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关键词： 变味 批判 商品化 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通用6篇）

篇1：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每当提起中国这一名字，都会让我们联想起她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古国，而她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自己成长在一个文化大国而感到自豪。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各国，呈现出生产、金融、投资经营、信息网络全球化的趋势。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对于文化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促进了人类各种文明的融合和繁荣，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冲突，我们中国正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几千年的文化接受着严峻的挑战。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何为文化？关于文化的内涵，学者们众说不一，通常文化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然而文化冲突是指在文化传播与传递过程中，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规范文化的接触、碰撞而产生的文化对抗现象。如今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二是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精英文化、经典文化的冲击。

首先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影响说起，文化冲突根源于文化差异即文化的民族性。作为民族特性的东西往往源于一个民族漫长的文化积淀，并由于自身特定的文化实践，不断地从变化的生活中汲取一定的养料，使之得以巩固，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独具特色的生活方法和文化价值。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久远的年代呈封闭式发展，因此能得以完好保存。但是到了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具有差异的文化不断频繁接触，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展开了一个博弈过程，如西方情人节vs中国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张灯结彩，端午中秋却低调带过。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被冷落、忽视的现象，如果不再纠正这种风气，本末倒置的话，一个国家就相当于失去了灵魂一样，空有躯壳。

再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对经典文化影响说起，在这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成为这些草根文化的最好载体，因特网为它们的传播增添了翅膀。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和广泛的民主化浪潮，高雅文化的至高地位和传统研究的学科视野经受到强大冲击，传统的经典艺术的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不再适用于新型的大众文化或者大众艺术。从而出现许多相声、小品、滑稽戏、贺岁片、肥皂剧等等，还有网络上许许多多恶搞经典著作的视频、文章等。也许大众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对于一些经典的文化精粹、优秀的作品应予以保护和尊重。应当相互发展，而不是取缔。我们应当具有批判精神，对于一些不合理的论点，歪曲过去的说法应把它否定，而不是哗众取宠，使其助长蔓延；而优秀的，创新的思想就应当很好地发扬传承下来。

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大学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力量。大学为文化发展准备人才，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为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知识的支持，而大学的许多学科的特点更为文化发展提供科技和各种专业的支持。然而，我们作为一名大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学习环境，那么我们更应该树立起正确的文化学习态度，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坚持文化创新，通过积极的开展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篇2：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对这个主旋律的理论关注和理论阐释, 构成所谓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我国, 严格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起步于80 年代, 兴盛于90 年代, 至今方兴未艾。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迅猛推进, 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注入了深厚的现实根据和丰富的经验材料, 使其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

一、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实践性特征

发展问题是20 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急迫任

务, 也是发达国家亟待重视的严峻现实。国际范围的社会发展研究, 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确立和繁荣起来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不久, 各国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寻求经济社会复兴之路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的强烈现实性和极端紧迫性, 诱导许多学者热心于这些问题的探索, 以便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观点、战略方案和政策建议等。六十年代初,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爆炸等引发的全球问题, 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 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启动和推进密切相关的,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社会的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从此, 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最突出、最重要的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并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向人们展示了发展之对于中国社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个“硬”字, 既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的严峻现实, 也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矢志领导中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毅力。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就是发展不足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就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只要确认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 就必须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 是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理论课题。

从国际范围看,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以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 主要探讨了关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则是探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全球背景阐明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关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和相关实践问题。我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等问题的研究, 它通过追踪时代轨迹, 把握时代脉博, 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来体现自己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它将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从理论上给予科学地求解, 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的跨世纪转换, 提供理论支点。

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特征

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 社会发展表现为生态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全面发展, 社会越向前发展就越凸现出其协调性和整体性趋向。当代社会是以“自然——社会——人”作为宏观背景系统的, 它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追求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协调互动、共同进步。有关社会发展的问题是诸多理论学科共同关注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社会学, 它侧重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分化、城市化、人的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的变革等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形成发展经济学, 它侧重研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模式及战略等问题;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 形成发展哲学, 它侧重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基础和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等等。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总体性范畴, 带有多维性质, 社会发展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其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在社会发展研究中, 把某一学科视界独断化、绝对化是片面的, 应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对话”机制, 实现融合。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 是处在支离破碎的分隔状态之中的, 不仅各学科未能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 而且各学科内部的各个派别, 也未能达到对本领域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发展整体性特征日趋明显, 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并非所有社会发展理论都应对全部社会发展问题给出总括性回答, 但是, 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即便是关于某一个别领域的社会发展理论, 都应把思考的问题置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联系中加以考察, 如此才能对自己所涉及的问题, 做出具体而正确的回答。

