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存路径（精选九篇）
生存路径 篇1
上世纪80年代, 电视报曾经迎来其黄金盛期。那时千家万户订阅、购买电视报已融入到日常生活里, 尤其是过年新春期间, 有的地方电视报更是一报难求, 大有洛阳纸贵之势。随后, 电视报开始渐渐走入沉寂。
其实, 电视报仍有生存乃至壮大的土壤。首先, 看电视已成为日常生活里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当下精彩的娱乐内容, 纷繁的电视频道, 优秀的电视节目正是为其提供了绝佳的营养。
数字电视普及, 频道剧增, 带来的问题是观众如何看?虽说有节目预告, 但又有几个观众一个个地仔细看过去?如此之多的频道太多太乱, 观众同样无所适从。仅中央电视台, 就有十余套节目, 而且当今的中国电视也不再是中央台独大, 众卫视各展身手, 以湖南、北京、上海这三块地域电视台来说, 更是异军突起。这就给电视导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施展舞台。
主动放弃阵地, 无异于自杀
电视报走入低地, 从业者纷纷祭起革新大旗, 这其中固然有涉险过关者, 但越改越糟、陷入泥沼越来越深的也大有人在。有的电视报不再重视介绍电视节目, 认为这是电视报衰败、显得土气的原因, 轻者把预告介绍电视的版面从黄金位置移到后叠, 重者则是举起大刀大幅削减。另一方面, 则是通过加大时尚版面、新闻采访力度, 以大量的版面与晚报进行面对面地硬拼。
其实, 任何一张报纸都有其核心竞争力之处。晚报也有娱乐版面, 甚至还不少, 但其核心竞争力仍是落在新闻, 尤其是自采新闻。同理, 电视报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应是娱乐, 尤其是电视节目的介绍、推荐、预告、品评功能。与晚报相比, 电视报新闻专业人士匮乏, 人员偏少, 有着天然劣势。这无异于是舍本逐末, 缘木求鱼。加强核心内容的建设, 才是立足之本, 是大树之根。
过去硬, 现在则要软
翻开上世纪80年代业已发黄的电视报, 仅仅只有五六个版面, 版式也不很讲究, 内容也就是作些节目预告, 剩下来的就是节目表, 为何如此辉煌, 实在是令人既羡慕又迷惑。其实, 当时的电视报正是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阅读需要、收视习惯。而如果当下的电视报仍一味墨守成规, 躺在过去的成功经验上, 无疑与这个时代已格格不入了。
依然是围绕观众出发, 电视报娱乐版的内容也应该是做好提前量, 强化预告功能, 以预见、引导、前瞻性为主, 最终的目的是把读者吸引到某个时段的某个频道上去, 电视报的服务功能即已达到。以香港电影节颁奖晚会为例, “未来时”做足文章, 铺陈背景, 引导读者收看当期的直播, 要比后一星期“完成时”做花絮文章分量足。因为“完成时”后的有关新闻已是铺天盖地, 近乎同质化, 各大报纸第二天都会跟上, 更重要的在于读者已经在第一时间错过了这档节目。
如何杀出娱乐内容同质化重围?有大量的独家新闻, 尤其是娱乐新闻。往往一个娱乐新闻热点出现后, 大量新闻记者都会蜂拥而至, 快的几分钟内消息就会上报见版。网络时代更是使得大量转载摘录, “二传手”性质的娱乐报道充斥于报纸, 雷同度极高。作为周报, 其中的劣势更为凸显, 清样前最新的娱乐新闻几日后到了读者手里也已成明日黄花, 所以如果硬要拼新鲜度, 电视报显然难有作为。
各个击破, 重大重全, 不如集聚力量, 抓住重点。拳头缩回来, 打出去才最有力。我以为电视报的娱乐重点始终应在于进一步加强立足电视, 强化导看功能。这样的一根红线串连, 形散神不散, 娱乐信息再多我不乱, 我不纯粹跟着娱乐热点走, 我自有我主张, 我由被动变主动。如是, 上述出给读者和编辑的两个难题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先说读者, 读者从本报看到的娱乐信息的重点将是围绕着电视。再说编辑, 编辑的选材也是重点围绕即将播出的电视节目, 以此为主, 娱乐热点为辅。这个角度唯我独有, 可以避开和一般类晚报的正面交锋, 避免同质化, 摆脱信息滞后的约束。
我们更是可以向新闻周刊借鉴经验。同样是以七天为一个出版周期, 几家新闻周刊办得如火如荼, 牢牢锁住一大批高端读者群。而作为“新鲜度”的困惑这些新闻周刊创办初期都同样有过, 无疑, 它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日报、晚报更多以短平快的消息形式发新闻, 而幕后广大的深度报道空间则留给了新闻周刊。这其中《中国新闻周刊》以深度报道热点新闻见长, 《新周刊》着重策划, 寻找话题, 进行软着陆, 《三联生活周刊》则是两者兼顾, 左右出击。它们因为避开弱点, 找到长处而大放异彩。同样, 电视报的娱乐版也理应如此, 才是扬长避短之道。虽然娱乐新闻很难做深做强, 但是面对整合、策划, 它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今年初夏以来, 随着新《三国》的播出, 电视荧屏掀起好几轮收视热潮。新《红楼梦》开播后, 一时间关于它大大小小的新闻和评论充斥于报章媒体。作为电视报, 更是不可能避开这个热点。在搜集整理了大量报道内容后, 本报以《新红楼梦·30问》为题, 分为成败篇、改写篇、演员篇、音乐旁白篇、新老版本对比篇、观众篇、经济篇, 通过问答的形式推出了三个版面, 对新《红楼梦》进行了一个完整综合的梳理, 较为公允地阐释了它的得失成败, 观众反响。
电视报也要有原创
电视报的特点往往是人员偏少, 以摘编为主。即使上文提到的策划也仍是建立在获得大量娱乐新闻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重加工。本文提倡的原创并不是派出记者东奔西跑, 花费大量的钱财人力去获得一篇与效果并不成正比的独家报道。电视报娱乐版的原创仍应是万变不离其宗, 建立在电视解读的基础上。
中国非营利组织生存路径探析 篇2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化的社会，是由各类组织相互关联和交织而成的网络体系。由于第一和第二部门职能和力量的欠缺，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农村留守老人、儿童的养老、教育问题，贫困人员的救助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能得到第一、第二部门的有效救助，于是，第三部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①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并没有形成西方典型的西方非营利组织结构，因此，并不能单一地用西方的标准来对中国的NPO进行评判。在当前中国，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现在的国情，多角度地对非盈利组织进行认知和界定，以此为其生存、发展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是社会的三大部门，只有三者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社会的高速、良性发展。当前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及部分体制等问题，政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互动性不强，一些经由官方认可而获得正式的非营利组织，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管得过严，而位阶不高的政府文件并不具有这种协调效力，造成了NPO发展活力不足、紊乱等问题②。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其未能获得官方认可的非盈利组织，由于其内部组织、外部形式的不规范性，导致其发展十分困难③。
一些虽然没有得到民政部门的认可，但他们通过工商部门，以形式上营利法人的身份，实质上以非营利组织的宗旨运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现行体制的妥协。一些为了追求简单快捷，采取了挂靠的办法，这是对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中小型公益组织进行帮助。还有一类不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更具西方特色的类型，他们虽热没有得到民政部门的认同，但采取各种方式迂回达到目的。这种方式比较特别，但显示了他们非营利组织的热忱。还有一些基层备案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在最低程度上获得正式的合法性认可，这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比较典型。
以上对各种非营利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NPO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政府给其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应该重视其内部的结构优化，例如战略规划、理事会的组合、领导者才能、财务和人事管理、筹款和志愿者管理等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实现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更好发展④。
① 戈论比威斯基，斯蒂文森主著，邓国胜《非营利组织管理案例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 黄波《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
以共生谋发展寻求乡村学校生存路径 篇3
乡村学校 发展 共生 路径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程，乡村学校在提倡规模经济效益理念下面临撤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教育对乡土教育强势的空间占领，乡土文化在村落学校的大量消失中日渐荒漠化。我国乡村教育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从“文字下乡”转向“文字上移”的变革，形成一种城市化、抽象化、离土化的教育格局，而这种教育格局因摒弃乡村经验而趋向单向度发展，势必造成乡村社会文化真空化、整个社会单面化，教育系统也将因单一、失衡、非共生的发展而引发各种问题。
一、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学校的现实困境
当前中国社会空间实践境况是整体向现代化转型。现代性意涵理性、科学与进步，超越于乡村社会的保守、传统与落后。在这一背景下，乡村社会不再是人们诗意栖居的场所，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抛弃，乡村社会荒芜化以及乡村文化荒漠化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整体景观表征。受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前中国乡村教育也裹挟在城市化进程中，且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从“文字下乡”转向“文字上移”的变革。在这一巨大变化之下造成的冲突、断裂与迷茫，使得现代乡村学校遭遇生存困境。
1.撤点并校运动中乡村学校在农村社会空间中急剧消失
当前乡村学校作为重要的区位因素在中国社会空间中不断消失，遭遇排挤、撤并与边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自然村落逐渐消失；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在这双重作用下，农村学龄人口锐减，乡村学校遭遇生源危机。政府为推进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于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随之出台了系列政策加速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这个被称为“撤点并校”的政策在农村实施了十余年，大量乡村小学被撤并。这场大规模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运动，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盲目性，以追求政绩和规模效益为主导价值而漠视教育公平原则，因此，近年来浮现出诸多负面效应：农村学生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上升，农民承受的教育负担加重，城镇学校拥挤不堪，大班额威胁着教育质量。这些现象日益成为舆论的焦点，拷问着教育公平，乡村学校似乎成了城镇化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
2.学校遭遇冷落与背离
进入“后普九”时代以来，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趋之若鹜，即不再满足于“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在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作用下，但凡对教育改变命运抱有希望的村民们，都力图让孩子们到县城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在这一功利取向驱使下的不仅有村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还有农村教育一线的教师希望到城市任教。乡村学校面临失去生源和教师这两种最为重要的教育因素的尴尬局面。生源与教师的流失对乡村学校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生源的减少使得乡村学校沦为教学点，在城镇与中心校的遮蔽中逐渐边缘化，或自生自灭或被撤并；乡村教师在处于个人发展前景、经济、家庭、政策、环境等多重考虑下，乡村学校都不是他们满意的职业场所，更多地将乡村学校当作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跳板，只要有任何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要千方百计去尝试。现代乡村学校缺失了基本稳定的发展环境，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是背离乡土的，即使在全面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之后，乡村学校对村民的吸引力并没有增强。相反，乡村学校已被贴上了薄弱和质量低下的标签，甚至那些将孩子送到乡村学校上学的家长都被印上了弱势的身份符号。乡村学校在教育系统中的边缘化、教师的背离、村民的冷落等作用下逐渐丧失了维系其发展的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由此，乡村学校陷入发展困境。
