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

关键词： 文学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文学（精选四篇）

澳大利亚文学 篇1

澳大利亚土著民族, 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生活至少已有三万年的历史, 为什么有关这漫长的历史文化却单单缺乏了文字记录呢?试想, 一个民族少了文化和历史的记载, 又该如何传承和发展其文明呢?而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化确实在如此, 澳洲的土著居民, 长久以来没有没有以书面形式来记录他们的知识、思想和文化, 他们传承文化的方式仅仅是依靠口述形式, 有部落长老将这些文化、历史以及故事代代相传。可想而知, 三万年的时间, 其中历史材料的遗损该有多少, 其文化的发展该有多慢!早期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主要包括了传说、神话、故事、诗歌及歌曲等形式, 这些文化均通过口述形式, 一代一代向下流传。至今, 土著的传统和口头文学依然是现代土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许多偏远地区, 依然有大量的传统口述材料未能被整理成文学形式, 土著人依然用口头形式将生活中的故事口口相传, 口头资料依然是土著人存储知识, “历史”和诗歌的重要载体。

近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兴起最初始于20世纪初期, 其发展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便是土著文学由口头文学向文字文学的过渡和转换。十九世纪, 许多土著人开始在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开始学习英语语言和知识, 1815年, 第一所为土著儿童设立的学校—麦格里政府土著学院 (Governor Macquarie’s Native Institution) 在巴拉玛达 (ParraMatta) 建立起来, 使土著人有了学习语言的机会。土著儿童被送到白人家庭中生活, 学习听说读写。同时, 学校也是许多土著孤儿和弃儿的收容所, 学校将这些孩子安顿下来并使之接收基本教育。以及当时许多土著家长对教育重要性的意识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行为, 让学校和教育成为了这些“被偷走一代”1的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19世纪末, 土著文字开始以文本形式出现, 其传统文字逐渐被译成英语语言。此时, 土著部落代表土著部落向政府报告, 并开始陆续出现传教者对土著人进行传教活动。至1870年, 詹姆斯·尤纳庞开始将土著语言译成英语。

AP埃尔金 (莫珀斯) 在曾莫珀斯回顾上提出, 早期的土著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传说, 神话故事及歌曲等方面, 被称之为“原始文学”, 这是最初的土著口头材料与“文学”相联系。到了1924年, “土著文学之父”戴维·尤纳厐 (David Unaipon 1827-1967) 的第一部作品《土著传奇》 (Native Legends) 问世, 该书成为土著书面文学开始的标志。戴维·尤纳厐受教于教会学校, 一生大都在阿德莱德度过。他博学多才, 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 写过大量土著民族的传奇故事。2 在此之前, 土著民族由于生活贫困而依然处于物质基础的斗争阶段, 他们在澳大利亚土地上适宜栖居, 掌握简单又有效的技术。同时他们发展高度的神灵传统, 把土地和自然环境深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时把动物和地质特点视为传统梦幻世界的神灵祖先。通过石刻、壁画、树皮画、木雕和沙画展现出来。

土著文学深深扎根与土著民族的生活, 和其他文化一样, 代表和传播着土著名族的文化和精神, 土著作家们也深刻意识到他们是代表土著民族, 促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先驱者。20世纪开始, 土著作家先后涌出澳大利亚文坛, 在一直以欧洲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界中掀起了一阵发扬本土文化和精神的劲风。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土著文学是狭窄的, 是纯粹的, 它代表的是土著民族自己的文化和文学, 仅仅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作家的先驱者有凯思·沃克 (KathWalker) , 杰克·戴维斯 ( Jack Davis) , 凯文·吉尔伯特 (Kevin Gilbert) , 科林·约翰逊 (Colin Johnson) , 阿尔奇·韦勒 (Alchian Weller ) , 吉尼比和萨利·摩根 (Sally Morgan) 等人。他们将土著文学的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了土著文学的兴起, 萌芽和发展, 也看到了土著文化的传承。

1964年, 土著文学女性作家先驱凯思·沃克的第一本诗集《我们要走了》的发表, 标志着现代土著文学的正式兴起。凯思·沃克生于昆士兰, 是现代土著作家的先驱, 社会活动家, 沃克曾但担任发展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联邦委员会国务秘书, 国家种族委员会、土著艺术委员会、土著住房委员会和昆士兰州土著发展组织等多个机构的主席, 她一腔热血投身于土著权利的斗争当中, 于1967年成功地迫使政府删除宪法中有关歧视土著的条例。退休之后沃克还创办了一些服务于土著的文化教育中心, 在积极争取土著民权益的同时, 对教育特别是土著青少年教育方面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认为只有通过文化交流, 澳大利亚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因此她通过办学活动来发展土著乃至全民教育。1970年, 她在家乡北斯特拉德步洛克岛为土著和非土著学生建立了穆嘎巴 (Moongalba) 教育营地。1993年沃克与世长辞, 享年73岁。

沃克的创作主要经历了从诗歌到儿童短篇小说创作的两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都有引人注目的代表作。沃克的主要诗作有:诗集《我们要走了》 (1964) 、《黎明在前》 (1966) 、《我的人民:凯思·沃克选集》 (1970) 、《凯思·沃克在中国》 (1988) 等。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要走了》标志着土著文学的开始。沃克作品语气辛辣而尖刻, 且常常指向白人读者, 易使人产生一种不快, 甚至反感。于此同时, 其作品也唤起土著对传统文化的追忆, 揭露了白人对土著的迫害和所带来的屈辱和痛苦, 在古老文化面临行将灭亡的同时发出了求救的呐喊。