过去, 人们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 认为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值的提高, 相信经济发展了, 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 到20 纪纪60 年代, 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 社会二元结构基本未变,甚至出现局部强化的趋势;人口的增长抵消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出现了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等等。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引起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发展观, 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美国学者伊利奇曼和巴加瓦指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提出的那些主要战略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才有实用价值。而且, 这种环境并不是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的。它们还决

定于重大的政治、社会和行政因素。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是有政治家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转引自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50 页)美国学者迈克尔·托达罗论证了发展是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重组在内的多维过程;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认为, 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是社会发的三个最基本目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发展应包括五大目标, 即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随着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形成和传播, 国际社会兴起了落实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 较为著名的有:“增长加公平战略”、“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自觉地创造社会历史的阶段, 人们正在对社会发展做出更加完整而又系统的总体设计。

中国目前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 面临着社会的全面转型, 遇到的问题众多, 存在的矛盾错综复杂, 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仅凭某一学科视界的求解是不可能的。必须超越学科域限,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中进行整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 它要求必须把一般性理论研究与具体的问题研究统一起来, 把分学科或分领域的研究与整体的综合研究统一起来, 把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统一起来, 把实证分析与逻辑推论统一起来。我国是后发展国家, 我们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也有可吸取的成功范例, 我们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更易达成共识。

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民族性特征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

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 它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和被动抉择性。相对于欧美等国自

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型”的。有人把“外发型”现代化归结为“被现代化”。事实上,“被现代化”仅具有发生学意义之上“外发”的意义, 决不意味着后来者的现代化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适应过程。一般地说,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少不了三大要素, 一是地理环境, 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二是人类自身, 这是社会发展的能动主体;三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从这个意义讲, 中国的现代化又不是纯后发——外生型的, 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 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嫁接成长起来的, 它不能不具有这种嫁接后的中外融合的变异特性, 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实际上, 任何“外发型”现代化, 只有在由异质文化的外来刺激转化出传统内部的创造活力时, 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比如, 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由于中国“外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 这个问题在中国转换成了“中西文化”问题的特殊形式, 不论人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都难以抹煞其民族性色彩。“传统”是民族性的, 中国的传统从文化学意义讲, 表现为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 它已经积淀为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素质,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不以传统文化为其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之一, 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之一。超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 走一条符合中华民族特点和文化理想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 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 中国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 要有中国特色, 归为一点, 就是中国的发展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当代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一体化特征愈益明朗。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社会、政治与文化疆界, 并因此将全球日益连接成一个网络化的整体的过程。我们倡导对外开放, 是对社会发展的这种全球化趋向的一个回应。但是, 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向,并不意味着其民族性特征的消逝, 恰恰相反, 全球化趋向给我们显示的仍然是一个民族性的课题, 这就是: 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没有深厚的民族特色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背景, 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国际社会, 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篇3：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当我们再去回顾电影和话剧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时, 我们发现, 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 正是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 并且依据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积极的做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调整, 从而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 过去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 电影和话剧的根本在于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的参与, 在于对我们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丰富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揭示和对国人日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只有保持这样的艺术精神, 电影和戏剧在中国的发展才会得以进步。

电影和话剧的生存现状带给我们的思考

电影和话剧, 同样是作为叙事艺术和表演艺术, 二者本身有着传承性, 电影最开始是作为戏剧的延伸艺术出现在艺术视野中的, 戏剧在电影出现之后也在电影身上借鉴到了许多可利用的创作手法, 因此在艺术规律上二者也具有相通性。但是, 相比较而言, 作为最为先进的艺术形式, 电影相比于话剧还是要有些优势:

