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相关研究（精选十篇）
人群相关研究 篇1
关键词：人群运动特征,人员密集场所,人群运动速度
0 引言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各种大型群体性活动的举办频率越来越高、涉及面越来越大, 这给大型群体性活动的安保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2004年2月1日, 沙特麦加朝圣活动过程中发生踩踏事故, 造成244人受伤、25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同年的2月5日, 北京密虹公园元宵灯会过程中发生踩踏, 有15人受伤, 37人死亡。2010年7月24日, 德国杜伊斯堡“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活动过程中突发拥挤踩踏事故, 受伤人数高达500人, 并有21人死亡。同年的11月22日柬埔寨传统送水节期间发生踩踏, 造成755人受伤、375人死亡的惨痛后果。2014年1月5日, 宁夏西吉县北大寺已故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期间发生踩踏事故, 导致14人死亡, 10人受伤。踩踏事件是大型群体性活动中可能遭遇的诸多突发事件中预防难度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典型伤亡损失型事故。研究人员密集场所的人群运动特征可以预测人群的运动趋势, 在大型活动组织过程中当可以对异常人群运动出现异常时可以提前做出预警, 有助于管理者制定合理的应急预案, 从而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过度的拥挤及踩踏事件的发生, 保证大型群体性活动的安全顺利开展。。
人群运动特征的研究由来已久, 主要涉及模型、实验和实证 (empirical study, 即利用实际人群运动案例) 三种研究方法。在模型研究中, 主要采取以连续性模型 (如社会力模型等) 和离散性模型 (如元胞自动机模型等) 。Helbing等[1,2]提出了多粒子社会力模型并研究人群运动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 如通道的形成、瓶颈处通行方向的摆动、堵塞、间歇流现象等;Bierlaire, Schadschneider等首先将元胞自动机理论用于研究人群密度增长时产生的人群拥挤等问题, 并可以再现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3,4];之后许多学者建立改进社会里模型或利用各种元胞自动机模型研究各种典型通道结构的人群运动问题等[5,6]。
实验研究一般是利用一定量的志愿者在控制实验条件的前提下使其运动, 研究个体和群体的运动特征。Kretz等[7]通过双向流的行人疏散实验研究了走廊内双向流的速度、流量、通道形成以及对称阻塞现象。Seyfried等[8]通过组织不超过400名的行人, 研究单向、双向、瓶颈结构、T型结构等群运动特征, 并利用四种不同计算方法计算获得人群运动的基础图。Maik Boltes等[9]研究了T型通道中密度、速度、流量的分布以及速度与密度的关系。Rolland课题组[10,11]通过控制实验者的人数和使实验者行走在内环通道或外环通道来改变人群密度, 从而研究人群运动速度与密度的关系以及行人之间的距离与速度的关系。刘轩等[12]通过实验研究了人流运动的振荡现象以及振荡波振幅、频率与速度的关系以及两人时间间隔与密度的关系。魏田等[13]研究了人的运动速度的变化、流量与通行宽度的关系以及不同通道宽度下时间间隔的分布规律。
实证研究主要利用的是真实的人群运动案例, 因此行人众多且完全反映真实的人群运动特征。Helbing等[14]分析了麦加朝圣踩踏事件的视频, 发现人流运动过程中会出现层流、走走停停、不规律运动3种状态。Yu等[15]拓展社会力模型中的斥力项, 再现人群运动中的湍流现象, 并与麦加朝圣群体推挤事故的情景进行比较。此后, Helbing等[16]分析了“爱的大游行”事件的整个过程, 总结整理了事件发生的原因, 为组织者提供了一些建议。Krausz等[17]也发展基于光流法的视频分析方法研究“爱的大游行”的人群运动特征 (过拥挤和冲击波状态等) 及踩踏事故的产生机理。国内宋卫国课题组[18]重新分析了“爱的大游行”的视频, 通过跟踪视频内273人的运动轨迹计算其速度场并量化人群之间的压力变化。张小乐等[19,20]针对佛山“行通济”活动, 利用实验流体力学DPIV (数字粒子图像测速技术) 获得人群运动的速度场, 发现通济桥上及入口瓶颈处的管流和走停波现象, 并利用测得的人流量获得人群运动的基础图。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局部小范围内人员的运动特征, 而对于大场景下高密集人群的研究偏少, 无法对相关理论进行充分的验证。并且在实例方面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国外特殊环境下的, 国内很少, 且由于国内与国外的人群运动特征会受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体型等因素的影响, 产生很大差异, 因此无法直接利用。
本文拟采取实例研究的方法, 通过运用互相关算法提取国内某重要城市核心区公共场所人群的运动速度, 并进一步比较在通往景区的四条不同路径上人群运动速度的差异性, 分析其得出一些具有实际价值的人群运动特征信息。根据这些运动特征信息, 为景区核心区管理者进行大型群体性活动的组织、人群疏散与引导提供建议, 进而为人群拥挤踩踏事故风险防控、拥挤踩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制定及人群聚集活动安全方案编制提供理论支持。
1 场景描述及分析方法
1.1 场景描述
在国庆长假期间, 某城市核心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其中某景区出入口处的四周被河流环绕, 河上架有的5条人行桥成为游客出入必经之路。但由于规定, 只有其中的四条桥 (编号A、B、C、D) 容许游客出入通行。如图1所示, A、D与B、C分别以中间那条禁止通行的桥对称, A、D两桥的尺寸相同, 长、宽分别为35m、4.66m;B、C两桥尺寸相同, 长、宽分别为37.6m、5.78m。图中A、B两条桥是单向道, C、D两条桥是双向道, 实线箭头代表进入景区的人流, 虚线箭头代表由景区出来的人流。人流从左右两侧分别向桥上汇聚, 由于人群十分拥挤, 更多的人会选择首先经过的桥进入景区。另外, 在景区入口处安装了两个高清摄像头, 分别安装在图1中1、2的位置, 两个摄像头分别对着左边的两条桥和右边的两条桥, 经过视频全景拼接技术处理后得到四条桥的全景图。由于摄像头安装位置的原因, 会造成视频有一定的变形, 需经过坐标变换和投影变换之后, 才可以准确的分析视频中人群的运动特征。
1.2 分析方法
互相关算法较早应用于实验流体力学DPIV (数字粒子图像测速技术) 的图像处理。DPIV的基本原理是预先在流场中撒播一定浓度和大小的示踪粒子, 用适当的片光源照明二维流场, 在垂直于片光源的方向用照相机拍摄流场图像于胶片上, 然后用胶片扫描仪对图像进行数字化, 最后在计算机上对图像进行图像诊断, 提取出其速度场信息。DPIV技术计算公式是速度的原始定义:v=[S (t2) -S (t1) ]/ (t2-t1) 。在图像上找到相关度最大的两个小区域, 用它们之间的距离除以两次拍摄之间的间隔, 就是这个小区域在间隔时间内的平均速度[21]。
DPIV主要的运算是将两幅连续的视频图像进行基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的互相关运算, 这样使图像诊断速度大大加快。具体步骤如图2, 首先将每帧全景视频的图像分成若干个小的诊断窗口, 分别对连续的两帧图像的诊断窗口经过快速傅里叶变换, 从而把两帧图像由空间域变为频域, 然后在频域中进行互相关计算, 并经过快速傅里叶反变换得到其峰值, 峰值的位置偏移原点的距离即是人群的位移。最后经过投影变换得到真实的位移及速度[19,20]。
2 结果与讨论
通过互相关算法分析全景视频中四条桥上人群的运动速度, 得到人群运动的速度场。图3所示是某一时刻人群运动速度的矢量图, 箭头的长度代表速度的大小, 箭头指向则为人群的运动方向。A、B两桥顺行人流的运动速度矢量基本上与桥体护栏平行, C、D两桥上顺行人流的运动由于受逆行人流的影响, 速度矢量变化较大, 并且与桥成一定角度, 与视频图像中的人群运动相吻合。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B桥上的速度矢量明显较长且大小均匀, 并且从桥的中间至桥的两边, 速度矢量长度递减, 从而可以反映出B桥的人群运动速度较大, 且从桥的中间至桥的两边, 运动速度递减, 人流可以自由运动;而其他桥的速度矢量相对较小且长短不一, 人群运动速度较小。同时, B桥的顺行人流的运动方向相比于C、D两桥的人流运动方向更具一致性, 且平行于护栏, 从而减小了人流运动的阻尼效应, 因此, 可以设想在C、D两桥布置隔离护栏, 对双向人流进行分流, 会大大加快人群速度, 人流拥堵现象可以得到缓解。另外, 可以看出桥入口处人流的运动速度小于桥出口处的速度, 这反映出该景区在此时间段游客大量增加, 导致在入口处有轻微的拥堵现象, 并且如果随着时间推移, 出口人员增多, 会进一步导致C、D两桥的拥挤, 引起拥挤甚至是踩踏, 因此在此时间段可以放开出口, 加大对入口处的疏散力度。
图4是A、B、C、D四条桥上人流的空间平均速度在480s内的变化情况。
其中, 是A、B、C、D四条桥的空间平均速度, j可以为A、B、C、D, vji是A、B、C、D四条桥中各小诊断窗口的速度, Nj分别是四条桥的小诊断窗口的总数。
从图4中可以看出B桥上的人群的运动速度最快, 其次是A桥, C、D两条桥的速度最慢,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节日当天, 人流从左右两端入口向桥上走, 对于A、B两条单向人流的桥, 人流首先经过A桥, 然后是B桥, 因此, 拥挤的人群为了早点脱离这种拥挤的环境并且早点到达景点, 更多的人选择了从A桥通向景点, 再加上一部分内侧行人由于外侧行人的影响, 也选择了A桥, 因此A桥的运动速度小于B桥人流运动速度。另外由于C、D两条桥上的人流是双向运动的, 人流会为了避让不同方向的人流, 从而产生阻尼效应, 减少各自的运动速度, 因此C、D两桥的平均速度低于A、B两条单向运动的人流的平均速度。从图4还可以看出, B桥的人流运动速度较稳定, 而A、C、D三条桥人流的运动不稳定, 速度-时间曲线波动较大, 与视频图像中人群的运动特征相吻合。
