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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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传播（精选七篇）

理性传播 篇1

理性力学是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力学中的一门横断的基础学科,是力学和数学高度结合的典范,也是连续统物理的理论基础.其目的是用数学的基本理论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研究力学中带共性的问题.一方面它用统一的观点对各种传统力学分支进行系统的和综合的探讨,建立连续介质力学的公理体系,建立任意介质都适用的一般原理;另一方面演绎出一套完整的力学理论,发展新概念,解决科学和工程中提出的难题,它们是传统理论无法解决的.

理性力学的特点:强调概念的确切性和数学证明的严格性,并力图用公理体系来演绎力学理论.它和数学一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适性;追求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注重解决连续介质力学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不断提出新概念、新思想.

理性力学的科学内容:连续介质力学,纯力学物质理论,热力物质理论,电磁连续介质力学,混合物理论,连续介质波动理论,广义连续介质力学,非协调连续统理论,相对论连续统理论等.它来源于传统的各力学分支,如分析力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和连续介质力学等,并与它们相结合,产生了理性弹性力学、理性热力学、理性连续介质力学等理性力学的新分支.

理性力学采用的方法:非线性场论的方法,为数学演绎、为力学和数学的高度结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1 理性力学发展:大致分为4个时期

1.1.1 奠基时期

代表性的人物和工作包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这可看作是理性力学的第1部著作.J.伯努利在1691～1704年之间研究弦的变形时发现弦的伸长和张力并不满足线性胡克定律,认为线性关系不能作为物性的普遍规律.1743年,法国J.Ie R.达朗伯指出:“理性力学的基本框架是(1)理性力学必须建立在显然正确的公理上,(2)力学的结论必须有数学论证.”这便是理性力学的基本框架.1909年法国科学家E.科瑟拉和F·科瑟拉兄弟建立了连续介质力学的理论基础.

1.1.2 停滞时期

从20世纪初到1945年.以从事线性力学及其相关数学的研究为主,非线性理论的研究没有多大进展,因此理性力学也处于停滞时期.

1.1.3 复兴时期

从1945年起,理性力学处于复兴时期.代表性的人物和工作包括:1945年,M.赖纳关于非线性黏性流体的研究,解决了油漆搅拌器效率不高的问题;1948年,R.S.李夫林在任意形式储能函数下,给出了不可压缩弹性体几个简单而重要问题的解析解.用他的理论解释橡胶制品的特性,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另外,还解释了“柱体扭转时为什么会伸长”的问题.他们的工作揭开了理性力学复兴的序幕.

美国科学家C.特鲁斯德尔是积极提倡复兴理性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促进理性力学的发展,其目的是应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建立整个连续介质力学的统一非线性场论,其中包括固体、流变体、流体、气体物性方程的合理数学描述.他于1952年开始主编Journal of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1957年杂志改名为Archives of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数学和力学工作者系统地开展了理性力学的研究.美国科学家A.C.艾林根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致力于理性力学的应用,通过InternationaI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杂志,创办Socie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和举办Annual Meeting of SES来推动理性力学的发展和推广.理性力学因此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理性力学和分析杂志》的创建标志近代理性力学的开始.

而1960年,C.特鲁斯德尔和R.A.图平所著《经典场论》以及1965年C.特鲁斯德尔和W.诺尔所著《力学的非线性场论》概括了以前有关理性力学的全部主要成果,是理性力学的两部经典著作.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理性力学复兴时期的结束.

1.1.4 发展时期

1966年以后,理性力学进入发展时期.

理性力学的发展是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相呼应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理性力学本身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又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理性力学的发展主要涉及5个方面:(1)公理体系和数学演绎;(2)非线性理论问题及其解析和数值解法;(3)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问题;(4)经典连续介质理论的推广和扩充;(6)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创立各种广义连续介质力学.

2 理性力学在中国的传播

2.1 关于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钱伟长发起成立理性力学专业组

1977年,钱伟长,谈镐生,陈宗基等科学家发起在中国研究理性力学,并建议成立一个有关的专业组或专业委员会,以便与国际同步.

之后,于1979年中国力学学会决定成立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第1任组长为钱伟长先生.

1985年专业组改成专业委员会,正式命名为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

历届专业组和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

第1届专业组(1979年),组长:钱伟长,副组长:郭仲衡,组员:谈镐生等,共计13人.

第2届专业委员会(1985年),主任委员:郭仲衡,副主任委员:叶开沅,委员:陈嗣熊等,共18人.专业委员会顾问:钱伟长,谈镐生.

第3届专业委员会(1989年),主任委员:郭友中,副主任委员:郭仲衡、程昌钧、戴天民,委员:朱兆详等,共计11人,顾问:钱伟长,谈镐生.

第4届专业委员会(1994年),主任委员:戴天民,副主任委员:程昌钧、戴世强、郑泉水、王文标,委员:陈至达等,共计17人,顾问:钱伟长,谈镐生.

第5届专业委员会(1998年),主任委员:程昌钧,副主任委员:戴世强、黄筑平、谢和平、郑泉水,委员:梅凤翔等,共计29人.

第6届专业委员会(2002年),主任委员:戴世强,副主任委员:谢和平、何国威、郑泉水、黄筑平,委员:程昌钧等,共计29人.