首先, 话剧和电影同样作为故事的载体, 追求故事性是两者的共同目的与共同要求。任何一部话剧还是电影观众注重的还是作品的故事性, 只有好的故事才能够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启迪人们去思考。中国话剧也在努力探究现实主义的道路, 并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与民族特征相靠拢, 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创作出一批像《狗儿爷涅槃》、《小井胡同》、《红白喜事》、《桑树坪纪事》等等新时期民族性的现实主义力作。而此时期电影的发展不仅有《红高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具有鲜明乡土气息的电影的同时, 在都市题材、科幻类、动作武打化、历史剧等的其他类型电影也有大量优秀作品的出现, 电影多样化类型的出现对戏剧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次, 话剧主要依赖于演员的对话和动作来表演故事, 尽管强调假定性, 但故事的发生和展开受到舞台的影响比较大, 这就决定了话剧必然不会达到与电视电影那样的随意性的表现。话剧对于演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在舞台上, 演员就是剧作的核心, 因为剧作所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都是有演员依靠动作去表达的, 这比电影可以利用镜头, 画面的传递与声音的渲染手法要困难的多。但是电视电影的这些先进的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渐渐地被剧作家研究和借鉴, 完成对于话剧新的探索。例如台湾戏剧家赖声川就尝在《暗恋桃花源》中尝试将两个没有关系的戏剧放到同一舞台上交叉进行演出, 由格格不入到相融合, 这就学习了电影中的交叉蒙太奇, 使得话剧达到了和谐统一。台湾话剧《台湾怪谈》里, 直接引入电影影像, 演员在舞台上的搭档正式影像中的自己, 两者也完美的融合, 新颖的表现方式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新时期以来,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 审美品位和审美习惯的变化则尤为明显。而在这种形势下, 电影和话剧的发展则遇到了不同的生存状态, 电影不仅越来越普遍的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方式, 而且也逐渐成为培养人们精神气质和艺术品格的重要手段, 电影受众人数众多且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他们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而话剧发展到当代却遭遇了瓶颈, 观众流失、创作荒芜、演出质量差、市场不景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些都造成了话剧艺术渐渐衰微。对此, 电影艺术的繁荣或许可以给目前正处于低迷状态的话剧一些启发:

第一, 电影创作主体的日趋多样化。目前, 中国从事于电影事业的创作人群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编剧等创作人员, 既有从属于国家机制、专业团体的创作队伍, 又有个人式的相对独立、自由的创作, 这就造成了当前电影剧本繁荣、题材广泛且深入的特点。而话剧的创作队伍仍然是以各个地方的专业团体为主, 他们苦苦支撑, 又不得不面对从业人数减少、资金不足等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这些因素的制约使得话剧无论是在剧本创作还是演出都很难有新的发展。

第二, 电影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市场化和国际大片的冲击使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影创作一度遭遇过重创, 但很快中国的电影人便意识到了电影改革的迫切性,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电影的创作和经营必须要走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 以市场为中心的电影创作方向已基本奠定, 各个电影创作主体不再是依靠国家拨款来创作经营, 更多的是依靠市场拉拢资金, 针对于市场需要进行创作, 同时又保持其艺术上的创作原则和水准, 因此这些影片既获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 又获取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可观的经济回报。目前话剧团体的经营方式仍是停留在依靠政府扶持阶段, 并没有与市场相结合, 往往因其过于注重其艺术性而忽略市场性, 因此很容易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环境下与市场脱离。

第三, 电影对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的满足。电影被评论家称为是“梦的艺术”, 观众进入影院观看电影就是为了“做一场梦”, 因此, 制造梦境成为电影的一个任务。电影依靠的是现代的高科技手段, 蒙太奇、高科技的特效使电影创作任何一种梦境成为了可能, 使观众进入影院体会到了生理体验的快感。电影在内容上对现代生活的关注和对现代人心理的剖析满足了观众自我寻找和自我认知的心理需求, 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话剧正是受到了以上两种因素的制约, 剧场效果无法与电影比拟, 而创作的滞后也无法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引起中国电影和话剧生存现状迥异的原因的多方面的, 而中国电影的繁荣也引起了当前处于衰微状态的话剧艺术的反思。同电影相比, 话剧当然会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和优势,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当电影日趋繁荣昌盛, 话剧艺术却渐趋衰微的现实。话剧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的精华, 它不可能消亡而且必须要发展, 虽然目前面临着众多的困难, 但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为话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 那就是创作主体多元化、走市场化道路以及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等等, 这些都是话剧理应向电影艺术借鉴的地方, 而只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话剧艺术才有可能迎来自己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的春天。

摘要：电影和话剧同样作为戏剧的表现方式在现当代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在面对电影事业的蒸蒸日上, 而话剧艺术却止步不前甚至是呈现出滞后的局面, 这就我们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拟从戏剧的衰微研究当代中国戏剧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 试从电影的繁荣中学习和探寻戏剧发展的出路。

