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 崛起 启示

第一篇：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的崛起对现今中国的启示

德国地处中欧，由十六个联邦州组成，资源贫乏，人口众多，气候寒冷，强邻环伺。在崛起的过程中，远没有英法美俄等国那么顺利，频频受到打压。民族问题复杂，以至于几百个小国在几百年里无法得到统一，甚至随时有被肢解的危险。即使在现在，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日耳曼人还是占很大比例。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了老牌强国法国，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平衡，一个强大的完整的国家崛起在兵荒马乱的中欧走廊。在俾斯麦的铁血政治的带领下，德国国力日渐强盛，工业产值赶超英法，直逼美利坚。威廉二世也加紧了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最终，德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战后又开始重新忍受民族分裂的痛苦，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下却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头号强国。

如今的中国也在崛起的路上。德国曾长期是仅次于美国的二号强国。中国也奋力实现了的经济的崛起。同样作为后发国家。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处境多么相似。

1，强敌林立，政治环境不容乐观，边境线复杂。这应该是后发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德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的挑战到了英法俄的传统利益，最后导致德国不得不陷入两面作战的怪圈之中。中国影响力渐升，美国重回亚太，日本贼心未改不怀好意，东南亚诸国自身难保却趁火打劫，朝鲜也口是心非，俄国

永远都不会改变其侵略的本性。总之，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德国要恶劣不少。

2自然资源贫乏。普法战争不仅带给了德国巨额赔款，也带给了德国阿尔萨斯和洛林。阿尔萨斯和洛林虽是弹丸之地，却拥有着当时欧洲最大的铁矿和煤矿。让德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如虎添翼。但石油天然气储量都极为有限。反观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任何资源都算不上多，不得不大量进口。以至于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完全缺失大宗商品定价权。和非洲、中亚、东南亚、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中重要议题之一往往是原料供应。万一没有了安全的能源保证和矿产保证，怎么办?侵略? 3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以出口为导向。德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众多的中小企业，世界领先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及老龄化严重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对饱和、狭小的的市场，让德国成为为数不多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大国。而中国则有着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工资上涨较慢、国内市场较小。人口因素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同时都面临着高端制造业领域被强国占领的危险。所以德国坚持了传统制造业。中国坚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在发展策略方面，德国给中国的启示也很深刻。

1农业当先。也许这一点有人会以为无关紧要。可鲜为人知的是，一直到1870年，德国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德国的统治阶层容克贵族一直都依赖传统的庄园农业，将易北河东岸的谷物出口到英国，渐渐完成资本积累，为德国的工业化奠定的扎实的基础。同时，谷物的出口也是以对英国开放其商品市场为代价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加速了本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为工业升级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解放了劳动力，推动了对农奴的解放，使得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为德国产品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20世纪初时，德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已是世界第一位，远超传统农业强国法国，美国。而中国自不用说，农业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所有的动荡几乎都与农业有关。人口稠密，土地贫瘠，水利设施落后，自然灾害频发，政策上对农业的轻视对农民的打压导致人祸也多，甚至历史上人吃人的事也不少。自然灾害三年，饿死多少人至今讳莫如深，谈此色变。所以改革开放初期首先解放的就是农业，这和德国如出一辙，才有了今天辉煌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而言，农业积累的那些资本是至关重要的。以致于我们现今最大的优势还是劳动力廉价。而不是像德国那样，农业作为功臣，实现了自己对的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崛起。中国的农业始终是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不是像德国农业崛起带动多种产业的崛起。就像中国加入WTO后，工业出口受益匪浅，进出口总值从世界第七到2012年的世界第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农业遭到重大冲击。中国本是传统大豆出口国，可现在无论是生产成本，单位面积产量，产油率都远逊美国。以至于中国现在大豆几乎全靠进口，掩盖了粮食危机的同时撑起了饲料行业。更严重的是食用油市场几乎被外商占领，食用油价格一路飞涨，国内榨油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2用交通打通国家的经脉。1835年，德国开始修建铁路。到1870年，德国铁路里程已达19000公里。当时，英法的纺织工业如火如荼，并有全面占领德国市场的趋势。由于德国独特的庄园经济和以小城市为主的格局，人员流动日益密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显得尤其迫切。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也使得交通的地位上升。莱茵地区发达的工业经济与下游港口的联动使得德国的工业产品得以迅速获得全世界的认同。随着铁路建设的高潮，德国的工业经济迅速发展。铁路不仅直接拉动了钢铁、煤炭、冶金、电力、石油等行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火车飞转的车轮，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大，物流成本迅速降低。铁路的兴起与扩张，打破了原来单纯依赖沿江、沿河的工业布局，工业文明的成果被迅速传播到远离江河的国土内陆，直接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鲁尔区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的工业区，其最重要的优势条件之一便是交通条件，本已拥有莱茵河这条黄金水道，却还拥有超过占全国五分之一的铁路网，任何一个城镇到高速公路不超过六公里!同时德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均衡的几个大国。从柏林延伸出的密如蛛网的穿行在森林里的铁路网成了德国标志性的风景。反观中国，最好的路在城市里面，却堵得水泄不通：最烂的路在偏远山村，却是人们出行的生命线。中国人口是德国17倍，铁路里程仅仅是德国两倍。交通不畅不仅直接造成物流成本占GDP18%的两倍于欧美的比例。也直接影响了区域发展平衡。东北拥有最稠密的铁路网，同时也拥有最均衡的城市分布：而广东经济发达，却年年在春运问题上吃了不少苦头，每逢节假日广深高速上拥堵的车流让人揪心不已，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落后直接与交通严重不便有关。“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到底是中国制造的无限荣耀还是脆弱交通的低调无奈?反观香港，

