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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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人生（精选十篇）

悲剧人生 篇1

《一生》描写了一个出生在19世纪中期法国没落贵族家庭的女儿约娜一生追求幸福而不得的悲惨故事。约娜——一个活泼漂亮、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她生活在一个温馨融洽的贵族之家。父亲乐善好施,约娜正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他的一生一切都开始的那样优美,那样令人羡慕,“所以说, 他一生的幸福万事俱备,只欠……”到底是什么是本来幸福的纯洁少女变成了频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老妪?“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胜利、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现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约娜也正是这样,她的一生不是生就的,造成他一生悲剧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即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其性格的弱点。

一、社会因素

约娜的一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造就他人生悲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首先从大环境的社会原因上来分析。

小说《一生》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正是法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法国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安。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缺乏独立性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遭受着多方面的痛苦,他们一方面,承受着统治者利用封建主义对其进行的麻痹和奴役;另一方面,承受着宗教利用信仰对其进行的束缚和欺骗。《一生》中的女主人公约娜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从封建主义思想方面看,十九世纪的法国,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传统无视女人的地位,不希望女人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拥有独立的角色,女人始终只能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天地里,这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封建“三从四德”思想, 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即女性成为了男权主义的牺牲品,伟大思想家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道:“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约娜作为生活在那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不可避免地困在那样的樊篱之中。

从宗教思想方面看,统治者利用人民需要一个情感宣泄口和一种精神安慰的弱点,通过宗教不断的欺骗、束缚着民众。 “仿佛神父的粗手,经常替人赎罪,给人以希望和慰藉, 凭它这一摸,给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和平心境”。这怎么能不称得上“愚人”。《圣经》在两性起源这样说:上帝在创世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土造了个男人叫亚当。为了让他有个配偶替他管理伊甸园,上帝陈亚当熟睡的时候从她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亚当看到夏娃后很高兴,说: “' 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因为她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Man-Woman)。”这就从宗教的根源上说明了女性的附属地位,女人一生的幸福与不幸是无权由女性自己来支配的。 “女人出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注定不能独立,要听命于男性”。就如约娜一样,从修道院出来后一心勾勒着自己的美好爱情,之后她认识了于连,“反正他就是他。她只知道自己会一心一意的爱他”。

二、家庭因素

勒佩秋•德沃男爵——约娜的父亲,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仁慈,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也体现他致命的弱点。他这种造物主的仁慈,要爱怜,要施舍,要广为行善,有求必应, 倒显得意志薄弱,缺乏主见,几乎成了一种毛病。”这就是约娜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男人,他安排了约娜的童年,将她送进了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她沿袭了父亲的善良,怎奈何她生活的世界不那么尽善尽美,总有太多的邪恶,在这善与恶的较量中,可以说,约娜必败无疑。

三、性格弱点

体现在她性格上的奴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即原始的自我需要的缺失,在生活上不能起到主导的作用,总是排己而利他。对于自己应有的地位不去争,不去夺。 “女性缺少力量、智慧、勇气等等,如果说男性是logos、理性和文化的象征,代表主动、权威与光明的话,女性就是eros、情欲和无知的象征,代表着被动、服从于黑暗”真正达到了可恶的程度,约娜正是全盘接受了这样的理论,被男性操控着被利用着。可怕,女人的一生,可怕的就是这样无休止的失去自我依赖他人。

总而言之,约娜一生是一个即成的、不可否认的悲剧。 对于这个悲剧作者那样平和地说“一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 也不像意想的那样坏。”这说明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生不是预先安排的,二是结合所处的环境及个人的信念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要拥有幸福的一生,就要拒绝孔祥,拒绝懦弱,拒绝贪婪,拒绝诱惑,当你用真实的想法向生活敞开怀抱的时候,相信幸福便离你不远了!

摘要：一生要如何过,医生又是如何过来的,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终身大事,《一生》主人公约娜勇气悲剧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现实是怎样战胜幻想的。悲剧总有其成因,约娜就是再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一步步走入命运的悲剧漩涡。

丁玲的悲剧人生 篇2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

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 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位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批评起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喜剧小品，悲剧人生 篇3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竹林七贤之一。此人纵酒放诞、蔑视礼法，“以酒为名”，以奇文《酒德颂》独树花开，跻身文坛。直至今日他的名字仍可在酒厂广告和酒家门前楹联中见到。

《世说新语》中记录的这则小故事，足一则典型的喜剧小品。它的滑稽戏谑的喜剧效果首先来自于愿望与行动、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悖逆和乖讹。刘伶的愿望、目的显然是解渴(当然别人解渴是喝水喝茶，他是喝酒)，但他的行动却似乎无一不在示妇人以戒酒的决心。此前刘伶大概无数次地在妻子面前发誓戒酒，并且肯定是越戒酒越瘾大，而妻子恐怕也早已不相信他的信誓旦旦。于是这一次刘伶要痛改前非了，不仅称善听命，而且检讨发誓，并要在神灵面前表白决心，一切都煞有介事，然而这些看似一步步逼近刘妻愿望(也是读者愿望)的行动，即无不在走向这一愿望的反面。只是刘妻和读者都被蒙在鼓里而己。而刘妻这里，目的和愿望本是努力让刘伶远离杯中物，然而具酒、备肉的行动又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乖逆。当我们在小品中看到人物为他人设下一个个圈套，最后套住的却是自己时，我们所发出的笑声，也是来自于这种悖逆和乖讹。