如果说凯思·沃克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位土著诗人, 那么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位小说家则应为科林·约翰逊 (Colin Johnson) 。科林·约翰逊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多产、最富煽动性文学巨匠, 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最富影响作家之一, 其小说、诗歌、土著文体学理论多次被澳大利亚中学及大学作为教科丛书。

过去许多澳大利亚白人认为土著文学的出现标志着白人文学的传统已被打破, 土著文学与白人文学连结在一起的, 而土著作品应当是原始的, 不应该吸取白人文化。但是身为白人与黑种人混血后代的科林·约翰逊却认为:土著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 是深深扎根与澳洲土地的, 而且也是不断进步和变化的。而土著作者对拜仁文化形式的借鉴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民族性。土著作者的写作具有自己的风格, 当然也可以采用各种其他写作风格。因此, 在科林·约翰逊于1965年发表的代表土著民族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野猫掉下来了》 (Wild Cat Falling, ) 中, 便描述了一个土著青年在白人中间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故事。小说大量采用了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土著小青年出狱之后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寻找人生的艰辛, 声讨了了澳大利亚政府前同化政策的影响, 并揭露了土著人要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并获得平等的艰难之处。因此, 这部小说也被称之为是一部“政治报告”。

20世纪70年代早期还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土著诗人和剧作家:凯文·吉尔伯特和杰克·戴维斯。凯文·吉尔伯特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油画家及政治分析家, 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为全面多才的土著作家。凯文·吉尔伯特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诗集。第二部作品是关于土著季节工人的故事, 《摘樱桃工》 (The CherryPickers) 。作为一名土著, 凯文·吉尔伯特还完成了其主要政治作品《因为白人绝不会这样做》 (Becausea White Man’ll Never Do It.) 但是能称得上凯文·吉尔伯特的代表作的作品却是《黑人生活, 黑人与凯文·吉尔伯特的 对话》 (Living Black , Blacks talk to KevinGillbert) 。该书被评论为强烈碰触了白种澳大利亚人的良心的作品。

杰克·戴维斯, 土著演员、诗人, 戏剧家。从十四岁开始写作, 其第一部作品, 诗集《初生的人》 (TheFirst-born) , 直到1970年才发表 问世。第二 部诗集《Jagardoo, 澳大利亚土著诗歌》 (Jagardoo, Poems fromAborgiginal Australia) 于1978年发表。其第一部戏剧《梦想家》 (The Dreamers) 于1972年完成并在Bunbury艺术节的赞助下上演, 并在1982年珀斯艺术节上获得空前成功。第二部戏剧《家》 (Kullark) 在Playhouse剧院的赞助下上演。

总之, 许多白人认为传统已被打破, 土著作品应当是原始的, 不应该吸取白人文化。但是colin Johnson却指出:土著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 是深深扎根与澳洲土地的, 而且也是不断进步和变化的。从某种角度来看, 土著文学促进了白人文学与土著思想的连结和交流。土著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代表着自己的民族, 他们的重要任务便是将能代表其民族的材料, 主题等以文字的形式展示给世人。

参考文献

[1]Ferrier, Carole.“Aboriginal Women’s Narratives”[A], Gender, Politics and Fiction[C].Brisban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7

[2]Morrison, Toni.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 Black Writers[C]. (ed) .Mary Evans Pluto, 1985,

[3]Jones, Jennifer Anne.Aboriginal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and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M].Adelaide University, 2001.

澳大利亚文学 篇2

这些作家绝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想知道中国的一切，中国的经济，中国现在的人民生活，尤其想知道中国作家的生活，作家和出版者的关系，版权和畅销书，中国翻译了外国一些什么作品。类似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情况怎么样，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因此大家都谈得很起劲，很热烈。

著名的澳大利亚老作家，迪尔·史蒂文斯先生很客气地对我说：“你当然是熟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的，但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

我说：“很遗憾，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我读得不多。我只读过亨利·劳森的一些短篇小说，还读过柯林·梯勒和柯林斯的一些作品。”

“啊！亨利·劳森，你读过他的作品！”迪尔·史蒂文斯先生说，他兴奋起来。“他是我们澳大利亚近代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澳大利亚人民很熟悉。他是我们的先辈。可是，这位可怜的人一生很贫苦。”

席间，澳大利亚的作家、朋友，看见我们谈得很活跃，都围过来参加议论。一位作家说：“亨利·劳森是我们澳大利亚大众文学的奠基人。我读过你们中国的鲁迅作品，劳森的作品有点象鲁迅的作品。”旁边另一位作家又插进来说：“我看有些象俄国的高尔基。”

但是，另一位作家摇摇头说：“亨利·劳森的书，现在不好卖，劳森写的是过去生活，现在青年人不爱看。”他接着感慨地说：“现在青年人爱看英国、美国那些打打闹闹的、离奇的东西，纯粹是谈情说爱的东西，还有那些侦探小说。正派的作品倒不爱看。”

