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肠末端

关键词：

回肠末端（精选四篇）

回肠末端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7月-2015年6月笔者所在医院确诊为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60例患者中, 男33例, 女27例, 年龄19~62岁, 平均 (45.2±2.9) 岁。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开展前已事先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研究目的和方法, 患者同意参与本次研究, 并在具有法律效力的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1.2 研究方法

对60例患者实施电子肠镜检查和病理组织活检, 具体方法如下: (1) 电子肠镜检查。本次研究使用的电子结肠镜为Olympus CF-H260AI及CF-Q160I, 插入部位为回肠末端10 cm处, 检查方法为逆行检查, 检查范围为回肠末端10~30 cm。 (2) 病理组织活检。在内镜下取患者病变处组织, 使用1%甲醛进行固定, 并使用石蜡包埋, 过夜后, 将病理组织切片, 采用HE染色法 (苏木精-伊红染色法) 进行染色, 观察病变组织细胞的形态结构变化, 明确患者的病变类型。若采用上述方法未能明确患者的病理类型, 必要时可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查.

2 结果

2.1 60例患者的临床表现

入院时, 60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 其中13例患伴有腹胀症状, 4例患者发热, 9例患者便血, 15例患者大便性状改变, 2例患者体重下降明显。

2.2 60例患者的内镜检查结果

对60例患者实施内镜检查发现, 28例 (46.7%) 患者为单发病变, 32例 (53.3%) 患者为多发病变。32例患者中, 14例 (43.7%) 并发回肠黏膜糜烂, 8例 (25.0%) 并发结肠炎, 4例 (12.5%) 并发结肠息肉, 2例 (6.3%) 并发回盲瓣炎, 1例 (3.1%) 可见淋巴样滤泡增生, 2例 (6.3%) 并发阑尾炎, 1例 (3.1%) 并发直肠炎。60例患者中溃疡病变直径最小为0.3 cm, 最大为1.4 cm, 其中溃疡直径小于0.5 cm的患者41例 (68.3%) , 溃疡病变直径在0.5~1.0 cm的患者12例 (20.0%) , 溃疡病变直径大于1.0 cm的患者7例 (11.7%) 。60例患者中, 5例 (8.3%) 溃疡病灶表现为大面积片状溃疡, 18例 (30.0%) 溃疡病灶表现为不规则溃疡, 27例 (45.0%) 溃疡病灶表现为小面积椭圆形溃疡, 10例 (16.7%) 溃疡病灶表现为大小不等的溃疡点。

2.3 60例患者的病理诊断结果

本次研究采集60例患者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组织进行活检, 病理类型为黏膜非特异性炎性反应的患者所占比例为86.7%, 见表1。

3 讨论

早期, 我国临床多采用X线对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实施诊断, 在当时该种诊断方法有效降低了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误诊率, 获得了良好的应用价值[3]。伴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电子内镜技术在肠道疾病诊断中得到了普及, 现阶段已成为我国临床诊断肠道疾病的首选方法[4]。较长一段时间的临床应用发现, 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内镜表现即可能是单发疾病的内镜表现, 也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伴发表现, 因此仅通过内镜观察患者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大小、位置很难明确患者的病理类型, 故明确患者的诊断结果需对患者的临床表现、内镜检查结果和病理结果进行综合分析[5]。

通过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可大致明确患者的病变位置和病变程度, 通过内镜检查可明确患者发生病变的具体位置、大小。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发现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腹痛、腹胀、发热、便血、大便性状改变等, 由此判断患者所患疾病为肠道疾病。60例患者的溃疡病灶在内镜下主要表现为小面积椭圆形溃疡, 其次为不规则溃疡和大小不等的溃疡点, 内镜检查表现为大面积片状溃疡患者较为少见, 这与患者发病后来医院就诊的时间有关[6]。车筑萍等[7]的研究对患者实施内镜检查, 结果显示112例患者中, 61例患者的内镜表现为小面积椭圆形溃疡, 与笔者所在医院本组患者的内镜表现基本一致。此外, 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还发现, 内镜检查可观察到患者相邻组织的病变情况, 明确患者是否合并其他部位病变。

