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与工程论文

关键词： 金融 科学 系统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系统科学与工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要完成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就必须从人类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系统和谐论”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之一，而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系统和谐论”的实践空间。

第一篇：系统科学与工程论文

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与比较

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始，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能够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是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但当前相关研究存在理论归属混乱、理论研究不系统等不足，因此，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框架以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

关键词：系统科学;金融系统;理论创新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各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各金融理论的适用范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认知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探寻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有序发展的方法，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断革新，深受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影响。从当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来看，现代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资产组合理论等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对金融系统的实证检验证明，其假设基础具有局限性，不能对如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金融现象作有效解释[1]。此后，行为金融理论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范式，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并解释了部分“异常”金融现象，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受到现代金融理论支持者的质疑。实际上，这两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都已经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相关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为研究任务，是一种全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代表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科学范式下金融理论与应用”(项目批准号：11BJY1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90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049023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09H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1969-)，男，北京大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孟涛、刘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梳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简称系统金融理论)框架，阐明了其理论基础、核心思想观点和体系结构，并将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与系统金融理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的优越性。

二、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一般属性和运动规律，研究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有序和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系统科学不仅将揭示这些规律作为其基本任务，还要以揭示的系统规律认识系统，并在认识系统的基础上控制系统。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属于一种方法论学科，可以作为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提供金融理论研究技术、方法。

通过对当前系统科学理论的梳理和综合，可以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当前系统科学理论划分为非线性科学(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混沌论、突变论、协同论等)、复杂性科学(包括CAS理论等)系统动力学等三大组成部分[2]。为清晰的了解当前系统科学在金融研究中的进展情况，下面将按照上述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文献梳理。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1. 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George C.Philippatos和Charles J.Wilson(1972)最早将熵作为风险的度量。他们用熵函数代替方差，来计算最优投资组合系数，建立了对非正态的概率分布同样适用的均值一熵模型代替均值一方差模型。Gulko L.(2002)将最大熵原理和无套利资产的定价相结合，分析了熵在资本定价市场中的经济学意义[3]。

国内主要有：雷华(1996)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系统现状，指出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通过系统负熵流的输入和涨落机制的作用，改善系统自组织功能，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李华、何东华、李兴斯(2003)等则改进了马可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提出用熵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建立了新的证券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张世晓，王国华(20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运用“金融熵”指标建立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分析了武汉市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及演化机制[4]。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ters(1991)运用R/S分析方法检验了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市场的分形特征[5]。Ghashghaie等(1996)对美元/马克的汇率数据的标度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汇率变化的概率密度与两点间的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进而认为在外汇市场中也存在信息级联，必须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汇率的变化。Lux和Marches(1999)、Ausloos(2000)则利用DFA方法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外汇、证券市场的标度不变性，证实了分型特征在当今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国内主要有：胡雪明、宋学峰和王新宇(2003)利用DFA方法计算了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标度指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标度区域，上证指数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深成指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沪深股指在中短期显示出状态持续性，长期表现出状态反持续性。曹广喜(2007)利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均证明了我国股市的长期记忆性的存在。徐文坤，张卫国(2011)进行了金融时间序列分形维参数方法估计方法的比较，认为Whittle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并对沪深市场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应用。

3.混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Day R.(198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混沌性，单一的货币政策非一般或非正常操作能够导致整个系统行为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和整体涌现性。M.A.Torkamani(2007)研究表明：可以用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进出口等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认为某些非线性因素导致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6]。

国内主要有：李玉锁，齐中英(2006)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对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Kolmogorov熵值，认为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具有混沌特性，从而不可能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做出长期预测[7]。唐雨丁(2010)运用混沌理论和分形市场理论，探讨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汇率波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汇率的记忆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4.突变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rron(1989) 把突变点作为外生给定,运用结构性突变单位根检验, 对美国经济变量作结构性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趋势稳定。Oskooee、BrookS(2006)使用结构突变技术考查了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传统购买力平价。

