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不平等

不公平不平等（精选十篇）

不公平不平等篇1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实证分析

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差距,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呈现“断层”现象。陕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 城乡人均纯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33上升到2008年的4.10, 城乡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068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0.221, 年均增长率达4%。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也在拉大, 从1978年的278元增加到2008年的7270元, 扩大了26倍多。

因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 以及如何缩小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集中探讨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通过改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状况,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 最终实现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

Perri和Krueger (2006) 探讨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平等并没有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偏离主要由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变动趋势引起。Jappelli和Pistaferri (2009) 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消费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工资所得的不稳定程度。上官敬芝 (2009) 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形成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蒋南平和刘巍巍 (2010) 就1985—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 而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缩小。费佳丽 (2010) 对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有关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以及百分位数之比;第二, 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可能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第三, 有些研究仅仅进行了理论分析, 缺少必要的实证检验。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 将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变动考虑在内, 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情况, 此外, 基于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相关理论, 实证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基本假设

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其收入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会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差距,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正向效应。

2、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泰尔指数是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且该指标对处于高、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较敏感。主要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得到。泰尔指数 (TL)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j=1表示城镇地区, j=2表示农村地区) , X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总收入, Xi表示第i年的总收入, Y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人口数, Yi表示第i年的总人口数。

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作为城乡消费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人均消费支出比通过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到。

3、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样本区间为1978—2008年, 1978—2003年城乡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4—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09》, 1979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原始数据缺失, 本文采用1978年和1980年原始数据求取算术平均数得到。

4、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以陕西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作为因变量, 衡量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指标, 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为自变量, 作为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建立模型如下:LNCI=C+a·LNTL+ε。

上式中, LNCI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比值, C为常数项, LNTL为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 α为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的“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检验LNTL和LNCI的平稳性, 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值均大于其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和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都是不平稳时间序列, 然后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一阶差分,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量均大于其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 △LNCI和△LNTL是平稳时间序列, 所以它们为一阶单整序列。

2、变量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适用于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 第一步, 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式所示:

第二步, 对OLS回归结果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所以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而采用OLS回归仍能获取一致性估计量。

3、回归结果讨论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t统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值0.33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的消费不平等提高0.33个百分点。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起着正向关系, 即收入不平等增加了消费不平等。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和费佳丽等人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说明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08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分析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正向作用,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 而且城乡收入不平等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消费不平等水平相应地增加0.33个百分点,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政策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 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加剧了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增加。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 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断层现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陕西省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因素, 凸现出明显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相比, 陕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偏低, 通过生活用水、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此外, 陕北地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加快对外的经济交流, 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一些地区的农民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地域优势, 发展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 这样不仅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 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

(2) 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显著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的不同步性严重制约着陕西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考虑到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局限性, 可以推进第三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 同时定期举办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推进农村居民城市化水平, 提高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此外, 提升大中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形成“网状式”城市发展集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3) 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可以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 这样能够更好的指导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 通过改善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减少城乡收入不平等, 刺激城乡居民消费, 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 逐渐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断层, 促进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整体升级, 发掘其对经济长期而稳定增长的“助推器”的潜能。

参考文献

[1]Perri, F、Krueger, D:Do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Evidence and Theor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 .

[2]Jappelli, T、Pistaferri, L:Doe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rack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9 (11) .

[3]上官敬芝: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12) .

[4]蒋南平、刘巍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解构分析:1985—2007[J].消费经济, 2010 (1) .

[5]费佳丽: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和对策建议[J].消费导刊, 2010 (1) .

那些不平等篇2

生活就像是一杯巧克力咖啡，对巧克力爱好的人们，往往能够从中获取自己想要的滋味而那些背负沉重的人们，往往只觉得它很苦。生活，确实需要品味，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满足，你还有什么心情去感受呢?

宁静的图书馆对面，是烟尘喧嚣的工地，那里的人们正把一块块大石抬上卡车，伴随他们的，是混凝土搅拌机的“隆隆”巨响。我忽然想起了“农民工兄弟”这个很贴心的词语，大家都喜欢这么叫他们。但是，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压力。历史上中国建立工业化体系的时候，农民成了最大的牺牲者，六千多亿人民币，那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当城里的大老板们还在考虑今天去什么地方洗桑拿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还在为今天中午到底吃一个馒头还是两个馒头而矛盾着。人生就是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把一些人的命运烘托得格外悲壮的。作文网

中午时分，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图书馆出来，打好饭，准备为自己盛汤。学校的汤是免费的`，人很多，我看见几个工人在一群学生旁边也准备盛汤。但是，他们在这个热闹非凡，大家都衣着时尚整洁的大学食堂里是那么的不合适宜，他们很礼貌地站在一边等待着，把自己缩得那么的小，令人微微地心疼。我盛汤的时候，先为那几个工人盛了，他们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脸上那带着泥土与尘埃的淳朴笑容，令人无比感动，又有点心酸。《汤姆叔叔的小屋》里说，对于一切不幸的人们，没有什么比陪着他们掉眼泪更令他们快慰的。我并不是在伪装大慈悲家，而是觉得目前除了好好学习兼为之悲愤与无奈外，无能为力。但是，我深深的知道，就算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有自己的尊严的，他们从不用别人可怜，只求社会尊重，获得应有的劳动成果。作文网

爱情　不平等中的平等篇3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是父亲费尽心机才追到手的。那时，母亲几乎天天唠叨，说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天，就要求住在她家，借口天黑路远，回不去了；说父亲为了追她，不惜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半夜从部队跑出来坐火车去看她；说父亲最后还是为她受了处分，肩章上被捋掉了一颗星……

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不算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喜欢舞文弄墨，而父亲17岁就当了兵，读报纸都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从小，我就常常见他们吵架，母亲总是为了些芝麻大的小事跟父亲大吵大嚷。开始的时候，父亲会赔笑脸，说些轻松的话来化解母亲的怒气。可母亲总是不依不饶，急了还要摔东西，哭闹着捶打父亲，说自己如何委屈，怎么就瞎了眼嫁了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二十多年来，我听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埋怨父亲没出息。母亲总说父亲要啥没啥，毛病傻大，除了会耍点儿嘴皮子逗人乐，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我承认，父亲是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他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是外婆眼里的“小矮子”和“罗圈腿”。但他是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从小就替父亲感到不平。

母亲不会做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进厨房的命。”的确，在我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做饭的。我小时候，父亲还没调回重庆，每个周末，父亲从部队赶回来，第一个任务便是逛菜市场，然后整整两天都给我和母亲做饭，有些一做好就放进冰箱，让我和母亲未来一周慢慢享用。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属于厨房。早先我们家没有房子，住在母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老式的筒子楼，厨房就在走廊里。每次父亲回来，从早到晚地在屋子外忙碌，满身的油烟味，还有满脸的汗水。

父亲的饭做得极好，听母亲说，父亲最初在部队的时候做司务长，专管伙食。每次吵架，父亲都会闷闷不乐地躲进厨房去熬汤。母亲非常喜欢喝汤，无论吵得多么伤心，哭得多么委屈，香味四溢的汤一端进屋，她马上就止住了哭声，抽抽搭搭地坐到了饭桌前。每个周末结束的时候，我们家的冰箱里都会盛满食物，而水杯和水壶里也都盛满了开水，接下来的5天里，母亲惟一需要做的家务，就是把饭菜从冰箱里端出来，放到笼屉上热一热。即便如此，母亲还常常抱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不能很好地照顾我们娘儿俩。