本是不毛之地，却因为深水良港走向全世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而泉州港宋朝时便是东方第一港，今天除了鞋袜，还有多少底气呢?乍浦港也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的，“将要建成世界级良港”，今天除了钱塘江的呼号，还有什么呢?

3制造业是核心。宝马、奔驰、大众、奥迪、拜耳、巴斯夫、西门子、博世等一串闪亮的名字，都属于一个民族——德国。其实，在欧美各国纷纷转向服务业时，德国的制造业依然屹立不倒，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信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都萎靡不振，但有一个国家却是例外，那就是德国。德国不但失业率低而且经济增长迅速，这样好的帐单都是制造业强劲出口带来的。德国制造业出口贡献了国家经济增长的2/3，拉动人均GDP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快。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就是世界的科技中心，最顶尖的杂志是用德语出版。时至今日，德国在化工、汽车、电气、机械、光学仪器等方面依然居世界领先地位。其实原因上面便提到了，铁路的大力发展直接带动了机械工业的崛起，并开启了振奋人心的大机器生产时代。反观中国的制造业，20世纪初由纺织行业和面粉行业带动，可是知道今天在这两个行业上也未有起色。规模自然是全球第一。拿纺织行业来说，品质上从没有被别人认同，更不要说引得尊敬，虽然里面有民工的血汗。更没有像德国那样多点开花，更不要说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丝绸行业一直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垄断了养蚕技术上千年，也赚足了欧洲人的钱。可时至今日，意大利的顶级时装设计大师们却设计着那些我们从不曾想到过的绚烂的服饰，那些规模不大的工厂里加工着我们的蚕丝。地理上的优势固然能维持一千年，但技术的进步终将会淹没上帝的恩赐，落后只是那一瞬。

乍一看，中国和德国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德国往往能化危机为转机，为世界留下了他们的严谨的教义一般的态度，硬是把工业产品变成了艺术品。中国呢?希望不要再重复那条具有讽刺意义的“丝绸之路“

第二篇：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随着15世纪新航路开辟的展开，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相对孤立的格局由此打破，而大国崛起的旅程也由此真正地揭开序幕。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在近现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大国的兴衰发展史无疑对而今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不妨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四个方面进行解析。

