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道家
道家思想的发展史（精选8篇）
篇1：道家思想的发展史
1、起源：《汉书·艺文志》曾记载，道家书籍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暗示道家思想与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伊尹、许由、巢父、伊尹、姜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有关。另外，与儒家文化起源于周文化不同，道家学者多出自宋、楚、秦、齐等国，暗示道家思想与夏朝、殷商文化密切相关。
2、成型：春秋末年，以老子《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
3、兴盛：老子以后，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六大派，除了老庄学派外，杨朱学派、黄老学派、彭蒙田骈慎到派、老子学派和宋尹学派都曾兴盛一时，其中以黄老派最盛。其时，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4、挫折：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
5、辉煌：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6、压制：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
7、复活：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
8、潜藏：魏晋南北朝后，虽然道家思想屡次成为大乱之后治国的急救包，也是部分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但它绝大多数时候处于边缘化状态，只能在文艺科技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直到唐宋时期道家又发展至鼎盛，故学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家实力却压倒二教。到了元朝道家继续南北朝边缘化状态。另外，道家思想曾和佛教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且道家对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9、复兴：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精炼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篇2：道家思想的发展史
道家思想与企业平衡发展
。
――《道德经》第二十四章
道家智慧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瑰宝，它和儒家思想分别作用于企业不同的层级。 如果说“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更强调了企业中基层的执行能力和守业能力的话，那么“君无为而臣有为”的道家思想则是企业领导者高屋建瓴地制定企业战略决策所借鉴的重要思想工具。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所追求的是结果是最终达至“大道无形”，让企业发展从“不得不然”，到“欣然而然”，最后形成高速流畅的“自然而然”。
依势而为、阴阳调和的自然平衡之美，是企业发展最高境界。它让企业以最小的力量在市场上获得最大的向上成长的空间。
大道无形：企业的阴阳平衡
企业中的“大道”是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此，我们试图阐述的是一个不可道而又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潜规则：企业势能的阴阳平衡。“孤阴不长，孤阳不生”，唯有企业将阴阳的势力调节到微妙的平衡状态，才能获得企业发展的基业长青。
东西方的文明总是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交融，彼此影响、相互交融、前呼后应。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的XYZ理论、马斯洛理论也可以属于阴阳平衡的观点。例如XYZ理论中以“经济人”为基础的X观点就是阳刚的力量，而以“社会人”为基础的Y观点就是阴柔的力量。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下面的两个基本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是属于阳性的力量，而上面的三个层次：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属于阴性的力量。阴阳平衡理论认为：我们可以把企业的能量分为阴、阳两种，在系统流程、等级等方面属于阳刚的力量，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阴柔的能量，它所强调的是沟通、尊重、人性化等方面，
我们从阴阳平衡的角度去看企业发展，就会发现企业处在两种极端的状况下会出现问题：至阳无阴的企业或至阴不阳的企业。至阳不阴的企业片面强调硬性管理，如制度、绩效考核等，制度的僵化可能会导致人员的流失、创造力下降、应付危机的能力下降、人浮于事……而另一种极端：至阴不阳的企业则由于阳刚的力量缺失：如缺乏系统管理流程、没有制度或制度不严密、薪酬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效率低下、目标不清、能量无法集中、人的惰性增强、互相指责。
不论是至阳还是至阴，它们真实的情况都是没有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导致阴阳失调。所以，企业最佳的状态是阴阳的力量达到平衡。只有当阳阴平衡的时候，企业就会充满创意，Z结果――系统的平衡――会自然呈现，即下图中整合创造的部分将会自然呈现。
篇3：道家思想对武当派武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武当派武术,道家思想,影响
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它产生于中华民族的生产和繁衍的历史长河当中, 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浸润, 并且在与自然环境和外族侵略的过程中发展壮大, 成为一种兼具了搏击、中医、健身和养生等功能的具有艺术性和体育运动性质的文化活动。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当中的一枝奇葩, 与少林派武术齐名, 被视同为天下武术的源头。武当武术孕育于武当文化当中, 武当山是道教圣地, 武当派又是道家派别, 因此道家思想对武当派以及武当武术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老子所创立的学派, 经过庄子的继续发展, 成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武当派的武术发展过程的基础理论、战略战术以及练功方法等都是受到了道家的认识论的影响。
一、武当武术及其道家哲学内涵
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是搏击技术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它是对人体运动规律的把握也是对自然规律了解和把握的一部分, 因此也属于哲学范畴, 从这一点上来说, 哲学性也是武术的本质属性之一。中华武术, 无论是它的功理功法、拳械套路、技战术原则, 还是它的健身修身、内养外练的方法以及武德修为、武术的人文精神等, 无不闪耀着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光辉。可以说, 中华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华武术的魂, 是中华武术延绵不息精神动力。武当武术包含着武术和养生之学的奥妙, 融道家哲学武术理论于一体, 因此武当武术被誉为“内家神功震天下”的盛名, 也有人称“北宗少林, 南尊武当”。武当派被誉为内家拳的宗师, 武当武术的“内”就在于武当武术对人生、人体规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度思考并且反映于武术当中, 这些都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武当派作为道家教派, 道士修炼学法, 往往伴随以习武, 武当武术以养生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将古代胎息、吐纳、导引、辟谷等养生术引进了武当, 开始了对生命科学积极探索。因此其武当武术与武当道教渊源甚深。武当内丹功既有动功, 又有静功, 行、立、坐、卧各式功法一应俱全。其动功与民间武术的有机结合, 从而产生了内家拳, 这一结合, 不仅使内丹功的功具备了新的功力———技击, 而且使外功得到了升华, 形成了一种在技击实践中威力巨大的内家拳术, 这无疑是中华武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 也是中华武术的哲学基础之一。道家思想是一种探寻世界本源的本体论思想, 依照道家思想, “道”是宇宙的本源,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道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 武当武术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 理论主要包括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论[4]。这些理论都成为了武当武术的认识论基础。
