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关键词： 老舍 妇女 创作 小说

鲁迅小说主题教学（精选三篇）

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篇1

关键词：鲁迅,老舍,妇女,儿童

妇女儿童解放是鲁迅小说创作主题之一。老舍作为其后作家, 深受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的影响, 继续从妇女和儿童的角度审视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一、肯定妇女独立的价值:批判与同情

鲁迅认为, 要彻底摧毁封建礼教的精神力量最重要的在于妇女要争得做人的权力。女子首先要挣脱附属于家庭和男子的地位, 与男子争得平等的权力。此后, 女子还要获得经济权力。只有拥有经济权力, 女子才能彻底摆脱对男子的依附。老舍借李应叔父之口也说“子女是该当享受子女的生命的, 不是为老人活着!”他们共同看到了妇女独立的重要性。

在鲁迅的小说中, 他把着眼点放在了妇女愚昧、麻木的心理状态上。祥林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与失望的煎熬折磨, 最终走向绝望, 孤独而死, 读者除了同情外, 还对她以死捍卫“节烈观”的愚昧“怒其不争”;爱姑以娘家人势力作为反抗的力量源泉, 她最终一句:“是的, 不喝了, 谢谢慰老爷”表明了她的反抗还是以维护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为前提;而单四嫂子和华大妈将挽救儿子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毫无根据的妄说与迷信中, 更令人感到了可悲。总之, 鲁迅透过批判这些妇女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 从反面意义肯定了妇女解放的迫切性。他笔下的妇女形象之所以都呈现出一种精神病态, 归因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秩序严重束缚了妇女应有的个人权力和自由。因此, 鲁迅侧重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精神虐杀, 将矛头指向他最初理性思考的目标——传统文化。

在老舍笔下, 女性的悲剧命运引起的情感基调更多的是同情而减少了批判的意味。老舍生活在众多女性组成的家庭中, 从小就目睹了像他母亲、大姐那样的普通劳动妇女的凄苦命运, 因此他对小说中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小福子、《微神》中的女主人公、方秀莲、王女士……她们的善良和朴实都寄托了老舍对理想中的美好女子的感情。

方秀莲虽然身处逆境, 却自知进取, 力图通过走进学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追寻美好生活, 可在经济困境和社会偏见的打击下, 她们无力抗争最终走向堕落;小福子与《微神》中的女主人公因生存压力被迫沦为暗娼, 她们的自然要求与这种选择相违背却又不得不投降于这种选择。她们都有爱自己的人和自己所爱的人, 可残酷现实造成的心灵的矛盾、痛苦最终使得她们只能以死来求得解脱。《抱孙》中的王少奶奶和腹中的孩子硬是被老一辈的封建思想害死;虎妞的父亲刘四为了利用她的能干赚钱将她留在家中而忽视了她的正常生理需求, 虽然她采取了变态的情爱方式来挣脱束缚, 最终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她们的灭亡除了精神毁灭外还有肉体毁灭, 老舍的批判矛头侧重指向了外在环境。

二、呼吁儿童解放:《牛天赐传》和《小坡的生日》

鲁迅虽然没有专门为孩子们写过作品, 却通过创作小说、散文, 译介儿童文学作品、理论为解放儿童, 建立健全的人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从1922年开始, 他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表》以及日本有关儿童心理的书籍, 为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将解放孩子的希望寄托于文学的功用;1922年10月, 他还创作了童话体的小说《鸭的喜剧》、《兔和猫的故事》;另外, 一些杂文还从儿童教科书、玩具以及儿童照相等小问题入手, 提出了儿童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成人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父母对于子女, 应该健全的产生, 尽力的教育, 完全的解放。”他主张依照儿童的天性正确引导其自由发展。父母不是命令者, 孩子也不是完成父母主观意愿的工具和傀儡。这一观点在老舍的《牛天赐传》中得到了形象的传达。