不过，如果仅此而已，故事肯定不会如此生动有趣。从叙事角度看，作者对笑料的巧妙处理是这则小品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像相声中的抖包袱一样，作者对笑料裹扎越严密，埋伏得越巧妙，最后突然抖落所获得的喜剧效果就越好。我们知道抖包袱出效果的关键：一是系包袱即包裹笑料要铺平垫稳、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二是拌落时要突然迅疾、干脆利落、出人意料。请看，刘妻倒掉酒水，砸烂酒器，措施不可谓不有力；涕泣相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谏不可谓不感人；具酒备肉，越热打铁，请伶祝誓，行动不可谓不及时。再看刘伶“不能自禁”的剖白，理由不可谓不充分；祝鬼神自誓戒酒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自我检讨不可谓不触及灵魂……一切部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人都以为事件会顺热发展下去，然而，行文至“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时，出人意料、绝妙惊人、荒诞畸形的情节突然发生了——一旁的刘妻还未回过神宋的当儿，刘伶已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快朵颐，颓然醉卧了。旁边只剩下哭笑不得的刘妻和忍俊不禁的读者。

然而笑过之后，了解刘伶，了解那个时代的读者肯定另有一种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嬉皮笑脸中有着无以名状的深刻的悲哀，刘伶的放荡不羁背后隐匿着一幕政治恐怖时代耿介之士的人生悲剧！司马氏政权虚伪残暴、杀戮成性。那些个性已然觉醒，开始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流雅士只能纵酒清谈，借酒消愁，只能靠隐于酒乡来遁世避祸。同是竹林七贤的阮籍就曾大醉六十日来摆脱司马氏政权的纠缠。刘伶似乎更绝，他捧罂承槽(捧着酒坛，就着酒槽喝酒)，直至以酒面为枕，以酒渣为荐，(《酒德颂》)外出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铁锹)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名士传>>)真正放浪形骸，惊世骇俗，人生多少苦痛，尽在其中！政治高压之下，有志难伸的刘伶们不得已而睥睨王侯，白眼向上，不合作，不屈服，饮酒酣歌，放浪傲世，以佯狂远害，终成千古酒殇，令人扼腕！

宋人叶梦得说得好：“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石林燕语》)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渎《刘伶病酒》怕不由人不怆然涕下。

悲剧人生 篇4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中著名的典型人物形象-别里科夫。如果说别里科夫的一生是受沙俄的各种反动法律、条令限制的“悲剧人生”,那么《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的一生就是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束缚的“悲剧人生”。虽然两部作品中的背景不同,祥林嫂是处在封建礼教盛行、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背景中;别里科夫则处在沙皇专制统治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但祥林嫂和别里科夫却有相似的悲剧人生。

悲剧就是以表现悲剧主人公与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导致悲剧人物或其精神世界在悲剧冲突中必然被毁灭。《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一个是一直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另一个是看似能够决定别人命运的强势话语权者,他们的地位身份、生活经历迥然不同,但却同样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而且结局都是死亡。祥林嫂和别里科夫的悲剧是由于他们无法从各自己的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封建社会的“枷锁”就是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的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枷锁。例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祥林嫂从小就被这样的“枷锁”锁住了全身,而且这样的“枷锁”还在她心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用一层一层的套子隐藏自己,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套子”和“枷锁”虽然在说法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论是“套子”还是“枷锁”,无疑都是“棺材”和“坟墓”的象征,它们与其说是物质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文化制度和思维方式上的。让他们无法从各自的社会的局限性中挣脱出来,只能悲哀而“热闹”的过完自己“悲剧人生”。

二.悲剧意识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是在人类感受到“我”与“本我”的矛盾挣扎中产生的,是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人类对人类生活发展的悲剧性或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剧性的意识的产物。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低级向高级按照一定的规律逐渐前行,更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兴社会力量取代旧的或过代的社会力量的过程就是产生悲剧性的过程。旧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力量随着时间发展也将过时,因此无论新兴力量的暂时失败或旧势力的灭亡都是悲剧性的,都将产生悲剧意识。

《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但却同样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而且结局都是死亡。人类自从诞生,便面临着死亡问题。死亡激起了我们对存在、对人的思索。死亡正是以极端的感性方式刺激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

从中国文学独特的“黍离之悲”到西方文学致力推崇的“以悲为美,”会发现文学最擅长抒发人的悲剧性情绪,营造悲剧性的感伤意蕴。祥林嫂和别里科夫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之中,但是生活的偶然事件,成全了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性、必然性。祥林嫂是因为思想的愚昧、麻木,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还是糊涂地“老了”,“老”得可怜、可悲、可气。别里科夫的根源则在其腐朽、反动的本质,死心塌地为沙皇效命,甘愿为其殉葬,是死有余辜。死亡,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亡,而且还指精神上的死亡。然而内在的死亡比外在的死亡更加恐怖。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夫权、族权、神权、政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而别里科夫作为人,其实死得更早些。当祥林嫂还能挣扎着问出“灵魂有无”的问题时,别里科夫早就成了一个僵死的符号,一个制度的标签。他们死了,结束了他们悲剧的一生,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启示:不要受消极影响的约束,为了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页、第22页、第19页.