病理检查可明确患者病变的病理类型。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在内镜下采集患者病变组织, 进行病理诊断。结果显示52例患者的病理类型为黏膜非特异性炎性反应, 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病理类型患者。目前, 我国临床尚未完全明确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发病机制, 多数研究学者认为该疾病的发生可能与机体免疫功能和细菌感染有关[8]。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会导致回肠末端及回盲肠瓣功能失调, 为大量细菌在回肠末端定值创造了条件, 使得回肠末端发生内源性感染, 并刺激回肠末端淋巴组织发生免疫反应, 对局部肠黏膜造成损害[9]。上述车筑萍等[7]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112例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中, 88例患者为慢性炎症, 所占比例为78.57%。韦宗萍等[10]的研究, 采集145例回肠末端溃疡性病变患者的病理组织进行诊断, 结果显示137例患者的病理类型为黏膜非特异性炎症, 所占比例为94.48%。此外, 本次研究抽取的60例患者中, 病理类型为克罗恩病、肠结核、恶性淋巴瘤、溃疡性回肠炎、炎症性息肉的患者所占比例与我国流行病学资料中的数据相符。克罗恩病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的肠道疾病, 在人体肠道任何部位均可发病, 发病早期内镜检查无异常表现, 发病中期内镜检查可见纵形溃疡, 呈节段性分布, 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内镜表现具有高度相似性。肠结核的内镜表现主要为条状溃疡带, 且溃疡带的肠镜多于肠轴垂直, 溃疡带便于组织发生明显增生, 呈结节样, 较易造成肠腔狭窄, 恶性淋巴瘤、溃疡性回肠炎、炎症性息肉等均为发病率较低的肠道疾病, 且发病早期临床症状均不具有典型性, 这些疾病的确诊均依赖于病理诊断。张子久[11]的研究, 通过活检病理组织明确了回肠末端病变患者克罗恩病、肠结核、恶性淋巴瘤、溃疡性回肠炎、炎症性息肉等病理类型, 进一步证实了病理诊断在回肠末端病变患者临床诊断中的重要应用价值。

综合分析上述临床研究结果以及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所得结果, 最终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可大致明确患者的病变位置。 (2) 内镜观察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直观性强, 能够明确患者溃疡病灶的具体位置、大小以及周围组织的情况。 (3) 病理诊断能够明确患者的病理类型, 对患者疾病性质进行判断, 可为临床医师制定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4) 采用电子内镜对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实施诊断, 不仅安全性高, 且诊断成本明显低于采胶囊内镜检查和小肠镜检查。 (5) 在内镜下取患者病理组织, 可有效降低检测结果误差对患者疾病诊断结果准确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 笔者所在医院认为内镜检查结合病理检查是诊断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有效方法, 对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临床表现、内镜特点、病理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可有效提高患者诊断结果的准确性。此外, 笔者所在医院本次研究结果也提示临床, 内镜检查和病理检查不仅可以作为诊断肠道疾病的首选方法, 也可用于肠道疾病的筛查。

摘要：目的:观察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临床表现, 分析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内镜及病理特点, 为临床诊断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提供参考价值。方法:选取2014年7月-2015年6月笔者所在医院确诊为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60例患者, 观察60例患者的临床表现, 对60例患者实施电子肠镜检查, 并在60例患者病变处取活检组织进行病理检查, 观察60例患者的内镜表现和病理检查结果。结果:60例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等, 患者的内镜表现多为大面积片状溃疡、不规则溃疡和小面积椭圆形溃疡, 32例患者并发其他部分病变, 包括回肠黏膜糜烂、结肠炎、回盲瓣炎等。病理检查结果显示, 60例患者中52例患者的病理类型为黏膜非特异性炎症, 所占比例为86.7%。结论: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的临床表现缺乏典型性, 较易发生误诊, 对回肠末端溃疡病变患者实施内镜和病理检查, 可进一步明确回肠末端溃疡病变的临床特征。