经济是基础。大国崛起都是以经济强盛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的支撑很难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稳坐世界霸主的位置，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殖民领土，让18世纪的英国真真正正完成了大国崛起，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市场就以英国为中心初步建立论。亚当斯密的《国富》将自有资本和自由竞争的理念将英国经济真正推向世界的中心，此后的百年自由经济理念在世界经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德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德国、美国借此发展军事以及政治，促进国内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大危机后，政府干预政策让美国迅速从经济萧条中缓过气来，得以筹备战争，也因此大发战争横财，在二战后成为西欧各国的大债主牢牢把握着欧洲经济的命脉，从此，美国发展为超级大国，且至今从未被超越。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大国的关键一项。中国曾经的闭关锁国，让中国远落后于西方，之后一系列对经济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要发展的中国首先经济必须要抓起，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但是在中国现今国情上说，这些成果相比于发达国家是远远不够的。而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展，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有望取得更辉煌的成果。总之，由于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盛的根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稳定也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而这政治稳定不仅体现在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各组织运行有序，更体现在民众与领导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而在政治这一环节中，体制创新是一个大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开启了全球化的时代，但却沉溺于封建体制，不思进取，最终霸主地位被象征资本主义文明——英国所取代。因为，英国在同一时期进行了艰辛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才打下了未来日不落帝国的体制——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先进文明的代表，使得工业先声在英国奏响，世界的天平也由此向西欧的一个偏僻小岛——英格兰倾斜。回顾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我们会更加清醒的意识到体制创新对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作用。19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旋律在全世界激荡的时代。我们的邻居——日本，也避免不了与我们相同的命运。黑船事件之后，日本深刻认识到了封建体制的腐朽，决心文明开化。明治维新使日本得以避免中国的厄运。而此时的中国，还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醉生梦死，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华夏大地一片震惊。然而，为时已晚，中国的灾难从此以后接踵而至。

在体制创新方面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已开始。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在港澳回归后已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建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的结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正在逐步完善中，但是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国家必须加强适当的宏观调控。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显然这个体系仍然很不完善，它一不健全，二未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三就是法律权威性不够。我国必须加快各种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尤其是在农村立法方面)，然后就是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建设和监督，严禁腐败贪污，还有就是要加强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而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揭开了中国体制创新的新篇章，对于中国这又是一次勇敢的伟大尝试。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在迈向更高程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时刻谨记：中国仍旧需要进行不断的进行体制创新。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体制的僵化。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谈及大国之谜时，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些思想文化生的辉煌无疑为英国的大国之路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法国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十一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法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根源也许就在于其对本国思想文化的重视与坚守。二战后本该萎靡不振的日本却以惊人的速度使经济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日本对本国教育事业的大量投入，由此培育出大量的新时代人才，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无疑有着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而面对传统文化，如今的中国要做到的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进行文化创新，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使其能够绵延不绝的发展。此外，中国目前还必须高度重视的便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人口带来的压力十分巨大，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当我们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人才时，我们所得到的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对于教育的投资毋庸置疑是十分必要的，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已经成文中国深化改革刻不容缓的一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如果说60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而拥有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科技创新的能力。二战刚结束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便提出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

大国崛起都有其特有的机遇。但历史并没有偏袒谁，对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来说，挑战也是机遇。第三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必须牢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同时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

1、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2、加强国家宏观指导

3、强调原始性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4、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5、加强技术预见研究

7、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8、坚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曾经的大国在没落后又重新崛起，这一个过程历经无数失误和苦难，用无数的鲜血铺下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仅要总结自身的错误和经验教训，还要像其他大国借鉴，从他们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发，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

第三篇：大国崛起之德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篇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

的状态。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

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饲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对

外的战争(第一步是1864年初挑起对丹麦的战争。

把属丹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居民多数为德意志人)并入德国。

第二步是1866年挑起对奥地利的普奥战争。

1866年7月3日在萨多瓦战役中，普鲁士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据1866年8月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兼并了荷尔施泰因以及战争中站在奥方的几个德意志联邦诸侯国，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

第三步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

1870年9月17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法国向德国宣战。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军事散步”。但他碰到的已不是昔日的普鲁士，而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坚决反对分裂的德意志民族。1870年9月2日，德军在色当战役取得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生俘了拿破仑三世。至此，统一南德的障碍已除，德国的民族战争的任务已经完成。俾斯麦驱兵直入巴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告了德国的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也同时出任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

