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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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精选5篇）

篇1：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综述

肖兴志

于

左

吴绪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举办“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滨城，共享产业组织研究的盛宴。

论坛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夏春玉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吕政研究员、史忠良教授、郑红亮研究员、王诚研究员、林平教授、张昕竹研究员等主持了会议讨论，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安全规制波动、网上拍卖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展示了丰富的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研讨。

一、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空间

（一）文化传统与产业组织

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受到他所接受和供给的商品或劳务的影响，也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杨春学据此出发，阐释了文化传统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他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及其形态表现也属于一种产业组织特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针对企业边界、企业规模等重要产业组织问题给出崭新的解释，因此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杨春学指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说），而福山（F.Fukuyama）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表明劳动分工还取决于文化传统，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说。杨春学进一步阐述，如果把社会分为信任局限于有血缘关系和熟人之间的“低信任度社会”与信任扩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会”，那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组织模式的差异都可以得到解释。

（二）时空结构与产业组织

时空结构或时空关系是社会经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过去对时间的研究大多脱离空间基础，对空间的研究也有忽视时间因素的倾向，结果缺少统一的经济时空观和分析方法。荣朝和指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学仍没能很好地解决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问题，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几乎都是瞬间发生在没有距离概念的“针尖”上，因此现实世界无法得到如实反映。他判断，经济学需要跨过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无法对现实时空中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阶段，也不能再将原本统一的时空问题割裂成相互脱离的时 肖兴志、于左、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6025，电子信箱：office@io-base.org。

该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而产业经济学也到了应该思考时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组织问题的时候。

二、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

（一）“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意见，中国新医改正式启动。张昕竹认为，新医改总体目标和思路明确，但路径仍不确定，特别是医疗服务行业面临的许多政府规制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张昕竹指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医疗行业基本特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非市场化社会制度的出现，加之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盈利动机，同时会带来医疗服务市场的其他问题，即“旨在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调整过程自我产生前进的障碍”，并产生复杂的次优问题，从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较的基准问题，而且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战。就中国而言，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职能缺位，造成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经济规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对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制不当，特别是15%零售药价加成（或零差率）规制，以及对医疗服务定价过低，造成相对价格扭曲，扭曲了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激励，使得药价虚高，基本药物中低价药退出，并产生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问题。

张昕竹认为，中国新医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应与市场相结合，但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为此，他给出政策建议：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包括推进医疗服务市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培育医疗保险市场；其二，政府应担负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据国情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相关利益者，完善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等。

（二）安全规制波动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执行尺度呈现波动特征，规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规制过度（Excessive Regulation）两种现象交替出现。肖兴志、陈长石据此提出“规制波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对煤矿企业进行规制过程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所造成的规制不足与过度规制交替出现的现象(以煤矿事故的发生为界限)。他们认为，安全规制波动广泛存在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过程中，与煤矿高伤亡率一起构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最显著特征。

肖兴志、陈长石将经济激励体制纳入理论框架分析当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推出实证假设：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水平波动对煤炭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采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他们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两方面很有价值的结论，其一，煤矿安全规制波动是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直接原因，而围绕煤炭这一巨大利益体所形成的利益联盟和激励制度是造成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其二，煤矿产权改革是在经济层面对煤矿事故与煤炭生产之间的一次权衡，它能够减少煤矿事故，却无法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消除安全规制波动，保持规制水平的稳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实现煤矿安全问题彻底解决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三）社会性规制体系重构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社会性规制依然存在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社会性规制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白雪洁认为，对“自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系统的发展次序、优先地位、组合关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设置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系列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军通过构筑一个两国贸易模型来揭示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试图找到波特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在经验上验证污

染避难所假说的适用性。王军的研究发现，在古诺—纳什均衡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那么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就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

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举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产业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增的。郑世林实证分析了规制、竞争、产权改革政策对中国电信部门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不考虑政策之间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电信放松规制和两次拆分竞争改革显著改善了产业绩效；当考虑政策之间的交互影响时，发现产权改革的负效应主要来自于竞争和产权改革之间的交互影响，而产权改革自身却显著改善了部门绩效。姜春海分析了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存在的煤电价格信息难以准确统计、联动幅度确定随意性较大、联动的计算周期跨度过长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调整价格联动幅度、适当缩短联动周期、完善煤电交易机制等建议。