国内主要有：南旭光，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评价中，并且构筑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定义了金融脆弱度。刘磊(2009)采用突变级数法对贵州省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得出了经济较差的农村生态环境水平普遍较低，但经济好的地区不一定高且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马太效应。贺凤羊，刘建平(2010)从结构突变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进行了内生结构变动的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的数据生成为两次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一阶单整过程[8]。

5.协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Fields等人(2007)研究了美国等几个国家银行保险业并购中的协同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效应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购双方的地理位置显著相关[9]。Chakraborty等人(2008)应用协同理论研究了并购中反收购、金色降落伞和讨价还价问题，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实施反收购行为不一定总是最优行为。

国内主要有：鲍丹(2008)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要素协同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序参量。罗嘉(2010)将协同学引入金融监管的研究中，运用开放系统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系统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宏观上处于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10]。黄先可，张伟(2011)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应当创造条件使系统进行协同运动，及时、有效地引导序参量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金融创新。

(二)复杂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复杂性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1993年，圣菲研究所的阿瑟、霍兰、勒巴伦、帕默和泰勒等人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模型研究，它不但可以产生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预期均衡的结果，包容经典理论，而且也能够显现出主体与系统的协同进化及复杂度加深等复杂适应系统的性质， 结果也表现出与真实数据相似的统计特征，这种方法逐渐发展为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学。Tesaftsion(1998，2001)建立了一个多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用于分析市场结构、雇佣关系、工作行为和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主要有：刘洪(2004)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部分绩优公司与停牌或已经退市公司在管理活动、R&D、市场营销、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企业形象6个方面的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和变形性6个复杂性指标的分析与比较，验证了公司成长与复杂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和沿着复杂性增长路径发展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应尚军等(2005)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股票巾场仿真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巾场的复杂性特征，考察了投资者从众行为这一投资心理与巾场复杂性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11]。石丹(2008)指出金融创新系统具有聚集(aggregation)特性，系统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组成的聚集体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比如涉及多个创新领域的金融集团，比如金融中介与研究机构联盟，比如拥有固定客户群体的创新网络联盟等。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SD)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研究解决复杂动态反馈性系统问题的仿真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De Long等人(1990)明确提出了正反馈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由理性交易者、理性投机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这三类交易者在证券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博弈模型。Ozdenoren和Yuan(2008) 从正反馈交易行为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来影响公司现金流的角度研究正反馈交易对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是强烈的正反馈交易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12]。Alessandro Vaglio(2010)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复杂性以及人口“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表示为一种过程，外生地产生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劳动分工并使社会机构更复杂[13]。

国内主要有：巴曙松与栾雪剑(2009)应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模拟模型，对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下的经济周期发展进行模拟，得出了对比数据，得出了一些对政策组合效果的评价结论，并据此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14]。罗天勇(2009)把经济运行系统作为货币动力学系统来研究，通过定义货币流通速度，推导出货币运动的数学物理模型。据此提出应控制货币总量，确保货币供给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高能运行，达到国家输出价值观的目标。李敏(2010)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应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性[15]。

(四)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的应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注重进行数量技术层面的实证分析，但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范式看做是物理学、统计学以及热力学等其他具体科学研究范式。因此，这种研究存在范式归属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理论。

由于我国较早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因而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优越性，认识到混沌、分形、协同等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金融问题，在范式归属上也同国外学者一样，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归于物理学、信息论的研究范式。

综上，国内外已经开始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还不系统，理论范式归属还不清晰，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此，建立较为完善的系统金融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的概念的界定

构建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对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概念予以界定。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以下简称系统金融理论)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指导，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结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优化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研究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金融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以及金融有序与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实证/实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金融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复杂性建模和仿真，深刻认识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律，并据此提出预测与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创新、设计和实施金融管理政策等优化与控制的方法和技术，力求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全面认知、优化与控制。

(二)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

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要素围绕着资金的流动、集中和分配聚集而成的具有跨时期资源配置功能的整体，包括连接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三)系统金融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系统金融理论认为，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因此，应当将金融问题放回到复杂的金融系统及其环境中，应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有：

1.金融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混沌、分形、协同、突变等非线性机制。金融系统的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也是其演化的动力源泉;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并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呈现出混沌状态;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因而具有相空间的分形结构;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必然通过协同作用走向高级有序态;而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