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

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

再次统一。

日本篇

150多年前，在四艘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岛国日本选择了不战而开国。外部压力成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黑船来航15年后的1868年，明治维新正式开始。在“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指导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此后，日本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大久保利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推进殖产兴业、文明

开化，开办大量官营工厂，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弃官经商的传奇经历成为那个时代的注脚。大久保的继任者伊藤博文则顺应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呼声，制定了巩固维新成果的日本第一部宪法。但是，同时写进《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制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隐患。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二战后的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成为当时仅次于美

国

第四篇：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喜梅 张桥云 时间：2013-04-22 浏览次数：0 次

当前我国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都处在深刻的调整之中。如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让每个公民拥有更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治传统较久，在社会管理领域有多年的实践，其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与特点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分化、秩序紊乱等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美国以“进步运动”和“新政”为代表进行改革，以反垄断、保福利推动社会建设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从关注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它通过“社区干预”等社会工程以及较高的社会福利，向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解决社会矛盾。近年来，美国的社会管理把社会保障、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探索善治架构下的社会管理，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以及认同之上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确立社会共识，制度的重心在于形成多元责任主体，从单独依靠政府的能力转变为借助其他主体的能力和资源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将其他主体作为治理中的伙伴。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因而美国的社会管理是一个政府力量与市场、社会力量互相适应和增权的过程：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中，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将更加公正，国家权力也获得了稳定的合法性。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发展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大

社会保障是美国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通过合理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建立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调节，从经济基础层面稳定社会和调节利益冲突。美国自“罗斯福新政”立法以来，政府担负起了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安全网。

目前，美国联邦财政中，各类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一般保持在46%—52%之间,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4%以上;其公共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16%，最高达18.2%，这充分说明了美国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性。从1972年到2011年，医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3.6%上升到15.6%，医疗补助从2%上升到7.6%，收入保障(包括失业补助金、补充保障收入金和其他福利金)从7.1%上升到11.2%。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二)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管理中鼓励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为民众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自律、志愿性组织，其功能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维护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区的利益、支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当政府与商业部门的中间人、提供宪法禁止政府从事的服务、监督政府与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需要等。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全部社会服务的一半。[1]

在美国社会管理过程中，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部门纳入进来，不仅使得最困难的人群得到救助，而且使得参与各方都获得一定的利益，体现了一种机制性的社会责任关系。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外包、补助制度、抵用券制度等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转移给非营利组织，从包揽社会事务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主要发挥监督者和设计者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可使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事务，促使政府倾听民意，从而凝聚民心、安定社会。

(三)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开展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社区组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初步形成，到60年代基本形成了政府指导监管、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主办、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的运作构架。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复杂的国家，社区建设是美国政府满足社会需求、应对社会挑战、实现民族融合的主要方法。社区建设与管理在美国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政府对社区的规划呈现出明确的计划性和目标指向，每年都对社区建设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包括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和目标要求等。参与社区建设的非营利组织不仅直接提供服务，还多方筹款，通过社会捐助、收取有偿服务费等方式解决社区发展方面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初，美国的社区管理强调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种服务机构的协调和联合，社区资源和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20世纪后期，社区建设开始强调广泛的社区参与，强调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我依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社区干预”主要是对贫穷、失业、犯罪和环境污染进行干预，更好地组织社区福利服务，从而使社区具有生命力。当前，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高企，年轻人离开所在社区寻找新的工作，造成大城市拥挤、小居民点精英流失等。[2]因而，解决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成为社区管理的主要任务。

二、美国社会管理的案例分析：住房保障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安心。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美国国会在1949年通过的《全国可承受住房法》中，提出了美国住房保障的总体目标是“让每个美国家庭能够承受得起一套环境适宜且体面的住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美国住房保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相结合，既遵循政府介入住房的理念，又不大包大揽;既有政府适度的社会保障，又由居民尽其所能负担住房消费。如今美国的住宅自有率高达68.8%，白人住房自有率高达75.2%，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群住房自有率也提升至50.9%，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住房保障政策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一)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