三、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

（一）中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竞争中性原则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否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本质的不同。竞争政策保护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赛的裁判”，而产业政策实施中政府则是直接干预甚至参与比赛。产业政策虽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会妨碍竞争，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确实可以促进竞争，例如通过培养新进入者(空中快车与波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等。至少从尊重法律的角度来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如何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竞争中性原则”（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认为该原则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最终极目标；第二，执法机关只应在一项行为/集中既不显著地限制、排除竞争，也不显著地促进竞争时，才考虑产业政策因素；第三，对竞争效应的评估，应独立于产业政策考量。

林平同时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里，产业政策影响相关市场的结构、技术进步、市场进入等，竞争效应测验是在产业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竞争中性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两点应该达成共识，即反垄断不应成为产业政策的工具、国家安全审查不是产业政策的工具。

（二）中国的竞争政策体系目标及设计

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于良春通过对竞争政策的历史回顾认为，竞争政策的设计要与本国的国情及具体的经济环境相适应。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本身国情的约束下，竞争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会更多元化。此外，虽然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出现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目标，而且设计的逻辑起点不同，但竞争政策设计在应用经济学作为基本的工具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在了对具体标准的规定方面。对于竞争政策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标准，我们应基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各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等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确定。不同标准的设计对产业中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边界值一旦确定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边界值的设计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行。

中国一个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余向华的微观实证表明，中国的行业垄断性对于行业工资决定进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而且显著，从调查数据看，校正了自选择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资水平而言，垄断行业高出非垄断行业大约39%。

（三）默契合谋、规模经济与铁矿石定价

近年来，中国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持续被动，引起了一些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于左、彭树宏构建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下默契合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发现企业之间形成默契合谋的可能性随交叉所有权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围内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频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纳入并购控制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审查，以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行使反垄断法域外管辖权，对“两拓”涉嫌默契合谋行为和申请设立铁矿石生产性合资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反垄断审查等政策建议。孙泽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规模经济测度发现，铁矿石贸易的规模经济区间为5%以下；铁矿石消费环节的规模经济区间为10%以下，导致了多种形式的铁矿石贸易中介组织共存的特征。

四、合约、激励与企业策略性行为

（一）合约与激励理论

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质的飞行员劳务合约被公认为缺乏合约效率，即投资不足和准租金挤占。而于立、刘凤芹的研究发现，飞行员劳务合约不存在投资不足问题，关于薪金纠纷中的敲竹杠行为也不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导致的，而是市场需求变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选择性默认合约可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纵向一体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决方案。彭宜钟建议采用证券化的思路应对生态违约风险，认为这种新的证券化产品通过把生态品质的维护转化为一种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交易，开创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应对生态违约的新机制，大大提高了生态违约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陈艳莹的研究表明，与只披露产品质量是否超过临界值的“通过型”认证相比，将产品质量划分被不同等级的“评级型”认证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业参与自愿性认证。中国目前的自愿性认证多数采用“通过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导致认证覆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大文从多维机制设计的视角解释了激励损失，发现当存在不可观测的风险规避或成本的时候，相对于最优合约而言，次优工资合约的激励作用降低，而风险规避和成本的多维不对称信息会导致所有代理人激励的缺失。孟昌从委托—代理视角来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行政性进入壁垒和规制内生出的生产者激励问题，认为在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规制经济中，如果规制者面临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提供固定价格契约和成本加成契约等都会诱使被规制者隐藏其私人信息，实施高报成本的策略。

（三）企业策略性行为

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实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卢东斌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冲击及其影响入手，根据其强度设置了9个象限，分析了每个象限内的企业可选择的并购战略，并对1999年至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卢东斌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确实存在着产业间的不均衡，而且影响产业内企业收益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产业内的并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产业冲击显著影响产业内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这与一般并购动因理论中的只有在经济繁荣、企业在寻求扩张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并购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卢东斌的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思考产业冲击与企业并购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国企业为了获取市场，而本土企业为了获取技术，原毅军却认为这一认识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价值创造能力角度出发，他分析离散变量下的企业决策行为，得出价值创造能力最大化是企业行为决策的唯一准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从而解释了中外企业自愿组建联盟的内在机制。他的研究为解释中外企业联盟中的企业的组建和分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蒋传海考察了在具有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的市场中，相互竞争的企业基于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实行差别定价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形成机制。他的分析显示，企业为了应对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采用奖励忠诚式定价机制；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弱化企业两期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存在“默契合谋”；在不对称定价策略下，有能力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历史进行差别定价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他的研究对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和企业竞争策略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解释，如常旅客计划、会员卡发放和优惠券折扣等。