[2]任光宣张健华余一中.俄罗斯文学史.北大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第198页.

[3]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悼.鲁迅全集:第一卷.1981年.

[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5]郭沫若.契诃夫在东方.新华日报.1944年7月15日第四版

[6]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29页.

[7]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江苏社会科学.

[8]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人生有两出悲剧 篇5

请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①自定立意；②自拟标题；③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④文体特征鲜明。

淡定人生

铅华洗尽，最有价值的本真才会沉淀下来。看纷繁世间，唯有内心的淡定才是最珍贵的宝藏。

至今仍记得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被下放到多雨泥泞的咸宁接受劳动改造时，给家人写信：“这儿的荷花真好·····”一句话，便使那段苦难的日子飘荡着荷花的芬芳，将如此偏僻的蛮荒之地描绘成王孙可游的人间仙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自己的淡定之姿，成就人生大业。

随波逐流，在五彩缤纷的风中摇摆，在成功面前大喜，挫折面前大悲，自以为尽兴过瘾，殊不知这正是佛说的“以六尘缘镜为本心”，反而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本心。待人走茶凉，便只余繁华落尽的悲凉，空叹往事的萧瑟。就像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而人世间多少人，以生活为舞台，以自己为主角，上演着这两出悲剧？此时，我竟有些羡慕那些洒脱于人世间的贤士了。一如范蠡，用自己的淡定平和之姿帮君主夺回了江山，却不贪功名，仍是以淡定之姿，平静过完了不平凡的一声，为后世留下千古美名；又如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数次被贬，却贬不了淡定平和的本心，留存于世的，是对百姓的爱护与千古绝唱。

裘德的人生悲剧分析 篇6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人生悲剧； 爱情与婚姻；社会；性格

一、事业悲剧

裘德是一个少见的主人公，早早地确立下人生的目标，并且大半生为之奋斗，拥有“百分之一的天才”，付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仅仅一堵墙就把他和他的那些幸运年轻的同代人隔开，而他和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精神生活；他们那些人从早到晚只是看书、观察、学习、把知识消化。仅仅一墙之隔——可那是怎样的一堵墙啊！”那是一堵裘德穷极一生也翻不过去的墙，因为学院的大门只对有钱有势的人开放。裘德一开始以为，只要能“到那里去”（学院所在的城市），就能离理想更近，然而事实上他只不过看清了“他和他们相距遥远”。

裘德后来心想，累积钱和知识，等候机会的到来，就能成为大学的一员。结果他很沮丧地发现，入学考试的资格所需要的钱，“即使运气一直很佳，他也得省吃俭用15年时间。”裘德给院长们写信，希望能得到帮助和指引，然而寄出的信只有一封回信，内容却是建议裘德“坚守工人的旧业，安于本分”。裘德在学院的墙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他做了12年的大学梦到这里，基本完结。

腐朽落后的社会不让他成为大学生，也不让他成为牧师，后来也不让他成为一个只想安静地干好自己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的男人。

社会的流言与偏见，导致没人愿意跟他做生意；人们认为他的品行不良，好不容易找到了在教堂描涂《十诫》的工作，后来也被赶走；在人们知道他的家庭冷眼看他之后，他不得不自动退出“艺人共同促进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与苏的结合，不能被世俗所理解。裘德只能带着家庭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精神和经济都很困难的生活之下，裘德成了一个身体虚弱、贫病交加的人。

裘德一生无法实现的理想事业，他曾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可是他的孩子们都死了：因为贫穷和压抑的生活，时光小老头性格里的阴暗面爆发，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然后自杀；因为悲伤过度与早产，苏生下的是死胎。这是最沉重的生活打击，代表他的希望的完全破灭。

“哈代认为，世事多艰，幸福快乐是偶然的，痛苦忧患是经常的，这种状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宇宙间缺少一个全能的主宰；人们即使百般挣扎也是枉然，这表现了宿命论的观点。”正是有了宿命论的观点，哈代安排了裘德人生中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而十九世纪伊丽莎白社会的大背景是，普通的穷苦人民在当时的道德和宗教偏见，以及法律和教育体制下艰难生存。于是出身下层、并且打破世俗的界限追求爱情的裘德便成为了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

二、婚姻悲剧

裘德有两段婚姻，情欲婚姻与爱情婚姻，然而都没有得到幸福的结局。婚姻的悲剧，就从人物进行分析。

阿拉贝拉，裘德的第一任妻子，裘德一生的冤家，裘德婚姻悲剧的开始。在裘德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有阿拉贝拉的戏份。阿拉贝拉的形象就是一个粗俗浪荡的女人，而且工于心计。她很现实，并不看重爱情，相当自私。在阿拉贝拉的身上看不到跟情感有关的温柔，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对阿拉贝拉来说，都是可以利用和抛弃的东西，她只关心情欲和享受。