第7届专业委员会(2007年),主任委员:周哲玮,副主任委员:何国威、郑泉水、何陵辉、缪国平,委员:黄筑平等,秘书:张俊乾,共计31人.

专业委员会的特点

(1)专业组向专业委员会过渡;

(2)小型专业委员会发展成比较大的专业委员会,由第1届13人组成的专业组发展成第7届30人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这说明队伍发展了、壮大了,研究领域拓宽了;

(3)老一辈科学家亲自掌舵,担任专业(组)委员会的组长,或者顾问,接力棒向年轻人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4)老中青相结合,后继有人;

(5)多学科交叉,在专业委员会中既有力学各学科的科学家,也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2.2 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委员会的活动

为了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推动非线性力学的发展,促进现代数学和力学的结合,促进力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推动边缘学科的发展,培养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组)委员会成立之后,在钱伟长先生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由专业(组)委员会发起并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特别是两个系列的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即著名的MMM(3M)会议和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同时还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来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

2.2.1 早期主办的讲习班和专题会议

(1) 1978年8月,举办了“理性力学讲习班”,地点:兰州,主持人:钱伟长,叶开沅.

钱伟长主讲“张量的内禀理论”(10讲);苗天德、程昌钧、俞焕然介绍了“理性力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12讲);以及其他6个数学专题报告.

期间决定翻译和出版德冈辰雄[日]著“理性连续介质力学入门(连载)”,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 1979年8月,召开“理性力学讲学讨论会”.地点:上海,主持人:钱伟长.会议重点:奇异摄动理论.

(3) 1980年8月,兰州大学叶开沅教授邀请A.C.艾林根教授来华(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讲学,系统介绍理性力学的有关专题,包括“微极连续统的理论和应用”、“连续统的局部和非局部理论和应用”、“液晶理论”和“波的传播”等.

期间专业组决定翻译和出版A.C.艾林根著“连续统力学”及他主编的“连续统物理系列丛书”(19分册).前者于1991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者于1982～1984年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

(4) 1981年4月27日～5月2日,召开“全国非线性波专题学术会议”.地点:合肥,主持人:朱兆详.会议内容涉及非线性波的理论和方法、气体中的非线性波、固体中的应力波、水波、等离子波、大气波、星系密度波等.

(5) 1982年10月,召开全国非线性力学会议.地点:无锡,主持人:叶开沅.邀请报告涉及非线性力学的一些主要方面.

(6) 1983年11月,召开“分岔、突变、稳定性学术会议”.地点:武汉,主持人:李灏.会议以邀请报告为主,系统介绍了与会议主题有关的4个方面的理论和应用.出版了“非线性力学的新发展——稳定性、分岔、突变、混沌”,主编:钱伟长,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专题会议的出席代表约450人,交流论文165篇,专题报告39篇.系统讲座3次.

2.2.2 关于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3M会议(国内系列学术会议)

3M会议可以理解为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也可以理解为力学中的现代数学方法学术会议,是钱先生亲自倡导的国内著名的系列学术会议.

钱先生认为没有数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力学不可能得以发展;同时数学的发展依赖于力学和物理学.因此,他认为在全国组织系列3M学术会议是必要的,目的在于促进现代力学与数学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推动中国力学和数学向更深层次发展.同时也希望通过3M会议引进国际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为培养中国一批新人创造良好条件.

以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为核心,自1986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现代数学和力学学术会议,之后,正式成为中国力学学会的系列学术会议,至今已成功地组织了10届3M会议,各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和主持人如下:

MMM-Ⅰ(1986年7月)北京大学(郭仲衡教授)

MMM-Ⅱ(1987年11月)上海工业大学(钱伟长教授,戴世强教授)

MMM-Ⅲ(1989年5月)武汉工业大学(郭友中教授)

MMM-Ⅳ(1991年8月)兰州大学(郭仲衡、郭友中、程昌钧教授)

MMM-Ⅴ(1993年4月)中国矿业大学(徐州)(陈至达教授)

MMM-Ⅵ(1995年10月)苏州大学(姜礼尚、程昌钧教授)

MMM-Ⅶ(1997年9月)上海大学(程昌钧、戴世强教授)

MMM-Ⅷ(2000年11月)中山大学(程昌钧、陈树辉教授)

MMM-Ⅸ(2004年8月)上海大学(戴世强、周哲玮教授)

MMM-ⅩⅩ(2005年10月)太原理工大学(戴世强、杨桂通教授)

每次会议都有文集出版[1～10],总计发表论文约1122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148篇.参加会议人数约1350人.

2.2.3 关于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ICNM(国际系列学术会议)

2.2.3. 1 举办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的宗旨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非线性问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原来的线性问题以及处理线性问题的理论和方法都已不适合于新的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因此人们越来越注重非线性科学,力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钱伟长院士在《关于非线性力学》一文中指出:“20世纪40年代,人造纤维与塑料的问世(它们的本构关系是非线性的)、航空工业采用薄的固体结构(因而产生大变形),飞机飞行速度要突破“声障”(跨声速),这就是非线性力学出现的工业背景和生产背景.在非线性领域中还出现了线性问题中所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唯一性的破坏与对称性的破坏(分岔),内在随机性(混沌)等等.在这一领域中,由于叠加原理不适用了,原先那些方法失效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途径.”钱伟长先生在ICNM-I的前言中也指出:“非线性力学是当代力学研究工作的主流之一,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主流.它不仅为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应用数学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创造了许多新的方法.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成就反过来又促进非线性力学不断取得成功.”