图5 (a) 反映了C桥顺行人流的平均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图5 (b) 反映了C桥逆行人流的平均速度在480s内的变化情况。C桥顺行方向的人流在480s内的平均速度是0.2m/s而逆行人流平均速度是0.06m/s, 可以看出虽然与C桥对称的B桥的人流密度相对于C桥更大, 但是此时间段由于双向人流因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B桥的平均速度0.28m/s (图4 (b) ) 大于C桥中双方向人流的平均速度。
图6 (a) 是D桥顺行人流的平均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图6 (b) 是D桥逆行人流的平均速度在480s内的变化情况。D桥顺行人流在480s内的平均速度是0.13m/s, 逆行人流平均速度是0.06m/s, 与D桥对称的A桥的平均速度0.16m/s, 大于D桥双向人流的平均速度。
另外, 从图5、图6还可以看出, 顺行人流的运动速度大于逆行人流的速度, 这是由于C、D两条桥大部分人员前往景区入口, 只有少部分的人员从景区出口离开, C、D桥上的人员运动趋势是前往景区方向, 因此顺行人流的运动速度相对大一些。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国内某重要城市核心区通往景区的四条通道, 具有以下特征:属于地上空间范畴;具有定向性, 包括单向性及双向性;通常同一通道宽度保持不变;具有交通运输功能。因此, 具有相同特征的大多数 (单向或双向) 地上通道、走廊、桥等建筑均可以运用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设计、安全评价、人群疏散与引导。而对于广场、公园、商场等开阔的、运动方向具有不定性的场景以及地下或半地下场景, 其建筑特点与本文存在较大的差异,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类型建筑的适用性, 需要获取相应场景的视频图像再进行分析确定。
3 结论及建议
在旅游的旺季, 城市核心区各景区都会吸引大量的旅客, 给核心区的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引导人流, 防止发生拥挤或踩踏事件, 本文运用互相关算法提取了某城市核心区入口处不同桥上的人群运动速度, 通过对比分析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设立单向通道及残障人士专用通道。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双向流中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 即阻尼效应, 在游客高峰期是影响人群的运动主导因素, 直接影响人群运动速度。因此景区在旅游的旺季, 应该在入口与出口分别设立专门的单向通道, 有利于旅客通行, 不至于造成拥挤, 以致引起踩踏事件。另外由于残障人士行走的不便, 速度十分缓慢, 属于影响人流运动的特殊因素, 如果和其他游客在同一通道行走, 就会大大降低人群整体的运动速度, 因此需要设立残障人士专用通道。
2) 合理调整景区入口通道宽度或通道栅栏从而合理疏导人群。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 当景区有多个入口时, 会有更多的人选择首先经过的入口, 从而导致各个入口的人流量分布不均匀, 因此应该在游客量过大时增加第一个入口的通道宽度, 或者利用栅栏将通向入口的通道分成多个通道, 引导人群的运动, 便于人群顺利通过。同时, 根据游客出入景区的时间规律, 合理安排出入口数量。
3) 在关键位置设立引导志愿者。在旅游旺季, 景区的人流压力十分紧张, 再加上有些游客会突然停下来拍照留念或欣赏景色, 就会严重影响人群整体的运动速度, 造成一定的拥堵甚至是踩踏, 因此在景区的出入口附近的关键位置设立志愿者, 引导人流快速通过, 不要驻足太长时间, 影响游客通行。
人群相关研究 篇2
【关键词】健康体检；体重指数；相关疾病；护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2-0157-02
近年来，社会在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肥胖、超重者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本研究通过探析体重指数（BMI，当前衡量肥胖、超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与相关疾病的关系，旨在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对其采取相关的护理干预措施，以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现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2月-2014年12月间来我中心健康体检者65797例的体检资料。其中男35129例（53.4%），女30668例（46.6%）。入选者均排除药物、内分泌失调所致的超重者。
1.2 方法 （1）所有研究对象均接受专业人员的体检检查，包括测量体重、身高、血压、腰围等。取所有研究对象的空腹静脉血3～5ml，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血清总胆固醇 （ T C ）、血清甘油三酯（ T G ）、空腹血糖等的检测，并配合影像学检查。（2）调查问卷：对所有对象进行关于饮食、运动等的调查问卷。共包括三部分，运动部分（5个题目），甜食喜好部分（2个题目），高脂饮食习惯部分（2个题目）。
1.3评定标准 （1）本研究依据中国2002年肥胖问题工作组所提出的成人BMI分类标准：BMI=体重/身高。肥胖：BMI≥28；超重：24≤BMI<28；正常：18.5≤BMI<24；消瘦：BMI<18.5。（2）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胆结石：①血压诊断标准依据WHO指定的相关标准：舒张压（DBP）≥90mmHg和（或）收缩压（SBP）≥140mmHg者为高血压。②依据2007年我国关于成年人血脂异常指标，出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况均判定为血脂异常：LDL-C≥4.14mmol/L；TC≥6.22mmol/L；HDL-C<1.04mmol/L；TG≥2.26mmol/L。③按照2007年我国关于糖尿病诊断标准，以下两种情况均判定为高血糖：FPG≥7.0mmol/L和（或）既往有糖尿病病史；6.1mmol/L≤FPG<7.0mmol/L（FPG受损）。④胆结石依据超声影像判断，特殊情况并辅以CT检查确诊。超声出现以下症状者则判定为胆结石：翻动身体时见强光团随着体位向重力方向移动；超声中见结石强光团后缘声影，见直径0.3-0.5cm的强光团存在；在胆囊内发现强回声光团，且形态稳定。
（3）运动：按照美国糖尿病学会手册关于运动强度的分级，极强：自我感觉累，受不了，100%耗氧量，运动强度达“极限值”；强：自我感觉相当累，可坚持，强度选择为“中年体健者”；中强：自我感觉有运动感，60%耗氧量，为“老年体健者”强度；低强：轻微运动感，40%耗氧量，强度选择为“刚开始运动”；轻：无运动感，20%耗氧量，运动强度“不算运动”。一周运动有2次及以上中强运动判定为喜欢运动。饮食：每周吃高糖、高脂类食品4次及以上者或每周吃此类食品量达到0.5kg者，判定为喜欢甜食或有高脂饮食习惯。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采用X?检验，以ɑ<0.05为检验水准。
2结果
2.1 体重指数与相关慢性病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等的患病率随着体重指数的增高而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高血脂症的患病率随着体重指数升高而有所上升，但升高不明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肥胖与相关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不喜欢运动者肥胖率显著高于喜欢运动者（P< 0.01）。喜欢甜食和有高脂饮食习惯者肥胖率显著高于不喜甜食、无高脂饮食习惯者（P < O.01），见表2。
3讨论
目前，国际通用的体重指数（BMI）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及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的患病与体重指数密切相关，体重指数越高，该类疾病的患病率也随之上升，其中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的发病率随着体重指数的增加明显上升（P<0.05或P<0.01）。这说明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本研究结果发现，喜欢甜食、有高脂饮食习惯、比喜欢运动者患肥胖症的几率要明显高于不喜欢甜食、无高脂饮食习惯、喜欢运动者（P<0.01）。同时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胆结石等慢性疾病密切相关。
綜上，对肥胖者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预防和控制肥胖症在预防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本次研究采取了如下护理措施：
（1）运动护理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喜运动者的肥胖率明显较高。研究资料显示，足够的运动锻炼能够增加体内能量消耗，加强自我舒适感和有效感，从而增加心肺的适应性，不但能减肥，而且也能够很好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因此，要针对肥胖者的身体状况制定个体化运动锻炼方案。运动项目可包括减肥操、跑步、跳绳等。同时，在制定运动方案时，要结合个体的喜好和习惯，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而且要结合护理指导，积极鼓励其进行有氧运动。