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住房供给不足，贫民窟状况的恶化致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社会动荡。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住房短缺严重，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为此，联邦政府通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1937年，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住房法》，建设公共住房作为一项独立且长期的住房措施被通过，正式确立了“联邦拨款资助——地方具体实施”的公共住房计划实施方法。公共住房计划在短期内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住房存量，快速缓解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不足问题。到1969年，公共住房总量是79万套，并在1994年达到顶峰，共计140万套。政府不仅要在建设公共住房项目上投资，还要在设施维护及配套项目上支出。1969年的联邦运营补助为1490万美元，1979年上升到7.2亿美元，1993年为25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35亿美元，2008年上升至45亿美元。[3]

(二)政府支持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

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化出现了新的现象：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城市，而贫穷的工人和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城市的住房短缺仍比较严重。许多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实施新的住房计划。1959年，联邦政府开始了第一个完全由非营利组织实施的为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住房计划。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负担，政府为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为低收入家庭开发廉价房。联邦资助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低息贷款。私人开发商和非营利组织以低于1%的贷款利息获得贷款，与市场利息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因而可以提供廉租房，使低收入群体以较低的租金获得住房。二是通过税收激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比较典型的是低收入住房税收优惠证(LIHTC)计划。该计划针对供给端进行税收抵免和补贴，且直接与住房项目挂钩。运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国国内税务署每年向各州政府分配税务返还额度，向参与新建、改建低收入住房的开发商提供联邦税收优惠证。每个州要提供至少10%的份额给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开发的住房。

获得税收优惠证的开发商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单元分给低收入家庭：至少20%的单元提供给不高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50%的家庭，或者至少40%的单元提供给低于当地中等收入水平60%的家庭，且这部分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租户家庭收入的30%。项目要保持廉价期15年。随着这一税收补贴项目越来越为市场所熟悉，特别是成为国家税法的永久项目后，

税收补贴在投资市场上价格上升，因而能够显著提高工程开发的权益成本，减少对其他来源的资金需求，使得住房项目可以服务于低收入家庭。

(三)政府利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满足多元住房需求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联邦预算赤字达到战后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失业率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住房领域的矛盾由供给不足向支付力不足转变。政府从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两个方面，充实国民可支付住房的供给，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一是租房补贴，即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的房租补贴，提高其租房支付能力。如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租金证明计划。在该计划中，符合资格的租房者可以从地方住房管理机构获得租金证明，到市场上去寻找符合美国住建部规定的质量等级和租金限额的住房。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限定租房者可以选择的区位，在总租金中，租户只需支付不超过家庭收入25%的租金。后来，该计划变更为租房券计划，在总租金中，租房者支付不超过自身收入30%的租金，在政府规定租金范围内的租金差额由政府发放的租房券来支付。[4]政府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了住户的自由选择度，满足了不同的消费偏好。二是购房补贴，即政府以补贴、减税和金融政策鼓励购买自有住房。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家庭，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对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还可以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

(四)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

1.通过《社区再投资法案》，减少对弱势社区和有色人种的贷款歧视

美国的住房保障政策不仅体现在通过减税刺激私人投资于低收入家庭住房，同时也体现在致力于降低限制低收入者和有色群体的住房选择范围和机会的借贷门槛。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增加了银行给弱势社区提供服务的动力。这一法案规定，若银行不为低收入地区、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投资服务，那么它将不被允许并购、开新的支行或参与其他受限业务。因此，该法案帮助低收入或有色群体的房屋所有者和社区增加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市场上对

美籍非洲裔和其他有色群体的歧视。

2.力推“希望六号计划”和“自主选择社区”项目，改善贫困集中的问题

美国公共住房经过多年发展解决了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种族隔离、贫困集中、暴力犯罪严重等，一些公共住房陷入了严重衰败的境地。美国国会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拆除破旧的公共住房，代之以设计新颖、低密度、高质量的社区住房，并提供较好的社区和支持性服务，吸引较高收入居民入住，达到促进经济融合与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启动了“自主选择社区”项目，取代“希望六号计划”，振兴极度贫困地区，并与学校相结合，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