从儿童本位角度出发, 《牛天赐传》贯穿了作者对人物既同情又无奈的感情和对儿童解放问题的思考。牛天赐从襁褓开始就暗示出了他一生被束缚的命运:他的手脚“被捆了个结实, 一动也不能动”, “天赐虽然说不出来, 可是他觉到: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他自己要往外长, 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的往下按, 手脚口鼻都得有规矩, 都要一丝不乱, 像用线儿提着的傀儡”。他的一切都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的。牛老太太的理想是“希望得到个官样的儿子”, “养个体面的儿子, 一个有出息的孩童必须规规矩矩, 像个大人似的”。她带他到亲友家时, 一切从礼出发, 甚至饿这种本能的生理要求都不能在人前说。天赐有一次作文的时候为被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 把一腔愤怒发泄在文字中, 却被先生批上“不平之鸣非小学生所宜发, 和平实养天机。”

对于天赐来说, 只有和父亲上街, 和四虎子玩才是真正的快乐和自由。因此, 天赐不是没有抗争, 不是天生一副“阿Q相”, 而是在那样的生活、学习环境和思维环境中他无力抗争, 没人告诉他怎样才是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选择, 他活泼好动的可贵天性每次崭露头角时就被母亲扼杀。因此《牛天赐传》除了从成人视角对奴性特征的剖析与批判外, 还从儿童视角提出了重要的儿童解放问题。

另外, 老舍“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儿, 朋友们的孩子也都喜欢这个会说故事、爱讲笑话儿的‘舒伯伯’”。“老舍生性爱花, 喜欢小孩子和小动物。”从儿童思维出发, 创作了《小铃儿》和之后的《宝船》、《小木头人》、《小坡的生日》。其中,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童话创作的经典之作。虽然老舍写《小坡的生日》有“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创作意图, 但从童话创作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对儿童思维方式的了解、熟悉和对儿童美好天性的赞扬, 同时还借“花园”与“梦境”两个主要场景表现出了儿童的充满童真和童趣, 健康自由的可贵天性。

在小坡的眼中, 遭到父亲打耳光、受歧视的“看门儿”印度人却是个“伟人”, 他的理想就是成为那样的印度人或马来人, 他们和中国人是平等的。在小坡和他的伙伴看来, 小猫二喜和他们一样能说话、懂人事。在小坡找书袋时, 是二喜“喵”的一声召唤他到花园中找到书袋的。妹妹仙坡甚至觉得可以和二喜这只小猫一人一个书袋去上学。到仙坡过生日的时候, 二喜还可以担当向小伙伴们传达信息的任务。总之, 在《小坡的生日》中老舍消解了成人世界对儿童的限制和束缚, 及对健康、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性的深情呼唤。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86.

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篇2

——以《**》为例思考

内容摘要：鲁迅小说常在小说意象主题中蕴含或喻示其判断与理念。本文将以《**》为例，围绕着“辫子”这一主题意象，揭示了“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的浓重的奴性意识，即国民性最深重的病根——奴隶意识和奴性文化。

关键词：《**》 辫子 国奴性

从清朝立国到倾覆，头发，辫子，一直都是汉民族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鲁迅曾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与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啊！”一条辫子，蕴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血泪史，辫子的有无，盘与拖，都关系着中国人的命运。

鲁迅第一次写到辫子是在《头发的故事》中，后来，他又在《**》中专门写了一场由辫子而引起的**，在《阿Q正传》中再一次写到辫子。鲁迅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谈的仍然是辫子问题。这似乎透露出鲁迅对中国人的辫子的特别关注。的确，“辫子”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鲁迅在表现辫子问题的小说中人物的头发以三种样式出现：或拖在脑后、或盘在头顶上、或剪掉。辫子的拖、盘、剪实质上与人的奴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失去了辫子就意味着失去了做奴隶的机会。而盘辫子是为了继续拖辫子，也就是要保住奴隶的资格。“辫子”在《**》共出现了十八次之多，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人物矛盾。在这里，“辫子”作为一个道具，或拖、或盘、或剪，透过“铁屋子”里的人对头发的看法揭露他们精神奴性。这种精神奴性具有丰富复杂的内蕴，可从三个层面上来认识：

(一)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自觉与能力，以他人的意志为意志，以现成的思想为思想，以封建伦理观念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人的奴隶意识和奴性心态的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本来，辫子的有无对社会他人并无太大干系，剪掉辫子也不会对自身以及其他人造成丝毫的损害。但在奴性心态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却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中的七斤有无辫子本来无伤大碍，但当张勋复辟、皇帝要坐龙庭的消息传到土场上时，所有人对七斤剪了辫子做出了新的判断，包括七斤嫂和看客，甚至包括七斤本人。但他们做判断时并非从自我内心感受出发，而是受赵七爷思想的操控，以赵七爷的是非标准为标准。