（2）心理护理干预。研究发现，大部分肥胖者均是在被动状态下接受减肥计划，而且对减肥对身体健康的意义认识不充分，缺乏主动配合的态度，往往半途而废，很难取得减肥成功。研究资料显示，有约65%的肥胖者在减肥过程中坚持不到最后。这部分人往往是在采取了多种减肥治疗和方案后，体重下降没有预期的明显，有的下降后又反弹到原点体重，尤其有的人体重反增不降时，其内心都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为此采取的措施为，认真为该部分人讲解减肥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并结合其日常生活习惯及其生活细节，帮助其分析减肥失败的影响因素，并引导他们从减肥记录中分析影响成功的原因，鼓励他们从改善生活习惯、树立信心开始，一步步努力坚持到底，并积极克服心理障碍，确保减肥成功。
（3）饮食习惯护理干预。本次研究发现，喜欢甜食、高脂饮食习惯等均是引起肥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护理过程中，控制肥胖者的饮食量和改善饮食结构非常关键。要严格控制其摄入主食量，并尽可能的降低脂肪、含糖食品的摄入，选取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食品。
总之，高体重指数与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慢性疾病密切相关，对体重超标尤其是肥胖者要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以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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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相关研究 篇3
1 对象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把苏南某县级市分成东、南、西、北、中5个区域，每个区域中随机抽取1个镇30个村(社区)，每个村各抽取15户，对其中35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进行调查。统计资料完整的3 162人(其中男性1 337人，女性1 825人)，最小年龄35岁，最大年龄93岁，平均年龄53.09±12.36岁。
1．2调查内容
统一设计表格，培训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指标、社会经济条件、慢性病史、服药史、家族史及生活方式等。体格检查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并进行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的检测。
1．3实验室检测方法
采用酶法测定血脂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用沉淀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HDL—C)，用Friedwald公式计算低密度脂蛋白(LDL)、葡萄糖氧化酶法(GOD法)检测血糖。
1．4诊断标准
收缩压(SBP)≥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张压(DBP)≥90 mmHg，或2周内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诊断为高血压病;TC≥5.72 mmol/L或TG≥1.7 mmol/L或HDL-C<0.9 mmol/L或LDL≥3.64 mmol/L诊断为血脂异常;空腹血糖(FBS)≥6.1 mmol/L诊断为高血糖;BMI为18.5～24.9 kg/m2为正常，25.0～27.9 kg/m2为超重，≥28 kg/m2为肥胖。
1．5统计分析
用Epidata 2.1a版软件平行双轨录入资料;采用区间定值查错法和逻辑查错法进行错误数据的纠正，保证资料的准确性。采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χ2检验，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等。
2 结果
2．1高血压患病情况
高血压患者1 196例(男性539例，女性657例)，患病率为37.8%(男性为40.3%，女性为36.0%)。高血压知晓率为51.2%，服药率为68.3%，控制率仅为15.7%。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χ2=229.32，P=0.000)，65岁以下男性患病率略高于女性，60岁以上男、女性患病率趋于一致。
2．2血脂检测结果
血脂异常1 178人(男性477人，女性701人)，异常率为37.3%(男性为35.7%，女性为38.5%)。调查显示，女性TG、TC、LDL平均值在45岁以下略低于男性，45岁以上等同于男性，55岁以上超过男性。而男性HDL-C水平在各年龄段均略高于女性。
2．3血糖测量结果
发现高血糖88例(男性41例，女性47例)，高血糖率为3.2%(男性为3.5%，女性为3.0%)。
2．4 BMI测量结果
发现超重557人、肥胖182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7.6%和5.8%。女性肥胖率(6.4%)高于男性(4.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41，P=0.065)。调查对象BMI平均值为22.80±3.15 kg/m2，其中男性为22.55±2.99 kg/m2，男女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0,P=0.000)。
2．5 BMI与高血压患病的关系
无论男性、女性，高血压的患病率均随着BMI的增加显著上升，见表1。
2．6血脂异常与血压的关系
为排除服用药物对血脂的影响，选择未服药的2 744人进行分析。除HDL-C外，TG、TC和LDL异常率均随着血压的升高而增长，见表2。
2．7 BMI与血脂的关系
无论男性、女性，超重及肥胖者的TG、TC和LDL的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者，而HDL-C的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体重者，见表3。
2．8血糖与血压的关系
无论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的高血糖率高于非高血压患者(χ2=19.47，P=0.000)，见表4。
2．9高血压患者合并代谢异常
在874例未服用药物的高血压患者中，有50.7%至少合并1种代谢异常，合并1种、2种、3种代谢异常的比例分别为28.1%、20.1%和1.9%，见表5。
人
性别分布：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中分别有46.4%和54.4%合并1种及以上代谢异常。无论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中，以合并脂代谢异常最常见，其次是超重及肥胖，最后是高血糖。女性高血压患者合并脂代谢异常、超重及肥胖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见表6。
年龄分布：男性高血压患者合并代谢异常率以35～40岁最高，其次是45～50岁，至60岁后随着年龄增长缓慢下降。女性合并代谢异常率以35～40岁最高，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后再上升，至55～60岁形成高峰，之后又逐渐下降，见图1。
危险因素分析：高血压家族史是女性高血压患者合并代谢异常的危险因素，同时，常吃肥肉可增加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合并代谢异常的危险。而吸烟、饮酒、缺乏锻炼对高血压患者是否合并代谢异常无统计学意义，见表7。
3 讨论
调查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37.8%、血脂异常率为37.3%、高血糖率为3.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超重率为17.6%、肥胖率为5.8%，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1]。与邻近省份相比，高血压患病率、血脂异常率高于山东某县，高血糖率与其相似[2]，高血压患病率与杭州市相似，超重率、肥胖率低于杭州[3]。因此，苏南农村慢性病防治任务艰巨。本次研究提示血脂异常的年龄分布存在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绝经后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因此，在分析血脂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时，必须考虑性别因素的影响。
本次研究显示，在排除服用药物对血脂的影响后，除HDL-C外，TG、TC、LDL异常率随血压的升高而增长。高血压患者的高血糖率高于血压正常者，可能因为高血压往往伴随着高胰岛素血症及胰岛素抵抗。随着BMI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显著上升，肥胖组高血压患病率超过一半，进一步佐证了肥胖与高血压的密切关系。上述结论与张学峰、方顺源等的高血压组肥胖情况、TG、TC、LDL及血糖均大于正常血压组的报道一致[4,5,6,7]。
大量研究表明，不论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的各类代谢异常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本次调查人群中50.7%的高血压患者至少合并1种代谢异常，低于胡晓抒等的报道[8]。高血压患者中以合并脂代谢异常最常见，其次是超重及肥胖，最后是高血糖。因此高血压的治疗中，控制血脂、控制体重不容忽视。男性、女性高血压患者合并代谢异常的年龄分布曲线，与吴涛关于上海市代谢异常的报道不一致[9]，提示城市与农村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本研究显示，吸烟、饮酒、缺乏体育锻炼等行为因素对高血压合并多代谢异常并未产生明显影响，而常吃油腻食物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及高血压家族史，对多代谢异常有一定影响，这与胡晓抒的报道一致[8]。
