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西安
第一篇：都市报国际新闻报道
西安历史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西安，古称“长安”，常住人口约900万，加之流动人口共1300万。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国古都之首，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代表。当今的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亚洲知识技术创新中心，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和黄河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国大飞机的制造基地，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铁路客运站“西安北客站”将是未来中国铁路的核心枢纽。2009年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列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国际化大都市”。并且是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城市。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
建国以来的西安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建国后，西安曾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已撤销)，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现为副省级城市。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西安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辐射北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将承担伟大复兴使命近年来，西安的总体发展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重振汉唐雄风”，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以史为鉴，树立高瞻远瞩的眼光，树立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先进的制度为保证，在全球化格局中重新审视和制定城市的发展定位。国务院把经济区的核心和龙头城市西安的战略定位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站在新的战略高度上，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必将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重点突破、有序推进，到“十二五”末，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打下坚实的基础。到2020年，西安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雏形;到2030年，西安要建成有特色的专业性国际化大都市;到2050年，西安要建成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到22世纪初，将西安全面建设成为高度发达、高度文明，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
第二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国际化大都市
发展战略
北京市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之
一、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与北方经济中心天津相连，其余为河北省所环绕。其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居中国第二。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其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北京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对于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国际化大都市这双重身份的北京，如何合理规划成为了摆在规划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念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出来的。它的提出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也是不同国度在迈向发达社会时的共同经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由个别国家立法到国际立法的过程。这一过程 ,实际上是伴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的。历史上 ,对文物建筑的保护 ,欧洲固然可追溯到较远的年代 ,中国也不乏其例。北京地区的晋寺隋塔能遗存到现在 ,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 ,元大都初建时 ,还留下了为了使金代的大庆寿寺即双塔庆寿寺不受影响 ,南城墙略向南弯曲的佳话。然而 ,这些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 ,毕竟还是出于宗教政策的考虑或其他别的原因 ,而并非源于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本身。正因为如此 ,在改朝换代之际 ,出于政治的考虑 ,往往又酿成了对文物的浩劫。 世界上最早产生的保护历史建筑的立法 ,人们一般认为是在法国。 1 83 0年 ,法国任命了首位历史建筑监察官 , 1 840年 ,成立了历史建筑管理局 ,开始对历史建筑进行登录保护 ; 1 91 3年 ,制定了《历史纪念物法》。这些举措说明了保护历史建筑已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它源于人们对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识 ,是在“保护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同时有了国家立法的支持。至于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可追溯到 1 92 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 93 3年 ,国际现代化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雅典召开 ,通过了《雅典宪章》 ,这是有关历史建筑保护的第一个国际性文件。尽管《雅典宪章》迟至 1 954年才由欧洲议会审议公布 ,但是它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推动作用及其对保护理念的传播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论述 ,已把对个体建筑物的保护 ,扩展为对其周围环境的保护 ,明确指出“在所有可能条件下 ,将所有干路避免穿行古建区” 。当然 ,这里提到的“地区”与后来出现的“历史地段”、“历史街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依然是以历史建筑为依托的 ,中心是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1 96 4年 5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威尼斯召开了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简称《威尼斯宪章》)。这个宪章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因为它不仅第一次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原则以国际性准则的形式确定下来 ;而且 ,明确提出 :历史建筑保护“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 ,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 ,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显然 ,“保护理念”在这个宪章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即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发展到对独特文明的保护 ,而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文环境的保护。
1 976年 1 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 ,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简称《内罗毕建议》)。它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地区的概念 ,这个概念已不再仅仅指围绕著名建筑的地区 ,而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城镇、老村落等。继《内罗毕建议》之后 , 1 987年 1 0月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它开宗明义地指出 :“本宪章涉及的历史地区 ,不论大小 ,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人工的环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它把历史城市、城镇放在了首位。这个宪章的重要意义 ,还在于它把历史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 ,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些国际文件的产生 ,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也是对城市现代化实践的总结。事实说明 ,凡是历史城市 ,特别是那些文化名城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 ,而且都几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而 ,经济愈发展、社会愈前进 ,便愈要保护历史文化 ,却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都曾经历了一个“城市更新”或者称作“城市中心的再开发”运动。由于大规模更新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 ,尤其是开发公司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以高容积率、高出房率为主要追求目标 ,结果不但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反而使许多历史性城市受到了破坏。更有甚者 ,城市更新的后期还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危机。 1 973年 ,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结束城市更新计划 ,而代之以“住房与社区发展计划”同样的 ,英国在战后重建中也经历了一个推土机时代,但在 2 0世纪 70年代 ,也进行了调整。他们在城市规化中 ,很少再用旧城改造、改建更新等概念 ,而采用整修和再生等概念。这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充分说明了对历史性城区采取怎样的规划政策 ,绝非仅关系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 ,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荷兰著名的城市莱顿 ,也是一个说明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生动实例。 1 6世纪后半叶 ,这座城市因荷兰第一所大学在这里的建立以及纺织业的兴盛而迅速繁荣起来。 1 7世纪 ,迎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市中心 ,不但居住着富有的纺织业巨头 ,荟聚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科学家 ,还涌现出了不少的艺术大师 ,著名的伦勃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 ,当时建起了不少的雄伟宅第。 1 9世纪 ,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莱顿建起了不少的工厂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钢铁厂。