在前面工作所奠定的基础上,在中国广大力学和数学工作者已经在非线性力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的前提下,同时,也为了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走出国门构建一个平台.钱伟长先生认为在中国举办系列“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在他的倡导下,以理性力学专业委员会为核心于1985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即ICNM-I,之后又不失时机地召开了4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

各届ICNM会议的基本情况

ICNM-Ⅰ(1985年10月)上海

主席:钱伟长,副主席:范绪萁(中),W.A.Nash(美),谈镐生(中),A.Jeffrey (英).学术委员会主任:郭仲衡.秘书长:叶开沅,范崇惠.

ICNM-Ⅱ(1993年8月)北京

主席:钱伟长,副主席:A.Jeffery (英),O.Mashrenholtz (德),A.Nash (美),谈镐生(中),郭友中(中).学术委员会主任:郭仲衡,副主任:郭友中,程昌钧.秘书长:黄黔.

ICNM-Ⅲ(1998年8月)上海

主席:钱伟长,副主席:A.Jeffery(英),谈镐生(中),A.Nash(美),庄逢甘(中),V.V.Rumyantsev(俄罗斯).学术委员会主任:戴天民,副主任:程昌钧,郑泉水,戴世强.组织委员会主任:周哲玮.秘书长:叶志明.

ICNM-Ⅳ(2002年8月)上海

主席:钱伟长,Ray W.Ogden(英),副主席:白以龙(中),K.P.Chong(美),A.Jeffery(英),V.V.Rumyantsev(俄罗斯),van Campen D.H.(荷兰),O.C.Zienkiewicz(英).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恒,副主任:程昌钧,戴世强,郑泉水.组织委员会主任:周哲玮.秘书长:叶志明.

ICNM-Ⅴ(2007年6月)上海

主席:钱伟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恒,副主任:戴世强,周哲玮.组织委员会主任:周哲玮

秘书长:张俊乾.

每届ICNM会议都出版文集3]总计发表论文约1157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109篇.参加会议代表988人,其中外宾335人.

2.2.3. 2 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的特点

(1)会议的规格和层次高,钱伟长院士亲自担任会议主席,副主席和指导委员会成员为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A.杰弗莱教授、原苏联“火箭之父”L.I.谢多夫院士、近代理性力学的开创人美国C.特鲁斯德尔教授等.

(2)钱伟长院士亲自策划和组织会议,亲自确定会议的主题和大会报告.会议期间亲临会议指导.

(3)主题鲜明,每次围绕非线性力学这个主题,但又有不同的重点,例如ICNM-Ⅰ的重点是:①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中的本构方程;②有限变形和非线性弹性力学;③塑性力学的数学理论;④非线性波;⑤非线性振动;⑥分岔、突变、混沌和非线性稳定性等.ICNM-Ⅱ的重点是:①弹塑性理论和连续介质力学;②缺陷、损伤和界面力学;③非线性板壳理论与非线性结构力学;④流体力学与非线性波;⑤分岔、混沌和非线性稳定性理论及应用;⑥非线性动力学;⑦相变与单侧问题;⑧力学中的数学和数值方法等.

(4)每次会议都特别重视大会综述性报告的遴选,重视非线性力学的前沿性、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的科学分支,以便达到引领作用的目的.报告人既有资深科学家、院士,也有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的有造诣的科学家.

(5)参加会议的代表广泛,老中青相结合.例如ICNM-Ⅰ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259人,其中外宾78人;ICNM-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59位代表;ICNM-Ⅲ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为代表,其中外宾50人;ICNM-Ⅳ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40位代表,其中外宾107人;ICNM-Ⅴ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位代表,其中外宾50余人.总计参加会议人数约988人.其中外宾338人.

(6)每次会议均出版了文集,总计发表论文约1157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109篇.为非线性力学、现代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发展平台.

(7)学术气氛热烈,达到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目的,也为进一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10次MMM会议,5次ICNM会议和其他6次会议(包括系统讲座3次)总计参加会议人数约2800人,发表论文约2500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约300篇.在会议的直接推动下出版译著2部,系列丛书1部(19分册).

2.3《应用数学和力学》——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学术刊物

钱伟长院士创刊《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目的在于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推动现代数学和力学的结合,推动非线性力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的发展,及时介绍力学中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文版由重庆交通大学主办并出版,英文版由上海大学主办,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外由德国Springer出版社发行.

《应用数学和力学》自1980年创刊至2007年7月,已连续出版28卷,298期,发表论文3717篇.

在钱伟长院士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应用数学和力学》自创刊起就坚持了高起点、高水平、与国际接轨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于:(1)钱先生亲自担任杂志的主编;(2)邀请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担任特邀编委;(3)有鲜明的目的性和重点;(4)编委的广泛性,既包括力学各分支的科学家,也包括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5)坚持扶持年轻科学家,中文和英文版同时发表,编委对稿件的推荐制和/或者推荐制与审稿相结合的原则等.