回肠末端 篇2

资料与方法

2014-2015年行急诊结肠手术5例,均为男性,年龄40～70岁,平均55岁,术前均无法术前肠道准备,CT检查均发现结肠占位,考虑恶性,术后病理检查均为结肠癌,肿瘤分布位于降结肠及乙状结肠。均行结肠部分及其系膜切除后Ⅰ期吻合术并行回肠末端保护性双造口术。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一经确诊均行急诊剖腹探查术,术前均静脉给予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术后抗感染、留置胃管、抑制消化腺体分泌、备血、补液等治疗。手术过程中均探查后行结肠部分及其系膜切除术,吻合时均采用非吸收线全层间断缝合吻合法,术后禁食、留置胃管5 d,术后1～3 d扩肛(2次/d)。行结肠I期吻合,吻合方法采用1号可吸收线浆肌层单层连续缝合法,并加行回肠末端保护性双造口术,手术时,完成结肠吻合后大量蒸馏水冲洗腹腔,于左下腹部切口旁行造瘘口,切去皮下脂肪,十字打开腹外斜肌腱膜,钝性分离腹内斜肌及腹横肌,十字打开腹膜,将距离回盲部15～20 cm回肠提出切口,回肠近端在上,远端在下,确认切口可使肠内容物顺利通过,先关闭剖腹探查切口,再沿预留造口之回肠对系膜缘纵行切开2～3 cm,缝合皮肤与回肠全层,并粘贴造口袋。所有患者术后1～3d扩肛(2次/d),术后第5天开始进流食;二次手术计划术后3个月自原造口处行回肠还纳术。患者术后禁食,每日静脉补钾4.5g,补钠6 g,间隔2d复查电解质。

术后观察:患者术后积极静脉营养支持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治疗,监测电解质紊乱程度及有无吻合口瘘发生。

结果

5例患者术后均出现轻微电解质紊乱,血钾离子范围2.8～3.3 mmol/L,钠离子130～135 mmol/L,氯离子90～105mmol/L,血钙、血磷、血清铁无明显异常。患者恢复饮食后,每天补氯化钾缓释片0.5g,3次/d,每天消化道摄入氯化钠约4.0 g,查血清电解质,均得到纠正,5例患者术后均未发生严重电解质紊乱。术后观察发现患者结肠Ⅰ期吻合口愈合良好,均未发生吻合口瘘、吻合口周围脓肿、腹腔感染、弥漫性腹膜炎等严重并发症,5例患者均康复出院。

讨论

结肠由于壁薄,血运较差,肠内容物流动性差,易胀气,损伤后周围污染重等原因,不宜行Ⅰ期吻合,传统的结肠Ⅰ期吻合在没有肠道准备并且急诊手术情况下,手术治疗一般采用Ⅱ期手术吻合结肠。因为如果采用Ⅰ期吻合,非常容易引起吻合口瘘的发生,而一旦发生吻合口瘘,不但会大大增加患者的住院时间和费用,延误患者接受放化疗的时间,增加患者的痛苦,而且容易引起吻合口狭窄,会大大降低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并且一些病情较为严重的吻合口瘘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对发生术后吻合口瘘的患者,往往存在一些基础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此外,吻合口瘘的发生也与吻合口周围感染、肠管血运不良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采用保护性末端结肠造瘘,能够有效地避免粪便在吻合口部位的堆积,大大降低吻合口部位发生感染的概率和吻合口部位的张力,从而能够起到有效预防吻合口瘘发生的作用。有学者通过研究比较了采用或不采用保护性结肠造瘘对吻合口瘘发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采用保护性结肠造瘘的患者人群中,其发生吻合口瘘的概率2.6%,而在未采用保护性结肠造瘘的患者中,吻合口瘘的发生概率12.3%,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3]。有分析指出,回肠造口总的并发症发生率要低于结肠造口术[4]。尤其在急诊行Ⅰ期吻合时其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达28.0%,为减少术后并发症,在行Ⅰ期结肠吻合术时必须加做回肠造口术[5]。

摘要：目的:探讨末端回肠造瘘术在结肠癌根治术中的疗效。方法:收治结肠癌根治术患者5例,保护性应用末端回肠造瘘术,并与以往未进行保护性末端回肠造瘘病例进行比较。结果:行保护性末端回肠造瘘的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未发生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无吻合口瘘发生。结论:结肠Ⅰ期吻合并施行保护性末端回肠造瘘术能降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且不会发生严重的电解质紊乱。

关键词：结肠肿瘤,吻合口瘘,结肠Ⅰ期吻合,末端回肠造瘘术

参考文献

[1]傅传刚.预防性肠造口在低位直肠癌手术中的应用[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5,25(3):138—139.