由此引起的工人住宅的大量增加 ,使老城区拥挤不堪 ,已无复昔日的典雅景观。 2 0世纪初期 ,政府曾制定法规 ,规定了住宅的最低标准 ,以改善城市的面貌 ,但收效不大。二次大战后 ,在城市更新中 ,莱顿计划建成一座大城市。市中心留作办公区和企业区。为了改善通往市中心的交通 ,一些运河被填 ,很多街区也被夷为平地。然而 ,建设大城市的计划 ,终因资金的短缺 ,未能实现。更令人痛心的是 ,市中心的很大一部分老街区被无法挽回地破坏了。2 0世纪 70年代初 ,莱顿市政厅重新制定了恢复城市中心区历史风貌的规划 ,使城市发展走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迈出的重要一步是 ,宣布市中心为保护区 ,历史特色的破坏终于被制止了。这一雄心勃勃规划的实施 ,得到了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持。从 1 975年始 ,莱顿开始整修 ,历史风貌在市中心的许多地方都被恢复了 ,这座城市再度展现了她昔日的辉煌。通过与居民的协商 ,许多住宅也都进行了整修。今天 ,位于荷兰心脏地区的莱顿 ,与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政治、行政中心的海牙 ,一起发挥着国际都市的作用 ,特别是教育、文化功能尤为显著。无论到达这里的外国留学人员还是一般旅游者 ,都会被这座洋溢着浓郁欧洲风情的古色古香的城市所倾倒。莱顿几经周折走上的城市现代化成功之路 ,同样说明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要性。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探讨国际都市或称为全球性城市的概念时 ,学者们除了强调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金融、专业服务、创新等功能外 ,特别注重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鲁迅的名言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同样可作为我们用以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可以说 ,历史文化贫乏的城市是很难迈向世界的。正因如此 ,凡是堪称国际化的大都市 ,无不把文化发展战略放在重要的地位。例如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同时也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纽约 ,近 3 0年来城市政策的制定 ,就日加倾向空间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战略 ,十分重视塑造文化都城的形象。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尤具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问题 ,也与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充分地体现在城市的千姿百态上。保护城市特色 ,特别是它的人文历史风貌 ,实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可是 ,当今的世界却恰恰面临着城市特色的危机。
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曾这样讲过 :“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的城市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 。这种趋势是自近代开始的。由于海路交通的发现和发展 ,生活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 ,开始逐渐摆脱孤立发展的状况 ;随着不同文化体系的相遇、冲突和交流 ,不同国度城市文化的进程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 2 0世纪初 ,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建筑大变革 ,“把建筑业从手工业变成现代化大工业”。在“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样的口号下 ,建筑已被当做现代大工业的产品。钢铁、水泥和玻璃书写了建筑中工业革命的光辉历史。应该说 ,这是人类社会取得的划时代的进步。然而 ,正像工业化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现代建筑业构筑了发达社会的基础 ,但也引发了城市特色的危机。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的陷井”。 现代建筑业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同时 ,也使城市化成为可能 ;而且 ,只要具有创新精神 ,现代建筑业同样是能够展现民族特色的。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 ,也正因为新的建筑年代的开始 ,传统的城市文明就弥足珍贵。它们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 ,历史文化保护在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的地位 ,也更加凸现。
1 97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 ,共同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个公约 ,在随后制定的《操作指南》中 ,又对“世界文化遗产”作了具体的界定 ,其中的大部分条文都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例如 ,“代表人类创造才能的杰作” ,“展示某一时期内或在世界某一文化圈内人类价值准则”的“建筑学”、“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 ,“一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或多个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建筑群、技术整体或园林景观的杰出范例” ,“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的传统人居环境或土地利用模式的杰出实例”等。这些条文充分说明了 ,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念 ,已被上升到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人们开始认识到 ,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们都面临着可能“一旦失去而不复再有”的危险。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50 0 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孕育了中国别具一格的城市文明。北京是中国古代都城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时也是东方城市文明的辉煌代表。她具有 3 0 0 0余年的建城史、 80 0多年的建都史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从未中断过发展。
从历史的久远和连续性来看 ,都是世界上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很难比拟的。这种独特的、丰富的东方文化内涵 ,使北京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并使这座名城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这是北京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中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在论述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时 ,人们都喜欢引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句名言 ,他称城市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历史”。其实 ,北京不但是一部历史 ,也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她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 ,几乎涉及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到佛、道的文化观 ,从五行理论到堪舆之术 ,从天文到地理 ,从文学丹青到百工技艺 ,各类语汇、各种智慧 ,都尽情地融入那气象万千的建筑中。
首先 ,元大都所始创的北京城市格局 ,从原则上 ,基本上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建设思想 (也有学者认为她主要是“吸取了宋汴京和金中都的布局形态”而建成的。但最重要的是 ,这座规模恢宏的都城 ,是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在确定了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基础上 ,整齐地规划了城市的道路街巷。明、清时期 ,进一步完善发展了元大都的平面格局 ,使整座城市“以建筑、道路等文化符号有机地构成中轴观念”的特色更加突出 ,也最完美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营建思想。北京的整体营造手法及其蕴涵的深邃的文化与美学理念 ,博得了国际学术大师的赞誉。丹麦学者拉斯马森认为 :“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 ,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 ,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 ,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美国建筑学家培根称 :“在地球表面上 ,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可能就是北京了” ,并认为她的设计“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
犹如城市格局 ,北京的主要建筑和建筑群也都包蕴着一定的文化理念 ,并具有
深刻的象征意义。综合了我国历代宫殿之长的明清紫禁城所体现的封建政治伦理 ,自不待言。那些著名的坛庙 ,则用建筑符号和语汇注解着《周易》、《礼记》等古代经典 ,表达着古人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例如 ,乾隆年间大规模整修了的天坛 ,虽然是为了满足拓展祭坛的现实需要 ,但却严格地遵循着《周易》卦爻的寓意 ,突出了圜丘建筑中数的象征意义。当时确定圜丘上、中、下三层的直径分别为九丈、十五丈和二十一丈。根据《周易》的说法 ,
一、
三、
五、
七、九等奇数为天数。
九、十五和二十一可分解为一乘以
九、三乘以五和三乘以七 ,这些数字不但均为天数 ,而且作为阳数之极的九在上 ,五在中间 ,也符合天数的次序。更巧妙的是 ,三层直径相加为四十五 ,又与《周易》的乾卦九五相合 ,此卦为“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象征着人君。此外 ,圜丘三层 ,每层四周皆立栏板 ,三层共立栏板三百六十块 “以应周天之度”, ,象征着昼夜运行 3 6 0度或一周年约 3 6 0天之数。为了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 ,圜丘无屋宇覆盖 ,而直面苍穹 ,营造了一种“天垂示于人、人拥入于天”的文化境界。其周围 ,则视野开阔 ,更显得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再就北京的居民和园林建筑而言 ,也无不显示了东方文化的独有意蕴 ,而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北京的居民建筑 ,以四合院为最基本的型制。这种形式的建筑 ,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古老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合院式的布局 ,严格来说并非一种建筑设计” ,而是一种生活的“结果”。也就是说 ,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下 ,人们所选择的一种最佳居住方式。但是 ,如何使用 ,怎样布局和装饰 ,却取决于文化的理念 ,从而形成了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园林也是一种特色建筑。有的学者认为园林与房屋是分不开的 ,“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因此 ,“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 ,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 。