苏南农村社区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为51.2%、服药率为68.3%、控制率为1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应加强健康教育工作，提倡20岁以上首诊测血压制度，并根据其危险度的高低，进行个体化的药物治疗和非药物干预。同时，高血压病患者往往合并多种代谢异常。必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10]，才能有效地减少高血压病的并发症。建议在苏南农村加强有针对性的慢性病综合防治和健康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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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风险预警管理研究综述 篇4
1、人群风险预警管理研究进展
目前预警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线性分析方法到非线性分析方法，从确定性问题的单值分析到模糊现象的范围分析，从单一方法的运用到多种方法的综合等。然而由于人群运动的不确定性和事故发生的突然性，对人群运动状况的判断和人群风险的确定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成熟的科学方法，已经研制和投入应用的人群风险预警系统，大多是从特定的角度，针对特定的环境设计的。以人群运动计算机模拟作为一种预测手段，使用高性能并行计算机系统，在极短时间模拟出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以便指导人群管理措施或应急疏散方案。这一新颖的预警系统近年在梵蒂冈办公大楼开始使用。但计算机模拟与人群当前状况仍可能存在相当的差别，并且这一系统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才能保证提前“预知”可能的危险。
总之，在国内外，现有预警管理理论主要应用于企业和行业层面，而直接把预警理论系统地运用于人群聚集风险控制领域还没有。人群聚集风险的危害和风险的致因因素对于人群风险的评估是必要的，但对于人群风险的监测还是要从实时性、经济型性和可测性综合考虑，不能脱离现有监测技术的能力。
监测所有的致因因素是不可能的，但可以从人群聚集风险的表征特征来入手，比如人群密集程度就可以反应人群聚集风险的一个方面。目前比较流行的是步行人流服务水平规范，该规范从人员流量、密度分级入手，并结合人员行为分析来判断人群步行状态。美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相对要早，并开发出了适用于平地和楼梯的行人服务水平方法规范。我国要使用这些服务水平规范，必须要结合具体应用场所的实地状况，以反映实际状态。
2、人群监测技术
传统的人群监测主要是指利用图像监控系统，对人群状况进行视频监控，以下介绍的主要是对于人群具体参数的监测。
人群监测是实现对人群进行定量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依据，而适用于人群聚集风险管理的人群参数主要是运动参数和行为参数。运动参数主要包括人员流量、人员密度和人员运动速度。行为参数包括突然聚集、突然散开、滞留徘徊、越界等。
对于流量、密度和速度这三类参数，目前可用的监测技术主要有人工统计、机械统计、电子计数、射频识别技术、手机信号扫描技术以及最新发展起来的智能图像监测识别技术。
（1）人工统计和机械统计技术
人工统计和机械统计技术是最为传统的人员计数技术手段。
人工统计方法是在场所的出入口和主要密集区安排人力，按照一定时间段定期上报通过的人数以及某区域内的人数，进而统计得到场所的人员密度。该方法适合于出入口比较单一、计数方向性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机械统计方法是在场所的出入口安装闸机等装置，每过一人会拨动机械装置计数一次，将场所的所有出入口机械计数联网综合统计得出场所内的人数。
这两种方法适合较为封闭的场所，如地铁、机场等，不适合商业街区这样的开放类场所。此外，这两种统计方法都不适合实时监测统计的需要。
（2）电子计数
电子计数主要是利用票据信息进行人数监测，并利用中心计算机进行整合统计，如电子记录收费箱、自动计数系统、IC卡客流信息采集技术。
这种方法和人工及机械计数的原理比较接近，不适于开放类场所的实时统计。
（3）RFID射频识别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的技术。利用RIFD可以追踪行人运动轨迹信息，记录人员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综合分析这些轨迹数据，可以定量描述人员在区域活动的多种规律，如：路径选择、滞留时间、通过主要交通设施的时间和行走速度等。
该方法适合于写字楼等固定人员光顾的场所，不适合商业区等开放性大流量场所。
（4）手机信号扫描技术
这是一种利用基站模拟器确认移动用户终端存在并统计其数量的方法。该方法利用模拟器呼唤范围内的手机终端，在手机终端登录到所述基站模拟器时根据登录信息确认移动用户终端存在并相应地统计其终端数量。一个模拟器覆盖的范围是一个圆，多个模拟器组合起来就相对可以确定手机终端更确切的位置。目前该方法已经开发出来，正在商用化。
该方法适合于面状区域的人数识别，不适合识别狭长型地区的人数，否则需要建立大量的基站。此外，该方法识别周期比较长，不适合做时间序列过短的统计分析。还有一点就是通讯商多家，为统计出全部携带手机人员，前提是综合协调所有的通讯商进行集成设计。该方法有个致命环节就是漏统计和重复统计，无法统计出未携带手机的人和手机关机的人，还会重复统计携带多部手机的人。
（5）智能图像监控识别技术
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不断发展，视频处理的应用也越加广泛，尤其是采用图像序列处理技术对特定的视频运动对象的自动检测、识别、跟踪在智能監控、智能视觉应用方面有着广泛的前景，也被应用于基于实时图像信息的智能监控系统。
对于人群密度的识别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多分辨率分析和分形的像素统计密度估计方法，另一类是基于纹理分析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可以给出区域内移动人群像素数占环境背景像素数的百分比，方法较为简单，但是当人群密度较高、人群遮挡严重时误差较大。第二类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图像的纹理信息，得出识别区域的人数，但是算法复杂度较高。
这一类方法相对以上的各种方法优势明显，理论上可以实现全天时、短时间序列、全覆盖统计。以前影响该技术使用的薄弱环节就是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识别准确率相对偏低，目前随着识别准确率的不断提升，它的工程化应用前景也越来越光明。
人群相关研究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8年5月～2010年12月,连续筛查本地范围内几种特定人群(饮副食及服务行业人员、在校中小学生、部分企业职工、结核门诊病人、应征兵源)中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饮副食及服务行业人员连续23年、在校中学生连续15年、小学生连续8年、部分企业工厂中工人连续8年、结核门诊病人连续9年、应征兵源连续19年)。对发现的一部分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员进行追踪调查问卷与血清检测,设立调查追踪问卷(全部为当场填写,内容主要是最可能的传播途径,在调查中注意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权),并抽血检测相关项目,如ALT、HBsAg、乙肝五项(HBsAg、抗-HBsAg,、HBeAg,抗-HBeAg、抗-HBcAg)。乙肝疫苗接种后抗体保有率调查抽取本地小学及中学各一所共计668人,所有学生自述接种过乙肝疫苗,抽血检测结果乙肝表面抗原均为阴性。
1.2 血清检测
ALT检测采用生化仪的速率法。HBsAg、抗-HBs、乙肝五项测定采用ELISA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所用试剂均系国家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严格按说明书操作,所用耗材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在有效期内使用。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双遍录入数据,导入SPSS软件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对特定人群中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状况调查结果
在校小学生、在校中学生、饮副食及服务行业、部分企业中职工、应征兵源、结核门诊病人总阳性率分别是:1.68%,2.82%,2.18%,1.43%,5%和4.0%。2001～2009年几种特定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比较,χ2=51922.7,P<0.005,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2.2 统计
1995～2008年连续14年共检测中学生合计46185人,HBsAg阳性携带者1301人,HBsAg阳性率为2.82%。从1995～2008年连续两年为一个年份段,共分为7个年份段比较:χ2=1017.6P<0.005,有高度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从2002年开始检测在校小学生,2002～2008年连续7年共检测小学与中学学生43980人,HBsAg阳性1090人,HBsAg阳性率为2.48%。小学与中学比较:χ2=25.67,P<0.005,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不同年份在校中小学生HBsAg携带状况男、女之比,统计2003～2006年共检测在校中、小学生24359人,HBsAg阳性628人,HBsAg阳性率为2.58%。男女之比:χ2=4.31,0.025
