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精选十篇)
脱钩 篇1
1文献综述
“脱钩” ( decoupling) 一词最初用于物理学领域,是指具有相互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Carter[1]就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问题。进入90年代,关于脱钩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脱钩的概念界定。世界银行[2]认为脱钩是指经济活动中环境压力逐渐减少的过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3]在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时,提出脱钩是指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破裂,当一定时期内环境压力增长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就会产生脱钩。OECD的脱钩概念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二是脱钩关系的划分。OECD将脱钩分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 并给出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 ( DPSIR) 框架的脱钩指数模型,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脱钩关系; Vehmas[4]认为经济发展中会出现与脱钩相反的复钩现象,提出了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将脱钩划分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性复钩、强复钩、弱复钩和衰退性脱钩6类; Tapio[5]引入 “脱钩弹性” 的概念,对OECD和Vehmas的脱钩模型加以完善和细化,将脱钩划分为强脱钩、 弱脱钩、扩张性连接、扩张性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衰退性连接以及衰退性脱钩八类。三是脱钩的分析方法。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判断脱钩关系,且各有优缺点,其中,最常见的两种方法是脱钩指数法[6,7]和弹性脱钩分析法[8]。另外,对于脱钩理论的应用研究,国外学者关注到资源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主要包括交通[9]、能源[10]、CO2减排[11]等, 取得了具有一定意义的成果。
国内关于脱钩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对脱钩理论的应用方面进行了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耕地占用[12,13]、水资源利用[14,15]、碳排放[16,17]以及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其中,学者们分别从国家、省级和地市级层面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展开了研究。在国家层面,郭守前等[18]采用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分析得出我国能源存在弱脱钩现象,且呈现扩张性复钩的发展趋势; 王崇梅等[19]利用脱钩指数法分析得出在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在省级层面,庞家幸、武红等[20,21]运用脱钩理论分别测度了甘肃省和河北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间的脱钩关系,并对脱钩态势进行了评价。 在地市级层面,刘怡君等[22]应用Tapio脱钩模型研究中国百强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并分析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在不同时期所处的脱钩状态; 孙小祥等[23]研究发现无锡市GDP增长与能源消费处于弱脱钩状态,并且这一状态具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综合各个层面上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通过引入脱钩理论,构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模型,测度两者间的脱钩关系,并分析脱钩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成因,只是采用的脱钩分析方法有所不同。
从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关系的研究来看,仍存在着改进的空间: 一是学者们主要是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进行了分析,缺乏对不同种类能源消费和不同产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具体研究,因而得出的政策建议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二是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了复钩概念,但实际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从强脱钩到再次耦合的现象没有出现过,因此使用复钩容易造成误导。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弹性脱钩法构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分析模型,选取1991—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相关数据,从能源消费总量、不同种类能源消费以及三次产业能源消费3个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
2脱钩分析方法选择
目前,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关系时,主要利用的基本脱钩模型有OECD脱钩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OECD脱钩模型是基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脱钩指数模型,对基期年的选定具有高度敏感性,选择不同的基期年,得到结果差异会很大。Tapio脱钩模型是在OECD脱钩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基于以时期为时间尺度的弹性分析方法的脱钩关系分析模型,它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的基期选择困境,提高了脱钩关系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另外, Tapio脱钩模型对脱钩关系的划分比OECD脱钩模型更精细,能更精确的分析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关系。
因此,本文采用弹性脱钩方法,借鉴Tapio脱钩模型的评价标准[5],结合国内彭佳雯等[17]的研究, 构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分析模型 ( 如图1) 。GDP与能源消费的弹性脱钩公式如下:
公式 ( 1) 中,m为脱钩弹性系数,△E为能源消费的变化率,△G为GDP的变化率。基于△E、 △G和m的不同,脱钩可以进一步划分为6类: 扩张性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衰退性脱钩、弱负脱钩和强负脱钩,分别处在图1中的Ⅰ、Ⅱ、Ⅲ、 Ⅳ、Ⅴ和Ⅵ区域。其中,强脱钩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理想的状态,表现为经济增长 ( △G > 0) 的同时,能源消费减少 ( △E < 0) ,脱钩弹性系数值小于零 ( m < 0) ; 相应地,强负脱钩为最不利的状态,表现为经济负增长 ( △G < 0) 的同时,能源消费增加 ( △E > 0) ,且脱钩弹性系数值小于零 ( m < 0) 。实际上,这两种脱钩关系是不易出现的,比较常见的是弱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但这两种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分析
3. 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的1991—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相关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以及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其中,GDP和三次产业产值按2010年的不变价格重新计算。
3.2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计算,得到我国1991— 2012年GDP、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率以及对应的脱钩弹性系数值,并根据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分析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 ( 如表1) 。
由表1可知,1991—2002年和2005—2012年这20年间,我国GDP与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但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小于GDP的增长速度,脱钩弹性系数值在0 ~ 1之间,表明这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出弱脱钩状态,这种状态占统计年限总数的90. 9% 。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远低于其他年份,分别为0. 5% 和0. 3% ,脱钩弹性系数值接近于零,为这一时期弱脱钩的最理想状态。2003年和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脱钩弹性系数值大于1,表明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出扩张性负脱钩状态。
进一步分析1997—1998年和2003—2004年的情况。1997—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最为理想。主要因为: 第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能源的需求增速放缓; 第二,此期间国家关闭了一些 “高能耗,高污染” 的企业,以及 《节能法》 的颁布与实施,均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 能源的消耗。 2003—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迅速加快,由2002年的6. 0% 增长到2004年的16. 1% , 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出现了扩张性负脱钩状态。 主要因为: 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形势良好,并且我国刚加入了 “WTO”,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使能源需求迅速增长。
3.3经济增长与不同种类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分析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关系不能够完全反映经济增长与不同种类能源消费的关系,现分别分析经济增长与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消费的脱钩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C为煤炭消费变化率,△P为石油消费变化率,△N为天然气消费变化率,△H为电力消费变化率。
由表2可知,1991—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在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弱脱钩状态,1997— 1998年煤炭消费出现负增长, 处于强脱钩 状态, 2003—2005年,煤炭消费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处于扩张性负脱钩状态。由此可见,我国煤炭消费的脱钩状态的波动趋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状态波动趋势高度相似,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的。我国 “富煤、贫油、少气” 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我国 以煤炭为主 的能源结构, 1991—2012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70% 左右。因此,煤炭消费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大,我国石油消费量由1990年的1. 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2年的6. 8亿吨标准煤,保持着平均每年6. 7% 的增长速度。由表2可知,22年来, 经济增长与石油消费长期处于弱脱钩状态,只在1996年、1997年、2004年和2010年出现了扩张性负脱钩的情况。这一脱钩状态波动趋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状态波动趋势也很类似。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近22年,我国石油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20% 左右,其变动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走向。
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天然气,但是利用强度不够,在2000年之前,天然气消费比重基本维持在2% 左右。进入21世纪,我国天然气消费比重稳步提升,截至2012年年底已达到5. 2% 。1991—2012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在前8年缓慢增长,在后14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完成了由长期弱脱钩向保持扩张性负脱钩的转变,表现出经济增长对其依赖性的增强。对于天然气这种清洁、高效、低污染的清洁能源,经济增长对其依赖的增强是有利的。
电力作为可再生的清洁高效能源,得到国家的大力提倡。本文的电力包括水电、核电、风电等, 其消费比重逐年上升,由1991年4. 8% 提升到2012年的9. 2% ,翻了近一番。但是电力消费的增长速度不稳定,导致脱钩弹性系数值产生较大波动,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的关系呈现出弱脱钩与扩张性负脱钩交替出现的现象,期间偶尔出现强脱钩。电力作为比天然气更具优势的能源,短期内应提高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即使脱钩关系朝着扩张性负脱钩转变。
