织(χ2=13.18,P<0.05)。在腺样囊性癌中实性型HLA-G抗原阳性表达率高于腺样型、管状型，但三者间χ2检验未见统计学差异(χ2=2.62,P>0.05)。各组标本中HLA-Ⅰ、HLA-G表达情况见表1。
3 讨论
腺样囊性癌好发于涎腺，虽然生长缓慢，但其易于早期浸润神经，且手术后易局部复发，一般术后需同期行放化疗[3]，其远处转移率仍可高达40%左右，曾被描述为头颈部最具破坏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肿瘤之一。众所周知，免疫监视系统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免疫系统中，HLA系统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能够将抗原肽递呈给抗原特异性T细胞，从而启动免疫应答，最终将“异己”抗原清除体外。近年来研究发现多数恶性肿瘤细胞表面HLA-Ⅰ类分子出现低表达或表达缺失，与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有关[4]。Zia等[5]应用流式细胞术方法证实HLA-Ⅰ类分子表达降低程度与乳腺癌恶性程度一致，提出HLA-Ⅰ类分子可作为反映乳腺癌转移的参考指标。因此，HLA-I类抗原在肿瘤的免疫监控、免疫应答调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MHC对免疫的调节作用和T细胞共刺激信号学说在肿瘤免疫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6]。涎腺腺样囊性癌系涎腺恶性肿瘤中较常见者，有关其人主要组织相容抗原Ⅰ类分子表达情况尚未见报道。
注:(1)与正常涎腺组织比较P<0.05
本研究发现在正常涎腺组织内基本上均可表达HLA-Ⅰ抗原，然而在腺样囊性癌中HLA-Ⅰ抗原的表达率仅为47.62%，显著低于正常涎腺组织(χ2=17.17,P<0.05)。这些提示在腺样囊性癌中随着HLA-Ⅰ抗原表达的降低，无法与肿瘤性抗原肽结合，导致肿瘤细胞免疫原性降低，不能有效地将肿瘤抗原呈递给CD8+T细胞，因而不能有效发挥CD8+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笔者还发现在腺样囊性癌中恶性程度高的实性型组其HLA-Ⅰ抗原阳性表达率为45.46%，低于腺样型、管状型，但三者相比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可能与病例样本数量少有关。
在机体抗肿瘤的免疫效应机制中，除了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外，另一类主要效应细胞是自然杀伤细胞(NK)。CTL识别表达HLA-Ⅰ类分子的肿瘤细胞，NK则能裂解不表达HLA-Ⅰ类分子的肿瘤细胞[7]。NK细胞和CTL识别MHC-I类分子所产生的不同效应，使二者的功能相互补充，共同完成机体的免疫监视任务。肿瘤细胞表面HLA-Ⅰ类分子表达减低已得到共识，理论上NK细胞能够溶解缺乏HLA-Ⅰ类分子的靶细胞，然而肿瘤细胞并未因此停止生长，仍可发生扩散和转移，提示在肿瘤进程中还存在其他机制以抵抗机体的免疫监视。
HLA-G属于非经典的MHC-Ⅰ类分子，具有较严格的组织分布。最早发现于母胎界面的绒毛膜滋养层细胞上，参与保护胎儿免受母体同种异体识别的角色[8]，随后在胸腺髓质间上皮细胞，角膜等也发现有HLA-G的表达。后来逐步证实，HLA-G具有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如HLA-G能抑制自然杀伤细胞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以及T细胞增殖反应[9]。近十年来，在多数肿瘤中都可见HLA-G的表达，比如人类黑色素瘤、乳腺癌、肾癌、结肠癌和肺癌等。这些发现提示了HLA-G可能参与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攻击[10]。
为了探究腺样囊性癌中HLA-G抗原的表达情况，笔者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了42例腺样囊性癌标本，其中有23例阳性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织(χ2=13.18,P<0.05)。HLA-G抗原在腺样囊性癌中表达异常增高，笔者认为可能是由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刺激HLA-G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0,IL-2,GM-CSF和IFN-γ[11]。有趣的是在正常涎腺组织中可见到有少量导管上皮细胞出现有HLA-G抗原的阳性表达，这可能与涎腺腺样囊性癌组织学来源与多功能导管上皮有关，因此其阳性的出现需进一步研究。