五、网上拍卖、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一）网上拍卖

世界范围内网上拍卖交易的价值急剧增长，日益成为商品交易的流行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陈宏民指出，网上拍卖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竞价策略，如末尾抢标效应；欺诈风险，如声誉机制建立；买方合谋，以及与代理商的纵向合谋；拍卖方式选择与保留价格设置；网上组合拍卖：机制设计与均衡价格决定。他认为，网上拍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把网上拍卖看作拍卖行为在网络上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网上交易的一种特殊方式；把网上拍卖仅看作为买卖双方的行为博弈，忽视拍卖交易平台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单一产品的拍卖，忽视网络外部性对交易双方收益的长期影响，从而无法有效探索声誉机制的内生机理和最优形式，难以杜绝网上欺诈与网上组合拍卖中的虚名投标问题。陈宏民进一步考察了具有竞争性卖方的网上拍卖，发现网上拍卖中存在着显著的、内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他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进一步的研究可关注平台的功能和影响、多产品、多卖方的拍卖以及拍卖物品的属性研究。

冯中越建立了竞买者与竞卖者多阶段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竞买者并不以其真实价值出价，最高出价等于其价值减去参与其他拍卖的预期收益（外部选择权的支付剩余）的价格；交易双方仍然选择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卖从一开始就会有竞价，竞价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价拍卖的进入而增速有所减缓，后期受到竞买者迟出价策略的影响，价格增速将大幅提升；平行网上拍卖是有效率的；交易价格最终取决于进入到该拍卖的次高价值竞买者的出价。

（二）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支付卡网络服务的双边市场性使其定价机制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在这一领域应用传统的基于“单边逻辑”的规制可能带来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认为，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总体上应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应尽可能使假设条件接近现实，比如考虑支付卡网络之间以及商户之间的各种不完全竞争情形、支付工具之间的竞争，另外可针对各经济体（或区域）的具体环境条件设定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构建数理模型着手，其理论的解释力度是否够强，是否反映了支付卡产业的内在机理，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而目前实证研究极度稀缺，近十年来各国的规制实践可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条件，这是支付卡经济学研究将来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

居恒、谭国富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来考察国际电话市场的均衡价格和结算费率，解释不同组织形式接入谈判的经济效果，并运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竞争能够降低资费，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对于资费没有实质影响，反而会增加接入价格；统一谈判原则下，单方面竞争和“比例分配原则”都会增加净支付，有损美国运营商；当外国市场不存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直接规定接入价格的上；市场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两国共同开放竞争。如果仅有单方面的竞争，政府需要设定接入

价格。

六、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效率

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外溢的组成部分没有细分，所以对何种技术形式对技术外溢起到主导作用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刘秉镰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阶段考察了“技术势能”各组成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效果明显，依次表现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上，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势能”抑制了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抑制了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在技术效率上则表现出了溢出效应。王维国的研究表明，行业间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与要素替代性征差异明显，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与规模提升的节能路径只在部分行业适用。庞瑞芝将创新理解为一种从投入到产出的生产过程，通过网络DEA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工业创新过程整体效率偏低，“创新知识转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约因素。

产业高度集中导致更多的研发支出，还是更高的研发强度导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唐晓华、赵丰义、张丹宁认为，产业组织学研究领域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集中度和研发强度皆为内生变量，应该同时在一个均衡系统中决定。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找到系统的外生解释变量，通过改变外生解释变量促进集中度与研发密度协同升级。王传荣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与创新激励表现出“弱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非线性单调负相关”关系，外资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正U型”关系。

根据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创新是一种逆经济周期的现象，茆健、林珏的实证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总体上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小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来自金融约束效应。

（二）产业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影响，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恰恰相反，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而不应过度执著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

赵进文运用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间中国影响日本制造业产业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仅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和中国制造业各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经营状况的企稳回升。孔宪丽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共经历了三次完整地景气循环，现正处于第四次循环的下降期。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受到产业组织学界的广泛关注，征文发出一个月便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后甄选出44篇高质量论文汇编成册，反映了中国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大致水平。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学（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篇2：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一、物流产业研究的理论价值

1. 拓展物流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物流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地位要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必须形成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产业,首先要求理论的成熟,而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成熟的过程中,理论也自然是成长性的。物流学科的发展体现了这种成长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学科书籍林林总总,出了不少,总的来说对物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本文针对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针对物流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想从理论上作些思考和探索,力求对推进物流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出一点微力。