“不，正经的青年和读者，还是爱看正派的作品的。”又有一位作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亨利·劳森，不仅在澳大利亚著名，在世界也是赫赫有名。他生于一八六七年，逝世于一九二二年，只活了五十五岁。他诞生在格伦费尔采金地的一个帐篷里。他的父亲原籍挪威人，在十九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发生金矿热潮的时候，他于一八六六年移居澳大利亚，同一个有吉普赛血统的女人结婚。开始当金矿工人，后来经营一块贫瘠的耕地。劳森的童年，是在采金场地和丛林的牧场上度过的。他只念过三年小学，十四岁就开始奔走谋生。他小时生过一场重病，耳朵受到损伤，从小就处于半聋的状态。但他学习很刻苦，在放牧时，经常一面放牧，一面读读书。他从小喜爱文学艺术，喜欢听唱民间歌谣。他十二岁就开始学习写作，同时学小提琴和绘画。他大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在三十岁前后写的。

劳森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子过得是很苦的。他当过油漆匠、锯木工和电工，一生颠沛流离，经常失业。正是由于他接近广大劳动人民大众，所以他的作品富有人民的感情，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他笔下的人物是他从小就很熟悉的。他喜欢写丛林人。在澳大利亚丛林人就是指剪羊毛工人、放牧人、淘金者、流浪四方的季节性农业短工、垦荒的小农等。他还喜欢写城市贫民窟中受剥削受损害的工人、童工和贫民。他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和悲惨的遭遇。

十九世纪末年，澳大利亚随着采矿、造船和牧羊业的发展，经济日益兴旺，工人队伍也随着壮大。澳大利亚人民受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本国资本家的双重压迫，曾发生多次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工人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劳森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反映工人的悲苦命运，号召他们起来斗争。他的著名诗歌《澳大利亚星星》，充满着爱国的激情，表达了澳大利亚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独立，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鼓舞人民的斗志。他受到澳大利亚广大人民的热爱，被誉为“人民的诗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翻译出版了《劳森短篇小说集》。这个集子选择了劳森十二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劳森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编者说：劳森的作品是“描绘他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历史画册。劳森善于从生活中提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用简明扼要、生动准确的语言把它们如实地刻画出来。他曾说过：‘我挑选我的人物，研究他们，我不写我没有见过或经历过的东西。’”这本集子，劳森所写的人物，正是栩栩如生地反映了他同时代的苦难的人民。他描写的这些人物，就是他自己、自己的亲属、好友，这都是他们的影子，他所同情的和他所关注的人。

劳森短篇小说《他爹的伙伴》，描写一个淘金工人的悲惨境遇。这位工人汤姆·梅森，已经有六十上下，他是饱尝辛酸和失望的人，艰难的生活，使他变得很严峻。虽然他已经衰老，但是为了生计，还不得不泡在那又是泥又是水，湿漉漉、冷飕飕的道坑里辛勤劳动。

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以后，十九世纪下半期，欧洲成千上万的失业者、移民蜂涌而至，他们从大西洋彼岸，迎着千顷波涛，奔波到地球的南端，另一个新大陆——澳大利亚来。劳森笔下的汤姆·梅森，就是这样的人物。梅森在澳大利亚采金热中，他兄弟俩人，幻想着幸福的未来，乘上那万里路程的帆船，越过高高低低随风翻滚的蓝色海洋，来到憧憬着“那金光万丈、辉煌耀眼的福地”。然而梅森的幻梦破灭了，所谓金光闪闪的福地和大洋彼岸没有两样，这里也是吃人的社会。同来的弟弟因“犯法”，被警察带走了。梅森的大儿子，罪名是“持枪行劫”，也不明不白被骑警弄走。梅森的妻子，经受着苦难，儿子受审，伤心、丢脸，接着又有各种灾难，旱灾和贫穷，使她心碎，悲愤而死。而梅森的小儿子——小岛儿，他爹的小伙伴，他俩相依为命，还是在那被人丢弃的旧矿井中淘矿渣，借以糊口。而这个十一、二岁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他一面跟着他爸爸劳动，一面勤奋地学着文化。可是这可爱的小岛儿，他帮他爸爸打辘轳，因没有足够的力气，不幸被辘轳摔到井下死去了。可怜的老梅森孤苦零丁，也悲愤地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些描述，也是劳森本人的生活写照。

这个故事十分感人。当澳大利亚发生金矿热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穷苦大众，也有不少人渡过重洋，参加这个淘金热，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人。许多是被人口贩子、掮客买去、骗去的，当时被称为“卖猪仔”。这些穷苦的同胞，被困在黑洞洞的船仓里，上得岸来就为资本家卖命，一辈子泡在泥水里，为他人淘金，淘尽了自己的血汗，淘尽了自己的年华。劳森的《他爹的伙伴》，也是苦难华侨的写照。当我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在悉尼海边散步，一位佝偻的老者，年上七旬，扶着一枝拐杖，坐在海边的石头上。我看去知道他是华侨，就走上前去和他说话，他说他就是来自中国的“金沙客”，他一生为他人做工，没有留下一个子儿，现在靠他女儿供养。他的女儿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工作，女儿也有好几个孩子，生活也是满艰难的。这位穷苦的华侨，满面皱纹和生着斑斑点点的老年斑，他昔年淘金受残的双手，现在不断地在颤抖着。这个苦难华侨的形象，使我联想起劳森的《他爹的伙伴》。

劳森精心刻绘了童工的形象，他对他们表示了无限的怜惜和同情。澳大利亚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量地使用童工。劳森的《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和《吊唁》，是他在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作。