二、乡村学校发展困境解析
1.作为政治子单元的乡村学校逐渐边缘化
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看，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系统，它是不同利益主体权利博弈的场所，作用于学校的每一个权力因子都试图对学校进行控制操纵以及施压，这些力量撮合在一起时或者因联合走向合作或者因分歧发生冲突。作用于乡村学校的社会力量包括：由国家—县政府—乡镇政府—村落—极的教育治理力量；乡村学校—乡村教师为一极的学校内部参与主体的力量；家—学生为一极的利益诉求者的力量。自此可以分析出当前乡村学校撤并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到城市，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导致农村学龄儿童锐减，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导致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学校发展举步维艰，国家为有效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对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将几个学校或村落中的教学点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期重新配置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在这一撤并过程中，国家—村落一极的教育治理力量占据主导性地位，而乡村学校的教师、学生一极村落居民却处于被动的失语状态。这一撤点并校政策正式实施于200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随着乡村小学向城镇集中，出现在政策文本中的乡村学校多指的是镇中心学校，散落在各个村落聚居地的乡村小学似乎处于与自然村共生共灭境地。随着乡村学校被划为县域一级统一管理，在乡村社会逐渐从乡村事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单一的教育机构。导致乡村学校政治地位弱化，乡村社会对乡村学校的发展也是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
2.作为文化子单元的乡村学校与乡村文明断裂
长久以来乡村社会是一个文字和教育相对缺失的所在，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形象描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无需文字的社会，生活是第一位的，文字则是多余的，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教育是通过语言，口耳相传以传递生产生活经验。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与文字的关系是暧昧的：村民们对文字近乎崇拜的心理，乡村社会对文字以及读书人是尊重的，在现代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仍然对文字保持一种敬畏的心理，他们对撕书、烧书、扔书的行为是谴责的，认为会触犯某个天上的神灵甚至导致后代们做个像自己一样目不识丁的农民。传统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耕读兴家、耕读传家的美好理想一直萦绕在村民心间，通过读书走出农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改变生存境况可以说是每一位农村人对教育的美好愿景。即使在文凭贬值“读书无用论”喧嚣的今天，农村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向往仍不断延续与强化着。坐落于乡间的学校承载着“文字下乡”的重要使命，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村村有小学”的格局。学校之于乡村，是农村文化进化、更新、繁荣的文化堡垒，是农村文化过滤、加工、整合的文化机关，是国家新文化体系建设的最基层组织之一[1]。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和农村文明的堡垒，它是乡村唯一的公共教育资源，启蒙着农村儿童，传递着地方性认同。然而在乡村学校纳入到国家共同管理体系的同时，乡村学校“分离于一般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之外，依顺民族—国家提供的普遍性知识形成鲜明（explicit）的学制规则和学究等级（pedagogic hierarchy），这些规则和等级的强化，致使儿童不断地被分离于社区共同体之外，纳入一种现代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体制当中”[2]。
3.作为教育子单元的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角逐失利
学校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学校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必须每年招收新生，补充教师，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与所在社区、家长进行长期的交流。在此过程中学校还需要通过调整自己的结构、制度、形式以适应来自学生、家长、社区、政府的各种要求，如果学校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需求，就会面临被合并甚至消亡的困境。当前乡村学校面临的生存困境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移入城市，自然村落急剧消失；出生率降低以及学龄人口大量向城镇学校涌入；乡村学校在财政拨款、学校设施、教师素质等方面均呈现劣势，最严重的是乡村学校长期以来很少或没有高素质教师的补充，导致乡村学校教学质量低下；随着普九义务工程的结束，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乡村学校无法满足农村家长的这一需求，导致农村社会普遍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将孩子放在农村学校读书是耽误孩子，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让孩子上县城的学校。乡村学校遭遇的生存困境历经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政策不照顾、资金匮乏—教育质量低下—学龄孩童流失、生源减少—政府不再投资或者撤并—村民涌入城市追求好的教育资源—城镇生源增多、政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城镇—城镇学校差距日益拉大。至此，乡村学校不断地被边缘化，陷入恶性循环。并且撤点并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盲目性，政策执行者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不顾教育公平原则，迫使农村孩童集中到城镇学校统一管理。乡村学校在还没有开始与城镇学校的角逐中就已经败落下来。乡村学校扎根于一方水土本应承担起养育一方人的使命，而如今这一重要的教育大系统中的子单元却面临终结的命运，但是传承乡村文明、发展乡村社会的重担却还需要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乡村学校来承担。从教育的实质来看，“教育是代际之间的贯通作用，它使新成员进入他们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理解、想象、意义、道德和宗教信仰、关系与实践”[3]。乡村社会需要的也是这样一种教育，乡村的道德、习俗、节日、仪式、价值观等的传递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它是代际之间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自然而然的传递。然而这种最质朴而真实的教育却已经随着人们在空间上的背弃与隔离而荡然无存，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空寂的农村只留存着离乡者远行的背影。农村的留守儿童无法在空间上与双亲相处，代际之间的教育和情感寄托更是奢谈，即便是那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童，也因为学校向城镇集中，上学距离遥远而不得不寄宿学校，与家人在一起的相处时间很少，且那个遥远的称作故乡的地方越来越远。空间上的隔离与时间上的疏离弱化了代际之间的交流，也使得学校教育不断异化。
三、乡村学校共生路径探析
1.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共生
当前乡村学校与所在的乡村社会是呈断裂式发展的。早在上个世纪，陶行知就有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4]这里陶行知批判的是乡村教育没有为乡村建设服务，甚至排斥和割裂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造成破坏。而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却还在沿着这种路数发展，这似乎成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接续陶行知先生的以乡村教育促乡村建设的思想，我们认为乡村社会与学校之间应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乡村学校的设立应该促进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同发展，传递传统的地方文化，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隔断地方文化，造成乡村儿童失去地方认同。当前乡村学校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大转型、城市化、迅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农民对乡村学校这类初等教育机构更多的期望是工具性的：希望学校教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并使得聪明的孩子获得进入上一级学校的机会，进而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良好基础。而对乡村学校是否传递地方价值观念和地方文化认同并没有要求，因此，他们接受了现在乡村学校的运行机制，甚至因为一定的地域劣势产生的自卑心理而倾向于期望学校能够传递那些城市的、见多识广的文化。而对学校是否有利于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则漠不关心，进而不自觉成为沉默者。
从乡村学校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学校在乡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是经历过冲突、调节、适应的漫长过程。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学校是国家施行社会治理的行政力量与地方等社会参与力量综合性作用的产物，因此，考察乡村学校的兴衰历史，必须首先明确其是在多种力量杂糅下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学校发展经历四次重要转折：村落小学的体制转型与快速扩张时期（1949-1965）、膨胀、混乱、无序时期（1967-1978）、调整和优化时期（1978-1996）、布局调整和衰亡时期（90年代中期至今）。国家通过建立“民办公助”“分级办学”的办学体制，在乡村社会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学校，作为最末梢的政权渗透最明显的生存策略便是深深地扎根地方以及依靠地方自治的力量。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地方文化与代表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学校之间的磨合过程，形成一种和谐的地方认同。最终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机构，一种资源，乡村社会也同时成为学校的一个资源。这种互为资源的关系便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腾飞，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物质的丰裕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的丰富，因为空虚的精神世界无法靠物质来填充。当前农村社会，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的文明还没有建立，旧有的传统却已经破坏殆尽，人们逐渐失去了地方认同感，道德和精神世界混乱且空虚。因此，我们认为“后撤点并校”乡村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必须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将乡村学校视为地方性象征，让农村社会恢复或重建地方性关怀与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也要自觉担当起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接续血脉、培养农村学生为农村社会建设的责任感以及对乡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感。在这种共生的氛围中，乡村学校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2.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共生
