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现代化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精选7篇）
篇1：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是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他从“如何研究战争讲到了中国革命战争，具体而详尽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中国内战中采取的一些战略战术等。这部著作共分五章：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按原计划，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等章节，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未能写完。总的来说，他从“如何研究战争讲到了中国革命战争，详细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中国内战中采取的一些战略战术等。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最长的一篇，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缘故依旧没有最终完成。这篇文章虽然很长，不过更多的内容只是对失去之前的根据地进行一个总结。看得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很明白的想清楚了几件事情：
1、共产党的成功必须依靠农民，而根据地也必须选择在农村；
2、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需要很长的时间；
3、作为当时共产党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实力，逐渐扩大自身力量。
毛泽东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共产党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但是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他还指出，当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认为毛泽东的愿望是固然美好，但当人类打完最后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个愿望或许会实现，抑或只是个美丽的梦而已。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有它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战争，也应该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还指出了几种人错误的意见。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学习，我们应该认真考虑适合我们自己的学习方法，不能把一般的的学习方法应运于自己，也不要把学习优秀同学的学习方法作为嗟来之食。因为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的，正如情况不同的战争，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而我们学生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习环境也应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使自己的效率达到最高。
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指引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那就是游击战争，就是了解敌人每一个动作后的灵活机动的出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导，流动作战，不在乎城池的一时得与失，而要考虑长远的战术上的赢与输，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持有的观点与思想，这也是我们学习的精髓。
篇2：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或许是处于一个文科生对历史熟悉的感觉，让我选择了这部书。学了很多年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的读完过一部关于研究历史的书籍，于是，拿起这本书，想要发现一些不同于我们背烂了的教科书上的东西。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或许有人认为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虽然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忿恨，但我不得不想到，倘若像唐代一样，我们自始至终都用一个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我们同样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样，在当时，面对中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各国必然不会无动于衷，只是他们选择了一条野蛮而血腥的道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可这的的确确不能排除我们自身的因素。这场貌似是由鸦片引起的战争可能真的被冠以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李鸿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多数评价都对其给予肯定的态度。可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他总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卖国贼的恨意。的确，他只是一个人，会有功和过，现在，他同样也是一段历史，总会被后人掺杂上不同的主观因素。个人认为，即使众多屈辱的条约有他的经手，即使他也犯了一些战略上的错误，即使他参与的运动或改革没有发挥明显的成效，我们无法抹杀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感情，无法忽视他对这个国家做过的努力，无法摆脱他领导的运动对历史产生的持续的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或许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无法走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篇3：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佐藤学教授指出:“互相倾听是互相学习的基础……只爱自己说话而不倾听别人说话的儿童是不可能学得好的。”的确,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太重视“说”, 而又太忽视“听”了。具体表现在:一是强调学生要倾听老师的讲解, 而忽视教师本身的示范作用。教师在课堂上经常无视学生的意见, 甚至以“因为时间关系”的名义, 随意打断学生的发言, 久而久之, 学生也加以模仿, 在学习中抬高声调“抢着讲”、公众场合“高声讲”, 别人意见不会听, 父母之言不想听, 完全失去菁菁学子应有的素养。二是强调学生的个性化表达, 而忽视了学生之间的互相倾听。新课程标准强调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的个性化表达, 于是老师们的课堂“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热闹非凡, 但缺乏冷静的思考。学生不能从别人的发言中吸取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 更不能养成尊重别人的良好品性。三是只对学生提出倾听的要求, 而忽视了倾听方法的指导和倾听习惯的强化养成。有的教师显然已经发现“百家争鸣”的弊端, 于是根据《小学生课堂行为标准》对学生提出了倾听的要求, 条条框框讲了一大堆, 但是没有具体方法的指导, 也没有过程的训练, 更没有督促和评价, 也很难真正使学生形成倾听的习惯和素养。
倾听是学生学习素养和生活素养的重要内容, 虽然是非智力因素, 但仍值得教师在教学中重点关注。教师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倾听的习惯应该注重以下三个“结合”。
一、要求与示范相结合
倾听是一种素养, 也是一门艺术。它不仅仅是要用耳朵来听说话者的言辞, 还需要一个人全身心地去感受对方的谈话过程中表达的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礼记·曲礼》上有云:“立不正方, 不倾听。”教师要告诫学生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以为是”的不良品质, 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 在对方说完之前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不要提前打断别人的发言;遇到别人重要的、有价值的发言还要及时做记录, 以便取长补短。同时, 教师在倾听学生发言的过程中还要做出示范, 身体向前倾, 保持目光接触, 集中注意力, 用身体语言表示你对学生的信息感兴趣, 尽量避免用自己的主观色彩影响学生的思维过程, 这样更能激发讲话者的信心。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将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相结合, 相信一定能形成互相倾听的良好氛围。
