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精选十篇)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篇1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系统, 语言不但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文化的基石与载体。Juri Lotman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 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Juri Lotman & B.A. Uspensky,1978)。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语言与文化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
翻译过程始于一种语言,又终于另一种语言,所以它不仅仅指表层上语言字符之间的转换, 更深层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转换。卡撒格兰德就曾说:“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Casagrande,1954)
在翻译文章时,不仅要着眼于字词句的翻译,以及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运用, 更要将语篇置于两种文化语境下分析研究。
二、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
正因为文化与翻译密不可分,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下面以中西文化差异为例,列举几个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
(一 )思维差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 思维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语言表达的不同。
“从七仙女到月宫嫦娥 ,中国古代文化认为仙女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所以有‘她美若天仙’这样的话,而西方文化中是没有天仙的,因此用‘She is as beautiful as Helen’(曾引发了十年特洛伊战争)来比喻女人的美”。
(二 )习俗差异
习俗就是习惯、风俗;个人或集体传统、传承的风尚、礼节、习性。各民族在问候、致谢、告辞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习俗。
比如表达 问候时 ,中国人经 常会说“你 吃了吗 ? ”或者“您这是去哪儿啊 ? ”之类的话 , 其实这并不是真的在询问对方是否吃饭了或是对方的去向,只是习惯性的问候方式;西方人对此 难以理解 ,他们一般 就只说“How do you do.”或是“Hello.”。
(三 )宗教传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
许多词汇、习语都与宗教有关,比如人们祝福他人获得好运时,西方国家的人会说“god bless you”;中国人则会说“佛祖保佑”。人们躲过灾祸时,西方国家的人会说“thanks god”;中国人则常说“谢天谢地”。
此外,还有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地域环境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都是翻译中的重点难点,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如何处理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
既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大体而言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方法: 一种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另一种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但在翻译文本时,选择哪种处理方法还需考虑译者的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
(一 )因译者的目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同样一篇文章,不同的译者之所以会译出不同的版本,与译者的目的不无相关。译者的目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传播介绍源语为目的,即将源语的社会文化如风土人情、信仰习俗等介绍给目的语读者,使其对源语文化有一定认识,甚至引发进一步了解的兴趣。针对此类目的,翻译时一般多采取异化的策略。另一种是以便于取悦目的语读者、便于其理解为目的,此类宜采用归化的策略。
比如陈延良和傅东华对《飘》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文中有一句“Scarlett O’hara was not beautiful,but men seldom realizedit when caught by her charm as the Tarleton twins were.”,陈延良译为“斯佳丽·奥哈拉长得并不美,但是男人一旦像塔尔顿家孪生兄弟那样给她的魅力迷住往往就不大理会这点。”,傅东华则译为“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像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
比较两人的翻译,陈延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他将人物姓名按照发音逐字翻译, 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异域文化与异国情调。傅东华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人物姓名的翻译更迎合了中国读者的胃口,使其贴近生活、通俗易懂。
(二 )因文本类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待不同的文本类型时,译者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德国学者、翻译家赖斯将语言文本分为以下四类:(1)表达功能文本;(2)信息功能文本;(3)感召功能文本;(4)视听性文本。
翻译第一类文本时,由于涉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较多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习俗。一般宜采用异化为主的方法,译者不单需要完整流畅地译出原作的内容, 同时要尽量使译作与原作在语言形式、语言风格及篇章结构等方面保持一致。这些形式是每个作者有别于其他人的独具的特色, 好的译作可以还原原作者的风貌,达到目的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使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阅读时有相同的感受。但是,有时译语与源语不能达到完美的一致,为了便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我们应适当变通。翻译第二、三、四类文本时,由于翻译目的在于内容的准确性和语言的流畅性,并不拘于形式,因此大多采用归化为主的方法。以下面的广告语翻译为例。
1. 麦斯威尔咖啡的广告语 “Good to the last drop”, 在中国市场上被翻译为“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2. “diamond lasts forever.”被译作 “钻石恒久远 , 一颗永流传。 ”
3.“When there is way,there is Toyota.” 丰田车的广告被译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第一句的翻译形式虽与原句不同, 但两个四字词语同样深入人心。第二、三句的翻译也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做到了成功的再创造,堪与原句媲美。
当然,翻译不同文章时,翻译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做到具体文章具体分析。
(三 )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除了翻译目的和文本类型外,选择翻译方法时,我们还应注意读者对象。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就提出过“为读者服务为中心”的观点,翻译时对象不同,方法当然也不同。
《圣经》的翻译就是一个例子 ,在西方翻译史中 ,不同时期的翻译家翻译过的名著数不胜数,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圣经》。究其翻译兴盛的原因,在于人们的需求:在近代,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圣经》控制和安抚民众,使其安于现状;广大的人民群众,急需从压迫困苦中找到慰藉与信仰。现代人民的需求大多在于信仰或是研究。又因不同的读者群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不同,《圣经》有了不同的译本。针对研读此书的读者,译者需要采用异化的方法,尽可能地保留下路源语文化的特征, 使读者对源语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与认识。针对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信教者或是只想对此书有大致了解的读者,译者适宜采用归化的表达方式,意译书中出现的文化因素。
英文电影名翻译的文化因素 篇2
英文电影名翻译的文化因素
学号:200877250322 姓名:付慧婷
Bibliography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介入 篇3
关键词:文化因素;思维方式;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6-2
Abstract: Culture conflict and unific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Cross-cultural thought is more often used in translation. The result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proven its possibility.
