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简介

关键词: 读者

萧军简介(共4篇)

篇1:萧军简介

萧军

姓名:萧军

原名:刘鸿霖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7月3日—1988年6月22日

出生地:辽宁义县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蔚林。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萧军于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说。

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便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即使在十年**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但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近年来,萧军还出版了《萧军近作》、《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篇2:萧军简介

毕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对中共历史而言,是中共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日记》,引用只注明上下卷和页码)。《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对延安等级文化和不良现象的批评遍及《日记》笔墨

作为一个作家,萧军的心灵是非常细腻的。他刚到延安就发现,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上卷页1)。

有一次他开会回来:“忽然一辆汽车呜呜地叫着从人群后面冲过来了,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去了。当时使我感觉到好像从我的心上这样冲开了一条路,我和这坐汽车的人有了区别。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但我不知道这车里坐的什么人?”(卷上页162)还有一次,萧军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他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卷页175)。

萧军看望住院的爱人王德芬的时候,听到在他看来是“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注1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卷页200)。

萧军对延安日益明显的个人崇拜现象非常不以为然。他某天“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上卷页115)。他看到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一般党员当然要以支书的意见为意见,所谓„正义‟„公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还要说„群众意见‟这是骗人”(上卷页318)。

首长们享有特权,老百姓们自然有看法:“看见我们同志把很多吃不了的饭全喂了鸡,他们心疼死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落下一粒饭也要拾起吃了啊!这里却喂鸡!”(上卷页538)萧军有一段时间自愿离开延安到二十几里路外的农村生活,深切感受到那里的居民只有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没有权利的享受,更谈不上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天晚饭后他到借住的村长家,村长小儿子问他:“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萧军被这孩子的话震动了:“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与——这给与了孩子这印象”(下卷页277)。此后他“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出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个吃公粮的人!”(下卷页288)。

萧军看到延安周边地区居民文化生活状况之差,出乎想象。一位刘姓老人谈起光绪年间的事:“那时候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有六个麻钱一个……今刻……”(下卷页317)这位老人留恋着自己的时代,左肩上还垂留着一条小辫子。萧军明白他对目前社会的不满和不解。他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下卷页293)。对于中共当时力捧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当地老百姓也不买账,他们说,“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下卷页339)如此可反映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如秧歌词中所唱:“革命工作做得好,毛主席请你把官封……”(下卷页331)。

延安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地位方面。

萧军初到延安就非常看不惯毛泽东和王明两位夫人的作风。他写道,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岗位,随丈夫“光荣”去了。萧军把她们比作“月亮”,自身没有热力,借重丈夫的光辉,“蓝苹,孟庆树,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他甚至毫无保留地写下,“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娇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上卷页8)。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他很打算写一些小说暴露这类“革命的流氓”(上卷页74)!

还有一种萧军看不惯的现象是外国专家在延安的表现。有朋友告诉萧军“中央医院一个苏联外科大夫要找一个临时爱人的事,他是有老婆在本国的”(上卷页68)。萧军也曾亲见中央医院一位苏联外科医生把一只老百姓的狗随便用手枪射杀了,翻译还大叫让路人拖去吃狗肉;几天后又见这位医生骑马追着几个女孩子说笑,有点流氓性(下卷页106)。

延安的法制状况也远不能让萧军满意。他在一次参议会上听主席高岗报告,一位名叫李景林的参议员,因为枪支走火打死了人,主席团决定开除他的议员名额。这时萧军提出反对。他认为,根据“外面”的刑法总则,这个议员的罪名尚未确定,因此不能先行“褫夺公权”。他主张先停止其议员职务,交由检察机关调查;待审判庭判明罪行,再来决定处分。这件事让萧军对主席、政府和法律教授生出一种无知的可怜(上卷页333)。萧军还听过延安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的经济状况,包括制作鸦片烟膏,他很难过。厅长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上卷页399)这让萧军不禁感慨: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萧军之所以不满这些现象,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不良现象如果发生在“外面”,那是没有什么的;但这是在延安,就分外令他惋惜和怜悯。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些不满纯粹是从共产党利益出发,希望帮助共产党人建立德性,改变各种官僚主义习气和不良作风。