3.通过包容性分区规划和不同收入居民的融合增加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由于集中管理贫困人口的社会成本较高，美国采取了将低收入家庭分散纳入富裕社区的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帮助公共住房住户和特别低收入的家庭搬进中等收入社区;二是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安排在同一社区。包容性分区规划鼓励并要求开发商将其建造的住房中的一部分指定给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04年，美国已经有约600个主要城郊社区实行了一定形式的包容性分区规划。此计划在几乎不用任何公共支出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并增加了社区的经济多样性。

三、美国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社会管理和住房保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增加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评价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要看其财政结构。美国政府积极扩大公共财政中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力图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标。如2010财年，美国联邦财政中住房保障方面预算支出为395.35亿美元，如果加上政府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总支出可达到9363亿美元。

从中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和财政收入方面展开竞赛，以经济增长代替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总量的偏好，更多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支出严重不足。在住房保障问题上，中央政府在对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财政支出责任上存在软约束，实际支出规模很小，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和供应的积极性也不高，造成政府对住房保障建设投入不足，没有制度化的预算保证。

社会管理重在做好源头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基本目标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改革现有的公共财政结构，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社会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区倾斜，向社区建设领域倾斜。需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重叠交叉的事权，要明确划分并形成共担方案，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和土地供应，从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缓解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的困境。

(二)注重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力独自包揽全部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需要通过与私人及非营利组织合作，建立起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在美国，民间组织主要从事政府和市场无法顾及或不能完全做好的事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社会公众广受其益，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措施，将社会力量整合进了住房公共目标之中，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住房消费水平。大部分非营利性住房机构都致力于无限期地保证低收入家庭有可负担的住房。非营利性住房机构常常致力于为最贫穷、最需要的家庭服务，并且除了住房以外，还提供就业咨询、小孩看管、教育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务。

中国目前社会管理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组织弱小，社会自治力量难以激活，社会组织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也需要培育、磨合，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在保障房的提供中包揽过多，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政府应转变理念，创造条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目前相关的体制机制还没有理顺，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很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主要的担忧是利润难以覆盖风险、退出机制缺位、政策不确定。因此，政府应建立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减少社会力量在融资、建设、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三)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重视保障房社区管理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美国的经验表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针对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解决问题，让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社区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区的共同归属。人民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我国目前社会管理协同不够，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不够成熟。轻视社会协同，会导致政府习惯性统管一切。社会管理服务的重心在社区，我们要紧紧抓住社区这个支撑点，注重发挥社区在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基础平台作用，推进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培育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注重发动群众自我管理，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品质生活共同体。

保障房低收入家庭多、空巢老人多、残疾人和病人多，社区管理难度更大、更特殊。保障房社区管理也是一场社会管理变革，必须把公共服务、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引入保障房小区。创造性地开展社区服务，促进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群体的和谐相处，是住房保障工作的最终目标。应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管理，建立由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机构、居民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使行政机制、市场机制、自治的社会机制在社区内有机整合，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整合、排忧解难功能，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小区自主、市场运作”的物业管理或准物业管理模式。

(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美国内战后，伴随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入鼎盛时期，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1%跃增至1920年的51.2%。人口激增，城市房屋无法满足需求，致使住房十分拥挤，住房短缺带来大量社会问题。美国政府通过投资建设公共住房，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缓解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人口和产业外迁、“产业空洞化”的阵痛后，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完成了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换和升级，走上了复兴之路。部分白人中产阶级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使房租和房价加速上涨，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的金融和税收支持显著增加，以促进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面对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还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而在目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下，流动人口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未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非正规”移民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目前的社会管理模式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区隔，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市民化不相适应。特别是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保障只向户籍人口提供，住房难题导致这一群体的压抑感、漂泊感、焦虑感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中国的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从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在住房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稳定劳动力供给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五)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政策设计要有前瞻性