Key words: culture factor, thinking method, translation
21世纪将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的世纪,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不断汇集、冲突、选择、交融的世纪。而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信息转换,在这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连接作用。
1. 文化差异与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主要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都以直觉思维为主导,这就是主体在充分的思维准备前提下,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得某种知识的能力,突然在认识发生上的质变与飞跃。直接思维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义务责任,忽视个体权利;相反,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形成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概念与范畴,对外部事物的反映不是靠直觉感性的认识,而是依赖抽象理性的表述,是一种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西方思维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分析思维的结果是将个体与部分置于首位,使西方文化产生了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谛,有利于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及正确的鉴别和选择。
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包涵了三层意思:一是指揭示外国语言的外国文化内涵;二是点明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形成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三是翻译过程中排除母语文化及汉语思维方式的干扰,努力习惯西方的思维方式,掌握并应用地道的外国语言进行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中所包涵的异民族特性、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等深层文化对翻译有着深刻的启示。
2. 构词上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构词法透视出各民族不同文化及价值取向。例如,英语中的词缀反映了英语国家的社会现象和英美人的价值取向。美国人极其崇拜“个人主义”,只要看看英文词典中的合成词,有多少词是self-(自身、自我)为前缀的,就可以看出“自我意识”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笔者出于好奇,特查阅了《新英汉词典》,以self-为前缀的词共有188个,其中有部分贬义词,大部分为褒义或中性词。如self-control(自制),self-esteem(自尊),self-confidence(自信),self-reliance(自力更生)等等。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均透示出美国人十分强调自身自我的主观能动作用。
再如,gate的词义是“门”。近些年来接连不断地出现Irangate(伊朗门),Whiterivergate(白水门),Monicagate(莫尼卡门)之类的词,往往让人在翻译时不解其意。词中的gate已经失去原来的词义,是美国新闻界造出来的新词根,是重大事件与丑闻的代名词,因此在翻译时便一一译为:伊朗事件、白水受贿案、克林顿桃色丑闻等等。其实,英语中表示“丑闻”的专用词为scandal,又为什么用gate取代呢?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曾轰动了十年之久,因而记者们认为gate比scandal更具有震撼力,更富有政治色彩和渲染作用,于是从水门事件后以gate结尾表示“丑闻”的词愈来愈多。近年来gate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后缀,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事隔50年后,白宫政治家们再次追究1949年失掉中国这块肥肉责任之丑闻一批露,新闻媒体立刻出现了“Chinagate”(中国门)这一字样。
3. 词义之异文化联想与翻译
各种语言在表达共同的抽象概念时,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氛围中,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意概念之外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反映了西方人的“个人”价值观。《韦氏英语词典》(第二版)对其涵义有如下解释:1)直译为个人;2)个人特色;3)经济活动中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制约的市场经济;4)国家为每个人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存在;5)个人兴趣是人类活动目标。凡符合以上5个原则的行为均可称“个人主义”。可见,在美国个人主义这个词是褒义的,它所提倡的主体意识是独立自主、独立思考、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自我奋斗。它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意义相对应的词应是egoistic。美国人崇尚美式的个人主义,如孩子刚学走路摔倒了,美国母亲虽然心疼,但并不急于将孩子抱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爬起来。美国人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培养孩子的自身的求生和竞争能力上。
虽然仅仅是一个单词,却蕴含了美国人深层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带着母语的文化理念去翻译外语往往会造成对异国文化的误解。
4. 语言文化的多种定义
从文化知识背景来看,不同地域的人,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不同语言文化的人其范围原型不太一样。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文化的不同,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也可能不同。译者要全面反映作家的个性气质,除了像老舍先生所说要对外国作家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思想上、艺术上的地位特点外,还涉及其智力、情感和思想等多方面的非语言因素。(罗新璋,1984)从文化的语义来说,汉语和英语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但在经历了漫长的语义发展和演变过程之后,其基本含义已趋渐同。国内外学者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多种界定,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家所解释。有学者把文化的定义分为七组,并给予总数性的评论,这对翻译起到了异向性的作用。七组定义分别为:(1)描述性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历史性的定义: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又因这一群体人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其社会意义;(3)行为规范性的定义: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4)心理性的定义: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为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的总和。文化包括人类为达到个人或社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手段;(5)不完整性的定义: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个社会所做、所思的事情;(6)结构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反映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7)遗传性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综上所述,翻译只有通晓古今文化的变通规律,明白各种不同文化的背景,才能以恰如其分的文辞、得体的文笔、符合规范的文体译出原作者的风格,表现出原作品的神韵,把文化因素、语言因素、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全面地反映原作品个性与气质。翻译标准是译者翻译实践的行为准则,是人们用来评判翻译质量的尺度。文化是社会行为的习惯(Bourdieu, 1977),因此翻译过程中把握原语的意图,使译者获得与原文一样的语用效果,需根据目的语的文化因素介入,译出源语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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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翻译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篇4
一、 功能翻译理论基础
功能翻译学派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是一种涉及委托人、译者、接受者多方专业人士集体参与的整体复杂行为。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源语文本信息应该体现的内容和译文文本的最终体现形式时,应该结合委托人对翻译任务的要求、翻译的目的、源语文本所体现的交际功能、译文接受者对译文效果的期盼等方面,以便成功地进行翻译活动的文化转换和交际互动。广告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一种,也是跨文化的语际交流行为,属于功能翻译理论提出的信息型文本和诱导型文本,其功能决定了广告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信息和感染和呼唤读者采取行动。因此译文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服从这一功能和目的。
二、 广告的特征和功能
广告语言交际性很强,从语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不同的语体对应不同的媒介。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广告语言的口头语体,具有口语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口语化能够拉近读者的亲近感,简单化能够达到节省时间,易懂易记的效果。多见于以声音为媒介的载体如电视广告和广播广告。如Turn on tomorrow.(三星电子),Every man has his price.(苏格兰威士忌酒)都是广告语言的口头语体,具备词汇简单,句型简单,语法简单的特点。书面语体多见于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语体的选择上要考虑目标消费者的文化水平,消费心理,购买能力等。如Sense andSimplicity(飞利浦手机)原文押头韵,译文“精于心简于形”选择了汉语的书面语体,用词典雅。
此外为了增强广告的表现力,广告语言往往会运用修辞手法,以达到独特、新颖的效果,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广告中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拟人、双关、对比、重复、仿拟等。如:
Poetry in motion,dancing close to me.(比喻)用动态的诗歌来比喻驾车过程。
Apple thinks different.(拟人)
I am More satisfied.(双关) “More”既是香烟品牌名,又是更加的意思。
M&Ms melt in your mouth,not in your hand.(对比)通过对比突出了“M&M”品牌的巧克力外有糖衣,不会发生融化手中的尴尬。