《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描写一个十一岁的童工阿维，在格兰德兄弟工厂做工。阿维是每天早上六点上工的，但他害怕迟到受罚，早上四点就到工厂的门口。这位可怜的阿维，父亲早已去世，他痛惜母亲给人家洗了一整天的衣服，早上醒来时不想叫醒母亲问是什么时候，早早就到工厂去。可是，小小年纪经不起工作的劳累和困倦，就在工厂门口的台阶上睡熟了。后来阿维虽然有了闹钟，但也总是生怕闹钟不准，生怕铃铛有毛病，为了帮助他妈妈，为了糊口，还不得不早早起来。作者的刻画，感人至深。

《吊唁》，可以说是《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的续篇。《吊唁》中描写阿维在工厂中长期受折磨，不幸就在贫穷中无医无药，病死去了。阿维的小朋友，另一个童工十二、三岁的比尔来看望他，却碰着这样突然的噩耗，他悲痛至极。这位小比尔和小阿维，本是同病相怜，也是死了爸爸，妈妈也是给人家擦地板、洗衣服，小比尔也是在格兰德兄弟工厂里做工。小阿维的妈妈叹息道：“我要是早知道了，我宁可饿死，也不会放我可怜的孩子到这种地方去给人折腾死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活，为了不挨饿。作者描绘的，不光是小阿维、小比尔两个童工的形象，而是描写千百个童工的典型。他描写的不光是澳大利亚童工的形象，而是代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童工的形象。

劳森对澳大利亚辛劳的妇女们，无比同情。他撰写了许多歌颂劳苦妇女的小说和散文。他在小说中，对妇女的形象刻绘入微，并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他的代表作《赶羊人的妻子》，描写一个贫穷勇敢的妇女形象。她的丈夫是一个牧羊工人，为牧场主赶着羊群出门有半年了。她和四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她住的地方，四面八方都是丛林。袋鼠到处出没。但是可怕的是毒蛇，一天夜里毒蛇已钻入她的屋里。这位慈祥的妈妈，为了孩子，伴着蜡烛，守了一整夜，最后她和她那可爱的小狗才把毒蛇拖了出来，把它打死。作者描述她和疯牛作斗争，疯牛把她和她孩子困在屋里，困了一整天。后来她勇敢地拿起猎枪，装上子弹，从墙板的裂缝中把疯牛射死。作者描述她在倾盆大雨中和洪水搏斗，在茫茫丛林中和野火搏斗。作者还描写她和流氓斗争，无业游民知道她家没有男人，想在她家里过夜，但是却被这位正直的妇女撵了出去。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塑造了一个刚毅、勇敢、精明和能干的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妇女形象。

劳森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他的短篇小说《把帽子传一传》，是他思想的代表作。这篇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作品描写一个劳苦的丛林人，他叫鲍伯·布乐泽斯，大家也叫他“大高个”、“长颈鹿”。这位鲍伯当过牧羊人、剪羊毛工人和做过各种短工，他是一个善良的纯朴的人，他无家可归，没有老婆孩子，是一个单身汉。他喜欢替劳累的丛林妇女挑挑水，砍砍柴。他可以“不动肝火地把一个流氓揍上一顿”。孩子发生纠纷，总是喜欢找他来判决，他们打架，也找他当裁判。他经常戴着一顶棕榈帽，谁有困难，就请大家凑点钱，帮助贫穷的苦难者。他为穷困病倒的阿富汗人募捐，为砸伤了腿的架桥的德国工人捐献，为拿不起车钱的抱着生病孩子的妇女凑钱。这位善良的“长颈鹿”，碰着谁有不可抗拒的困难，他就脱下那顶棕榈帽子，自己掏出腰包，先投下一些钱，接着就把这顶帽子传一传，最后把这些钱收集起来，献给受难者。所以丛林人也常常把他叫做“把帽子传一传”。这个动人的形象，反映了澳大利亚丛林人正直、勤劳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是的，这位伟大作家劳森，他的思想还是受着时代的局限，他杰出的作品《把帽子传一传》，不失为人民喜爱的一篇作品，他为穷苦人民呼喊，同情他们的苦难，号召人们来帮助他们，甚至帮助来自外国的难友，但是他究竟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在他的《把帽子传一传》，篇章的开头有一首诗，这样写着：

“丛林圣书上有一条十分简单，

笨蛋看了也一目了然：

‘别人有困难，你要把帽子传一传，

管他从前是绅士还是囚犯。’”

这首诗充分说明他的思想境地。

劳森的作品，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他精心于人物的刻绘，尤其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文字，不轻易多费笔墨，其笔法简练、有力。他不多描写风景，只是有时为了增加环境的气氛，加强人物的境遇，轻轻写上几笔。例如《他爹的伙伴》，在文字开始，这样写上几句：“金谷是个凄凉的地方，即使在废弃的金矿当中也是最凄凉的。那受尽折磨、遍地伤痕的可怜原野，似乎默默地哀求四周丛林把它遮盖。……”这些简洁的描绘，衬托了作品的主人公汤姆·梅森一家悲惨的境遇。其他的作品，也是同样短短几笔的描绘，着眼于加强丛林生活的气息，不浪费笔墨。