萧军眼中的“整风”

从历史研究角度说,“整风”和“抢救”运动一起,都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注2。萧军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中下层干部整风情况和“抢救”运动状况,《日记》中这两部分内容着墨较多,这里分开来谈。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萧军对于整风运动在落实中的表现,总的讲是持批评态度的。《日记》记载:3月某天,萧军“在中央研究院看他们„整顿三风‟的壁报”,看到“有些人被骂了:罗迈注3,欧阳山等,但那些文章却是粗糙的”(上卷页426)。6月2日,萧军参加了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顿三风讨论会。他的观感是:“他们全是在那里瞪着眼睛扯谎”(上卷页486)。

萧军对于整风运动的看法,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态度足可呈现。

萧军和王实味并无太多交往,在他眼中,王实味不过是一个摇摇晃晃高个子,白面孔,半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后来王实味找萧军时,他还有避嫌之意,不愿理会。

虽然中共对王实味的批判已经开始,但萧军在1942年5月23日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直陈自己对于王实味的观点:“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上卷页476)。某天他听说王实味自动脱党,他认为,如果有此说,“这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只能说是革命逃兵”。他甚至专门为此去见毛泽东,毛“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去多事”,但萧军严正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耐心解释,他觉得毛“似乎也明白

6月4日,萧军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对王实味斗争会。开头两个发言的就从思想、政治、组织上用各种证据证明王实味是“托派”,有计划、有阴谋地破坏党、侮辱党。当王实味站起来辩解时,立刻就有人打断他的话。萧军感觉他们“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这简直是一种阴谋!”这场会议给萧军以强烈刺激,《日记》中不少笔墨写下了他的愤怒和痛恨,以至于他说“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更确定我和这党的关系”(上卷页490)。几天后他见到王震,王震说王实味“简直不够一个文化人”,萧军继续解释说:这是对思想战斗问题,不是对人的问题(上卷页493)。

萧军对王实味的仗义执言遭到中央研究院等八大团体的反对,他竟然收到108人签名抗议书,信中写道:“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且一切党外人士也应抱同情的态度,给与积极的帮助”云云(上卷页501)。有朋友善意提醒萧军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实味第二”(上卷页595)。

但是在日后有机会的场合,萧军照样毫不妥协,坚定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尤其反对“诬良为盗”的斗争办法(下卷页86)。直到1944年,萧军检点旧刊物,细心重读王实味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六期上的文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他说“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主张在哪里”,如果一定要说王实味是“反革命”,那么“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而且萧军认为这批评是应当的。因此萧军认为,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这是一种可怜的“政治戏法”(下卷页346)。

总的来讲,萧军对中共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他们口头上说不怕批评,不怕舆论,实际是外强中干,比方„轻骑队‟现在就不敢出来了,报上也再见不到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上卷页527)。

整风运动的结果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上更不能让萧军满意。年轻的作家柳青告诉萧军:“第一个感到负担重……地主与贫农苦,中农好……下级干部贪污腐化……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对于共产党本希望能好些,如果和国民党一样,他们就失望了……对法律不满……他们不乐意被选举,选举上是认为倒霉的事……人民不信任边币……”(上卷页600)。

“歇斯底里”的“抢救运动”

《日记》中关于“抢救运动”的笔墨较多且较为集中,让人看后触目惊心。萧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赞同到怀疑、反对和愤怒的心理转变。这正让人看到“抢救运动”的“歇斯底里性质”注4。

萧军在这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年来,在延安处刑的案件好像特别多起来”(下卷页77)。他开始参加杨家岭的特务反省大会,此后他的日记中越来越多记载某某因为是国民党特务被保安处捕去,听说某某也是特务,某个“小鬼”也参加了特务工作,听说招待所又发现两个特务,等等。