2.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样性、非线性、流、聚集、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性和机制，系统组分、子系统具有自适应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演化。基于自适应主体(Agent)的复杂系统建模技术，可以研究金融系统从微观行为到宏观行为的演进规律

3.金融系统具有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是动力学系统。金融系统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正负反馈作用。金融系统的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参与者等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反馈环路。

(四)系统金融理论的框架体系及主要内容

依据当前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划分的，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相对应，可以将系统金融理论体系划分为非线性金融理论、复杂性金融理论、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三大部分[16][17]。

1.非线性金融理论主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系统的的耗散、混沌、分形、协同等非线性特征，并研究如何应用非线性建模仿真技术对多目标交互行为进行优化、控制，主要内容包括：

(1)耗散结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与金融熵运动的规律。金融系统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因此要：分析系统的开放性及其与环境的熵流交换;分析金融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熵值耗散;建立金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研究、评价系统，进而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调控。

(2)混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混沌性与混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呈现出混沌状态，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计算其李雅普诺夫指数、关联维等，研究金融系统走向复杂性的时间演化的非周期性等特征;应用混沌模糊逻辑控制方法(T-S模型)对金融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与控制。

(3)分形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分形特征与基于分形测度金融系统控制策略。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即相空间的分形结构。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空间分形结构;研究金融系统中金融信息传导的时滞性，对相关指标进行R/S分析;应用相空间重构技术重构系统相空间，研究金融系统的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采用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实施控制。

(4)协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协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此时可以用协同金融理论来研究支配子系统协同作用的原理。因此要：研究不同开放条件下的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研究金融系统的序参量的产生条件及作用;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控制参数与控制系数。

(5)突变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与突变控制策略。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可以用突变金融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行为，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产生突变的条件和基础;研究金融系统突变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找到相关控制参量。

2.复杂性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金融理论，非线性自组织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非线性金融理论部分进行研究)、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金融理论和综合集成金融理论等。主要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特性及机制(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运用模糊认知图、复杂适应性系统的MAS建模仿真和复杂网络建模仿真等复杂性技术手段构建多Agent模型，采用Swarm等复杂性仿真平台研究各子系统间的交互协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流、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征和机制;分析系统的层次性，识别系统中各类自适应主体Agent，从而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认知。

(2)研究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仿真模型。研究金融系统的消费类、投资类、监管类、决策类、金融类等Agent主体的Agent属性集、Agent货币政策交互事件表、Agent货币策交互规则库;应用Multi-Agent建模技术(简称MAS建模技术)、模糊认知图(Fuzzy Cognitive Map ，FCM)、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等建模仿真原理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系统仿真模型。应用大型复杂仿真系统的VV&A技术(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仿真监控技术)体系优化仿真模型，调整各Agent主体交互规则，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优化措施。

(3)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协调控制策略，研究使金融系统多目标协调运作的控制环路。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性，会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当运用复杂适应性理论构建Agent模型，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技术的协调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3.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的主要包括：系统反馈金融理论和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金融理论。主要采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研究金融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分析研究金融系统的正负反馈、作用平台和关键点，探寻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通过仿真预测来预测金融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18]。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结构，划分子系统;深入研究系统的构成因素，并对变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研究反馈回路的正负极性。

(2)研究金融系统的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建立金融系统的相关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建立金融系统的流图以及流图中各变量间的方程;应用Vensim仿真平台对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交互行为进行仿真和预测。

(3)研究相关参数的调节和控制，分析金融系统对不同参数(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敏感度;研究最优的参数调控(包括参数的选取和数值确定)，最终实现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的三大部分，虽然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彼此间有着相互联系，见图2：

因此，应用系统金融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时， 不仅仅要注重某一理论的应用，还应当看到各理论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研究范围，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因此，系统金融理论本身也是系统的，也强调理论应用的系统性，注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