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应用数学和力学》在推动中国理性力学的发展,促进现代数学和力学的结合,推动非线性力学的发展等诸多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应用数学和力学》在把中国的力学推向世界,向世人展示中国学者的成就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应用数学和力学》为培养和扶持中国年轻科学家创造和提供了展示他们才华的大舞台,当年的许多年轻编委不过只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如今他们都已经是各个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其中担任首届编委的郭仲衡、何友声、钟万勰、刘人怀等已成为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院士.

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自身也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应用数学和力学》都有比较高的声誉,并在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3 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

自1977年钱伟长院士等发起在中国开展理性力学的研究开始,通过中国力学学会30年的推动,特别是在钱伟长院士亲自领导的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委员会的不遗余力地精心组织和推动下,经过了两三代人的努力,理性力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例如朱兆详、李灏、叶开沅、陈至达、郭仲衡、郭友中、戴天民等教授都做出巨大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特别是郭仲衡院士,他作为中国理性力学最早的研究者和专业委员会的早期领导人,不但身体力行地执行了钱先生的推动理性力学发展的理念,亲自领导和组织了多次MMM会议和两次ICNM会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接班人,同时他本人在理性力学方面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为中国理性力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将载人史册,让后人永远铭记.

就笔者之见,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研究队伍壮大了,其中不乏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著名科学家.正如钱伟长院士在1997年10月为MMM-Ⅶ文集所作的序中所指出;“MMM-Ⅶ会议的召开,又正值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原专业组)成立20周年.作为这个专业委员会的创始人,我欣喜地注意到,经过大家20年来栉风沐雨、艰苦奋斗,我们的基本队伍从区区几十人增加到数千人,在我们主持的两次国际会议和12次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千余项学术成果,当年的青年学者多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从MMM-Ⅶ会议到现在,又经过了10年,我们的队伍更壮大了,成长了,取得的学术成就更多了,水平也更高了.到目前为止,专业(组)委员会主办了10届MMM会议、5届ICNM会议和6次相关会议(包括系统讲座3次),参加会议人数约2800人,发表论文约2500篇,其中专题与综述性报告300篇.

3.2 研究队伍壮大的同时,研究单位逐渐增加.主要研究单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上海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湘潭大学等.

3.3 许多学校先后都开设了连续介质(统)力学课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兰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上海大学、辽宁大学、重庆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湘潭大学等学校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学位课陆续开设了连续介质(统)力学课程.

3.4 出版了一批关于连续介质力学的译著、专著或者研究生教材.根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以来,出版的相关译著、专著或者研究生教材20余部.(见附录)

3.5 理性力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等已被国人广泛地接受,并用于研究一些新材料的本构理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时在大变形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应用方面,在数学和力学的结合方面,用理性力学的观点和方法解释新的力学现象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就.限于篇幅,不再此一一列举.

3.6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其中代表性成果有:

(1)郭仲衡是著名的理性力学和应用数学家,也是中国从事理性力学的先驱者.在他从事基础力学、应用力学、张量分析和数学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建立了两点张量抽象记法;在连续介质力学中率先使用Lie导数;得到非线性弹性动力学现有的3个精确解中的2个;解决了3个本构基本量的正确定义及内蕴表达,所给出的伸缩张量率被称为“郭氏速率定理”;建立了开闭口薄壁杆件的统一理论;提出了对场问题普适可用的“主轴内蕴法”,简称“π-方法”等.1987年“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的一般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戴天民是中国早期推广张量理论,连续统场论和理性力学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一直从事理性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原理以及基本方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在非线性弹性理论的变分原理,连续统力学基本方程的推导,广义连续介质力学及其应用,非局部变分力学,广义连续统力学中的多场问题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近期在重建连续统力学的基本定律和原理体系的研究中进行了系列工作,并已初步形成一个主均衡定律型的框架.

(3)陈至达、谢和平致力于有限(大)变形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陈至达专于非线性有限变形力学理论,竭力推进近代力学的进展.谢和平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最早建立了裂隙岩体宏观损伤力学模型来研究矿山岩体灾害事故机理和过程,开拓了裂隙岩体损伤力学研究新领域,成功预测了采动围岩的损伤大变形和蠕变破坏过程,并应用于深部巷道大变形预测、蠕变分析及支护设计等重要领域.1985年起,谢和平、陈至达将分形方法应用于裂隙岩体非连续变形、强度和破坏的研究,形成了裂隙岩体非连续行为分形研究的新方向,并与损伤力学相结合在岩爆、开采沉陷、顶煤破碎块度控制等矿山工程应用中获得成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5年“岩石损伤断裂的分形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99年“岩石混凝土损伤力学”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谢和平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4)高玉臣在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及大变形的研究中,建立了两种基本的弹性大变形本构关系,给出了应力状态新的描述,完成了大变形情况下应力张量的分解,以及用基面力对大变形能量原理的描述,并解决了若干大变形的奇异点问题,揭示了大变形弹性裂纹的扩张区及收缩区等.1999年“纤维复合材料的细观断裂模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郑泉水在力学基础研究中,提出了为建立现代张量函数表示理论完整体系而有待于解决的主要命题,并完整地解决了这些命题,将其归结为一系列的基本定理,构成现代张量函数表示理论的基础、基本框架及其应用基础.创立了一种系统研究任意高阶张量各种各向异性结构的有力方法,并建立了任意阶张量(可表征各种可能的线性物理性质)的所有各向异性的分类.建立了各向异性张量函数的完备且不可约表示的系统且简便的方法,开拓了张量函数表示理论在现代力学多方面的应用,如:高对称性材料的本构、强度和屈服关系;损伤材料内结构与损伤张量的内在关系;损伤和高分子材料内结构演化;细观力学新方法.他主持完成的“张量函数表示理论与材料本构方程不变性研究”200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 结束语