萧军对国民党的下流政治手段充满了愤恨和鄙视,对于利用“特务自白”方式昭告和教育延安军民,他非常赞同。之后各种坦白大会密集进行,萧军越来越多耳闻各种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6月28日,“招待所几天来几乎每天开会到深夜,已经发现了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五六个”,“今天早晨芬告诉我有一个人跳井”(下卷页156)。6月29日,“晚间去旁听斗争特务赵××”(下卷页159)。7月1日晚间“是五个人坦白运动的报告”(下卷页162)。7月15日,“现在边区已经进入紧张情绪中……康生根据了一些材料报告进攻边区及大后方人民情形,主要还是限十天内特务自首,否则即按战时法令惩办——不经法庭审判即可枪决。”报告中开始动员、组织自卫队,并宣布“自由主义即为反革命”。萧军认为这一运动是基本正当的,应该以此促进自首(下卷页 197)。

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此后“抢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康生报告第二天,即7月16日,“他们几乎一夜没有睡,在开会,在斗争……这是为了响应大会的号召在抢救„特务‟”(下卷页181)。“因为一个叫赵文林的不肯承认他特务的关系,他们对他说服了一个月”,“进行过三日夜的说服,他还不能清楚自首,于是群众要求枪毙他,结果绑起来”(下卷页182)。7月17日,“晚饭后,因为散步,由王玉清向我提出警告了,希望我遵守十天约定的纪律,不散步,不会客,不到河边大便……”(下卷页183)。7月18日,“晚间又开坦白大会……已经肃出了五十个人……肃杀空气充满着每个人……那个赵文林也坦白了”,会议最后还宣布了“两条心”人们的名字,萧军也感到心跳(下卷页184)。7月19日,“夜间开大会,一个„军事密探‟被保安营绑去了”(下卷页186)。7月20日,“和艾思奇同居的一个女人姓王的,也成了特务”;“这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里住了150—200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的”(下卷页187)。7月25日,“那个叫黄××的,被绑吊起来敲着耳光”(下卷页190)。7月27日,“去杨家岭参加抢救结束大会”,“由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机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页192)。

萧军感到,“如今每个人全在考验着人,每个人也全被考验着”(下卷页188),招待所的政治工作人员们“几乎不眠不休劝说着那些内奸、暗探……”,“我一想到他们那陷害别人的罪行便毫无怜惜”(下卷页190)。是的,在“抢救运动”进行相当长时间,萧军一直都持拥护态度,他表示:“我一定要为保护这个党,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下卷页187),“从这考验中人才能获得真理,获得人”(下卷页188)。

来看看“群众运动”的场景吧:在抢救结束大会上,十个单位代表联合宣誓“燃烧起了人底感情,掌声呼声开始爆炸了!……群众似成了烧起来的火焰……所谓„人声鼎沸‟这可以说明这时的声音。每个人的心全要跳出胸膛的样子……由台上下来的人被举在空中……国际歌声响起了!我流下了泪!罪人们得救了!”在这个机会中,竟然有三百六十人交上自愿坦白的条子。这种火山喷发般猛烈的场面让萧军十分欢喜:“他们得救了,共产党胜利了”;然而又使他恐惧:“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一旦危机一到,这是不堪想象的啊!”(下卷页193)

一段时间后,“招待所肃杀的气氛渐渐冲淡下来”,逐渐有人批评“抢救运动”中捆绑、打等过失行动。萧军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逐渐有了反思。

9月14日晚,刘力果来找萧军,“他说他痛苦,因为他没有特务行为,而组织方面非让他坦白不可,不然就把他放在这里不管”,萧军感觉到,“招待所类乎这样人还很多,这样长期压抑一个人的精神和感情,将是不妥的”(下卷页227)。9月16日,“如今我对于一般政治上的宣传感到了普遍的不信任……对于共产党的一些宣传我虽相信,但不是十分”(下卷页229)。