(五)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

1.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当前金融理论过于偏重于定量研究，而系统金融理论认为，对金融系统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金融系统的定性研究。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技术(R/S检验、复杂性建模仿真、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也注重以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动力学行为，认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对金融系统的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2.采用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非线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分形、协同、突变等特性，因此可以应用混沌系统的模糊逻辑控制、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等仿真控制方法对金融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多样性、聚集、流等特性，因此可以设计金融系统的Agent模型，应用MAS建模技术，建立MAS复杂系统仿真模型，借助Swarm等仿真平台进行主体模拟仿真等;系统动力学着重分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并进行仿真预测，因而主要通过Vensim等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模型和结构流图进行实证研究[19]。

四、金融理论的演化路径及各金融理论的比较

金融系统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显现出其非线性、复杂性。从现代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再到系统金融理论，其演化是有路径可循的，符合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如图3所示：

可见，系统金融理论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它提供了认知金融系统规律的全新思维方式，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实现对金融系统认知、优化和控制的有力工具。它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表2所示。系统金融理论完全摆脱了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假设基础，具有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主要表现在：

1.系统金融理论直接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系统问题，承认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等行为，研究基础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其结论也就更有意义。

2.系统金融理论以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非线性理论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的非线性行为，而不简单地做非线性问题线性化处理，能够更彻底和有效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3.系统金融理论充分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演化运行机制，能够达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系统金融理论完全以金融系统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不进行特别的假设安排，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是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所不能触及的。

4.系统金融理论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致力于实现建模人员、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融合，能更全面、深入的解决问题。

5.系统金融理论借助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直接以现实金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无需做任何线性化、无摩擦化假设，因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具有很高的优越性，更趋近于现实，必然会使其成为未来金融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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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超，张伟.系统动力学视角下的汇率波动研究[J].南方金融，2012，121(1)：60-68.

作者：刘超 孟涛 刘丽

第二篇：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

[摘 要] 要完成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就必须从人类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系统和谐论”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之一，而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系统和谐论”的实践空间。只要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有机整合，就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这五重关系走向和谐发展之路，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二重奏是完全契合的。

[关键词] 传统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人类中心论 系统和谐论

20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这五层关系上，人类都面临着深层次的危机，即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交往危机、心灵危机和文明危机。同时，人变成了“畸形”的人，自然也变成了“片面”的自然，即人与自然出现了双重遮蔽。这些都是传统发展观必然带来的“恶果”。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传统发展观何以会必然造成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传统发展观背后的认识论根源上寻求答案。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传统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支配主宰自然，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可见，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观的认识论根基。因此，笔者首先揭示人类中心论的当代困境，其次论证了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是解决当代五重危机的必然要求，并进一步阐述了“系统和谐论”的丰富内涵以及“系统和谐论”与科学发展观的融通性。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也就意味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也同时意味着人与自然从“双重遮蔽”到“双重显现”，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说，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是通达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路径!

一、传统发展观与“人类中心论”的当代困境

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甚至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它单纯地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社会的指标，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文明便出现了畸形发展，如生态危机、社会动荡、交往障碍、心灵失衡、文明冲突等等。也就是说，传统发展观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这五层关系的破坏为代价的。这种片面的发展观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忽视了普遍联系是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传统发展观是以“人类中心论”作为它的认识论根基的，“人类中心论”的当代困境也就体现了传统发展观在当前面临的深层次危机。

人类中心论是人类工具理性极端张扬的体现，是人类意识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出发点。正如物极必反，它也是引发现代性困境的内在根源，并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始终注重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核心地位。”人类要做自然界的主人的愿望从发明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萌发，又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而逐步形成。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人类中心论最终成为人类价值观的核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一个颇具诱惑力却可怕的信念产生了：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已经取得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的最后胜利。但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当前，全球性生态破坏、周期性社会动荡、经常性交往障碍、普遍性心灵失衡、多发性文明冲突的严峻现实已经充分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人类中心论带来的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片面的“成功”，而不是全局的、持续的、全面的成功。从更深层次来说，人类中心论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现代性遮蔽!近代人类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产生了知性的启蒙, 知性的启蒙推动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得以逐步显现。知性的启蒙进而引发了科技理性，科技理性的迅猛扩张又完全可能僭越、遮蔽并脱离“人”自身，从而成为发展到极致的“工具理性”，成为阻碍“人”的进一步显现的新的障碍(所知障)。现当代人不仅没有摆脱、反而陷入了新的“遮蔽状态”，如果说在古代，“人”的遮蔽主要表现在知识论，其它方面的遮蔽处于蔽而不障的状态，那么说，现当代人的遮蔽则是全面的，已渗透到生存论的层面，对自然的无条件的征服与占有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家园的丧失;对个体意识的过分张扬排斥着真实的社会性即主体间性，也妨碍了真实性个人的历史性生成;人与自身精神以及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分离也引发了人内在的心灵危机。在人类工具理性的驱动下，自然与人出现了双重遮蔽，自然界变成了只是“人类知识霸权”统治的对象，本真完整的独立存在的自然沦落为畸形的附属存在物，而本真自由的人也仅仅变成受物欲支配的动物，或一台没有情感生命、自由意志的机器。