篇4：浅谈当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

关键词：文化安全；文化霸权；文化渗透

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文化呈现一种不安全的状态，探讨中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就是要明确我国的文化不安全主要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冷战结束以后，为了更好地传播和渗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不断对我国和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渗透、诱导与输出，从而达到资本主义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把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政治、经济、贸易相结合，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其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西化”和“和平演变”。例如：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人权、民主状况横加指责，干预我国的文化主权，利用意识形态激起别国对我国的敌视和抵制情绪，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更为隐蔽的文化安全上的斗争。一些人更是扬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①它们利用原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与巨变，大肆丑化与污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同时在国际上利用强大的舆论宣传新闻传媒力量制造中国威胁论，丑化我国的国际形象，侵犯我国的文化尊严。以自身的政治文化理念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鼓吹西方民主政治、三权分立，挑唆鼓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逃离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污染。夸大不同文明间冲突的力度和强度，人为地激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夸大中华文明对西方国家的威胁，以及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同时刻意强调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从而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后冷战时代还没有结束，“颜色革命”的诱惑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蠢蠢欲动，所以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还是存在的。

2.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的大量输入

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的民族性、本土意识、国民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消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各种方式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他们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不遗余力地进行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等手段，争夺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阵地；通过电子游戏、影视作品、卡通漫画对他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戏说、丑化，损害其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消解民族凝聚力；凭借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向他国大规模输入影视剧、图书等文化产品，在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输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财经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在急剧地西化，甚至完全抛弃作为中国人的根本——儒家文化，并对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文化是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透过文化，我们知道自己的特性，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共通点。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广收博采，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其独特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兼具时代性和民族性，当一种文化失去民族性的时候，它就不能再被称之为文化。随着外来文化的传入，很多人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等同于保守和糟粕，予以全盘否定和抛弃，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没有了历史就不可能有未来，中华民族文化中优秀精髓的部分是需要传承下去和发扬光大的，予以抛弃和否定就会丧失本民族的特性，在文化上失去了认同感，同时也就丧失了归属感，不再属于一种文化群体。西方等外来文化的传入弱化了我国的本土意识，消解了国人对本民族特质性的东西的坚持。诸如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日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非常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性，但是现在中国人对西方的节日的热衷似乎已经超过了本土节日，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的节日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必过的节日之一，但是中国的很多节日反而在渐渐被遗忘。另外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冲击最大的恐怕要属大众文化中的消费文化，消费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消费文化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比较直观地体现了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地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的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一面。”②

3.多种认同与价值观体系的混乱

中国现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价值观混乱和脆弱期，外来势力容易趁虚而入，外国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冲击力，使原本混乱的价值观雪上加霜，使道德沦丧、腐败、生活方式腐化、社会风气不正等社会问题更加严重，舆论也不能正确引导大众的价值取向，人们对社会对国家的信心和信任都会受到影响，危及到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国家的凝聚力、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使人达成精神交往，形成精神上的相同性，从而形成社会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体系和文化认同，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对本民族的文化不再认同或者持否定态度的时候，国家的凝聚力就被消解了。从国民个体的角度来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如何引导社会行动。它们起着这样的作用，是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现状，让人们知道为什么要在其中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指引人们的注意力评估过程；给人们的行动提供社会认可的理由，可以按照大家共有的价值观向自己和旁人证明行动是有理的；还给人们提供一种社会认同的依据。认同中的身份认同就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族性，身分认同是指人们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者类型，这种认同产生于人们之间存在的差别，由于有差别，才产生了社会范畴，这是身份认同的一个意思。阿克洛夫将身份认同定义为与特定的社会范畴相联系的自己对自己的感受。人们的很多行为遵循的可能是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基于工具理性式的计算。就是说你属于哪个社会类型的，就是你属于的社会范畴，你就应该做这个社会范畴所蕴含的行为规范，这是规范的意思。一旦身份认同出现了混乱，那么规范就失去了对个体的约束作用。

4.外来文化产品充斥我国文化市场

国外的文化产品充斥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混乱，文化产品不能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的载体。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市场，西方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95%的份额，世界各地的新闻业，90%以上由西方七大国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垄断。1999年名列全球500强第31位的索尼公司的年收入为531.56亿美元，列151位的迪斯尼公司年收入为229.76亿美元，列282位的时代华纳公司为145.82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崛起的一些在国内数得上的大文化产业集团，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亿美元。③