3.4三次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分析
由于产业内部结构、技术水平以及产业本身特点的不同,各个产业对能源的需求有很大差别。因此,需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具体结果见表3。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第一产业增速逐渐放缓,其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31. 5% 下降到2012年的9. 4% ,下降了22. 1个百分点。同时,第一产业能源消费比重大幅下降到2012年的1. 9%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三产业。 1991—2012年,第一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关系呈现出8次弱脱钩、7次扩张性负脱钩和7次强脱钩,且循环往复出现,即在图1中的Ⅰ区、Ⅱ区和 Ⅲ区摆动,而且近几年向Ⅱ区、Ⅲ区偏移的趋势更为明显。
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产业之一。 1991—2012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年均为42. 8% ,但是,作为能源消费大户,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72. 5% 。不过,由于在大部分年份,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第二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关系总体呈现弱脱钩的态势。第二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关系从较长时期的弱脱钩,到短暂的强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又恢复到较长时期的弱脱钩,这一脱钩状态波动态势与能源消费总量的脱钩状态波动趋势十分类似。
第三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主要贡献产业。 1991—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年均为41. 3% ,与第二产业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其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年均只有13. 1% 。22年中第三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有11个年份为弱脱钩关系,9个年份为扩张性负脱钩关系,2个年份为强脱钩关系。可见,扩张性负脱钩关系占了近一半, 即有近一半的时间第三产业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是大于其产值的增长速度的。因此,需进一步加强第三产业的节能降耗工作。
4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关系总体趋势分析
能源消费总量方面: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长期保持弱脱钩关系,这一状态主要受到3个方面的影响,分别是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石油消费的脱钩关系以及第二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
不同种类能源消费方面: 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 石油消费关系的主体走势为弱脱钩。煤炭是一种高污染、低效率的能源,其结构比重过高,会阻碍我国强脱钩状态的实现。经济增长与天然气消费关系的主体走势为扩张性负脱钩,对于天然气这种清洁高效能源,短时期出现此类脱钩走势是正常的。然而作为更加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还处在过渡期,表现为弱脱钩和扩张性负脱钩交替出现,反映出我国新能源利用的不足。新能源利用的加大,不仅可以保护环境、缓解资源压力,还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能源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脱钩关系的实现。
三次产业能源消费方面: 第一产业产值与其能源消费的脱钩状态最为理想,有了向强脱钩发展的趋势,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整体趋缓。第二产业产值与能源消费关系的主体走势为弱脱钩,脱钩态势较为理想。第二产业向来以重工业和高耗能产业为主,但随着低附加值、高能耗行业比重的下降,高附加值、低能耗行业比重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源效率得到了提高,第二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总体保持大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 从而实现弱脱钩发展态势,但距离强脱钩仍有较大差距。第三产业未能实现较好脱钩,扩张性负脱钩态势较为明显,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还处在较高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等在第三产业中能耗比较高的行业发展比较迅猛, 导致了第三产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提升。
综上分析,1991—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逐渐减弱,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体呈现出弱脱钩状态。但是,能源消费的绝对量总体保持增加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有向强脱钩发展的趋势。弱脱钩的本质是经济和能源消费保持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 能源消费强度不断降低,能源效率逐渐提高。能源效率的提高是我国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的主要原因。 22年中,我国单位产值能耗虽有短时间小幅上涨, 但总体走势是逐年降低的,由1990年的1. 8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2年的0. 8吨标准煤/万元,下降了57. 4% 。然而,尽管能源效率的提高使能源消费的相对量不断减少,但是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没能抵消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增加的速度,使得能源消费绝对量增加,没能达到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
5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1) 1991—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 要进一步实现强脱钩,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 2) 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能耗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强脱钩,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加强能源技术的升级和改造力度,提高能源效率; 第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天然气、电力等能源的比重,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同时,加强清洁高效能源的开发强度和利用范围; 第三,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并重点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升、 改造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
摘要:采用弹性脱钩方法,并借鉴Tapio脱钩评价标准,构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分析模型,进而从能源消费总量、不同种类能源消费以及三次产业能源消费三个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研究发现,1991—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要进一步实现强脱钩,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能耗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脱钩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省脱钩改制工作意见 篇2
钩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
鄂政发〔2006〕32号
省政府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坚决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现就进一步推动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分阶段推进脱钩改制工作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本届政府要完成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的总体要求,2006年基本完成省直机关所属工商企业脱钩改制任务,2007年全面完成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任务。脱钩改制工作的重点是省经济委员会(省中小企业发展局)、省信息产业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省林业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旅游局、省粮食局、省农垦事业管理局、省机械汽车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省石化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省轻工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省纺织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省冶金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省建材行业投资促进中心等部门所属企业。
脱钩改制的形式:(1)国有净资产在3000万元以上、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企业,整体划转省国资委监管,在省国资委的指导下进行改革。(2)国有净资产在3000万元以下、能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整体划转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监管,并按照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对企业实施改制重组。(3)没有净资产的企业,由主管部门根据企业实际,采取重组、联合、兼并、合资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关闭破产等形式进行改制,改制后企业与原主管部门脱钩。
脱钩改制工作分以下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06年7月底前):根据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省脱钩改制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由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脱钩改制办)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列入脱钩对象的所有企业进行资产核实和财务清理。依据中介机构出示的报告,省脱钩改制
办协调企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各企业的脱钩形式,提出企业改制的初步意见,报省脱钩改制领导小组审定。
第二阶段(2006年8月底前):对符合划转条件的企业,由省脱钩改制办组织省国资委、各企业主管部门和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单位完成划转企业劳动人事、资产财务等交接工作。对实施改制的企业,由省脱钩改制办指导企业主管部门制订和完善企业改制方案,提出职工安置费用补贴意见,报省脱钩改制领导小组审定后实施。
第三阶段(2006年9月底前):由省脱钩改制办协调各企业主管部门组织脱钩改制企业启动改制方案,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分类落实离退休、内退人员的管理机构,协调处理企业资产处置、金融债务处理、工商变更登记、社区职能移交等工作。
第四阶段(2006年12月底前):由省脱钩改制办对各主管部门脱钩改制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凡有脱钩改制任务的部门,须向省政府出具“承诺函”,承诺完成脱钩改制任务后不再保留自办企业。确需保留的,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脱钩改制领导小组重新核准后,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年检。
二、进一步明确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的有关政策规定
(一)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据。
企业改制应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鄂政办发〔2004〕93号)等政策规定,做到规范操作。
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工作应按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改组职工安置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鄂政发〔2000〕66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改组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1〕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方案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初审、企业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批。