2. 是拓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充实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除了具有一般产业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物流产业是依托于“物”的流动过程建立起来并为“物”的流动过程服务的复杂产业系统,具有复合性、聚合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其边界跨越多个产业,且内容构成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体产业,而后者正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此外物流产业输出的是具有不同品质构成的物流服务,物流服务千差万别,完全相同的物流服务几乎不存在,即物流服务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而产业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是以同质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理论。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加强对物流产业基本知识、基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因此,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的研究,既是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的需要。至今还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全面综合系统研究物流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见,目前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对物流及物流技术等有关问题的研究,物流产业理论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在不断加深对物流活动基本规律研究、认识的基础上,从物流产业经济这个高度指导和推进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物流产业产生、发展过程。二是物流产业组织,主要为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等。三是物流产业结构,主要研究物流产业内部各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物流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等。四是物流产业关联度。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产业关联分析工具,研究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相互关系、提出物流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物流产业发展环境支持。通过系统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所需的环境支持,了解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及作用途径,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六是物流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指导,特别是作为新兴产业的物流产业,更需要系统配套的物流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七是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八是中外物流产业比较研究。研究不同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和启迪。九是一些其他问题或交叉性问题。从产业经济理论角度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为此,本文想在有关方面有一个推进。

二、现实的呼唤:需要物流产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支撑

1. 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大众关注的目标。2001年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六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明确物流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之一的正式条文。2009年初,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物流产业赫然在列。这次物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方案的规划出台,对物流产业的发展应该起到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整个物流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与发展;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先导产业。这都充分说明各地看到了发展物流产业的前景,这将对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研究物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对于制定物流产业现代化,优化物流产业结构,推动物流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通过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创新,从而为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理

2. 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的呼唤。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物流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科学的“物流产业观”,严重地影响物流建设速度、规模、结构和运行效益;物流服务配套设备、设施陈旧和落后,缺乏配套扶持政策;物流服务行业原则和标准落后,造成成本高,服务效果差,发展受阻;物流产业中的税收问题突出。这些都成了制约物流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而这其中许多问题是由于缺乏对物流产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如物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

3. 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特殊性的需要。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如物流产业具有很强的依托性和产业关联强度,它的发展涉及许多部门和行业。物流产业发展必须与其他产业发展相协调,物流产业政策必须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必须与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只有把物流产业政策纳入国家总体产业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寻求有关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流产业持续地发展。因而,向物流投入倾斜的财政金融投资政策等,政策的配套对物流产业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4. 制定科学物流产业政策的需要。

物流产业政策是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物流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其理论根源,人们对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导致不同的实施后果。中国目前对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企业运作的同时有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邮政局,甚至包括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参与和管理。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有关各方对物流产业的认识和所实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视角,也可能具有部门利益的背景,它们在面对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然会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从理论上正确分析各种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切实掌握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时地制定出科学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在当前显得特别必要,当然物流产业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如物流产业政策导向、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宏观政策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总之,从理论和实际来研究物流产业意义重大,它将对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邓伟根.产业经济及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凌有生,高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浅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J].物流技术,2004,(7):10-12.

[4]傅成红.从物流本质论我国物流产业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7,(1):122-123.

篇3：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关键词：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社会资本；公共文化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

（一）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

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它属于非政府组织的一种，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一定的规模，承担了一部分组织农村文化生活的职责，通常由农民视自身需求自发形成，不接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不仅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还能相对独立的自治这种自发性使得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呈现出一种志愿者的特点，其积极性不可小觑。具有纽带、组织和价值导向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类型，但是社会资本却是一种无形的、抽象的资本，它的价值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演变中，需要长时间才能得以形成。“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1]最先对社会资本做出理论阐述的是柯尔曼，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得有些目的有可能实现，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2]他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波次对社会资本也做了全面地描述。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 …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托马斯·福特·布朗在《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的理论本身做出了更为修正性的定义。之前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中总是少了一些，社会资本自身的复杂性使得有些对于它的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深入，最主要的是不能够使我们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明晰透彻。福特把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分成三个维度，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合并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微观层面是嵌入自我的观点，主要讲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中观层面是结构的观点，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宏观层面的观点是嵌入结构的观点。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分析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3]社会资本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比较成熟的范式，普遍信任范式、民众参与范式、嵌入网络范式。若是单纯的讨论这三个范式就显得非常的单薄，但若是把三个范式融入到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维度中，就变得厚实了。本文对于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研究就是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中的三个范式进行。