父亲不仅做饭，家里的其他事务，无论巨细也全操心。母亲不仅很少料理家务，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洗，更别提照顾我了。母亲从小就像我的老师，只负责告诉我人生的种种道理，而不负责饮食起居。

高三那年，父亲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和母亲，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调回重庆。和父母朝夕相处的一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对母亲的一些举动，我都不能容忍。父亲却不仅能够包容，而且安然地放纵母亲。每天早上总是父亲起来做饭，并洗刷碗筷；每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喜欢当着客人的面数落父亲，陈述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比如为这个家挣了许多钱；每次奶奶来，母亲都爱在奶奶面前历数父亲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偏听偏信的奶奶，便开始训斥父亲。我最看不下去的便是母亲喜欢跟父亲说：“昨天，我们单位的某某请我吃饭，他比你强多了。要不，咱俩离婚算了。”而每次父亲听了这话，只会回答一个”好”，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接着做他的饭去了。

我读大二那年夏天，父亲住院了，得的是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第二天就从上海坐火车回了重庆。这一次，母亲破天荒地去了医院，而且不再读书，也不再写作，而是陪在病床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恨她，虽然她比父亲有知识，虽然许多生活的道理都是她告诉我的，但是，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还是觉得她渺小而可恨。这二十多年来，如果她能够替父亲分担一些家庭重担，也许父亲就不会得这样的病。那天，我和母亲大吵一场，冲着她大叫：“你以为你挣了钱就是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没有我爸，你挣再多的钱都没用!”

去世前3个月，父亲提出要回家住，我坚决反对，母亲却不顾我的反对，搀着父亲回了家。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起围裙进厨房，无论我怎么叫嚷和阻拦，父亲还是坚持去做饭。而母亲始终没有说话，靠在厨房的门上，看着父亲为她做饭。我急得都快哭了，冲着母亲嚷：“爸给你做了一辈子饭，难道你就不能看在儿子的面上饶他这一次，自己做顿饭吗?”可是，母亲没有理我，父亲也没有理我。老两口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一个闲着，一个做饭，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父亲的行动已经非常滞缓，那顿饭做了很长时间。最后，母亲竟然来了气，冲着父亲发火：“难道你真的不愿给我做饭了吗?你说过要给我做一辈子饭的!”嚷完，便哭哭啼啼躲进卧室。我忍无可忍，父亲却还跟从前一样，颤悠悠地把汤端上了桌。与以往不同的是，母亲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卧室。父亲用汤勺舀了一勺香浓的排骨汤，缓缓地蹲下来，轻轻地浇在卧室的门缝边，很快，诱人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屋子。过了好久，母亲走了出来，如同多年来一样，她撅着嘴，胸中似乎有千般委屈万般怨怒，还是抽抽搭搭地坐到餐桌旁，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父亲只为我和母亲做了5顿饭。5天后，我和母亲把肚子高高鼓起的父亲重新送进了病房。在我和外人看来，母亲还是那个不会照顾人的母亲，父亲住院期间所有的饭菜都是年迈的奶奶做的，所有的衣物都是我洗的，而母亲整日坐在父亲的床边，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父亲读她自己写的书。我曾听母亲这样对父亲说：“孩子他爸，以前你从来不看我写的书，现在你病了，就好好躺着听我给你读书吧，这书里有你也有我呢!”

临终时，父亲把我叫到病床前，没有泪水，只有一句话留给我：“毕业后回重庆陪着你妈，给她做饭。”而留给母亲的也只有一句话：“孩子他妈，我走了，以后再也不能给你做饭了。”为了这句话，母亲整整哭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地哭，谁也劝不住，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饭，你说话不算数，还没到一辈子，你就不给我做饭吃了。”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就搬到二叔家住了。二叔小父亲5岁，小母亲7岁，也做得一手好饭。二婶很明事理，对母亲搬去同住没有任何异议。母亲总算又能喝上自己喜欢的汤了，精神也渐渐好了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重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时我才渐渐发现，原来母亲一直是那样依赖父亲，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依赖父亲。在母亲心里，父亲其实并没有走。

我被分配到万州区一个事业单位，就劝母亲搬出二叔家，跟我一起生活。母亲说，给她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那天半夜，我听见母亲的房间里传来“呜呜”的哭声，便爬起来，从虚掩的门缝一瞧，只见母亲坐在父亲的遗像前哭泣，手里拿着枚一元钱的硬币，对着父亲的遗像说：“孩子他爸，儿子让我跟他一起去万州，可是我不想离开老二呀，老二做的饭就像你做的饭，搬过去，我就找不到你了呀！哎，还是让它来决定吧。”母亲颤抖着把那枚硬币抛了出去，我看不到结果，眼睛已经模糊了。

为了我上班方便，母亲还是搬到了万州。我天天上班忙，没有太多时间给已经退休的母亲做饭，就常常从饭店里买些饭菜带回家。有一天堵车，我回去晚了，进屋的时候，竟看见母亲在厨房做饭，她笨拙地切着土豆片，泪水挂在腮边。我突然间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泪水渐渐湿润了眼眶。

父亲去世第四年，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母亲说：“要不，您再找个合适的老伴，免得我上班了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母亲听了我的话，竟然张皇失措。我忙笑着安慰她道：“您别急，我说的是真的。您原来不是说单位里有个比爸爸更好的老头儿吗?要不，您也带到家里来，我看看?”没想到，母亲却哭着躲进卧室，直到吃晚饭时才出来，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从此，我再也不敢跟母亲提找老伴的事了。

父亲去世第六年，母亲在时光和寂寞的催逼下，追随父亲而去。临终前，母亲对我说：“把我所有的书和你父亲的遗像一块儿烧了吧，让他和我一起走。”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流着泪看完了母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和父亲一样，几乎从不看母亲写的书，而直到此时，看完了母亲的最后一本书，我终于明白，母亲原来是那样地深爱着父亲，依赖着父亲，只不过她爱的方式与众不同罢了。其实，她的生命是长在父亲身上的。

语言不平等篇4

1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

二十世纪语言学最坚实的成就之一, 就是摈弃了某些语言或方言本质上比其他语言或方言更好这一观点。任何有当代语言学素养的人都不会否认语言的每种变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平等的;它们都拥有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 例如都有自己的词汇, 都是受规则支配的, 甚至声望最低的语言变体也可能展现出一套极其复杂的结构模式, 这些特征本质上并不存在不平等。

而那么多语言不平等现象又是哪里来的呢?所谓语言不平等, 就是说人们在将涉及到语言结构基本核心的“语言平等”视为理所当然之后, 观察到的词汇 (尤其是学术词汇) 和专门领域之类更加外围方面表现出的不平等。所以,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实际上是说: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上有不平等的现象产生。

谈到语言不平等, 国内学者比较多提起的是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对它的研究。而他对语言不平等的分类也是得到广泛认可和借鉴的。赫德森将语言的不平等分为三类:交际不平等 (Communicative Inequality、纯语言不平等 (strictly Linguistic Inequality) 和主观不平等 (Subjective Inequality) 。

2 关于语言不平等的讨论

2.1 纯语言不平等

几年以前, 有一句小品台词流传甚广。一位男演员带着上海口音, 很不高兴地与人理论:“不要以为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 你母亲地!”这句台词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非常书面语非常夸张的用词“母亲”不是准确地表达出“知识分子”的身份。这句话就涉及到了纯语言不平等。