Good teeth,good health.(重复)
Ugly is only skin deep.大众汽车的广告仿拟了谚语: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三、 广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广告是面向大众的宣传,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消费和价值观念、文化风俗习惯。广告翻译应该考虑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如果译文不符合接受者的文化,广告也不会成功。
1 . 价值观念差异。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会影响跨文化交际,价值观念向该文化的成员传递正误、真假、美丑的标准。在东方文化注重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注重人本主义。如:Make yourself heard.这一手机广告运用了反身代词“yourself”,突出了西方文化崇尚个性的价值观念,其汉译“理解就是沟通。”译文符合中国文化中“以和为贵”这一集体主义价值。容易为中国消费者接受。
2 . 社会历史差异。不同的文化经历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这在广告翻译上也有所反应。比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在打入中国市场时的广告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条广告语由于套用了中国的俗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广告标语。日本三菱汽车公司打入美国的广告语为“Not all cars are created equal.”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广告效果,因为此句套用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独立宣言》中的首句“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句广告语突出了三菱汽车的质量优于其他品牌的汽车。
3.生活习惯差异。不同的国家地理位置不同,社会历史不同也会是当地的人民生活习俗有所差异,广告翻译也要重视中西文化中这方面的不同。例如,下面这则英语广告“Fatherof All Sales-15% to 50% off”(特大优惠--全场五到八五折)。在英语文化里“father”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往往用来指代“大江”,“大河”,如英国的泰晤士河又名为“Father Thames”。汉语中与之对应的“父亲”无此文化内涵。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认为水是生命的源泉,所以习惯把江河比喻成“母亲”。这则广告是想借用“father”这一西方文化内涵,突出让利幅度非常大。所以“father”直译成不妥。
四、 采取翻译策略,寻求文化契合点
方梦之指出,“广告英汉翻译应该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自然、准确、简洁、生动、易读、易记。”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在涉及到文化因素时,还应该采取相应翻译策略,充分考虑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寻求文化契合点,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1.保留文化形象。虽然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各民族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也有共同之处,有些广告保留源语的形象,在译语中仍然有不错效果的,可以保留文化形象。如Good to the last drop.(美国通用食品公司“麦氏”咖啡)这则广告词可以引起消费者丰富的联想--手捧咖啡杯,滴滴香味入口,回味无穷。译文“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保留了原文形象和带给消费者的口味香浓的语义联想。
2 . 替换文化形象。为了符合译入语的接受者的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有时需要译入语中寻找新的形象,替换源语表达。如健力宝饮料的广告词“你想身体好常饮健力宝”,如果套用英语的谚语,就会产生更高的广告效果“A‘Jianlibao’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3.依据文化心理,重构译文文本。例如孔府家酒的中文广告:“喝孔府家酒,做天下文章。”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色彩。如果直译为“Drink Kongfu Spirit and write No.1article”,Kongfu容易被西方读者误解为“功夫”,“write No.1 article”也会让译入语读者觉得匪夷所思。而译文“Confucian Spirit provokes your mind.”经过重构译文文本,使之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
此外中文广告多用四字格,辞藻华美,使广告产品带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而西方文化注重突出文本的信息功能,所以翻译时应遵循英语文化,重构文本,简洁处理。
“在应用翻译中,由于其特有的文本功能特征和翻译要求,文本的文化解毒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准确的文本文化解读,就几乎不可能有准确的应用翻译。”
综上所述,在广告翻译中,译者应遵循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摆脱语言层面的束缚,充分考虑文化转换的因素,把阻碍交际效果的因素都应该加以去除和替换。
摘要:广告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涉及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广告翻译中应当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宏观指导下,充分考虑到广告这一文体的特征和功能,以及广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寻求文化契合点以实现翻译目的。
影视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篇5
[关键词]文化语言文化因素影视翻译
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又是整个文化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才得以保存。另一方面,语言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文化背景,文化之于语言,尤如水之于鱼、氧气之于人类。而翻译的目的就是透过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再现另一种语言所反映的思想和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绝不能割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本文将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翻译。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文化的界定
不同视域中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学术界对“文化”所下的定义不下二百个。有的定义偏重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有的定义偏重于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知识和观念。而从广义上来看,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是一定的人的群体创造、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学者泰勒(Tyler,1871:2)给出一经典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辞海》(1979:1533)对文化的定义如下:“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定义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泰勒诠释了文化的微观意义《辞海》则概括了文化的宏观意义。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是生活,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不管是哪种界定,文化都包容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2、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语言单位,特别是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烙上了某一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的印记。比如,蝙蝠在西方被视为与魔鬼和黑暗势力相联的不祥之物,在电影中描写魔界鬼怪时,就会有蝙蝠黑压压地成群飞出,声声怪叫,十分恐怖。而在中国却把它当作吉祥之物。这是因为汉语中“蝠”与“福”同音,象“双蝠图”喻示双份的福气,“五蝠奉寿”喻示福寿双全,“红蝠”就谐音成“洪福”,喻示享不尽的福气。这些都跟人们祈求幸福美满的生活有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是一个物体,由于语言的不同,所传递的是不同的文化意义。
(2)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如“黄色”这种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这种颜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对这种颜色的联想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把黄色同富贵、高贵、尊贵等意义相联想起来。因此翻译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使可译,译起来也并非恰如其分。
(3)第三,语言表达反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这就是说,人们的交际形式:语音、词汇、语法是可见部分,但它的后面有极其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这种文化心理背景不是明确可见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
由此可见,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镜像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的活动,以沟通两种语言文化。文化传播是翻译的真正价值所在。翻译的目的就是使一种语言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即译者通过译语向译语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然而在跨文化翻译中,不可避免会存在着原文一信息来源与以译文读者——信息接收者之间的文化鸿沟,以及由历史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人文价值观迥异。与其它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这也会影响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欣赏。