2.3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乙肝五项数据统计结果
1215名HBsAg阳性人员中,乙肝五项类型1、3、5阳性(大三阳)432人,占总数的35.56%。1、4、5阳性(小三阳)465人,占总数的38.27%,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3.83%,二者之比:χ2=1.92,0.100
小年龄段(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员),1、3、5阳性人数216人,占本年龄段总数的49.43%,1、4、5阳性118人,占本年龄段总数的27.0%,二者之比:χ2=46.53P<0.005,有高度显著统计学差异。在1、3、5与1、4、5二者间男女比较,χ2=1.50,0.10
大年龄段(1984年及以前出生),1、3、5阳性216人,占本年龄段总数的27.76%,1、4、5阳性347人,占本年龄段总数的44.6%,二者之比:χ2=5.45,P<0.005,有高度显著统计学差异。
2.4 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员的调查问卷结果
传播途径母婴垂直传播占调查人数的28.88%,较近血缘关系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占10.08%。医源性感染主要以手术、输血、占3.49%,有献血史为2.33%,原因不明的52.52%。注射乙肝疫苗后抗体保有率平均为50.45%。
3 讨论
(1)本地人群中的乙肝病毒携带率较报道的全国水平(7.18%)低,特定人群乙肝病毒携带率与年龄、职业、有很大关系,如:饮副食及服务行业人员因职业关系每年需体检1次,阳性人员不能从事这些行业,所以,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的7.18%,降低了33%。对饮食及服务行业人员的定期筛查,效果明显。
(2)通过连贯的数据证实了本地从80年代开始接种乙肝疫苗,1992年开始在新生儿中实行计划免疫后已取得显著效果,在校中小学生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正逐年波动下降,小学生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处于较低水平,下降趋势明显。
(3)对1215名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乙肝五项数据研究表明,乙肝五项类型以小三阳、大三阳为基本模式,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3.83%。小年龄段以1、3、5为主,大年龄段以1、4、5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三阳向小三阳转变趋势明显。乙肝五项指标可以反映(HBV)在体内的繁殖复制状况,一般认为,1、3、5阳性既大三阳,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而1、4、5阳性,既小三阳,传染性弱。而最新报道,一部分1、4、5阳性的小三阳常提示慢性感染,也不容乐观[4]。
(4)通过这次调查分析,确定了本地人群中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以母婴传播为主,家族聚集性明显。
(5)对注射乙肝疫苗后抗体保有率调查发现比国内报道的数据低[5],抽取的一所小学及一所中学均为城乡混合编班,有一部分学生陆续补种过乙肝疫苗,所以各年龄组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特定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乙肝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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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相关研究 篇6
关键词：干部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腰身指数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09年在我院行健康体检的处级干部471例, 年龄33~61岁, 平均 (49.887±6.24) 岁, 其中, 男371例, 女100例。
1.2 方法
1.2.1 测定基本参数:
详细向全体受检者询问疾病史, 并做好记录;同时对其身高、体质量和WC等进行测定。腰围测量:受试者取站位, 在呼吸稳定的情况下, 于髂嵴与第12肋下缘连线的中点水平处进行测量, 身高与体质量测量:指导受检者将鞋、帽脱掉, 并在穿单衣单裤的情况下测量。体质量指数的计算为体质量/身高, 腰身指数可通过腰围/身高来计算。另外在测量受检者的血压方面, 需要在受检者静坐超过5 min后, 取坐位, 通过借助汞柱式血压计, 于受检者右上臂肱动脉处对血压进行测量, 连续测量2次;测量期间应注意肘关节和心脏维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舒张压按照消音期 (Korotkoff第五期) 的标准测量, 每次测量时间间隔1.5~2.5 min, 然后计算平均数。
1.2.2 检测生化指标:
在受检者空腹超过12 h的前提下, 给予服用葡萄糖约75 g, 对于糖尿病患者, 则给予馒头餐约100 g, 于2 h后采集静脉血清标本。仪器选用日本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型号为Olympus Au-1000;试剂同样从日本进口。根据氧化酶法, 依次对受检者的空服血糖 (FBG) 、餐后2 h血糖 (2h PBG) 、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 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和受检者的尿酸 (UA) 等进行检测。
1.3 统计学分析
研究应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计量材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以腰身指数0.5为界分为WHt R≥0.5和WHt R<0.5两组, 两组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 腰身指数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各相关指标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分析, 以及偏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腰身指数一般临床资料和生化指标的比较
见表1。WHt R≥0.5组的年龄、体质量、BMI、WC、SBP、DBP、FBG、2h PBG、CH、TG、UA均显着高于WHt R<0.5组 (P<0.01, P<0.05) , WHt R≥0.5组的HDL-C显着低于WHt R<0.5组 (P<0.01) , 两组间身高、LDL-C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2.2 腰身指数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存在的关系分析
经研究, 了解到受检者的腰身指数与其年龄、体质量, 以及BMI、WC、SBP、DBP、FBG、2h PBG、CH、TG、UA等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与HDL-C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P<0.01, P<0.05) , 与性别、身高、LDL-C则不存在相关性 (P>0.05) 。通过偏相关研究,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了解到腰身指数同样与WC、BMI、体质量、SBP、DBP、2h PBG、TG、UA呈正相关 (P<0.01, P<0.05) , 与HDL-C呈负相关 (P<0.05) 。
3 讨论
本研究是在干部人群中探讨WHt R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显示:WHt R≥0.5者的比例占总人数的57.5% (271/471) , 提示有半数以上的干部人群存在腹型肥胖, 且WHt R≥0.5组的年龄、体质量、BMI、WC、SBP、DBP、FBG、2h PBG、CH、TG、UA均显着高于WHt R<0.5组, 而HDL-C的结果则相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P<0.05) , 说明WHt R超标者其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普遍比正常者要高[1,2]。
综上, WHt R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明显相关, 测量方法简便易行, 对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可作为评估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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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相关研究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入选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科门诊及病房收治的老年人群(年龄60~80岁),询问病史有高血压,高血压病程大于1年,并经药物控制良好(至少1年内每月诊室血压正常,或ABPM平均血压正常)的老年人群(n=200)。高血压诊断标准(WHO/ISH):收缩压≥140 mm Hg,舒张压≥90mm Hg。排除标准:1年内曾更换降压药物种类或降压药物服用时间者;合并脑卒中、糖尿病者;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合并帕金森病者;合并精神系统疾病者;合并周围动脉疾病患者;长期吸烟或嗜酒者。