二、道家思想对武当武术发展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武术发展的影响体现在, 道家的认识论成为武术发展的认识论基础, 武当武术的练功方法、传略战术、养生理念和武术理论都是以道家思想作为基础。
1. 道家思想对武当武术练功方法的影响。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道”, 老子认为“道”就是“无”即“无名”, 无法用语言和现存的概念去理解和表达出来, 属于形而上的概念, 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这里的“无”就是道, 是一种“无名”的概念。武当武术就吸收了这一思想作为武术的根本特征, 武术的练功方法也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在武当武术当中虽然存在套路, 并且是习武过程中必须掌握的部分, 但是, 武术的套路都是变化的, 并不像广播体操那样必须达到某一规范标准, 而是强调随机应变, 套路练习只是练习武术的有形部分, 而武术的适用确是无形的, 是变化无常的, 这种变体现为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招数和战略, 以一变应对万变, 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说, 武术的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变的部分, 是无形的部分。武当武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 很多武术家在培养自己的传人时都非常注重悟性, 因为武术之“道”只能用直接的体验去把握, 习武之人一定要注重直觉, 用感知和领悟来把握武术之道, 掌握了武术之宗的“道”, 懂得了“道”的变化就自然理解了武术招数的变化, 从而达到以一变应万变的境地。在武术的联系之中, 不是像其他体育运动项目那样强调盲目的模仿练习, 而是更加注重体会武术招数中的每一招每一式当中的“道”, 悟出奥妙所在才是真正达到了习武的目的, 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武术当中虚实动静。
2. 道家思想对武当武术攻防战略的影响。
武术是一门以搏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运动, 在搏击当中道家的思想也对武术的攻防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武当武术的搏击战略上讲求“以静制动, 动静自如”、“以柔克刚, 刚柔相济”、“后发先至, 崇下尚退”的战略理论, 这些理论都源自于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当中包括了阴阳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由阴阳两种元素组成, 两种元素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阴之极可以转为阳, 阳之极可以转为阴, 阴阳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是世界存在的方式。动、静, 刚、柔, 先、后, 都是阴阳两极的反映, 在武术的搏击过程当中的攻防战略就是合理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道家思想认为运之始生阳、生刚、生强, 而静之始生阴、生柔、生弱。也就是说当物体运动起来以后就会产生阳刚之势, 当物体静止下来的时候就会产生阴柔之势, 所以, 对于已经运动的物体, 如果想阻止该运动最好的方法是用柔软的静止的物体来化解, 而不是用更加强硬的运动来迎接, 那样只会两败俱伤。在武当武术当中这一思想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在武当武术当中讲究以柔克刚, 而不是以刚制刚, 讲求以静制动, 而不是西方哲学当中的以暴制暴。比如一个势大力沉的攻击通常都是以舒缓柔弱的招数来化解。而对于频繁发出攻击的对手则采用沉着冷静观其破绽的方式来应战。武当派武术大师许禹生《太极拳经详注》就对这一理念描述道, “倘敌欲发我, 则应心中坦然, 审候应机, 静以侯之。微动即应, 所谓后人发, 先人至是也”, 说的就是以静制动的道理, 当对方攻击的时候, 不是急于反抗或者忙乱, 而是冷静观察时机, 发现破绽后才采取攻击。武当派著名武术家张三丰就是将道家思想中的阴阳、刚柔、动静运用得最为精妙, 他创造的太极拳虽然看起来动作缓慢、力道柔软, 但是太极拳在格斗和健身两个方面至今仍然影响着其他拳法和武术。
道家思想当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变”, 万事万物都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 通过变事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能够在攻防中利用对方的势头转化为自己的能量就能够借力打力, 既消耗对方又能够保存自己实力, 或者以小敌大以弱敌强。比如一个人从静止开始运动, 那么他身体的各部位相对位置就开始发生变化, 这样重点部位就会暴露出来, 身体重心就会发生移动, 只要把握好这些变化, 就能够将优势化归自己。
武术当中的巧打也是道家思想的反映。道家思想认为任何事务的运动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 只要把握了这种规律就能够控制和影响事物的发展变化, 掌握规律就能把握重点就能够更加高效地攻防, 这就是武术当中的巧打的思想。所谓的四两拨千斤就是巧打的最好诠释。在武当武术当中, 武术造诣高者不是力气大、体格壮实的莽夫, 而是懂得巧打的智者。武当武术的基本理念认为人的运动都是有自己规律的, 而且在运动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弱点, 只要攻击这个弱点就能够更加有效攻击对方, 比如面对一记势大力沉拳头攻击, 不是抬起自己的拳头迎上去, 而是在对方挥拳重心前移的过程中抓住对方的上肢、衣服, 顺着攻击的方向发力使攻击方无法收力而失去重心。
3. 道家思想对武当武术修炼和养生之道的影响。
在武术理论当中“气”是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习武之人练武和养生必须了解和把握的精华之处, 在武学上“气”被视为武术的根本和动力源头, 只有养好“气”, 用好“气”才能心康体健, 才能收发自如。“气”是道家思想当中的重要概念, 道家认为万物统一实际上就是“气”的统一。武术的种种形态、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武术当中的“元气”就是《易经》当中所说的“太极”, 就是精神和物质的源头。清朝武术大师宋茂源在《苌乃周先生二十四气拳谱序》对“气”在练武和养生当中的作用写道:“武之主于气也, 夫人而知之矣。抑知气何自流通飞舞而无滞乎?……太极为二气之祖, 而千变万化之消息也。善武者, 必先会太极于胸中, 而后开合流动, 始能飞舞神化而不测。”在他看来一个练武者要想练好武术就要从练气开始, 练气的过程就是养生, 气炼好了就能够身轻体健运用自如。
武当派的武术以内家功见长, 武当内家功的理论基础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中华哲学的基础, 它影响着中国的整个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道家的思想和哲学理论对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 它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是中国人思考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武术作为国粹它是以哲学思想作为发展基础的, 在武术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深受着道家思想的影响, 其中武术当中的练功方法、养生之道和战略方法都是源自于道家思想。因此说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青山.论道家思想对武术战略理论的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997 (1) .