[2]李东华,黄梁.陈伟国直肠癌超低位前切除术辅助性回肠造口的临床价值探讨[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5,10(2):97.

[3]陈贵平,李其肯,李德川.等.保护性回肠造口在直肠癌超低位前切除术中的临床价值[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06,9(2):170-171.

[4]Tilney HS,Sains Ps,Lovegrove RE.Comparison of outcomes following ileostomy versus colostomy for defunctioning colorectal anastomoses[J].World J Surgery,2007,31(5):1142-1151.

回肠末端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近年来我院收治了70例直肠癌患者,均接受保肛手术治疗,男48例,女22例,年龄34~80岁,平均(58.12±3.47)岁;肿瘤直径2.0~6.3 cm,平均(4.77±1.01)cm;肿瘤下缘与肛缘相距4~7 cm,吻合口与肛缘距离2~4 cm;Dukes分期:A期14例,B期40例,C期16例。纳入标准[1]:结合症状,详细询问病史,通过直肠镜检、直肠指检、腹盆腔CT、胸部CT或MRI检查,确诊为直肠癌;符合保肛手术指征,均耐受手术;知晓研究内容,同意入组。根据是否接受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术,分为试验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70例患者行保肛手术,严格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原则,充分解剖游离直肠至肛提肌平面,将肠系膜下血管周围淋巴结清除,采用吻合器吻合、经肛门内括约肌切除术等,重新建立胃肠道,留置引流管。在此基础上试验组实施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术,于右下腹麦氏点做2~4 cm的切口,将肌肉呈“十”字形切开,将距离回盲部20 cm的回肠采用卵圆钳拖至腹腔外,支撑棒穿过回肠系膜进行支撑,沿着肠管走行方向,切开回肠,外翻与皮肤缝合,采用造瘘袋覆盖。术后2~3个月将造瘘还纳[2]。术后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变化,待生命体征平稳,开始静脉营养支持,胃肠功能恢复后,减少静脉液体量,经口进食,直到恢复正常饮食。

1.3 评价指标

详细记录两组患者胃肠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排便时间、住院时间,并统计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前、术后1d、术后3d,对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WBC)、血清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血清IL-6进行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TNF-α、IL-6,采用全细胞分析仪测定WBC和CRP[3]。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相关指标比较

试验组胃肠恢复时间、术后排气排便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试验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2.2 实验室相关指标比较

手术前、手术后1 d两组WBC,IL-6,CRP,TNF-α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手术后3 d试验组CRP,IL-6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3 讨论

直肠癌保肛手术后,易发生吻合口瘘,10%~100%患者被迫进行永久性造瘘,给患者术后康复、生命质量带来严重影响。部分学者认为采用保护性回肠造口术,可降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也有学者表明预防性结肠或回肠造瘘术,可减少吻合口瘘。但需要接受二次手术将置于腹腔外的肠管回纳,且需长期护理,延长住院时间,降低患者生命质量,增加身心痛苦和经济压力,患者及家属不易接受[4]。

随着临床医疗技术飞速发展,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术可有效减少吻合口瘘的发生,减少术后应激反应,加快胃肠功能恢复。与结肠单腔或双腔造瘘比较,末端回肠双腔造瘘术操作简单,转流粪便效果与结肠造瘘相当,利于二期还纳[5],得到了广大医师和患者的关注。炎症反应是对损伤的早期保护性免疫反应,手术创伤带来的应激反应,会增加细胞因子,激发炎症反应,引起多器官系统损伤,导致术后并发症发生。本组结果显示,术后3 d试验组CRP,IL-6水平较对照组更低,说明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术后应激反应,减少炎症因子表达,减轻患者不适,缩短住院时间。IL-6和手术时间、出血量、创伤程度有关,水平过高或持续上升,会增加并发症和死亡风险。CRP是一种急性反应蛋白,在机体感染或创伤时,其水平急剧上升,有利于客观评估炎症反应程度。因此在围手术期检测IL-6和CRP变化,可反映出机体应激状态[6]。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说明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有利于加快胃肠功能恢复,并发症少,可减轻患者不适,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高海波,王锋,杨晓东.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在高危因素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的临床应用分析[J].吉林医学,2014,9(18):3980-3981.