二、倾听与评价相结合
教师要及时对学生课堂上倾听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当一个学生发言之后, 可以及时提问:“刚才那个同学讲什么了?你同意他的意见吗?”对于认真倾听老师和同学发言的学生应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并对不认真倾听的同学进行批评教育, 这样可以警示学生要关注他人的发言, 对于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同学也是一种促进。同时,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别人的发言进行思考和评价, 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 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课堂其实就是文本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 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只有发言没有倾听, 谈不上真正的对话, 不能形成生生之间的互动;只有建立在倾听基础上的对话才是有成效、有创造的教学相长。养成习惯的过程也许曲折, 但是比起“直奔知识主题”的“顺利”更为可贵。
三、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课堂的时间毕竟有限, 难以让每个学生都得到训练的机会, 良好的习惯需要在“反复”中强化养成。因此, 课内训练与课外巩固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该发挥班集体的舆论作用和班干部的带头作用, 引导学生在课间、课外文明交流, 继续保持良好的倾听习惯;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引导家长自觉克服“一言堂”的坏习惯, 充分利用跟孩子接触时间多、方便个别引导的便利条件, 优化亲子交流的过程, 促进倾听习惯的养成。
篇4：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及性质的政治著作。这本书的精髓在于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英雄的誓言激励了我们这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幸福青年，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细细品读毛泽东的这本著作，不由使我们这一代人浮想联翩，为之感叹！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深入的认识、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令我深感敬佩，也折服于他对中国革命如此透彻的认识和精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是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前仆后继，一代代的传下去。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首次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中国的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指明革命对象、最主要的任务，还指明革命的动力与性质，为那时期党的行动及政策指清了方向。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强调“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不断开拓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历史高度，体察时代发展脉膊的政党。国家统一强大，人民生活幸福，这是我们事业的目标，我们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建设，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这项重任，共产党是全中国唯一的领导核心。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共产党强大的领导与决策能力，而共产党之所以能担当中华复兴的重任，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已经渗透在中国共产党的每个角落。
毛泽东能把马克思的东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一种全新的思维审视中国。现今人们在日常学习生活及工作中还是很需要把握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这本书中透露出的毛泽东思想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的车轮不停在转动，我们更应该把历史留给我们的伟人的思想精髓铭记在心，不断学习进步，发扬光大，实现民族复兴！
人人都知道革命，那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无数生命换来的！每一次革命，都将付出大量的生命代价。而付出生命的人，我们称之为烈士。
革命烈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人民革命斗争、保卫祖国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者的尊称。我们应当尊敬与怀念，他们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而后人也为纪念革命写出了各种书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一本。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章与第二章是毛泽东主持撰写的，而且这两章于1940年春先后在《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本书原是由毛泽东主持和其他同志参加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原计划共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本书第一章中的第一节便写出了我国的地形与民族特点，如“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他的领土超过了整个欧洲的面积”这一句话，便可让读者的脑海中有一副情景。简单而明了。
本书的革命章节主要在第二章：《中国革命》，它分为七节。分别写出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与前途这几个方面。同样是用较少的文字来点明所诉说的事件的主旨。
而第二章最后一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与中国共产党》，则是对文章的总结：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与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之时把他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说，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
学习论文
----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感
姓名：李洋
篇5：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没有一个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外部联盟。1840年自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其他列强接踵而至，中国迅速形成了被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而当时的中国则顺其自然的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局面。尽管那时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利益上存在着分歧，但仍不可能让中国摆脱接踵而至的悲惨命运。在当时的中国，不懂也不善于争取同盟者。不过，列强在那时的矛盾还没有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尚没有瓜分完毕，而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还不具有将其他列强排除出中国的实力。所以，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很快掀起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狂潮。然而，中国在20世纪初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当时的民主与法西斯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为遏制日本独霸中国和远东乃至世界的野心，在这种综合的形势下，与英、美、苏联合对抗法西斯的国际条件也就随之成熟。