澳大利亚文学 篇3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 人类与自然有机相连, 地球母亲给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养料和精神养料。正如麦茜特所言, “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 人类为了生存, 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持续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联系中。” (卡罗临·麦茜特, 1999:1) 那时, 未曾“去魅”的大自然母亲和养育后代的女性都受到尊崇。16、17世纪, 欧洲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波澜壮阔地进行, 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卡罗琳·麦茜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常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掠夺, 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 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 (卡罗琳·麦茜特, 1999:前沿, 第3页) 西方开始进入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开始对自然疯狂地征战, 和对他国残酷地掠夺。“当自然遭逢劫掠时, 女性也受到奴役, 艺术也将走向衰微。” (鲁枢元, 2000:91)

以反对男权压迫、争取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争取选举权和实现男女平等的斗争阶段后, 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 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于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提出, 其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我国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指出“女权主义运动已进入它的生态学时代。” (鲁枢元, 2000:91) 美国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也认为“今天在一些地方人们似乎越发得到了这么一种印象, 即女性主义研究正在退潮。然而在文学——环境研究中, 它却保持着以往的活力, 而且水平日益提高。” (王诺、宋丽丽、韦清奇, 2006:20) 当今, 具有生态意识的女性作家已开始将目光从对女性自身解放的关注转向对遭受人类活动无情破坏的地球母亲的关注, 以及对其他处于“他者”地位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散发着熠熠的生态伦理关怀光辉, 正如金莉所言“生态女性主义者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 把人 (包括男人和女性) 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 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 (金莉, 2004 (5) :57-64)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在重修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重振艺术、调整柔化具有攻击性的男性观念行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些中国的男性生态文艺学家和生态美学家对此深表赞同。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 一切过错, 一切邪恶, 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后果。” (鲁枢元, 2000:93) 。他还强调女性、自然、艺术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女人, 大地母亲盖娅, 文艺女神缪斯, 圣神的女性三位一体, 这是我们生存天地中至为重要的另一极, 忽略了这一极的存在, 任何‘生态平衡’都将无从谈起。” (鲁枢元, 2000:95) 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也谈到“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 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 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 所以, 可以说, 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曾繁仁, 2012:273) 女性作家的生态写作在人类反思理性工具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跨入生态文明的今天,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生态性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具有显著的生态特性。综观澳大利亚女性文学, 会发现很多女性作家作品不仅关注自然环境、女性自身的解放,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 追求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和谐, 还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历史, 去探讨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基于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存在”问题, 并对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群体和文化给予相当的关注, 充分体现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和生态女性主义所具有的生态伦理关怀精神。除此之外, 很多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作品还特别关注女性 (作为一种存在) 对精神生态 (或文化生态) 的思考和追求。因此, 可以说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极具生态特性, 远远超出了浅层次的自然描写, 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广度和思想深度。在环境恶化、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加剧的今天, 澳大利亚女性生态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在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 (男人与女人、不同族群的人) 之间和人的自身存在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生态趋向性”。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澳大利亚从最初作为罪犯流放地, 到后来实行白澳政策, 以及最终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殊社会发展历史和多元的民族构成密切相关。

1) 人与自然之关系

在1788年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前, 土著人已在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 他们天生天养, 与自然浑然一体, 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然而, 殖民者的到来, 打破了这一切。面对陌生荒凉的自然, 工具理性思想支配的殖民者, 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工具, 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征战, 大肆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疯狂地淘金开矿, 造成了水土的流失、自然环境的恶化。二战后, 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也给自然环境, 尤其是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庆幸的是, 这种对自然的不计后果的改造掠夺行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了重视, 澳政府和公众开始重视对自然的保护, 并实施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 人与人之关系

首先, 看白人与土著人的关系。持“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欧洲殖民者闯入澳洲这片土著人与自然有机相连的土地后, 开始对“原始落后”的土著人实行了残酷的屠杀驱赶灭绝政策和思想上的同化政策, 并将混血土著孩子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 施以白人的教育, 进行同化, 造成了悲惨的“被偷走的一代”。这给无数土著妇女儿童造成了难以抹去的永久伤痕。土著女性与大地母亲的有机相连被破坏, 而且还会遭受白人男性的歧视蹂躏, 并承受母子骨肉分离的撕裂之痛。

其次, 看盎格鲁-凯尔特裔白人与其他有色移民的关系。自澳大利亚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的70多年里, “白澳政策”一直被奉为基本国策。很长一段时间里, 移民主要来自英伦三岛, 也包括后来的欧洲白人, 但亚洲黄种人长期以来遭到排斥和歧视。随着社会的发展, 澳大利亚民族构成愈加复杂多样, 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政策, 于1973年废除了奉行已久的“白澳政策”, 开始实行各民族及其文化相互理解尊重、彼此包容、共同发展繁荣的“多元文化”政策。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采取积极的土著政策, 正视历史, 倾听土著人的呼声。至此, 澳大利亚社会的族群关系在国家政策法规层面上, 已体现出平等、尊重、共存的生态特性。

再次, 看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澳大利亚早期社会是男权主导的社会, 女性遭受男权压迫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缺乏独立自主。澳大利亚女性很早就开始通过书写, 挑战“男权中心”, 追求女性的自由独立和男女平等。20世纪的六七年代,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到来, 迎来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到八九十年代, 女性创作一度独占鳌头。在两性观上,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从最初的激进之态转为后期的理性和解, 体现出两性平等共存的生态智慧。