笔者推断腺样囊性癌的发生不仅是选择了HLA-Ⅰ表达阴性的克隆，同时在肿瘤细胞中HLA-G的异常表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实验从蛋白表达水平检测了HLA-Ⅰ，HLA-G抗原在腺样囊性癌发生过程中的改变，HLA-Ⅰ抗原在腺样囊性癌中存在有表达异常降低的现象，而HLA-G抗原表达出现增高，但二者与肿瘤的分型并无明确的关系。最后笔者认为HLA-Ⅰ，HLA-G抗原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改变，不仅逃避了CTL的监视，而且抵抗自然杀伤细胞的防御机制，共同完成了逃脱宿主对肿瘤的免疫防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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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arrido F,Ruiz-Cabello F,Cabrera T,et al.Implications forimmunosurveillance of altered HLA calss I phenotypes in hu-man tumours[J].Immunol Today,1997,18(2):89-95.
[5]Zia A,Schidberg FW,Funke I.MHC classⅠnegative phe-notype of disseminated tumor cells in bone narrow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ROMO breast cancer patients[J].Int J Cancer,2001,93(4):56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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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白细胞抗原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AACI的诊断按照1995年第四届全国脑血管学术会议修订的统一标准。选择2009年10月～2010年1月入住我院神经内科初次发病72 h内的AACI患者38例,其中男21例,女17例,年龄40～80岁,平均(66.84±11.78)岁;全部病例经头颅CT或MRI扫描证实,均属OCSP分型中的前循环梗死;入院时NIHSS分值5～22分;所有病例发病前两周内无炎性病变史、入院时无发生感染性疾病(如严重的上呼吸道感染、肺炎、高热等),未服用抗炎药物(如非类固醇消炎镇痛药和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无认知功能障碍,除外急性心肌梗死、血液病、肿瘤、严重糖尿病、周围血管栓塞疾病、活动性肺结核、自身免疫疾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出现上消化道大出血者;按Pullicino公式(长×宽×CT或MRI扫描阳性层数/2)计算脑梗死灶体积,将其分为大体积梗死灶(>10 cm3)、中体积梗死灶(5～10 cm3)、小体积梗死灶(<5 cm3)3型。另选同期健康体检者33例作为正常对照,其中男17例,女16例;年龄40～74岁,平均(59.70±9.48)岁,均无心、脑、肝、肾、肺、高血压、糖尿病等疾患。两组的基线比较(见表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指标检测
1.2.1 神经功能评分
入院第1、14天,由同一医师根据修订的Barthel指数(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方法,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进行评定,100分正常,75～95分为轻度功能缺陷,50～70分为中度功能缺陷,25～45分为严重功能缺陷,0～20分为极严重功能缺陷。根据1989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制定的急性脑卒中评定表(NIH Stroke Scale,NIHSS),对患者神经功能进行评估。NIHSS评分≤1为正常受试者,轻型(NIHSS≤4)、中型(NIHSS在5-20分之间)、重型(NIHSS>20分)。
1.2.2 sCD40L测定