阿拉贝拉把年少的裘德骗进婚姻的陷阱，在发现裘德并不能给她想要的好处之后，便拍拍屁股走人，差点把裘德变成一个颓废的年轻人；和阿拉贝拉的婚姻，也成为苏一开始拒绝裘德的一个理由；在苏和裘德的感情刚稳定下来的时候，就将时光小老头（阿拉贝拉和裘德的儿子）不由分说地甩给了他们，并且时光小老头是后来悲剧的直接造成者；裘德和苏的分手有她的一份功劳，并且在此之后利用舆论把裘德绑在了自己身边；裘德病重之后，和医生厮混，让裘德一个人病死在房间里。

纵观全书，与阿拉贝拉的婚姻简直就是裘德一生的梦魇，他苦短的一生都在为这段情欲婚姻埋单。似乎真的因为他们是在上帝面前宣过誓的夫妻，因此他们的婚姻一直受到“神的庇佑”，裘德到死都不能结束他们的契约关系。时光小老头杀死自己和弟弟妹妹，在苏看来：“我的孩子们被阿拉贝拉的孩子害死就是一个报应——正确的杀死错误的。”而这婚姻之所以“正确”，不过是因为它“是上帝的”，是符合社会世俗标准的，尽管它没有爱和忠诚。

苏，也是造成裘德悲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裘德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不应该对苏发生感情——首先他已经结婚，用别的关系看待表妹就是错误的。其次他们是表兄妹，表兄妹谈恋爱并不好，再次他们福勒家庭，婚姻通常意味着可悲的结局，同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结婚，也只会把事情弄的更糟糕。然而裘德并不能抑制想要靠近苏的冲动，情感受到的长期压制，一旦爆发，便会衍生出比正常发展更为热烈的情感。

苏很漂亮，优雅，而且聪明，对社会、对宗教有着自己锐利的眼光和见解。与裘德相反的，苏丝毫不看重基督寺，甚至感到“圣人们可怕的光辉，只是被绞死的诸神留下的枯鬼残魂”。不过这并没有成为裘德不爱她的理由，反而苏身上闪烁着的、人性的、自然的光芒一直吸引着裘德，让他飞蛾扑火。对社会习俗的制约从来不屑一顾，从小到大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苏就是这样充满灵性与任性的女子。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女人喜欢被人爱，这种爱战胜了她的良心；尽管她一点也不爱那个男人。然后，当她看见他难受时，她才后悔起来，于是又尽量去纠正错误。”苏这样解释和费洛特桑的婚姻，对此，裘德给出了人性的翻译：“你不过是说，你只是和那个可怜的老家伙逗着玩，并不当真，接着你就后悔了，为了补救你嫁给了他，尽管你那样做让自己痛苦的要死。”

然而与裘德走到一起，尽管生活了多年，共同养育了孩子，苏却始终不同裘德定下婚姻的契约。第一段婚姻给苏留下了阴影，她是骨子里有风的女人，拒绝契约的枷锁。婚姻让她望而生畏，纵使周围人的目光让她实在受不了，她也只愿意用离开一段时间的假象来维持和裘德的婚姻。

然而这两段婚姻都是以苏的离开结束的。戏剧化的是，苏遵从自我、超越世俗离开费洛特桑，而最后却自觉要结束自己的错误，离开裘德。苏其实从来都是自私的，她不爱费洛特桑，比起爱裘德，她更爱自己，所以她能无视费洛特桑一再的挽留，也能硬下心来拒绝裘德无助的请求。尽管裘德说：“别只为了救你一个人的灵魂，苏，就不管我了，让我重蹈覆辙！”没用，苏从来都只为救她自己的灵魂而活，虽然她后来活的没有了灵魂。

“我曾经有幸看到你那些充满希望的显示人性的才智，然而现在你却成了一个又可怜、又悲伤、又软弱、又忧郁、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人！你对世俗的鄙视到哪里去了？”这是裘德对后来的苏发出的痛心的质问，而苏竟无言以对。

于苏，这是一场惨痛的皈依，对裘德，是致命的情感打击。

苏给人的感觉是纤细的，身材是纤细的，说话的声音是纤细的，神经也是敏感而纤细的。苏的身上承载了她脆弱的神经不能负荷的先锋意识，如果她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少一些多愁善感，多一点乐观坚强，那她就不会那么害怕婚姻；就不会轻易受到阿拉贝拉的影响；就不会和时光小老头发生那一席消极的谈话；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也不会慌乱到丧失之前的生命信仰，离开裘德。

然而苏就是那个敏感脆弱的苏。爱裘德，更爱自己；选择了裘德，却没有勇气陪裘德走完艰难的人生。

虽然从事业和婚姻两方面分析，然而这俩悲剧其实是相互作用于裘德的生命中的，除了当时那个腐朽的社会对裘德造成的巨大伤害，他的爱情和事业似乎也是彼此悲剧的原因——如果裘德能遇到一个正常的好姑娘，他即使不能实现抱负，但起码能拥有一份稳定的活计，过上安宁的家庭生活；如果裘德能有好的工作，生活不至于艰难得让人窒息，那么孩子也许就不会死掉，苏也不会离开。

裘德的悲剧在于，理想可以是你为之奋斗一生也难以靠近的存在，婚姻即使有爱情和勇气也可能得不到幸福。裘德是个好人，追求爱情、追求理想，这两件事本身并没有错反而充满了人性的美好，可是社会的法则不允许。错的不是裘德，是裘德所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