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首先通过企业资产变现解决;企业资产变现不足的,由主管部门调剂解决;调剂后职工安置费用仍有缺口的困难企业,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脱钩改制办对主管部门及改制企业筹资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并委托中
介机构对改制企业资产、财务状况进行核实;对确需省财政补贴的,省脱钩改制办审核后提出补贴方案,报省脱钩改制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适当补贴。
(二)需要省财政给予补贴的职工安置费用测算标准。
1.职工安置费测算标准。职工安置费按每1年工龄不高于1000元的标准测算。职工安置方案已被批复但未实施的企业,职工安置费标准高于每1年工龄1000元的,按不高于1000元的标准补贴;职工安置费标准低于每1年工龄1000元的,按原批准方案执行。
2.拖欠职工费用测算办法。(1)拖欠工资(指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应发未发的工资)数额依据企业财务及工资报表、职工提供劳动的凭证、劳动合同约定、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等情况认定。企业因经济效益下降而降低工资标准的,按照降低后的标准进行认定,最低按当期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认定。未提供正常劳动的,按当期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标准测算。(2)拖欠内退人员的生活费,按当期下岗职工第一年生活费标准测算。1998年6月以前拖欠的,按1998年的标准测算。(3)拖欠职工医疗费,原则上实行定额补贴。根据拖欠年限,按职工总人数每人每月不高于20元的标准一次性测算3年;情况特殊的经核实测算5年。企业根据职工治病情况,区别对待。(4)挪用职工已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据实核定,予以清算。职工在购房时已抵扣房款的,不再清算。(5)企业拖欠职工的借款和集资款,应分清性质,属借款性质的,据实计算,不计利息;属投资性质的,计入企业财产。(6)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按社保机构认定的数额进行测算,其中个人欠缴部分不纳入测算范围。对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在脱钩改制工作中,按属地原则参加社会保险,所需社会保险费纳入职工安置费用测算之内。
3.其他。(1)职工住房补贴、由企业支付的退休人员统筹外项目费用不纳入改制测算范围。(2)计划生育奖励政策按照《关于研究省属企业改革脱困和改制重组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省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6年6号)精神,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人口计生委、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组织摸底调查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在实施意见出台前暂不执行该项政策。(3)预留内退人员生活费按当期下岗职工第一年生活费标准测算。预留、预缴内退人员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用,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测算。省直机关所属脱钩改制企业不预缴离退休人员一次性养老保险费用。(4)离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按企业所在地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的标准测算。
本实施意见中未明确的职工安置费用测算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已明确的办法进行测算。
(三)有关规定。
1.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已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优惠政策,省政府有关部门、武汉市政府及其部门要予以落实。省直机关所属企业同等享受地方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
2.企业因改制需要进行国有资产处置的,须经主管部门同意,报省脱钩改制办审批。其资产处置和经营收益,必须缴入省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企业脱钩改制中的职工安置费用支出。资金使用接受省国资委和省财政厅的监督。
3.企业改制和安置职工后,剩余国有资产、国有股权以及“空壳”企业的债权债务,一并交省宏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和处置。
4.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以职工安置方案确定的时间及双方签字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准,但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确定在职工安置方案得到批复后的3个月内。
三、加强领导,严明纪律,切实保障脱钩改制任务顺利实施
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不仅涉及许多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而且关系到诸多利益的调整,特别是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省直机关所属企业脱钩改制领导小组要定期召集协调会议,研究解决脱钩改制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省脱钩改制办要对脱钩改制企业的各项工作实行“一条龙”服务,简化手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加强对各部门脱钩改制工作的政策指导、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省直各部门是所属企业脱钩改制工作的责任主体,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成立工作专班,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班子成员分头包干抓,抓紧做好脱钩改制企业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
在企业脱钩改制过程中,各主管部门和企业要严明工作纪律,凡符合划转条件的企业要坚决划转到位,杜绝出于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而拖延交接、阻碍脱钩的现象发生;要严格财经纪律,不准抽逃、隐匿资金,不得擅自转移、出卖资产,不得突击花钱、私分财物。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程序,完备手续,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场交易。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影响脱钩改制工作顺利进行的,要依法依纪追究主要负责
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争取职工的理解和支持,帮助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维护企业和职工稳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脱钩后,如何依法自治 篇3
避免“傻瓜”章程现象
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制度,既包括党和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顶层制度设计,也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内部自下而上推行的草根制度设计。外生法律制度以《行业协会商会法》为核心,既包括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内生法律制度以协会商会章程和自律规章制度为核心。
在行业协会商会实践中,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傻瓜”章程现象较为普遍而严重。许多行业协会商会中的僵局和争斗,实质上都源于章程条款的不完备、不科学、不严谨、不细腻、不周密、不公平,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诉性与可裁性。
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的失灵现象,暴露出了许多协会商会尚未领悟协会商会自治的真谛和章程设计的极端重要性。章程的起草和完善应当遵循量体裁衣的设计准则,应当突出协会商会的个性,力戒东施效颦、刻舟求剑。
鼓励公平有序竞争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在同一行政区域,允许存在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业协会、商会”。一业一会的体制实际上会助长行业协会、商会的行政化与官本位化。相比之下,一业多会的体制有助于鼓励优秀的协会、商会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及时淘汰“软、懒、散”的协会、商会。
在市场经济中,协会、商会自生自灭,如同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既要鼓励协会商会的有序设立,也要确保其理性退出。协会商会退出机制包括解散、清算与终止三部曲。解散是指引起协会商会主体资格消灭的法律事实。包括自行解散(任意解散),也包括强制解散。清算制度的功能有二:一是立即停止协会商会的积极活动,二是及时了结既有法律关系,清理债权债务关系。清算程序终结后,协会商会才能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
协会商会之间的公平竞争有助于企业选择最能够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的协会商会。因此,既要反对老牌的大型协会商会以大欺小,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也要反对新兴的小型协会商会实施虚假宣传等不公平竞争手段。
完善信用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
为遏制协会商会的道德滑坡与诚信失序现象、确保行业协会商会见贤思齐,必须完善信用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协会商会要自我加压,主动向会员和全社会做出诚信办会的承诺,自觉接受会员和社会监督。除了主动公开诚信承诺之外,协会商会还要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接受捐赠、政府委托职能和事项、政府采购服务等相关信息。
其次,要完善协会商会信用记录,建立综合信用评价制度。每个行业协会商会都要有伴随其生命周期的信用档案。协会商会公共信息平台负责建立信息公开网络系统,由登记管理机关对信息公开进行监管。
其三,信用评价结果要公示。信用评价结果只有及时准确地如实向全社会公布,才能惩恶扬善、传播正能量,才能让优秀的协会商会受到社会的褒奖,才能让缺乏法律与道德底线的协会商会寸步难行。
其四,要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信息公开和年度报告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协会商会应当定期将其年度工作报告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并同时向行业协会商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自觉接受公众的免费实时查询和监督。
其五,要建立失信制裁机制尤其是联合惩戒机制。在失信协会商会及其主要负责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服务市场、申请财政资金支持及荣誉称号等方面建立一票否决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行业协会商会是社会团体法人,具备法人资格,应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清晰强调协会商会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和会员的法人财产权,协会商会能够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实施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行业协会商会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除了制定中的《行业协会商会法》,还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的章程。鉴于章程在协会商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要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与监事会(监事)制度。
其三,行业协会商会要善于选贤任能,完善主要负责人问责机制。为促进协会商会治理的民主化,鼓励会员治会,预防主要负责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封建家长制现象。企业家担任理事长时,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本企业的个体利益与行业协会商会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推行秘书长聘任制是为了吸引专业管理人才加盟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工作。法定代表人等主要负责人必须以临渊履深的心态认真履行职责,既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摇钱树”,也不能在工作岗位上浑浑噩噩,懈怠无为。
其四,积极稳妥地试行外部监事制度。为了充分激活协会商会内部治理机制,适度保持政府作为公益代表者对协会商会的监督力度。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有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进一步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与法治意识,《方案》确定的行业协会商会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目标、原则和具体规则才会落地生根。
“红顶中介”脱钩记者问与答 篇4
凤凰卫视记者: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 去年年初的时候, 中央巡视组在环境保护部巡视之后, 反馈意见是关于环保服务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很突出的“红顶中介”问题, 之后您在“两会”记者会上也说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现在解决情况如何?