纯语言不平等与一个人所知道的语项有关。所谓语项是指词项、各种各样的规则 (用于把这些词项的音和意在句子中结合起来) 和对这些规则的各种各样的制约。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关系密切。而这种由于使用反映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语项而产生的不平等就是纯语言不平等。举一个“行话”的例子。所谓行话就是仅在一个专业领域内部流传的语项 (用词及组句方式) 的特殊使用。因此会说“行话”的人就被认为是内行, 听不懂“行话”的就被认为是外行, 像这样由语项带出关于内行、外行的判断, 进而产生了不平等, 这就是纯语言不平等的反映。

2.2 交际不平等

交际不平等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语言学项目去进行有效交际的知识, 而不仅仅是关心语言学项目本身的知识。也就是说交际不平等涉及的是一个人“会不会说话”的部分。我们说言语是“技能性活动”, 其“技能性”表现在他要求“技能性”的指示, 应用这类指示的成功程度, 取决于一个人实践的多少 (并且取决于诸如智能等其他因素) , 我们平时所说的“失言”就是对这种技能没掌握好。以《非常6+1》中的某小品为例。一个“脑子不够用”的人在第一个婚宴上, 由于不会说话让新郎新娘很不高兴, 于是被嘱咐在第二个婚宴上别说话。他很听话地坚持到第二个婚宴结束。临走的时候很得意地对新郎新娘说, “这回我可啥也没说, 你俩离婚可别怪我!”类似失言的人, 都会被贴上“脑子不够用”的标签, 更有甚者会被认为傻、笨。他们的语言会让自己在竞争中甚至生活中处于劣势, 这就是典型的交际不平等。

另外人们对口吃的人总会存有偏见。口吃也可归因于语言技能掌握不理想。口吃的人总是不容易把其要表达的意思连贯地讲出来, 会不自觉地卡在某个字上, 下一个字跟不上。又口吃带出的不平等也是交际不平等的典型表现。

2.3 主观不平等

顾名思义, 主观不平等涉及到人们对彼此语言的主观看法。主观上, 个人或某语言集体会对某种说话方式有自己的解读, 对使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也有自己的认定, 尽管依据语言而构成的这样一种判断可能极其错误。主观不平等是三种不平等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小到同学聊天时喜欢用方言来加深对彼此身份的认同;招聘时对语言掌握的要求 (青藏线上的乘务员除要求会说普通话外还要会用简单的英语、藏语会话) ;大到大学毕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学习英语本身是一项技能, 不存在不平等吗,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英语, 英语为什么具有通用性?) 都与主观不平等有关。而引起广泛回响的关于方言使用的讨论也正涉及到主观不平等。

当普通话的使用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普通话是政府强迫使用的语言, 而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设定更是政府硬性的规定, 因此, 普通话的认定存在不平等。对此, 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一种通用语言在我国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地域广阔, 方言种类繁多, 而这些方言虽然都是汉语言的变体, 其差异之大, 有时操不同方言的人甚至无法进行交流。随着各地之间各种交流的增加, 通过政府规定一种语言变体为标准语言方便交流是势在必行的。而之所以以北方话为基础是因为北部平原地区较之南部山区语言地域差异较小, 具有较多的相似特点, 便于普通话的推广。

在社会生活中方言确有声望高低之分, 操认可度高的方言的人受到礼遇, 操认可度低的方言的人受到歧视的现象确实存在。对此我们不应表面地谈论操某种方言的人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强调语言不平等应该被消除, 而应该看到语言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不平等。例如, 广东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优势带动广东方言的流行,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它所拥有的政治优势使得北京方言一直有着较高的流行度。而东北方言的流行则应归结于今年赵本山小品的火爆, 人们的文化生活被其深刻影响。人们对于某种方言及操着某种方言的人的印象都是某种社会现象在语言上的折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发展导致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等, 而方言作为人们判定彼此地域特征的最明显标志, 无奈地承担了人们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歧视。哪些关于方言的抱怨实际上是对语言不平等后面的社会不平等的抱怨。

语言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 它的产生、发展与它所在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语言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 无论哪一种语言不平等都体现着某种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对于外行 (纯语言不平等) 、口吃的人 (交际不平等) 的歧视不是社会不平等吗?抛开社会不平等讨论如何破除语言不平等就好像在讨论如何不拔根的情况下除草。要消除某种语言不平等则应该考虑如何消除它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不平等消失了, 作为人们交流工具的语言则自然没有了不平等。

结束语

语言作为人类智慧与情感交流的工具, 只要它能够胜任其赖以产生的特定社会语境的文化信息交流的需要, 便都有着其各自产生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与存在价值的合理性。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中产生了不平等。对待语言不平等,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不平等产生的环境, 再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以求得根本的解决之道。

摘要：语言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现象, 它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本文从语言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 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特点等方面探讨语言的主观不平等、纯语言不平等和交际不平等。

关键词：语言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语言

参考文献

[1]R.A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华夏出版社.1990.

[2]戴炜栋, 何兆熊, 华钧.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1989.

[3]彼得.特拉吉尔.社会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2.

[4]张承平, 万伟珊.汉语语言歧视现象散论[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

不平等的代价读书笔记篇5

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以下内容是品才网小编为您精心整理的不平等的代价的读书笔记，欢迎参考！

不平等的代价读书笔记

一、《不平等的代价》讲什么?

•我们的社会是不平等的，而且似乎越来越不平等，即便是如美国这样世界头号强国亦是如此。在政治经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极少数的1%占据了财富和权力的顶端，而99%的人只能在不平等的陷阱中苦苦挣扎。

•必须认清楚的是，这两个差异巨大的群体实际上是“命运共同体”。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他们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两个群体的鸿沟越来越大，那么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这正是不平等可能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二、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有哪些?

•包括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治活动受到少数人的操纵，垄断和寡头现象的存在，寻租行为的四处横行等等。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出现，在中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些社会缺陷的存在使得机会均等成为泡影，也成为民众最为不满的问题。

三、阶级分析方法似乎在西方国家又有复活的迹象

•斯蒂格•利茨就提出，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不过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分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向上迀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

•中国的阶级分析己经被社会阶层分析所替代，但各阶层之间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四、社会不平等现象可以缓解吗?