二、影视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因素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理解和接受,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这就是“求同存异原则”,既要传递异域文化,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据此,我们可以定下影视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三大原则:1.译文语言必须浅显通俗;2.保证情节的顺畅进行;3.尽量保留原语言的审美享受。其中尤以第1和第2条最为重要,毕竟,观众是在“看”电影,而不是在“听”电影。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满足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如果实在难以同时做到,那首先应保证第1和第3条原则的实现。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例子来向大家介绍影视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如电影American Beauty中有这样一句:“Oh,well,all right,let's all just sellour souls and work for Satan'cause it's more convenient that way”。我们将其译为“噢,行,我们全都出卖灵魂为撒旦工作去吧,因为那样更省力”。这里不必把Satan改译成魔鬼,根据上下文观众完全可以猜出该词语的含义。另外,译制片中经常会有像“oh,my god”、“Wow”这样的西式表达,翻译时不妨直译“哦,我的上帝”、“哇噢”,显然比“天哪”、“啊呀”更洋化,更带有异国情调。
再如,英国电影《魂断蓝桥》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文中的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唐宁街10号)对英美国家的人可谓家喻户晓,可是这一文化对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却很陌生,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但是,听到电影中的语言,他们不仅会问,“唐宁街10号”到底是什么地方?如果译者适时的加以解释说“唐宁街10号”就是英国首相府邸,那么观众势必增加对英国文化的了解。这样既保留了影片中的文化因素又保证了观众对于影片的理解和欣赏。
但是有时文化因素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这时就需要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舍弃洋味的文化因素了。我们经常会在翻译中碰到如“他犯了第七诫”这样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句子,中国的普通观众对此往往弄不明白。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小说中,译者可以在句子的旁边加上注释,辅助说明“第七诫”是指“基督教《圣经》“十诫”中的一条,即不可杀人。”电影配音中,受到对白口形的制约,根本无法加注说明,翻译时如照剧本直译,观众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鉴于此,译者必须采取变通手段,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把这句话挑白,翻译成“他犯了杀人罪。”
《荆轲棘秦王》描述在西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剑客荆轲刺杀秦王赢政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是一个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名句也几乎是妇孺皆知。而对于大多数外国观众,这个故事是十分陌生的。“荆轲”和“秦王”这两个人名包含着动人故事,但外国人却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译名The Emperorand the Assassin强调两个人的身份“帝王”和“刺客”,转化了文化差异,使观众能对影片有大致的了解。
再比如,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相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From that day 0n,we were always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carrots. 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形容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而翻译后的语言不仅没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是两国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这种情况下直译显然是不可取的,违反了前文所提到的第1跟第2条原则。所以,我们在翻译时不妨更换一下形象,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为“形影不离”。中国观众对“形”和“影”的关系非常熟悉,因为在汉语中有很多相关的成语,如形影相吊,形单影只,形影相随。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文化语境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篇6
1 语境的定义及分类
什么是语境?语境即言语环境, 它包括语言因素, 也包括非语言因素。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从语境研究的历史现状来看, 各门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关于语境的定义及其基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王建平先生从语用学的角度给语境下了定义:“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
语境这一概念的定义最早始于波兰籍人类学家B.Malinowski (马林诺夫斯基) , B.Malinowski提出, 语境可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 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文化语境出现在各种文体中, 对于他们的识别, 是一名译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 文化语境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
随着语言的发展, 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透到语词选择和定型的各个环节, 语词的特定音义是一个民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 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 语词的翻译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语言文化环境, 文化语境包含的诸多因素, 如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直接影响着语词的翻译。翻译中便时常会遇到诸如误解原文、译入语词汇空缺等情况, 而且译者也常常面临直译还是意译的选择。由于庞杂的文化难以用翻译技巧加以弥补, 因此, 处理此类翻译必须要对源语和译语的文化有全面、透彻的认识和了解。下面就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三个方面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明。
2.1 地理环境
地理文化是指在所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 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文化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以下是有关地域的一例: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入乡随俗。
上什么山, 唱什么歌。
在翻译这个成语时, 译者应小心不要进行字面翻译, 因为字面翻译的译文会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文读者迷惑不解。译者应充分考虑文化语境因素, 译文应面向中国读者。译文“入乡随俗”是适合汉语表达的较为直接的译文。然而, 如果译者想达到语用对等的效果, 传达地理环境造成的源语文化特色, 就必须对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比较。首先, 找出源语的象征意义, 然后通过替代的方法, 用中国读者熟悉的另一种意象进行翻译, 译成在一些场合下更生动更富表现力的“上什么山, 唱什么歌”。
2.2 风俗习惯
语言的不断壮大与发展是在它的使用者———人类, 不断发展进步中完成的, 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以及用语特点。
下面看看这个例句:As a regular customer, he can always get baker’s dozen.
如果在对英国文化不了解的情况下单拿出来这个句子来理解, 一定会让人产生句中主人公“在面包店买东西的错觉”, 其实不然, baker's dozen意思是额外的优待, 也可以表示十三打。英国人是以面包为主食的, 13世纪时, 有些面包师在制作面包时偷工减料, 用克扣分量的办法赚取顾客的钱。后来, 别的面包师也纷纷效仿。不法奸商的这种做法弄得民怨沸腾, 最后, 1266年英国议会为此制定了一项法令, 规定了面包的价格、重量和投料标准, 凡达不到这些标准的面包作坊就要受到处罚。这一措施果然奏效, 面包的份量增加了。不过, 在几百年前科学技术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 手工投料制作的面包很难做到个个合乎标准, 而不符合官方标准的面包一经发现, 面包师便会受到严厉的惩处。为了避免被罚, 面包师们就在出售面包时每打多给一个, 即十三个为一打。这样, 也就逐渐形成了baker's dozen这一短语。而an even dozen中的even的意思是“刚刚好”, 因此, 这个短语表示的是“十二打”。“面包师的一打”除了可以表示13以外, 也可以比喻一个不确切的小数目 (a small unspecified number) , 此语的应用还要看场合, give some one a baker's dozen则表示将对方痛打一顿, 显然是取其“除了活该, 还多挨一拳”的含义 (all one deserves and one stroke more) 。
2.3 宗教信仰
在语言产生的过程中, 宗教信仰对语言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 也限定了文章的语境。在西方, 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 基督教产生时, 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 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 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由人提议, 上帝决断)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佑自救者) 。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 “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 指前生、今生、来生, 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 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 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 文化语境的诸多因素影响着语词的翻译。因此, 在语词的翻译中, 译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 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 尽量保证将原文所蕴涵的人文意蕴表现出来。
结语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 在转换过程中诸多的因素都对其有着制约的作用, 语境是当中不可不考虑的一个因素。翻译表达过程既要充分发挥译文优点, 又要照顾译文的文化语境, 使译文读者既能够顺利地接收源语所表达的意义, 不至于对原文产生误解, 或错解, 又能够感受到原文行文的顺畅, 优美。因此译者必须紧扣文化语境及情景语境, 正确理解源语意图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翻译方法, 保证语言转换过程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P15-37.