七斤夫妇是缺乏自我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意识的代表。当七斤嫂向赵七爷试探地说出皇帝坐龙庭就要皇恩大赦时，赵七爷马上反问：“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紧要的事。你们知道：长毛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以“书上写着”来吓唬七斤夫妇。在这场**中，他们自始自终都没有个人的思想表达，至于剪不剪辫子、剪辫子会有什么后果等均没有自己的思考。剪不剪辫子本来对七斤来说是无所谓的事，包括七斤嫂也是这样认为，但因赵七爷将辫子的有无与砍头与否联系在一起，这才引起夫妻二人的恐慌，并使二人立刻反目。在整个**中，七斤和七斤嫂纯粹是行尸走肉的僵尸，因为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已经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个人思维处于一种极端低级的水平，没有个人的思想，对是非的判断均以赵七爷的话语为标准。

同样的，赵七爷表面上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然而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的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因而赵七爷也就掌握了话语权，成为能左右土场人们心理意识和行为判断的乡绅人物。而实质上他是一具仇恨革命、浑身散发着“ 遗老的臭味”的封建僵尸。他梦寐以求的是“ 皇帝坐龙庭”,因此张勋复辟的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支强心剂, 使这一具僵尸顿时兴奋起来, 蠢动起来，自欺欺人地编造出所谓这回“ 皇帝坐龙庭” “保驾的是张大帅, 张大帅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 他一支丈八蛇矛, 就有万夫不当之勇, 谁能抵挡他” 的鬼话来欺骗、威胁和恫吓群众。其实，赵太爷也是一个并无独立思想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朽腐之人。他一切以“书”为准，满脑糊涂，真假不分，是非不辨的中国式“奴隶”。

(二)在这种以奴性心理为基础的社会中，从来不把人当人看，人生所愿只求做稳了奴隶，而且在做稳奴隶的满足中奴隶别人，即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这样一级一级地奴隶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这是人的奴隶心理和奴性心态最可怕的一个层面。

“辫子”的深刻含义在于, 它是清朝统治者用铁血政策在汉人头顶上种起来的。久而久之，汉人也将之当成自己民族的传统而未有违者了，并且在思想深处也形成了辫子等同于生命的思维定式，即“辫子——头——生命”三位一体意识的形成，甚至极力维护这种传统。所以说，汉人蓄辫的过程也就是汉人被奴化的过程。

辫子作为奴隶的象征，是奴隶们保住奴隶的地位的凭证。在《**》中七斤一家人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之所以这样绝望，正是因为七斤失去了那根做满清奴隶的标志性物品——辫子。七斤是在不情愿中被革命军剪去辫子，并不是他自愿剪掉，当听到皇帝坐龙庭就要皇恩大赦时，辫子成为了他保命的工具，而失去辫子，就意味着他也许会失去性命，也意味着他成为低自己一等的人，而处于奴隶中的更下一层，失去了做奴隶的资格。为此，他感到如赴死般绝望。同样的，土场上的其他人也满足于做奴隶的生活，不管谁坐龙庭还是革命，都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情，更别提赵七爷对他们进行欺骗和压迫。同时，更可怕的是，包括七斤嫂在内的村民对七斤的困难境地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是一种落井下石的暴民心态，这其实也是一种极力想保住自身奴隶地位的奴性心理。这些奴隶一心要维护自己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辫子的心情，比大清国的皇帝还迫切。

在保证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同时，还要寻找机会奴隶比自己更低一层的奴隶，这是奴隶心理和奴性心态中更深层次的一面。七斤嫂在赵七爷面前也是十分恐慌，可怜兮兮，但在女儿和八一嫂面前，是奴隶别人的封建主。六斤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时，七斤嫂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嚷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这是借打骂女儿指桑骂槐，骂的实质上是八一嫂。因为八一嫂是寡妇，比她第一等，所以她看不起她，寻找机会奴隶比她第一等的人，就是她所有的本事。同样处于奴隶地位的七斤也一样。他在要做龙庭的皇帝面前诚惶诚恐，在鬼话连篇成心前来威胁的赵七爷面前唯唯诺诺，在母老虎般的妻子面前无计可施，是精神上的奴隶，但是在女儿面前，他却是威风的封建大家长，是奴隶别人的人。七斤因恐惧没有了辫子做不成奴隶而且将性命不保，又被女人当众谩骂，正当羞愤之时，六斤的打破饭碗更激怒了他，于是，将火气