陈吉宁:谢谢你提问。 “红顶中介”问题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去年在“两会”上我也做过承诺, 2015 年底环境保护部直属的8 家环评机构率先完成脱钩。 我讲的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 人、财、物全部脱离, 是制度上彻彻底底的脱钩。 我们就是要在制度上来解决“红顶中介”的问题, 用制度保障避免出现一个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 来保障我们制度执行的公正性。
现在, 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向记者们通报, 去年年底之前环保部部属单位的8 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 跟环境保护部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件事情我们兑现了对社会的承诺。
另外, 全国各地完成了140 家环评机构脱钩工作, 不仅是环保部属单位环评机构脱钩, 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 今年我们还有200 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 这个工作是非常繁重的, 坦率地讲也很敏感, 这是革自己的命, 阻力很大, 但是我们坚定不移。 既然向社会许诺了, 我们就要按时完成。 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调度和督促, 按时完成相关的脱钩任务。
同时, 我们也在加强环评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这是关于红顶中介的问题, 我们把他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必须完成, 不讲任何条件。
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浅析(定稿) 篇5
随着公路事企分开改革的深入,公路生产、经营、服务性的企业已越来越多地从公路部门的母体中脱离出去。加强脱钩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一个亟待认真研究的新课题。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引导脱钩企业健康发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加
强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脱钩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企业外部的要求,更是脱钩企业内在自身的需要,是企业持久发展和健康发展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加强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引导脱钩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改制后新出现的脱钩企业,由于其具有私人占有性质,决定了它同公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着差异、矛盾和某种程度的对立、排斥,还存在着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目前公路养护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够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备的情况下,脱钩企业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现象,更可能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脱钩企业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便更好地引导其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2、加强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脱钩企业的广大职工群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着公路改革的深化,这支日益壮大的职工队伍必将成为公路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据估计,脱钩企业从业人员约占公路行业总从业人口的四分之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当好“三个代表”,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党通过在脱钩企业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协调职工之间、职工与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关心和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同他们的联系,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使他们与党心连心。
3、加强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开拓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新领域的需要。脱钩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公路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全新领域,要搞好这项工作,需要我们面对众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同时这也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良好的机遇。在实施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进程中,可以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阵地,积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深化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规律,这对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创新有着启迪和借鉴作用。
二、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教育、改造,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同样也是教育人、塑造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1、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是改革和发展的主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当前,一些脱钩企业的职工文化水平较低,理论知识较少,整体素质欠佳,突出表现在:一是集体观念较弱。职工中普遍存在着打工挣钱思想,对个人利益关心多,对企业发展前途关心少。二是团结协作精神不强。只顾自己,不习惯与他人合作,缺乏团队精神,与现代化生产的分工协作要求不相适应。三是纪律观念淡薄。习惯于自由散漫,对劳动纪律和企业规章制度不能自觉遵守。四是文明素质较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少文明的思想基础,企业里各种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脱钩企业职工这种素质相对较低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2、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主队伍。企业主是脱钩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其内在素质是最能决定企业存亡兴衰,关系企业命运前途的关键因素。目前,从总体上说,脱钩企业主的思想状况是健康向上的,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政策,为公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也确有一些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的人法律意识淡薄,瞒报收入、偷税漏税,甚至搞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有的人关心和保护职工权益不够,导致劳资纠纷时有发生;个别人贪图享受、不思进取、生活腐化堕落……对此,我们应本着“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在企业中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企业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经营理念、价值取向和政治追求,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真正做到爱国、敬业、守法、奉献。
三、加强脱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对策
股市正进入与实体经济脱钩期 篇6
趋势一:全球经济陷入“死亡螺旋”
“危机后”实施的临时性政策刺激,正在面临“信心危机”——当刺激政策药效逐渐消退,经济状态依旧疲软的时刻,更多的人开始怀疑“政府,本身或许是问题的根源”。迅速积累的、庞大的国家债务,让每一名国民感到失望,这决定了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投向谁!即便非民主选举国家,民心所向的变化也会让政治家们感到恐惧。
凯恩斯主义被纳税人终结,只是时间问题。财政政策“被迫”收紧,给脆弱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免令人担忧。不过,完全放弃努力,却又是任何政治家无法做出的抉择,因此,无休止的谈判、结构化的政策,会令经济数据看上去陷入“下降螺旋”,而非猝死。
货币刺激,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最大问题是,刺激成本的上升会逐渐体现,通胀周期开始缩短,经济增长幅度开始收窄,各国央行如同吸食吗啡的瘾君子为了追求同等快感而不得不逐渐加大用量。
过量货币投放,可以恢复经济增长吗?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美联储认为“可以”,其他央行“不反对”或者被迫“弃权”。没有通胀预期,货币流通比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尽管货币过量投放不一定能够促使经济出现持续性增长,但却可以做到维持实体经济基本稳定,虽然每一轮货币投放的力度必须加大。
相比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纪通胀”,眼下通缩造成的失业率上升更令货币决策者担忧。因此,量化宽松上各国央行的“一致性”体现得尤为明确。
凯恩斯主义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量化宽松则完成了“近期债务”向“远期债务”的转移(前提是以新增国家债务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美元)。本质上,它们都是财务技巧——将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债务从来没有消失,政策刺激的根本作用是“减轻负荷、争取时间”,只有真正的经济增长出现才能在未来对冲掉一部分债务。
不过,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会来自任何政策刺激,政策刺激只能是作为“诱因”或“债务转移”;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创造性需求或替代性需求的持续出现(技术革命或战争)。“自发性复苏”何处会出现呢?没有人能够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可以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需求”,也许结局会是另外一个答案。
如何甄别“自发性复苏”来临呢?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发现,当游戏规则依然是“危机逻辑”——以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那么说明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阴霾。阶段性的经济数据可能具有“欺骗性”,而游戏规则的变化则更为“诚实”。
趋势二:中国经济“减速换效率、减税换增长”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趋势性放缓。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乡劳动力转移红利的消退,带来了生产效率持续下滑。从短周期看,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黯淡,使得中国经济外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胀高悬以及房地产泡沫,抑制了长期政府主导下的内生增长。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使得“宽松货币拉动投资、财政刺激主导投向”这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临界点。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减速”已达成共识——在没有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之前,“减速”是最保险、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引发的失业率上升压力,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创造就业能力强的部分产业政策放宽来有所分流。减速不是目的,效率增长才是目标。这是所谓“调结构”的初衷。不过,“减速”同时,需要做一件事情——让“大政府模式”寿终正寝。否则,“减速”换不来效率。
主动减速,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四万亿”刺激政策;意味着不可能再依赖房地产投资来拉动GDP;意味着经济目标彻底转向效率增长。这等同于宣告“大政府模式”的终结。高投资、高税赋是过去十年“大政府模式”的经典特征。我们要观察“大政府模式”是否终结,投资增速、税赋比率的变化趋势将是实证。