二、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现实困境

（一）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发展在地区和类型上的不平衡性

不同地域之间经济、地理、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时在培育组织的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包含信仰类、宗教类、认同类的组织体系。[4]农村中的文化类民间组织相对于城市的民间组织在发展商呈现出更多的劣势，发展的势头也没有城市猛烈。

（二）数量少、规模小、人力资源匮乏、资金无保障

经济发达程度的高低势必引导着人力资源与资金的流动，人力资源与资金都具有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特性，我国专文化类民间组织起步较晚，社会上对这一组织形成的认识与认同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这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源培养与输送相对滞后，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政府财政很难投入到该领域。

（三）制度化、系统化程度不高

我国文化组织的培育工作开展得较晚、组织结构也不成熟，组织内部没有明确固定的规范、制度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和引导组织发展方向，组织也因此缺乏科学系统的组织结构设计，较低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系统化使得组织难以形成合力。尤其是農村，在这些方面呈现出的弱势更加明显、突出，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更加的落后。

三、以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产生现存困境的根源

（一）民众参与范式缺失导致农村文化类民间团体融资渠道狭窄

在微观层面上，民众参与范式强调公民参与对组织的影响。由于缺乏良好的民众参与范式，使得其组织规模有限它的融资渠道狭窄，导致了其组织的生命力有限，并且由于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不能群力群策，缺乏创造力和生机。

（二）普遍信任资本缺乏导致农民缺乏组织文化类民间团体的价值认同

在中观层面上，普遍信任范式主要求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密集型网络中，促进组织中成员相互的责任、规范和制裁。然而在农村存在着两种信任缺失，一种是对当地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另一种是普遍的社会不信任。

（三）缺少嵌入网络导致了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制度化程度低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资本的培育不仅需要网路，还需要把网络嵌入到大的社会环境中，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制度、法律等连接起来。主要体现在在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过程中并没有相应的具体的制度规范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行为，也就是说，其自身的合作网络没有有效地与外界环境传递能量。

四、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路径

（一）培养农民对于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价值认同，形成组织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

过去乃至现在的农村文化类组织是相对脆弱的，缺乏农民的价值认同，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不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提高服务意识，提高认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对于这一组织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在共同的认知和价值认同约束下，就会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也就构建起了组织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

（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拓宽融资渠道

在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过程中，农民是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绝对核心主体，而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农民能否很好的行使这一主体权力的关键，因此，必须要综合利用图书、广播、电视、会议等形式提高农民素质，加大财政支持，吸纳更多的人力资本和资金流，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模式下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展的民众参与范式，通过农民以及其他主体的参与，形成一个有效地合作网络，让其成为发展的资本。

（三）政府要放松对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管制，为培育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创造条件

对于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的培育，政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必须要在宏观上把握全局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经济上、制度上、政策上的支持，是农村文化类组织在自身合作并形成网络的基础上，让其嵌入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使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41

[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

[3]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42

篇4：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2004年12月, 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大海啸, 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迅速参与到救援工作中。在日内瓦,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600多万美元的“即刻援助”, 帮助了大约50万幸存者。国际“无国界医生组织”用飞机向最接近震中的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运送去32吨的医疗和卫生物资。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和受灾国政府等在救援工作中紧密配合, 行动统一, 使得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扬·埃格兰不得不赞叹, 这是人类迄今对重大自然灾害所作出的“最为有效的应急反应”。而在我国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涌现了大量草根非政府组织, 为危机的及时化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非典”事件后,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独特优势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 且在危机主体方面形成了区别于“政府主体论”的“资源整合论”, 强调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 要调动社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有学者认为, 应该促进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正常发展和能力构建, 增强公民的自组织能力, 以便在危急时刻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资源, 及时有效地自救和救助别人。还有学者认为, 中国应该大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 增强其自治性, 健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 推动公民参与和志愿组织建设, 并逐渐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互补、合作的良性伙伴关系, 以适应向现代治理结构转型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现实性较强、理论性相对薄弱。研究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具有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的重要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依据

(一) 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中兴起的, 西方学者提出治理概念, 并主张用治理代替统治, 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治理理论打破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传统观念,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石。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6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 对治理做出了相对权威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也不是一种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理论打破了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的格局, 强调了各种公共事务中民间组织的参与, 强调了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具体而言, 治理理论强调了以下几点。