3) 人自身之存在

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女性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内部家庭环境和女性的精神追求的关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作品塑造了不少关注自然环境, 反抗男权束缚, 追求自由独立, 重视精神追求和文化追求的女性人物形象, 反映出女性对自由独立存在和精神生态的向往。

下文将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下, 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土著女性作家、白人女性作家、移民女性作家、女诗人和女性儿童文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 进行文本论证, 以进一步揭示澳大利亚性文学的生态性。

1) 土著女性作家

萨利·摩根 (Sally Morgan, 1951-) 的《我的位置》 (My Place, 1987) 是一部寻找土著文化传统, 昭示现代白人文明对土著文化带来威胁的自传体小说。作品中不仅有大量关于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生活的生态和谐景象的描写, 更有对“被偷走的一代”所遭受的母子分离、文化无根的精神伤痛和尴尬社会处境的描写。重现了土著人的苦难史, 被视为土著寻根文学的开山之作。

凯思·沃克 (Kath Walker, 1920-1993) , 作为土著文化和权益的维护者、土著女性作家, 更是以战斗者的姿态, 大声疾呼争取土著权利、保护土著文化、重视自己民族生活方式的价值, 宣扬土著人自身的文化自豪感, 歌颂怀念土著人曾经享有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原生态存在。她写了大量的诗歌、短篇小说、论文、演说和儿童读物。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要走了》 (We Are Going, 1964) 被视为土著文学开始的标志。她被视为土著文学的先驱。正如她所言“土著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 书面的声音”。土著人及其文化的存在不容忽视。

2) 白人女性作家

迈尔斯·弗兰克林 (Miles Franklin, 1879-1954) , 一位具有强烈女权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女性作家。凭借《我的光辉生涯》 (My Brilliant Career, 1901) 奠定了她在澳大利亚文坛的重要地位。该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作品中塑造的西拉比·梅尔文丛林少女形象, 更是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 被认为是“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黄源深, 2006:82) 。西比拉不仅挑战强大男权社会传统, 追求自由独立, 更重要的是她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只满足于吃和睡的两种状态, 还有着对艺术的渴求。西比拉是一位农牧业时期追求女性自由解放和精神生态的新女性人物形象。弗兰克林已不同于亨利·劳森着力对与自然斗阵的丛林生活、伙伴情谊的外部写实主义描写, 开始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反映精神上的苦闷和求索。她和她的作品对后来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发展起重要的铺垫作用。

在澳大利亚文学从民族化转向国际化时期, 作家们不再局限于反映澳洲特色的写实主义描写, 已开始了对人类普遍问题的反映, 尤其是精神和内心的探索,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就是这样的作家。伊丽莎白·哈罗 (Elizabeth Harrower, 1928—) 便是属于怀特派的战后工业社会里的一位重要女性作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澳大利亚战后社会, 工商业蓬勃发展, 工业生产的兴盛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 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和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伊丽莎白·哈罗的《遥远的展望》 (The Long Prospect, 1958) 包涵了非常深刻的生态思想, 不仅有大量关于工业生产对人居环境破坏的描写, 还有对人际关系、两性关系、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等深层次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小说讲述了生活于非生态的居住环境和非生态的人文环境中的小女孩艾米莉对生态自然、生态人际和生态精神空间的向往。作者对女孩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生态伦理关怀, 批判了浅俗的成人们沉浸于物质和消费文化的享乐, 而轻视精神追求的现象, 对未来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

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 澳大利亚迎来了女性文学的繁荣。海伦·加纳 (Helen Garner, 1942—) 的《毒瘾难解》 (Monkey Grip, 1977) 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 (Elizabeth Webby, 2003:198) , 一部“将会改变女性生活的书” (Elizabeth Webby, 2003:199) 。“她的作品多聚焦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形式, 以及女性对性、爱、母亲身份、独立的需求与家庭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协调。” (Elizabeth Webby, 2003:199) 《孩子们的巴赫》 (The Children’s Bach, 1984) 讲述了生活在为男权文化氛围所笼罩的家庭环境中的妻子兼母亲的雅典娜, 厌倦了一层不变的隔绝生活, 接近艺术、渴望自由, 冲破家庭的束缚, 飞向外面的世界, 后来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作品中不乏大量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 更有对雅典娜默默地反抗男权中心的内心的描写。雅典娜的“回归家庭”体现了女性追求自由解放而又不忘履行责任义务, 也反映了女性骨子里的家园意识。

白人女性作家不仅关心白人女性自身, 还关注土著人的历史、土著人的生活以及土著女性的生存状态。

埃莉诺·达克 (Eleanor Dark, 1901-1985) 的历史小说《永恒的大地》 (The Timeless Land, 1941) , 是另一较为全满客观地反映土著人生活和习俗的作品。小说建立在大量翔实的历史史料之上, 被称为“小说化了的历史” (向晓红, 2011:115) 。小说描述了1788年-1792年首批英国定居者踏上澳大利亚最初五年的艰辛生活。小说末尾描写了被带到英国接受教化的土著人班尼朗在与总督菲利普归国的途中, 在船上喝着酒的同时, 却无可奈何地摇头感叹“我已忘记了和睦相处的生活。”淳朴的土著原始生活形态与白人现代文明生活形态在这片土地上难以相融。在《永恒的大地》的序言中, 埃莉诺·达克谈到“我深信我们的‘进步’十有八九是技术上的完善精致所致, 相对于生活艺术而言, 不管土著人多么缺乏技术, 他们的生活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她还谈到“‘生活、自由、对幸福的追求’, 对我们而言, 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字眼, 是对遥远目标的描述, 然而, 对土著人而言, 这些词只是对他们理所当然的生存状态的总结。” (埃莉诺·达克, 1941:“序言”第8页)