1.2 方法
入选患者记录病史、年龄、性别及一般生化资料,记录降压药物种类及用法。对入选者进行ABPM检查,根据ABPM检查结果计算血压晨峰值。采用美国无创动态血压监测仪进行24 h动态血压测量。袖带缚于左上臂(如两侧血压相差>10 mm Hg,则缚于血压高的一侧)。袖带自动充气,每30 min记录1次,24 h有效数据≥90%应得数据,每小时区间有效读数无缺漏为有效。
1.2.1 血压晨峰值计算方法
起床后2 h平均血压与包括夜间最低血压在内的1 h平均血压(即最低血压及其前后2个血压测得值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值。
1.2.2 按照血压晨峰值进行分组
血压晨峰值≤30mm Hg者入非血压晨峰组(NMS组),血压晨峰值>30 mm Hg者入血压晨峰组(MS组)。
1.2.3 认知功能量表测定
对入选对象进行认知功能量表测定,包括简短精神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 CA)。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NMS组及MS组的MMSE、Mo CA量表分值进行t检验,对血压晨峰值及MMSE、Mo CA量表分值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共入选200例诊室血压良好的高血压患者,其中108例存在血压晨峰现象,占54%。两组间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血脂、血糖等指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2.1 两组间其他ABPM指标比较
最高收缩压、平均收缩压、最低收缩压、最高舒张压、平均舒张压、最低舒张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两组间MMSE及Mo CA评分比较
MS组MMSE及Mo CA评分均低于NMS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 血压晨峰值与MMSE评分的线性回归分析
注:覮与NMS组比较,P<0.05
设MMSE评分为Y,血压晨峰值为X,得到方程:Y=-0.24X+28.351。R=0.191,调整R2=0.037,F=7.534,P=0.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显示血压晨峰值与MMSE评分存在负相关。
2.5 血压晨峰值与Mo CA评分的线性回归分析
设Mo CA评分为Y,血压晨峰值为X,得到方程:Y=-0.28X+25.071。R=0.194,调整R2=0.033,F=7.783,P=0.0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显示血压晨峰值与Mo CA评分存在负相关。
3 讨论
人体血压存在典型的昼夜节律,并且这种节律现象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研究资料表明,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的昼夜节律特征与靶器官损害及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发生具有密切关系,而血压的晨峰现象尤为如此。绝大部分人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呈明显的昼夜节律,清晨血压的变异最为显著,出现血压晨峰现象[2]。近年来,有关动态血压监测的临床研究显示,与诊室血压相比,24 h血压尤其是血压晨峰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更密切的关系[3]。
即使是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依然存在血压晨峰现象。两项前瞻性研究资料显示,大部分常规降压治疗不能有效控制血压晨峰[4,5]。使用诊室血压测量,看似控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清晨血压实际上往往并未控制。看似血压控制良好(诊室血压<140/90 mm Hg)的患者中,61%存在清晨高血压(>135/85mm Hg)。在笔者的研究中,共入选200例诊室血压控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结果ABPM提示其中108人存在血压晨峰现象,占54%,略低于国外研究的数据。
高血压是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知[6],因此控制血压也是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的必要手段。纵观临床降压治疗的现状,降压的目标还是停留在平均血压或诊室血压正常,这可能会影响降压治疗对认知功能减退的保护作用。血压晨峰的发生机制与神经体液因素有关。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可能是晨起血压急剧升高的主要原因,因为24 h血浆儿茶酚胺水平的昼夜节律与血压一致。影响血压晨峰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血浆醛固酮水平与血浆肾素活性水平的昼夜节律相似,即在早晨醒来时达峰值。血浆皮质醇也于清晨达到高峰,它可以增加冠状动脉及动脉系统对儿茶酚胺的敏感性。清晨动脉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较其他时段低,也可能是清晨时血压变异较大的原因之一。另外,明显的血压晨峰多见于高血压患者,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早晨血压正常者一氧化氮的产生增加,但高血压患者增加不明显,因而引起血管收缩。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已经存在阻力小动脉的重构(内径变小,壁/腔比例增加),血管收缩反应性较强,交感神经系统激活,使周围血管阻力迅速升高。这些引起血压晨峰现象的神经体液因素及血压晨峰一起,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损害。本研究入选患有高血压,但经药物治疗血压控制正常的老年人群进行ABPM监测,计算其血压晨峰值,按血压晨峰值分为对照组及血压晨峰组,并进行认知功能量表检测。结果显示,和非血压晨峰患者相比,存在血压晨峰的患者尽管血压确实基本正常,但MMSE及Mo CA量表评分均有所下降,提示这部分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较重。在线性回归分析中,显示无论是MMSE还是Mo CA评分均与血压晨峰值成负相关,再次提示血压晨峰值对认知功能存在不利影响。因此,即使对于真正血压基本正常的高血压患者,仍应注意检查是否存在血压晨峰现象,并采取相应的方法,如调整给药时间等消除血压晨峰[7]。
摘要：目的 了解血压控制良好的老年高血压人群血压晨峰值的现状,以及该类人群血压晨峰值与认知功能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方法 入选经药物控制良好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共200例。进行ABPM检查,计算血压晨峰值,按照血压晨峰值进行分组。血压晨峰值≤30 mmHg者入非血压晨峰组(NMS组),血压晨峰值>30mmHg者入血压晨峰组(MS组)。对入选对象进行认知功能量表测定,包括简短精神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对NMS组及MS组的MMSE、MoCA量表分值进行t检验。对血压晨峰值及MMSE、MoCA量表分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MS组MMSE评分及MoCA评分均低于NMS组(P<0.05),MMSE及MoCA评分与血压晨峰值成负相关。结论 血压控制良好的老年高血压人群仍存在血压晨峰现象,血压晨峰值可导致认知功能损害。
关键词：高血压,血压晨峰,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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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相关研究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1个省会城市 (兰州市) 、1个地级城市 (金昌市) 、1个县级城市 (华亭县) 作为本次研究的调查点。各调查点按照要求上报所辖区域内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名单, 省项目组使用Excel的随机函数进行简单随机抽样, 从中抽取被调查机构;然后由监测点提供调查机构内全部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名单, 省项目组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以调查样本量的120%随机抽取监测对象, 由监测点在此范围内进行调查。共调查2 030人, 其中医生1 030名 (男性515名、女性515名) 、教师600名 (男性308名、女性292名) 、公务员400名 (男性279名、女性121名) , 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1、1.05∶1、2.31∶1。
1.2 方法
采用国家控烟办公室统一设计的中国重点人群吸烟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员经过专项培训, 深入到选定单位, 按统一要求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吸烟相关知识、态度、行为 (KAP) 以及控烟能力的相关信息等。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3.1录入数据建立数据库, 数据录入采用双录入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吸烟情况