1. 治理理论意味着, 政府并非公共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 社会组织及公民也能成为治理危机的中坚力量。

传统观点强调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要责任者, 危机处理的成败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机制是否健全。然而, 治理理论强调了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都可以在危机处理中成为权力中心, 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行动, 达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

2. 治理理论意味着, 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存在权力的让渡。

国家正在将以往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将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管理领域的职能。

3. 治理理论强调在危机治理的主体之间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

即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要及时沟通, 交换资源。危机处理的成败取决于三方的合作, 而非单方努力的结果。这个意义上的危机管理“不再是监督, 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 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 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 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 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

(二)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

哈贝马斯将危机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境:一个系统无法产生足够的可交换资源, 以满足其他系统的期待或需求。目前存在的四种危机类型以及其源起和转移模式是: (1) 经济危机, 即国家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针对调控、保护、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公共部门生产的责任, 而产生危机; (2) 理性危机, 即“政府预算负担着日益社会化的生产的公共支出”而产生的危机; (3) 合法性危机, 即如果国家对民众福利支付的需求超出了实际可能的资源, 那么带来国家合法性的危机; (4) 动机危机, 是由合法性危机导致的社会共同体整合不良的危机。由于公共危机涉及国家、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一旦发生则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予以支持和化解, 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在哈贝马斯看来, 要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出路在于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起来, 第三部门可部分释放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危机理论指出了政府在应对公共事务的不足以及可能产生的危机, 强调了非政府组织在化解政府危机中的特殊功能。应对公共危机的各种资源一般分布广泛, 而公共管理系统在短时间内如不能调动各种资源进行支持, 快速遏止危机, 往往会引发政府自身的危机。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让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到危机管理中, 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不仅可以提高应对危机的效率, 而且能有效化解政府失灵带来的双重危机。

(三) 社会资本理论

当代第一个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布迪厄, 他认为, “社会资本是真实的和虚拟的总和, 通过相互熟悉与承认的人之间或多或少制度化的持久的关系网络, 来增进个体或群体的利益。”布迪厄将社会资本视为一个群体成员的集体财产, 人们由此相互认可和交换资源。研究发现, 在危机中, “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相对而言, 平时最不显眼的社会资本遭受的损失最少。因而社会资本是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工具。另一个从群体层面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是普特南, 他指出,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增进社会的效率”。普特南认为, 社会性团体和参与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范围, 它们也促进和增强了集体的规范和信任, 这对集体福利的生产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作用有以下几点:

1. 减少信息不对称, 稳定民心。

危机事件发生后, 人们的本能反应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与事件有关的任何消息。而由此产生的谣言和恐慌会给社会带来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威胁。非政府组织拥有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能使正确的信息在成员之间快速有效的传播, 达到遏止流言, 稳定民心的作用。例如, 在“非典”时期, 不仅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向社会公众讲解风险的真实面目, 还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向社会公众讲解行动常识、讲解国家的政策, 从而使他们能冷静有效地面对危机。

2. 优化资源分配, 增进社会效率。

在不同网络之间, 由于网络的性质不同以及其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 社会资源并非均匀分布。解决的办法是把不同的网络连接起来形成更大的社会资本网络, 增大社会资本的受益面。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 可以将其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进行互换和共享, 达到优化资源分配, 增进社会效率的目的。

3. 促进社会融合, 培养公民意识。

社会资本的关键特性是促进联合成员为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在一个公众参与程度高、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 公益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非政府组织是个人基于共同信仰、兴趣、爱好或意志自愿结成的, 并通过各种自主、自愿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期望和价值追求, 在这种自由结社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中就会逐渐养成公平、平等、权利和自由等理念。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将这种理念渗透到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交流与合作中, 培育了广泛的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关系, 进而为全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与此同时, 也发展和促进了信任、团结、互助的价值观, 培养了公民意识和志愿者精神, 进而为应对危机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现途径

1.加强立法, 提供法律保障

首先, 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立法, 为非政府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对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逐步形成配套的、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 使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管理有法可依。一方面, 非政府组织只有在法律上取得合法性, 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 并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另一方面, 非政府组织只有依靠法律、法规定位和行事, 才能在组织内部形成自治性规范, 培养成员的自律精神, 进而在全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和志愿者精神。