[2]张秉山.中华武术的哲学基础[J].探源, 2011 (11) .
[3]田有良.中国武当武术形成与发展探源[J].科教创新导报, 2007 (35) .
篇4：道家思想的发展史
艺术设计正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工业产品设计急需完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跨越，201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务院11部委联合下达《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助推工业设计快速发展，中国的工业设计亟待实现创新与蜕变。然而，创新是建立在传承基础上的。当代中国工业设计需要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特质与历史使命，从文化发展动因上解读传统，从而培养现代设计所应有的洞察力、理解力和审美观，使我们在设计的创新实践中表现出应有的创造力。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道家乃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根本［1］(P145)。正是道家思想促进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设计文化的发展。因此，基于当下、面向未来，解析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哲学与中国设计文化的契合，发掘道家思想对当代中国设计文化的潜在作用，对于提升民族设计文化进而促进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学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与设计学科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仅限于园林与环境雕塑等艺术实践层面的一般性论述，尚无关于道家思想与我国设计学科整体关系的研究。本文拟从道家思想文化内涵与历史地位的探讨切入，从认知层面就道家思想对形成中国设计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进行分析。
一、道家哲学思想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地位
“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家之“道”包含有三个基本的层次:一是本根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P240)。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和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混沌未分的自然始基。二是法则之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P164)。“道”是自然界内在的秩序法则，具有客观规律的必然意义。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而不人”［3］(P519)，“自然”是道家文化的终极关注。道家文化的自然，并非自然意义上的、作为科学和人类实践之客体而存在的自然，而是建立在人的主观价值意义上的价值自然;作为一种价值载体，这种自然并不能单独进行自我阐释，只有在与人文相互参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意义。因此，道家之自然指的是科技和设计等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是一种与人的活动相对应的能动自然。三是“上德无为”［2］(P218)的无为之道。由于天地万物的产生是自然而然、本真如此，因此，“道”作为自然规律有着自己的存在、运动和变化规律，所以“道”的存在、运动、变化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可见，道之“无为”并非消极无为，道家循自然而无为的哲学思想实质上正是对客观事物规律的遵循，这样的“无为”蕴涵着科学之为和积极有为的深刻辩证性，表明“无为”之道正是符合自然之性的科学之道。
道家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中占有主要地位，但道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进程中，道家思想往往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就迎合了人心思定的趋势，构建了以“道”为核心、以“道法自然”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道家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汉初黄老之学的兴盛与汉末道教思想的兴起，使此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
文化即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4］(P24)道家思想的人文价值理想及其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社会文化地位;同时，作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规律，道家思想又不仅仅是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实践活动所普遍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二、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影响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操画论之语，也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创造法则，绘画、建筑、园林乃至日常的器物造型无不体现出这一法则，它深受道家“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1.“天人合一”观的文脉体现
对于起源于农耕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卓越文明的古代中国来讲，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天、地等自然因素息息相关。道家“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中国先民祈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形上表达，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意识之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对于人们生活环境设计的影响尤为凸显。例如，相对于西方传统建筑中高耸的尖顶，中国古代建筑就更多地体现着亲和大地的文化特色，以向下延展的大屋顶象征着对大地的皈依，体现着“天而不人”的融于大地自然的意识追求，道家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清晰可辨。
中国闻名于世的自然造园意境也源于道家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出世思想，其借景造境“移天缩地”，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模拟自然来营造人为的“天然”空间，不着痕迹地组织和提升环境之美，完美地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共生美学思想。之所以形成这样影响深远的园林设计风格，主要是因为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文人墨客走出纯粹意识形态的樊篱，积极参与社会环境的设计与规划活动，最终影响并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设计风格。如苏州拙政园的创意构思，就是由当时著名的画家、“明四家”中的文征明先生完成的。大批诗人、书画家参与江南园林设计，大大提升了江南园林设计的文化品质。无锡的寄畅园亦颇具诗情画意之妙，园林布局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引惠山泉水作园内池水，在西、北两处用惠山石堆砌假山，仿佛是惠山的自然延伸。寄畅园虽然面积不大，但近以惠山为背景，远又以东南方锡山龙光塔为借景，显得山外有山，楼外有楼，青山正补墙头缺，园林与自然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道家思想还直接影响着古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设计活动。我国古代的日常生活用品、农具、家具、车船乃至兵器设计等，无不体现着道家师法自然、“天而不人”的设计思想。追崇和谐与自然，将“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更有明式家具。道家尚“无为”重“天然”的思想，反映在明式家具上表现为以简洁装饰、柔美线型与天然材质为特征的纯真风格。这种以极限精简和天然纯朴为美的工艺设计，正是“天人合一”之崇尚自然、师法自然文化心态的表现。明式家具设计趋达事物本性之真的简洁体现了“无物累”［3］(P170)的自然情怀，其精炼、柔美的曲线造型也体现了道家“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2］(P154)的审美理念。明式家具用材大多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悠雅，纹理优美生动，制作时多蜡活少髹漆，追求充分展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纹理，给人一种温润、淳朴的天然美感。其优美自然与沉穆典雅无不浸润着道家“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P398)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设计文化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征。