在笔者即将落笔之时,不禁感慨万千,似乎又回到了以前那些岁月.笔者有幸于1978年在“理性力学讲习班”上聆听了钱先生主讲的“张量的内禀理论”课程,使我受益终生,钱先生的为人,钱先生的学识,钱先生的授课无不令人折服.自那以后,本人跟随先生几乎全程参加了专业(组)委员会的活动,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这个过程中,本人目睹了先生在推动理性力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艰辛,更目睹了先生那非凡的胆识,超人的毅力,和他对科学的高瞻远瞩.如今,理性力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想这是钱先生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借此机会,谨祝钱先生身体健康!

限于本人学识和水平,也限于篇幅,不到与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致谢《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会、中国力学学会办公室金和同志对本人整理这篇文章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本文得到戴世强、周哲玮、郑晓静教授的支持,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文还得到戴天民、武际可、郑泉水等教授的有益建议,特此致谢!

附录

(1)德冈辰雄[日].理性连续介质力学入门(连载).赵镇,苗天德,程昌钧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

(2) Eringen AC.Mechanics of Continua.New York:JohnWiley&Sons,Inc.,1967(2nd ed.1980,程昌钧,俞焕然译,戴天民校,连续统力学.科学出版社,1991)

(3) Chadwich P.Continuum Mechanics-Concise Theoryand Problem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6(傅依斌译,连续介质力学——简明理论和例题,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4) Gurtin ME.An Introduction to Continuum Mechan-ic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郭仲衡,郑百哲译.连续介质力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5)郭仲衡.非线性弹性理论.科学出版社,1980

(6)戴天民.张量和连续介质力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7)戴天民.连续介质力学引论.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8)李松年,黄执中.非线性连续统力学.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7

(9)范镜泓,高芝辉.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基础.重庆大学出版社,1987

(10)郭仲衡,梁浩云.变形体协调理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

(11)黄克智.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2)高玉臣.固体力学基础.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13)王自强.理性力学基础.科学出版社,2000

(14)陈至达.杆、板、壳大变形理论.科学出版社,1994

(15)陈至达.有限变形力学基础.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

(16)匡震邦.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网络文化传播方向及理性表达论文 篇2

2.1传播艺术的本土化

当我们决定好文化传播的具体的内容以后，对于文化传播的后期工作要最好，要制定合理地可行的措施促进文化的`传播交流，我们促进我们文化走向世界，增加我们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尽可能促使文化的无障碍的沟通交流。2.1.1语言的本土化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要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跨文化的传播，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语言进行转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网络文化的传播交流这种情况更需要我们促进语言的无障碍交流，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跨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但是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语境，可能由于在语言的转化过程中，可能对于具体语境的理解不合适，所以导致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带来一些麻烦，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语言的转化过程中注意这些问题，避免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促进文化更有效的传播交流。比如，我们想推广一些文化，像《论语》、《三国演义》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历史，虽然非常的优秀，深得大众的喜爱和赞美，但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因为语言差异太大所以造成许多不精确的翻译，不能完整深刻的表达其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感情，这也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难题之一，这样简单粗略的翻译可能会达不到我们理想的效果。2.1.2运营的本土化所谓运营的本土化，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文化的传播内容已将确定，但是仍然不能盲目的进行文化传播，需要我们对于文化传播的市场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市场的风向标，然后进行文化传播的运营，争取达到我们预期的传播效果，我们要审时度势，搞清楚，弄明白，那些国家对于那种文化的需求量比较的大，那些国家可能排斥文化的渗透与文化市场的侵占。然后制定针对性较强的运营手段和措施，确保我们的文化传播顺利进行，保证我们文化的价值的最大化传播与交流，争取效益的最大化。

2.2本土化的实行对策

2.2.1合作化的网络文化传播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文化的传播始终应该贯彻的一个原则就是全球化导向本土化的战略思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引导自己的文化进入世界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要做到自己本土的文化战略思路要与时俱进，两者相结合，实现文化传播的效益最大化。第一，我们需要真正去培养和吸引有用的专业领域的人才，对于国外的专家学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这样的举措，我们能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文化传播愈发国际化的大形势下的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的见解，以及他们给出的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我们以后能更好的进行文化传播交流的一大有力的保证。此外，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去渗透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他们喜欢上我们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进行联合培养，并且为他们打造一个舒适的喜欢的文化氛围。这些人才可能是以后我们国家在进行文化传播交流时的一大助力，因为我们对于国外本土文化的了解肯定相对于他们而言不够深刻，可能他们能提供一些我们以前不曾想到的思路和办法在以后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需要联合其他国家的互联网站，进行一些合作交流，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本土文化的了解可能更多也更加的深刻，所以与他们进行合作，能最大程度的促进文化传播的效率。可能他们知道怎么样的选题才是广大观众喜欢的，真正能在文化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以前，我们国家曾经有过和国外的一些出版商合作的经历，但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在合作的形式及内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现阶段的合作而言，需要各网站进行更加深度的合作，才能最大程度提高我们国家的网络文化的传播力度，增强竞争力，真正推动文化传播交流的进行。2.2.2实现相互的交流与协作就现在而言，真正有效果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必须要有足够多和足够开阔的通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去实现文化传播交流的价值。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样我们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可能更多，我们的综合影响力会更强，才能促使我们的文化在全世界能顺畅的传播和流通。就现在得到的统计数据而言，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设有汉语课程，还有一些国家有孔子学院，汉语热的影响力还在持续，热衷于汉语学习的人数不断地增多，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一些国学经典之作，需要加大向国外推广的力度。使他们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