结论：传统发展观在受到“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人的发展过程被看成是人对自然的单纯的征服过程，认为人越是远离自然、自然越是被人所利用，表明人的发展程度越高。的确，人作为一种来自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的存在，其生存和存在方式确是在于否定自然、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用自己的双手从自然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人越远离自然、越征服自然，人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不可否认，在一定的限度内，人对自然的征服体现了人自身理性的自觉，有利于“人”的显现。但是，万物皆可医，万物皆可疾，人的理性也终究有其“边界”，理性一旦越界，它必将遮蔽人自身。而且，由于人类中心论已深深内化于传统发展观之中，理性的这一越界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传统发展观的立足点“人类中心论”不改变，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是必然的。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也必然引发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五重关系的冲突也必然有碍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从“人类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

“人类中心论”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之处，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性。其实，马克思在早期就从实践唯物论的层面阐述了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证明。”[2]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已把外部对象世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身内部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通达人自身、自然界与社会唯一可靠的根基，就像海德格尔用“此在”通达整个世界。自然界并非完全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存在,而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在人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抽象的自然界，抽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无目的、无意义的，它不与人的感性发生关系，因而是一种“非存在物”[3] 。感性的自然界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或“精神食粮”。[4]通常人们仅仅把人看作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而马克思认为，整个自然界，包括那些人所无法企及的日月星辰等等，都成了人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包括在人之前和在人的视野之外的自然，都成为了一个产生人、发展到人的合乎目的的系统。现实的自然界的形成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之中，即人类的历史中。“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5]必须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地确立人类对待自然的合理态度。现实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是创造自然的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进行能动地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人自我改造的过程。人就不应仅仅把自然作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对象和工具，而必须把自然看作自我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遵守自然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遵守人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以这种新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最终得以显现的条件，是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基本保证，是从“中心论”到“系统和谐论”的观念变革的必然要求。系统和谐论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人与自然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突破传统伦理的局限，扩展伦理的范围，使得自然成为人自身的一个部分。系统和谐论真正扬弃了自然和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人在对象(自然)上确证了他自身，对象(自然)也是他创造出来的，所以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仍然是对象化了的他自身。自然界是自己的身体，至于他人，则是另一个自己。在系统和谐论的视角下，“人”的遮蔽(显现)与“自然”的遮蔽(显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在人类未产生之前，自然界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片面的，人是潜在的;在人处于异化状态时，人被遮蔽了，而自然仅仅沦落为“工具”，其本质上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也被遮蔽了;全面的自然就是人，全面的人就是自然本身、就是全部自然，自然界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独立性，人(包括他的“无机身体”的人)也具有了本质的自然丰富性和完整性，上帝也就根本不需要了。[6]这就是人与自然达到“同时性显现”的状态，也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系统和谐论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为，消极地保持人与自然的共存和原始的和谐，而是要求人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立足于在发展与和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系统和谐论的视域下，人类会自觉地反思现代科技的价值，不仅使人享受现代科技的福祉，而且也应考虑科技对“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的可能效应。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人自身，这是一种新的环保理念。当代的系统和谐论不仅有利于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于有效地调控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也具有其丰富的内涵。要使人与自然得以双重显现，后面四重关系的有效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是更为根本的。