2.辩证思维逻辑的深刻影响
辩证思维与方法论是道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设计文化特征的形成。老子主张“上善若水，以柔克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P164，P279)。这些都体现了道家思维的辩证性，也成就了传统中国外柔内刚的设计美学观，使得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开工造物，赋予器物设计以极强的亲和力，促进了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发展。
道家还强调事物或现象之间相辅相成的整体系统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双方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即便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也“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2］(P61)，是有与无、虚与实、阴与阳、静与动、常与变、始与终等因素的对立统一。道家辩证思维认识观的思想内核，是把宇宙万物看做是系统和协调的整体，并由此出发去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我国古代重大技术工程都因运用了基于这样系统认识观的象数思维原则，而成为工程历史上的典范。如明清两代治黄专家潘季训、靳辅、陈潢等，都是深谙道学之士，他们在治黄工程的设计中统筹兼顾，创造性地运用了道家整体思维法则，抓住水流与泥沙的矛盾关系，实行上下游兼顾，修筑河堤、疏浚河道、堵塞决口并举，达到治理黄河、安定淮河、保证运河漕运畅通三位一体治理的整体效果。道家思想的参悟多是起于哲学而终于物理，其辩证思维逻辑的科学特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实践的巨大作用力。
道家整体认识观的辩证思维逻辑对中国古代设计的影响是深远而普遍的，不仅重大工程如此，日常造物也是如此。例如在器物设计上，图1所示的汉代“中国大宁”铜镜纹样便是“取气于五行”，这种镜背的纹样格式取于五行木、火、土、金、水，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分据东、南、中、西、北五方，这既是道法自然的思想体现，也反映了道家的整体思维认识观，极大地启迪了当时人们的设计思想。注重整体思维、刚柔并济，讲究不同元素异质间性的协调与融合，力求在整体的包容中实现超越，这些设计理念凸显道家整体思维的认识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古代中国整体设计文化的形成，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三、道家思想与当代设计思想的契合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论述道家思想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时，不仅充分肯定它促进了中国人早期的发明创造，而且强调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心渴望从整顿社会秩序回到自然界的沉思。”［1］(P178)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赖特也深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所倾倒，他说:“据我所知，正是老子，在耶稣之前五百年，首先声称房屋的实在不是四面墙和屋顶，而在于内部空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这个观念精确地表达了曾经在我的思想和实践中所抱有的想法。原先我曾自诩自己有先见之明，认为自己满脑子装有人类需要的伟大预见，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只是后来者。几千年前就有人做出这一预言。”［5］就连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密斯·凡·德罗最著名的“少即是多”的设计格言，也能在老子的著述中找到通俗具象的诠释:“少则得，多则惑。”［2］(P279)可见，老子的道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古今中外设计艺术的形式和审美观念的各个层面都可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子，古往今来的设计艺术无不与道家思想相契合。
1.“天而不人”与当代生态共生的美学观
当代共生美学观主张传承与创新共生、科学与艺术共生、历史与现代共生、人类与自然共生，以及不同文化和美学观的相互交融与共生，从而使多种社会元素在重叠、并行、综合、交融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完整的、包容的、无限的发展系统，在差异与矛盾、和谐与统一中求得发展。这种多重意义上的共生为设计创新确立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导向，是形成当代多元设计文化共存共生的思想基础。
道家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认为事物“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2］(P61)，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观表征着事物“相成”“相生”的存在状态，其实质正是相辅相成的共生思想。传统再现美学观、现代表现美学观和当代共生美学观反映了人们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审美认识倾向，而发祥于古代的道家思想竟与当代共生美学观有着如此深刻的内在契合，不能不说它有着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道家认为，“在生命过程中人体内部的生理机制构成一个有机的小宇宙，它又与自然、社会等外部环境息息相通，构成相互制约的大宇宙。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存在协调一致的关系”［6］。这种将人的生命体看成一个整体系统，注重生理机能、考虑自然环境与心理感受，强调生理、自然、心理三者整体协调，并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把人的生命存在看做是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科学认识，显示了道家思想对自然生态的极度重视。当代共生美学观也认为:人类不能违背自然属性而进行美的创造，不管人试图以怎样的主观努力来改造物质世界，人与物之间依旧是人与物理学构成因素的基本关系，设计只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美学思考，而“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7］。共生美学观主张与自然共生的科学设计观，强调设计的使命是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真诚沟通来求取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这与道家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认识观是契合的，与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也是契合的。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设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今天人们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设计的环境之中。当人们认识到设计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创造物，而且也是当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方式时，不免惊讶地发现，这正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今天的设计，无论产品、环境还是建筑，无不是在全力协调着“人”之“小宇宙”与自然之“大宇宙”之间以及“大宇宙”内部之各“小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绿色设计也正是遵循着道家“天而不人”［3］(P519)的思想。今天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不能奢望依靠设计来随意驾御自身生存于其中的现有物质世界，设计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要掌控物质世界，而是要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真诚对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得更好。