3结语

理性传播 篇3

关键词：传统孝德；孝德思想；学生思想道德；孝德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4；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4-139-2

1 概述

山东省是儒家孝德文化发源地，古代四大圣贤孔孟颜曾皆聚鲁西南，而嘉祥是宗圣曾子故里，孝德思想熠熠生辉。所谓“孝德”是尊祖爱亲的品德。以孝老爱亲、尽孝讲和、孝行天下为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孝德”这一传统道德正渐渐被一些中学生所“淡忘”和“遗弃”。特别是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青少年在攀比享乐的诱引下，无视父母的辛勤劳动，慢慢养成了铺张浪费的习惯。很多青年人不理解也不体谅老人的苦楚。如何让孝敬父母，尊长敬老的观念真正入脑入心？学校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让学生树立孝敬父母、尊长敬老观念，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对曾子“孝德”的理解

所谓“孝德”是尊祖爱亲的品德。以孝老爱亲、尽孝讲和、孝行天下为主要内容。“孝德”，在调节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促进人类幸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我国正迅速进入老龄社会，培养下一代人的孝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曾子孝德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文化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核心，曾参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核心，曾子以孝称著于世。孝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孝”的内涵不断扩大，它总摄了仁、义、礼、信等一切道德范畴。曾子师承孔子孝道观，将孔子“仁”说推及孝道，每日“三省”吾身，将主要家庭伦理中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孝”乃天地常理，人间至极。

立足嘉祥县城，观瞻一中校园，孝德的现代性重焕生机，2010年11月16日召开县域整体推进孝德教育暨“曾子孝德思想进校园研究”开题会，省教育厅教科所副研究员曾庆伟，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刘绪菊，县教育体育局局长王乃翠等领导出席会议。这是对全县孝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必将推动全县孝德教育的发展。

4 弘扬曾子孝德思想，有利建设和谐嘉祥

孝德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是百善之先，诸德之首。宣扬孝德，在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的良好风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山东省嘉祥县是我国古代四大圣贤之一宗圣曾子的故里。曾子被后人尊奉为“孝圣”。嘉祥县把传承和弘扬曾子孝道文化作为推进和谐嘉祥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列为拓展和深化民生工程的范畴，让老年人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倡导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响亮地提出了打造中国孝城的目标。

嘉祥县把敬老爱老列为民生工程，全国首个中华孝心示范村在嘉祥启动。设立了曾子研究会、孝文化研究中心，在城区，设置孝文化格言警句和孝道故事雕塑。把县城中心的萌山打造成孝文化山、不夜山、旅游山。新修了3000多米的环山路，4000余级台阶的登山路，新建了孝贤阁、爱晚亭等景点，同时建设了孝文化广场、孝文化墙、汉白玉孝经长廊等孝文化设施，让市民在浓郁的孝文化氛围中受熏陶。在全县开展了万名孝星直选和孝星示范乡镇、孝星示范村建设活动，孝德建设纳入农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使“中国孝城”建设逐步推向深入。敬老爱老在嘉祥蔚然成风，嘉祥老年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5 孝德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积极价值

一是有利于建设遵规守纪和谐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

孝德是孝亲敬老的美德，孝德教育也是县城教育的必修课，孝德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为陶冶师生的道德情操，增强孝德文化底蕴，学校通过制定孝德课校本课程《新弟子规》《新二十四孝》《走进文明》，举行了孝德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举行遵规守纪，孝亲敬老主题班会等，一系列活动有效支撑了学校精神道德文化，灵魂得到震撼，心灵得到洗涤，促进学校的稳定和安宁。

二是有利于培养素质和谐的学生群体。

孝德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是一个人关爱社会的情感根基。孝德教育就其实质来说是在构建完美人格，谦恭长辈，尊敬父母，尊重教师。使学生懂得了感念亲恩、领悟亲情的道理，更由此升华为感恩他人、社会与祖国的一种可贵思想，更懂得了感恩回报的道理。加强孝道教育，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能使中学生通过孝敬父母从而达到忠于祖国，把为祖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和为父母增光相统一，把对父母的爱同对国家的忠相统一。