乡村学校在经历了一度的繁荣发展到撤点并校的衰败之后，终于在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规定：“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中迎来的“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发展，“后撤点并校”的乡村学校何去何从？首先我们必须考察受近十年来撤点并校政策直接影响的两类学校，即乡村学校和城镇学校。乡村学校不断“被布局”、“被撤并”的同时，农村人口、农村学龄儿童涌入城市，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投入到城镇学校中去，近年来，城镇学校不断地新建、扩建、硬件软件设备也不断更新。然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现状并不容乐观，随着学生的增加，大班额已司空见惯，带来了班级管理和教育质量降低等诸多问题。大量农村学生被安排寄宿，寄宿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渐暴露。不仅如此，很多家长选择迁移到城镇陪读，撤点并校的改革成本被转移到偏远村落的农民身上，同时农村社会也日渐空虚，农村社会文化日渐衰弱。“在贵州遵义、重庆酉阳等地，部分农民家长因为子女远离家庭住校学习，较早地过上了‘空巢家庭的生活，再加上农村文化生活极其单调贫乏，他们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封建迷信、‘黄、赌、毒和非法宗教活动当中。”[5]农村社会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存在“城市中心论”，教育资源在城乡空间投入上存在两极化。城乡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违背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一体化”发展对乡村学校发展既是机遇也是危机。“城乡教育一体化给乡村学校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乡村学校不仅要为高校输送合格的人才，为城市选送建设者，为新农村发展培养建设者，更要‘继承主流文化，培养合格公民。”[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政府在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师资配备、学校软硬件设施上坚持公平原则，均衡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将城乡学校视为平等的需求—投入的共同主体。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们逐渐地将城乡教育在个体性质视为“一体”，乡村学校教育逐渐被城市教育“一体化”。乡村学校教育无论在物质层面（从学校建筑到学生校服）统一按照城市学校的模式，还是在文化方面（办学体制、管理机制、课程设置、教材、教法）都紧跟和效仿城市教育，这是当前乡村学校教育的生存之需。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教育失去的不仅是自身的发展特色，同时也切断了自我生存的道路。乡村学校如何突破这种“囚徒式”的生存困境？同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真的需要的仅是一种单一的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教育模式？还是也需要一种城乡教育共生并存的发展模式？乡村学校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营造的良性发展空间里，应紧紧抓住这一发展机遇，不仅要为继承现代主流文化培养合格公民，为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同时也要担当起为乡村发展培养建设者，为农村文明培养接续者。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要抛弃旧有的以城市教育为模板，走特色化内涵式发展之路。由此，才能在与城市教育竞争的过程中获取自我发展空间，共生性发展并非妥协与依附，而是两个互为主体的单元在发展过程中以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形式共生并存。
参考文献
[1] 龙宝新.村小“消逝”现象的文化学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2（6）.
[2] 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J].社会学研究，1999（6）.
[3]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人文学习之声[M].孙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 李锦辉.重建乡村教育的知与行[J].江苏教育研究，2010（3）.
[5] 任运昌.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给农民家长带来了什么——一项质的研究及其现实主义表达[J].当代教育科学，2006（18）.
新媒体环境下纸媒生存路径探析 篇4
一、纸媒困境的原因探析
新媒体的出现必将带来新的传播方式, 这就对旧的模式产生巨大挑战。纸媒的衰落也不是单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其本身的发展模式受限和传播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纸媒的发展。
美国出版业专家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提出, “新媒介绝不会自发地和孤立地出现, 它们总是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脱胎出来。”[2]而传播学家保罗·莱文森的“窗户理论”认为, 媒介形态的变化是“补救性媒介”进化的结果, 每一次媒介形态的改变都是修正前一次媒介形态的缺陷。[3]
(一) 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传播方式的改变
(1) 参与式传播。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也参与到新闻的报道、传播中去如微博、门户网站。
(2) 新型协议式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传播关系如同两者之间签署契约关系, 双方不再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而是自愿对等的关系, 传者和受者都要为自己的传播行为负责。
(3) 网络社区式传播。网络社区又称虚拟社区, 是在网络生态下形成的一种聚合虚拟社区, 社区中的人们多因某种兴趣爱好聚集, 经常一起讨论某些公共话题, 从而在网络中形成虚拟的人际网络。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社交网络最活跃的国家, 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都是数以亿计。受众在社交媒体中的活跃度不断增强, 其传播的内容渐渐成为信息的主导, 传统纸媒的信息主导地位受到威胁, 其设置议题的功能也大大减弱。
(二) 受众资源的迁移。受众阅读习惯渐渐发生改变, 远离报纸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4年1月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5.8%。[4]手机和互联网PC端已经成为中国人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 并且规模还在不断增长。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摆脱报纸杂志, 而更多的选择通过互联网来或许信息。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 媒体的形式决定媒体的内容, 媒体内容传播特点的变化又带来新的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新媒体时代, 受众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 面对更多新媒体的选择, 受众可以更加主动的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媒体, 选择阅读什么样的内容。而传播者也会重视这种双方之间地位的变化, 从而去迎合受众的需要, 与受众进行更多互动。
(三) 盈利模式陈旧落后
纸媒主要通过自己生产的新闻内容吸引受众, 赚取眼球, 从而真正吸引广告商投放广告赚取利润。纸媒通过新闻产品来吸引读者, 产品质量直接决定着报纸的发行量, 而报纸的生存之本就是靠行量带来的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发行量的大小。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纸媒的单一盈利模式还可以维持, 但受到很大程度冲击。新媒体的出现让广告商有更多选择, 这种可替代性给纸媒的广告收入带来巨大困境。
二、纸媒生存路径探析
(一) 坚持“内容为王”, 加强环境监测功能, 承担社会责任
在新的媒介格局下, 纸媒的竞争优势在于内容。在当前的环境下, 我国纸媒手中还握有新闻的采访权和发布权, 而网络媒体因没有采访权往往只有通过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 网络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还需依赖传统媒体。因此, 能否提供高品质、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新闻产品关乎纸媒生死。在这个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突发事件不断增多的环境里, 人们的不安全感也大大增加。传统纸媒更要充分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 及时发布环境变化的信息, 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 与新媒体合作, 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纸媒电子版、纸媒新闻App忽略网媒和网媒新闻App“内容聚合”的优势, 生存情况不容乐观。其与微博、微信的合作也褒贬不一, 在众多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账号中, 很多时候纸媒的信息也只是会石沉大海。
因此, 纸媒应当维护自己的权益, 建立一套与网媒合作的机制, 保护自己的信息不被侵权。纸媒应该把重要资源掌控手中, 就有了合作资本, 与那些想要“这些”资源的网媒合作, 对其单边开放。
(三) 盈利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化
传统纸媒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广告收入获取利润, 而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强势崛起, 传统媒体在广告上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 许多广告商都倾向于在新媒体上投放广告。所以, 报纸应该走出单一地依靠广告收入来获取利润的盈利模式, 而寻求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纸媒的新闻内容都是花费一定的代价获取而来, 所以好好利用新闻产品就是在守护自己的价值。在现代数字技术发达的情况下, 纸媒应当把自己新闻产品转化为数字形式, 建立自己的数据资源库。例如, 纸媒可以通过数据库资料, 集结某方面的报道, 将其出版成书发行;数据库的资料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源, 如若有人需要可以进行再次销售。
三、总结
作者认为新媒体环境下纸媒的发展遭遇瓶颈是必然趋势, 但是纸媒依然还有生存的空间, 它并不会完全消失, 它将和新媒体不断融合, 将以新的形态继续存活下去。
参考文献
[1]菲尔普·迈尔.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M].新华出版社, 2007.