2.取象比类思维与当代设计教育的系统论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易经》，其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设计创造的思维方式。取象比类，即通过类比、象征的方式去把握对象世界。取象是为了归类与比类，即依据所研究对象与已知相对事物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来推导其他可能的状况或特征，并取其所长用于设计创造。取象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或事象，它是一种鉴于功能与动态属性相关性的无限类推。
“设计正是人类生活方式设计的一种表达方式，是阶段性、地域性的信息载体的系统表达”，“工业设计学的研究方向是以系统论为先导，强调方法论的研究，不仅是从专业知识和设计技巧方面来培养学生，更重要的是抓思维方法的训练。不是把某一工作对象作为学科或专门化的依据，而是引导学生创造性地有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地认识问题、归纳问题、解决问题”。［8］(P93，P94)这里表达的基于系统论的设计教育思想，便有着明显的整体思维特征，它与取象比类之形象思维方法血脉相承。
3.整体性思维与当代设计的事理学思想
中国工业设计的事理学理论，强调从“事”的系统认识观角度切入设计。设计事理学是设计方法学向哲学层面的提升，是当代工业设计走向学科成熟的理论基础。在事理学中，无处不透射着整体思维方法:“‘事’指某一特定时空下，人与人或物之间发生的行为互动或信息交换。在此过程中，人的意识中有一定的‘意义’生成，而物发生了状态的‘变化’”，“事里包含着人与物，还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行为互动及信息交换)，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情景’或‘背景’。通过‘事’可以看到‘事’背后人的动机、目的、情感、价值等意义丛。因此，事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在具体的‘事’里，动态地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显性关系’与‘隐藏的逻辑’。‘事’是一个‘关系场’，可以看到‘物’存在合理性的关系脉络”。［8］(P96)
道家思想与当代工业设计的事理学理论高度契合。工业设计的事理学在强调“实事”“求是”时，甚至直接引用了以道家思想为思维逻辑基础的中医学语言——“实事是望闻问切，求是是对症下药”［8］(P96)。事理学强调工业设计师应在系统中观察、分析、研究“事”，得出“事理”，最终通过设计实践来实现“事理”。这与道家引导人们随时把宇宙万物看做一个整体，并由此出发去观察分析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认知思维是高度一致的。在事理学视野下，工业设计不仅仅是具体的产品艺术设计，更是以产品为载体的概念创新，是遵照事理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既是当代系统论思想的应用，也是对中国道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四、结语
道家思想源自于对自然存在的科学感悟，从“天人合一”论与整体思维观到有表及里、由此及彼之“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方法，无不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妙智慧。道家思想作为哲学认知和科学认识具有着鲜明的创造性特质，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设计创造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设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中国的设计文化和设计教育。在当今科学与人文紧密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与道家思想的历史对话，是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必需，将道家思想的真谛从古代哲学思辨的论述中解析出来，使之成为现代设计的传统资源支持，赋予当代设计以隽永的文化底蕴，有助于促进中国设计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创新转向。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M］.何兆武，李天生，胡国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5.
［2］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3］孟庆祥.庄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4.
［5］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9.
［6］唐明邦.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C］//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89:154.
［7］［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8.
篇5：道家思想的核心
1、道法自然
顺应自然，不好过于刻意，“去甚，去奢，去泰“。人要以自然的态度(三个层面)对待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我。因此会有“自然——释然——当然——怡然“。
2、清静为天下正
清静之道，自然之道。“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道“高明的管理者要懂得：“不言之教“，有时无声胜有声。“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烦，不可挠;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严子陵：“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3、为而不争
“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四种状况：方而不割-有棱角而不伤人;直而不肆-率直而没有放肆;光而不耀-有光芒而不炫耀;廉而不剐。体现处世的态度：平和、宽容、自然。
4、虚其心
道就是虚，去除心中的念想、重重心事就是愉悦;即让心虚着，没有心事，才能体验性命的乐趣。虚心：能够学习新知识(更新知识);能够更加包容一切(无成见)。只有虚其心，才能有容人之量。虚心的好处：能够超越自我，否定自我，不断提升自我;虚心是一种美德，——心量个性大，能包容各色各样的人，个性是一些有个性的人才(容人之量，是靠把原有对人的成见、意见、不愉快、抱怨、不满意等等忘却才能到达)。经营智慧：忘却屡屡经验(使自我成功的方法、经验，学习更新的、更好的东西)才能有更适合发展的东西。
5、正言若反
篇6：茶道中的道家思想
一、尊人
中国茶道中，尊人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常见于对茶具的命名以及对茶的认识上。茶人们习惯于把有托盘的盖杯称为“三才杯”。杯托为“地”、杯盖为“天”，杯子为“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如果连杯子、托盘、杯盖一同端起来品茗，这种拿杯手法称为“三才合一”
二、贵生
贵生是道家为茶道注入的功利主义思想。在道家贵生、养生、乐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茶道特别注重“茶之功”，即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能，以及怡情养性的功能。道家品茶不讲究太多的规矩，而是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如马钰的一首《长思仁·茶》中写道：一枪茶，二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
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可见，道家饮茶与世俗热心于名利的人品茶不同，贪图功利名禄的人饮茶会失眠，这表明他们的精神境界太差。而茶是天赐给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就更能体道悟道，增添功力和道行。
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乐事。对此，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水调歌头·咏茶》一词中写得很妙。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春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三、坐忘
“坐忘”石道家为了要在茶道达到“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致静法门。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中国茶道把“静”视为“四谛”之一。如何使自己在品茗时心境达到“一私不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呢？道家也为茶道提供了入静的法门，这称之为“坐忘”，即，忘掉自己的肉身，忘掉自己的聪明。茶道提倡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以及“涤除玄鉴”“澄心味象”的审美观照，均可通过“坐忘”来实现。