陆陆续续各种“申冤”座谈会、甄别讨论会——“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下卷页436),萧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了怀疑——听了很多发言材料,“对证着自己对于一些人和事底看法和推测,大致全是对的。”什么样的看法和推测呢?——“这次„抢救‟大部分是靠吓诈、株连等办法,很少靠证据解决问题,而且应用的是报复主义,巫神主义,形式逻辑,打手主义,立功主义,而决不是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以至为了一条鲜鱼——真正特务——弄得满锅腥”(下卷页439)。

萧军开始越来越多地记下抢救运动中的悲剧。“艾青要自杀,自己恐惧,抢了两顶帽子”(下卷页442)。平剧院的阿甲告诉萧军一些抢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萧军还得知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下卷页511)。张仃对萧军说,经过此次“抢救”,他的精神和共产党远了,本想在整风中要改造自己,如今已灰了心。直到几个月后张仃还在阴影中,感叹这次抢救运动使“一般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下卷页592)。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下卷页542)。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找萧军,谈鲁艺抢救的情形:“周扬底凶恶,严文井、周立波等卑劣,假公济私”,“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下卷页667)。高阳告诉萧军:王××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下卷页725)直到1945年9月初,萧军见到在保安处囚禁了三年的高阳,后者讲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他是“死特务”……(下卷页756)萧军某天深夜遭遇一个疯了的青年,一个“抢救”中的牺牲者——唱歌、踢他的门、答非所问,让他心里充满了心酸(下卷页767)。某天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向他忏悔,说在抢救中因为周扬欺骗他,逼迫他要招供萧军是“日本特务”,而且由保安处派来一个叫马林的说萧军是日本特务正坦白、被捕、已招供了。后来李又然知道这是欺骗找过周扬,后者坚持否认(下卷页720)。“抢救”中甚至连萧军也躲不过“汉奸”嫌疑,支部要求他谈谈自己的历史情况。

运动的结果是人人自危:“人们开始在忏悔,自我批评、承认党是对的、掩护抢救者底„得当‟”(下卷页467)。“人们传说共产党如果国民党进攻,就要杀特务分子”,“一般共产党员养成了谨小慎微、颠倒是非,装腔作势的作风,说假话”(下卷页448)。萧军朋友李又然的感受是:“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投机拍马者——心中的暗礁……”(下卷页657)他还说,“对于毛……我早先是无条件五体投地的敬和爱……如今我有些怕和距离了……”(下卷页 667)。

1943年11月3日,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所犯的错误的报告。其中讲到,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错误在于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和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是“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下卷页542)。

萧军则有自己的结论——“他们打着,骂着,甚至用手扼着人底喉咙,向人们要„反革命‟的口供、证据、关系……向那些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来的青年们要无产阶级底„立场‟……这就是这些„革命者‟底„革命工作‟!他们如今竟一点没有良心上的愧悔,他们杀了人,却用无耻的笑脸„道歉‟来报偿……”(下卷页724)他一向秉持一种认识:“一个政党正当斗争的路,那是应该以宣传、组织、军事、理论、政治等光明手段来斗争”(下卷页86),但是“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于对它蔑视和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轻贱蔑视降低了它本身!”(下卷页 681)。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永发先生曾说,整风运动“虽然蹂躏西方人所谓人权,并制造出许多冤错假案,但是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注5他意指与30年代苏区肃反的杀戮相比较,中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统一思想、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方法。但是,这种“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而实际上很多人被迫自戕、自己结束肉体和思想生命的后果更可怕。延安经验在中共建政后延续下来,尤其到文革中登峰造极,戕害了更多人的生命。

革命者的革命观

萧军初到延安时心情十分舒畅,常到延河边引吭高歌,无拘无束,他那嘹亮的歌声震荡着两旁的山谷,天长日久人们也就熟悉了——那是萧军在歌唱注6!萧军思想有非常阳光、阳刚的一面。他终生都钟情于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社,让作家自由发声。他的竞争英雄主义个性始终强烈存在。他对民主的渴望远超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他曾作为参议员参加延安第二届参议会的开幕式,他对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只有和各党派人士合作的义务,并没有权利……边区是共产党的,也不全是共产党的”等等感到喜悦,他起来呼应说自己到边区就是“来追求民主的”,因为“民主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他“看到的这参议会就是真民主”(上卷页323)。他的心充满了希望。