社会管理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超前性，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针对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整体规划，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和增加后续政策纠错成本。在这方面，美国有深刻的教训。在公共住房项目中，美国1937年的立法明确规定公共住房不得与私有市场上的住房竞争，项目建设有严格的资金限制。为了不超出建设预算，建设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建筑材料是次等的，施工也是粗糙的。公共住房建设的成本节约措施后来被证明是极其短视的。粗制滥造的建设常常使得后期的维护和修缮费用非常高。破败的公共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贫困的集中。另外，最初的立法还影响了公共住房的选址——使得公共住房多座落在低收入、通常有少数族裔居住的社区，也造成了贫困人口集聚和种族隔离，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不断抗议住房条件引发骚乱。贫困集中引发复杂和持续的城市社会分裂问题，还因为穷人聚居地区消费和纳税能力低下而导致该地区商业与公共物品投入匮乏，从而形成城区败落的恶性循环。糟糕的质量、管理和治安，以及用于更替磨损居住系统和进行必要维护的资金不足使得公共住房逐渐成为弱势群体和穷人的避难所，贫困度越来越集中。1950年公共住房的居民平均收入约为国民平均收入的57%，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不足20%。[5]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完成中央下达的保障房建设数量指标，一味强调进度，尤其是在地方建设资金不足、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进度冲动难免埋下质量隐患。一些地方因工期过短，保障房建设中施工、监理、建材等一系列企业招投标流程被弱化，致使建设质量监管流于形式。另外，因为没有上级的相应考核，地方政府对如何利用保障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在决策中对保障房的布局没有规划统筹，项目没有经充分的科学评估和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在保障房周边，包括交通、购物、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设施在内的居住条件并不完备。从长远来看，不重视统筹规划就会出现资源浪费、贫困集中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社会管理角度做好前期规划设计，同时兼顾补充住房缺口和降低贫困集中这两个目标，要注重观念的转变、要素的集成、资源的整合、方法的改进，努力破解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和保障方面的困扰，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续政策纠错的成本。在选址和土地供应环节上着眼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避免形成大规模低收入人群过度集中的地区，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适度混合，通过公共权力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学习美国，在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降低建设、生活成本。

(六)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避免私人部门的道德风险损害公众利益

政府利用市场主体的体制、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市场主体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市场、政策优惠、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来追求盈利目标。但市场机制被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后，仍难以摆脱市场缺陷的内在制约，特别是存在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结合的危险。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在运用住房金融市场实现住房公共政策目标时，为提高效率而过度依赖市场的力量，反而影响到政府公共目标和公众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监督不力，在利益的驱动下，经纪人向借款人恶意推销贷款，评级机构刻意提高产品信用等级，加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影响了消费者利益。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个监管机构还阻止了地方政府试图限制次级贷款创新过滥的行为。[6]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新增数百万失业者，同时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被批评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危机的制造者。美国民众打出“控制华尔街”，“99%反对1%”,“大富翁，你的末日到了”等口号反对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由纽约走向全国，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

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一方面，政府要关注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借助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监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目前我国保障房面临融资难题，如何利用金融创新，将僵化的政府直接主导型融资方式转化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与之配套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避免市场的逐利性影响到公共利益。

注释：

[1] 丁元竹《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载于2005年12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

[2] 陈爱蓓《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载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3] 相关数据参见 R.Allen Hays，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Albany，NY:Sunny Press，1995;

G.A.Byrne，K.Day & J. Stockard，“Taking Stock of Public Housi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Directors Associations”,see http:///doc/FY10presidentsrequest.pdf. 2009c.

[4] 宋博通《从公共住房到租金优惠券——美国低收入阶层住房政策演化解析》，载于《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4期。

[5] M.K.Nenno，Ending the Stalemate：Moving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s Future，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

[6] D.Immergluck，Foreclosed：Highrisk Lending，Deregulation，and the Undermining of Americas Mortgage Marke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五篇：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6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到今天，终于蔓延熊熊大火，开始肆意的燃烧。尽管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主要盟国都在尽力地想办法扑灭它，尽管世界各国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变，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场大火燃烧到何时?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包括美国本国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说法，有的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监管不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渡发展，另外一块是美国国家居民过渡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过去长期低利率的问题导致了社会最终爆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从有些专家的研究来看，其实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它爆发的影子是由于价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确严格说，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可能现在美国政府给外界一种观点，是由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误导，因为试图以一个抽象的，在广大民众中，或者投资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讲实质问题转移和扩大化。且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正确，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全球各个国家。