被调查医生、教师、公务员吸烟率分别为25.63%、30.67%、43.00%, 其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7.18%和4.08%、58.44%和1.37%、56.99%和10.47%;被调查的医生、教师、公务员戒烟率分别为10.29%、5.50%、14.50%, 2年以上戒烟率分别为5.83%、4.33%和11.75%。现在吸烟者曾经认真进行过1次以上戒烟尝试者分别为33.71%、63.04%、37.21%, 公务员“从不想戒烟”的比例最高 (62.79%) 。3类人群不同烟龄吸烟者分布存在差异, 烟龄在1~15年者居多数。对吸烟者的吸烟量调查显示, 医生、教师、公务员平均每天吸烟量分别为 (11.5±6.4) 支、 (13.8±6.9) 支、 (16.1±9.6) 支。92.00%的调查对象消费香烟价格在20元/包以下, 医生和公务员消费香烟价格水平大致相同, 教师消费香烟价格在5元以下者占44.57% (见表1~3) 。
(%)
[n (%) ]
注:不同性别人群吸烟率经χ2检验, P<0.05
[n (%) ]
注:同一人群、不同特征吸烟情况构成比经χ2检验, P<0.05
2.2 KAP情况
医生、教师和公务员对吸烟及被动吸烟危害健康的知晓率分别为62.09%、63.03%、58.01%, 其中大学教师知晓率高于中、小学教师, 一级医院医生知晓率高于二、三级医院医生。吸烟者对烟草危害的知晓率高于不吸烟者, 与行为形成率相悖。医生、教师、公务员对“香烟中的尼古丁是引起大多数癌症的化学物质, 吸烟可能导致前列腺炎、骨质疏松、男性性功能障碍, 被动吸烟可能导致婴儿猝死综合征”的知晓率都比较低 (15%~50%之间) 。医生、教师、公务员在办公室吸烟的比例分别为55.30%、63.60%、72.70%, 认为自己应是不吸烟的榜样的比例分别为83.77%、88.50%和70.50%, 认为本系统应成为全面禁烟场所的比例分别为81.17%、79.67%、76.50%。17.28%的医生、11.33%的教师、21.75%的公务员认为所在单位对禁烟没有规定或限制。认为本单位禁烟制度执行好的医生、教师、公务员比例分别为36.99%、56.76%、9.00%, 执行一般的分别为52.77%、35.45%、47.39%, 执行不好的分别为9.25%、6.15%、41.23%。3类人群在公共场所控烟态度上, 对弱势群体集中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认同率非常高, 对休闲、娱乐、聚会的公共场所 (如酒吧、餐厅) 全面禁烟的认同率较低, 对酒吧应实行室内全面禁烟支持率最低。
3 讨论
(1) 本次调查医生、教师、公务员吸烟率分别为25.63%、30.67%、43.00%, 明显高于全国同期调查水平[2], 也明显高于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3]甘肃省15岁及以上居民吸烟率。公务员吸烟率明显高于医生和教师。不同学历、不同职称医生吸烟比例接近, 吸烟率随工龄增加而降低;教师中不同学历吸烟者呈“U形”分布, 吸烟率随工龄、职称增加而增高;公务员学历和职务越低, 吸烟率越高, 尤其是工作年限超过20年者, 吸烟率明显增高。3类人群对吸烟危害的认知程度较低。多数吸烟者上班时间在室内吸烟, 多数单位虽有禁烟制度但执行力度不够, 对全社会控烟负面影响大。同时, 大多数调查对象也认为自己应是不吸烟的榜样, 认为本系统应成为全面禁烟的场所。因此, 加强医生、教师、公务员3类重点人群控烟工作十分必要。
(2) 从专业角度看, 医生作为公众健康的守护者和健康知识的传播者, 应具备较高的控烟知识水平和较强的能力, 成为社会控烟的表率。但调查发现, 许多医生对某些吸烟危害知识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群高, 或者吸烟医生对吸烟危害的某些知识点认知程度虽然比不吸烟者高, 但与行为形成率相悖, 近一半 (47.18%) 的男性医生每天吸烟, 80%以上的医生没有参加过帮助病人制订戒烟计划的培训, 92%以上的医生没有接受过吸烟戒断症状的处理、戒烟药物使用方法培训等。说明医务人员不仅缺乏帮助别人戒烟的技巧, 而且自身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也远远不够。所以, 一定要注重医疗卫生人员知、信、行的提高。
4 建议
(1) 应建立社会综合性控烟干预模式, 加大控烟立法和监督工作力度, 减少烟草生产销售, 制止公款消费香烟, 注重烟草健康警示教育, 建立烟草广告和媒体不良信息治理的长效机制, 尽量消除“名人效应”“家长效应”“师长效应”和“赶时髦”等因素的影响[4], 倡导不吸烟、不敬烟、不送烟的文明社会风尚。
(2) 应建立健全针对重点人群的吸烟相关行为和控烟能力监测体系, 强化职业场所和公共场所控烟干预措施, 关注女性和青少年吸烟问题。通过大力开展“无烟医院”“无烟学校”“无烟机关”“无烟公共场所”和“无烟社区”活动, 建立系统的控烟教育和培训基地, 树立典型, 推动社会全面控烟。如2009年5月卫生部等四部委印发《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 提出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目标, 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者争当控烟表率, 并要求医疗机构开设戒烟门诊, 为病人提供戒烟帮助, 这必将对全社会控烟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吸烟相关行为,重点人群,控烟策略
参考文献
[1]支修益.拒绝烟草远离肺癌[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 2007, 1 (1) :56～60.
[2]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2007年中央补助地方烟草控制与健康素养项目总结[R].2009.
[3]甘肃省卫生厅.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 (西部扩大) 甘肃省分析报告《甘肃省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及利用研究》[R].2010.
人群相关研究 篇9
关键词:足球 体格形态 形态学指标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1)01-106-02
1.研究方法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3组实验对象:1.大雁塔小学8-10岁左右没有长期从事任何项目训练的儿童30名;2.各训练中心同年龄的从事具体项目训练2年以上的儿童30名;3.西安科技大学没有参加任何项目训练18-20岁左右的青少年30名。4.陕西省训练中心从事专业训练10年以上的18-20岁左右的二级（含二级）的运动员各30名。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调研法
通过CNKI,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等电子检索手段以及到西安体育学院图书馆查阅和下载大量文件及相关论文,同时还查阅了大量的关于美学、形态学方面的文献书籍。重点查阅了近年来的体育核心类刊物及相关论著等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2.2 调查法
对足球项目的教练员和8—10岁以及18-20岁运动员进行了访问调查和了解相关专业情。况对8-10岁以及18-20岁左右的没有经过某一项目系统训练的儿童青少年进行了访问调查和统计。
1.2.3 数理统计法
测量数据采取SPSS13.0进行分析,对检测指标采用t检验,显著性水平用P小于0.05有显著性差异,P小于0.01有非常大的显著性差异,P大于0.05无显著性差异,进行指标统计处理。
1.2.4 测量法
测量受测者的身高,体重,肩围,胸围,腰围,臀围,大腿围,小腿围,大臂围,小臂围,坐高,以及“X”型腿和“O”型腿等。
1.2.5 访谈法
实地走访了喜欢健身的群众以及足球项目的教练员和足球项目的运动员以及生理生化的权威老师, 并走访了美学方面的专家和老师,探讨和交流了与本研究相关的问题,确立了研究的内容和实验的方案。
2.实验设计
2.1 实验的指标制定
身体形态指标的确定有足球项目的特点来确定的,所测的运动员中由于时空关系,所测的运动员8-10岁和18-20岁的运动员不是同一运动员,但是所测数据可以充分说明项目对人体形态的影响。
2.2 实验设备和仪器
沈阳教学仪器厂制造的身高测量仪（精确度 0.01cm）、沈阳教学仪器厂制造的 SYT-1体重称（精确度 0.01kg）,最大称量 120 kg、皮尺（精确度0.5cm）。
2.3 实验指标的测量
由同一专业人员进行反映人体身体组成和机能的以下指标的测量,测量方法参照刑文华等编写的《体育测量与评价》与曲绵域和于长隆主编的《实用运动医学》 以及 Kevin Norton and Tim Olds 主编的《ANTHROPOMETRICA》。
3.试验结果和分析
3.1 足球项目的指标对比分析
表1 8—10岁足球运动员与6—8岁普通儿童人群的各项指标对比（单位:cm)
由表1可以看出8—10岁专业儿童足球运动员与8-10岁没有参加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儿童的身高,体重,胸围,坐高臂长,腿长的平均值没有差异,说明他们的身体形态没有显著性差异。
由表2可以看出,18—20岁左右足球运动员与18-20岁普通人群的体重、身高、肩围、胸围、腰围、臀围、大臂围、小臂围、大腿围、小腿围、大臂长、小臂长、大腿长、小腿长等指标发生了变化,大腿形态学指标P＜0.01,说明经过长期的足球训练使人体的大腿围度增大,使大腿变粗。“O”型腿大的形态学指标P＜0.01说明不科学的锻炼会使腿型发生异常改变。
表2 18—20岁左右足球运动员与18—20岁普通人群的各项指标对比（单位:cm)
4.讨论与分析
实验结果,身体指标显示,足球对人体形态各部位有不同的影响。
4.1 人体不同时期的生理变化
小学阶段人体发育处于学龄儿童期(6,7~11,12岁),感受器已充分发育,视力、听力、前庭器官感受器发展比较好,儿童肌肉的生长和力量的增长较慢,而且骨内钙盐较少,容易变形, 儿童的骺软骨尚未完全骨化,承受压力和肌肉拉力的功能较差。中学阶段人体已进入青春发育期(11,12~17,18岁),发育速度突然加快,身体各项形态指标随年龄增长而快速增加“这种突增阶段,会产生诸如四肢长度、质量增加与肌肉力量相对较小等方面的不协调,"青少年各部位肌肉发育不平衡,且大肌群先于小肌群发育。大学生已进入青年期(17,18~23,25岁)”青年期开始肌肉的体积处于加速增长之中,肌纤维增粗,生理横断面增大,肌肉的收缩力量增强“同时,在性激素的影响下,男子的肌肉生长远比女子迅速”。所以在中学阶段,6岁到20岁时,进行足球训练对人体的形态改变较为明显。不科学的锻炼容易使人体的形态发生异常改变。