[2]黄文伟.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在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的应用[J].现代临床医学,2013,39(1):64-65.

[3]王鸿鹄,徐昊,王振宁,等.低位直肠癌保肛患者行预防性回肠末端造瘘的优缺点[J].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2015,11(1):78-80.

[4]刘伟.低位直肠癌保肛患者行预防性回肠末端造瘘的效果分析[J].现代实用医学,2015,27(10):1296-1297.

[5]崔伟,左富义,陈纲,等.预防性末端回肠造瘘对低位直肠癌保肛患者术后营养和功能状态的影响[J].临床军医杂志,2012,40(4):853-855.

回肠末端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 年3 月—2014 年12 月我院外科收治的低位直肠癌患者69 例, 随机分成观察组39 例, 其中男16 例, 女23 例;年龄36 岁~81 岁, 平均年龄 (57.5±3.9) 岁;肛门指检距肛缘≥7 cm 6 例, 5 cm~7 cm 20 例, <5 cm 13 例;临床Dukes分期A期4 例, B期12 例, C期23 例 (C1期11 例, C2期12 例) ;术后病理分型高分化腺癌6 例, 中分化腺癌26 例, 中低分化腺癌及低分化腺癌7 例;管状腺瘤恶性变3 例。对照组30 例, 其中男10 例, 女20 例;年龄39 岁~84 岁, 平均年龄 (58.6±4.1) 岁;肛门指检距肛缘≥7 cm 4 例, 5 cm~7 cm 17 例, <5 cm 9 例;临床Dukes分期A期2 例, B期10 例, C期18 例 (C1期9 例, C2期9 例) ;术后病理分型高分化腺癌4 例, 中分化腺癌20 例, 中低分化腺癌及低分化腺癌6 例;管状腺瘤恶性变2 例。2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2 组患者均采用腹腔镜手术, 气管插管加全身麻醉, 取头低足高截石位, 气腹压力设定为13~14 mm Hg。五孔法进腹 (脐下置10 mm观察孔, 置入腹腔镜, 右下腹12 mm主操作孔, 其余右上腹左上下腹操作孔均为5 mm) , 探查确认后行手术。手术操作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的原则, 超声刀游离乙状结肠与侧腹壁的粘连, 于骶骨岬处打开后腹膜, 游离乙状结肠系膜, 清扫肠系膜血管根部周围淋巴结, 以生物夹夹闭离断肠系膜下血管。沿间隙进入盆腔, 注意保护上腹下神经及盆丛神经, 离断两侧直肠侧韧带, 于腹膜反折上1 cm打开沿邓氏筋膜分离, 男性隐约可见精囊腺时注意保护, 还需注意前列腺, 女性注意保护阴道后壁。牵引直肠分离至肛提肌水平, 助手手指肛查指引包块位置, 经确认超过2 cm的位置以钛夹做记号, 直线切割吻合器离断, 从左右两侧去切割直肠较容易操作。由于盆腔狭窄, 加之包块较大者挡住视线, 直线切割吻合器 (强生echelon-flx-60) 不能一次性离断直肠, 离断右侧后, 左侧离断时常常出现有一小部分不能完全离断的现象, 如从左侧离断, 只需扩大左下腹孔为12 mm, 即可顺利完成。于下腹正中3 cm~4 cm小切口取出肿瘤, 距肿瘤15 cm以上切断后包埋残端, 对照组常规吻合, 观察组将远端结肠做反曲3 cm~5 cm, 反曲处切开一个2 cm的切口, 插入直线型切割吻合器打开结肠腔之间的肠壁, 再从切口处放入抵钉座, 荷包缝合后还纳腹腔进行结肠与直肠或肛管吻合, 注意吻合口张力及血运。重建气腹, 腔镜下吻合。于距回盲部20 cm~25 cm处钛夹标记, 扩大右下腹主操作孔至2 cm~3 cm, 拉出回肠于钛夹标记处置入气囊导尿管, 气囊内注入生理盐水至肠壁稍发白, 可吸收线荷包固定于尿管, 注射器抽出囊内盐水, 回纳入腹腔, 将注射器的盐水注入气囊, 确保水囊固定好。盆腔常规引流。