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 (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 1883-1969) 的《库娜图》 (Coonardoo, 1929) 被认为是“第一部如此全面地刻画一个土著黑人的澳大利亚小说。” (黄源深, 2006:85) 。作品反映了土著女性遭受白人男性的“男权中心”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情感和身体的双重无形控制。同时也赞美了土著女性库娜图的勤劳、善良、淳朴和原生态, 以及与象征大自然的牧场的心灵相通和有机相联的女性特质。这与白人牧场主的偏见、自私、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 华裔移民女性作家

20世纪70年代, 白澳政策被废除, 多元文化政策开始实施, 亚裔移民数量激增, 特别是华裔。亚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澳大利亚文坛虽较欧洲裔作家起步晚, 但也表现出相当的发展势头, 如华裔诗人欧阳煜 (Ouyang Yu, 1955—) 来自香港的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 (Brain Castro, 1950—) 、年轻的柬埔寨华裔女作家爱丽丝·彭 (Alice Pung, 1981—) 。爱丽丝·彭的自传《璞玉》 (Unpolished Gem, 2006) 讲述了自己作为处于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地位的“他者”华裔移民女性, 在白人主流文化和自身文化双重文化背景中从孩童到少女的成长, 以及其间所遭受的文化身份困扰。她在双重文化视角下对移民群体 (特别是亚裔移民女性) 的存在状态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洞察, 展示了作者在平衡两种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现代年轻移民女性的睿智, 以及在追求女性独立自由的存在时的执着。作品语言清新、幽默、犀利。当代的华裔移民女性, 与其父辈相比, 更看重自我实现、女性的精神 (文化) 生态, 而不是一味的奉献自我、牺牲自我。

4) 女诗人和儿童女作家

女性天生地亲近自然, 女诗人更是自然中的精灵, 舒展“爱”的翅膀, 在自然的天宇中自由飞翔, 抚慰心灵的伤痛, 播种美好和希望, 颂扬和平, 怒斥战争。朱迪丝·赖特 (Judith Wright, 1915-2000) 就是这样一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诗坛巨匠。20世纪六年代起, 她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1970年当选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 1993年被授予女皇诗歌金奖, 是澳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个诗人。她写了众多反映澳大利亚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现实, 以及歌颂自然、倡导和平的生态诗, 如诗集《流动的形象》 (The Moving Image, 1946) 、《女人对于男人》 (Woman to Man, 1949) 《鸟儿》 (Birds, 1962) 等等。她的诗用“爱”编织。“爱”构成了她的诗歌的灵魂:爱自然、爱同胞、爱和平, 爱天下万物。

华兹华斯认为天真的孩子、襁褓中的婴儿由于没有受过“庄严思想”的熏陶, 更多地葆有“圣神的灵性”, 因此要比成年人、尊长者更容易领悟宇宙间“不朽的信息”, 更接近自然中“真实的生命”。 (鲁枢元, 2006:33) 女性与自然天然地亲近, 纯真的儿童更是如此。澳大利亚有不少优秀的关爱自然、关爱儿童的女性儿童文学作家, 如帕特里夏·赖特森 (Patricia Wrightson, 1921—) , 她的《古老的魔法》 (An Older Kind of Magic, 1972) 被认为“为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开辟了一条富有吸引力的新途径。” (黄源深、白静远, 2006:169) , 小说以环保为题材, 将历史与现状、神话与真实、重大现实题材和富有情趣的儿童故事表现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澳大利亚人热爱自然、重视环保, 儿童很早就开始接受环保教育, 有很强的环保意识, 他们珍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机相联。

3 结束语

在澳大利亚这片独特美丽的土地上, 澳大利亚女性和女性作家早已开始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之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探讨, 已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存在智慧和生态写作艺术。该文沿着澳大利亚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下, 对蕴涵生态思想的、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女性作家作品做了一个大致介绍, 揭示出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所具有的鲜明而又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该文旨在抛砖引玉, 为以后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女性生态文学做一个前期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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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学 篇4

1 生态女性主义简介

在1974 年, 法国著名学者埃奥博尼第一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观点, 她说受到压迫的妇女和自然的关系是有与生俱来的关联, 广大妇女必须组织一次生态的运动, 重新认识和自然的关联。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做出了非常激烈的批判, 目的就是要强化和重视女性文化的重要性, 这样才会真正的解放女性和认识自然。

勃朗特的文学作品《呼啸山庄》创作的时间就是在英国维多利亚统治时期, 当时的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观点并没有出现, 不过关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却已经有了很大的前奏。对于女性生态主义的研究方向是文学和女性, 文学作品也是关注到受到压迫的这个庞大的群体。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用文学的力量去呼唤广大的女性对命运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

2 解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蕴 (以《呼啸山庄》为例)