这样的说法颇有见地。因为 ,四合院本身就包括有庭院 ,庭院常有山石点缀 ,并植有槐树、海棠、枣树、藤萝一类的树木 ,这难道不就是小型的园林嘛 !明清北京居住建筑 ,大至王府、会馆、小至民宅 ,其实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四合院 ,只不过数量有多寡、规模有大小而已。四合院除了有礼制等级的差别外 ,就其建筑的文化内涵而言 ,可概括为 :“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 ,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至于建筑风格 ,北京所代表的东方建筑 ,主要是向平面展开 ,形成错落有致的群体。而西方建筑则是高空发展 ,形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结果是 ,前者体现了流动的时空感 ,而后者却只有空间感。不妨说 ,西方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东方的建筑是“流动的音乐”。
总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对北京来说 ,不仅只是意味着古都格局和建筑的保护 ,更具有保护悠久传统文化的意义 ,关系到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项重要战略。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 ,有关人文环境的保护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例如 , 1 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建议》 ,专门就历史环境问题进行了归纳 ,提出了五个共同观点 ,即认为 :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是过去存在的表现、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如实地传给后人 ,因而 ,保护、保存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统一 ,是城市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这些理念的提出 ,表明了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了。城市建筑与环境是分不开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城市形成环境” ,“时时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历史的保护就是要使这些历史文化内涵延续 ,并且让子孙后代知道先民的生活习俗及奋斗经历。历史建筑和历史景观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的存在使城市的发展具有连贯性 ,使民众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
事实证明 ,建筑和环境 ,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 ,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特别是都城 ,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街区 ,古老的建筑 ,往往能像钟声一样 ,唤起心灵深处的乡情和回忆 ,找到文化的根。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国际著名规划专家刘太格曾这样说 :“四合院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 ,院子里的阳光明媚 ,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他的体验 ,何尝不是那些飘泊海外的北京人乃至所有的华侨共同的心声呢。
总之 ,建筑与环境 (或者用建筑学的术语称作“场所精神”),是有生命力的 ,这种生命力 ,深深地蕴含在它们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中。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将促进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弘扬。这同样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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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
最近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是古都北京提出的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名城保护规划。它对首都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 ,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并将为实现北京市“十五规划”的宏伟目标 ,创造有利条件。笔者拟从三个方面 ,论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地位。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念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提出来的。它的提出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也是不同国度在迈向发达社会时的共同经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由个别国家立法到国际立法的过程。这一过程 ,实际上是伴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的。历史上 ,对文物建筑的保护 ,欧洲固然可追溯到较远的年代 ,中国也不乏其例。北京地区的晋寺隋塔能遗存到现在 ,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 ,元大都初建时 ,还留下了为了使金代的大庆寿寺即双塔庆寿寺不受影响 ,南城墙略向南弯曲的佳话。然而 ,这些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 ,毕竟还是出于宗教政策的考虑或其他别的原因 ,而并非源于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本身。正因为如此 ,在改朝换代之际 ,出于政治的考虑 ,往往又酿成了对文物的浩劫。
世界上最早产生的保护历史建筑的立法 ,人们一般认为是在法国。 1 83 0年 ,法国任命了首位历史建筑监察官 , 1 840年 ,成立了历史建筑管理局 ,开始对历史建筑进行登录保护 ; 1 91 3年 ,制定了《历史纪念物法》[1 ](P1 37) 。这些举措说明了保护历史建筑已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它源于人们对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识 ,是在“保护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同时有了国家立法的支持。至于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可追溯到 1 92 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
1 93 3年 ,国际现代化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雅典召开 ,通过了《雅典宪章》 ,这是有关历史建筑保护的第一个国际性文件。尽管《雅典宪章》迟至 1 954年才由欧洲议会审议公布 ,但是它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推动作用及其对保护理念的传播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关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的论述 ,已把对个体建筑物的保护 ,扩展为对其周围环境的保护 ,明确指出“在所有可能条件下 ,将所有干路避免穿行古建区”[2 ](P2 ) 。当然 ,这里提到的“地区”与后来出现的“历史地段”、“历史街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依然是以历史建筑为依托的 ,中心是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1 96 4年 5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威尼斯召开了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简称《威尼斯宪章》)。这个宪章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因为它不仅第一次将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原则以国际性准则的形式确定下来 ;而且 ,明确提出 :历史建筑保护“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 ,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 ,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2 ](P3) 。显然 ,“保护理念”在这个宪章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即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发展到对独特文明的保护 ,而其中的核心则是对人文环境的保护。
1 976年 1 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 ,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简称《内罗毕建议》)。它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地区的概念 ,这个概念已不再仅仅指围绕著名建筑的地区 ,而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城镇、老村落等。继《内罗毕建议》之后 , 1 987年 1 0月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 (简称《华盛顿宪章》)。它开宗明义地指出 :“本宪章涉及的历史地区 ,不论大小 ,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人工的环境”[2 ](P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它把历史城市、城镇放在了首位。这个宪章的重要意义 ,还在于它把历史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 ,以国际性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些国际文件的产生 ,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理念的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也是对城市现代化实践的总结。事实说明 ,凡是历史城市 ,特别是那些文化名城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 ,而且都几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然而 ,经济愈发展、社会愈前进 ,便愈要保护历史文化 ,却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都曾经历了一个“城市更新”或者称作“城市中心的再开发”运动。由于大规模更新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 ,尤其是开发公司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以高容积率、高出房率为主要追求目标 ,结果不但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反而使许多历史性城市受到了破坏。更有甚者 ,城市更新的后期还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危机。 1 973年 ,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结束城市更新计划 ,而代之以“住房与社区发展计划”[1 ](P93) 。同样的 ,英国在战后重建中也经历了一个推土机时代(AgeoftheBulldozer),但在 2 0世纪 70年代 ,也进行了调整。他们在城市规化中 ,很少再用旧城改造 (Reconstruction)、改建更新(Renovation)等概念 ,而采用整修 (Refur bishment)和再生 (Regeneration )等概念[1 ](P93) 。