四、无己
道家不拘名教，纯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厨师态度也是中国茶道的处世之道。道家所说的“无己”就是茶道中追求的“无我”。无我，并非是从肉体上消灭自我，而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自然、心纳万物。“无我”是中国茶道对心境的最高追求，近几年来台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日本、韩国茶人也积极参与，这正是对”无我“境界的一种有益尝试。
五、道法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
物质方面，中国茶道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行为方面，中国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味美，一朴实味美，东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好不造作。
篇7：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doc
道家哲人老子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而且，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人也是中国古代最早对社会文明演进进行系统性反思、批判的思想家。“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品格是道家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起源的特性”集中体现。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首次把“道”作为哲学范畴而给予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建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老子的“道”的思想对现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老子道家学说可以参照的现实意义
（一）按照自然规律行事
“天之道，利而不害；从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三章）提出人类应按照道的规律来行动，反对妄为。人的行为应该合乎天道，这些思想对现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需要顺应自然之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体表现在人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类无节制与不合理的对待资源，产生由资源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紧张，甚至产生资源大战。老子“道”的思想就要求人们应该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不凌驾于自然之上。
（二）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老子十分强调“道”的自然性与无为性，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以为天地人当效法“道”的自然性。可见，在道家哲学中，“道”既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存在的根据，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和君王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也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境界。“自然”则是对“道”存在状态与本性的客观描述，意指万事万物非人为的、不受外力干涉的存在方式，即“自然而然”、“自主而然”。
传统的宗教信仰认为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道’法自然”的观念否定了超自然意志的支配，具有无神论的性质。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也就是说“道”顺任自然，各物在不受干涉的自然状态下反倒有更好的发展。
因此，“道法自然”最一般的涵义，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解读，就是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要遵循万事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和主体自身本然的发展趋势。显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哲人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所预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它深刻地反映了道家哲学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的思想主旨。
（三）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老子认为，人的祸患多源于自身永不知足的贪婪本性，因此，圣人不仅要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完美的人格魅力，还要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知足”是对于“已经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反刍：“知止”却是“获取过程中”的主动放弃。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知足常乐，能忍恒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知足知止”是道家用来调节、处理“身”与“心”(欲)关系的思想主张，也是非常可贵而独特的价值取向。
《老子·四十四章》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兵?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声和身体哪个更值得珍惜？身体和财富哪个更贵重？得到名利和丧失身体哪个更有害？过分地爱惜名声必定造成很大的精力耗费，过分地贮藏财货必定导致惨重的损失。因此，知道满意知足就不会遭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导致危险。这样，就可以长长久久。
可见，“知足知止”思想的可贵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辩证的智慧教导人们如何对待成功，如何把握名利财富，如何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道家哲人庄子看来，社会上出现的人为物役，包括“以物易性”、“以身殉利”“去性从心”等等社会乱象，关键是没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财货、名利”等有形或无形之“物”的关系。人生有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这正是成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赖以繁衍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为此人类产生许多欲望，比如食欲、物欲、占有欲，并由此派生出诸如金钱、名利、地位、权力、美色，等等。而且当某种欲望实现了，又会产生新欲望，所谓“欲壑难填”，欲望是无止境的。
在《庄子·在宥》篇中指出：“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这里，庄子以治国作喻，认为能够支配万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的统治者，就能统治天下。人、物之辨在区分人与物的同时，明确地拒斥了人的物化，它的内在意蕴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
可见，庄子“物而不物”的思想强调的是“人”对“物”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身虽处于“物”中，却不为“物”役，以此启示人们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不能本末倒置，不应把功名、利禄等外在之“物”，当做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载体。唯此，才能真正做到“人”与“物”的和谐，也才能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五）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