政府职能的转换,是实现效率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应对全球经济“死亡螺旋”的唯一办法。通过全方位减税,交出投资主导权,改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不平衡,逆转财富循环方向,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即减税换增长。
“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政府则恰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危机后”时期的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如果要继续坚持走“大政府模式”并非不可以,但必经地方债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灭——政策刺激一发力,房地产在产业链前端,泡沫化必然更上一层楼,随时可能捅破。所以,某种程度上,房地产泡沫是当下放弃“大政府模式”的现实原因。
趋势三:“危机模式”证明真实复苏还没有出现
丑陋的经济数据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并存,存在即合理。有人称之“非理性”繁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周期不吻合,所以既有趋势脆弱且不可持续。我不同意上述带有“道德色彩”的教科书式观点。
趋利避险,是人性所归。资本的秉性一定是选择安全边际较高的区域。资本流向只是在说明——自发性复苏并没有真实出现,政府主导的人工复苏缺乏足够安全边际,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的趋势。因此,资本更愿意选择驻留在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
为了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而不断输入流动性,在过去四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三倍,中国广义货币年增长20%,欧央行提供了过万亿欧元的长期贷款……放眼望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铆足劲印刷货币,以维持实体经济平稳。
不过,“凯恩斯”也好,“量化”也罢,货币创造不等于需求创造。当经济不景气,需求不振,货币乘数下降,新增流动性只能暂时“平衡”货币流量,但无法改变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的周期趋势。
相比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相对容易“创造”。接连不断的货币扩张计划,使得货币贬值预期上升,大量货币追逐有限资产的未来图景令投资人慌乱。金融资产的快速变现能力相对于固定资产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从投资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鉴别出当前经济所处周期——“危机逻辑”而非“复苏逻辑”——危机逻辑中,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复苏逻辑中,经济数据是逻辑主线。只有当自发性复苏出现,投资人预期影响下的资本流动才会逐步形成向实体经济转移的趋势。在此之前,货币扩张预期会支撑虚拟经济的阶段繁荣,与实体经济“脱钩”。
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作为周期性现象,是证明经济尚未出现真实复苏的“论据”。当前金融市场的表现只能说明流动性状态,而并非经济晴雨表。投资人只会为各大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紧缩投票,而漠视各国疲弱不堪的经济数据。
脱钩 篇7
脱钩理论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 目的是探讨如何阻断环境质量损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研究方法主要有Tapio和IGT模型两种。Tapio脱钩弹性是Tapio ( 2005) 研究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时引入的, 并根据弹性值大小将脱钩状态分为强脱钩、弱脱钩等8种情况。IGT方程是陆钟武等人 ( 2007) 提出的, 该模型能在环境负荷保持不变的临界条件下判断脱钩程度, 脱钩状态分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
学者们选取的研究主体、研究角度也不相同。孙耀华、李忠民 ( 2011) 基于Tapio模型对1999—2008年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 发现脱钩状态差异较大。吴振信、石佳 ( 2013) 利用Tapio模型, 研究了北京地区1999—2008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 表明大部 分年份为 弱脱钩状 态。李忠民 等 ( 2010) 、徐盈之等 ( 2011) 从行业角度出发, 分别对建筑业、制造业的发展与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
大多数学者采用Tapio或IGT一种方法从时间角度出发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 不能体现两种方法的相对优势。此外, 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省市进行分区域研究的也比较少。本文将利用Topio和IGT两种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探讨内蒙古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特征, 以比较不同方法的研究结果, 并分析内蒙古不同区域脱钩特征的差异。
1 基于 Tapio 模型的脱钩特征研究
Tapio模型以能源消费量为中间变量, 将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进行分解, 具体公式如下:
1. 1 区域划分与数据搜集
选取内蒙古具有代表性的七个盟市, 将其归类为工业经济模式 ( 包头、呼和浩特) 、资源型经济模式 ( 锡林郭勒、呼伦贝尔) 、农牧业模式 ( 赤峰) 、煤化工业模式 ( 鄂尔多斯、乌海) 。进行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这些盟市资源禀赋、产业机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各不相同, 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特征差异较大。本文采用徐国泉等 ( 2006) 提出的碳排放估算公式。整体研究的样本区间是2003—2011年, 共核算了原煤、洗精煤、焦炭、焦炉煤气、天然气、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原油、液化石油气、其他石油制品12种最终能源。能源消费总量由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量和损失量构成, 本文选用终端能源消费量, 因为内蒙古投入加工转换的原煤量70% 左右用于火力发电, 大部分都输往外地, 不应计入本地能源消费量中。分区域研究的样本区间是2006—2010年, 核算了各盟市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合计数。
1. 2 实证分析
汇总相关数据, 核算出2003—2011年内蒙古整体终端能源碳排放脱钩指标, 如下表1。由表1看出, 2003—2011年脱钩状态呈现出较大波动, 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自治区政府政策取向不同。一方面, 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五年规划的初期, 政府会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 能源消费量急剧上升, 脱钩状态恶化。另一方面, 在五年规划减排目标的压力下, 政府有时又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脱钩状态好转。
分区域研究核算出脱钩指标值并判断四种经济模式下碳排放脱钩状态, 得到表2。从表2看出, 2007—2010年工业经济模式和资源型经济模式脱钩状态变动频繁, 煤化工业经济模式脱钩状态逐渐恶化, 农牧业经济模式脱钩状态整体较好, 不同经济模式下能源碳排放脱钩特征不同。
2 基于 IGT 模型的脱钩特征研究
与Topio模型相比, IGT模型可以核算单位GDP环境负荷年下降率的临界值, 并对政策指标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其中, I为能源碳排放量, G表示GDP, T为能源碳排放对GDP的比值。
由 ( 4) 可得:
( 5) 更适合于研究环境负荷随GDP的变化。其中, g为从基准年到其后第n年GDP的年均增长率, t为同期内单位GDP环境负荷的年均下降率。在环境负荷保持不变的临界条件下, t的临界值为tk:
资源脱钩指数Dr= t / tk是研究资源消耗量与GDP脱钩状态的关键指标。通过整理、核算出相关指标, 如表3所示。从表3看出, 2004年、2009年脱钩状态为未脱钩, 2007年为绝对脱钩, 其他年份都为相对脱钩状态, 与采用Tapio方法的分析结果一致。
下面, 我们用IGT模型分析内蒙古“十一五”规划中的减排指标。“十一五”规划中指出, 到2010年GDP年增长率为13% , 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率为25% , 即g = 0. 13, t = 0. 05。计算得到2010年GDP比2005年增长84. 24% , 能源消耗量比2005年增加38. 18% , 可以判断出“十一五”提出的预期指标较为合理。此外, 实际GDP年均增长 率为17. 6% , 计算可得 脱钩临界 值为0. 150, 而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率仅为0. 036, 远小于临界值, 说明该时期脱钩状态不稳定, 平均脱钩水平低。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Topio和IGT两种模型分析了内蒙古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特征, 主要结论如下:
2003—2010年内蒙古能源碳排放脱钩特征呈多样化, 脱钩指标值变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不同时间段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同。另外, 工业经济模式、资源型经济模式以及煤化工经济模式是内蒙古碳排放相对较高的模式。农牧业经济模式碳排放量最少, 整体表现为弱脱钩。内蒙古“十一五”提出的预期减排指标较为合理, 但平均脱钩水平较低。
为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 本文认为:第一, 针对内蒙古产业结构单一, 非资源型产业、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的现状, 应该继续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以及服务业。第二, 应不断提高减排技术水平, 加大对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投资力度。通过引进技术水平高、资源转化能力强的重工业项目,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降低整体能源消耗。第三, 应根据地区差异合理制定各盟市的减排目标, 并根据减排任务的完成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奖惩规则。
摘要:利用Tapio和IGT模型研究了内蒙古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特征。研究发现:选用终端能源消费量核算出的结果更符合内蒙古能源碳排放的实际情况。2003—2010年整体碳排放脱钩特征呈多样化, 脱钩指标值变动幅度较大。工业经济模式和资源型经济模式脱钩状态变动频繁, 煤化工业经济模式脱钩状态逐渐恶化, 农牧业经济模式脱钩状态整体较好。此外, 内蒙古“十一五”提出的预期减排指标较为合理, 但平均脱钩水平低。建议政府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不断提高减排技术水平, 根据地区差异制定各盟市的减排目标。
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脱钩弹性
参考文献
[1]李忠民, 姚宇, 庆东瑞.产业发展、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0 (11) :108-111.
[2]徐盈之, 徐康宁, 胡永舜.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J].统计研究, 2011 (7) :55-61.
脱钩 篇8
1 弦振动理论
假设工程索道承载索满足连续线性弹性体的基本假设[14]. 且在无阻尼工况下, 承载索单位长度重力与荷重相比非常小, 可忽略不计. 支座两端固定不窜移, 暂不考虑跑车及牵引索自重的影响. 假设荷重点悬索张力为平均有荷张力, 且设为定值.
基于以上假设, 根据弦振动理论[16,17,18], 悬索系统的自由振动为各阶主振动的叠加, 用y = y (x, t) 表示弦上x点的横向位移为x和t的函数, 即有
式中, , v表示弹性波沿索长方向的传播速度 (m/s) , H0为弦的初始张力, g为重力加速度, q为单位长度弦的重力;ωn为第n阶固有频率;An, φn或Cn, Dn两个待定系数可由振动的初始条件确定[15], 并有
2 悬索脱钩振动工程案例分析
2.1 振动模型条件与假设
某伐区架设的一条全悬增力式集材索道的参数条件如表1 所示[19].
2.2 集材索道荷重脱钩振动初始条件
图1所示距A端支座水平距离为x=0.3l0=121.2 m, 重为26 kN的木捆突然脱钩, 相当于悬索在重载作用下被张紧到C0点后 (AC0与BC0趋向于张紧为直线, ABC0构成三角形) , 无初速地释放, 产生自由振动, 见图1.因弦倾角较小, 为简化悬索振动求解, 将坐标绕原点逆时针旋转α角, , 并得初始条件, 见图2.
2.3 集材索道荷重脱钩后悬索的振动分析
2.3.1 振动参数计算、主振动与自由振动表达式据初始条件可知
其中T为周期, f为频率, λ 为波长, 并设H0不变, 由图2 可得悬索振动的初始条件为
式 (3) 代入式 (2) 可得
因此, 将上述参数代入式 (1) 可得悬索的主振动式 (4) 和自由振动式 (5) 的表达式
2.3.2 前n阶振动特征参数变化规律
对式 (4) 取前8 阶计算相关参数列于表2, Dn的绝对值随n的增大明显减小, ωn成倍数增长, 相应的周期Tn减小, fn增大, 波长 λ 成倍数减小.
2.3.3 前n阶自由振动特征变化规律
对式 (5) 中的n, x和t三个自变量, 假设其中一个变量为定值, 分别考察另两个变量对自由振动y的影响, 可构造y (n, x) , y (t, x) , y (n, t) 三个函数.