这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充分说明了对历史性城区采取怎样的规划政策 ,绝非仅关系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 ,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荷兰著名的城市莱顿 ,也是一个说明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生动实例。 1 6世纪后半叶 ,这座城市因荷兰第一所大学在这里的建立以及纺织业的兴盛而迅速繁荣起来。 1 7世纪 ,迎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市中心 ,不但居住着富有的纺织业巨头 ,荟聚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科学家 ,还涌现出了不少的艺术大师 ,著名的伦勃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 ,当时建起了不少的雄伟宅第。 1 9世纪 ,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 ,莱顿建起了不少的工厂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钢铁厂。由此引起的工人住宅的大量增加 ,使老城区拥挤不堪 ,已无复昔日的典雅景观。 2 0世纪初期 ,政府曾制定法规 ,规定了住宅的最低标准 ,以改善城市的面貌 ,但收效不大。二次大战后 ,在城市更新中 ,莱顿计划建成一座大城市。市中心留作办公区和企业区。为了改善通往市中心的交通 ,一些运河被填 ,很多街区也被夷为平地。然而 ,建设大城市的计划 ,终因资金的短缺 ,未能实现。更令人痛心的是 ,市中心的很大一部分老街区被无法挽回地破坏了。2 0世纪 70年代初 ,莱顿市政厅重新制定了恢复城市中心区历史风貌的规划 ,使城市发展走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迈出的重要一步是 ,宣布市中心为保护区 ,历史特色的破坏终于被制止了。这一雄心勃勃规划的实施 ,得到了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持。从 1 975年始 ,莱顿开始整修 ,历史风貌在市中心的许多地方都被恢复了 ,这座城市再度展现了她昔日的辉煌。通过与居民的协商 ,许多住宅也都进行了整修[3]。今天 ,位于荷兰心脏地区的莱顿 ,与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政治、行政中心的海牙 ,一起发挥着国际都市的作用 ,特别是教育、文化功能尤为显著。无论到达这里的外国留学人员还是一般旅游者 ,都会被这座洋溢着浓郁欧洲风情的古色古香的城市所倾倒。莱顿几经周折走上的城市现代化成功之路 ,同样说明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要性。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探讨国际都市或称为全球性城市的概念时 ,学者们除了强调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金融、专业服务、创新等功能外 ,特别注重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鲁迅的名言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同样可作为我们用以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可以说 ,历史文化贫乏的城市是很难迈向世界的。正因如此 ,凡是堪称国际化的大都市 ,无不把文化发展战略放在重要的地位。例如 ,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同时也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纽约 ,近 3 0年来城市政策的制定 ,就日加倾向空间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战略 ,十分重视塑造文化都城的形象[4](P2 0 5) 。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尤具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问题 ,也与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充分地体现在城市的千姿百态上。保护城市特色 ,特别是它的人文历史风貌 ,实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可是 ,当今的世界却恰恰面临着城市特色的危机。 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曾这样讲过 :“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的城市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1 ](P6 2 ) 。这种趋势是自近代开始的。由于海路交通的发现和发展 ,生活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 ,开始逐渐摆脱孤立发展的状况 ;随着不同文化体系的相遇、冲突和交流 ,不同国度城市文化的进程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 2 0世纪初 ,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建筑大变革 ,“把建筑业从手工业变成现代化大工业”。在“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样的口号下 ,建筑已被当做现代大工业的产品。钢铁、水泥和玻璃书写了建筑中工业革命的光辉历史[5](P343) 。应该说 ,这是人类社会取得的划时代的进步。然而 ,正像工业化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现代建筑业构筑了发达社会的基础 ,但也引发了城市特色的危机。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的陷井”。 现代建筑业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同时 ,也使城市化成为可能 ;而且 ,只要具有创新精神 ,现代建筑业同样是能够展现民族特色的。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 ,也正因为新的建筑年代的开始 ,传统的城市文明就弥足珍贵。它们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 ,历史文化保护在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的地位 ,也更加凸现。
1 97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提出了“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 ,共同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个公约 ,在随后制定的《操作指南》中 ,又对“世界文化遗产”作了具体的界定 ,其中的大部分条文都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例如 ,“代表人类创造才能的杰作” ,“展示某一时期内或在世界某一文化圈内人类价值准则”的“建筑学”、“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 ,“一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或多个重要阶段的建筑类型、建筑群、技术整体或园林景观的杰出范例” ,“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的传统人居环境或土地利用模式的杰出实例”等[1 ](P2 39) 。这些条文充分说明了 ,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念 ,已被上升到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人们开始认识到 ,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们都面临着可能“一旦失去而不复再有”的危险。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50 0 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孕育了中国别具一格的城市文明。北京是中国古代都城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时也是东方城市文明的辉煌代表。她具有 3 0 0 0余年的建城史、 80 0多年的建都史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从未中断过发展。 从历史的久远和连续性来看 ,都是世界上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很难比拟的。这种独特的、丰富的东方文化内涵 ,使北京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并使这座名城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这是北京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中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在论述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时 ,人们都喜欢引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句名言 ,他称城市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历史”。其实 ,北京不但是一部历史 ,也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她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 ,几乎涉及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到佛、道的文化观 ,从五行理论到堪舆之术 ,从天文到地理 ,从文学丹青到百工技艺 ,各类语汇、各种智慧 ,都尽情地融入那气象万千的建筑中。
首先 ,元大都所始创的北京城市格局 ,从原则上 ,基本上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建设思想 (也有学者认为她主要是“吸取了宋汴京和金中都的布局形态”而建成的[6 ](P1 7) )。但最重要的是 ,这座规模恢宏的都城 ,是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在确定了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基础上 ,整齐地规划了城市的道路街巷。明、清时期 ,进一步完善发展了元大都的平面格局 ,使整座城市“以建筑、道路等文化符号有机地构成中轴观念”的特色更加突出 ,也最完美地演绎了中国传统的都城营建思想。北京的整体营造手法及其蕴涵的深邃的文化与美学理念 ,博得了国际学术大师的赞誉。丹麦学者拉斯马森认为 :“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 ,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 ,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 ,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美国建筑学家培根称 :“在地球表面上 ,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可能就是北京了” ,并认为她的设计“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7]。 犹如城市格局 ,北京的主要建筑和建筑群也都包蕴着一定的文化理念 ,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综合了我国历代宫殿之长的明清紫禁城所体现的封建政治伦理 ,自不待言。那些著名的坛庙 ,则用建筑符号和语汇注解着《周易》、《礼记》等古代经典 ,表达着古人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例如 ,乾隆年间大规模整修了的天坛 ,虽然是为了满足拓展祭坛的现实需要 ,但却严格地遵循着《周易》卦爻的寓意 ,突出了圜丘建筑中数的象征意义。当时确定圜丘上、中、下三层的直径分别为九丈、十五丈和二十一丈。根据《周易》的说法 ,
一、
三、
五、
七、九等奇数为天数。
九、十五和二十一可分解为一乘以