而在抗战前得中国，随着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开展，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结束了清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开拓了中国的民主新篇章。20世纪30年代国内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中国人民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挫折和锻炼，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反抗精神日益强烈，表现出一种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二是有了历史的进步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而使抗日战争能够“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三是国民政府是一个抗战政府。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一切斗争都遭
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日本展开一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国际地位得到了怎样的变化呢？具体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一、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世界反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战后直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过程。创建联合国的思想源于《大西洋宪章》。宪章声明在消灭纳粹暴政后重建世界和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实际上提出了联合国思想的雏形。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这等于间接地加入这一宪章。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26个国家一起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盟国结成广泛的反西斯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联合国的组织基础。1943年10月，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签署莫斯科等宣言，表明中国大国地位由此开始确立。后在1943年11月中、美、英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明确表示中国应以平等与四强之一的地位参加四强组织的机构以及各项决策，并与蒋介石协商了有关战后重大国际问题。开罗会议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进一步认可，并初步确定了中国在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44年10月中国被邀请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来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参与决策；组织协调；小国代言人。中国正是在经过了这一
系列创建联合国的主要过程，并做出了重大贡献，才最终以四强之一和主要创始国的资格走向旧金山，走向联合国制宪大会的神圣殿堂。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所起到的这些重要作用，有力地奠定了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
二、中国在美国面前地位的提升。在抗战中，为加强中国这个“第一线”，罗斯福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经济上援助中国和政治上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欧洲战场上，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的条件，她在对付德国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与此相似。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向俄国和中国的人力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战斗。”在美国人眼里，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不仅可以遏制日本侵略，而且还可以遏制德国侵略。这说明美国已从战略角度考虑对中国的援助问题。
可以用列宁的观点来审视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问题，即“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虽然中国国际地位在此间有了提高，但程度很有限。但相对于以前来说，平等新约打破了这种束缚，应当说是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国际地位的有限提高，非实质性的平等与独立。既然平等与独立尚未真正取得，因此大国地位必然带有虚幻性。这就是国际地位的争取还是给予问题。只有通过自己努力争取到的地位才是实实在在的地位，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即是中国人民努力争取的结果，是通过牺牲千百万人民生命所换取的。但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的地位，还不具备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实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自己努力争取已取得的成效，又不能忽略这一点。
篇6：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涵义来论述了战争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再从革命战争出发阐明了规律性的重要性，最后引出在中国战争中要打胜仗那就一定要研究中国的革命战争，也就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用它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三种人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观点，从战争的规律研出发研究，他认为是不正确的，第一种是：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第二种是：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第三种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毛泽东严密地分析得出：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战而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还强调了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它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事物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它要求我们办事要按客观规律来做，更进一步，事物的规律也是会发展的，它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和利用规律。