[2]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华夏出版社, 2000.
[3]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生存路径 篇5
关键词：全媒体,电视节目,主持人,生存发展
1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现状
1.1 缺乏创造力
电视节目主持人必备的素质之一是创造力,当前,我国具有创造力的节目主持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主持人模式化、程式化现象较为严重,上级电视台的主持人被下级模仿,使节目主持人陷入模仿的怪圈,不能够满足观众需求。
1.2 媚俗性
一些电视节目为提高收视率,有媚俗化倾向,因此,节目主持人对媚俗逢迎趋媚,拿肉麻当有趣,视鄙俗为新潮,这就导致电视节目越来越被观众所不满。
2 全媒体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生存发展的路径
2.1 全媒体时代节目主持人群体的扩大化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具有“小众化”“精英化”特征。一般而言,市级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需通过普通话一级乙等水平测试方能上岗,省级及其中央级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则需通过普通话一级甲等水平测试方能上岗。而新媒体节目主持人由于受“把关”因素较低的限制,呈现出类别丰富多样、数量众多的特点。例如,搜狐网脱口秀节目《大鹏嘚吧嘚》主持人董成鹏;优酷网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主持人罗振宇;爱奇艺网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主持人高晓松等都不是专业播音员、主持人出身,而是典型的影视演员、传播学者、音乐制作人。他们的介入丰富了节目主持人的类别。全媒体的介入打破了原来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话语垄断权的局面,任何普通民众都能运用有声语言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信息。例如:借助手机客户端“荔枝FM”“喜马拉雅听书”等平台,任何公众都能录制广播节目;又如,借助优酷网等的视频上传功能,任何公众都能向大众传播自己主持的节目。总之,全媒体的介入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节目主持人群体,同时,这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出了更大挑战。
2.2 全媒体时代电视主持人的新特点
全媒体时代,主持人数量日趋增多,可以说,如今的主持人市场竞争激烈,处于饱和状态。因此,想在此行业中脱颖而出,必须成为全能型人才,既需要具备基本的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的发音,又需要具备灵敏的应变能力。此外,全能型主持人还要学会基本的采编播,积极了解当前国家和世界的动态,拥有丰富的知识量,具有一定的个人修养,既能充当新闻第一线记者,也能在演播厅中掌控住大型直播现场。可以说,全能型主持人需要同时具备各方面知识,其实践经验、书本知识阅读量、国际时事关注程度都要超出一般水平。由此可知,主持人全能化是全媒体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发展的显著特点。
2.3 主持人做到统摄节目灵魂
首先,节目主持人应具有一颗真诚的心灵,用真诚去打动观众、感染观众,使他们在节目中能够有效摆脱紧张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实现真诚交流;其次,节目主持人要准确把握节目方向,在节目中及时进行评论,通过画龙点睛的评论提升自身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成为栏目代言人;再次,主持人要控制好节目进程,主持人的重要功能是对节目内容进行驾驭和引导,形成自己的主持风格;最后,主持人要沟通好各方面的关系,与观众做好互动,加强节目传递信息的能力,在提高收视率的同时树立品牌。
2.4 主持人的专家化和杂家化
当前,电视节目发展需要重视节目内涵及信息量传递,主持人只有对所涉及的知识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够有效地向观众传递自己独到的见解。此类型的主持人可被看作专家型主持人,具有全方位掌控知识的能力,对传播信息有独到见解,还采用新形式带给观众新视角和生活感悟,最终提高节目收视率。
3 结语
全媒体时代,主持人不应固步自封,而应顺应时代发展新潮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素养,增强主持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最终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向全能型主持人方向发展,为观众提供专业化、富有个性的电视节目,满足观众的信息多元化要求。
参考文献
[1]许霁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全能化发展[J].视听界,2003(2).
[2]朱磊.复合型人才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发展方向[J].管理观察,2013(20).