萧军思想与中共文艺政策又相契合又相矛盾。他曾设想在文坛上施行“集体批判制”(上卷页33),反讽的是他后半生中却被“集体批判”搞了个死去活来。他在文化范围内主张“以协同一致为基底”(上卷页53),但从延安到文革他被排斥和打击的罪名都是和党有“二心”。他曾论断中国文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将会走下坡路,正向纯艺术的路上迈进(上卷页114),但他想不到这是自己一厢情愿、最不靠谱的结论——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引以为傲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结论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萧军与之宗旨完全相悖。他雄心勃勃想“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上卷页135),最终却被组织“清算”注7。他阅读《联共党史》,说“这书使我喜欢读,它使我感情兴奋,伟大,并增强我战斗的意志”(下卷页25),“增加了对于真理的全面认识性,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脚跟和方向”(下卷页65),他把它比作“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下卷页38)。他这样一个强烈要求自由的人却被这样一部泯灭个人、强调服从和集体主义、塑造个人崇拜的著作所迷倒,这是他那一代人的集体悲剧。

其实,萧军对延安的根本问题也有隐约认识——他对“党”和“政府”的关系、“革命”的未来等都有所思考。

他发现“这里人民和政府并不是统一的,政府在观念上还把人民看成一种陪衬者”(上卷页334)。他说,“这里只有组织力量,行政力量,毫没有个人力量,所谓„民主‟,„三三制‟全是废话”(上卷页181)。他预见,“一旦有了正式政权,有了„所争‟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耻、可卑、可丑的现象出现着。总之中国革命是长期性的,更是心灵的革命”(上卷页188)。

他预见,“不独中国,世界政治也要由武装斗争进步到议会斗争,由„革命‟到„改良‟”(上卷页516)。他把延安“三三制”的说法搬用过来,认为将来世界上也要存在一个“三三制”的国际机构,革命将以改良、竞争、合作、渐进等避免暴力的形式来进步(下卷页126)。他预判,抗战后“到议会竞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那是有着一个大小被洗刷的危机的”(上卷页359)。

对共产党的“爱”和疏离感从延安时期开始纠结了萧军一生。他从心底里对共产党充满了信任和“爱”,但却“因为„爱‟竟受了他们之中的各样损害侮辱”(上卷页54)。“伤害”、“侮辱”等词成为《日记》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他毫无保留地愤怒咆哮:

“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卷页28)。

在“整风”过程中,刚烈的萧军看到了太多他无法承受的东西,一种距离感越来越强,“甚至对于到毛泽东那里去串门全没了兴致”(上卷页495)。所幸毛泽东那时的耐心宽容、“党外人士”、“鲁迅大弟子”和优秀左翼作家等的身份让他没有遭受更多压力,尚能“全身而退”。到文革时期,萧军可就没有这个“优待”了。

萧军常说,“我和党几乎是在靠理性结合着”(上卷页495),“只是一段路的同行者”(上卷页507)。所谓“理性”正是萧军和“党”之间相悖的根源。笔者理解,关键正在于他这一句话——“这延安对于我自己是不愉快的,但他对于大多数贫苦的人确是有好处的。那么我自己一些小不舒服算得了什么呢?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下卷页102)。所以最终,他只能“以„坐牢‟的心情来忍受一切”(下卷页8)——“忍受着,我将忍受地爬上十字架,我不想向他们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吐露半个字”(上卷页35)。萧军的“十字架”不是宗教或哲学意义上的,而是良心的十字架。当他设想的、也是他帮助建设的制度吞噬着他自己,“在我喂养起来的人,他们总要回头咬我的喉咙”,他还是铁了心忍受这种苦痛:“虽然我痛苦,但这却是我力量的源泉”(上卷页429)。他感叹“革命对工农带来的是利益,是愉快,对于智识分子却是生活降低,不自由”,他的结论是:智识分子应该克服这双重困难(下卷页119)。他想不到,这种忍受和克服本质上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被束缚与泯灭,不论是政治、战争原因还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