九、三乘以五和三乘以七 ,这些数字不但均为天数 ,而且作为阳数之极的九在上 ,五在中间 ,也符合天数的次序。更巧妙的是 ,三层直径相加为四十五 ,又与《周易》的乾卦九五相合 ,此卦为“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象征着人君。此外 ,圜丘三层 ,每层四周皆立栏板 ,三层共立栏板三百六十块 ,“以应周天之度” ,象征着昼夜运行 3 6 0度或一周年约 3 6 0天之数。为了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 ,圜丘无屋宇覆盖 ,而直面苍穹 ,营造了一种“天垂示于人、人拥入于天”的文化境界。其周围 ,则视野开阔 ,更显得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再就北京的居民和园林建筑而言 ,也无不显示了东方文化的独有意蕴 ,而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北京的居民建筑 ,以四合院为最基本的型制。这种形式的建筑 ,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古老传统。有的学者认为“合院式的布局 ,严格来说并非一种建筑设计” ,而是一种生活的“结果”[8](P1 42 ) 。也就是说 ,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下 ,人们所选择的一种最佳居住方式。但是 ,如何使用 ,怎样布局和装饰 ,却取决于文化的理念 ,从而形成了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园林也是一种特色建筑。有的学者认为园林与房屋是分不开的 ,“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因此 ,“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 ,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8](P1 6 1 ) 。这样的说法颇有见地。因为 ,四合院本身就包括有庭院 ,庭院常有山石点缀 ,并植有槐树、海棠、枣树、藤萝一类的树木 ,这难道不就是小型的园林嘛 !明清北京居住建筑 ,大至王府、会馆、小至民宅 ,其实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四合院 ,只不过数量有多寡、规模有大小而已。四合院除了有礼制等级的差别外 ,就其建筑的文化内涵而言 ,可概括为 :“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 ,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8](P1 6 1 ) 。至于建筑风格 ,北京所代表的东方建筑 ,主要是向平面展开 ,形成错落有致的群体。而西方建筑则是高空发展 ,形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结果是 ,前者体现了流动的时空感 ,而后者却只有空间感。不妨说 ,西方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东方的建筑是“流动的音乐”。
总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对北京来说 ,不仅只是意味着古都格局和建筑的保护 ,更具有保护悠久传统文化的意义 ,关系到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项重要战略。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 ,有关人文环境的保护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例如 , 1 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内罗毕建议》 ,专门就历史环境问题进行了归纳 ,提出了五个共同观点 ,即认为 :历史环境是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是过去存在的表现、能将文化、宗教、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准确如实地传给后人 ,因而 ,保护、保存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的统一 ,是城市规划、国土开发方面的基本要素[2 ](P4) 。这些理念的提出 ,表明了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了。城市建筑与环境是分不开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城市形成环境” ,“时时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历史的保护就是要使这些历史文化内涵延续 ,并且让子孙后代知道先民的生活习俗及奋斗经历。历史建筑和历史景观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的存在使城市的发展具有连贯性 ,使民众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和理解”[1 ]。 事实证明 ,建筑和环境 ,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 ,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特别是都城 ,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街区 ,古老的建筑 ,往往能像钟声一样 ,唤起心灵深处的乡情和回忆 ,找到文化的根。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国际著名规划专家刘太格曾这样说 :“四合院是我们侨居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 ,院子里的阳光明媚 ,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他的体验 ,何尝不是那些飘泊海外的北京人乃至所有的华侨共同的心声呢。 总之 ,建筑与环境 (或者用建筑学的术语称作“场所精神”),是有生命力的 ,这种生命力 ,深深地蕴含在它们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神中。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将促进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弘扬。这同样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 [ 1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 [M].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 0 0 1 . [ 2 ]阮仪三 ,王景慧 ,王林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 999. [ 3]R .deMooij:AViewofLeiden ,Leiden ,July 1 989. [ 4]SharonZukin :“Culturalstrategiesandurbani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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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 :
第四篇：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2011年10月
9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在东日本大地震灾区成立复兴特别区域(灾后重建特区)的制度蓝图。该制度以根据《特别财政援助法》被指定为特定灾区的东北及关东等地10个县的221个市町村为对象。中央政府将在确保住房和就业、吸引医疗相关产业集中落户等方面给予10多项优惠政策，帮助灾区进行重建。据共同社报道，在税制方面，中央政府将向雇用灾民的企业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刺激地区经济发展。中央政府还将向上述灾区的地方政府下拨总额约1.9万亿日元的复兴补贴金，以减轻其财政负担。
10月1日，印度总理辛格表示，印度要确保海事活动的安全性，不断增强国家海军实力。他认为，海事部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尽一切努力强化海上力量。辛格在当天举行的印度国有航运公司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随着印度对外贸易及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眼下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增强印度海军实力。他说：“任何行业都应在安全的环境中求发展。”
10月3日，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巴特勒、法国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以表彰他们在免疫系统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另据报道，斯坦曼已于3天前逝世。诺贝尔奖通常不授予已故人士，今年授予斯坦曼的奖项是否被取消目前仍不清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名单的公布揭开了今年“诺贝尔周”的序幕。
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索尔•珀尔马特、澳大利亚科学家布赖恩•施密特和美国科学家亚当•里斯，以表彰他们“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而发现宇宙正在加速扩张”这一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称，早在1998年，珀尔马特领导的超新星宇宙学研究小组，以及施密特和里斯领导的超新星研究小组就分别发表论文，宣布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一惊人结论。通常认为，宇宙是在以一个恒定的速度膨胀。但他们通过对爆炸的超新星的研究，发现这些超新星的发光度要小于按照原先给定的宇宙膨胀速率计算出的数值，这说明超新星离地球的距离要比想象得远，也说明宇宙在“暗能量”的影响下在加速扩张。他们的发现第一次提出了“暗能量”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一种神秘的、至今还不能看得到的实体，科学家相信宇宙中的95%都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它们的作用和重力正好相反，会加快宇宙的膨胀。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将彻底改变人们固有的宇宙观,更多的宇宙奥秘将随之解开。
10月4日，韩国统一部表示，由于朝鲜对韩国向朝鲜水灾地区提供援助的提议未予以回应，韩国取消了该援助工作。韩国联合通讯社4日报道，据统一部相关人士表示，韩国政府原计划于10月中旬向朝鲜提供价值50亿韩元的水灾援助物资，并向朝鲜转达了韩方的提议，但朝方至今没有予以回应，因此韩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对朝鲜进行援助的相关工作。
10月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以表彰他“发现了准晶”这一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准晶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化学家对物体的构想。 10月5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西班牙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将从2013年起在西班牙部署4艘宙斯盾驱逐舰。拉斯穆森表示近期内可能还会有其他国家宣布加入反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6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在没有集体磋商，不考虑所有相关利益国家意见的情况下，通过涉及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决定，美国在欧洲反导问题上的这种做法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
10月6日，欧洲央行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管理委员会会议。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欧洲央行将于11月重启规模约400亿欧元的银行债券购买计划，在一级和二级市场上购买这些担保债券，预计2012年10月结束。同时，欧洲央行还将向欧元区银行提供两次无限额的长期再融资操作。
10月7日是阿富汗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数百名美国民众6日聚集在首都华盛顿的自由广场，举行“占领华盛顿”抗议活动，要求政府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停止轰炸别的国家和“浪费美国的资源”，关注国内民生问题。示威者打出反战标语，架起飞机模型，要求停止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实施无人机轰炸，并以无主之鞋来悼念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中无辜丧生的各国平民。