生存路径 篇6
机理是指事物变化的理由与原理, 它是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 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网络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生存机理, 就是反映在以互联网为基本系统的条件下, 企业自身要素的构成与功能构造与互联网系统之间的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基本运行规则, 本文拟从中小企业面对网络经济自身固有的优劣势与生存环境的PEST进行其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1.1 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优势分析
1.1.1 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
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初始投入的固定成本较高, 但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追加的可变成本却很小, 中小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一直呈递减之势, 多增加一些产品, 其所得的边际效益就会随之增加;受外部效应影响, 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原始用户免费获得产品的附加值而无须提供这部分价值的相应补偿, 在需求方面的增长以减少供给方的成本, 也使产品对其他用户更具吸引力, 结果是一个强大的报酬递增, 企业从中可获得规模效益。
1.1.2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网络经济淡化中间环节的作用, 与客户直接开展交易活动, 以费用较低的网络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降低交易的成本。此外, 企业还可利用互联网获取较准确、全面的市场信息, 可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及处理作出快速反应, 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时间, 提高交易效率。例如, 思科以网络为基础的采购使公司毛利增加60%以上, 并减少了70%的采购时间和50%的需求处理成本, 通过互联网实现数据传递, 仅纸张费就节约了4000万美元, 思科公司通过网络运营成本大幅度降低, 每年增加收入8.25亿美元, 提高了交易效率。
1.2 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劣势分析
1.2.1 资金不足
中小企业资金缺乏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且一直困扰着企业创新水平与持续健康的发展, 据统计, 在我国中小微型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15%, 在全国88.4%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中仅有39.1%的贷款申请得到批准。由于金融资源的不合理分布以及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担保规模小、力度弱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 融资问题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只会让企业变得更加拮据, 威胁企业的发展。
1.2.2 人才短缺
中小企业内部人才管理不善, 在人才的招聘以及人才的开发培养机制上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且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不到位, 说到底是各方对人才重视、培育不充分的体现。在当今时代, 创造企业价值、利益不再能够依靠生产实现, 人才才是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1.3 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基于PEST分析法
1.3.1 P分析——政治法律环境
网络经济下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政治法律环境是全球化的, 各国战略将主要着眼于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政府加强了对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推广, 明确了战略目标:到2020年, 综合信息基本设施基本普及, 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 总体而言, 当今世界政治环境稳定发展;我国互联网方面的基本法欠缺, 立法内容缺乏统一性。目前我国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电子签名法》两部基本法是关于互联网方面的, 互联网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网络信息安全难以保障。
1.3.2 E分析——经济环境
网络经济实现了直接的交易活动降低了交易成本, 缩短了反应时间, 能迅速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 同时国家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012年新年, 由中央政府拨出150亿元资金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主要支持初创中小、微企业, 同时实施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分别按20%和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降低市场准入为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但由于传统中介淡化, 竞争将异常激烈,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 商家和终端消费者可以直接交流开展经济活动, 中介商就直接被跳过无须参与其中, 互联网成为最终的无中介载体, 面临生存危机的企业必定会采取策略在市场中展开角逐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要求, 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企业竞争激烈。
1.3.3 S分析——社会环境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对企业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则是网络用户和互联网,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 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 互联网普及46.9%, 网购行为方式较为普及, 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32亿, 较2013年底增加了2962万人, 使用率达到52.5%, 网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 中小企业可利用互联网获取较全面的市场信息做出针对性的决策。
1.3.4 T分析——技术环境
2013年, 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要求指出要以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为指导, 以提升中小微企业信息化水平为重点, 进一步集聚资源, 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继续在全国广泛开展推动信息化应用的宣传、培训和技术支持活动, 加快推进信息化进程, 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发展能力, 为中小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
2 价值网联盟——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的发展路径
2.1 价值网联盟的概念和结构
2.1.1 价值网联盟的概念
价值网联盟是用数字化供应链的业务模式, 将不同企业之间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战略联盟形式, 它包括了动态联盟和虚拟企业等具体联盟形式。此联盟利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企业间高效的数字化供应网络, 联盟企业在创造价值和传递价值过程中都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 本文通过高效的价值网联盟的网络协作, 客户将能收到实时的响应, 而中小企业能够更灵活、快速地回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这也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动态联盟、虚拟企业。
2.1.2 价值网联盟的相关结构分析
(1) 价值网的含义及其模型构成。价值网是指为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依托计算机网络, 将优势互补的独立企业联系起来,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为顾客创造更多价值。价值网 (value net) 模型由布兰德伯格 (Brandenburger) 和纳尔波夫 (Nalebuff) 提出, 他们认为企业的发展进程受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和补充者的影响, 单个企业的价值网的模型如图1所示, 它解释了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业务关系, 价值网强调各种关系的对称因素。客户、供应商、竞争者或互补者是一家公司扮演的多重角色, 要制定有效的策略, 公司须分析了解每种角色的利益关系。
(2) 网络经济中中小企业价值网联盟的运行结构。基于本文第一部分对于中小企业在网络经济中生存机理的分析, 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理应扬长避短, 充分应用互联网整合企业供应链、价值链, 在信息、市场、技术、人力资源等价值环节互联互济, 形成虚拟的中小企业联合体, 以克服单个中小企业自身的先天缺陷, 推动企业长期生存不断发展。其虚拟的中小企业价值网联盟的运行结构如图2所示。
图2中中小企业间建立的价值网联盟主要以网站的形式呈现, 它反映的是联盟企业间存在的垂直、水平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联盟后的相关者是利益相关群, 图中指向网站的内向虚箭线表示各企业间的虚拟联盟过程, 各企业整合自身资源、信息并明确建立联盟的目标, 是各方达成协议确立权责的准备阶段也即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依托IT技术进行网站建设, 所建网站对技术要求较高, 使各企业在网站平台都能以中心企业的角色明确与本企业利益相关群的关系, 并能搜寻到对自身有利的发展资源与信息, 这也是保证各企业能在价值网联盟后发展壮大的关键;第三阶段是图中指向各企业的内向虚箭线表示网站建成运行后各企业通过价值网联盟网站获取各自所需信息指导经济活动的过程。基于各企业自身的资源及市场的变化情况, 网站的建立和信息的指导是变化的、需实时调整的动态过程。
2.2 价值网联盟中中小企业间的影响关系分析
信息资源是除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 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时代, 信息的竞合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价值网联盟是用数字化信息的供应链业务模式, 该联盟依托网络经济的高科技技术建立网站, 通过对资源、技术、知识与能力的整合以数字化信息的方式在网站中公布, 企业通过网站平台获取发展的优势信息, 从而开展竞争与合作的经济活动, 以下基于价值网联盟的空间分析法, 包括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关系并从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角度分析价值网联盟利益相关群体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2.2.1 企业与价值网联盟上游之间的垂直关系
图2中, 供应商群处于价值网联盟的上游, 供应商与中心企业之间存在双向作用的竞合关系, 从竞争角度而言, 当供应商具有较稳固的市场地位时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缩减了中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供应商有能力自产自销实行前向一体化战略时, 则与在位企业互为竞争对手, 共同争夺市场份额;从合作的角度而言, 供应商向企业输送原料、半成品等资源或服务, 除了传统的供买关系外, 通过网站进行信息的交流, 进而能积极、理性地调整价值网, 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势, 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2.2.2 企业与价值网联盟下游之间的垂直关系
图2中, 顾客群处于价值网联盟的下游, 从竞争角度而言, 当顾客的总数较少且购买量较大, 或顾客所购买的是标准化产品, 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使得价值网联盟利润更多向下游方向转移;当顾客利用互联网更充分地掌握了市场信息, “锁定”上游中心企业, 利用互联网进行直接交易, 有能力实现后向一体化时, 势必威胁企业的长足发展。从合作的角度而言, 企业开展市场调研, 通过合作交流了解顾客需求, 获得第一手资料, 得以洞悉市场变化以合理决策满足消费者需求, 共同推进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2.2.3 企业与补充者企业间的水平关系
图2中, 补充企业处于价值网联盟的水平方向上, 从竞争角度而言, 可能会由于所生产的产品互为替代品, 导致竞争行为的产生。从合作角度而言, 因为替代品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之间存在互补性、互惠性的关系, 企业可以具体通过网络技术分析替代品销售增长率、替代品厂家生产能力与盈利扩张情况, 掌握对方信息、策略, 以此为基础制定对策, 促使企业改进产品质量、服务, 还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
2.2.4 企业与同行竞争者之间的水平关系
从竞争角度而言, 由于处于同一行业内, 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具有同质性, 行业集中度高, 为了抢夺市场份额不惜一切, 竞争愈演愈烈。从合作角度而言, 在网络经济下信息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信息化合作的重要性, 通过与同行的信息资源共享, 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获得收益递增效应, 还可以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某种整合实行企业间的重组、兼并等, 创造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3 中小企业构建价值网联盟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及中小企业自身实力不足的共同作用下, 一个企业即使采用了一些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技术, 但相对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 仍然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网络环境改变了传统企业的生产、采购、营销及售后服务活动的方式, 数字化信息的地位大大提升, 打破了传统价值链的界限和运作模式, 在网络经济下中小企业必须用供应链等信息技术消除企业间的壁垒, 建立跨企业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作。
3.1 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 降低交易成本
通过价值网联盟, 企业可借助于联盟内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同时也可使资源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自由流动, 企业间的资源流动优势互补以实现利用最大化。联盟各方互通共享信息, 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并且这一相对固定的联盟关系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 节约了交易成本。
3.2 分散风险并获得规模经济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企业间的价值网联盟可以分散这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资金、生产、产品等的风险, 通过信息的共享可对市场环境初步评估, 以避免单个企业的盲目决策, 有利于分散企业风险, 减少损失。同时, 网络经济的全球化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协作进行全球合作生产的要求, 以求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基于成本的比较优势, 以实现最大的规模经济, 因此基于网络经济下的价值网联盟有利于中小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3.3 利于各自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
企业在联盟的网络平台上发现自己创造价值的环节及自己的弱势业务, 寻求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并将其与自己最擅长的业务相结合, 知己知彼专注优势能力并将弱势业务外包或转给联盟企业, 形成各取所需又共享技术、信息, 最终有利于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4 结语
基于网络经济视角运用PEST的分析法探究中小企业内部的生存机理, 从战略角度提出构建价值网联盟的发展路径, 基于价值网联盟的空间分析法 (包括垂直和水平关系) , 并从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价值网联盟利益相关者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价值网联盟的建立以期培育、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企业获取持续、健康发展的源动力。但鉴于研究时间及水平有限, 本文仅提出一些基本框架的研究思路,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小企业发展路径的价值网联盟实现及运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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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春榕.网络经济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J].福州党校学报, 2013 (3) .