患病组分别于入院后第1、7天清晨空腹抽静脉血3 mL,注入含0.5 mL的1%二乙胺四乙酸钠塑料试管中,室温下静置0.5～1 h后离心,取血清置-20℃冰箱保存。采用ELISA法对血清sCD40L浓度进行测定,严格按照试剂盒(Human sCD40L ELISA Kit,EK0573,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公司提供)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健康人组清晨空腹抽静脉血3 mL,检测方法同上。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用SPSS 13.0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判断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检验水准取α=0.05,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ACI患者sCD40L水平变化
患病组入院后第1天sCD40L水平(8.0061±5.00198)ng/mL明显高于健康人组(1.5353±1.0005)ng/mL(P<0.01),第7天虽有下降(6.4123±3.3168)ng/mL,但仍显著高于健康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不同体积梗死灶患者sCD40L水平变化
注:1)与对照组比较,P<0.05;2)与本组前一时间点比较,P<0.05
入院第1天,大梗死灶组sCD40水平(10.096±2.2117)ng/mL高于中小梗死灶组(7.614250±2.2980)n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第7 d,大梗死灶组sCD40水平(8.0130±2.2584)ng/mL仍明显高于中小梗死灶组(6.1238±2.2217)ng/mL(P<0.05),见表3。
注:1)与同一时间点中小梗死组比较,P<0.05;2)与本组前一时间点比较,P<0.05
2.3 不同程度神经功能缺损脑梗死患者sCD40L水平变化
中重型脑梗死组患者sCD40L水平在入院第1、7天(8.0762±3.4356)ng/mL、(6.1026±3.1198)ng/mL虽高于轻型患者组(7.8712±3.3149)ng/mL、(5.7230±3.1286)ng/mL,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4。
2.4 脑梗死病灶体积和MBI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梗死体积与MBI呈负相关,相关系数(γ)=-0.582,P<0.01。
3 讨论
CD40L属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是一种分子量为39kD的Ⅱ型跨膜糖蛋白,是调节多种免疫和炎症反应的重要介质。CD40L在体内主要以2种形式存在,即与相应细胞膜结合的膜结合型CD40L(membrane-bound CD40L,mCD40L)和游离状态的可溶性CD40L(sCD40L)[7,8,9]。sCD40L在ACI的发生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和稳定性的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sCD40L通过促进细胞因子、黏附分子、组织因子和MMPs等炎性因子的表达,活化动脉粥样斑块相关细胞,降解基质成分,使斑块承受机械压力及血流剪切力的能力下降,导致斑块扩大、破裂和血栓形成,造成脑缺血。sCD40L与受体结合还可诱导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巨噬细胞表达IL-1、IL-6、IL-12、干扰素-γ和TNF-α,这些介质抑制内皮细胞表达血栓调节素,增加血小板因子和血栓素的合成,释放抑制蛋白C、蛋白S系统,影响血管舒缩活性物质如血浆活素(ET)、NO的表达,促进血栓形成,加重局部组织缺血。sCD40L还作为血小板配体,与血小板GpⅡb/Ⅲa部位结合,促进血小板源性血栓形成[9];另一方面激活血小板,使血小板源性sCD40L增加,作为致炎因子,参与调控动脉粥样硬化的炎性反应过程[10,11,12]。在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大量的炎症介质参与其中,sCD40L与这些分子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共同推进病理过程发展,加重脑缺血症状。有学者发现ACI患者sCD40L系统表达上调,可能与促炎症反应、动脉粥样硬化前体及血栓前体有关[11,12]。多项研究显示[13,14],ACI患者在发病48 h内sCD40L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且与病情的轻重程度相关。