10月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下调了英国12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英国劳埃德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桑坦德英国银行等名列被降级名单之中。穆迪表示，在对英国金融机构的支援环境进行评估后，穆迪认为这些金融机构遭遇困境时得到英国政府援助的可能性较低。不过，穆迪在声明中表示，下调这些机构的信用评级并不反映银行系统财务状况恶化。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对此表示，英国金融机构被降低信用评级的原因之一是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调整向英国大银行提供保障的政策，以解决“大银行大到不能倒”的问题。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不必对穆迪公司此举做出过度反应。
10月9日，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当天承诺，将在全国推进改革，同时结束“武力现象”。同一天，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宣布，将采取严厉措施，对付任何承认所谓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国家。中东媒体评论说，巴沙尔的最新表态显然是受到越来越大国际压力的结果;而穆阿利姆的讲话，则是担心出现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那样的情形，从而使叙政府陷入被动。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萨金特的成就在于，使用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变化。西姆斯则开发了以矢量回归模型为基础的新方法，用以研究各类临时性经济政策如何对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两位获奖者的实证方法可以被用来探究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经济预期加以解释。虽然两位教授的研究活动是独自进行的，但他们的成果却互为补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所采用，这些研究方法也成为经济学家们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必备工具。
10月11日，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在的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航空自卫队F—15战机7日发生的副油箱掉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安全性尚未得到确认，F—15不宜参加16日的航空阅兵式。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约200架F—15，作为主力战机的F—15缺席阅兵式极为罕见。事故发生后该机型被停飞，只可在领空受侵犯的情况下才会起飞。据航空自卫队透露，航空阅兵式将在茨城县空自百里基地举行，原定由包括F—15在内的57架战机和运输机参加。
10月12日下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欧洲议会发表题为《通往稳定和增长的路线图》的讲话，提出了一套解决欧债危机的全面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希腊继续采取救援行动;完善欧元区的干预权力;以协调一致的办法来加强欧洲银行;加快实施经济增长政策;强化经济治理。巴罗佐称此方案是恢复欧元区和整个欧盟信心的“路线图”。巴罗佐认为，采取上述行动可以恢复市场信心，“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有办法解决经济面临的挑战”。
10月12日，统一俄罗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沃洛比约夫宣布，统一俄罗斯党将计划于11月27日提前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正式推举普京为参加2012年大选的该党候选人。俄罗斯今年12月将举行杜马(议会下院)选举，2012年3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在2011年9月24日召开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答应领导该党参加杜马选举并推举普京参加总统选举。普京则表示，在自己获胜的情况下，将任命梅德韦杰夫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10月13日，由韩国《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知识论坛在首尔闭幕。为期3天的论坛主题为“重建全球领导力和亚洲的挑战”。英国前首相布朗、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等各国前政要，以及亚洲多国学者应邀出席，就国际金融市场现状、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对区域和世界经济的贡献等发表看法。
10月15日，泰国总理英拉在泰国应急救灾指挥中心会见了由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刘宁率领的防洪专家组，对中国政府向泰方提供救灾援助表示感谢。英拉简要介绍了泰国洪灾及救灾工作情况。 10月17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广播讲话表示，韩美同盟关系已经发展成了多元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韩美同盟已经超越朝鲜半岛，正在向着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同盟关系发展。不过，韩国国内专家认为，韩美同盟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对于两国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不应赋予太多政治意义。
10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所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建设定居点有可能对国际社会重启巴以和谈的努力带来消极影响。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继续在所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放弃任何要提前决定耶路撒冷地位与未来巴勒斯坦国家边境的企图，认为一切都需要在巴以双方的谈判中进行确认。声明强调，以色列当局想要在所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建设定居点以及将其合法化的打算是完全与在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中以色列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相违背的。
10月18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等地成了欢乐的海洋，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一起，欢迎被以色列囚禁的同胞返回家园。当天，共有包括27名女囚犯在内的477名巴勒斯坦在押犯获得自由;同时，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押5年之久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也被释放。自此，巴以双方根据此前达成的协议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交换在押人员计划。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10月18日宣布，将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级，从Aa2降至A1，同时，西班牙的评级展望被定为负面。至此，在11天内，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普和穆迪均下调了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认为，西班牙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实现减赤目标存在困难。穆迪预测，2012年西班牙经济将仅增长1%，而此前的预测为1.8%。该信用评级机构还认为，西班牙经济在未来几年内将维持低速增长。此外，穆迪再次质疑西班牙地方政府获取融资和削减赤字率的能力。
10月20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提高军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韩国军方将从10月27日至11月4日在韩国全境进行由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参加的三军联合“护国演习”。此次军演旨在增强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重点是应对朝鲜发起局部挑衅和全面战争的能力。
10月20日，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阿总统卡尔扎伊举行记者会时向巴基斯坦提出严厉警告，称现在已到了巴基斯坦决定是帮助还是阻碍美国打击恐怖组织的时候了。在访阿的行程结束之后，克林顿将赴巴，与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会面，并向巴传递美国对阿巴边界地区“打、谈、建”结合的战略。
10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宣布持续近9年的伊拉克战争即将结束，所有美军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撤出伊拉克。当前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约4.4万人，按照美伊两国2008年签署的驻军地位协定，美军应于今年年底前全部撤出伊拉克。美方本来希望在伊拉克继续驻留3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但由于伊方拒绝给予驻留美军司法豁免权，迫使美方决定撤回所有美军。
法国巴黎时间10月21日12时30分，俄罗斯“联盟”运载火箭携带的欧洲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首批两颗卫星从法属圭亚那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标志着欧洲人向拥有自己的智能卫星定位系统又迈进了一步。
10月21日，北大西洋理事会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召开特别会议，初步决定北约将于10月31日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北大西洋理事会将在未来几天内做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正式决定。同时，北约将与联合国和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就此进行密切协商。
10月21日，第六十六届联合国大经过9轮不记名投票，选举摩洛哥、多哥、巴基斯坦和危地马拉4国为2012至2013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第五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当天没有结果，投票于24日继续进行。
当地时间10月23日13时41分，土耳其东部凡省发生里氏7.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5公里。土耳其坎地利天文台负责人称，地震造成1000多幢房屋损坏，死亡人数估计在500至1000人之间。地震发生地点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当地官员在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说，地震使当地多幢建筑物倒塌，许多居民遇难，他们现在非常需要救援队伍和帐篷。地震还使当地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地震发生后，凡省北部地区又发生了多次余震。土耳其是地震多发国。1999年发生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两场大地震造成约1.8万人丧生。