从外部因素来看，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境外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人并占据我国文化市场，如美国的电影、英国的流行音乐、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网络游戏和电视剧等。尽管现在国产电影利润上升，但是国内50%的票房收入为几部进口大片囊括；近年来席卷整个亚洲的强劲“韩流”带动了韩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韩国对中国的文化出口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和电视剧领域．其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占17．2%，中韩文化贸易逆差达15个百分点左右；外国资本觊觎我文化市场，对我进行渗透，并逐步在出版传媒和信息文化领域内聚集：国内一些时尚类杂志、都市报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音像电影分销商背后都有外资背景甚至是跨国公司背景。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很低，资金短缺、管理混乱、产业化运作程度较低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产业意识不强等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文化产品的文化社会价值包括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等，包括积累创造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等独特功能。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有载体，通过这种载体使本国的优秀文化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得以传承发展，加强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但是现在我国的文化产品市场非常混乱，文化产品档次参差不齐，品位不高、文化含量低。而外来的文化产品却充斥着我国的文化市场，形成一种反吸引力，消蚀了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国民对我国文化的认同。

中国正在从事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当代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④就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文化较资本主义文化是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但是,理想与现实有时是存在着差距的,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展现和充分发挥的时候,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能以弱势的形态存在,“先进文化的完全实现需要有一个生长的过程,而生长的过程总是由弱小走向强大的。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当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西强我弱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的一种文化力量失衡的现实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文化安全因素。只要这种决定西强我弱的文化力量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这种状况就将长期存在,影响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也将长期存在。”⑤

参考文献

[1][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黄胜强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2]郑晓云.文化的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张雪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策略选择[J]现代财经.2002

[4]黄旭东.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2009(3)

篇5：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伍江 同济大学副校长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到2009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46.6%，接近全球50%的平均水平。按国际通用标准，一旦城市化率超过50%便意味着全面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化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主题词之一。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并对环境、资源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城市化的问题也自然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1、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高密度战略

面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这一特定国情，如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就成了我国城市发展战略中第一重要的要素。而土地集约利用的首要手段就是提高土地的建设密度。那种贪大求洋，一味追求空间宽舒、宏大气派的城市建设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对于中国而言，比起土地资源危机，其他一切资源危机都远没有如此严峻。城市发展的高密度战略是我们无奈的不二选择。更何况，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依赖于汽车的低密度城市已被证明是对人类前途和地球资源的极不负责。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性，为市民提供更宜人的自然环境的努力都必须在足够高的密度下实现。在目前的国际语境下，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对于中国来说，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问题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城市发展的高密度模式必须成为国家战略。

2、大、中、小城市并进的城市发展战略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是当代中国的又一特定国情。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一直采取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限制发展大城市的发展策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各大城市特别是各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于是城市发展的中心又更多地转向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成为越来越多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和经济能级优势凸显，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引擎。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国家或地区那样将经济社会的全部发展效应都集聚在少数城市。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的战略才是真正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更应花大精力研究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使数目巨大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能级、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能力和生活水平得到真正改善和提高。

3、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战略

合理高效的城市空间布局会给城市发展带来长远的利益，而不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给城市带来致命的危害。任何一种既有的空间结构模式都不应直接照搬到任何城市。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应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战略。但无论哪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城市总体空间结构战略。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土地利用和空间格局很容易被眼前的短期经济利益所左右。而城市的空间大格局一旦形成就再也难以扭转。

总体而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应坚决避免无限制的“摊大饼”现象，将中心城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尺度。同时，为适应城市人口的扩张和产业的发展，在中心城的外围发展新城和新市镇，形成以母城为中心的多个不同规模新城和新市镇共同组成的簇形城市群。这样的空间结构既可保证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完整和经济能级的提升，又能保证城市的合理尺度，也在各城市化地区之间留出必要的生态空间，从而为城市带来高效的运转效率，并提供更好的宜居环境。对于中小型城市，其空间结构则应更多地与自然地理特征相适应。4、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战略

我国当代的快速城市化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地方文化特色逐渐丧失。而城市文化特色是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各城市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这些历史文化特色是城市文化竞争力也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特色，就是保护并提升城市竞争力，就是保护人类文明。人类文明需要不断发展，城市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但创新不应以破旧为前提，创新往往更需要历史沉淀的支撑。历史沉淀越厚重创新的内在动力才更强大。只有尊重既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特色。我们要推陈出新而不要破旧立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成为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5、基础设施优先战略