悲剧人生 篇7

一、时代的悲剧人生

这个时代错乱而无常。当他从鬼魂那得知天神般的父王被阴险诡诈的叔父谋杀, 他要担负起复仇责任时, 抑郁的心境使他觉得“负载万物的大地, 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 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安宁有序已不是宇宙万物的代名词。他又把矛头指向了人,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可在我看来, 这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在对人类的称颂戛然而止的质疑声中, 人不过是“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哈姆莱特的厌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对社会的厌恶不是对社会无所求的超越现实, 也不是厌恶人类而与人类为敌, 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的否定。他心中想做的事与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愿望不能实现, 因而说了自相矛盾的话, 做了自相对立的事, 这是他不情愿的无奈选择。

自我定位的茫然也是导致哈姆莱特厌世的原因。文艺复兴强调人的解放, 然而当事物发展超过了应有限度时就会呈现出相反方面, 蒙田为代表的“自我否定”意识席卷了当时的欧洲。一部分人文主义者承袭了朴素的二元论思想, 认为人的灵魂有理、欲两部分且二者统一, 人性无论从哪种意义讲都不作为第一性存在。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人类中心说。依皮亚杰的说法, 人类的自我认识是一个自我中心化——去自我中心化——重新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当前一“自我中心化”没有完全废止, 后一“去自我中心化”没有完全建立, 这一过程的转折点就会产生断层与分裂。这种断层与分裂表现为自我认识的迷惑, 也就是自我定位的茫然。哈姆莱特就是人类认识自我过程中产生的断层与分裂的产物。

二、自觉与清醒的痛苦

是首带有回旋因素的三部曲式, 而有人则认为应该为插部领先的回旋曲式。无论是那种说法, 这首乐曲都是由三个主题形象构成的。第一个主题开始便是流露着一丝忧伤的第一段主旋律, 仍然具有肖邦那轻柔、飘逸的性格特征, 可见作者对美好生活仍有一线憧憬。中间段落则采用色彩明朗的降D大调与前后形成对比, 伴奏声部与旋律形成交错的切分节奏, 圆舞曲的强拍再一次的被细分, 仿佛作曲家又回到了波兰。将这两个主题形象串联起来, 虽然不似华丽圆舞曲的灿烂, 却能让人听到“滚珠落玉”般晶莹剔透的声音效果。不过梦幻终究会醒来, 并承受着无奈和衰伤而渐渐消失, 最后全曲在焦躁不安中终了。

抒情类的圆舞曲要更慢于流行的舞曲伴奏的圆舞曲, 是作者诗意的集中体现。这类圆舞曲与其说像维也纳的生活圆舞曲, 还不如说更贴近肖邦所创作的夜曲的风格。

通过上面对肖邦几首代表性圆舞曲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肖邦圆舞曲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华丽或典雅的钢琴织体;昂扬奋发的情绪或沁人肮脏的诗意;肖邦的两类圆舞曲都突破了圆舞曲自身的节律, 而将波兰民间音乐的节律植入其中, 赋予了圆舞曲以浓郁的民族色彩;肖邦的圆舞曲都不是为舞会伴奏而写的, 它或是把实际舞蹈理想化的作品或是借用圆舞曲的形式而写成的抒

哈姆莱特的痛苦在于他自觉而清醒地认识了社会的阴暗与自我的可悲。这里要强调哈姆莱特自觉与清醒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所谓的认知是被动、糊涂的, 也许就不会感到痛苦, 即使感受到也不会是哈姆莱特式的痛彻心扉。

他从叔父克劳狄斯看到人性的卑鄙, 从大臣波洛涅斯看到人性的庸俗, 从王后葛特露看到人性的脆弱。这位理想的王室女性, 在丈夫去世短短两个月后“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 她就嫁了人了”。哈姆莱特感叹:“脆弱啊,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统治者依靠的政治力量都是跟波洛涅斯一丘之貉的粗俗之徒, 人民的幸福、社会的未来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统治阶层的人性堕落势必会导致社会的解体与国家的衰败。

更为不幸的是哈姆莱特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一个不幸的人。他对霍拉旭人格的赞美实际上寄托了自我的人格理想, 成为一个“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 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 (的人, 这是斯多葛哲人式的人格 (“明智的人应当不带任何激情和情绪波动” (2) ) 。是超越有限生命, 在命运的汹涌波涛中做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3) , 成为一个自由无束的人。然而现实的地位与责任注定哈姆莱特的意志不属于个人。王子的血统和世俗的舆论限制了他的言行自由, 使他不得不隐藏真实的本性, 但他内心中又有一个成为无拘无束的人的理想追求。哈姆莱特就有了对立的双重身份, 他的命运发生了分裂。他觉得人生应有所作为, 但又向往果壳里的无限空间;想要有所抱负却又不放弃追逐内心的自由。他陷在两种命运选择之间不知所措, 终成为一个不幸的人, 这就是哈姆莱特的人生悲剧。

帕斯卡尔说:“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 (4) , 哈姆莱特就是一个清醒的自觉者, 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 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微弱, 意识到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疯狂。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不幸。然而对于命运的不幸他却没有办法给出合理解释, 也不能做出坚定的人生选择, 他悲剧的命运就成了不可解的人生难题。这个悲剧是心灵的悲剧, 也是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2) (英) 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