生存路径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根据深圳市2008、2009年家庭医生试点情况以及福田区2011年以来家庭医生试点情况资料, 选取深圳市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两家社康中心作为实证研究现场。随机选家庭医生签约对象 (糖尿病病人) 260例,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检查证实为糖尿病, 均符合临床诊断糖尿病标准[2], 随机将其中130例患者作为研究组, 采用家庭医生服务路径进行管理, 另13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 采用常规糖尿病管理办法。研究组年龄45~85 (56.5±10.3) 岁;病程1~20 (9.5±0.4) 年。对照组年龄45~85 (56.7±10.2) 岁;病程1~29 (9.7±0.5) 年。两组各资料比较, 无明显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 医生应用常规药物治疗对策, 用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与阿卡波糖联合治疗, 每日早晚餐前15min注射门冬胰岛素, 每日注射剂量控制12~40U;在进餐时加服阿卡波糖, 每日口服1~3次, 50mg/次。研究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 采用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路径, 有医师定期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 强化指导患者用药, 并采取动机谈话技巧, 与患者进行沟通, 给患者介绍糖尿病知识, 引导患者提升自我管理方式, 降低患者恐惧心理, 实施正确用药指导, 预约定期随访。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病情变化等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和比较。显效:糖尿病症状基本消失, 血糖检测正常;有效: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血糖检测基本在正常范围内;无效:血糖无下降, 症状加重。同时根据患者表现, 应用糖尿病生存质量表 (DQOL) 从满意度、影响程度、社会职业烦恼、糖尿病忧虑四个维度, 设置46道多项选择题, 每题评分1~5分, 得分越低, 则生存质量越高[3]。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用卡方检验, 计量资料以±s表示, 用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治疗后, 研究组症状得到改善, 研究组临床病情改善效果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2.2 两组生存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经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后, 患者在满意度、影响程度、社会职业烦恼、糖尿病忧虑四个维度, 生存质量得到极大提高, 其生存质量得分均好于对照组, 差异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以上深圳市2014年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路径试点研究得出, 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 不仅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还可以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临床路径管理在国内外临床医疗质量管理中, 对提高医疗质量起到积极作用。而把临床路径式管理理念引用到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中来还没有先例。对糖尿病患者要制定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路径, 进行糖尿病家庭医生服务行为标准化管理, 将为提高家庭医生服务的质量提供帮助。
对糖尿病患者提供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 制定家庭医生健康服务路径, 为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发挥重要作用。根据糖尿病患者服务对象的不同, 有重点、有针对性开展健康服务管理, 提出家庭医生制服务不仅转变了服务形式, 缩短患者住院天数, 更可以将诊疗、护理标准化, 提升患者生存质量。李华[4]指出, 中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 病程长, 如血糖控制不理想, 容易发生心、脑、肾、眼、大血管和周围神经病变等多种并发症。故此, 统一印制并发放可供居民选择的专业家庭医生的联系卡, 规范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服务内容及形式, 设立家庭医生服务工作站, 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制定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路径, 使糖尿病患者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家庭医生健康服务管理, 提升糖尿病患者的自我健康管理水平, 使糖尿病患者可以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转变患者健康意识, 使患者认识到健康危险因素, 并知道控制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对糖尿病患者使用合适的健康管理技术, 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苏兰等[5]指出, 家庭医生健康服务路径的执行, 关注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变化, 指导和督促康复训练, 提高临床糖尿病的控制率, 逐步提升患者对糖尿病的知晓率, 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家庭医生健康服务, 可以实现对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工作, 提高糖尿病患者健康水平, 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咨询与指导工作, 有效避免危险因素对患者健康的影响, 以家庭为重点服务模式, 改善家属对患者照顾能力, 使家属更加关爱照顾患者, 有效提高患者家属照护能力, 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由上可知, 对糖尿病患者采用家庭医生健康服务路径,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提高患者信心, 可以提高糖尿病疗效, 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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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希香, 邹洪敏, 解辉, 等.老年糖尿病患者个体化健康教育与护理干预效果观察[J].中国临床研究, 2013, 26 (1) :76-77.
[3]张国峰, 张秀娟.家庭医生综合干预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效果评价[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13, 21 (4) :457-459.
[4]王秋英, 钟华, 郑晓英.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实施对社区高血压管理的影响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 2013, 10 (10) , 156-157.
生存路径 篇8
一、生命教育的内涵
生命教育是美国学者杰·唐纳·化特士1968年提出来的, 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从生命教育四十多年的发展来看, 它首先包含狭义的生命教育, 即指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 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 进而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
而在更高的层面上, 广义的生命教育不仅要教育人珍爱生命, 而且要帮助人认识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意义、创造生命的价值。所以, 作为人的本质要求的“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 它是在充分考察人的生命本质基础上提出来的, 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注, 而且包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2]。
二、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生存困境的审视
(一)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生活困境
教师作为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职业群体, 自古以来便承载了很高的社会期望。人们用“蜡烛”“孺子牛”“路灯”“园丁”“航标”等字眼对教师职业予以诗意讴歌。“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俨然成了教师职业的真实写照, 教师职业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诚然, 奉献精神是教师应具有的基本职业道德, 但是教师作为独立和完整的生命存在, 其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完整统一体, 且物质生活质量是其生命质量提高的前提。然而, 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西北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教师有限的收入则用于买房、购车、照顾父母妻儿、供养未成年弟妹读书等诸多方面, 教师在经济上往往感到不堪重负。更为现实的问题是, 当地农村地形多为崎岖的山路, 交通不便且信息闭塞, 教师的人际交往面十分狭窄, 择偶困难是许多未婚青年教师面临的首要难题, 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当地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稳定性的主要潜在因素。对于农村寄宿制学校而言, 学校的饭菜质量、住宿条件、文体设施等方面不尽如人意, 加之生活环境的封闭性, 教师的生活往往充斥着孤独、单调、乏味等色彩, 生活质量明显偏低。
(二)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工作困境
1. 教师的工作量大
如同其他社会职业一样, 教师职业有明确的上下班制度, 遵从八小时工作制。但由于教师的劳动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及空间的延续性这两个特点, 教师的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八小时的范畴。事实上,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规模普遍较小且分散, 学校的师资结构非常不合理, 音乐、体育、美术、思想品德、自然科学等课程的专任教师屈指可数, 教师在承担主课教学任务之余还要兼任上述副课的教学工作, 不少教师甚至还要担任班主任, 工作量明显偏大。
2.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工作环境差
现行的教育评价体制主要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依据, 但受农村留守儿童居多且家长长期疏于对孩子管教等因素的制约,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不尽人意, 这就影响到许多教师参与各类评奖评优, 在职教师的流动欲望颇为强烈。此外, 家庭隔代教育中倾向于对孩子过度保护, 教师在行使教育权利时许多家长态度冷漠, 辱骂和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国内没有完善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 教师陷入了在学校的管控下、家长的冷眼旁观中、学生个人叛逆的夹缝中无奈生存的尴尬境地, 教师的教育爱心、诗意情怀、教育智慧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逐渐消磨殆尽。
3.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身心健康状况欠佳
强大的社会压力和过度的体力透支使农村教师出现了诸如精神恍惚、咽喉炎、神经性头痛、神经衰弱、颈椎病、失眠等职业病, 农村教师的身体健康程度令人担忧。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也存在着危机, 有调查显示:存在焦虑的人占59.5% (轻度为35.5%, 中度为17.7%, 重度为6.3%) , 存在抑郁的人占40.5% (轻度为29.1%, 中度为8.8, 重度为2.6%) , 存在敌对的占32.6% (轻度为22.4%, 中度为7.2%, 重度为3.0%) 。[3]
(三)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困境