城市建设发展，基础设施先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高效运转的前提，也是为市民提供宜居、便利生活条件的保证。在城市建设投入中必须基础设施优先而非面子工程优先。因基础设施需要政府投入，在城市决策中往往会因政府财力限制而将基础设施建设后置或降低基础设施标准。这样或是造成将来永远难以整体实现理想的基础设施体系，或是不断改造基础设施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在政府建设决策中，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被置于最为优先的位置。无论眼前经济现实条件如何，都必须有一个具有足够远见的基础设施规划，并一步步逐步实现。

基础设施优先的另一层含义是按照规划为将来逐步实施的基础设施预留足够空间。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需要经济发展的实力为基础。不能等到经济实力具备后再重新寻找实施规划

基础设施的空间。这样将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或者形成极大的动迁困难，甚至永远无法实施。城市建设百年大计，这句话主要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上。、公共交通优先战略

西方特别是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推行的私人交通方式，使私人汽车成为理想化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这极大地刺激了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地球环境的维护带来了无穷隐患。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们已无法离开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却又为驱动这一生活方式所需的燃料而困惑不已，甚至不惜以流血战争为代价。而中国似乎也不甘心于看热闹，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不顾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积极推动私人汽车产业，并似乎可以通过寻找新的替代能源来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人们似乎忘掉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地球土地资源的危机远大于能量资源的危机。如果全世界都推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人类都过上某些发达国家城市那种完全依赖于私人汽车的极低密度的“花园式”生活，那么对于地球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私人交通方式不应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更不应成为理想生活方式的象征。我们必须大力提倡更为有效、便利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公共交通方式。发展公共交通绝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城市底层的民生工程，发展全民的公共交通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在城市规划决策层面，必须将公共交通置于完全优先的位置并使之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发展战略。

7、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战略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已使今天的城市越来越难以孤立生存。城市越来越从属于世界经济网络至少是区域经济网络。城市群概念已不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事实上的客观存在。不论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一些重要城市群在世界经济中的能级都已显现无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是珠三角，继而长三角，进而京津塘、环渤海，城市群的能量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已是举世瞩目。但城市间的统筹协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仍难以实现。我国的行政体制又加剧了这种困难。现在亟需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区域统筹机制，比如成立跨行政区划的统一的区域规划协调机构。在城市自身层面，至少应将区域统筹放在总体战略的层面来对待。

我国当代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城乡二元分离。城市化从其本质来说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离开农村发展城市化问题便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农村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二元分离现象突出，城乡管理体制相互隔离，城乡差别明显。在城市发展战略中，农村不应成为城市化过程的资源提供者，更应成为城市化过程的受益者。

在我国当代城市发展中还必须更加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不仅要强调“硬”的基础设施，更要强调“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各类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公共服务等设施的统一规划配置，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配置标准。8、规划引导发展战略

规划是城市长远利益的体现，规划应引导城市的发展并成为控制城市发展的依据。近年来城市规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仍十分常见，规划的严肃性和法定性必须加强。另一方面，长官意志也时常强烈干扰着规划，换一任领导改一轮规划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在规划决策和规划实施中既要体现规划的严肃性和法定性，不容任何个人意志甚至个人喜好随意决定或改变规划；也要重视规划的科学性和动态性，那种过于简单地认为“规划一经决定就不能改变”也是违背规划本质规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新的变化都使得规划是一个动态的科学系统。关键是规划的决策改变都应经过充分的民主参与和法定程序，不能草率随意改变，更不能由个别领导的长官意志来决定。

在近30年的城市化历程中，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建设管理基本是一种适应于快速发展的“粗放化模式”。在城市化进程的下一阶段，更需要建立一种“精细化模式”。应大力提倡并推动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中的城市研究和城市设计，规划建设中更多关注城市中人的活动，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城市空间战略中应全面体现城市的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运转效率和生态环境等关系问题。城市规划应塑造城市合理尺度、街坊生活尺度、街道宜人尺度；应重新认识城市功能分区与功能混合问题，创造城市活力；应重新认识城市开发尺度，改变大尺度开发，缩小城市特色单元的尺度；应重新认识“城市美化”，适度宽容城市的自组织行为；应重新评价“单位”与“新村”，再塑城市“活体细胞”；应重新评价“旧城”价值，尊重城市原有结构肌理，结束“旧城改造”；应高度关注并推动城市公共艺术，以丰富城市文化。通过城市的精细化规划设计重建城市理想生活空间，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以人为本理念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理想居住模式、工作模式、交通模式、交往模式、休闲模式。