戏剧舞台上文化因素的翻译 篇7
关键词:戏剧翻译,可演出性, 文化因素
1 戏剧翻译的理论基础
戏剧作品是各国文学艺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戏剧作品在各国之间译介、流传的历史也源远流长。然而, 一直以来, 学术界对于戏剧翻译给予的关注非常有限。翻译界对于戏剧翻译谈之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戏剧文本的双重性。一部戏剧作品既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 同时戏剧的本质又决定了它是舞台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部戏剧的书面文本和演出文本是彼此依存、无法分割的。因此, 戏剧文本的翻译不同于小说、诗歌的翻译, 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特定文本从原语到的语的转移, 还涉及到很多语言学以外的因素。一般散文体作品的译者可以很好的关照“读者反应”, 而作为舞台演出的剧本的译者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里的读者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读者, 更重要的是, 它包括演员、导演和剧院里的观众。余光中在谈到戏剧翻译时说:“戏剧的对话却是给人听的, 听不懂就过去了, 没有第二次机会……我的翻译原则是:读者顺眼, 观众入耳, 演员上口。”[1]所以译者不应该简单的把剧本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来翻译, 而应该将剧本的“舞台演出性”作为戏剧翻译的主要标准。正如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所说的:“剧本应作为一个不完整的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来阅读, 因为剧本的全部内涵只有在搬上舞台后才能完全挖掘出来”。[2]
2《茶馆》的对比分析
人民艺术家老舍十分注重语言的锤炼, 这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很强的优势。因为剧本通篇都是对话, 而对话最能够有力地说明人物性格。同时老舍十分重视戏剧语言的音乐性。他曾说过话剧中的对话是要拿到舞台上, 通过演员的口, 送到听众的耳中去的。由口到耳, 必涉及语言的音乐性。《茶馆》作为老舍先生的名剧, 更是集中体现出作者的语言功力。剧本通过一个茶馆和下茶馆的一些小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了从清末到解放前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英若诚和John Howard Gibbon的译本都很好的再现了原文的风格。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暂不讨论剧本语言风格的传译, 仅谈谈译者在处理文化背景因素等方面为剧本的可演出性所做出的努力。
巴斯奈特根据文化等值的观点认为戏剧的翻译应该根据原语剧本在原语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力求使译语剧本在译语文化里实现与原语剧本文化功能的等值。英国的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剧本不仅要语言自然、简洁, 台词口语化;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文化习惯, “既不能对原文中的双关语、歧义句以及有关文化现象进行注释, 也不能为了保留原文的地方语特色而音译某些词语”。[3]所以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下面来看看《茶馆》两个英译本在文化方面所做的处理。
2.1 习语
2.1.1 庞太监:…咱们就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吧!
Eunuch Pang:…Like the Eight 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We each have our own strengths, eh? (Laughs heartily.) (Howard Gibbon)
Eunuch Pang:Well said!Let's both try ourbest, andseewhathappens. (Ying Ruocheng)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是汉语中喜闻乐见的谚语, 英语中没有贴切的对应表达方式。Howard Gibbon将其直译, 虽然道出了中国的文化, 但是却给译语观众的及时理解造成了困难。比较而言, 英若诚舍形象取意义, 译为“Let's both try our best, and see what happens”, 非常口语化的译出了人物的意思和语气, 译笔干净利落, 适合台词上口的原则。
2.1.2 王利发:那也得死马当活马治呀!
Wang Lifa:Then we must try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her! (Howard Gibbon)
Wang Lifa:But we must try to save her! (Ying Ruocheng)
原文中的习语“死马当活马治”在汉语中简洁、凝练, 若直译成英语, 势必拖沓、累赘。Howard Gibbon用一个英语中的相对应的习语“try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这样既能让译语观众轻松理解原文的意思, 还能保留原文的修辞手法。英若诚虽舍弃了原习语中的形象, 但语意清楚、对话节奏明快, 符合舞台演出的需要。
2.2 具有历史背景的文化词
2.2.1 周秀花:你倒想得好, 可哪能那么容易!去吧, 小花, 在路上留神吉普车!
Zhou Xiaohua:That's a nice thought, but it's not as easy as that.Off to school now, Xiaohua, and watch out for those drunken American jeep drivers. (Howard Gibbon)
Zhou Xiaohua:You can hope, but that won't get you far.Off you go now!Be careful of those jeeps on your way! (Ying Ruocheng)
这里Howard Gibbon在译文中将吉普车译为“drunken American jeep drivers”, 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美国兵在中国横冲直撞, 横行霸道。英若诚则省略了“美国”, 虽然意思明确, 但文化内涵却没有表达出来。
2.2.2 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 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
Forth Customer:So what!My Bannerman's stipend's secure again. (Howard Gibbon)
Forth Customer:One thing is certain.My Bannerman's subsidy is safe again. (Ying Ruocheng)
在处理原文文化因素“铁杆庄稼”“康有为”时, 二人都采用了一般文学翻译中常用的“直译加注”的手法。这样的翻译适合阅读, 但对于作为舞台演出的剧本来说却不太适合, 因为演员“台上表演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来予以注释”。[4]“观众的即时反应与注释的滞后性有着无法协调的矛盾”。[5]
2.3 北京方言
2.3.1 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
Fourth Elder Chang:What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is why we all have so many foreign things. (Howard Gibbon)
Master Chang:It puzzles me, the amount of foreign things we all have. (Ying Ruocheng)
“咂摸这个味儿”是一个典型的北京方言。他的原意是品尝食物的味道。但作者在这里用来描述常四爷在看到那个市民对洋人的玩意爱不释手是所表现出来的疑惑和惊讶。Gibbon和英若诚都将原文的意思翻译了出来。英若诚将原文的否定形式改成了肯定形式, 使语言简短、凝练, 演员更容易上口, 观众也容易理解。
2.3.2 黄胖子:哥儿们, 都瞧我啦!我请安了!