6 传承曾子孝德理念，加强学生道德教育，建设和谐一中校园

其一，孝德理念弥散校园，感知孝德，激发孝情。

步入一中校园，孝德文化的馨香弥散校园，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形成需要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校积极营造浓厚的校园孝德文化氛围，精心设计，周密安排。学校环山路中央大型曾子孝德文化墙，介绍曾子及孝德，学生每天跑步，每天感知孝德，耳熏目染。独坐山小桥两侧是，“二十四孝画像石”，“孝感动天”“亲尝汤药”“百里负米”等，深刻感受孝德氛围。这样就会让昔日死板的墙头变得有声有色，学生们都会说：“我们的围墙会说话。”让孝德文化传统和美德时时处处净化学生的心灵。

其二，关注孝德，开发校本，明白孝理。

学校开展“孝亲敬老主题教育活动”，为进一步构建和谐校园，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教育，唤起学生的“尊老、敬老、爱老”意识，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校开展了“孝亲敬老”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活动，促进学生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还有《弟子规》、《走进文明》《新二十四孝》等校本开发共同促进孝德思想传播，

其三，开展孝德活动，感悟孝德真谛，激荡学生心灵。

①开展“感恩父母、感恩社会、感恩祖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使同学们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要求学生在寒假期间，为父母分担家务，为父母洗洗头，洗洗脚，参与生产劳动，言传身教，感恩父母，感知父母抚养自己的艰辛和不易，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做一个“有孝行、有爱心”的好孩子。通过观看一部爱国影片，学唱一首爱国歌曲，听身边老人讲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学生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②通过“文明规范教育月活动”、“励志教育月活动”等活动对孝德教育形成有力的支撑，推动孝德的教育顺利展开。“文明规范教育月活动”一般在新学期开学后的三个月推行，规范了学生的日常行为，让学生顺利地成人成才，这本身是对孝德教育的完善和升华。“励志教育月活动”一般在高考前，加强励志教育，使学生勤奋进取，知恩图报，顽强拼搏，彰显男儿本色，是孝德教育的补充和完善。“以孝德为核心，广泛开展，学生深受其益，在学习和为人处事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校园和谐稳定，学生团结向上。

总之，孝德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是百善之先，诸德之首。在县城学校对学生进行以孝德为中心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学生深刻领会孝德的真谛，学校孝德氛围浓厚，学生由感知到实践，由感性到理性。回家对父母，在校对老师，平时对同学，关系和谐融洽，团结向上。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孝德发扬光大，深入人心，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孝德之风弥散县城，乃至全国。

参 考 文 献

[1] 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十篇[M].2010.09.

[2] 王长坤著.先秦儒家孝道研究[M].2007.11.

[3] 嘉祥县志[M].中国嘉祥曾子研究会，嘉祥一中主题教育活动，2011.11.

论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理性传播 篇4

近年来, 我国传统媒体传播的途径日渐广泛, 媒体新闻评论无论形式以及观点都变得多种多样, 这使得受众视点与媒体视点之间的矛盾更为常见。而传统新闻媒体评论改革有利于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现阶段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呈现出选材越来越广泛、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理性的新闻评论有利于及时捕捉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积极引导人们对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 对社会发展而言有非常积极的作用。[1]

二、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中存在的非理性现象

(一) 新闻评论跟风现象严重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媒体选材方面, 现阶段我国新闻媒体在选材上都更加倾向于报道那些人们关注的不良社会现象, 而且所有新闻媒体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这种选材模式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对这类新闻的关注度更高引起的, 这类新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活息息相关, 并且此类新闻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眼球。[2]例如, 2008年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对这一事件的新闻评论中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现象, 并出现严重的跟风问题, 这些新闻评论使得人们不断地猜测怀疑富士康公司, 不难发现新闻评论中有许多非理性的评论误导了群众对新闻事件的认知。没有理性评论的新闻观点不但起不到积极引导的作用, 还会引导人们走向观点的误区。

(二) 新闻评论语言平庸无内涵

有些新闻评论缺乏在传播过程中的时效性, 对于这样的新闻评论则更应该提高对新闻事件评论的严谨态度。然而, 现阶段新闻评论中从语言使用方面就无法做到严谨这一根本要求。有些新闻评论中使用的语言相当平庸, 再者有些新闻评论严重缺乏内涵, 这些新闻评论中往往没有媒体人对于新闻事件的独特的理性观点, 人云亦云, 这样语言平庸内涵平淡的新闻评论根本无法准确地把握新闻事件所应有的舆论价值, 严重缺乏新闻评论所应有的独特思维, 失去了新闻评论独有的价值。

(三) 新闻评论存在以偏概全现象

传统媒体新闻评论过程中以偏概全的片面评论问题也较为严重,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评论人评论时主要依据的不是新闻事件本身所反映的事实, 他们更趋向于迎合大众的观点, 这样做使得新闻评论表现得较为极端化, 使得群众对新闻事件缺乏全面的认识。[3]新闻评论中应杜绝以偏概全和绝对化的评论, 这样的评论不仅自身显得片面独断, 而且会引导着读者走向片面的认识误区内。

三、如何做到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理性传播

(一) 充分依靠可靠的信息源

新闻评论是广大群众了解社会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 是人们监督社会的主要依据, 在新闻评论中要注重新闻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这也是新闻评论最基本的要求, 这样才有利于如实地向群众反映新闻事实。要做到新闻评论的可靠性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 要切实核实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 做到保证其准确性后再进行评论。其次, 在评论过程中应确保所用语言的准确性, 以免错误用于给人们带来的误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新闻评论传播前其信息来源及新闻评论的准确性。