(3) (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

悲剧人生 篇8

一.悲剧性格蕴涵美

柳青曾为《人生》的题词为“人生之路很漫长, 但紧要的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髙加林就是在年轻时, 不小心走错了一步路, 也正是这错走的一步, 城市和爱情就抛弃了这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 酿成他终身的遗憾。

髙加林, 一个聪明、开朗、英俊的小伙子, 不公的命运却赋予他贫穷的家庭出生, 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 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 高中毕业, 如果再考不到划定的分数, 就意味着永远被拒绝于繁华的城市之外, 无论你的才华是多么的出众。髙加林, 高中毕业带着对县城生活的无限留恋,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家村, 宁静的教书生涯在村干部子女的挤兑之下宣告结束, 不甘心, 但又不得不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沉重的苦难使他近乎绝望, 母亲心疼儿子, 蒸了一篮子馒头让他去县城叫卖, 以便补贴家用, 可怜的年轻人, 提着篮子, 走遍了整个县城, 却无法张口叫卖一声, 痛苦的躲在无人之处嚎啕大哭。笔者认为, 如果换做别人, 就不一定是这样, 例如, 路遥另一作品《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孙少平和高加林似有相同。他们都是一个处在能呼吸到城市文明之风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习俗的城镇交叉地带的农村。都是高中毕业, 有着年轻人的朝气和理想, 有着年轻人的魄力和冲劲。不同的是, 他们面对苦难生活的态度不一样。高加林缺乏接受苦难的韧度, 缺乏穿越苦难的精神。他在逆境中, 颓败、消沉。更重要的是, 他总是在无形之中排斥和鄙视自己的出身——农民的儿子, 这一事实。但孙少平却从不鄙视自己的出生, 他不愿意扎根农村, 怀着一颗火热之心, 投身于最低微的打工者的行列, 付出牛马般沉重的劳动, 用自己微薄的收入, 养活着自己贫困的家庭, 在给妹妹兰香的信中, 他曾写道“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也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 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 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 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所以, 最终孙少平走向成功, 而髙加林时刻在避讳这个问题, 最终这个问题成为他人生悲剧的催化剂。所以, 髙加林的性格是悲剧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悲剧爱情升华美

髙加林不甘落户农村, 但又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正是生活一团糟糕的时候, 高加林迎来了自己的苦难中的爱情, 可爱的巧珍的出现, 缓解和安慰了他颓丧的心情。淳朴、真诚和火热的爱情让他重新审视自我, 接受了扎根农村生活的现实, 也开始了他真正的生活。如果一切按部就班的发展, 十几年后, 有能干的巧珍持家, 他们的生活肯定是幸福满满。可是叔父的不期而至打乱了已经平静的生活。重新回归城市的髙加林, 一下子从地狱走上云端, 沉睡的记忆突然被唤醒, 这才是自己渴望的生活, 同时也开始了他现实的黄粱美梦, 哪里人群众多, 哪里就有他优秀的身影, 老同学亚平的出现, 更谓锦上添花, 只可惜这是昙花, 花期很美, 但是极为短暂。

就在这时, 忍不住思念煎熬的巧珍来城里倾诉她的想念之情, 高家村中甜蜜的爱情, 却在此时涩然无味, 甚至有些尴尬和排斥, 看着巧珍含着眼泪, 嘴咬着手帕, 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远去的背影, 读者心里也在流泪。痛苦、低落的心情却在和亚平正式交往之后荡然无存, 一个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一个大家闺秀、美丽聪敏。整个县城的聚焦都汇集于他们的身上, 髙加林也飘飘欲仙了, 本想着自己从此会永远走出农门, 抱得美人归, 过上衣食无忧的优雅生活了, 熟料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假托叔父关系走后门取得工作的事情被情敌的母亲揭发, 他被无情的再次遣送回农村, 但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昔日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恋人已成为别人的新娘, 等待他的只有漫山飞扬的黄土和众人略带嘲讽的目光。两次不同境界的爱情都在主人公面前破灭, 留给他的是无尽的伤感和遗憾。

鲁迅曾对悲剧艺术做过精辟的概括“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 本该完美的结局应该在主人公顺意之后戛然而止, 以迎合公众的审美心理, 但是路遥没有, 他将主人公最终摆不脱命运的安排, 一个社会对农村家庭出生孩子的苛刻, 毫无掩饰的展现于读者面前, 每一幕悲剧的后面, 都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而路遥不动声色把这些社会问题用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展现出来, 发人深省。

摘要：路遥唱着陕北悠扬、悲壮的信天游, 一身的黄土, 一路悲歌的步入文坛, 带着对黄土地特有的真诚和炽热, 创作了《人生》这部中篇小说。小说浓墨塑造了髙加林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平凡人但不平凡的人生。本文通过对路遥作品《人生》中主人公形象的分析, 浅谈路遥作品中的悲剧情结。

关键词：路遥,人生,高加林,悲剧情结

参考文献

[1]路遥.平凡的世界[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06

[2]路遥.人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01

[3]杨喜军.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的形象[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7-02

[4]钟建波.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情节和苦难意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02