泼洒在孩子身上就是其最大的能耐了。

(三)在物质化社会中，现代人对个人利益的扭曲需求下产生的卑怯、巧滑心理。这是生活在等级社会中的国民奴隶意识和奴性心态的第三个层面的表现，也是鲁迅先生最深恶痛疾的人的奴性因素之一。

在《**》中，赵七爷是卑怯而且巧滑的。赵七爷的衣着代表了这一点。赵七爷的竹布衫是不常穿的，三年来只穿过三次：“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而这次是曾骂过他“贱胎”的七斤有难，每次都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漠视别人的痛苦，可见他卑怯的心理。同时，赵七爷对辫子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在革命之前，他也是拖着一条长辫子的，但在革命以后就“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了，今天听说“皇上做龙庭要有辫子”，就变成了“光滑头皮，乌黑发顶”，可见他盘辫子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继续拖辫子，为了保住他奴隶的资格，巧滑之极，可见一斑。

卑怯与巧滑的心理在《**》中七斤夫妇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当七斤告诉七斤嫂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皇帝坐龙庭后要辫子时，直觉事情不妙，便怪他恨他怨他并绝望起来。而赵七爷说过“听到了风声了么”，她竭力赔笑地问赵七爷皇帝几时皇恩大赦，当赵七爷说过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白地写着后，七斤嫂的希望挽救七斤的心彻底绝望了。她用筷子指着七斤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对于丈夫头上的辫子，七斤嫂判断其美丑的标准是以眼前利益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的。她在说这些话给赵七爷听时，极力赞美七斤从前有辫子的好而贬斥七斤今日没辫子的难看，目的是赖掉晚饭之前对七斤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的判断，因为说这话对自己是有生命危险的。光赖掉以前说过的话还不行，还要将因受七斤连累而生的郁闷宣泄出来。她当然不会认为皇帝要辫子有什么错，也不敢说剪七斤辫子的革命党有什么错，当然也不会赖到自己头上，因为自己早就提醒了七斤。那么，错在七斤的“死进城去”。

在整个**，鲁迅先生围绕着“辫子”这一意象，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奴性文化，即对国民奴隶意识和奴性心态的深刻否定和批判，极力向我们展示的“辫子”的意义所在：辫子的有无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在于如何对待辫子的有无。

参考文献：

（1）隋清娥.《鲁迅小说的“辫子”意象与奴性批判主题论析》[J]，（2）孙昌松.《辫 子 与 国 民 性——<**>思想意义再思考》[J]，（3）孙玉英.《试析鲁迅小说对国民奴性心理的批判》[J]，（4）孔昭琪.《鲁迅笔下的“ 辫子”—为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暨辛亥革命85周年而作》《鲁迅与创作》[J]，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六年第六期

（5）孔庆东.《孔庆东评点鲁迅小说》[M]，辽宁人民出版社

鲁迅小说主题教学 篇3

对话一:人物夏瑜不是秋谨,夏四奶奶不“羞愧”

(一)人物夏瑜的生活原型应该由秋谨与徐锡麟两人塑造而成,而不是秋谨。

教参书中“关于《药》的素材”有这样一句话:“篇中人物夏瑜的姓名系由清末革命者秋谨而来。”而本人认为,夏瑜的人物原型不仅有秋谨的形象更有徐锡麟的影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曾说过:“……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很显然鲁迅先生所说的“徐锡林”就是暗指“徐锡麟”。徐锡麟的血也被人“用馒头蘸血舐”,与夏瑜被害的经历,是多么惊人的相似;而秋谨英勇就义的地点——绍光城内古轩亭口,恰恰又是“夏瑜”被害的 “古某亭口”。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夏瑜”不仅是秋谨的化身也是徐锡麟的写照。