2.合理定位, 确保独立功能

在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结构中, 应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与从属的支配关系转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可以采取邀请、授权、委托等方式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起联合治理的格局, 将政府权力回撤的“治理真空”交给非政府组织管理, 确保非政府组织独立自主地参与公共危机事务的管理。与此同时, 政府要强化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与管理, 确保其合法规范地运作。

3.加强建设, 提高整体素质

非营利组织要得到健康发展, 必须加强组织能力建设, 提高整体素质。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首先, 要提高成员素质, 吸引高素质专业管理人才;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资渠道, 为非营利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其次, 要加强内部管理, 实行民办民管, 逐步形成民间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最后, 非营利组织不仅要健康良性发展, 还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包括组织的活动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等。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重建社会资本的作用, 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

参考文献

[1]郑安云.试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理论导刊, 2008, (2) :39-41.

[2]彭宗超.非典危机中的民众脆弱性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 2003, (4)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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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理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J].国际社会科学, 1999, (2) .

[6]马尔科姆·沃特斯著.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7]吴东民, 董西明.非政府组织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莫洛·F·纪廉, 等.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篇5：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摘要：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是近几年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但其演进动力的研究却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同我国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的愿望是不相符的。文章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总结出产业集群内模仿、规制、规范是集群演进的最重要动力，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进；组织生态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硅谷、第三意大利等众多集聚形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卓越表现，产业集群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Staber、Morrison，1999)。我国的产业集群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后也开始迅速发展，但由于所经历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绝大多数产业集群还未发展成为像硅谷、第三意大利那样成熟的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所以对于它们来说如何发展是首要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但在国际上因为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比较成熟，所以现有的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获取和集群内知识扩散以及集群的特征、形成条件等方面，少量的涉及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的研究也因为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而限制了它们的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事实上，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落，本身有一个形成和演化的过程。由于产业集群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是由多个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集聚，并辅之以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和组织。这些企业、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它们之间具有类似于生物种群的行为特征。因而，我们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的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了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

二、现有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研究述评

对于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直接地或间接的研究，比如Porter(1990，1998)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历史文化、需求刺激、上游产业或其他相关产业存在、新企业的创立、辅助机构、企业战略与结构、竞争和机遇。Brenner(2001)认为促进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人力资本、技术溢出、合作、公共意见、政府政策和风险资本。而Saxenian(1996)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对比研究则强调了分工、竞争和企业文化对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性。另外一些第三意大利的研究者则强调社会文化尤其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对产业集群演进的重要性。少数学者还关注到了危机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Sabel，1992)。笔者通过文献阅读，从空间维度对这些先前的理论进行总结，总结出了社会、公司间和公司内三个层次12个主要的动力因素。社会层次的动力因素一共有六个。它们分别是产业传统、地理位置、信任文化、创业氛围、政府政策和机遇。产业传统是最为容易被关注到的动力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在历史上就在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显然在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上先发优势就比较大。类似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会使企业更加自然地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产业集群内的信任文化，也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信任的存在减少了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很好地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使整个产业集群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分工，从而整个集群获得了协同优势。创业氛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许多学者认为创业者的不断涌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此如果一个地区有较强的创业文化，那么这个区域就比较容易形成产业集群。虽然大多数学者把产业集群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但在实践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案例表明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成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台湾的新竹高技术园区、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集群。机遇也是在集群中实践经常关注到的，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它是促进一个系统不断进化所必须的。在这里本文要强调的是机遇不仅仅是正面的机遇，还包括负面的危机，许多产业集群能够成熟同负面的危机的促进是有很大关联的(Sabel，1992)。公司间的动力因素总得来说可以分为竞争和合作两大动力，其中合作包括合同合作(它和分工有很大关联，本文把合同合作统一到分工中)、信息交流和共同行动(Meyer Stamer，2001)。分工是产业集群获取协同优势的基础，信任关系的存在常使得这种合作变得很频繁。信息交流是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创新的学者所最为关注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企业集群在信息交流方面的优势使产业集群比较有利于创新，进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共同行动是指集群内的企业共同去游说政府、制定质量标准、成立自我约束的行业协会等行动。共同行动可以增强企业对外界的影响力，另外还可以规范集群内的竞争。同合作紧密关联的是竞争。虽然大多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并没有给与竞争多少关注，但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它仍是经济实体成长的最根本动力。它从根本上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和经营效率，进而增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综上所述，先前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基于个别产业集群的微观分析，由于每个产业集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具有很大的区域特性(Rabellotti，1995)，因此总结出来的演进动力没有普适意义，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因素，而不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由于产业集群与生物群落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其间在结构功能、运行机理、演化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众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生物群落的进化动力分析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