•我们不能持完全悲观的态度，对于社会的不平等这种社会病是可以缓解的。

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提出社会经济需要改革，比如他提出增加对社会的投资和为普通公民提供更多的保护都将形成一种更有效率和活力的经济。

•在他看来，机会的不平等在美国己经到了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手段来解决的程度。斯蒂格•利茨甚至还提到了美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一稍微减少1%群体的政治势力。

五、本书最引人思考的要点：深邃的洞察力和批判力。

•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视角，对美国社会深刻的批判，也为我们揭示出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既有市场失灵的因素，也有政府失灵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讲，如何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矫正制度缺陷的努力程度。

【书中金句】

• 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

•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

•美国喜欢说自己是机会之乡，别人也这么认为。但是，尽管我们能够举出白手起家的美国人的事例，但真正重要的还是统计数据：在多大程度上，个人的生活机会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

不平等的代价读书笔记

这本书是关于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体制不稳定、缺乏效率、增长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机。更糟的是，由于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会失败，政治体制又似乎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信心都减弱了。现实表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而且金融界侵蚀了我们长期标榜的法治和正义，这使得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陷入了危机。

在有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也确实有共通之处：都认为情况不对头，都相信变革有可能。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错的，而是许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可以有效促进繁荣也可以迅速传播贪婪和苦难。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相当强大，却没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市场经济。过去200年来，市场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这种提升远远超过先前2 000年的总和。虽然政府在这些进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实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承认。

另一方面，市场也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虐待工人。鉴于这些原因，显然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且驯化和调和必须反复进行，才能确保市场继续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曾出现在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竞争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社会保障、就业、最低工资等相关法律被引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议者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市场必须再一次被驯化和调和。不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一个普通民众可以表达内心想法的民主国度，如果市场体系年复一年地使这些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糟，那么就难以维持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至少不是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维持。二者之一必须做出让步—要么是我们的政治，要么是我们的经济。

不平等与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稳定和有效率的，市场也经常会造成高度的不平等，从而给人以不公平的感觉。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个体对于公平的重视。造成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原因正是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游行示威的爆发并不仅仅因为工作难找，更是因为有限的工作机会都给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国和欧洲，情况似乎更公平些，但也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长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于是这些学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

美国人认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示威者的人数相对不多，却获得了2/3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对这种支持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事实：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刚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的营地时，示威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收集到了30万个签名来支持示威活动，并且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穷人和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警察把奥克兰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虽然这在第3天参加抗议游行的3万人看来似乎过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还是表达了对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机给予了人们一种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实上，在危机余波未了之际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有确凿理由的：金融界的许多人(我称之为“银行家”)得到超额奖金，而那些受到因这些银行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的人们却连工作都丢了;政府能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而对那些并不是因为自身错误而数月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就连延长他们的失业保险都不愿意;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万民众，政府除了给予象征性的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提供。金融危机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精英们和银行家们获得的财富似乎来自于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国价值观中关于公平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机遇。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的小说描写从社会底层打拼到上层的成功人士，这正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中解释的，视这个国家为充满机遇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由轶事和故事所强化而不是由数据所支持的一个梦想、一个神话。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

还有一个对应的神话，富不过三代，就是说上层群体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就会迅速滑向社会底层。但是正如第1章将详细讲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全世界的年轻抗议者都把他们父母和政客说的话当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权运动中美国青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在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美国年轻人审视了平等、公平、公正等价值观，发现美国的政策亟须完善。今天，他们就美国经济和司法体系的运行效果审视了同样的价值观，发现该体系对于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不仅是对少数民族，对各种背景的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能对那些把经济带到崩溃边缘的家伙判定某种“渎职罪”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该制度还是起作用的，至少还体现了一定的问责制。然而实际上，那些本该被定罪的人却常常没有被指控;就算他们被指控了，通常他们也会被判无罪或者免于定罪。对冲基金业内的几个人因为内部交易被定了罪，但这不过是个次要事件，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引发这场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而是银行，但银行家几乎个个逍遥法外。

如果没有人被问责，如果没有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受责备，那么就说明问题出在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从社会凝聚到阶级斗争

在对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争论中，“我们是那99%的群体”这一口号或许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人总是回避阶级分析，一直喜欢把美国看成一个中产阶级国家，那种看法把我们凝聚到了一起。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应该存在区分的。但是如果一个基于阶级的社会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向上迁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事实上，当前美国的阶级差别远大于欧洲。那些属于99%群体中的人们虽然仍遵循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传统，却稍微有些调整：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一起向上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层的1%群体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体的运动标志着打造一个新联盟的企图—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产阶级，而是基于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差距的现实。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上层人群与其他社会成员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们提供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拿走大笔的奖金;你们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过我们的份额要更大。但时至今日，贫富阶层之间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终于破碎了。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此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于是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们。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相应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曾经拥有的梦想像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尽管它们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界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而且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创伤、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不平等的代价读书笔记

《不平等的代价》一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新作。这本书从市场、制度、宏观经济等方面比较全面的剖析了美国现阶段的不平等的现状。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1%的群体掌握99%的命运，1%的人占据着99%的财富，这其实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现状。究其原因，就是权力的不平等。

自古以来，不平等都是矛盾产生的根源。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荣誉分配的不平等，惩罚分配的不平等，情感分配的不平等，一切的不平等都会导致各种形态的畸形关系，小则争吵报复，大则战争革命。然而这个社会，注定存在不平等，注定随时有矛盾发生，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国家，一种具有浓厚统治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阶级的存在注定了不平等的产生。

事实上，贫富差距议题一直占据全球经济的重要位置。XX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财富的不平等产生更强烈的质疑。美国最权威的家庭财富数据之一“消费者理财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XX年的八次统计调查中，1%的家庭一直拥有35%左右的财富。而具体到财富结构，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和1%的超级富有家庭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度蔓延到全球发达国家。其中的口号就是“1%与99%”的问题———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

“1%与99%”的问题，在中国表现最近似和最明显的是1亿人买几套房而12亿人买不起房。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对于财富与居住最纠结的问题了。不仅如此，房价还事关中国经济与金融重大风险问题。房产，在当下中国，既是富人财富的象征，也是穷人的枷锁。普通工薪家庭靠薪水购房，或许，要到他们退休之后也难以还清房贷。

全球经济关于财富的话题和议题，首要的和重要的议题应该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在中国，这个议题更有紧迫性。因为，这事关每一个国人的“中国梦”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纵观历史，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要么通过税收和财富再分配和平的解决，要么通过革命解决。

作者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个方面对扭转不公平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济改革方面，主要是抑制顶层的漫无节制以及帮助中下层改善就业、教育等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到：强调重要的不只是成长，而是什么样的成长，或者称之为“成长的品质”。使大部分人变穷、环境品质受害、人们必须忍受焦虑和疏离的成长，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作者强调要我们可以做的是略微降低顶层1%的政治力量，并借助经济改革，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这次读完这本书后，我更是对“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指物质平等，也不单纯地指机会机会平等，而是指无论别人是贫穷或者富有，都应该平等地对待别人。作者在书中最后点出了“顶层1%住最好的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一生，过最好的生活，但有件事情，似乎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了解他们的命运和其他99%如何生活息息相关。整个历史上，顶层1%最后都会学到这点，但往往学得太晚。”作者坚信，强调公民权益和财产权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该强调经济权益的重要性和经济权，只有富人和穷人差距缩减，大家休戚与共，共同致力于创造机会和公平，“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才能名符其实。

不平等的爱情篇6

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不算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喜欢舞文弄墨，而父亲17岁就当了兵，读报纸都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从小，我就常常见他们吵架，母亲总是为了些芝麻大的小事跟父亲大吵大嚷。开始的时候，父亲会赔着笑脸，说些轻松的话来化解母亲的怒气，可母亲总是不依不饶，急了还要摔东西，哭闹着捶打父亲，说自己如何委屈，怎么就瞎了眼嫁了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男人。20多年来，我听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埋怨父亲没出息，母亲总说父亲要啥没啥，毛病傻大，除了会耍点儿嘴皮子逗人乐，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我承认，父亲是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他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是外婆眼里的“小矮子”和“罗圈腿”，但他是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从小就替父亲感到不平。