(1) 前n阶y (n, x) 特征分析
对式 (5) 取前n阶主振动进行叠加, 分别取n = 1, 2, 200 画出t = 1 s时的y (x, n) 图, 为体现图形的连续性, 绘图时设n为大于1 的实数, x为跨距. 从图3 可知, 当n = 1 时位移在跨中位置最大, 波长为跨距的2 倍;当n 2 以后自由振动位移波形基本确定, 说明前两阶起主导作用, 后面的叠加对位移与波形影响不大, 这也说明自由振动取前3 项叠加基本能满足工程要求.
(2) 前n阶y (t, x) 特征分析
分别取n = 1, 10, 200 时, 画y (t, x) 图, 设n为大于1 的实数, t为10 s内. 从图4 可知, 以第1阶起主导作用, 其他阶的叠加对自由振动的影响极小, 因此, 尽管如图叠加到200 阶, 图形基本不变.
(3) 前n阶y (n, t) 特征分析
考察索上某一确定位置xi, 分别取l时, n取1~15 之间的实数, t为10 s内, y (n, t) 的变化规律. 从图5 可知, 当位置处在两支点时, 位移为零, 满足边界条件, 其余各点的以相同的形态作简谐振动, 但振幅不同, 时振幅最大, 约为15 m, 时振幅约为10 m.
2.3.4 主振动特征变化规律
(1) 对式 (4) , 当t = 0, 0.5, 3.8 s时, 主振动的yn (n, x) 变化特征. 图6 表明随阶数增加, 位移明显减小;随时间的延续, 位移也明显下降.
(2) 式 (4) 的主振动为简谐振动, 随着阶数增加, 周期和振幅急剧减小[18]. 随阶数增加, 位移以阶数平方n2急剧减小, 当n = 2 时最大位移只有第1 阶的1/104;当n = 200 时, 位移只有第1 阶的1/106.
(3) 图6 显示, 随着阶数的增加, 位移明显减小, 但也有一定的波动性.
(4) 某位置x时, 对应某阶的波形图, , 当时振幅达到最大, 该位置称为波腹.图7显示前3阶波腹的位置, 当n=1时, 跨中为波腹;当n=2时, 处为波腹;当n=3, 处为波腹.
鉴于以上主振动性质分析, 针对工程实际问题有以下几点重要含义:振动初状态与前几阶主振动控制对工程振动的整体控制起主导决定作用;第1阶位移为最大位移, 故在工程中通过控制监测首阶位移可以有效设计索道的最大距地高度;应尽量避免在全线的前3 阶波腹位置设计吊装或落钩位置, 不宜在波腹位置设定作业楞场, 尤其不宜在跨中位置设定作业楞场, 重要受保护对象应避免处在波腹位置正下方, 避免在波腹产生外激励而造成较大振幅等.
2.3.5 悬索振动总能量分析
当悬索以第n阶主振型振动时, 它的总能量公式为[16]
根据上式, 总能量En随着n值的增大而快速变小, 即当n = 1 时, 悬索的总能量有最大值, 随后急剧下降. 工程中, 悬索张力H0是在其他工况确定时, 决定能量大小的一个重要参数.
3 结论与讨论
(1) 悬索的固有频率 ωn与n, l0, H0和q有关, 是由系统所决定的, 与初始条件无关. 对应不同的n, 有不同的频率fn, 即固有频率不是一个值, 而是一组值. 工程实际中, 调整跨距l0和H0等参数, 可以调节固有频率, 这可有效指导悬索实际架设中上下支点的选择与坡度的选择与设计. 另外, 对于带有移动式遥控跑车的遥控索道应特别注意跑车本身的固有频率与悬索固有频率的关系, 防止共振. 分析结果有利于指导完善索道使用安全规程.
(2) 研究承载索脱钩后的振动响应表明, 对承载索的振动响应取决于前3 阶的主振动的叠加, 且跨中位置为最大振幅位置. 因此, 承载索设计考察前3阶的影响, 以跨中最大位移为危险点进行设计, 考虑安全系数就可保证工程索道生产安全.
(3) 振动参数分析可为牵引索与承载索的设计间距提供定量设计参数;当时振幅达到最大, 前3阶波腹的位置分别为跨中和处, 且振动影响主要由前三阶决定.因此, 设计起吊、落钩位置, 设定楞场作业位置, 避免外激励, 减小悬索附加动应变与相应的动应力, 减少承载索的过载与疲劳损伤均应充分考虑上述波腹位置.
(4) 承载索振动很容易引起牵引索缠绕在承载索上、跑车跳动、承载索断股、增加支座动反力等不利影响. 因此, 加强操作规程管理、平稳提升、平稳卸载、注重捆物牢固, 根据能量公式可知, 不宜让悬索张得过紧, 跨距大的索道适当增加中间支座, 并定期检查线路情况是有效防止事故的重要举措.
脱钩 篇9
1 研究交通行业能够实现职能转变的必备需要
在经济体制的快速变革下, 其增长方式也相应发生转变, 由粗放到集约转变了经济战略目标。而后政府的管理职能对企业实施的管理从直接到间接、微观到宏观实现了转变, 对项目的审批工作实现了管理的转变, 对其展开指导以及监督等。因此, 政府、企业间在管理方面永远都无法分割, 职能从管理的职能上进行转变。然而, 在转变职能的实现过程中, 其交通行业在管理职能方面也随之改变, 尤其是财务、会计的管理工作, 该部门在职能上的转变充分展现了管理在行业中的作用。要想使交通行业其管理部门在职能上成功实现转变, 就需要明确应该为职能转变配备有效措施, 并从管理模式、指导思想以及总体战略目标出发。在研究管理职能问题时, 需要构建具有时代发展性的管理制约机制, 以确保交通行业能够在企业脱钩之后适应新的经济体系, 所以这是现今行业内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得以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必备需要。
2 分析交通行业在企业脱钩之后其财务、会计管理职能转变
交通行业不同于其它企业, 其内部的财务、会计管理部门具有的职能对于该行业而言, 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 能够为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信息, 以充分反映现有的经济形势, 有利于更好的落实监督工作进而掌控交通行业的经济活动, 运用职能管理其经济在市场中的秩序。因而, 其在职能上发生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管理工作实施有效指导
伴随经济开放化机制的变化, 滋生了新经济体系与机制, 并以经济为主体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经济主导业务在趋于复杂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 由于管理问题不断涌现, 致使其交通行业在财务、会计方面的管理工作面临着新挑战, 主管部门主要是对下级部门实施管理工作的指导。首要的指导工作就是, 使交通行业参照国家法规进行工作。由于新的经济体系在发展中需要有适应的过程, 因而需要有国家法规进行完善与规范。所以有必要对其行业的管理工作作出有效指导, 根据提出的指导建议确保国家法规正确的实施。另外, 在交通税收方面调整财务管理的政策, 解决管理中财会问题。而后加强对基础工作的指导, 以便构建具有规范性的管理工作秩序。在提升财会管理工作水平同时, 确保其财会信息质量。
2.2 为国家各企业部门提供良好服务
面对企业脱钩的发展现状, 并伴随国家政府部门职能性的变化, 其交通行业的财会所在主管部门在职能上应该为国家各企业部门提供优质、良好的服务, 以促进各企业管理的发展。首先应该提供最新的财会信息, 并体现在服务中。对于各级管理部门, 应为交通行业在企业中的未来发展目标, 制定出具有长远性、阶段性的战略计划, 对交通资源的配置实施合理化分配, 通过融资等重要决策, 进而降低交通行业的运营成本, 为其经济提供效益性服务。因此, 交通行业所属的主管部门应该对财会信息管理部门的职能进行总结, 以便交通行业在财会信息方面享有优质的信息服务。其次利用职能为国家主管部门在制定相关交通政策时提供具有直接性的信息服务, 进而使交通行业能够在政策支持下积极配合管理工作, 在参与、配合过程中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当然, 重大的交通项目还要由国家主管部门予以负责, 交通行业有义务做好配合服务的工作。此外, 交通行业有必要为了财会信息等服务构建相应的信息网络平台, 使财会部门积极配合工作。由于财会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机构在管理方面能够强化内部工作, 并为现今交通行业财会的管理工作提供具有科学性的良好服务。
2.3 对交通行业财会工作的运行实施监督
在经济机制创新背景下, 财会工作在运行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尤其是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应用了新技术, 致使财会信息的处理工作产生了原则性转变。因此, 为了使交通行业的财会管理工作实现有序的运行, 务必需要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予以制约和监督。有效执行监督财会工作的法规成为实现职能转变必要的方式之一, 经济的有序运行是企业得以稳定发展基础。运用法规维护经济秩序是财会管理工作得到监督的体现。建立监督机制实施监督工作, 能够确保交通行业的财会工作不受利益侵害, 进而使监督工作得到有效实施。在实现监督管理过程中, 完善的监督制度、体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能防治我国经济资产的外流, 还能有效提升交通行业财会的经济效益;不仅准确核算了交通行业建设与运营的成本, 还能促进管理工作的合理改进与优化, 进而使国家投资的交通项目保质、按期交工;不仅是财会信息具有真实性, 还保障了国家财会利益。所以通过构建家督机制与实施监督管理, 真正实现了管理向监督职能的转变。
2.4 协调工作方面的关系
企业与政府管理脱钩, 导致国家交通行业面临管理的严重问题。所以国家政府部门只能通过有关政策间接地去管理现今交通行业, 因此需要交通行业的财会部门转变职能去协调工作关系。由于交通运输行业是我国经济基础重要根基, 要想提升经济运行效果, 就需要管理部门对税收、金融以及财政等信息管理部门进行工作协调, 以便更好落实国家的行业政策, 为交通行业的发展提供政策, 达到协调发展的经济目标。随后需要协调交通企业、行业, 财会协会、机构以及事业单位等之间关系, 进而发挥管理职能作用, 以提升管理水平与信息准确性为协调关系的最终目标。另外, 运用交通院校有利条件, 为事业单位培养交通人才。与此同时, 交通行业应协调好交通院校与事业单位间关系, 以便培养出的交通人才符合事业单位对其人才的需求, 有利于提升后期交通行业管理工作整体质量, 促进财会管理人才更新与财会技术的提升。因此, 体现了协调关系在交通行业财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3 总结
交通行业在国家经济中是重要产业之一, 其财会管理工作职能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研究交通行业管理职能转变的必备需要背景下, 具体分析了其职能转变的表现方面。根据交通行业在经济机制发展中的特征, 明确从指导方面、服务方面、监督方面以及协调关系方面实现职能转变。面对企业脱钩以后交通行业在财会管理工作方式落实职能转变, 对现今我国交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摘要:市场经济新体系的构建, 致使企业与政府间管理职能出现了转变。主要表现为:企业在脱钩之后, 我国交通行业的内部管理逐渐与政府管理脱钩, 而后直接引发了其财务、会计管理职能的变化。该企业不再受交通行业的管理, 也就随之出现了众多问题。因此, 针对其管理职能发生转变涉及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等展开分析, 促进在职能方面实现转变。
关键词:企业脱钩,交通行业,财务,会计管理,职能转变
参考文献
[1]邵瑞庆.企业脱钩后交通行业财务与会计管理的职能及其转变[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 2010, 6 (1) :9-14.
[2]邵瑞庆.应该重视研究企业脱钩后交通行业的财务与会计管理问题[J].交通财会工作研究, 2011, 10 (9) :12-15.
[3]魏明海, 谭劲松主编.新世纪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10 (12) :18-21.