篇6：当代中国失业问题

姓名：周思雨专业：应用心理学学号：2011423024 摘要：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中国即将迎来又一个失业高峰。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分析下岗失业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措施得当，就可以缓解就业的压力，甚至较好地解决下岗失业问题。但是，短时期内，要从根本上解决下岗失业问题，是不可能的。待以时日，等到我国计划生育的国策作用和成效，完全发挥出来后，人口数量规模逐步趋于适度，下岗失业问题才能获得真正有效的解决。关键字：就业失业下岗市场经济市场竞争

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业问题。就业难，而且失业现象十分严重。一般来讲，下岗是指由于种种原因，有工作岗位和工作能力的人，不到退休年龄就不得不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现象，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找不到工作或没有工作机会的现象。本来，下岗是下岗，失业是失业。“下岗”与“失业”组成一个词汇叫“下岗失业”，是一个不能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汇，因为在国际上只有失业的说法，没有下岗失业的一词。下岗失业，或者说，由于下岗而失业，是一个与我国的国有企业相联系的特别现象。

一、下岗失业的现状及其主要特征

当2003年2月16日新华网播发“毕业即失业”的新闻稿时，人们当时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曾几何时，大学生还是所谓的天子骄子、社会的宠儿、知识经济时代的精英，现在居然也有如此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加入到了失业大军。3年过去了，大学生就业的形势非常严峻。今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三个毕业高峰年，教育部的统计表明，2006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大幅增加，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毕业生总数是2001年的3倍多。又是一年毕业时，大学生就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上海的一段采访。

——儿子找工作的事让我头疼，他大学毕业后，几段临时工做完就没有着落了。今年5月8日，上海市虹口区虹港驾驶员培训基地教练员陈同文，在自己简陋的居室里接受采访时，面色严峻。陈师傅本人1981年从下放地安徽回沪，被分配到供销社日用杂货公司当装卸工，不久，公司倒闭，待业3年后，再次就业。

他经历了建国后知青返城、国企下岗两次失业的灼痛，有他这样境遇的人很多。

——今年的工作不好找，我投了12份简历，至今没有任何回音。现在招聘会上要求大专以上学历的，就有好多研究生在投简历，其中很多都是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研究生，他（她）们研究生找工作都这么费劲，我就更着急了。今年4月27日，复旦大学新闻系即将毕业的小刘，在经历了两个多月找工作的折磨后，一脸的沮丧。

最近，国家出台政策，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在确证其毕业生身份和资格的前提下，可以到有关部门领取每月200元的失业补贴。这的确体现了政府对失业大学生的关爱，但对于大学生来说，这200块钱，所带来的思考无味杂陈，实在是太多了。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说，国家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下了很多功夫。但是，就业的增长并没有与经济的增长同步。

总之，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可以用四个“压力大”来形容目前我国下岗失业问题的特点，这就是：“新增就业压力大、转移就业压力大、再就业压力大、总量规模压力大”。从代际划分和群体年龄构成的层面来看，我国的失业人口主要由下岗职工、城乡隐性失业人口、农村失业青年、城镇失业青年四部分人组成。下岗职工的主体是出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部分人群，城镇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原来，下岗失业人员的文化和学历水平普遍很低，但是现在，随着大学生、研究生失业群体的出现，情况变得有些复杂。比如，对于男50岁、女40岁以上的大龄、低文化、低学历水平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很难在就业市场上竞争的，只有由“政府出钱买岗位”，招聘这个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当保安、交通协管、办报摊、搞绿化、搞卫生，等等。

然而，对于30～40年龄段的失业人员，就很难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再就业。可见，我们不仅要正视下岗失业问题，而且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再就业工作的开展。

二、下岗失业的正面及负面效应

下岗失业是一个社会问题，按理说，它只能有社会危害即社会负面效应，不应该有所谓的正面效应。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是在下面十分狭窄的意义上讲的。

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是就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的。经济的发展需要