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家、老革命者何方先生曾说,“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党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注8萧军《日记》恰是从一个个点对这个结论的呼应和具体细致的补充。读者要感谢萧军先生真实的记录,唯其“腹诽”,方显“真实”。也应该感谢萧军先生后人呈现先辈坦荡的勇气和胸怀。此前,虽然萧军夫人王德芬曾写有一部《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其中所述大致与《日记》相符,可见是参照了当时家属尚未公开的《日记》加上王女士的回忆而就,但是回忆的细致、深入及史料价值远不能与这部厚重的《日记》相比拟。笔者认为,就近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言,萧军这部《日记》超过了他那些在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长篇巨著。

注释:

注1杨尚昆夫人。

注2关于“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的提法及时限问题,何方先生作为“老革命家”、中共革命(包括延安抢救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他的分析最为合理。据他亲身经历和见闻,“抢救运动”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部分,把他们分开来谈是为了掩盖整风运动中的错误和延安的光辉形象,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审干运动”。萧军《日记》中的记载可印证何先生的分析。见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页316。

注3即李维汉。

注4陈永发著:《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0,页93。

注5陈永发著:《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0,序。

注6王德芬著:《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页99。

注7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做出了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把萧军定性为“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并决定在党内外开展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反动思想的批判,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从此萧军被排除于文艺界外长达32年之久。见刘芝明著:《清算萧军的反动思想》,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发行,1949年11月。

篇3:萧军简介

萧红的身世扑朔迷离, 她一生对爱的强烈渴望普遍被认为与她的阴郁童年之爱的缺乏大有关联。据说她是母亲和长工的女儿, 继父张廷举谋害了她的生父霸占了她的生母。1儿时的她饱受继父的冷遇甚至险遭强暴2, 祖父的爱是她童年最大的情感慰藉, 这很可能是她终生在男性身上寻觅情感依赖的症结所在。

萧红20岁的时候离家出走, 究其原因学界莫衷一是。葛浩文认为是逃婚, 继父将她许配给了军阀的儿子汪殿甲。3丁言昭持相同的观点, 萧红同当时很多逃避包办婚姻的女子一样选择了离家出走。4除了父亲的歧视、继母的阴毒, 因为劝说继父家的叔伯放弃增加佃户地租削减工资, 她险些被害命, 在婶婶的帮助下她虎口脱险。5还有人认为是因为萧红有了心上人——就读于政法大学的青年李洁吾。6离家出走后的萧红遭遇了某个男人的始乱终弃, 她身怀六甲被遗弃于哈尔滨某旅馆, 因为长期欠费险些被卖为妓女, 陷入绝境的萧红向《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寄出呼救信才化险为夷。7关于这个同居男人的身份, 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萧红的表哥陆振舜, 一说是未婚夫汪殿甲8, 一说是与之相爱的李洁吾9。无论这个人是谁, 这段经历带给萧红的是身体和精神上的重创。她从父亲的家里跑了出来, 走上寻觅家和爱巢的漂泊之旅, 饥饿疾病人情冷暖, 苦痛于她才刚刚开始, 与萧军、端木蕻良的遇合让她“哥哥救妹妹”的寻爱神话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感情的梦魇笼罩了她短暂的一生。

萧军曾在1936年写了《为了爱底缘故》回忆和萧红的感情, 文中叙述他以侠义之心营救了危难中的萧红, 并帮助萧红走上了文学道路, 萧红萧军的合集《跋涉》风靡文艺界可作为一个证明。萧红在最落魄和狼狈之际与萧军邂逅于哈尔滨某旅馆, 根据张毓茂的《萧军传》, 那个时候的萧军已婚并有两个女儿, 但是因为经济原因被遣送回老家, 萧军也曾在《烛心》中坦言当时他的自顾不暇, 这样看来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萍水相逢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结合离恋爱至上和浪漫似乎有很大的距离。在定情之初, 萧红写下了《春曲》六首, 萧军被萧红的诗才打动了, 而且诗中还充斥着露骨的情欲, 但是有孕之身和肉体的欢会终究会让人产生疑窦, 赤裸的挑逗和色情意味很难让人联想起恋人的灵肉合一, 当疾病乃至死亡压倒一切的时候, 求生是首要的, 爱情无疑是一种奢侈。