Fasto Huang:Brothers, look at me.I'm paying my respects to you. (Howard Gibbon)
Tubby Huang:Now, now, folks, for my sake, please, I'm here greeting you all! (Ying Ruocheng)
“请安”是清朝时期人们见面时表示尊敬别人的一种方式。在英语文化中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所以不能采用直译的方式。“请安”一般情况下是表达对长辈或是有权势的人的尊敬。这里是黄胖子向打架双方说的恭维话, 希望能制止事件的发生。两个译本都忠实于原文。但英若诚的翻译不仅表达出了尊敬的意思, 而且还还原了黄胖子的奉承拍马的语气。相比之下, Gibbon的翻译语气就略显单薄。
3 结论
戏剧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时, 译者首先要注重剧本的可演出性。因此, 翻译时就应该时刻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反应, 根据译入语的文化规范及传统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当然不能一味迁就译入语读者, 产生在译入语读者听来十分可笑的译文。即使直译, 也要保证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大多数情况下, 可以采取意译, 即把原文中的文化因素解释一下, 将大意翻译出来。《茶馆》的两个译本都各有千秋, 但是英若诚的译本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戏剧翻译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译本充分考虑了戏剧翻译的特殊性, 重视再现原剧本的口语化特征, 照顾到观众的感受, 从而保证了舞台演出的需要。
参考文献
[1]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127.
[2]Bassnett 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98.
[3]Newmark, 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72-173.
[4]Nida 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94
论中医典籍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 篇8
关键词:非文学翻译,文化因素,中医典籍,翻译
一、非文学翻译及其特点
非文学翻译, 又称文件翻译, 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非文学翻译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绝大部分学者和译者认为出于非文学翻译的实用性考虑, 其文本往往包含了很弱的文化性和艺术性, 因此非文学翻译不过是简单的直译, 硬翻。但事实是, 语言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 不可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 甚至文化因素的翻译效果对译文的质量, 乃至国际交流活动本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没能处理得当, 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比如说商务活动中经常涉及的合同的翻译, 会引起法律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医用文本的翻译如若不当, 则直接关系人命。因此译者应对非文学翻译中文化因素这一重要因素的处理予以重视。
二、中医翻译与文化差异
在非文学翻译中, 中医翻译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 原因在于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与其他领域相比其翻译显然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 所以其翻译难度也相对较高。
中医典籍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医典籍的翻译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 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源语在译入语当中, 从理论体系到语言表达的完全缺失。比如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 体现了中国古代独有的辩证思想, 那么作为译者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语, 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将信息和文化内涵展示在译入语读者面前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此外, 中医典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文本用语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 这是不同于非文学翻译中其他文本用语所具有的简洁性特点的, 那么在翻译时, 应该或者能多大程度上保留文本用语哲学性的这一特点, 也是译者应该认真考量的。另一方面, 中医体现着道教和儒家的思想, 也正是因为中医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医典籍的哲学性, 才造成了中医翻译的困难同时又很难被其他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接受。鉴于中医文化的独特性, 故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便尤为突出, 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三、中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假设译者在中医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充足的, 鉴于文化因素对中医翻译的重要作用, 那么译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既准确传达中医医药学的语言信息, 又不流失其独特的文化信息。笔者认为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 应该以归化法为主, 辅以异化法;直译为主, 意译佐之。
从中医典籍的翻译目的来看, 它是用于推广中医治病防病的方法, 弘扬中医独特的医疗理念及文化, 一旦被采用可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若以异化法为主, 翻译上就会迁就源语文化即中文的文化特征, 虽然相对归化法它能够更大程度上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风格特色, 但出于非文学翻译最大的特征—实用性, 即中医典籍的翻译应该本着使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了解中医关于治病防病的知识和医疗理论的宗旨, 笔者认为中医翻译应该以归化为主, 异化为辅。但这并不代表译者可以完全忽略掉文化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传译, 因为中医古籍之所以如此有味道, 恰恰是在于它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宗教、哲学方面的思想和术语, 一旦失去就会大大降低读者对其的兴趣。此外, 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的翻译也应采取以直译为主, 意译佐之的方法, 一方面直译能够使译文形神兼备, 但出于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特征, 直译的困难很大, 所以要以意译法辅佐。除此之外, 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 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和贮备量会不断增加, 因此在中医典籍以致非文学翻译中, 译者应该对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翻译策略和方法。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 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虽然能更为快速和有效的传达信息, 使译入语读者顺利准确的理解文本内容, 但这却削弱了源语文化的功能, 有碍于文化的交流。长此以往, 会削弱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四、结语
目前, 中医翻译研究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使得其翻译难度较大, 制约了它在对外交流中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翻译, 必须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因此为传达源语文本的语言信息, 在采用归化法为主的翻译策略时, 也要兼顾异化法以保留中医的文化特色, 以便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医学。
参考文献
[1]李长栓.非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2]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3.
[3]王松俊.辩证中医对生命的哲学思考[M].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08.