10月23日下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东京与法国总理菲永举行会谈。鉴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双方汇总并发表了有关加强核能安全领域合作的共同宣言，主要内容为研究设立“国际紧急应对小组”，以便在核电站事故发生时提供支援。宣言指出，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在核能领域实现最高水准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并明确指出双方将合作推进核电站周围去污工作。宣言还称，为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两国相关人士将组建委员会。双方还确认，将携手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11月初在法国戛纳召开，鉴于此，两国首脑就稳定全球经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24日，美国和朝鲜谈判代表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为期两天的对话。这是双方继今年7月底在纽约举行首轮试探性会谈后，再次进行双边直接对话。双方代表团分别由美国朝鲜问题特使博斯沃思和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率领。美方官员认为此次会谈仍是“试探性”的，目的在于确保朝鲜继续参与谈判，避免发生任何“误判”。
10月25日，据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一名官员说，卡扎菲的遗体已于当天凌晨5时埋葬在利比亚沙漠深处的一个秘密地方，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卡扎菲的小儿子穆塔西姆以及国防部长阿卜杜拉•尤尼斯。这名官员透露，葬礼仪式的主持者为上述3名死者朗读了《古兰经》经文，出席葬礼的4位目击者均已发誓“永不泄密”。巴林《中间报》对此评论说，之所以悄悄把卡扎菲埋葬在沙漠腹地的一处秘密之所，是怕那里会成为其支持者的“圣地”，对利比亚执政当局构成严重威胁。
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第二次欧盟与欧元区峰会开幕。欧洲领导人将就大规模减记希腊债务资产、为欧洲银行业注资及欧洲金融稳定工具扩容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自从23日峰会结束以来，各方就上述问题的磋商并无实质性进展。相反新的分歧却接踵而至，如欧洲央行在处理欧债危机中的作用定位、在新的救助希腊计划中银行业是否应以自愿方式参与、希腊债务资产的减记规模等等。26日在欧盟峰会开幕之前，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联邦议会再次投票通过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议案，从而为稳定欧元和救助欧元区债务国提供了必要条件。
10月27日，日本中央银行发布有关经济前景分析的《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报告》，其中将2011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期从7月预测的0.4%下调至0.3%，理由是欧洲债务危机造成海外经济减速，企业生产和出口增长放缓。报告中还将2012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期从2.9%下调至2.2%，并首次预测2013年度为1.5%。27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发布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4%，为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增幅。韩国央行表示，今年全年经济增长幅度恐难达到预期目标。根据韩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实现同比增长8.5%之后，增速一直呈现放缓趋势，而2011年第三季度环比增长率仅有0.7%，创下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增幅。韩国央行当天表示，韩国2011年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3.7%，而此前央行对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为4.3%，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第五篇：新华新闻新华国际
中国启动糖尿病防控新战略 2009-11-13
今年11月14日是第三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是“糖尿病教育与预防”，口号是“认识糖尿病，我们在行动”。近日，卫生部、世界糖尿病基金会联合在京举办’2009中国在行动——糖尿病国际论坛。糖尿病虽为慢性病，但其危害及蔓延速度已远在许多传染病之上。紧迫的现实是，每10秒钟世界上就有1名糖尿病病人死亡;到205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猛增至3.8亿。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达2.46亿。其中，中国人有4000万，居世界第二。
让高危者自己走入预防干预队列
在此次论坛大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向中外各界人士通报，今年，中国糖尿病防控策略作出了重大调整。政策上最大的突破是，糖尿病防治进入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列。
2009年是中国医改起始年。医改确定的重点政策之一是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从今年开始，政府为所有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出资15元，2011年达到人均20元，用以提供九大类服务。向糖尿病及可能发展为糖尿病的人群提供专项防治指导服务就包括在其中。
孔灵芝说，在医改的背景下，国家糖尿病防控的基本思路是，在广泛开展面向大众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行动的同时，瞄准最有可能发展为糖尿病的人群，重点实施预防控制战略。
具体行动实施分三步走。其一，组织专家为糖尿病高危人群“画像”——用体重、血脂、血压、腰围、吸烟、年龄、家族病史等多个标尺，圈出高危人群的具体范围。谁符合这个标准，谁就需要进入预防干预管理队列。其二，通过各种方式对“画像”进行宣传，使人人知晓、人人对照，使处在患病风险中的高危人群自己走出来，寻求血糖检测。其三，在社区提供便捷的血糖检测服务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据介绍，目前在我国城乡各地，血糖检测已成为医保报销项目。遍布全国城乡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已经使血糖检测成为一项十分方便可及的服务。
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指导教育
一组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达3208.0亿元;2005年增加至23606.4亿元，其中慢性病经济负担占14761.7亿元。与1993年相比，2005年，我国GDP增长了418.5%，疾病负担则增加了639.5%。2004年，我国用于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即达574.69亿元。糖尿病为疾病负担的“大户”之一。
另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约有2/3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有6400万人处在糖耐量受损状态，发展为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常高;有超过1/3患者在被诊断为糖尿病时，已经出现了眼部、肾脏和心脏受损等并发症。
我国糖尿病患者中有97%患的是2型糖尿病。大量证据表明，80%的2型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素有“沉默的杀手”之称，其早期症状不明显，晚期并发症却可以致残、致死。
分析长久以来我国的糖尿病医疗服务花费模式，孔灵芝指出，我国糖尿病直接医疗费用80%以上用在了并发症的治疗上。这是错误的治疗策略。而这一错误，源于我们不能把高危人群找出来，及早实施预防干预;不能及时发现早期病人，实施早期治疗。
审视糖尿病完整病程及所对应的医疗服务与支出，早期检测、早期治疗、预防并发症花费相对较小，被称作便宜的治疗;延缓并发症、治疗并发症花费巨大，被称作昂贵的治疗。孔灵芝说，在医改政策支持下，锁定糖尿病高危人群，重点为其提供服务，必将大大减少糖尿病发病率，并大大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昂贵的治疗费支出。而且，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指导教育，被指导者更容易接受，教育的效果更好。
立足预防的“3.3.3策略”
在此次论坛间隙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孔灵芝告诉记者，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任时曾主持通过联合国决议，把199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糖尿病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世界糖尿病日变为联合国糖尿病日。从此，糖尿病防控被赋予了政府责任。在我国，将糖尿病等慢性病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施国家防控行动，也已有十几年。在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不断调整着防控策略。
孔灵芝介绍，1998年，卫生部即针对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控提出“六个转变”的策略调整，即由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由医疗、科研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由以城市为主向城乡并举转变，由高层向基层转变，由专业行动向群众运动转变，由卫生部门向全社会转变。2001年，卫生部又提出了“十个转移”的策略调整，即以疾病为主导转为以健康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转为以人群为中心，以医疗为重点转为以预防保健为重点，以医院为基础转为以社区为基础，以重疾病防治转为身心健康和环境的协调统一，从卫生部门转为多部门和社会参与，从专科医生到专科与全科互动，从医生管理到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管理，从治疗为主转移到管理为主，从强调治愈到强调医疗照顾。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卫生部进一步归纳出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基本策略——“3.3.3策略”，即面向3个人群(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关注3个环节(控制危险因素、早诊早治、规范性治疗)，运用3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并先后编写了《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国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等一系列慢性病防治技术规范文本。
据悉，以“3.3.3策略”为指导，近年我国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预防与临床的结合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投身健康教育，从关注疾病到重视综合控制多种危险因素，从单学科到多学科联防联控，使许多病例得到了早期识别。与此同时，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启的为期5年的“中国糖尿病管理项目”共覆盖40余万人口，管理糖尿病患者5000多人。同时，开创了以社区—医院一体化系统服务为核心，卫生部、疾控部门、学会、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多部门合作的运行机制，为我国启动实施糖尿病防控新战略奠定了基础。
论坛观点
辽宁省副省长滕卫平：防控糖尿病政府要行动
对于我国的糖尿病发病情况，政府高度担忧。20年间，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增加了10倍。糖尿病还会导致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可以致盲、致残。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今后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现在最紧迫的是要建立起糖尿病防治体系。现在，大医院的防治水平并不低，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防治力量薄弱，社区医生不懂怎么去控制糖尿病，乡村医生不知道什么叫糖尿病。这种现状急需改变。近期，辽宁省准备在鞍山搞一个城市试点，建一家糖尿病专业医院，在这家医院建立一个防治糖尿病的培训中心，培训基层的医生、护士;建立一个糖尿病患者教育中心，向每名当日诊断的糖尿病患者提供一周的防治指导教育。