(二)人物夏四奶奶及华大妈的某些提法值得商榷——以儿子为“羞愧”的人应该是华大妈,而不是夏四奶奶,夏四奶奶反而觉得心里踏实了。

小说《药》一共写了11个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人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爪牙。教参书上是这样分析“夏四奶奶”的人物形象的:“他(指夏瑜)的革命主张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甚至他的母亲也以他为‘羞愧。”

在小说里夏瑜这个人物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只是从侧面写他革命者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慨——“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的确,先前夏瑜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这提法是无容置疑的。但是,教参书却又“分析”说:“……甚至他的母亲也以他为‘羞愧。”这就值得商榷了。

确实,夏四奶奶上坟时当初也有些踌躇,表现出羞愧的颜色。但到后来看到了自己儿子坟上的“圆圆的排成一个圈,倒也整齐”的“花环”时,这时夏四奶奶已经完全觉醒过来了,大声说道:“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

相反,华大妈看到自己儿子的坟上“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华大妈认为自己儿子的坟上没有人送花,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此时华大妈便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如人家的儿子死得“光彩”——“儿子的死是悲凉的,寂寞的”。

这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儿子为“羞愧”的人应该是华大妈,而不是夏四奶奶。如果说夏瑜的斗争有悲剧性、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脱离群众的弱点,那么这“悲剧性”、这“弱点”也只能说是暂时的而不是最后的——“圆圆的排成一个圈,倒也整齐”的“花环”便是最有力的明证。

因此,从夏瑜的“坟上”我们便可以看出,夏瑜的牺牲是悲壮的、凄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再脱离群众,不再孤军作战,而是后继有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话二:小说主题提法不妥

关于小说《药》的主题,课文《药》的课后“练习”就有这样一道题:“长期以来对《药》主题说法不一,下面是较有影响的几种说法,你同意哪一种?为什么?”

课后“练习”关于《药》主题说法的其中第5种是这样的:“通过夏瑜被反动派统治阶级杀害及华老栓们对他牺牲的反映,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显示出唤醒民众,使其摆脱封建阶级的精神毒害的重要,启示人们去探求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良药。”

教参书对这道题是这样解答的:“我们基本同意第5种说法。”其还分析说,“……《药》这篇小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描写为推翻封建制度而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竟成了贫民华老栓夫妇为儿子治病的‘药这一发人深省的事件,表现群众的愚味和革命者的悲哀。”

本人认为,教参书上对第5种说法的分析就有以下不妥之处:

一是说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脱离群众”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且看作品的语言文字的描绘是这样的——“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被囚在牢房里的人也还要煽动“牢头”造反,这显然是非常“革命”的了,而“教参书”却硬要说他“不教育群众”、“不发动群众”、“脱离群众”,这就显得很牵强了。

所有这些应做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指夏瑜)都已经做了,只不过是由于当时历史社会的局限性所致,由于当时的群众太愚味、太落后了。因此,与其说“革命者没有发动群众”,倒不如说“群众难以发动起来”,甚至是“发而不动”更为确切些。

二是说“这一发人深省的事件,表现群众的愚味和革命者的悲哀”的提法值得探讨。首先,革命者不再悲哀。上文已经提过的不是“革命者没有发动群众”,而是“群众难以发动起来”,甚至是“发而不动”。而一个夏瑜牺牲之后,革命者都已经充分觉悟起来了,从夏瑜坟上的那一圈花环便可看出。它暗示了尽管反动派对革命者进行残酷的杀害和镇压,但还是有人在纪念革命烈士,革命者并没有被斩尽杀绝,革命还后继有人,这是革命者的希望所在。

其次,群众不再愚味。夏四奶奶也从开始上坟时的“羞愧”,到后来的大声说道:“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里就已经表明像夏四奶奶这样的群众已经充分觉醒起来:她相信,残酷杀害她儿子的反动派必定要灭亡的。既然革命者后继有人,以夏四奶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也已经觉醒,这是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一笔,又怎可以说成“表现群众的愚味和革命者的悲哀”?

注释:文中的楷体文字均为引用《中等职业学校试用教材〈语文〉》(第二册、岭南美术出版社)及《中等职业学校试用教材〈语文教学参考书〉》(第二册、岭南美术出版社)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