文化背景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篇9
一、文化的差异对英语汉语翻译的影响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 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相去甚远, 被视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共性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翻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而个性则阻碍着交流与翻译的顺利进行。因此分析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进而察看这些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是达到真正成功的翻译的必经之路。据观察和分析, 英汉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词义与文化意象上的差异;信仰差异;地域政治与日常生活上的差异。
(一) 观察与思维上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民族, 几乎是每一个的民族都拥有自己所独特的思维方式, 而且思维的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 正是构成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英汉这两个民族也是不例外的, 通过在事物的观察与思维方式上的研究也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思维方法的差异直接影响人们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反应。萨莫瓦曾援引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树枝因为积雪的过多而更易折断, 美国人则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是“The limb was weak”, 而某些东方学者则认为是“The limb was strong”。西方人认为, 树枝之所以会被压折压断是因为树枝缺乏支撑积雪重量的刚性和强度, 这似乎是常识;而在东方人的想法则是认为强弱转换, 相反的不是太弱而是由于树枝太强, 所以树枝就不易弯曲, 这样树枝也就缺乏了可塑性或柔韧性, 致使雪越积越多, 最终导致了树枝的折断。倘若树枝在积雪的重压下弯曲, 雪便不至于堆积到树枝无法承受的程度,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柔克刚。而这一强一弱的观念的转变往往就会成为翻译的陷阱。在英、汉两种文化环境中, 因思维概念不同, 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还体现在颜色的观察和使用方面。比如:brown bread是黑面包, 而不是棕色面包;brown sugar是红糖, 而不是棕糖;brown coal是褐煤, 而不是棕色的煤;black coffee是浓咖啡 (不加牛奶或糖) , 而不是黑咖啡;而中文里的“红茶”只好译成black tea, 而不能译成red tea;又如中文的“青衣、青天”, 同是一个“青”字, 翻译成英文就只能分别译作black dress和blue sky了。再如汉语中的“黑眼睛”在英语中译为“dark eyes”, 而英语的“black eyes”在汉语中就被翻译为“挨打后出现的黑眼圈”;中文的“红眼病”, 译成英文只能是green-eyed, 而不是red-eyed。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不能刨根究底, 因为这些表达是文化的产物, 是约定俗成的。时间概念是涉及思维方式的又一重要因素。比如与西方文化相比, 东方文化更注重过去, 过去意味着习俗、历史和文化传统。东方文化对过去的眷恋自然而然产生了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百般珍视。美国人“喜欢朝前看, 几乎总是着眼于未来”。极少美国人对现状感到满足;追求变革, 反对传统, 力求创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时尚。又如在用“前”与“后”分别指称过去与未来时, 因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人仿佛是面对着过去看问题, 因而有“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以及“前所未有”“后继有人”之说;而英语民族的人却正好相反。
(二) 词义与文化意象上的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词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联想词义的, 而文化意象则是不同民族或社团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认知的形式。英汉两个民族因为生活的环境与生活经历的不同, 在词义的联想与文化意象上的一些差异也必然是存在的。英文词语black holes在不同语境中分别可以理解为“军营中的牢房”和“宇宙外部连光都无法穿透的黑洞”。而英国人见到Union Jack一词, 则会联想到他们国家的米字旗;美国人如果看到Stars and Stripes这个词, 就会使他们联想到他们的“星条旗”, 或者是他们的“国歌”。
(三) 信仰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不同文化的信仰千差万别, 这些观念上的差异直接间接地在语言和交际行为上表现出来, 成为翻译的难题。例如, 中西方文化审美观就大相径庭。例如, 有一家宾馆为了能够更好地吸引外宾, 就在做广告时煞费苦心, 把宾馆大大地作了一番描绘。其中有这样的一段句子“十里蛙声不断, 九溪曲流潺潺”。依照我们的审美习惯来看,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幽美而且环境也是很娴静的、人人所向往的去处;然而, 这样的一段句子放到西方则意义就不同了, 英美人讲究的是privacy;他们很讨厌吵闹声, 当然包括这里的蛙鸣声。因此, 如果我们将原文代表的意思一字不动地全部翻译过去, 那效果往往会是适得其反, 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又如传统中国娇弱无力、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在西方人的眼中很可能被看成是病态;不少美国白人妇女千方百计追求suntanned;据说黑人社区某些学校正在极力宣传“黑即美” (Black is beautiful) 的审美观。众所周知, 对于我国传说中的动物“龙” (即英文的dragon) , 中国人历来就把它视为权利和力量和吉祥的象征, 因而在中国有着“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一系列的吉祥的说法。然而这在英国的文化中, 龙 (dragon) 则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怪物 (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 。所以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信仰, 类似现象也必然会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因此, 在翻译者如果是缺乏对这种文化的个性深刻了解的情况下, 就更加难以鉴别词语中的文化内涵, 因而才会导致错译或误译了。
(四) 在一些地域政治与日常的生活差异中对于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语境、与文化、与社会也是不能分割的。在不同的民族中, 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物质环境与生活经历的不同, 必然也就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的个性, 使得语言富有而且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例如: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 End home.该句中East End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从地理的分布上来看, 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 西区则叫West End, 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 即East End, 则是穷人居住的地区。因此, 该句也就应翻译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 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又如例句You're American, aren't you?As apple pie.该句若译为“你是美国人, 不是吗?像苹果馅饼”则令人费解。apple pie是美国人最为喜爱吃的一种食品, 回话者则该用词组来比喻自己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再看一例句No one is certain how much energy The Big Apple consumes, but the amount must be enormous.句中The Big Apple指“纽约市”, 若不知其涉及美国地理知识, 则会导致误译。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 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二、背景的知识在翻译中是很重要的
而背景知识则包括有很多的方面, 如文艺、音乐、历史、科技以及农业等。就一般而言, 汉译英时就碰到的这种背景知识问题而言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然而在英译汉时, 由于我们对其背景知识了解甚微, 甚至一无所知, 遇到问题时就束手无策了。例如在理解和翻译When good Americans die, they go to Paris.一句时, 如果不知道这句话的来龙去脉, 我们肯定会译错。该句是Oscar Wilde讲的一句名言, 用来讽刺“当时的美国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这些人很是看不起旧大陆, 他们表面上总是很彬彬有礼, 希望自己死后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堂, 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是那么的卑鄙, 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怎样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旧大陆时候, 巴黎就是过这种生活的理想场所。所以Oscar Wilde有感于“正人君子”这种表里不一、极其虚伪的现象, 用了讽刺的手法把那些“正人君子”的两面派丑恶嘴脸揭露得无遗:美国的正人君子是活着不去巴黎, 但死后一定会去的。
三、小结
综上所述, 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 背景知识掌握得多少, 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因此, 要达到真正成功的翻译, 重中之重就是翻译者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 掌握文化背景知识, 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背景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而不能只在语言上做文章。按王佐良先生 (1989) 的说法, 译者应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所谓作“文化人”, 就是要尽可能多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 不仅精通其语言, 还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等。然而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因此对翻译者而言, 首要的是不断了解和积累文化背景知识。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 要查阅资料、获取信息已非难事。
参考文献
[1]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外语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5]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6]陆建非.跨文化交际随笔[C].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中西语言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篇10