三、当代“系统和谐论”的核心理念

正如上面所述，当代的“人类中心论”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遮蔽。这种遮蔽不仅波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而且已触及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各个方面。“人”与“自然”的遮蔽在这几个层面分别表现为当代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交往危机、心灵危机和文明危机。“人”与“自然”的双重显现这一终极目标可以具体化为上述五重危机的根本解决，而当代的系统和谐论本身所固有的核心理念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当今的系统和谐论应不断拓展它的生长空间，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自身的视野，而且理应把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及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都作为自身关怀的对象，更何况后面几重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否真正解决。为了应对这几个层面关系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应的深层次危机，当代的系统和谐论应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理念。

第一，共生理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首位的核心理念应是“共生”。“共生”是和谐的基本指向，也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人类只有遵守这条理念原则，世界才会自觉地消除冲突，达到和谐。因此，全球化时代只有遵守共生理念原则，人类才有可能达到“和谐”的理想王国。“共生”理念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在当代，要使“共生”理念真正得以确立，我们必须把“个体”、“民族”、“社会”和“自然”的四位一体(即全面的共生观念)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绝不是简单的概念堆砌，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它既要反映并维护个体的特殊性和自由，同时还应当致力于包括生态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和谐与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和而不同”、“视域融合”应是共生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的共生理念也体现了人类的系统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着眼于“个体”、“民族”、“社会”和“自然”的四位一体与相对独立的辩证统一。

第二，可持续理念。可持续理念原则是对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冲突失调所引发的诸多全球性危机深人反思的必然结果。这种可持续理念摈弃传统单一的、片面的可持续而追求现代多样的、全面的可持续，涵盖了“个体”的可持续、“民族”的可持续、“社会” 的可持续和“自然”的可持续等四个层面，而且这四个层面的可持续演进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可持续理念原则要求扬弃传统发展的异化，走全面的持续发展之路，其终极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双重显现，人成为真正的人，自然成为真正的自然。当代的可持续理念原则是“个体”、“民族”、“社会”和“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通向和谐之路的必然选择。同样，可持续理念也体现了当代人的前瞻性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着眼于“个体”、“民族”、“社会”和“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和持续性的进化。

第三，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在传统单一静态的主—客体交往实践中，实践交往的主体把对方视为客体，即视他人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或对象，结果一方被物奴役而另一方物化了，交往双方都处于异化状态之中。现代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立足于交往的各方的交互主体性，每一方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其中。这种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有利于实现主体间的“共赢”，共赢体现了多元利益主体求“是”、求“利”活动的和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当代全球化和谐与冲突张力失衡的情况下，多元交往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与合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的全面和谐的必要前提。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共赢博弈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着眼于个体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交往的良性循环。

第四，多元文明对话理念。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下，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以及种族之间的冲突在市场配额不均等、利润瓜分不公平、生息领地有争议、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出现了加剧的迹象。文明冲突已成为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一环，并且文明冲突也是引发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交往危机与心灵危机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因此，从文明冲突向文明对话的观念变革是当代系统和谐论的必然选择。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尽管有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种种差异，但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是共同的，没有国界、民族、种族的区分。沙尘暴可以跨洋过海，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人人均不可逃，这就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共同基础。有了这共同的基础，不同文明间可以在相同、相似目标的追求下，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认。尽管对获得的共识也各有自己的解释，但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危机的愿望和祈求有其共同之处。当代的多元文明对话理念体现了文明的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它着眼于全球性视域下的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认同。

共生理念、可持续理念、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和多元文明对话理念的有机融合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体现了当代“系统和谐论”的丰富内涵。[8]只有这四大核心理念的全面把握才能真正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的关系向和谐之路复归，也才能使相应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交往危机、心灵危机、文明危机等得到根本的化解，也才能使“人”与“自然”得以真正地显现，而这些正应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指向。