大自然的发展也按着一定的规律循环着，日月星辰、山草树木、风云雨雪、水土山石，各种事物都在有规律地运行着，也在发展着。我们在研究大自然的时候不但要懂得掌握自然的发展规律，还要学会掌握变化了的规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我们无穷尽地向大自然索取，片面地强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当我们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然而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却在悄悄地发生的变化。首先是生态问题，人们大量开荒砍伐，肆意掠夺资源，已经造成了大量土地荒漠化，资源枯竭。大自然具有自动恢复能力，人们以为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肆意妄为，殊不知，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当沙尘暴疯狂袭击的时候，当台风横扫中华的时候，当暴风雨冲击大地的时候，当暴风雪奇袭南方的时候，人们这才醒了过来，人们所要面对的自然不再是以前那个安分守己的自然了，于是要作出各种的应对措施了。人类只有认识自然的规律才能利用自然规律，只有随着自然的规律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改造自然。其次是环境问题，缺少了青山绿水的点缀，少了清澈见底的小河，连城市的天空都变成了淡黄色，垃圾的堆积焚烧让人感受不到真正的味觉。环境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你超出了这一条规律，那么这条规律也就变化了，人们如果再是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么环境就会变得更加恶劣，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对待环境的保护问题，再不能走那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了，《京都协议书》的签订标志着人类共同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发展的变化。是自然的规律发展改变让人们改变了许多的观念。
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规律也是发展的。马克思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说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会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最高级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那是一个最理想的社会。整个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就跳出了这个规律，它是直接从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西藏更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有人会问，中国这样发展会是违背社会的发展规律吗。不是的，中国的发展恰恰说明了规律也是会有发展变化的的，中国的社会发展是由她自己所独特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封建社会末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无论是从国家内部来说还是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从建国之后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加的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选择。它的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不必去追究它的发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观，别国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好的，我们可以加以利用但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还可以加以发展，我们还可以避开那些不良的发展模式。
自然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也是有规律的，经济发展也是有规律的，那么党的执政是不是也是有规律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是有规律的，并且这个规律也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面很注重规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那天起就竖起了以为人名服务核心的执政理念，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发展，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也发展得很快。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论述政党执政之要，毛泽东一直强调的思想路线灵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建国的那几年起，中国首先注重重工业的建设，在八大会议上，强调了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的执政理念；到了江泽民总书记，他提出了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而今天，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也顺着党的执政规律，发展地增加了“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
篇7：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感
作者将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作为打开晚清灭亡真相的一把钥匙, 并将其贯穿了18年。作者先以袁世凯的发家史入手, 渐次展开日本对朝鲜的垂涎, 以及日本对攻打清国的计划的展开, 再波延到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和戊戌变法。作者在按时间叙述的主线之外, 还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在时间线上的事情, 这让叙述变得更有层次。更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一些庄重严肃的历史问题, 作者显然没有深陷其中, 让自己的叙事风格变得沉重压抑。而是以张弛有度的手法, 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 还能结合自己的深入思考, 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观点。比如, 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以及变法失败的根源时, 作者能够从皇权的根本漏洞, 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市场经济的匮乏等角度切入, 进行深入的分析。许多观点和分析, 既让人觉得诙谐幽默, 又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博学多才。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 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 并没有抱着回避的态度, 而是以中肯、客观的求学精神, 展开了实事求是的探讨和研究, 并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比如, 就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日本人说, 大清之败, 败于全民腐败。而作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甲午惨败, 败于清朝内部权力集团的滥斗, 晚清的各种权力集团的政治博弈, 才是造成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作者进一步分析道, 这其中有国家层面的, 也有个人层面的, 即使是强人慈禧, 那时也是受了周围顽固派的唆使, 才把戊戌变法给叫停的了。类似的例子书里还有很多, 总之, 晚清最后18年里的各种势力博弈错综复杂, 这使其充满矛盾和悖论, 只有深入其中, 从细节入手, 才能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
“滚滚黄海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晚清最后18年跌宕起伏的家国命运, 令人扼腕深思。从时间上说, 晚清最后的时代, 正好在世纪之交, 这本应是一个走向变革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遗憾的是, 当我们回首康乾盛世“夕阳无限好”时, 也不由得会发出“只是近黄昏”的感慨。19世纪是欧美瓜分世界的时代,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紧锁着的国门, 中国进入了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 除了丧权辱国的屈辱、落后挨打的宿命, 晚清最后这段历史, 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