无论在中国抑或在西方,翻译活动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汉代,西方的翻译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自翻译活动开始以来,人们对翻译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路线,语言学翻译理论家从语言本身的语法,语义以及语言的使用技巧入手来研究翻译活动,力求让翻译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文艺学翻译理论家则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强调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文学家的翻译作品中窥见一斑。两种理论孰好孰坏,对此我们很难作出界定,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待。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加以明确,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交流与传递,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是跨文化交流的工具,它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得不同文化的语言得以转换。翻译的跨文化性要求我们在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中要对其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予以足够的理解与重视。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曾说过:“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传承交流的工具,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活动势必也要受到文化的潜在影响。在此,笔者想通过英汉文化互译为例,从传统习俗、文化意象、宗教信仰与文化和价值理念四个方面来阐释一下翻译中的文化异同问题。
传统习俗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自形式各异的习俗,概括来讲有饮食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婚姻习俗等。拿饮食习俗为例,对于中国特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应该遵循权威与约定俗成的表述为依据,久而久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中,彼此对于对方食物名称的称谓就日渐熟悉,并被接受,在语言的交流活动中就不会产生歧义与障碍。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通”,加拿大学者大山就有以下对于食物名称的流畅翻译,代表了权威性与通俗性。如,
羊肉泡馍 (mutton soup with shredded pancake) ,
凉皮(jelley slices),
肉夹馍(preserved pork sandwiched in pancake),
红烧肉(red braised pork),
作为媒体人的大山对这些外国文化所未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有很大的受众面,可被广大国内外人士所接触认可,通俗性很强,从而使翻译避免卷入“直译”与“意译”之争的漩涡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山在讲述这些词汇时也要配合解释、说明,所以翻译有传统特色的食物名称时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还可以采用汉语拼音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配以插图或实物来加以说明。总之,在翻译时一定要达到通俗流畅、使之贴近生活,从而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如,百事可乐的翻译已经不再专指饮料,还变成了祝福语,“祝您百事可乐”的表达已经约定俗成,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意象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同一事物会形成不同的特殊印象,即为文化意象。文化意象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反映不同的自然、习俗、价值观念以及传统等。文化意象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民族性。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它是信息的传播过程,只要不影响译文的准确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保留意象的方法。因为不同的语言间存在相似性,一些英汉表达法在意象和含义上都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将原文意象直接译出。如,画家徐悲鸿曾在青年时代夸赞其岳母烧得一手好菜,称赞一道红烧豆腐为“红烧白玉板,下肚福满肠”,从此深得岳母喜爱,自然对徐悲鸿和蒋碧薇的恋爱多了一份肯定。译者译为:“A plate full of white jade, it will fill your stomach with good fortune.”译者准确地把握了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意象的相通性,直接将原文意象译出,既简洁又传递了美感。玉石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比喻事物美好的意象。又如温润如玉“as gentle as good jade”。
然而,有些意象只为一种文化所特有,如果译者仍旧按字面意思译出而不加以改变的话,译语读者就难以理解。这种情况下,就要相应地改变原文意象传递其意,也同样能达到与原文一样的交际效果。如,身在曹营心在汉,翻译为 “Although I work for him, my heart is for you”。英语中没有这段历史典故的意象,如果直译出来,就会扭曲其文化内涵,为跨文化交流造成障碍,所以要改变意象进行表达,依然能被译入语者理解。
成语典故也是意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翻译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下面的例子:
奇瓜异果“strange and different melons and fruits”,抒情写意“lyric and nonobjective”,经过大风大浪“going through ups and downs”,他们的努力一晚上就付之东流,“Their efforts came into vain in one night”,不请自来 “come suddenly”,举重若轻是她的生活准则“Dealing with difficult things smoothly is her living principle”,衣锦还乡“come back to hometown in full glory”,他们明争暗斗“There were many fightings between them, openly and secretly”,哪能意马心猿“can not change my mind constantly”,我心如月朗“My heart is as pure as the bright moon”,怪不得英雄难过美人关“No wander that the hero cannot avoid the temptation of the beauty”。以上成语的翻译,体现了不同文化意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其中明月在中英文中都有比喻人品德高尚之意,翻译时,用直译较佳。但大多数例子为差异性意象成语,则不能采用直译,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使译文的文化因素被异国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和赞同。
宗教信仰与文化
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人信仰佛陀,认为他们主宰一切生灵。而基督教却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宗教信仰。西方和中国宗教信仰的差异要求我们在翻译活动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有宗教比喻的词汇和表达不能望文生义,妄下断言。如:
望佛祖坚我意志壮我胆,
Hope the Buddha can help me to firm my determination and boost my courage,
保佑我功德圆满取经还。
Hope the Buddha can bless my successful pilgrimage journey.
修身似烧砖,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is like baking bricks to construct buildings,
悟道如打井,
Realizing truth is like digging a well to water fields and gardens,
参禅如梦境。
Practicing meditation is like making a dream to fly around in the sky.
很显然,在对中国佛教用语的翻译中,不能使译文语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统揽全局,把握语意,进行语言的添加和注释,实现再加工,使目标语群体理解其含义。但有时也可简而为之,如“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可翻译为“Amitabha, good, good.”
价值理念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判断的形成都是一个漫长岁月沉淀的过程,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哪怕是对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同一个民族内部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所以,我们说价值理念是复杂的价值观念。不同文化间的价值理念有其相通性和差异性。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当正视价值理念相同与差异的存在,理解不同民族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特点。这将对翻译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语言必然会体现价值理念,翻译时应注意两种语言在对同一事物的表达上能否产生一致的效果。如,这东西很金贵。译为 “It is very expensive and scarce, like gold”,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中人们价值理念的共性,都把黄金视为财富的象征。翻译时也如出一辙,采用了相同的比喻。
中国人在受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在医学的治疗方面即为中医。这种对于医学的民族价值理念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体现在翻译作品中要注意表达的效果。请看下面的例子:
“您今天火气大,来,吃点鱼头豆腐汤降降火。”
“Today, you are temperamental. Come on, eating the tofu soup with salted fish head could lower your temper.”
“喝点人参药酒可以治好你的痔疮。”
“By drinking medicine wine with ginger can alleviate your pimples.”
“补品好了,我喂你喝。”
“The nutriment is ready! I help you to take this nutriment.”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医学方面特有的价值理念。而这在西方社会中是不被普遍接受的,体现了不同文化领域的价值理念的差异。在翻译时,最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既体现原语文化的特色,又能使译入语言读者基本接受,达到翻译文化传播交流的效果。
这种价值理念还体现在审美学方面,又如:割双眼皮。 “Have a plastic surgery.”西方语言中的含义是做美容手术。
结束语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通过语言来衔接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自然密切。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对文化的关注也日益密切。而翻译是门跨学科的活动,这就要求在翻译实践中必须注意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因素。这样,翻译学才能蒸蒸日上,呈现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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