在《庄子·渔父》中有这样一句话“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于天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认为，法天，就是法自然，自然是真实的存在，它从不说谎，人要法天，就是要真诚地坦露自身的真性情，真性情的敞开就具有感人的力量，反之则不然，不真不诚则不能动人。庄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关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统一问题。内心情感激越，既使表面平静，人们也能感受得到；相反，内心毫无波澜，愈是假装，愈是让人反感。
“法天贵真”是道家哲人用来揭示生命与生存内涵的思想主张。在一个人性被世俗的情欲、名利、财货所牵引，以致于物欲横流、虚伪丛生的社会里，如何安顿生命和生存，是道家哲人思考与关注的重心。现代人往往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们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行事完全背离了自已的真性情，所谓“法自然”在如今的时代成了奢望。可见，道家关于生命和生存要“法天贵真”，内在地具有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的价值诉求。
三、结语
篇8：道家思想的发展史
“道家”一词始于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用以称呼先秦以来以“道”或“道德”为学术宗旨和核心的学术派别。其所谓“道家”, 乃是沿着《庄子·天下》中彭蒙、田骄、慎到理论倾向发展起来, 并吸收了《老子》《庄子》学说的黄老学派。司马迁继承其父思想, 判定先秦道家乃是老子或黄老之学的发展, 故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将诸人合传, 并继而断定“庄子, 其学无所不窥, 然其要旨本归于老子之言”, 并举《渔父》《盗跖》诸篇以资证明。司马迁这一权威论断, 使得长期以来庄老混同, 或者虽认识到了庄老之别, 但在具体的思想文化现象研究上仍不做区分。
毋庸置疑, 庄老混同有着历史的原因。就二家而言, 庄、老确有相通或相同之处。如对“道”作为宇宙本体及其超验性的认识, 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否定甚至回归自然的要求, 二者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但作为两种哲学形态, 二者不可否认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在人生论与社会政治思想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故有学者指出:“庄与老有接近连续关系, 但基本特征并不相同。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形而上学。” (1) 综观《老子》一书, 洋洋五千言几乎全是生活智慧与权谋的汇总。在这里, 老子的姿态不是出世或超世, 而是入世, 表现出一种掌握和凌驾世间万事的睿智与洒脱。老子的这种入世姿态, 经过战国后期稷下黄老学派和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汉初道家的改造, 更是积蓄了积极主动、不断进取的思想因素。故在汉初相当长时期被视为“君人南面之术”而用以治国经世。而庄子之学, 其精神实质乃是以出世或超世的姿态实现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愉悦, 从而表现出对个体人格与心灵的极大关注。这一点在《庄子》内七篇中尤有明显。但庄学的流变与驳杂, 使得《庄子》外杂篇多与这一精神实质有所偏离, 表现出相当接近于老子的入世情怀。关于这点, 后人亦有论述。王夫之《庄子解》云:“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 以脱卸其矫微权诈之失。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 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这一见解表明庄老混同不仅仅在于后代学者分辨之失, 而是《庄子》之中已存在混同的思想基础。如此, 则司马迁的老庄合一并非空穴来风。其《老庄申韩列传》, 体现的不仅仅是对诸家思想相似性的把握, 更是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汉初社会的入世要求。故李泽厚指出, “庄子哲学在以征服外在环境、以社会生产发展和世俗生活丰满为特色的秦汉时期, 看不到多少重要影响, 似乎被沉埋起来, 直到魏晋时期才被重新发现。”但他同时又敏锐地感觉到, “自先秦到魏晋、在两汉也始终未断的养生学说与庄子的关系。” (1) 李泽厚的上述论断, 不仅指出了庄老之别, 且也隐约触及了庄学在汉代特殊的发展历程。
这里, 有必要回顾一下道家哲学在汉代前期与中期的发展历程。作为以儒家哲学对立补充姿态出现和发展的道家哲学, 其发展演变与儒学密切相关。就两汉而言, 二者明显地表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异, 使得不同时期对道家学说的援引汲取各具特色。道家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初年的盛行, 为汉初政权的巩固与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汉中期后, 随着儒学官方学术地位的巩固和加强, 道家影响相对削弱。当时, 不仅统治者倾向于以儒术治国, 作为思想文化主要承担者与实践者的士大夫阶层亦以此为辅国之资、修身之本, 并在经术的徜徉中实现了个人意志与群体 (国家) 意志的基本统一, 实现了对人生的落实与安顿。在这种情况下, 黄老道家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政治功用大为削弱, 道家哲学在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出现重大变化, 开始与当时流行的医学及神仙方术结合, 作为一种养性之术而流行于世。一直到东汉前中期, 道家这一发展形态仍未有多大改变。《后汉书·光武本纪》载光武帝“每日视朝, 日仄乃罢, 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 夜分乃寐”, 太子 (明帝) 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 而失黄老养性之福, 愿颐爱精神, 优游自宁。”《光武十王列传》又载永平八年, 楚王英奉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罪, 明帝以为其“诵黄老之微言, ……何嫌何疑, 当有悔吝?”则是视黄老微言与政事无碍。至东汉中叶的王充, 其在《论衡·对作》中自述创作之因道:“愁精神而幽魂魄, 动胸中之静气, 贼年损寿, 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 违负黄老之教, 非人所贪, 不得已, 故为《论衡》。”对道家思想颇有沾染的王充, 此论无疑也代表了当时士人阶层对道家思想的共识。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 道家哲学由“君人南面之术”到“养性之术”的发展, 也是其内涵合乎逻辑的展开。“君人南面之术”固然是时代发展的必要, 而其演为“养性之术”, 亦是时势使然。纵观汉代, 从汉初起, 虽就有士人开始发出人生不遇的伤感, 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一直到东方朔、杨雄、班固他们创作的出现, 表达的都是盛世落寞的情怀。但在这类文章中, 虽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人生忧患的困苦, 但士人们无一例外地不是采取对社会世事彻底的否定与摒弃态度, 而是在承认、接受现实政治的前提下实现对痛苦心灵的疗救。而崔骃《达旨》, 这一倾向更为突出:“今圣上之育斯人也, 朴以皇质, 雕以唐文。六合怡怡, 比屋为仁。一天下之众异, 齐品类之万殊。”
他已完全接受了中央集权下的政教格局, 而只强调“固将因天质之自然, 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 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躯之秽德, 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 俟性命之所存”, 表示要在因循自然的清静淡泊中全其出处行藏。对现实政治的接受而非否定抛弃, 以及与此同时表现出来的对心灵的疗救, 无疑与老子的清静无为、卑弱自守的哲学获得了某些相通之处。在当时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强大压力下, 受到严重削弱的老子哲学褪去事功色彩后, 留给士人的, 也只能是以其清静自然之道来慰藉盛世中的落寞了。
如果说这一时期对庄学有所援引的话, 除了自然论中“气”的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则只是对作为《老子》训诂之学即《庄子》外杂篇养神益生理论的涉及, 而不可能真正触及《庄子》内七篇中的精神实质。这在当时人对《庄子》的认识上亦可见证。《汉书·叙传》记载家有皇帝所赐“秘书之副”的班嗣, 桓谭向他借《庄子》, 他答曰:“若夫严子 (庄子) 者, 绝圣弃智, 修生保真, 清虚澹泊, 归之自然, 独师友造化, 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 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 则天下不易其乐。不挂圣人之网, 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 淡者不得而名焉, 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贵仁义之羁绊, 系名声之疆锁, 伏周、孔之轨躅, 驰颜、闵之极挚, 既系挛于世教矣, 何用大道为自眩耀?”