四、“系统和谐论”必将促成“人”与“自然”的显现：自由的复归

当上述的共生理念、可持续理念、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和多元文明对话理念内化到人类的各种具体实践活动之中时，人就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得以融合与完成，人与自然在“社会”之中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人与人间有效的交往理性得以确立，人的肉体与心灵达到了和谐，在“大文明观”的导向下各文明都得到了尊重与认同。从而人内在的自由意志得以显现，人的本质就越变越丰厚，人的本质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人就越来越远离动物界，远离原始粗鄙的人压迫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像真正的人。而自然也越来越变得丰富与全面，自然的本质也得以显现。也就是说，“系统和谐论”必将促成“人”与“自然”本质力量的显现，本质力量的显现也就意味着自由本性的显现。因此，“人”与“自然”的显现意味着自由的真正复归。人具有自我意识的优点也就决定了人的生活具有本然意义上的可选择性，这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由的。也正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整个对象世界都成了自我对象化的产物，在对象之中确证了自我，自我得到了实现，而对象也达到了“完成”，人向自由本性的复归也就意味着对象世界自由的真正实现。然而，在异化状态之中，人失去了对象世界，人也就失去了自我，也就意味着本真的自由也丧失了。因此，异化的扬弃是本真的自由的重新复归(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层次的复归)的唯一通道。异化的扬弃在实践的层面上也就意味着人从种种现实的异化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关系)中解放出来，即自由的复归是人从上述种种关系的束缚中超越出来的必然结果。黑格尔认为，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与对象世界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自由的复归既是指向人自身，同时也指向自然界。一方面，自由是人的宿命，也是自然的规定;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自由是一个无限的实现过程，而这一过程既是“人”与“自然”的显现过程，又是当代“系统和谐论”不断向现实实践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不断转变的过程。

五、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的融通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为了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9]而社会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等五重关系的和谐，“系统和谐论”正是以这五重关系通向和谐之路作为立论基础的。因此，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是融通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真正重构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前面所述的“系统和谐论”可作为这一系统工程的理论立足点。这一系统工程的实践过程也就是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不断融通的过程，同时融通的过程也正是人与自然向自由复归的过程!

要完成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就必须从人类中心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就能够重构和谐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交往危机、心灵危机和文明危机。一方面，“系统和谐论”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之一，而“系统和谐论”内含的四大核心理念(共生理念、可持续理念、多元主体互动式交往理念和多元文明对话理念)也就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应该成为“系统和谐论”的实践空间，在这个实践空间中人与自然的逐步显现得以“现实化”与“具体化”。只要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有机整合，就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不同文明之间这五重关系走向和谐发展之路，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这二重奏是完全契合的。○

注 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4.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2.

[6]邓晓芒.补上“实践唯物论”的缺环[J].学术月刊，1997(3)：28-33.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8]李 刚.传统“中心论”向当代“和谐共生论”的复归—“人”与“自然”得以显现的必然路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5)：4-7.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16-17.

责任编辑 刘金旭

作者：李　刚

第三篇：科学发展观与审计“免疫系统”论

【摘要】 文章认为，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国家审计人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国家审计人员运用科学发展观对现阶段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科学认识；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国家审计才能充分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国家审计；“免疫系统”

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国家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为此，国家审计“要发挥好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必须充分发挥预防功能。……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早发出警报，起到预警作用。第二，必须充分发挥揭露功能。……审计必须查处违法违规、经济犯罪、损失浪费、奢侈铺张、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主法制等各种行为，并依法处置；必须揭露体制障碍、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以保护经济社会运行的安全健康。第三，必须充分发挥抵御功能。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更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提出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刘家义，2009）

一、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国家审计人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的重要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求真务实，就是要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求得对事物规律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以便不断校正和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认识就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审计机关成立之初，将审计定位在查错纠弊，后来提出审计是国有资产的‘守护神’，进而认识到审计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和推进民主法治的手段，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刘家义，2010）

审计”免疫系统”论是以现任审计长刘家义为首的国家审计全体人员，在2008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审计实践经验，科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与审计工作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国家审计人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可能就没有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提出。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随着审计实践和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仍然会不断深化对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认识，会不断有新的认识结论。

二、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国家审计人员运用科学发展观对现阶段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科学认识

审计“免疫系统“功能论是国家审计人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形势得出的有关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科学认识。审计的职能作用是审计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的。现阶段对国家审计职能作用有直接影响的经济社会形势至少有如下方面：