形成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或产业后备军，以备劳动力与各种生产要素的随时配置和调剂。在这个意义上，下岗失业人群的存在，有利于整个经济不断调整和进步。

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是就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而言的。必须及时地调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构比例，裁减冗员、吸纳适合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劳动者就业，就是必然的选择。

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是就它对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言的。下岗失业，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谈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而只能在一定的参照意义上来确定下岗失业的非消极面。如果失去了确定参照系或对照标杆。

当我们进行事后的宏观经济与社会分析，看到下岗失业的正面效应时，并不是说，下岗失业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也不是说，对待下岗失业，可以采取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而是认为，在不能超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下岗失业现象是客观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出现的社会现象。但是，下岗失业，毕竟是需要加以治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对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者个体而言，对依靠工作才能生存的人而言，下岗失业，意味着原来工作机会和待遇的丧失和消亡，那必然是痛苦的不幸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下岗失业的人数规模很难人为地做到“适度”，搞不好，就是难以估价的社会灾难和悲剧。

毫无疑问，下岗失业给下岗失业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下岗失业是带有悲情的“生活事件”，它虽然没有被捕入狱、车祸伤亡等严重不幸事件给人造成的打击大，但它本身也使当事人经历巨大的心理挫折。下岗失业对人的心里的打击是很大的。

最令人担忧的还是人数日益庞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失业群体。这些忍受了长时间读书之清贫和孤独、克服了十多年寒窗苦难的人，这些壮怀激烈、一心要改变个人和家族生存境遇、希冀快速进入中产阶层的人，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的人，现在东北西走，满世界的投简历如石沉大海，一波一波被人面试音讯全无，找不到工作。

三、下岗失业的成因

一般认为，某一时期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社会提

供的就业岗位是一定的，那么，它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是确定的、有限的。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过剩，下岗失业就成为必然。当然，这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最为简单的数量比较。就数量比较而言，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人口显然是严重过剩了。

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竞争会导致失业。在非垄断的充分竞争行业和产业，企业面临着日益残酷的生存竞争，是做大做强，还是破产倒闭；是蒸蒸日上，还是日见凋敝；成王败寇，市场毫不留情。因此，企业不但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是劳动力尽可能地与生产资料达到最佳的结合，而且会给劳动者提出越来越高的素质和技能要求，如果劳动者知识和技能老化，不能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只有选择下岗失业。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企业，它的员工自然面临着失业的问题。

四、解决下岗失业问题的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下岗失业虽然不可避免、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并不是说下岗失业就是合理的、不可移易的，更不是说，对待下岗失业，我们可以不作为、消极地等待问题的变迁。具体来说，目前，我们能够采取的治理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提高全社会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认识水平。不能只把下岗失业问题仅仅当作市场经济发育成长过程中一个简单的附属事件、就业失业人数的统计现象，而要把它当作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权合法性与否的大问题来对待。

其次，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不密集而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为下岗失业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大资本投入、高技术含量企业的发育和培育，虽然是世界企业发展的大趋势，但也正在成为社会上日益时髦的一种企业观。无论什么企业，资金与技术密集、工艺流程上看不到人，电脑主控室只有一两个、三五个人，就是令人尊敬的现代化企业。

再次，通过对劳动者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档次，发展实用技能培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本领，为其再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一个社会，没有不需要劳动者的企业和岗位，只有不适合工作岗位要求的劳动者。而劳动者不能就业，除了其本人就业观念的错误以外，整个社会教育过程和教育体

系的虚浮和不切实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解决下岗失业问题，转变教育观念、优化教育结构、序化教育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又次，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医疗，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逐步地解决我国的下岗失业问题，提供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和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

总之，解决下岗失业问题，要把各种措施落到实处，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主体和排除各种阻力的力量存在，而不是说说而已。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造就业，即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不是依靠政府，为了防止因为下岗失业问题引发社会震荡，所采取的一系列短期行为。人民群众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主力军，政府能做的事情就是改善创业的环境，搞好市场秩序。

中小企业太少，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渠道狭窄的主要原因。而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是中小企业太少的根本原因。我国创业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中小企业、个体户、微型企业微利薄本，抗风险能力低，承受有关部门收费罚款的能力弱，它主要靠劳动赚钱，对税费比较敏感。税费重了，它就很难生存，要扩大就业，就必须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

参考文献：

罗伯特•金•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 马丁•S.温伯格等：《解决社会问题：五种透视方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