这段材料不仅准确地说明了庄学的精神实质及其与儒家入世哲学的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庄学不为世用的现实以及不为世用的原因。“仿徨乎尘垢之外, 逍遥乎无为之业”、“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庄子哲学表现的正是不为世役、不为君用的傲然。庄子的这种论调, 对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来说, 不仅得不到统治者的提倡, 也难以得到服膺儒术、以经学安身立命、从容仕进的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如前所言, 此时的士人虽有盛时不遇的感伤, 但在王朝上升时期对政治人生的期待, 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与现实政治隔离, 而只是援引道家、主要是老子清静恬淡之旨来安顿心灵的困顿。惟其只是把对清静、恬淡、甚至归依自然作为失意之际疗救困苦的手段, 而非目的或生活本身, 他们才可能以从容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仕宦生活。故有的学者指出, “虽然他们以学问、著述为乐事, 内心生活丰富并自有寄托, 但他们对现实社会不仅抱有关切之心, 且往往不拒绝责任的担负。” (3) 这颇可以解释为何这些士人们一边表示“登孔、颢而上下兮, 纬群龙之所经, 朝贞观而夕化兮, 犹喧已而遗形, 若胤彭而偕老兮, 诉来哲以通情” (班固《幽通赋》) , 一边又显示出对仕进的极大热情。因为对这个时期的士人而言, 以仁义礼制为核心的儒家教义, 仍然具有为体为质的意义, 其援清静之术以养性, 实为援老以养孔, 不仅无违于当时的群体价值, 又避免了身心在政治危难中的不安与苦痛。
至汉末, 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儒学的衰颓不周世用, 道家思想得以以儒学的式微为前提, 作为经术的反驳和补充在东汉末期迅速漫延, 儒道相互融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应该指出的是, 道家思想在汉末的流行, 固然使得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但汉末相当部分士人对道家哲学的汲取与把握, 更多地在于对深重人生忧患的解救与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这既是时代的必然, 更是东汉中叶后期个体人生渐次自觉的必然结果。
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对社会及士人心态的影响, 前人多有论述。本文需要指出的是, 经历党锢惨烈后, 随着士人对政治的逐渐疏离, 其对道家哲学的汲取, 则主要表现在构建一种超脱世俗与人生困苦的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 表现出对道家特别是庄子情怀的认同。在这里, 清静自然、从容淡泊、恬淡优游, 不仅是养性益生的手段, 而是内化为一种目的、一种人生境界, 成为理想生活本身。有学者指出:“区分并强调人生的内在和外在部分, 由对外部世界的驰骛而转入对内心世界的流连、经营, 这是东汉后期渐次昭显的一个趋势。” (4) 在这里, 绝意事功的士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个体精神与心灵的重视, 确乎获得了与庄子精神实质的内在契合。这一点, 早在东汉中叶的张衡身上便有所体现, 其《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 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 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 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 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 与世事乎长辞。……于时曜灵俄景, 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 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 将廻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 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 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 安知荣辱之所如。”
李善《文选注》曰:“《归田赋》者, 张衡士不得志, 欲归于田, 因作此赋。”六臣《文选注》亦曰:“衡游京师, 四十不仕。顺帝时阉官用事, 欲归田里。故作是赋。”马积高先生以为:“《归田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写田园隐居的乐趣为主题的作品”, 而在张衡之前, 涉及田园隐居之乐的是庄子。因此, 尽管赋中提及“老氏”“周孔”“三皇”等人物, 但从“超埃尘以遐逝, 与世事乎长辞”以及“苟纵心于物外, 安知荣辱之所如”中长辞世事、纵心物外来看, 其中传达与强调的正是庄子“不挂圣人之网, 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 淡者不得而名焉”的出世情怀。
汉末“旷世逸才”蔡邕, 史载其“闲居玩古, 不交当世”, 颇具老庄淡泊之风。其“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 乃斟酣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 作《释诲》以戒厉云尔”。文章借华颠胡老洞明世事的睿智, 表现出对社会危难、人生忧患的深刻理解:“群车方奔乎险路, 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 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珠, 休息乎仁义之渊薮, 盘旋乎周、孔之庭宇, 揖儒、墨而与为友。”表示要以周孔为楷模、以仁义为法则、以著述为事业的人生追求。但在文章结尾, 胡老“扬衡含笑, 援琴而歌”, 歌曰:“练余心兮沁太清, 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 情之泊兮心亭亭, 嗜欲息兮无由生。蹈宇宙而遗俗兮, 塑翩翩而独征。”表现出对精神自由超脱、心灵纯美高远的追求。
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儒家的人物和理论术语在这里被时常提到, 但事实上, 道家, 特别是庄子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厌弃和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关怀和营建, 已经成为文章设论的核心。” (5) “持神任己, 抱璞优游”, 既是蔡邕当时隐居生活的写照, 也是其长期隐居不仕的精神支柱。在《与袁公书》中, 蔡邕颇道隐居畅游之乐:“朝夕游谈, 从学宴饮, 酌麦醴, 燔干鱼, 欣欣焉乐在其中矣。”表现出忘怀世事的自由与愉悦。汉末仲长统《昌言·乐志论》亦言:“踌躇畦苑, 游戏平林, 捉濯清水, 追凉风, 钓游鲤, 戈高鸿。讽于舞雩之下, 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 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 论道讲书, 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 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 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 则可以陵霄汉, 出宇宙之外矣。”表现的正是庄子逍遥世外、睥睨天地、无待无累的境界。
蔡邕与仲长统这种气度风神显然代表了新的时代思潮, 即在对事功的日益疏离中, 士人在坚持儒家基本教义的前提下, 更醉心于精神世界的构建与营造, 在高远超然之中真正心契于庄子情怀。在这里, 以蔡邕、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士人, 其对精神自由与独立的追求, 已全然化为生活的目的而非手段, 惟其如此, 他们的表现才如此无羁与洒脱。可以说, 直到这个时候, 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士人的内心世界, 并开始与儒学一道共同构筑中国传统士人既操守严正, 又淡泊高远的精神世界。故李泽厚指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 实际上是对儒家的补充, 补充了儒家当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人格—心灵哲学, 从而也在后世帮助儒家抵抗和吸收消化了例如佛家等外来的东西, 构成中国士人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6)
正是在继承汉末士人对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学汲取与发展的基础上, 魏晋玄学思潮才得以合乎逻辑地展开。尽管玄学无论在理论命题上还是理论深度上都远远超过汉末, 但思想文化发展的继承性, 必然使汉末庄学勃兴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①②⑥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167、180、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