浅论屈原悲剧人生的自身原因 篇9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根据”。在春秋战国时期, 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得势者如战国四公子、纵横家苏秦张仪, 纵横捭阖;不得势者如儒墨道法诸家, 退而著书授学, 把自己的政治构想浓缩成文字, 让后代领略他们的风骚。但我们发现, 与之相比, 屈原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政治主张和构想, 让人们匪夷所思。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熟悉的屈原。

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在吉利的时辰出生于高贵的家族, 可谓根正苗红。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 注定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进入统治者的队伍。同时,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屈原具备了优越的出身, 同时按他自己来说, 不断的加强自身修养, 使自己具有“内美”, “扈江蓠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他所佩戴的江蓠、辟芷和秋兰正式他美好品质的象征。屈原既有高贵的出身, 又有美好的品质, 他的政治前景将一片光明。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 名平, 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在屈原的高贵出身和“内美”的条件上, 屈原得到怀王的信任, “王甚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 屈原建立了高度的自信, 自己各方面条件优越, 怀王又信任, 自有天下非我莫属的优越感。他觉得“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导夫先路也”, 怀王应该听自己的, 在自己的引导下实行“美政”, 使楚国强大起来, 重新称霸诸侯。屈原给自己的定位是行端品正、好修爱洁、正气沛然的君子, 同时是振兴楚国、辅佐楚王的贤臣。这样, 屈原在自己的政治美好憧憬中建立了高度自信。那些小人屈原不屑与为伍, 对他们极端的憎恶,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整个出过只有他在上下求索, 国中小人蒙蔽圣听;“何方圆之能周兮, 夫孰异道而相安”, 申述自己不能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这样, 屈原在自己出身、内美、怀王的信任和与小人的对比中建立了高度自信。

司马迁在讲到屈原的前期得到的重用, 下面又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原属草稿 (二) 未定。上官大夫见而夺之, 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 众莫不知, 每一令出, 平伐其功, (曰) 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司马迁把屈原的被疏原因归结为上官大夫的诬陷, 但我认为除了这个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屈原不识君王, 他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君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政治希望寄托于怀王身上, 但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值得他托付理想吗?他不知道, 可以说对于怀王, 屈原的认识是模糊的, 他缺乏辨析的能力, 是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导致他的失败, 他的悲剧。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个根本靠不住的人, 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怀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秦惠王为破坏楚与齐的合纵, 派张仪到楚国行诈, 诡称如果楚与齐绝交, “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愚而贪的楚怀王竟轻信张仪, 一方面与齐绝交, 一方面派人到秦接受土地。可是张仪却对楚使者把“六百里”说成“六里”。这样一来, “怀王怒, 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 大破楚师于丹、渐, 斩首八万, 虏楚将屈旬, 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 袭楚至邓。楚兵惧, 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 楚大困。”明年, 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 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 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 臣请往如楚。”如楚, 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 而设诡辩于怀工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 复释去张仪。因为从这一段历史可知, 楚怀王对齐国因贪心而与之绝交于, 为了空头许诺的六百里地却与自己的盟友绝交, 明白人都看得出只是秦国的诡计, 等到上了当了却又意气用事, 不顾秦强楚弱的现状发兵攻秦, 最后失败。可面对秦后来割汉中之地求和时, 怀王竟不要国土而要张仪, 张仪到楚国, 怀王没有惩罚他, 反而被张仪忽悠, 放了张仪。到后来“秦昭王与楚婚”, 被秦拘禁, 落得客死异乡的下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怀王有多么的无能。《离骚》中说 “何桀纣披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奔怒。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悟。屈对怀王发这么大的怨气, 只能证明他对怀王所抱的期望值太高。举尧舜以光明正大的作风到了治理国家的正确途径, 与架封的猖狂放肆以至寸步难行相对照, 给怀王提供前朝的借, 就简直是迂腐到了对牛弹琴的地步。其实, 屈原对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试看《离骚》中的“不量凿而正柄兮, 固前以范酿”两句, 说明屈原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凿”, 是木工安插桦头的孔, 而“桦”, 就是桦头。这两句的字面意义是:不量好桦眼就安放桦头, 这本是前代的贤人被剁成肉的原因。“范酿”就是肉酱, 是古代杀人碎其骨肉剁成肉酱的酷刑。显然, 这说明屈原已经识到自己为怀王所做的一切, 正像一个愚蠢的木工不看桦眼的大小却要安放桦头一样, 其果是一定要失败的。问题是屈原看到了这一点后, 不是从积极的角度, 或者可以说, 他没有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 而是消极地认可自己也像前贤一样, 应该被剁肉泥。这其中屈原也是有责任的。

其实面对昏庸的君王, 屈原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退而从事理论研究。把自己的治国方略形成一套理论, 留给后来的楚国人, 他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正如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得不到各国君王的信任和重视, 但他退而著述, 拥有自己完整的政治理论。为后来秦国的一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法家的思想也一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但屈原没有这么做, 这就要说到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原因:屈原的政治低能。