4.2 运动对骨的影响
青少年骨处于骨化过程,骨有机物含量多、可塑性大、长骨两端仍保留有使骨生长的骺软骨。在体育运动中,骨承受各种运动负荷的刺激,可促使骺软骨细胞的正常增殖,有利于骨的生长。同时,在进行体育活动中,血液循环加快,保证骨的营养供给及新陈代谢加强,从而促进骨的生长发育。
由于运动刺激的效应需要在运动后的休息期间来完成,因此在剧烈活动之后,必须有足够的休息;固定不变的压力,会导致骨的萎缩,只有间歇压力才有利于促进骨的生长;过长时间负荷或过度训练则能引起骺软骨过早愈合,骨化过程提早完成,影响骨的继续生长;单侧负荷过多、过久,容易引起身体两侧骨的生长发育不均衡而导致畸形。
所以早期的足球训练后,一定要适当休息。而且,足球训练时,习惯用右脚出球的队员更要注意均衡训练。
4.3 运动对骨骼肌的影响
经常足球锻炼者,肌肉体积显著增大,这种增大常以肌体的围度作为评定指标运动会造成肌肉体积的增大,肌肉体积的增大主要使肌纤维增粗,包含着肌原纤维增粗和纵裂增多所致。因而肌肉生理横断面增大,肌力得到增大。有人研究证明,没有经过系统训练者,肌肉中的线粒体都较少,而进行耐力训练者,肌肉中线粒体数量增多,体积增大, 线粒体的增加,为肌肉收缩提供更多能量以适应运动的需要。肌纤维中的肌质网能摄取和释放钙离子,参与肌纤维的收缩,经过系统训练,肌质网相应增多以适应肌肉收缩的需要。通过足球训练,尤其是进行耐力训练时,肌纤维的脂滴和肌膜上的脂肪相应减少。脂肪的减少使肌肉收缩时的粘滞阻力变小,肌肉的收缩效率相应提高。
4.4 骨与应力的关系
骨的最主要功能是给身体提供支撑框架并协助机体运动,骨关节为活动的枢纽,骨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应力适应性,当其受到扭曲、拉伸、压缩等力作用时,它可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质量以适应功能性改变。在应力作用下,骨骼胶原基质发生形变,产生压电效应,改变骨细胞的生物物理环境,影响其增生和分化,这种骨能够适应活动期间的机械应力的规律称wolff定律。按照wolff定律,骨骼的形态与物质受个体活动水平的调控wolff定律强调功能活动产生确定的骨骼形态,然而骨也有一个最适应的应力范围,应力过低或过高都会使骨逐渐萎缩,甚至破坏骨,使其处于应力区内,会增加骨密度和硬度,而处于较小或没有力学刺激的区域则会弱化密度乃至失去钙化特征,而改变形态。由于生命时刻处于力学环境中,因而应力对骨的生长、重建和成形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另外,人体在生长发育、成年、老化的过程中,处于生长期的骨、骨关节的可塑性更强,即大强度训练对青少年身体形态改变更明显。
膝、踝节关的结构特点,膝关节是人体内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一个关节位于全身最大的两个骨杠杆,股骨和胫骨之间“包括股胫关节和髌股关节”其形态为滑车椭圆形关节;踝关节的解剖特点是,胫骨、腓骨下端和距骨形成,属于屈戊关节,关节接合紧密,以屈伸为主要动力方向,以负重为主要功能,是将人体重力由垂直柱状转化为弓状平面负重形成的重要关节,两关节的结构特点,均有其较明确的运动范围,并且人体下肢的外形主要决定于膝、踝关节的形态。
5.结论与建议
进行长期的足球练习方法不当,会导致“O”型腿。在进行足球锻炼时,要注意科学锻炼,使腿部的肌肉肌力均衡发展,避免形成“O”形腿。
参考文献:
[1] 黄文宾. 对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伸膝等动力量及下肢爆发力特点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28):28-32.
[2] 小晖. 足球背后的心酸[M].科学氧吧.
[3]王方.中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形态和体能特征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1,3(18):38-40.
人群相关研究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6年1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256例中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诊断标准:≥140/90 mm Hg即为高血压。纳入标准:①年龄>50岁;②血压≥140/90 mm Hg;③脉压≥60 mm Hg。排除标准:①由于药物原因、其他肾脏疾病、其他肝脏疾病、恶性肿瘤等相关原因引起的非原发性高血压;②不愿参与本研究者;③研究者认为不适宜参与本研究者。本研究已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审核并同意进行随访研究。256例患者中男112例,女144例;年龄52~68岁,平均年龄(58.49±4.12)岁;病程1~6年,平均病程(4.42±1.02)年。根据脉压水平分为A组(60~80 mm Hg)123例、B组(>80 mm Hg)133例。
1.2 方法
所有患者进行生化检测,要求空腹抽取5 ml静脉血,检测FBG、TG、TC、HDL-C、LDL-C等心血管危险因素。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①高血压: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收缩压≥140 mm Hg和(或)舒张压≥90 mm Hg);②糖尿病:符合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7mmol/L和(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11.1mmol/L和(或)任意时间患者血糖≥11.1 mmol/L)③血脂异常:符合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提出的诊断标准(TC≥5.18 mmol/L或TG≥2.26 mmol/L;低HDL-C<1.04 mmol/L)。单一个体同时具有≥2项危险因素定义为危险因素聚集。
1.3 观察指标
观察高血压患者血压,计算脉压。观察FBG、TG、TC、HDL-C、LDL-C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分析中老年人群脉压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及聚集研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相关因素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FBG、TG、TC、HDL-C、LDL-C检测结果比较
A组FBG、TG、TC、LDL-C低于B组,HDL-C高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率比较
B组危险因素聚集率为48.87%,高于A组的36.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256例脉压≥60 mm Hg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脉压与高FBG、高TG、高TC、高LDL-C等多种危险因素且呈正相关。见表3。
注:与B组比较,aP<0.05
注:与B组比较,a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高血压人群脉压、血糖、甘油三酯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指标均高于正常范围,A组危险因素聚集率36.59%,B组危险因素聚集率为48.87%,呈升高趋势,脉压与高FBG、高TG、高TC等多种危险因素相关,且呈正相关。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脉压也增加,可能与动脉壁硬化相关。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危险因素的种类、数量、水平均对心血管疾病危险性起到重要的影响。杨震坤等[3]通过研究各种血压参数与冠心病发生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血压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率的关系。研究表明脉压每增加5 mm Hg,冠心病的发生率也同时随之增加29%的发生率。另外相关研究发现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危险因素能够降低血管的弹性,从而诱发动脉粥样硬化,临床中主要表现为高血压脉压差(PP)增大。同时当发生心血管相关疾病,如血管内膜损伤、血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等,也能够促使脉压升高。两者互为因果[4]。
本研究显示出了脉压在预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作用,现已在临床中被广泛研究与应用,但对脉压研究仍需进一步进行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另外在临床中治疗高血压的同时应多关注脉压的降低。
参考文献
[1]李建伟.老年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中国医药导刊,2014,16(2):250-251.
[2]吴同堂.脉压对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预测的临床相关研究.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2014,2(9):57-58.
[3]杨震坤,沈卫峰,翁迪斌,等.高血压病患者脉压与冠心病危险性的相关性分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2,30(6):325-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