1.3 术后处理 2 组患者术后均给予常规抗感染、静脉营养支持治疗, 观察组将造瘘管接于引流器上。术后第2~3 天起进无渣流质饮食, 如进食后无不适, 术后第6 天过渡至半流质饮食, 如排便正常且无发热、腹痛, 表明无吻合口瘘发生, 可拔除引流管。造瘘管2 周后拨除。

1.4 观察指标 ①患者术后情况:肠功能恢复时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治疗费用等。②吻合口瘘发生情况。③肛门功能评分:参照徐忠法五项十分法于手术前、出院后3 个月随访对患者进行肛门功能评定[6], 包括便意、控制能力、感觉功能、排便次数、排便时间。每个单项总分2 分, 总共10 分, 按四级评定:优:9~10 分;良:7~8 分;中:5~6 分;差:0~4 分。优良率= (优病例数+ 良病例数) / 总病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患者术后各项观察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及治疗费用等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1。

2.2 2 组患者吻合瘘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未发生吻合瘘;对照组发生吻合瘘5 例, 发生率为16.67%, 其中4 例保守治疗治愈, 1 例行横结肠造瘘手术治愈。2 组患者吻合瘘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31, P<0.01) 。

2.3 2 组患者术前及术后3 个月肛门功能各项评分比较 2 组患者术前肛门功能各项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3 个月, 2 组患者肛门功能各项评分与同组术前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且观察组术后肛门功能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 (P<0.01) , 见表2、表3。

2.4 2 组患者术后3 个月肛门功能比较 观察组肛门功能总优良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4。

3 讨论

近年来,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迅速发展, 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已成为低位直肠癌保肛患者治疗的首选术式, 但术后吻合口瘘始终是困扰外科医生的一个难题[7]。一旦术后发生吻合口瘘, 常出现吻合口周围炎、盆腔感染或弥散性腹膜炎, 病死率可达6%~20%[8],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术后康复和生活质量。腹腔镜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由于骶前吻合口周围的腔隙较大, 易诱发血肿或形成积液, 形成感染。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后降结肠或乙状结肠的血运会受影响, 且直肠残端供血不足, 吻合口张力过高。全身因素如高龄及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并伴有如糖尿病等合并症, 导致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切除吻合术后吻合瘘的发生率较高。虽然部分患者可经保守及再次手术治疗好转, 但明显增加了医疗费用, 且增加了医患矛盾。本文结果显示, 采用结肠J形贮袋结合末端回肠造瘘的腹腔镜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者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较对照组短, 费用低, 且无吻合瘘发生, 术后随访3 个月, 肛门功能恢复优于对照组。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切除吻合术加结肠J形贮袋结合末端回肠造瘘术, 可降低吻合瘘发生的风险, 且肛门功能恢复较好。其原因可能是端侧吻合的吻合口瘘发生率较端端吻合低;J形贮袋顶端的微循环较直肠吻合的肠断端良好;J形贮袋填充盆腔, 可减少血肿的发生;肠液及粪便经造瘘管引流出体外, 减少了吻合口局部张力及污染, 且处于相对无灌注的静止状态[9]。回盲部腔管径大术后不易发生梗阻[10], J形贮袋成形术能够增加重建直肠的容量, 可明显改变早期肛门直肠排便的功能[11], 患者进食早改善了营养状况, 加快了恢复时间。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中应用结肠J形贮袋结合末端回肠置管造瘘, 可显著降低回肠造瘘发生率, 减少直肠前切除综合征, 肛门功能恢复较好, 尤其适用于高龄、全身情况较差等不利于低位吻合的患者。同时, 采用该手术方法的患者不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且住院时间短,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手术医师的风险, 减少住院费用, 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对于高危或高龄患者无疑是一种相对更为稳妥的临床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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