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联系到中国的国情和长期经济发展变化态势，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此次危机呢?或者我们可以得到那些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经济繁荣期的“拐点”?进一步说，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心开始新的转移了，美国开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的路了。这就是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是大转型、大调整的开始，固然它不一定会出现1929-1933年那种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惨烈危机，但它的出现却相当于英国1840年前后的危机，意味着一个极盛帝国的命运开始转折。性质和类型与以往的危机绝然不同。如果不看清这一点，所有的分析往往会一叶障目。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萌芽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克林顿新经济发展的极度繁荣之后，美国失去了未来经济发展主导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对外制造祸端，让世界的痛苦而延缓和承载本国的危机，于是先后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二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南斯拉夫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自然还有遏制“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频繁的战争及给世界带来的麻烦，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经济延缓衰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透过金融工具引导世界参与一起制造泡沫经济，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

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利大于弊，是中国的大机遇。“此消彼长”，中国三十年厚积薄发，正进入百年长期繁荣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危机正是中国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并没有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应以积极乐观辩证的态度看它的发生和演变。中国应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而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过错和痛苦而忧心冲冲。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大转型的强大推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从此提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支撑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中国各地具有顽强的根基，因此，十年过去了，不少地方“扩大内需”根本就是一句口号，还没有放到具体政策落实上来，而是继续在扩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显然，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容不得某些“以出口为荣”的地方领导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强大的压力必将近推动各地政府从此开始真正重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发动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革命”，但毕竟它的发生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此真正奠定中国最大经济强国的市场基础。同时，那些具有盲目外资崇拜倾向的地方政府领导也应该开始觉醒了，应全面重视开始审视如何挖掘国内的民营资本力量，并将它融入到本国的经济成长中来。

第四、所谓“救市”往往是“打贫济富”而不得人心，应尽量避免让穷人为富人买单。在一个国家，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强大得多。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受伤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显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显然空前强大，甚至某些财政部官员就是华尔街出身，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尽管出现类似于“一百二十名专家反对信”甚至众议院否决，但最终还是“扭不过”世界最大的“金融寡头”结盟下的强大力量。市场的合理逻辑是，既然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繁荣的高涨期赚取了大量钱财，并以错误的决策和方式导致今天的结局，就应该为这些错误买单，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救市：永远是对错误的鼓励。怎么赚钱是富人的事，亏损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我的看法是，危机就是对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另一种“回报”，是一种合理调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往往会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反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观念中，相当多是质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现在的危机形成政府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点火者”和“救火者”的双重角色?显然，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场背景下，所谓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府不能臵于危机不顾，必须进行“危机处理”，但危机处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来行事的，而“危机处理”则是以危机当事人的身份尽量化解危机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约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权力和能力范围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尽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并约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权力，是经济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六、美国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中国的资本证券化道路走得过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货币化”道路，然后在“货币资本化”道路却由于“重外资，轻内资”尤其是轻视民营资本而进行得十分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进程，民营资本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长，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一。

第七、中国金融实际部门和学术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国金融的“崇美派”。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程作为最核心的升学考试课题，因此，许多高学历以及留学人员都是这两门课相当好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尤其是中国数十万英语老师，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上，因此，他们无形中不自觉地“言称必美国”，无形中充当了“亲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学的专业设臵盲目追赶世界一流，模仿美国大学，危害开始显现。虽然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但对于这类金融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则一直是怀疑的，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无须在大学里开设此类专业培养此类人才。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臵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热潮。但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这股热潮泼点冷水，给它降降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大学专业设臵脱离社会实际以及盲目随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能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对内需关注是加强，从近期，包括刚开的党代会，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制造内需点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国正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和自然界严峻挑战，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参考资料：时事与政治相关论文——整理稿

200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