屈原的忠君爱国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学习, 我们无法否认。但我对屈原的政治理想实表示怀疑。他没有留下任何政治理论, 在得楚王信任的时候政治上也没有明显的建树。司马、迁也只是说“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看似屈原在被信任的时候掌管着楚国的内政外交, 但它到底做了什么事, 司马迁没有明说。试看怀王吃亏之后, 急欲与齐复交, 而被派的负责专使就是屈原。刘向的《新序》中说:“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 以至于此, 于是复起用屈原。屈原使齐。”使齐, 却不见成功的记载, 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 但他的业绩却未见显示出来。我们不能不怀疑屈原到底有没有成功, 进而他为何没有能力做出一番功绩来。尽管《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但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记载的屈原所拟定的法律条文, 也见不到他当左徒时做过任何事。恰恰相反, 他在《离骚》中反映的却是另一种政治主张:“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葱差?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何桨纤之猖披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忽奔步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享吾法夫前修兮, 柞世俗之所服。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依前圣以节中兮, 渭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 就重华而陈辞。汤禹俨而抵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 屈原的治国理想不外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那一套。至于“举贤授能”, 他在《离骚》中举的例子是用伊尹, 禹用咎豁, 武丁用傅说, 周文王用吕尚, 齐桓公用宁戚等。像这样言必称尧舜, 都说他的治国理想与新兴地主阶级的“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

可以看出, 屈原提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 不过是那夏商周的那一套过时的说事, 正如孔子要求恢复周礼一样。他并说不出自己的想法, 面对衰败的楚国, 他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

屈原是有高度自信的, 但到了这里我们会发现屈原是不是有点盲目自大了?自己缺乏政治能力和一套可行的理论构想, 还要君王重视他, 明君见他这样也会烦的, 更何况楚怀王是一个昏君。这样, 他的高度自信和自己的政治低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这是酿成他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可惜屈原致死也没有醒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 2009, 9.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第一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7.

[3]关旭华.屈原是政治家吗.CNKI电子书库.

[4]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 1980, 5.

李商隐的爱情世界与悲剧人生 篇10

一、多情诗人的爱情世界

李商隐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 在他痴情追寻的爱情世界中, 可以考知的恋爱经历有三次。第一次是他22岁时, 与洛阳女子柳枝的恋爱;第二次是他在玉阳山学道期间与女冠宋华阳姐妹的恋爱;第三次是他与妻子王氏的爱情。在这三次恋爱中, 前两次几乎是研究者从他的诗中推演出来的, 作者在自己的诗作中没有很明显地说明。真正可以考证的是他的第三次爱情, 他和王茂元的小女儿之间的爱情。有诗人自己的诗为证。

无题 (一) :昨夜星辰昨夜风, 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 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 走马兰台类转篷。

无题 (二) :闻道阊门萼绿华, 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 偷看吴王苑内花。

无题 (一) 首联写诗人首次见自己钟爱的女子的时间、地点;颔联写他们之间心心相印, 情投意合。颈联则荡开笔调, 概述诗人在王茂元家里宴饮、“送钩”“射覆”、行令等事, 充分反映出诗人当时受到王茂元的器重垂青。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往在泾川, 始受殊遇;绸缪之际, 岂无他人。樽空花朝, 灯尽夜室;忘名器于贵贱, 去行迹于尊卑。语皇王致理之文, 考圣哲行藏之旨。每有论次, 必蒙褒称。”就是当时这段生活的写照, 和无题诗描写的情状相符合, 可作“隔座”联的注脚。

无题 (二) 意义更加明确, 诗中的萼绿华传说是九嶷山的仙女, 这里比喻王家女。“闻道”一词, 说明作者在见王氏之前就听说她美丽无比, 受人夸赞。“昔年相望抵天涯”, 这句写诗人过去长期思念自己的爱人。“秦楼客”是诗人自己, “偷看吴王苑内花”, 即偷看意中人。这里所说“吴王苑内花”, 是用了西施典故, 以西施喻王氏女, 有夸奖她的意思。他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莫将越客千丝网, 网得西施赠别人。” (《无题》) 也是同样用意。这两首诗都写于泾原王茂元幕, 主题思想十分明显, 写自己与王茂元的女儿心心相印的恋爱事情。诗人为了追求到王氏, 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李商隐对王氏女情有独钟, 并且在李执方、韩畏之的撮合下, 终于在开成三年 (公元838年) 和年轻美貌的王氏结婚。诗人相当长一段时期追求的爱情生活, 终于得到满足。

二、美丽的心灵, 悲剧的人生

“李商隐为人正直、热情, 非但政治上有革新建树的理想与抱负, 而且生活上刻苦自励, 严肃认真。他对王氏的爱情真挚而专注, 这在唐朝士大夫薄幸成风的社会中, 毋宁说是难能可贵的个别情况。”

他的《蝉》写道: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这首诗, 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的内心孤芳自赏的心声。作者以蝉自比, 表现寄人篱下, 徒有不平之鸣, 得不到任何同情, 但仍要保持高洁, 诗中的蝉也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 又是追求的一生, 其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追求的破灭。如果他无追求, 也许就没有不幸, 然而李商隐不可能无追求, 因而他的不幸是必然的。有人说, 李商隐对爱情的追求是导致他悲剧的原因。也有人说, “牛李党争”是他悲剧的主要根源。但无论哪一个原因, 他都给诗人以沉重的打击。李商隐九岁丧父, 岁暮漂泊, 境况十分艰难, 他是家里的老大, 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的压力。“半纪漂泊”“四海无可归之地, 九族无可倚之亲”, 李商隐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 对他的一生成长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