教师作为专门职业, 自主性与创造性是教师专业的基本特点。但当代工业社会科学管理主义至上, 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往往凌驾于教师的实践智慧之上, 采用制度化的班级授课制、统一的教材、固定的教学流程、规范的教学设计、标准化的答案等。教师的教育理想、教育智慧、教育激情逐渐被消磨殆尽, 教学逐渐演变成了缺乏自主与创新的程式化活动, 教师职业逐渐演变成生命价值缺场的谋生工具, 教师在教学中、在专业发展中的自主意识也逐渐丧失。因而, 目前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意识普遍欠缺, 他们对外出培训多采取敷衍的态度, 对各类教研课题多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 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意识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当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此外, 农村学校的教师培训经费一般较为短缺, 教师外出参加培训的机会少且培训层次较低。对于那些地处偏僻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而言, 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屈指可数, 这些学校的教师几乎陷入了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之中。受上述因素的制约,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整体偏低。
教育不仅具有个体谋生功能, 而且具有个体享用功能。教师在教书育人中满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并彰显了生命的价值, 从而成为自由之人和幸福之人。然而, 现实却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目前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陷入了工作、生活、专业发展等诸多生存困境之中, 他们的职业倦怠倾向颇为严重。在教师眼中, 教书育人已不再是一种精神享受, 学校已不再是精神家园与生命栖息地, 他们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 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三、破解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生存困境的路径:给予教师生命关怀
如前所述,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在生活、工作、专业发展方面面临诸多困境。长此以往, 必将影响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及教育质量的提高, 采取相关举措以提高农村教师的生命质量显得刻不容缓。叶澜教授曾说, “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 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4]。因此, 破解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生存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给予他们生命关怀。
(一) 关注教师的生命需要, 引领教师回归美好生活
教师是“人”, 普普通通的人, 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生物人和社会人、感性人和理性人的统一。他们也有马斯洛所谈到的各种需要, 有自己的个性与特征, 也存在着个性差异。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交往中, 教师也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进行“印象管理”, 以适应复杂的社会。[5]教师的生命需要是自然生命需要和社会生命需要的有机统一。但是在传统观念中, 人们侧重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塑造教师角色, 认为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纪律的执行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社会的代言人等, 从而遮蔽了教师作为真实自然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要, 也消解了教师作为独立社会个体应享有的人文关怀, 教师的生命质量相对较低, 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则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直面教师的生命需要, 引领他们回归美好生活就成为教师教育时代的理性诉求。
1. 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 满足教师的物质生命需要
教师的工资待遇是教师物质生命需要的具体体现, 也是教师积极工作的源动力。虽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 》等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提高农村教师生活待遇的相关举措, 但是目前农村教师仍然面临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此, 建议国家在统筹教师工资标准的基础上, 根据学校所处地理位置的偏远程度对农村教师实行差异化的补贴制度, 并且改革农村教师的收入结构, 缩减职称工资在整个工资中所占的比重, 适度加大绩效工资所占的比重。此外, 建立农村教师的公共福利机制, 包括缴纳五险一金、实施大病救助、申请周转房与经济适用房等多个方面。
2. 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满足教师的精神生命需要
教师作为社会生命存在, 其在精神层面上渴求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理解与尊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学生及学生家长侮辱教师人格的事件频繁上演, 在整个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舆论氛围已迫在眉睫。此外, 农村学校的领导也应奉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教师, 给予他们公平的话语权, 通过召开教职工座谈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的方式了解教师内在的精神诉求, 通过购置文体设施与图书、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方式丰富教师的文化生活。
(二) 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意识, 引领教师重拾职业幸福感
教师是一个普通的生命存在, 更是一个富有生命情感的存在, 生命情感应成为教师教育的视点。生命情感即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认、肯定、接纳、珍爱, 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欣悦、沉浸, 以及对他者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同情、关怀与钟爱。积极的生命情感引人振奋、达观、昂扬向上、富于爱心, 成为人生的动力和光明之源。幸福的人生离不开美满丰盈的生命情感。生命情感涉及个体的一切行为, 是建构个体人生的基础性质素。教育关注个体、关注人, 意味着关注个体内隐的生命情感的涵育。[6]教师的生命情感建立在对自身生命情态关怀的基础之上, 以教师的生命自觉为前提。
那么, 何谓教师的生命自觉呢?这一理念是由叶澜教授提出的, 是指教师作为生命个体充分依托外部环境, 能够正确地认识并能愉悦地接纳自我, 进而有效地控制自我, 从而实现生命价值与职业价值两者之间内在的融合与统一。[7]是教师自我认知、自我悦纳、自我规划的过程, 也是教师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发展的过程, 更是教师生存状态与价值取向的折射。其内涵指向教师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觉知、对他人生命的觉知、对外界环境的觉知三个层面。其中, 对自我生命的觉知是核心。因而, 一个拥有生命觉知的教师必然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教师, 反思“我为什么而存在”“我有哪些优点与不足”“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我应该如何应对压力”“我应该如何设计与规划自己的人生”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不断的反思中, 教师开始自觉地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 并自觉地沉醉于人之为人及人之为师的喜悦之中。教师教育时代迫切呼唤教师生命自觉的理性回归, 主要举措如下:
1. 教师自觉地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
教师首先是生命存在, 其次才作为一个职业而存在。然而, 传统观念侧重从社会价值、职业道德、公众利益等角度规范教师的教育行为而忽略了教师的生命需要, 教师的自我生命意识被恣意践踏。目前, 我国西北贫困地区教师工作量大、工作环境差、身心状况欠佳正是对此问题最真实的印证。因而, 教师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尤为迫切, 教师应自觉认识到教育是在尊重生命的本性、满足生命需要及情感的基础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活动, “生命教育”是教育的内在诉求, 教师自我生命价值的彰显高于其工作价值。只有这样, 教师才能摒弃传统的“为学生而教”的思维窠臼, 转而“为自己而教”, 才能正确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才能真正体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感与乐趣。
2. 教师自觉地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教师的生命具有完整性, 是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有机统一。教师的自然生命是教师社会生命价值实现的保障, 其基本内涵直指人的生物学层面。关注教师自然生命的核心在于关注教师的健康, 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确保人身心健康的前提, 主要包括明确的健康意识、适度的体育锻炼、合理的膳食、充足的睡眠、多样化的兴趣爱好及休闲娱乐方式等诸多层面。对于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而言, 受工作地点偏远、环境封闭、教师个人兴趣及休闲娱乐单一性等因素的影响, 许多教师面对工作及生活压力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建议教师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 树立明确的健康意识并定期主动体检, 选择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 培养全方位的兴趣爱好。通过旅游、阅读、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等方式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此外,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九条的相关条例, 将农村教师定期体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并结合生师比及班师比核定农村学校教师编制的具体数量, 改革现行的教师评价机制, 采取各项举措吸引音乐、美术、体育、思想政治、心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只有这样, 农村教师才能从工作的负累中解脱出来, 才能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应对疾病与挫折。
3. 教师自觉地引领专业发展
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有理想、有思维、有情感的生命存在, 他们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并能动地置身于教育情境中。教育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活动, 而是师生彼此之间共享知识、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双向互动过程。教师面对千变万化的教育情境及千差万别的学生个体, 需要应用自己的实践智慧自主地解决各类问题。自主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教师专业自主指的是教师根据其专业知识和能力, 在教学、学校或组织的决策与任务等方面拥有专业判断和自由执行、不受他人和非专业人员干预的自由, 有着专业自主、学术研究自主、参与决策自主和专业发展自主的内涵。自主意味着渴望生命觉醒, 意味着拓展生命历练, 意味着支撑生命提升。[8]一个拥有专业自主的教师必然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反思、勇于探索、大胆尝试的“生命型”教师, 也必然是一个善于在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创新型”教师。教师专业自主的实现程度和教师生命价值的彰显程度呈正相关。然而, 如前所述, 教师在专业发展中自主意识的丧失是制约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瓶颈。因此, 提高西北贫困地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在于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意识。建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实施减政放权, 减少对农村学校的行政干预。通过降低职称评审要求、改革教师教学评价机制、适度增加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等举措切实给农村教师减压, 以给予他们更广阔的专业自主发展空间;建议农村学校通过教师自主设计校本课程、探索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开展教育行动研究、强化教学实践反思、探索个性化的教师培训模式、采取教师合作学习等举措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意识。促使教师的专业发展由外在的功利诉求转变为内在的彰显生命价值的自觉活动。
总之, 教育是在尊重生命的本性、满足生命需要及情感的基础上以彰显生命价值的活动。在“生命教育”视阈下审视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生存困境将有助于他们重塑生命价值, 促使其重归美好生活。