母亲不会做饭，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不是进厨房的命。”的确，在我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做饭的。我小的时候，父亲还没调回重庆，每个周末，父亲从部队赶回来，第一个任务便是去菜市场，然后整整两天都给我和母亲做饭。有的是为周末准备的，有的一做好就放进了冰箱，让我和母亲未来一周慢慢享用。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属于厨房。早先我们家没有房子，住在母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老式的筒子楼，厨房就在走廊里，每次父亲回来，都从早到晚地在屋子外忙碌，满身的油烟味，还有满脸的汗水。

父亲的饭做得极好，听母亲说，父亲最初在部队的时候做司务长，专管伙食。每次母亲和父亲吵架，父亲都会闷闷不乐地躲进厨房去熬汤，母亲非常喜欢喝汤，无论吵得多么伤心，哭得多么委屈，香味四溢的汤一端进屋，她马上就止住了哭声，抽抽搭搭地坐到了饭桌前。每个周末结束的时候，我们家的冰箱里都会盛满食物，而水杯和水壶里也都盛满了热水，接下来的5天里，母亲唯一需要做的家务，就是把饭菜从冰箱里端出来，放到笼屉上热一热。即便如此，母亲还常常抱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不能很好地照顾我们娘儿俩。

虽然父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可是除了做饭，家里其他事务，无论巨细也全由父亲操心。母亲不仅很少料理家务，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洗，更别提照顾我了。母亲从小就像我的老师，只负责告诉我人生的种种道理，而不负责饮食起居。

高三那年，父亲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我和母亲，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调回重庆。和父母朝夕相处的一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对母亲的一些举动，我都不能容忍，父亲却不仅能够包容，而且安然地放纵母亲。每天早上总是父亲起来做饭，并洗刷碗筷；每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喜欢当着客人的面数落父亲，陈述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比如为这个家挣了许多钱；每次奶奶来，母亲都爱在奶奶面前列举父亲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偏听偏信的奶奶便开始训斥父亲。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母亲喜欢跟父亲说：“昨天，我们单位的某某请我吃饭，他比你强多了。要不，咱俩离婚算了。”而每次父亲听了这话，只会回答一个字“好！”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接着做他的饭去了。

在我大二那年夏天，父亲住院了，父亲得的是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第二天就从上海坐火车回到了重庆。这一次，母亲破天荒地去了医院，并且不再读书，也不再写作，而是陪在了父亲的病床前。看到母亲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恨她，虽然她比父亲有知识，虽然许多生活的道理都是她告诉我的，但是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还是觉得她渺小而可恨。这20多年来，如果她能够替父亲分担一些家庭的重担，也许父亲就不会得这样的病。那天，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冲着她大叫：“你以为你挣了钱就是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没有我爸，你挣再多的钱都没用！”

去世前3个月，父亲提出要回家住，我坚决反对，母亲却不顾我的反对，搀着父亲回了家。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回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起围裙进厨房，无论我怎么叫喊和阻拦，父亲还是坚持要去做饭，而母亲始终没有说话，靠在厨房的门上，看着父亲为她做饭。我急得都快哭了，冲着母亲嚷：“爸给你做了一辈子饭，难道你就不能看在儿子的面上饶他这一次，自己做顿饭吗？”可是母亲没有理我，父亲也没有理我。老两口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一个闲着，一个做饭，看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父亲只为我和母亲做了5顿饭，5天后，我和母亲把肚子高高鼓起的父亲重新送进了病房。在我和外人看来，母亲还是那个不会照顾人的母亲，父亲住院期间所有饭菜都是年迈的奶奶做的，所有的衣物都是我洗的，而母亲整日坐在父亲床边，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父亲读她自己写的书。我曾听母亲这样对父亲说：“孩子他爸，以前你从来不看我写的书，现在你病了，就好好躺着听我给你读书吧，这书里有你也有我呢！”

临终时，父亲把我叫到病床前，没有泪水，只有一句话留给我：“毕业后回重庆陪你妈生活，给她做饭。”而留给母亲的也只有一句话：“孩子他妈，我走了，以后再也不能给你做饭了。”为了这句话，母亲整整哭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地哭，谁也劝不住，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饭，你说话不算数，还没到一辈子，你就不给我做饭吃了。”

大学毕业后，我遵从父亲的遗嘱回了重庆，和母亲生活在了一起。这时我才渐渐发现，原来母亲一直是那样依赖父亲，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依赖父亲。在母亲心里，父亲其实并没有走。

我天天上班忙，没有太多时间给已经退休的母亲做饭，就常常从饭店里买些饭菜带回家。有一天堵车，我回去晚了，进屋的时候，竟然看见母亲自己在厨房做饭。她笨拙地切着土豆片，泪水挂在腮边。我突然间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泪水渐渐湿润了眼眶。

父亲去世第四年，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母亲说：“要不，您也再找个合适的老伴儿，免得我上班了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母亲听了我的话，竟然惊惶失措。我忙笑着安慰她：“您别急，我说的是真的。您原来不是说单位里有个比爸爸更好的老头吗？要不，您也带到家里来我看看？”没想到，母亲却哭着躲进了卧室，直到吃晚饭时才出来，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从此，我再也不敢跟母亲提找老伴儿的事了。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法篇7

关键词：常用不平等指标,收入流动性指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二是从不同年份收入居民收入相对位置变化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的概念比较复杂,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人认为收入流动性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着重反映每个收入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及变化。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os e p h S c h u m p e t e r)为说明收入流动,提出了“宾馆模型”(th e Sc h u mp e t er H ot e l M o d el)。在该模型中有人在流向较高收入阶层时(向上流动),也就会有人流向较低的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进行比较,来判断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是否得到改善,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所以进行收入流动性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方法也相对比较成熟,而从收入流动性来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文章还比较少。近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比如:Nee和Liedka等(1997),Khor和Pencavel(2005,2006),王海港(2005,2007),尹恒、李实和邓曲恒(2006),王洪亮(2009),孙文凯等(2007)和章奇等人(2007),他们都对我国收入流动性进行了阐述,但是从一有研究来看,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常用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归集。在衡量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我们要全面考量,才能更加全面的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二、常用不平等测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不平等的测量方法有方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1、方差

方差是用于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的,(y1,y2,……yn,)为一组收入数据,μ为收入的数学期望,(yi-μ)为离差,方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2表示方差;n表示所调查居民数。

在分组的情况下,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人口份额。方差越大,说明该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

2、变异系数

方差是从绝对角度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情况,它容易受变量本身和样本的影响,而变异系数是从相对角度来说明的,消除了这方面的影响,从而更易于两个样本总体比较。常用的是标准差变异系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vs为标准差系数。

vs反映了收入偏离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vs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它是从洛伦兹曲线推导出来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把洛伦兹曲线所表示的收入差距量化,适用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所围成的面积大小来度量收入差距的,也就是用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度量收入分配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反应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最早基尼系数公式为此后基尼于1914年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G=2SA。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人又将此式进行了改造,现在常用基尼系数为相对基尼系数,公式为:

这个公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我们一般可用简化公式:或,其中y1≤y2Λ≤yn,n为样本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摆脱了完全只关注均之差异的缺陷,而且是一种可直接度量的简便方法,具有直观意义。基尼系数满足洛伦兹曲线一致性公理,但不完全满足分解性公理。而由于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国内外已经被广泛地使用,鉴于其可比性,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以就把它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4、泰尔指数

1967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在《经济学和信息理论》中借助信息理论中的熵的概念提出了泰尔熵度量。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α≠0,1