2.1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没有主宰性质的

人类的自我中心论者常常是把人类当作宇宙万物的主宰, 鼓吹只有人的需求是最关键的, 所以全部的活动都要以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康德, 康德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目的的思想存在。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在康德之后也提出人是自然的主人, 人比其他的动物要优先。但是随着世界环境持续的恶化, 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已经警醒了人们, 人们也对环境的保护进行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 逐渐有人开始关注到人和自然的的关系是紧紧相连和互利互惠的。生态女性主义宣传爱护和关心, 它强调的是女性和男性还有自然都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2.2 自然给了人们心灵寄托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宣传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无主宰的关系, 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的相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把自然当作是给予人心灵寄托的来源。勃朗特是一位在文学素养上极高的作家, 同时她还是有着生态女性主义观点的作家, 勃朗特使用了非常多的生动的笔触表现了自然和人的关系, 和谐共处。在书中凯瑟琳为了希思克利夫出走变得非常悲痛的时候, 作者是以暴风骤雨的态势表达了他的悲伤痛恨。当林顿失去妻子悲痛万分的时候, 作者非常自然的以空旷的荒野对他进行了安慰, 将他的灵魂也细细的抚慰。凯瑟琳还有希斯克利夫是荒原的弟弟妹妹, 因为受到辛德雷野蛮的虐待, 他们最大的乐趣是早上走到荒原中去待一天。在凯瑟琳的内心里, 天堂和呼啸山庄的样子是一样的, 因此她非常的渴望回到那个荒原, 因为在荒原她即使是哭也是高兴的。

作者对凯瑟琳的内心进行了寄托外, 也安慰了希斯克利夫的内心。当希斯克利夫遭到了辛德雷的侮辱, 他非常的伤心, 第二天带着怨气去了荒原。经过了回归自然, 希斯克利夫得到了彻底的疗伤, 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凯瑟琳死后, 林顿非常的伤心, 不但辞了自己的工作, 从此也变得非常沉默。在勃朗特笔下的《呼啸山庄》里, 类似像心灵和自然有机结合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数。像一位作家在1850 年为再版的《呼啸山庄》写序写的一样, 她说《呼啸山庄》充满了很浓的村里气味, 就是因为它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土生土长, 在荒原中长大的孩子。所以, 《呼啸山庄》逐渐变成了朴素的、反人类中心的道德观, 把人和自然的无主宰性意识表达的恰到好处。

2.3 自然是女性重要的朋友

女性与自然的关联在生态的女性主义来说是亲近的, 因为女性是孕育生命的物种, 生产是人高级生命发展的本源, 生生不息与自然的生态循环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可以说, 女性和自然是有着特殊的周期存在。所以自然是人类的伙伴, 尤其是女性最要好的朋友。

《呼啸山庄》里, 勃朗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女性与自然在男权世界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凯瑟琳嫁到山庄以后, 希斯克利夫对林顿家非常的怨恨。希斯克利夫说希望可以将她家的所有人全部吊死, 我们可以看到, 伊莎贝拉是非常的不幸。这样的不幸最终是在希斯克利夫的阴谋中和伊莎贝拉的单纯里跃升到了顶峰, 伊莎贝拉决定和希斯克利夫结婚, 永远的在一起。有谁可以知道, 希斯克利夫却一直的侮辱她, 伊莎贝拉说希斯克利夫是一个怪物。这个时期有一个狗出现, 在她不能下咽呼啸山庄简陋食物的时候获得了它一点帮助。当恩肖回来, 为难她和勒秀儿的时候, 伊莎贝拉走掉了, 勒秀儿没有走开, 伊莎贝拉也显不出对勒秀儿的同情。

总之,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里表现的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女性和自然需要互相的依存, 一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控制, 这些新鲜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进步的。

2.4 想和现实应该是和谐共存的

经过了对《呼啸山庄》里的人物形象的详细解析, 我们可以看到勃朗特想要对大家表现的是一个人和自然, 男性和女性自由和谐的状态, 对现实还有理想的追求。正因为这样, 这个故事的结尾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终于找到了幸福家园, 哈里顿还有小凯瑟琳最终实现平等的爱情, 呼啸山庄与眉山庄才获得了和谐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说, 勃朗特在《呼啸山庄》里非常深刻的表现了一个理想状态的男性、女性还有自然的关系的建立想法。尤其是哈里顿还有凯瑟琳的相爱, 不管是在哪个方面来看, 都是深深的体现了爱情的真善美。从哈里顿与凯瑟琳构建的爱的家园可以看到, 它是人和自然还有和文明的良好结合, 他们从呼啸山庄搬到眉山庄这件事情上更可以看到非常深刻的含义: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和善良的人类性格进行了良好的结合, 这就是文明的大力体现。人类的文明只有平稳的扎根在非常自然的土地, 和谐的共处, 一起发展, 这个社会才可以有勃勃的生机。

3 结语

在20 世纪70 年代定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的联合生态学和政治的一种社会运动, 它是向男权社会发起的非常激烈的一次进攻。尽管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不是特别早, 不过这并不影响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解放运动还有生态运动中生态意蕴的表达和诉求。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一部非常有生态意蕴的文学作品, 它用很多鲜活的女性形象, 生动的表现了大部分的女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男权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些人物形象中, 像是屈服悲惨而又勇敢的逃离男性掌握的伊莎贝拉, 桀骜不驯、拥有独立性格的凯瑟琳, 还有聪明乖巧、勇于探究真理的小凯瑟琳,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男性、女性还有自然关系的建立。到现在为止, 生态问题还有女性的歧视现象在很多国家依然存在, 所以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里的生态意蕴, 用它的成果来推进生态女性主义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就变得非常重要和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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