其一，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要求国家审计必须更多地关注国际竞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要求国家审计的职能作用从国内的权力制衡提升为国家的“免疫系统”，对内要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严厉查处贪污舞弊、损失浪费等问题，积极提出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观体制、机制的建议，以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外要更加注重国际经济社会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切实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科技与环保等合作作为今后国家审计的重点，及时发现国际风险，提出有效的应对建议，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免疫力”。

其二，通讯网络化、信息化使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得到迅速传播，成为威胁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风险。因此，网络化、信息化要求国家审计必须转变以事后定期审计为主的工作方式，强化事前审计和跟踪审计；必须转变微观审查、就事论事的工作方式，实行微观审查、处理、处罚与宏观评价、建议、咨询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及时发现、报告和抵御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成为国家常备不懈的免疫系统；必须转变以“问题清单”为特点的疾风暴雨式的审计结果公告方式，强化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全面客观分析及其公告，强化对问题处理处罚情况和对有关人员问责情况的公告，强化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意见和决定进行整改情况的公告，使审计结果公告成为信息更加充分，内容更加积极，方式更加主动的、民众好理解、易接受、肯支持的“免疫式”的审计结果公告。

其三，国家民主化、法制化使民众的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法制观念日益增强。这使得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而且要求政府有效使用公共资金；不但要求政府重视效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且要求政府注意公平，切实关注民生。因此，民主化、法制化要求国家审计必须提升审计的目标层次，在真实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社会责任审计，在更全的方位、更高的层次预防、揭露、抵御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疫病”，使国家审计成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法治政府、有效政府、责任政府建设的积极有效的“免疫系统”。

可以说，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国家审计人员充分认识到上述经济社会形势后得出的对国家审计职能作用的新认识。

三、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审计才能充分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

在审计主体建设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审计人员的素质、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为此，审计机关首先要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使国家审计人员具备“依法审计能力、科学判断能力、监督保障能力、宏观服务能力和促进发展能力”（刘家义，2010）。为此，首先必须加强学习型审计机关的建设，使审计人员自觉而持续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审计专业技能学习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知识的学习，始终具备合格的审计品德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其次，要加强审计机关的廉政建设。因为，廉政问题直接影响着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审计机关要坚持“把廉政建设视为审计工作的生命线，把审计纪律作为审计工作的高压线，把作风建设作为审计队伍建设的传家宝，要求审计人员用高于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用严于别人的标准监督自己”（刘家义，2010）。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把审计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最后，要切实保障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审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为此，国家应当依法保证审计机关拥有充分的经费和先进的审查手段，对审计人员常年出差和付出的艰辛劳动予以适当的补偿，为审计人员创造良好的成长成才和进步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在审计内容和目的拓展方面，要严格遵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发挥的效果，应当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来衡量。为此，国家审计应当增强宏观性，更加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健康的审计，积极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提高审计的预防性，提前审计的介入时间，积极地开展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跟踪审计，全过程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尽快提升审计的目标层次，更多地开展绩效审计、责任审计，促进财政财务支出从合法向合理有效提升，促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高审计监督的深度和力度，更有效地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审计程序和方法的改进方面，要学会统筹兼顾的方法。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作保障，统筹兼顾不仅是科学发展的方法，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方法。为此，审计机关在编制审计项目计划时应当统筹好经济社会各方面对国家审计的需要，统筹好审计需要与可能，最大限度对地运用好国家审计资源，保证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要统筹发挥好预防、揭露、抵御这三种功能，不能偏废于某一方面，立足建设性、坚持批判性，立足服务、坚持监督，立足宏观判断和处理、坚持微观审查和揭露。（刘家义，2009）；要充分利用审计成果，调动尽可能多的积极因素并加以统筹运用，及时而充分地清除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病毒”，齐心协力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刘家义.树立科学审计理念，发挥审计监督“免疫系统”功能［J］.求是，2009（10）.

［3］ 刘家义.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J］. 求是，2010（2）.

［4］ 唐会忠.践行科学发展观，发挥审计“免疫”作用［J］.中国审计，2008（22）.

作者：郭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