式中α是熵系数;yi是第i个人收入;μ是平均收入。

当α-1时,熵度量变成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熵度量的一种形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容易地在个人群间分解不平等。另外,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的话,那么泰尔指数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灵敏。泰尔指数也有它不足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直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种公式的构造。

三、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

1、收入转换矩阵

首先,将样本数据收入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n等分组,标出每个样本在基年和末年所处的位置,计算出在基年每一收入组人数中,到末年位于各收入组的人数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收入转移矩阵。收入转换矩阵如下:

其中,转换矩阵的元素pij表示基年处于第i收入组的人,到末年位于第j收入组的概率。在计算收入转换矩阵之前首先要将样本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组。最常用的收入分组方法是按收入等分法,即按收入由低到高将样本排序,然后将所有样本平均分为几个等分组。然而从这种转移矩阵获得的有关收入流动性的结果会受到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已有的大多数文章都是采用五等分矩阵,但在收入差距很大时可以采用不等份分组方式。与等分组不同的是,这种分类下个样本组的样本数目不同。为了度量收入流动性,我们需要计算以下四个基于收入转换矩阵的流动性指标:加权平均移动率、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以五等分矩阵为例,它们的公式分别为:

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大;加权平均移动率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小。

2、MS和MF指标

S ho rro cks在1 97 8年提出一种适用于观测期较长的数据的流动性指标MS。yit表示第i个人在t时期的收入,那么yt所有人在t期总收入即yt=[y1t,y2t,……ynt],同样道理yi表示第i个人在整个T期内的总收入即所以y=[y1,y2,……yn,]表示所有人在T期内的总收入。下面介绍一下MS指数。MS=1-R其中

其中μt是t年的平均收入,μT是T个年度平均收入之和。该式右边分子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分母是各期不平等的加权平均,I(·)为任何一个符合洛伦茨准则的收入差距指标,肖洛克(1978)给出的各期权重为,所以MS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强。本文在计算MS时用的不平等指标为基尼系数。但Benabou和Ok(2001)对S h o rro ck测量方法提出了疑问,例如下面三个过程:

Ⅰ:收入向上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300000)

Ⅱ:收入向下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100000)

Ⅲ:收入不变(100,200,200000)→(100,200,200000)

计算三个过程的MS值分别为4.99×10-5,5.91×10-5和0。由此可见该指标的数值和符号都不能够很好的说明收入流动过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所以该指标在衡量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果方面并不理想。鉴于此,菲尔茨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长期收入差距的流动性指标MF。

其中是平均收入向量,Y1是基年收入向量,I(·)是一个不平等测量指标(这里用基尼系数公式)。并且MF值越大表明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差距作用越大。由以上公式可得如下性质:

(1)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小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长期收入差距缩小

(2)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大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加剧了长期收入差距

(3)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基年的不平等程度相同,即两期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相同

以上性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上面的三个过程进行验证得MF值分别为-3.9×10-3,6.6×10-3和0,有上面例子很直观可以看出收入流动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有相关系数法和福利方法测量(King指标)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收入不平等测量方法:一是常用的不平等指标,包括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二是收入流动性测量指标,包括收入转换矩阵、MS和MF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归集希望为以后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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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与辽宁收入不平等篇8

关键词：贸易开放,收入不平等

一、引言

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尽管理论层面对贸易开放的积极作用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 即更开放的贸易政策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 根据“H-O模型”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贸易开放还可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则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 汤海燕指出, 短期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 造成国家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对于我国而言, 贸易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 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余官胜则指出, 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梁滢和李金玲认为, 贸易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工资差距。梁柱和陈继勇也认为, 对外贸易是引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 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同。研究我国及不同省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其差异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首的辽宁省, 其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又是怎样, 即贸易开放是否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对于当前辽宁制定合理的政策, 推进贸易开放进程与缩小收入差距,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结果

lnineq=c+αlngdp+β (lngdp) 2+γlntrade+ (lntrade) 2+lnineq_1+ε式中, ineq表示收入不平等, gdp表示人均实际GDP, 用以衡量经济发展, ε为回归残差, c为常数项。加入收入不平等的滞后一期值 (lnineq_1) 以反映收入差距自我扩大的趋势, 加入贸易开放度及其平方项以研究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

基于操作简便、资料容易获取、指标具有可比性等原则, 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来度量收入不平等;选取外贸依存度, 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贸易开放程度。GDP以1978年为基期, 采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进行折算。相关数据来自历年《辽宁统计年鉴》, 计算外贸依存度时采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考察以Lnineq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 (协整检验因篇幅略去) , 结果如下表所示:

注:括号内为p值,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观察表中模型1、2和3可知, “库兹涅茨假说”在辽宁成立, 即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倒U型”关系, 表现为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先增大后减小。然而观察表2模型1、2和3中 (Lngdp) 2和Lngdp系数可以看到, 前者绝对值 (0.051、0.053、0.055) 远小于后者 (0.905、0.937、0.980) , 即收入分配的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很小, 从而“倒U”曲线拐点持续的时间也较长, 而已有研究显示, 政策因素最能影响“倒U”曲线拐点的持续时间 (根据模型1, 即方程 (2) 可知, “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实际gdp=7133.441元, 辽宁实际gdp在2007为7046.617元, 2008年为8162元, 已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侧。) , 因此, 收入不平等状况需要政府更加注重兼顾效率和公平, 关注低收入人群, 重视收入的再分配。

另外, 观察模型1、2和4可以看出, 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U型”曲线关系尽管存在, 但其回归结果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可能与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有关, 从而导致我国贸易开放也不彻底。) , 从而其回归结果的系数没有足够可信度。但观察模型1、2和4, 贸易开放度一次项与二次项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虽然变化, 其方向 (正负号) 却没有变化, 可以认为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U型”关系适用于辽宁现状。这说明, 当辽宁贸易开放程度较低时, 收入不平等与之负相关, 即后者随着前者的提高而降低, 贸易开放带来的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们普遍享受到了贸易开放带来的成果, 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而当贸易开放度较高时, 收入不平等与之正相关, 即后者随着前者的提高而增大。利用模型1可以得出, “U型”曲线拐点为0.255, 目前辽宁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 贸易开放不利于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解。

最后, 观察模型1、2、3和4中lnineq_1回归系数发现, 收入不平等的滞后一期值对下一期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即收入差距确有自我扩大的趋势。这也容易理解, 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 即如果某一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 那么它凭借已有优势,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样来说, 经济的发展需要物资积累, 缺乏物资的低收入人群也就没有能力进行物质财富的创作, 最后结果只能是贫穷的地区更加的贫穷, 富裕的地区更加富裕。

三、结论

目前辽宁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 继续执行贸易开放政策可能会扩大收入不平等。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应停止贸易开放, 而是要避免盲目的扩大对外开放, 采取因地制宜的有针对性的贸易开放政策。另外, 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下收入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更加严重, 因此政府制定系统而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便显得尤为重要, 可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技能水平, 使这类群体能更多的享受到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福利。

参考文献

[1]梁滢, 李金玲.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1998~2010年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 2013, 29 (5)

经济不平等的测度方法述评篇9

一、实证测度方法

不平等的实证测度方法有多种, 主要分为极差、相对平均离差、方差、对数标准差、基尼系数和熵。下面针对各种测度方法进行研究和评价。

1、极差。

最早由Jen Pen提出, 假设社会总产出在n个人之间进行收入分配, i=1, 2, 3……n,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为yi, 收入的平均水平为y軈,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yi存在极值, 即为比较收入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极差可以被认为是这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 也可以定义为这个差距与平均收入之比, 由此, 极差E的计算方法是:

E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非常醒目。但它只是对两个端点敏感, 忽视了在两个极值之间的分配情况。也就是说, 这个不平等指标将人们分为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 遗漏了中间阶层收入的平等状况, 显然, 这个不平等指标反映的信息太少。

2、相对平均离差。

这个不平等指标考察的是整体分配特征, 与简单地比较两个极值的测度方法相比进步了很多, 定义为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平均值的差异, 将全部离差得绝对值加总, 再把这个总和与总收入相除, 用公式表示这个相对平均离差M: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yi与平均值y軈的相对偏离越大, M值越大, 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相对平均离差的最大缺点是它不能反映当一定收入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穷的人转移到同样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富的人, 或者一定收入从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富的人转移到同样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穷的人时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3、方差。

这是统计学上常用的方法, 与相对平均离差不同的是, 方差不是将离差绝对值简单的相加, 而是将它们平方以后再相加, 这种计算方法更能够显出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方差用V表示, 则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任何人口的变动都会增加方差, 因此, 衡量不平等程度都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性质。但是, 方差依赖于平均收入水平, 从而可能会造成相对具有很大差距的收入分配, 却有更小的方差, 或者可能相对具有较小差距的收入分配, 经过平方后, 却有很大的方差, 因此, 方差V指标基本不适合度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4、对数标准差。

与方差相比, 这种测度方式突出了较低水平收入转移的重要性, 并且消除了测度单位的任意性和绝对水平。其方法是将平均收入和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去对数以后, 对其进行标准差计算:

通过对数变换, 减小了标准差, 由此减轻了不平等的程度, 但是它不能反映高收入水平下不平等的状况, 因为不管有多高的收入水平, 经过对数换算以后, 衡量收入水平的这一数值收缩了, 不能真实地反映高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

5、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这种测度方法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以反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是在1905年洛伦兹为研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提出的, 图1中, 横轴是累积的人口比例百分比, 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 纵轴是与横轴相对应的人口比例所占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百分比。

容易理解, 0%的人口占有0%的收入, 100%的人口占有100%的收入, 绝对公平线表示财富是平均分配的, OCD曲线则相反, 表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

基尼系数是从洛伦兹曲线中推导出来的, 是指绝对公平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的区域 (即图1中阴影区域) 与绝对公平线下方的三角形面积的比率, 用公式表示为:

G的值越高, 说明分配越不平等, 基尼系数考虑到了每两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也就是说, 任何从穷人到富人的支付转移或者是相反的转移, 基尼系数都会在相应转移方向上严格反映出来, 因此, 这个方法可以更为直接地测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 从社会福利函数的角度看, 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群体福利函数不一定是严格凹性的, 主要是因为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化比对两端的变化敏感, 即处于收入中间位置的两个人, 收入转移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远远大于处于收入两端 (极穷和极富的人) 的两个人的收入转移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6、熵 (entropy) 。

这是塞尔 (Theil) 借助信息论中熵的理念提出了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新方法。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 n表示可能发生的事件, 即1, 2, ……i, ……n, 与此相对应的每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为x1、x2……, xi……, xn, 且有

很明显, 当第i个事件的概率xi越接近1/n, T的值越小, 说明由此测度出的不平等指数越小,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小;当每一个xi等于1/n时, T=0, 说明不存在不平等, 即收入分配平均化;相反, 当xi偏离1/n越远, 由此测度出的不平等指数就越大, 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就越大。它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很容易在各人群间分解不平等。

但是这一测度方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并且在计算过程没有充分的直观感。

二、规范测度方法

随着社会的繁荣,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而不平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因为对不平等进行测度的时候, 总是要把有关价值判断融入其中。实证测度的各种方法或多或少体现了一些价值观念, 但是它们在测度不平等的时候并没有隐含价值判断, 而测度不平等的规范方法则实现了与价值判断相结合, 也就是说, 规范测度方法以经济福利为基础, 比较全面地度量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1、道尔顿的测度方法。

道尔顿是最早使用社会福利的损失来测度不平等, 他使用简单明了的功利主义者的社会福利函数, 假设收入是效用的一个主要变量, 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 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一样的, 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个人效用的总和, 因此, 要想实现总效用最大化, 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相等, 最终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平均化。而总效用增加表示社会福利增加, 相反, 总效用减少, 社会福利也将减少, 这样, 就可以用实际效用总和与最大效用值 (通过向所有人平等地分配给定总收入所得到的效用总和) 总和的差数百分比来表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程度。

然而, 由于道尔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是基于效用进行的, 对个体效用的测量性和可比较性有很严格的要求, 而事实上, 由于影响效用函数的因素很多, 而且一些因素很难能用数据来衡量的, 因此描述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程度并非易事。

2、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

阿特金森克服了道尔顿的缺点, 以收入为基础, 测度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关的社会损失, 因此, 他测算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即完全平等分配减少了的总收入与保持社会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的总收入降幅百分比, 则有:

其中, , 表示“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 也就是说, 存在这一人均收入水平, 当每个人的年收入都等于这一收入水平时, 所有人的实际福利水平总和将刚好等于实际收入分配所产生的福利总和, 为平均收入。

根据函数的可加性和凹函数的性质, 可以证明。ye越接近, A的值越小, 说明分配越平均, 当时, 收入完全均等分配, A=0。因此, A的值介于0和1之间, A越大, ye越偏离, 分配越不平等;A越小, ye越靠近, 分配越平等。

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优于道尔顿的方法之处主要是在描述社会福利时其效用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即函数U (y) 满足条件U'>0且U"燮0就可以了;测度指标在收入领域内即可完成;社会福利是个体U值的总和, 而在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中的U不仅仅可以解释为个人效用, 而且还可以做其他解释。因此, 在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中可以变换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 只要社会福利函数对边际效用的常数弹性发生变化, 并且确保社会福利最终只能是收入向量的函数和对于任何给定社会总收入, 只有平等分配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三、结论

无论是实证方法还是规范方法, 都是为了测度经济不平等程度。实证方法比较单纯, 仅仅考虑收入在不同人之间分配带来的不平等, 规范方法把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福利相结合, 把价值判断融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不平等测度的范围, 但是其测度方法的假设条件与经济现实相比, 仍然是比较严格的, 这就要我们考虑一种更为一般的不平等测度方法, 此方法是以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为基础。

假设社会福利W是个人收入水平的增函数, W满足对称性和拟凹性;正如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 yf为一人均收入水平, 即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 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的收入均为yf, 则此时社会福利总和等于实际收入分配下的福利总和;为每一种收入分配情况下的收入的平均值。

则这种更为一般的测度不平等的方法为:

这是一个规范测度方法, 其福利函数不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加性可分得群体福利函数, 不仅适合严格框架下的功利主义福利函数, 而且还适合于非功利主义, 即基于平等的福利函数。在功利主义之下, 此种方法和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相同。同时这种方法明确了每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 进而可以理解每个人对自己福利改变时的社会选择的态度。从而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更为一般的经济不平等测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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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分析篇10

(一) 收入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

结果的收入不平等简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而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行业收入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行业收入差距来测量。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 根据汪玉凯教授的计算, 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1∶2.36上升到了2009年的1∶3.33, 并且预测不久后这个比例会达到1∶4 (汪玉凯, 2009) 。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 175元, 农村地区则为5 153元。城镇居民大部分享受社会保险, 农村居民没有相应的保障支撑, 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