[4]项怀诚.新中国会计50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11 (9) :102-105.
脱钩 篇10
鉴于此, 本研究以甘肃省1993—2011年农业投入为切入点, 在测算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基础上, 采用Tapio脱钩分析模型对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 定量分析了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弹性与状态, 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以期为该地区在促进农业低碳经济发展和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1 脱钩指标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1 脱钩理论模型
脱钩 (decoupling) 本来是物理学领域的术语, 用来表示具有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理量之间的关系不再存在。Carter A P[21]1966年将“脱钩”概念引入社会经济领域, 之后被学术界应用到不同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2]设计了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 (DPSIR) ”框架的脱钩指标并将其应用到环境方面, 用来探讨经济绩效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联性———打破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之间的联系。当涉及到污染排放问题时, 脱钩即为打破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 将脱钩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农业碳排放中, 可描述为:当经济增长快于农业碳排放增长时, 称之为“相对脱钩”;经济增长而农业碳排放增长停滞或增长为负时, 称之为“绝对脱钩”。目前, 脱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OECD脱钩指数法和Tapio脱钩弹性分析法两类。
OECD指标模型:OECD指标用来描述环境压力 (EP) 与驱动力 (DF) 变化的关系, 提出了脱钩指数与脱钩因子, 反映驱动力 (如经济增长) 与压力 (如碳排放) 在同一时期的增长弹性的变化情况, 其表达式为:
式中, DI表示脱钩指数 (Decoupling Index) ;T表示末期;0表示基期。脱钩状态分为以下几种情景:当DI≥1时, 为复钩;当DI=1时, 为复钩与相对脱钩的转折点;当0
Tapio指标模型:Tapio[4]基于欧洲的交通能源与CO2的脱钩研究时对OECD指标模型进行了改造, 引入了交通运输量作为中间变量, 构建了一种因果链分解模型, 其表达式为:
式中, m为运输量弹性值;V为交通运输量;n为运输量与运输过程中产生的CO2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数。式 (3) 与式 (4) 相乘得到一般的脱钩弹性指标:
从以上两种脱钩模型可见, OECD指标模型是指相关分析变量的总量, Tapio指标模型是用来描述相关变量的比值。比较两种模型, OECD指标模型对基期的选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易受基期选择的影响, 而Tapio指标模型则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缺陷。其次, Tapio指标模型综合了总量变化和相对量变化两类指标, 不受量纲变化的影响, 实质上是一种弹性分析。鉴于此, 本文参考Tapio指标模型对甘肃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表达式为:
式中, e为脱钩弹性指数;%△CO2为农业碳排放量的变化率;%ΔP为农业GDP变化率。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正负情况, 参考杨璐嘉[23]、张文斌[24]的研究成果, 与OECD脱钩指数相比, Tapio脱钩指数更加全面, 不但将脱钩状态划分为脱钩、负脱钩、连接三种状态, 而且将经济增长与经济衰退等情形纳入其考虑范围。同时, 为了解读脱钩弹性值的细微变化, Tapio脱钩弹性值在1.0左右的20%变化范围内浮动, 以弹性值0、0.8、1.2为零界点进行了划分, 进一步将脱钩、负脱钩、连接划分为扩长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衰退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连接8种状态, 对弹性状态出现的各种可能值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这种划分有利于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出现的各种脱钩状态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识别与分析[25], 具体划分类型见表1。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1994—2012年《甘肃农村统计年鉴》, 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林牧渔业碳汇的影响, 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合理性, 文中农业GDP数据用当年年末种植业总产值代替;农业碳排放总量为计算所得。
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 农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 (1) 农业机械使用消耗柴油导致的碳排放; (2) 化肥、农膜、农药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施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排放; (3) 农业灌溉过程中使用电能或其他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 (4) 土地翻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本文依据《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法, 将其引用到农业碳排放领域, 估算模型为:
式中, C为农用地排放总量;Ct为第t年的碳排放总量;Eit为第t年第i种碳排放源的量;δi为第i种碳排放源的系数;i表示各碳排放源, 分别是农用柴油、化肥、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等6种。参考李波[26]、王才军[27]的研究成果, 农用柴油的碳排放系数为0.5927kg/kg、化肥的碳排放系数为0.8956kg/kg、农药的碳排放系数为4.9341kg/kg、农膜的碳排放系数为5.18kg/kg、有效灌溉的碳排放系数为20.476kg/hm2、翻耕的碳排放系数为3.126kg/hm2。根据式 (7) , 利用甘肃省1993—2011年农业投入的相关数据[28], 可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 进一步计算出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强度, 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 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 从1993年的66.37万t增加到了2011年的207.92万t, 增长了213.30%;化肥为最大的碳排放源, 19年来累计碳排放量达到1167.82万t, 年均增速为4.01%, 农用柴油、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228.37万t、709.07万t、196.46万t、40.43万t、22.41万t, 年均增速分别为5.57%、10.82%、2.11%、0.65%、16.26%。农业仍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为主, 农民的低碳农业意识不强, 政策导向不明, 在农业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同时, 碳排放强度也在不断增加, 从1993年的182.40kg/hm2增加到了2011年的510.93kg/hm2, 增长了280.11%。
2 结果及分析
依据式 (7) 测算和式 (6) 得到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见表3。
1994—2011年甘肃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呈现弱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连接、扩长负脱钩、强脱钩5种状态 (表3) 。研究期内, 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弹性指标出现最多的是弱脱钩状态, 共9次, 占统计期数的50%;其次为强负脱钩和扩张连接, 各出现了3次, 占统计期数的16.67%;扩长负脱钩出现了2次, 占统计期数的11.11%;最少的是强脱钩, 出现了1次, 占统计期数的5.56%。总体上, 脱钩状态占统计期数的55.56%, 说明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 呈现良好的态势。甘肃省的农业碳减排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从图1、图2可见, 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周期性的“较理想状态—畸形状态—较理想状态”的“W”型变化。依据脱钩指标变化态势 (图2) , 可将研究期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1994—1995年、1996—2002年、2003—2011年。
第一阶段 (1994—1995年) 呈现“弱脱钩—弱脱钩”特征, 脱钩弹性指数介于0—0.8, 脱钩弹性指数分别为0.11、0.31, 呈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 即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从表2可见, 两年间农业碳排放总量仅为136.70万t, 碳排放强度平均值仅186.27kg/hm2;农业GDP从1993年的99.14亿元增长到1994年的157.91亿元, 增速为59.28%, 农业GDP 40%/hm2的增加值随着农业碳排量5.4%的值增加。原因主要是: (1) 20世纪90年代初, 甘肃省农业技术欠发达、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 农作物种植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 对农用机械和灌溉机械的使用相对较少, 相应的农用柴油使用量较小, 加之农药、化肥等农用资料投入意识相对较弱, 碳排放总量不大。 (2) 该时段农村劳动力还未大规模向城镇转移, 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少,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变卖所得, 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发展。