摘要：教育是在尊重生命的本性、满足生命需要及情感的基础上彰显生命价值的生命活动, 但是传统社会凸显了教师的社会生命价值, 却遮蔽了教师的自然生命价值。西北贫困地区的教师陷入了生活、工作、专业发展等生存困境之中。鉴于此, 通过关注教师的生命需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意识等举措给予教师生命关怀就成为生命教育视阈下破解教师生存困境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农村教师,生存困境,破解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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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路径 篇9
鼓乐喧天的祭神仪式、严阵以待的狩猎场面……在我们向那些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遗存面壁凝视时,它们凸显出的不仅仅有筚路蓝缕的人类活动轨迹,还有人类记录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图和读图是人类走出愚昧,从一般动物中离析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步”1,图其形绘其影的“叙事”行为已然定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随着大浪淘沙般升腾跌宕的自然抉择,人类终于以蹒跚向前的脚步迈入了这个新世代。拜经济发展与科技发达所赐,当下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传媒的日益扩张,营造出了视觉机制的高位主宰和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的氛围。
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20世纪不情愿地被附加上“L·H·O·O·Q”的标签; 当梦露的迷人肖像以变色龙的方式重复出现,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视觉文化沉浸于叙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从图到图,一眼万年,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这一次又垂青于人类,不同的是,人类此在的界域已经裂变为视觉文化的竞技场———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正逐渐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所取代,人们对于文本的主体认知方式继而由精读转向略读、由凝神关照转向眼球效应,图像在一步步滑向话语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 诗意栖居地之上的审美化生存
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唤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2
———海德格尔
在如此一个图像增殖与侵蚀的视觉文化时代, “视觉文化的规划一直便致力于尝试以种种障碍和未知形象将空间填满……它总是充满着未被承认的障碍,这些障碍从来不允许我们实际上“看到”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外的东西。”3在海氏那里,“诗意地栖居”具有一种遮蔽的力量。
的确,在当今大众经验重构、审美范式转换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达到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 如何使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在日常体验与美学意义、审美愉悦与价值提升之间,制衡图像沦落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实现诗意栖居地上的审美化生存,成为当下艺术的职责与业绩所在。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置身于其中的艺术家们即时调整文本叙事结构的转向步伐,平视之眼的朱书贤“以平视感的姿态开启感官之门”,深情冷眼的常陵开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诗意撩拨”,他们以超文本的立体方式吸纳慧智,在推动艺术创造的人性化表达和审美化建构的同时,在学术关照的层面上不断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标。
3 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关涉与遥望: 此岸与彼岸
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朴素“镜子说”,毫不怀疑词与物的一致性; 而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以来,书写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却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当代艺术在实施着镜城突围的行动,它不断抹平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走向“超真实”。人们在创造着现实,也在构筑着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这种“超真实” / “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长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构筑的世界里,此岸与彼岸是现世与来世、苦海与佛国的两极。而笔者此刻所议的此岸与彼岸,其所指不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种地域上 ( 如本土与海外、东方与西方等) 越界与连接的概念。即艺术家们既要以入世的治学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创作中关照,又要在此岸遥望彼岸、从彼岸关涉此岸,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1闪闪发光。
朱书贤借助《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文本叙事中源自自身经验、看似稀松平常的现实情境,将此案与彼岸的关涉与遥望,演绎为“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悬浮与依托。“每当我察觉浪漫这东西时,感觉它的存在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悬浮于现实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来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下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2两部作品均为我们设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现场氛围,黑与白的交接之处便是无穷尽的“灰色”主调。艺术家将创作视为“再现薄雾般的浪漫”,可是这浪漫却没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态中,没有披戴上浓妆重抹的色彩,而是弥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调灰色之中———主体与客体在这里均被笼罩在纯度不高、亮度不够的灰暗调子里。
回到颜色本体上来看,因似晦涩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现实。它不同于黑白的极端,而是以朦胧、内敛、神秘的形状,更富于弹性地介于两者之间。“灰色给人以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感更强烈,其远方为遥远的过去”3。如果说“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别对应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这种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态为代表的视觉效果的压抑,无疑助艺术家一臂之力拨开“黑雾”,将关涉此案、遥望彼岸的实施凝结为破土而出、抽芽壮大的“黑色种子”。
拥有十年留法经历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国时思蜀而不乐,记忆中的母土魂牵梦萦,他欲罢不能地迷恋着彼岸的温暖; 回到2005年的台湾,此岸的故乡社会结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较前有了根本改变,此刻的台湾与记忆中彼岸的台湾无法建立起即刻的连接,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转,实质是从本土的缺席转到现时的在场,记忆中对于母土上下文关系赫然横亘出一条现实的鸿沟。艺术家由此在对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没有实现,这种怅然所失的情绪,促使常陵开始了以台湾的特色饮食———“五花肉”为视觉识别码的身份追寻。常陵的温情回眸,在“异乡”和“原乡”之间巧妙切换,他用特殊的减去法,挥洒书写的痕迹,流动油画的颜料,而由此产生的类似于水墨的表达效果直接带入了文人画中的精神元素。
从构图饱满的暖色到间有其中的冷色,从“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鸟” “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个子题之间的互我进化和轮回,常陵的艺术文本不断地呈现叙述者的心理反应和阐释渴望,具有一种“符号迷恋”的故事表征。这种叙述策略又唤起观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叙述幻想,继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于是,此案的关涉与彼岸的遥望在这里,图像化为高速的静止、细腻的宏阔,且深且浓且久远且绵延,而至无穷无极。
4 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确定与不确定的预设方向
艺术的文本创作存在于从创作到作品接受的动态流程中,存在于“从创作者的意象—语符思维到读者的语符—意象思维的相继过程中”4。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各自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连接点,它既是作家创作活动的物化与结果,又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与物态化作品的重新创作。
按照这样的认知准则,艺术家一方面要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微妙的意义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觉到的意义倾向,又有含而未发,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补的意义“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叙事,摇摆于确定与不确定、精准与混沌的预设方向之间。确定的预设方向,使得观者的观看思索与创作者的原发意识,具有一定层面上的主旨一致性; 而预设方向的混沌与不确定,则需要观者的主动思索才得以使画面的意识显现完结。从此点延伸开来说,它反而完满和确定了创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转译。
朱书贤寓诗意感和神秘感于现实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没有设置人物对白,待定的指向与缓步运作的“尺八”背景音乐互为滋养。艺术家从哲思迷离、文风幽淡的保罗·奥斯特 ( Paul Auster) 小说《幻影书》中,获得关于“默片”元素的启迪。在他看来,默片虽然少了语言的表达,却有着如同诗一般的专属表达方式。“默片的无声、黑白色彩、断断续续加速的节奏。这些都是障碍,增添了观赏的困难,却也减轻了意图代表什么的负担。”5朱书贤将这种拥有多向无限生长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诸多具有神秘感条件的环节之上,如剧情推展的幽然迭转、默片与观众的距离感、“尺八”乐器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洪流间,我不批判,我只裂开嘴大笑。”在常陵看来,宇宙本身处于混沌状态,其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阴阳、表里的两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面镜子,可以提供一种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过于明确、太过了然的指向。艺术家使用特殊的减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历史思考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课题,于此亦应了石涛“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画语录。
朱书贤、常陵的艺术语言由常态进入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态。他们幽玄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将观者导向一种超然的意象意境; 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导向的路径之上设立了多重障碍间隔,将观者接连阻滞在语词本身的意义之上。正如同叶燮对于诗有“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说,他们通过增多叙事结构中,从语义、意象一直至主题各个层面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来适应和调动观者重建作品审美物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摘要：本文从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转向出发,结合中国画论与西方哲学等文艺理论,以艺术家朱书贤、常陵的艺术作品为具体切入点,讨论当今艺术文本结构的审美化生存,可以为之的路径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