地区的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出图1, 2009年东部GDP为211 886.9亿元, 中部GDP为86 443.31亿元, 西部GDP为63 166.33亿元。各省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悬殊, 2009年GDP最高的广东为39 482亿元, 而最低的西藏仅为394亿元, 比例为100∶1。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个人收入有多种来源, 所以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比较困难。撇开资本因素, 个人工资差距与行业收入密切相关。举例而言, 2009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为60 398元, 信息和计算机行业为58 154元, 而最低的行业农林牧平均工资仅为14 356元。由下页图2可知, 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明显。

(二) 收入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

结果的不平等的产生与机会的不平等息息相关, 中国个人、地区、行业、城镇收入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所得到的发展机遇的不同。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起点的不平等和进入市场的不平等。

1. 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起点的不平等指进入社会活动前的后天资源禀赋的不同,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影响了各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人力资本形成, 进而影响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可知, 就教育的投入经费而言, 直辖市的教育经费最高, 其次是直辖市县, 再次是一般市区, 一般农村县最低。就教育的普及性和就学机会上, 城乡存在明显的差异。2002年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有431个县, 全部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就人力资本存量而言, 城镇人均资本存量远高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 而城镇达到10.2年。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只有8.5%, 城镇为43.5%。就个人而言,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 个人所受的教育培训更是差距明显。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制度和户籍制度, 所有制和产业偏向, 导致了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上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在社会保障权利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由表1可知, 城镇与农村在保障项目和保障人数上差异明显。2009年城镇居民可享受失业、医疗、工伤、养老等各项保障福利, 而农村仅有养老保险一种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的参与人数上也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 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三, 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卫生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体现在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人民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 并且这种不平等有扩大的倾向。以卫生机构为例, 每千人城镇人口享有3.05个医院和卫生院床位, 而农村只有1.05个。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不平等, 各地区之间的居民健康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生产水平, 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收入的不等。

2. 竞争过程的不平等。

过程的不平等主要指参与市场的机会不平等, 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目前而言, 个人收入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和就业条件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严重不平等, 一方面是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而就获得的工作机会而言, 家庭条件好的, 社会关系网较宽的可以得到众多福利待遇条件优越的工作机会, 而一般家庭出身的只能从事一般的工作。

第二, 金融市场不平等。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严重不平等, 不同投资者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均衡, 金融资源配置不是完全市场化, 并且在“所有制”原则倾向下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 非国有经济被排斥。就间接融资而言, 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发放过程中, 对民营企业贷款有所歧视。从直接融资方面看, 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一直受到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尽管一部分民营企业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但其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公司占了将近80%, 而民营上市公司只占20%左右, 民营企业从股市筹集的资金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常有限。

第三, 土地市场不平等。中国土地所有权是不平等的, 其不平等程度收入远大于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中国土地市场混乱, 土地出让存在“双轨制”、违法违规征地等问题较为严重。当前土地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和拍卖,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大部分的土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 可操作性强。双轨制扩大了土地市场的寻租行为, 导致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 征地补偿费拖欠严重, 失地的农民安置工作又不到位, 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关于缓解收入不平等机制的探讨

解决收入不平等无论从经济层面, 还是从社会层面上而言, 都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收入不平等既影响了自由竞争机制, 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又引发了社会矛盾, 促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化。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是不可能, 一方面由于禀赋、个人主观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入差异。另一方面, 完全的收入平等分配会严重弱化激励机制, 激发“搭便车”行为, 影响经济效率。因此, 收入的平等分配既不可能, 也不应该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终目标。而促进机会平等, 使得个人、地区、行业可以自由按各自禀赋, 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不仅能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 增加经济活力, 加快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同时又能最小程度减小对经济效率的损害。所以目前以追求机会平等而达到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目的才是可取之法。

(一) 改革正式制度中机会不公因素

要达到机会的平等, 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活力, 就必须改变当前各种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制度, 促进后天起点的平等和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1. 完善市场机制, 促进自由竞争, 保障进入市场的机会平等。

在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制度上, 按照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家才能对经济的贡献获得报酬的观点, 就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者认同的收入平等分配。由此来看,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金融市场的权力因素, 土地市场的混乱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必须加以改善, 才能缓解当前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解决机制, 一方面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规范劳动市场秩序, 打破垄断性因素, 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构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去政治化, 加快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同时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 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最后,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 减少寻租行为, 完善土地市场的机制建设。

2. 发挥政府功能, 完善政策体系, 促进起点平等。

机会平等的重要要求就是消除自然禀赋、社会出身等先天不平等对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使具有相同潜能的社会成员拥有同样的成功的机会。因此, 首先, 应该改革当前的教育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改变当前教育资源严重向东部地区、城市倾斜的现象。其次, 深化医疗卫生制度改革, 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中央及地方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重心应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省份, 从大城市、大医院转向农村基层卫生防疫保健机构, 从富有阶层转向贫困阶层。再次,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改变社会保障资源在不同项目和不同地区的差别分配状况, 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投入比例, 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 发挥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作用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中无意识形成的准则和规范, 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习俗、道德伦理和文化。非正式制度虽然是一种软约束, 但是在实际中一旦形成和发展, 却能对经济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激励作用。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 由于中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 经济效率相对低下,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增加经济效率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任务。因此, 在正式制度层面, 只能对机会不公加以适当约束, 不能过分追求公平, 否则势必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从非正式制度层面约束机会不平等以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

不平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观念的问题。如果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形成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念, 并在道德伦理、习俗方面加以一定的约束, 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以西方为例, 基督教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相对平等。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尽量达到追求的目标。就职业选择而言, 可以自由选择自身有禀赋优势的工作。就投资项目而言, 只要具有创造性和发展性, 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就投资渠道而言, 不存在如中国一般的种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机会的平等, 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否认, 西方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机会不公平, 但是从总体上而言, 整个社会还是承认机会的平等, 并在现实社会中加以保证, 西方社会中机会不乏“美国式成功”的典范, 归根结底在于形成了一种追求机会平等的价值指导原则。

而就习俗和道德伦理而言, 西方也形成了相应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习惯和道德约束机制。比如, 西方富人一般会建立或支持各种慈善基金, 将绝大部分收入转入社会保障项目, 既减少了代际间的起点不平等, 又为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资金。其中固然有遗产税等硬性约束和个人价值观中平等思想因素的存在, 但不可否认, 西方的习俗和道德伦理也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在西方, 人们对于通过自身努力积累的财富普遍持尊重态度, 对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公司的支持力度也较大, 在产品的购买和投资上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这也是西方企业强调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原因, 在无形中对收入不平等尤其是机会的不平等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力。由此可见, 如果当前中国通过宣传和教育, 培育和形成追求机会平等的非正式制度, 在长期中势必会产生类似的约束收入不平等的效果, 同时又将对效率的损害最小化, 促进经济的更好更快增长, 实现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既定目标。

在当前发展为首要要务的经济环境下, 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必然要以损失效率最小化为前提。因而, 在硬约束的正式制度中应当肯定效率原则, 同时从软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层面着手弱化正式制度追求效率而导致的两级分化现象, 从而以相对的机会均等实现可以承受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摘要：目前, 中国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严重,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归纳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 并从制度层面上提出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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