吉林省长春市市长崔杰：发展经济牢记健康第一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是，没有健康，还有生活质量吗?现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有些不平衡，在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上也有些不平衡。治疗这条腿长，预防这条腿短。我们不仅要研究治病，而且要研究怎么防病。通过抓预防，少得病，不得病，得病后早一点治。预防不仅仅是预防疾病，还包括人生活环境的改善、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郭岩：健康应成为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直接导致疾病的因素之外，许多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也在导致疾病的发生。我们需要构建健康公平的总体社会政策框架，以健康为中心整合相应的社会政策。从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条件入手，关注国民的终生健康问题。要从宏观经济、社会和卫生政策方面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的分层结构，在全社会倡导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强调以健康为中心，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控烟、限酒。总之，我们制定任何一个政策，都要首先想一想它对健康的好处。这应该成为所有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
卫生部糖尿病管理项目常务副组长许樟荣：给医保支付体系“打补丁”
慢性病的诊断明确，医疗费用相对固定，医保基金对其进行统筹支付的风险相比大病支付的风险也小很多。所以，在医改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改变观念，加大投入，保证社区对慢病防控的基本卫生服务供给。各地社保部门应与卫生部门联手，在现有的基础上为医保支付体系“打补丁”，增加对慢性病防治的医保报销比例，以遏制慢性病被拖成大病后，医疗费用大幅增长给医保基金带来的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在从事糖尿病诊治的基层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准入制度上还缺乏相应的规范。一方面，基层医院对患者缺乏从发病到治疗的一系列过程的记录，造成病情数据不连贯，给医生的诊治带来了麻烦;另一方面，许多大医院往往不认可下级医院的检查结果，也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花费。国家应加大对专业人才培训的投资，着力解决基层专业人员短缺问题。
专家建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春明教授：应开发糖尿病防治社区适宜技术
众所周知，合理膳食与适当运动相结合，是保持健康体重、预防控制糖尿病的最有效方法。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如何控制体重，怎样吃出健康。糖尿病社区适宜技术给出了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系统管理和行为干预的方法，为社区综合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对糖尿病社区适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可提高医务人员糖尿病防治的理论水平和技能，规范社区糖尿病防治行为，提高糖尿病的综合防治效果，降低医疗费用，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同时，要为糖尿病高危人群提供个体化的公共卫生服务，针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健康指导与干预，定期为其进行血糖监测并随时调整和改进个体干预方案。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光伟：生活干预6年推迟糖尿病发病14年
始于1986年的大庆糖尿病20年随访研究，是由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大庆市第一医院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项糖尿病长期预防研究。6年的研究证明，合理饮食、增加体力活动等简单的生活方式干预，能让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发病风险降低30%~50%。同时，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能预防或推迟糖尿病发病长达14年。
糖尿病到底有多危险?跟踪发现，在1986年之后的20年间，当初的对照组有93%已发生糖尿病，17%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有12%死于其他疾病，44%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心肌梗死或脑卒中。这些人在参加临床试验时平均年龄仅为46.6岁。这样的结果更凸显了干预的重要性——糖尿病前期是名副其实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如果不进行干预，几乎不可避免都会变成糖尿病病人。
这项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干预措施要得当，以中等强度为宜;强化时间要足够长，以确保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健康教育要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除了医务人员，政府、媒体都要参与其中。生活方式干预应更早开始，无论高危人群还是一般人群，都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贾伟平：防治糖尿病需医院社区无缝衔接
当前我国的糖尿病防治任务越来越繁重。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最基层网络。糖尿病防治工作越来越需要落实在社区。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推进及深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于糖尿病防治，医院和社区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功能定位，制定出量化可行的规范管理措施及流程。在执行过程中以病人为中心，流程通畅，无缝衔接，才能提高糖尿病的防治效果。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陆菊明：大医院应为基层提供技术指导
健康教育是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开展健康教育，可以促进社区人群普遍掌握糖尿病防治知识，转变对糖尿病防治的态度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国际糖尿病联盟已经宣布，2009年～2013年，联合国糖尿病日的主题都将定为“糖尿病教育与预防”。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糖尿病知识的普及程度都远远不够。鉴于糖尿病的低龄化趋势，家庭和学校应当担负起健康教育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健康意识。
在慢病防治的过程中，大医院、专家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一方面，综合性医院应加强筛查、发现慢病患者的职能，承担糖尿病的确诊工作，并为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为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来的急症或疑难重症糖尿病患者提供诊断和救治;另一方面，综合性医院要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呼吁政府部门对慢病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调开展工作。
论坛寄语
陈竺(中国卫生部部长)：
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增加经济发展后劲、延续“中国经济奇迹”、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需要。“健康中国2020”在战略研究阶段包含5个方面的专题，在其中之一的公共政策研究中，慢性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研究占据核心地位。
科菲·安南(联合国前秘书长)：
随着糖尿病患者数量在全球的快速增长，因患糖尿病死亡的人数已与艾滋病的致死人数不相上下。但纵观全球，防治糖尿病却面临忽视与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将糖尿病放在优先关注的地位。否则，未来我们很多简单的目标恐怕都无法实现。
杨文英(中国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
体重每增加1公斤，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至少5%。肥胖人群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人群的3倍。肥胖人群中有大约50%的人会患上糖尿病。80%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接受诊断时有超重问题。
安尼·卡布(世界糖尿病基金会主席)：
我们需要尽快掌握应对慢性疾病流行的方法，建立能够有效应对慢性疾病的医疗卫生系统。我们需要一个模式，在基于社区的慢性疾病门诊管理、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基于医院的急诊、三级护理之间建立一个健康的平衡关系。
国际糖尿病联盟总裁吉恩·克劳德·穆班亚：
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发布的糖尿病地图显示，我们没能很好地控制住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孤军奋战来战胜它。要打赢这场与糖尿病的战斗，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诺和诺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索文森：
应对糖尿病的关键在于预防、早期发现、保证治疗的可获得性及提高治疗水平。实现这一举措离不开政策的长期支持。
印度果阿邦卫生部部长拉恩：
今天，印度有超过4100万人患有糖尿病。据估计，这一数字到2025年将上升至8000万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认真应对糖尿病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民众心理带来的影响。印度政府和企业必须携手并肩，提升公众意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糖尿病。这是战胜糖尿病的唯一出路。
《与时间赛跑》作者斯蒂芬·里德：
全世界大约有2亿人患有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政府部门应该更加努力，控制这些对全球健康、国家繁荣和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
媒体声音
健康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硕：宣传慢病防治政策是专业媒体的责任
作为一张全国性的卫生行业报，积极宣传国家的慢性病防治政策、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科技成果、准确传播有关慢性病防治的信息和知识、大力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健康报》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急性传染病相比，目前公众对于慢性病的了解程度还不高。作为专业媒体，《健康报》要在报道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整合各方力量的基础上，确保慢性病相关报道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把最新的防治理念和最实用的诊疗技术带给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及人民大众。同时，我们还要为报道寻找恰当的角度，实现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主任王大龙：共同搭建健康传播平台
由政府出面组织媒体、专家、患者、企业等社会公众共同搭建一个健康传播平台，有利于实现健康知识的有效传播。
在这个传播平台中，媒体是健康知识传播的主力军和重要载体，是连接医务人员和公众及患者的桥梁，可以使健康传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医学专家的参与可以确保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患者以个人亲身的经历讲述，可提高健康知识传播的感染力;企业的参与，既解决了传播资金的来源问题，也使企业在承担公民责任的过程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