在与萧军生活的六年中, 萧红在文坛逐渐声名鹊起, 而她和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却日渐扩大。在1978年萧军再度追忆了这段感情的始末, 其中谈到了两人的性格不合, 即他“恃强”而萧红过度“自尊”。10而以性格不合来解释感情的破裂尚不能充分的说明问题, 萧红的身体状况、萧军的外遇和他对萧红的轻慢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发出了“健牛与病驴”11的感叹, 萧红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多愁而多病, 怀孕期间的挨饿受冻和惊吓给她的身体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吸食鸦片更是雪上加霜, 12在丁玲的回忆中萧红还常以烟酒来缓解精神痛苦, 身体的孱弱造成了她过早的死亡。相反的是萧军身体强健又感情粗粝, 难以体察萧红因为多病而生的敏感和极度需要关爱的心理, 身体的不和谐由此生出了感情的难以契合。家庭暴力也严重地伤害了夫妻感情, 萧军酒后对萧红动了拳脚的事情在靳以《悼萧红》文中有记录, 13萧红本人也曾向聂绀弩抱怨。这一路走来萧红饱尝了肉体的苦痛, 从在绝境中分娩到婚后被殴, 哥哥们损害她的肉体侮辱她的精神。

萧军的两次外遇和对萧红创作的蔑视, 让萧红对这段感情更加的失望。萧军有过两次外遇, 这直接导致了萧红出走日本。萧红的诗《苦怀》真实地反映了感情的伤害给她造成的苦闷。14在上海的萧红已经蜚声文坛, 有大批读者的热爱和崇拜、鲁迅茅盾的赞赏, 她对自己的才华相当自信。有人认为她的创作才华在萧军之上, 这可能也是萧军常常在朋友面前贬损萧红作品的心理根源。

殴妻这种肉体暴力或可忍受, 贬低她的才华这种精神暴力对于已经成名的萧红而言是不堪接受的。“爱”和“温暖”是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15在她对萧军彻底失望的时候, 端木蕻良对萧红才华的佩服和示爱又一次成为萧红的救命稻草。萧红再一次以飞蛾扑火之势走进端木的生活, 但是端木同样不能满足萧红对被爱的渴望, 三年后她孤独的客死在异乡。与端木夫妇过从较密的一个朋友曾说:“两人的感情基本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 体质又弱, 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 养成了“娇”的习性……萧红处处需要支持和爱, 这两性格凑在一起, 都有所需求, 而彼此都在动荡的年代, 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16

萧红既柔弱又坚强、既依赖又自尊、既自信又自虐, “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 她就会盲目的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 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 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 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 这就使得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 而不能自拔”, 17因为这个性格弱点, 她在感情中的万劫不复似乎是宿命。萧红的悲剧是社会、命运、性格的三重悲剧, 在生活上她曾饱受饥寒的袭击, 在思想上她时时矛盾, 在精神上她受难, 在行为上她病态, 在性格上她用长矛和厚盾交锋。

女性的天空为什么是低的?“五四”以来外在制度上对女性的束缚日益除去, 但女性的自我解放, 除了解决经济的独立, 还必须拔除寻求精神保护伞的心理依附, 才能赢得思想和情感上的独立, 这似乎是“女性那来自内心的集体无意识的黑暗”18。精神独立说来谈何容易, 女权先驱波伏瓦在思想上是萨特的追随者, 在情感上也一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那些生活中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独特自我。