人类白细胞抗原 篇6
1 例既往有2年糖尿病史的35岁男性患者,因患结肠炎,伴有感染性休克及全血细胞减少症,于2007年转到铁岭市中心医院。入院8d前,出现发热及右下(RLQ)腹痛症状,无恶心、呕吐或者腹泻。症状出现3d后,患者初次就诊。当时,检查全细胞减少,嗜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为250/mL;腹部CT扫描结果显示在盲肠及上部结肠部位出现了明显的黏膜下层水肿。给予广泛的抗生素治疗数天,腹痛及全细胞减少无改善,遂转入铁岭市中心院。
入院时,患者低热(37.8℃);查体示腹胀伴右下腹轻压痛。检查示:白细胞总数5.0×109/L(嗜中性粒细胞绝对值300/mL,嗜中性球-核分叶型3%,嗜中性球-核带状型3%,胚细胞15%,非典型淋巴细胞74%,血红蛋白11.5g/d L;血小板44×109/L;C-反应蛋白156.7 mg/L;经过骨髓检查后确诊断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5b。针对中性白细胞缺乏的小肠结肠炎,给患者服用头孢吡肟、甲硝唑抗炎及静脉支持治疗。同时患者接受标准DA[甲氧基柔红霉素12mg/(m2 d),第1～3天;阿糖胞苷100mg/(m2 d),第1～7天化疗方案诱导缓解。
但是,尽管化疗后白细胞数值从最低点开始恢复,但是发热、腹胀及右下腹压痛症状仍未减退。在此期间未出现腹泻或者便血现象。血培养、验尿及粪便培养未见异常。血清检测为抗-HIV阴性。复查腹部CT扫描,结果显示盲肠壁增厚,并伴有结肠周围发炎现象。在充分保守治疗,患者仍有肠梗阻与盲肠炎的情况下,患者接受了右部分结肠切除术。术后盲肠组织活检结果表明:(1)盲肠黏膜壁出现溃疡及坏死残片;(2)可见带有嗜酸性核内容物的大细胞(图1),经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单克隆抗体检测后证实为CMV阳性。因此CMV感染的盲肠炎被确诊。但是经过荧光免疫检验法检验,血中CMV-pp65抗原验结果呈阴性。给予更昔洛韦治疗3周,手术后未出现发热或腹痛症状,改为口服药物,病情逐渐好转。
2 讨论
中性白细胞减少性结肠炎或者盲肠炎为在中性白细胞缺乏患者常见疾病,典型表现为发热及腹痛。本病初次在1例接受诱导化疗的急性白血病的儿童后被报道,此后在患有各种血液系统或实体性恶性肿瘤,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病症及接受骨髓移植的成年及儿童患者中皆有发现[1,2]。最初认为,中性白细胞减少性结肠炎或者盲肠炎的发生与各种化疗相关损伤有关。如细胞毒性药物造成黏膜损伤,中性白细胞缺乏及骨髓移植后的宿主抗移植物反应造成的肠黏膜损害[3]。然而,在本患者身上,中性白细胞减少性盲肠炎发生在化学治疗前,为急性白血病的初期症状。
在接受诱导及连续的巩固化疗前,患者发生中性白细胞减少性结肠炎曾有报道,但并不常见。这种现象意味着化学治疗可为本病发生的重要易感因素,而不是必要条件[4]。
胃肠道CMV感染常见于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炎性肠病或者因接受移植而进行免疫抑制剂治疗的病患。也可见于淋巴瘤及小细胞肺癌进行化学治疗后的口才[5,6],罕见于没有上述基础疾病的患者。仅有1例报道,即1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在接受了氟达拉滨、阿糖胞苷及米托蒽醌了联合化疗后发生了局部CMV感染性大肠炎[7]。作者其发生可能与氟达拉滨化疗造成的CD4+淋巴细胞减少相关。本例患者除患有糖尿病可能与中性白细胞减少性肠炎发生有关外,无其他相关病史(图2)。
对于该患者而言,CMV感染是否作为结肠炎病因仍然存在争议,但是通过本例病理活检证实的CMV感染的小肠炎患者,我们认为CMV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性结肠炎可为白血病的初期症状。
CMV肠炎常常表现为稀水样或血样便,伴痉挛性腹痛及发热症状。本例患者,除腹痛外及发热外,无CMV肠炎的稀水样或血样便。CMV肠炎的诊断可由内窥镜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检查,CMV单克隆抗检测,及CMV DNA检测证实[8]。
结论,根据我们的病例中性粒细胞减少性结肠炎可以发生在急性白血病患者化学治疗之前。CMV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性结肠炎是对于盲肠炎患者,尤其为拒绝支持治疗或接受广谱抗生素治疗患者的重要的鉴别诊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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