三、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理论研究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指某一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发展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而在生态学上与此对应的是种群，组织生态学在形成的早期集中研究的是种群(Population)问题。具体而言，种群是由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的集合，即存在于特定系统中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种群是指进行类似活动的一系列组织，它们在经营中利用资源的方式类似。其经营结果也类似。因此那些同处于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同，同一种群内的组织为了类似的资源或相近的顾客展开竞争，由此影响着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

“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H(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三。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强制同形(Coeercive Iso-morphism)、和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也即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具体有如下动力：

1，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但是却在无意中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现有的文献中，基于历史事件所形成因果积累的“路径依赖”往往被认为是集群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Brown＆Menaughton，2002)。这种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主要是针对配置在某个地区的先入者而言的。因为基本的经济均衡模型意味着企业的区位配置取决于资源、要素禀赋和运输成本等，但是，一个地区在多种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回报率相同是可能的。在这种多重均衡都可能发生的条件下，该地区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模式?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此。初期企业在哪里投资设厂正像偶然出现的历史事件一样，这表明了历史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许多学者把“先人者”作为是主导企业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集群的出现，这成为从历史的路径角度解释集群起源的关键点。浙江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嘉善木业产业集群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尝试创业、规模扩张、结构调整三个阶段，以及1996年和1999年两次发展高潮，生产规模由小转大，所有制结构由单一转为多元，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由小变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特色产业集群。1986年。台资企业——中兴木业落户嘉善，揭开了嘉善木业发展史的第一页，然而正是因为台资的介入。不仅使中兴木兴再创辉煌，而且还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兴起播下了火种。中兴木业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在它的带动下，木业企业户从1家～10家，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因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跟随者的行为中，模仿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即跟随者对先入者的模仿构成了集群产生的主要动力机制，集群生成是先人者与跟随者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仿机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模仿被认为是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反应。

2，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划行归市，就是把市场内所有摊位的三大类一万多个品种商品，划分为划分为服装、针织、小百货三大块。分门别类归口到13个交易区经营，在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内，共分服装、鞋袜、针棉内衣、线带、纽扣、箱包袋、小五金、工艺品、玩具、花、文体用品、日常用品、电子产品、音像产品、化妆品、电器等20余类，按行业申报登记，集中安排摊位就市。通过此举使商品系列化、多样化、专业化，既满足了客户和经营者的需求，又归范了市场。提高了管理效率。经商户需要以市场丰富的商品和合理的价格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要吸引更多的客户，就要降低客户的成本。正是通过系列化和多样化的范围经济，市场能为客户和经商户带来交通运输费用和信息费搜索用等方面的节省：范围经济越明显，专业化经营的规模就越有效，就会有更多商品种类的专业化方向分化出来，并在市场体系中集中，这样规模会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丰富，对客户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促进了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的繁荣与发展。

3，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由于时下教育体系与专业知识的统一，使得各组织的管理人员或研究人员大都受过相同的训练，而具有类似的背景(此举有益于协调成本及转换成之降低)。由此，这些人员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及策略选择也就大同小异。另外相同的一批管理人员，经由工作交流。用人与升迁、转职而散布于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企业中，在相同的压力下，这些企业自然会有相同的反应，而趋向同形。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一位嵊州籍港商回乡，与嵊州两家服装企业合资创办了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第一家领带生产企业由此而生。开业的第一年(1985年)销售领带28.8万条，获利15.4万元，第二年再创利润31万元。佳友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一些嵊州籍港商和曾在深圳服装企业打工的嵊州人纷纷回到家乡，办起了一家又一家领带企业。特别是曾在佳友公司工作一部分员工也离职创办领带企业，如今在嵊州发展较大的企业和知名品牌的企业老总都曾经在佳友公司工作过，有人戏称佳友公司是嵊州领带的“黄埔军校”。佳友公司的成功。不仅使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懂管量、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正是这些懂管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散布于不同的领带企业，才带动了嵊州产业集群的兴旺发达。目前，嵊州领带生产经营企业逾千家，加工、营销人员3万多人，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

四、实证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进为例

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19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

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40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19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享有“自行车王国”之称。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