萨福为了等待一桩无望的爱而葬身大海, 她期待来接她的年轻水手终究没有来。哥哥救不了妹妹, 萧红置身于冰冷残酷的现实洪荒, 只有写作的世界才是她的方舟, 文学才是她的福地, 酸楚的疼痛, 不被人呵护的痛苦, 一个人无依无着的空白, 都成了她的写作资源。萧红在和端木生活的几年中创作达到巅峰状态, 其间萧红创作了《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旷野的呼喊》等, 端木则创作了《科尔沁旗草原》、《风陵渡》、《江南风景》、《新都花絮》等, 萧的《小城三月》由端木插图, 马伯乐的名字据说也是端木命名的, 柳亚子赋诗认为萧、端的结合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在文学创作上夫妇俩比翼双飞, 但是像昙花一现那样萧红不久就死了。

篇4:流浪者萧军

从东北军宪兵到作家

萧军在童年时期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生母早逝、父亲冷酷、继母寡情、家庭败落,似滴滴苦水灌满他的心田,滋育了他本来就桀骜不馴的性格。1924年,萧军读到高三第一学期时,因反抗一个不正派的体育教员的欺辱,被学校开除学籍。父亲对他失望透顶:“我不想跟在你的身后吃官司。从此以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自谋生路去吧!”

1925年,18岁的萧军独自一人闯荡人生,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漂泊。在吉林,萧军在东北军阀部队当骑兵。1927年,萧军来到沈阳,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当宪兵。受训8个月后,1928年被分配到哈尔滨实习3个月。宪兵在哈尔滨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随意地吃、喝、嫖、赌、受贿、欺压无辜。但富于正义感的萧军却在骨子里同这样的生活难以融合,决定“一定要离开这第一个黑色的沼泽,发着臭味的坑,去走自己的路吧!”

1929年,萧军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这种行踪不定的行伍生涯,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萧军与朋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被迫离开吉林,逃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萧军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他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哈尔滨左翼文艺运动。

鲁迅、毛泽东:父辈与兄长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兄长。”

萧军是鲁迅一手扶植起来的青年作家。在鲁迅的晚年,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青年作家当中,萧军与萧红,这对当时正流亡在上海的东北作家夫妇,无疑是从他那里获得关爱最多的两位。

萧军和鲁迅的师生之情,缘于1934年两人的首次通信。当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军、萧红在东北出版了署名“三郎”“悄吟”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这也是“二萧”唯一的合集。6月15日,遭到通缉的萧军、萧红被迫流亡青岛。9月,萧军继续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决心向鲁迅求教。10月初,萧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鲁迅在复信中回答了萧军的疑问:“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萧军接到回信兴奋异常,将《生死场》的抄稿和《跋涉》,连同“二萧”的“美丽合影”一起寄给了鲁迅。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工作的报社出了事,他和萧红只能选择再次流亡,乘坐日本轮船离开青岛,来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下午,经过令人心焦的等待,萧军、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临走时,鲁迅掏出了20元钱,交给了他们,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半月后,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在梁园豫菜馆举行宴会,特邀“二萧”参加。后来鲁迅又把“二萧”介绍给胡风,胡风专程登门看望他们,并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生死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后记。

1934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人组成了“奴隶社”,他们的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由鲁迅分别写序,推荐出版。在鲁迅倾力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萧军一炮打响。张春桥化名“狄克”,撰文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指责作品“不够真实”。鲁迅当即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还击,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1936年5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在上海拜访了鲁迅,与之进行了长谈。当斯诺问到“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以及“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军(即萧军),并为斯诺所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推荐了萧军的两篇文章。日本作家山本实彦请求鲁迅推荐几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登,鲁迅首推了萧军的短篇小说《羊》。就这样,在鲁迅全方位的爱护和帮助下,东北流亡作家萧军,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周海婴回忆道:“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抡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头,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看出是萧军。”

1938年3月21日,萧军头戴一顶旧毡帽,肩上斜挂着一个小包,穿着一双半旧的鞋,拄着一根行杖。这一经典形象,表明了他是从那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息跋涉着的“流浪汉”,他最终到了延安这块神圣的黄土地。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他也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碗里的酒,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是有关系的。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在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经常通信,萧军不断地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也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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