第二阶段 (1996—2002年) 经历了“不可取状态—较理想状态—不可取状态”的W型变化过程, 并出现了两个扩长负脱钩状态的高峰值, 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整体上快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1996年为第一个高峰值, 脱钩弹性值为1.32, 农业GDP 17.78%/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23.44%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 1996年甘肃省实施了科技推广服务活动和新农业管理措施的推广, 农田基本建设得到加强, 发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工程, 如地膜覆盖工程、带状种植农业种植工程等。此外,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 农户更倾向依靠农业机械以克服人力的不足, 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对柴油、电力等能源的消耗, 使农业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农民大多依靠种植农作物来维持家庭生活, 收入来源相对单一, 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 农民往往会加大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资料的投入力度。与1995年相比, 该时段在农作物种植面积持平的情况下, 农业GDP增长了14.05%, 但仅农用薄膜的投入就增加了82.15%, 农业碳排放增长了23.13%。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 脱钩弹性指标达到6.17, 农业GDP2.3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量9.09%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 农民负担过重, “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转向城市务工, 农民从事农作物种植的积极性下降。与2001年相比, 导致1.06%的耕地闲置, 农业经济增速放缓, 增长速度仅为1.29%, 但农业碳排放年均增速仍为12.85%。
在此期间, 1997年、1999年、2000年表现为强负脱钩状态, 脱钩弹性值分别为-1.27、-0.56、-0.36。由图1可见, 在农业GDP减少的同时农业碳排放总量仍在增长, 1997年与1996年相比、1999年与1998年相比、2000年与1999年相比,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5.17%、-3.90%、-1.54%, 而农业碳排放增速分别为6.59%、2.17%、0.56%, 农业GDP在平均减少3.23%/hm2的情况下农业碳排放仍然增加了3.4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涝灾害和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 公共财政涉农支出减少, 农业公共设施投入停滞, 加之农民从事农作物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导致农作物生产总值下降。1998年脱钩弹性值为0.44, 表现为弱脱钩状态, 农业GDP 12.91%/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5.58%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 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使耕地的数量得到了一定恢复, 加之国家政策对农业的倾斜, 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 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一定提高, 以致农业经济的增速为13.21%, 而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增速仍停留在5.86%。
第三阶段 (2003—2011年) 整体态势良好, 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呈递减态势, 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呈增长态势, 经历了“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L”型变化趋势 (图2) 。其中, 2003年脱钩弹性值为-0.08, 表现为最理想的强脱钩状态, 农业GDP 8.07%/hm2的增加值伴随着农业碳排放0.21%的值增加。主要原因是, 2003年1月《退耕还林条例》在全国的颁布实施, 部分耕地变成了林地和草地, 农膜、农药等农业生产物资投入相对减少, 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 套种、间种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与2002年相比, 农业GDP增加。2004—2008年脱钩弹性值小于0.8, 表现为弱脱钩状态, 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慢于农业GDP的增长速度, 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21、0.45、0.27、0.61、0.34;农业平均GDP 12.50%/hm2的增长值随着农业碳排量3.75%的值增长。主要原因是,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 “两减免, 三补贴”惠农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提高;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 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推进, 农业GDP得到了较快增长, 而循环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等种植模式的推广, 使农业碳排放增长速度减缓。
2009—2011年甘肃省经历了“扩张连接—弱脱钩—扩张连接”的由耦合到脱钩再到耦合的动态变化, 脱钩弹性值分别为0.88、0.21、0.11。主要原因是,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农业低碳化管理之后, 农业碳排放结构发生了变化, 农业技术进步、耕地的科学化管理虽然使农业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提高, 但碳排放总量却居高不下。该段时间, 甘肃省农业GDP平均增长率为9.65%, 而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率为17.30%, 农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慢于农业碳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从农业碳排放总量与环比增速来看, 农业投入导致显著的碳排放增长。农业碳排放总量1993—2011年平均增长率为6.67%, 相应的碳排放强度也以年均6.01%的速度增长。其中, 2003年农业碳排放增长率为-0.58%。化肥为其最大的碳排放源, 研究期内累计碳排放量达到1167.82万t, 年均增速为4.01%;农用柴油、农膜、农药、有效灌溉、翻耕累计碳排放量分别为228.37万t、709.07万t、196.46万t、40.43万t、22.41万t, 年均增速分别为5.57%、10.82%、16.26%、2.11%、0.65%, 增长速度最快的为农药、农膜和耕地。甘肃省农业生产仍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生产为主。
1994—2011年甘肃省农业碳排放与种植业总产值的关系主要表现为5种状态:弱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连接、扩长负脱钩与强脱钩, 分别出现的期数为9、2、3、3、1, 在统计期内分别占50%、11.11%、11.11%、16.67%与5.56%。研究期内, 农业平均GDP 12.67%/hm2的增加值随着农业碳排量6.00%的值增加。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增长, 但甘肃省仍处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爬坡”阶段, 整体态势良好。2003年出现了强脱钩, 说明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有可能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碳排放总量减少的良好状态, 具备发展低碳农业的可行性。
从脱钩弹性指标图中可见, 总体上脱钩弹性曲线呈现“较理想状态—畸形状态—较理想状态”周期性的“W”型变化。畸形状态的出现说明, 甘肃省农业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获取回报的生产方式有待改变, 产业结构调整不明显, 农业生产效率还有待提高。
3.2 建议
农用薄膜、农药、农用柴油等的大量使用是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甘肃省仍处在经济发展的高能耗高投入和粗放型的农业作业阶段, 为了发展经济, 这种状态还将持续。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低碳意识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经济发展必然会减轻这种状况。进入“十二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经济增长仍是甘肃省面临的最主要任务, 不仅要实现农业经济与碳排放上的脱钩, 还要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生产效率上的脱钩, 最终达到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转变。根据脱钩理论,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能源消耗会出现停滞或相对减少状态, 使其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开始转变, 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脱钩, 但要防止复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