(二) 平衡新闻评论中事实与观点的比重

理性的新闻评论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完美结合, 在抽象与具体之间进行权衡度量, 为了保证新闻评论既能放映可观事实, 又能充分表明评论人的简介, 新闻评论应合理平衡新闻事件客观事实与评论人自身观点之间的比重关系。一方面评论时应做到自己的观点不能简单地用实时替代, 合理引用新闻事实目的是证明新闻评论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的是不可用评论人自己的观点代替可观事实, 新闻评论应侧重根据可观事实的理解分析, 观点代替事实会给读者产生误解。

(三) 避免“二次传播”信息误读

可靠的信息来源是新闻评论准确性的基本保证, 但新闻评论只保证信息来源的准确性是不够的, 因为新闻评论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评论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 评论过程中立论所采用观点的正确性也十分重要, 新闻评论的过程就是次“二次传播”的过程, 这就要求新闻评论人能够正确分析新闻事件, 找出新闻热点中的症结所在, 应做到不对信息产生误解, 做到立论清晰、可观, 应从根本上避免以偏概全甚至偏离事实的新闻评论。

(四) 以人文关怀体现理性思维

当今社会, 人们对新闻评论的理性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的新闻评论要求既要做到合理, 又要做到合情。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理性的新闻评论不应是有理无情的, 评论过程中应准确运用感性因素, 新闻评论的目的也应体现、倡导人文关怀, 这样更容易拉近新闻评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且容易引发人们对新闻事件的思考。这样的新闻评论还有利于引导和塑造受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将大众舆论合理地提升到理性的高度。

四、小结

由于传统媒体的特殊性质, 决定了其报道评论的重要程度, 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是广大群众认识社会、监督社会的主要依据, 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 必须要保障新闻评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基于客观的角度, 对新闻进行全面、综合性的评价, 结合新闻事件的具体情况, 考虑不同观点所占的比例, 高度重视其理性传播, 避免由于新闻评论的片面、跟风等问题对受众产生误导。本文针对新闻评论理性传播提出了几条有效途径, 望本文研究有助于新闻评论及其传播健康发展, 保障传统媒体新闻评论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随着网络等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闻评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新闻评论所起到的引导作用。新闻评论对人们对相关事件的见解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但现阶段, 新闻评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理性现象, 使人们对新闻事件产生了很大的误导。因此, 为了保证传统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评论理性传播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分析了新闻评论传播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在此基础上针对新闻评论理性传播提出了几点建议, 望本文研究有利于新闻评论的理性传播。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理性传播

参考文献

[1]赵振宇.网络时代传统媒体新闻评论创新的思考[J].中国记者, 2012 (07) :31-32.

[2]谢明辉.传统媒体公共新闻评论的特征及发展趋势[J].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01) :121-124.

理性传播 篇5

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 (Roland N.Stromberg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指出, 欧洲从中世纪起, 就已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东方宗教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的熔炉, 西方世界将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 并不断致力于新的综合。在这些紧张或对立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 即崇尚理性的希腊哲学思想与推崇非理性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随着时代的变迁, 哲学与宗教信仰逐渐褪色, 但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精神传统却延续下来, 成为西方思想史中的一条基线。这种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的精神可能会发生冲突, 也可能融为一体, 可能会轮流占据上风, 也可能在不同的地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是, 这两种精神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存在着。同样, 西方大众传播规范理论的演变———从中世纪的极权主义理论到17、18世纪开始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到20世纪中叶的社会责任论———也反映了这两种精神“螺旋上升”式地不断博弈。

一

中世纪末期,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致力于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糅合, 论证了理性与信仰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托马斯之后, 理性哲学日渐从中世纪神学的重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得中世纪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密切结合不复存在。“理性思想已经获得自由, 踏上漫漫征程。” (1) 理性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科学革命、哲学革命和宗教宽容思想的兴起。

在此背景下,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了哲学革命。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取得的辉煌的成就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哲学家培根都反复指出, 理性是每个正常的人都有的;具有理性的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辨真伪和善恶, 而无需由神或帝王来代替人的理性发号施令。 (2) 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波及政治领域, 使人们意识到笛卡尔式的普遍科学方法也能打开政治和社会科学之门;就像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 “理性”也会在人类事务中大行其道。对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理性精神,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这样概括:“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 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 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按思想见解讲, 近代从十七世纪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 没一个会让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感觉不可解;路德会吓坏托马斯·阿奎那, 但是阿奎那要理解路德总不是难事。论十七世纪, 那就不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奥卡姆, 对牛顿会根本摸不着头脑。……1700年的时候, 有学识的人思想见解完全近代化了;在1600年, 除开极少数人以外, 思想见解大体上还是中古式的。” (3)

与科学革命、哲学革命相伴随的是理性在宗教信仰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宗教宽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持续多年的宗教战争使人民饱受苦难, 最终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不仅仅反对这种宗教不宽容的现象, 而且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许多观念。当疯狂的宗教战争消退后, 那种认为国家应当推行统一信仰和道德的观念就愈来愈不可容忍了, 正如蒙田所指出的, “仅因为一个人提出某种猜测就把他活活烧死, 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即, 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不过是自己的一种“猜测”, 那么, 用中世纪极权主义式的刀剑来强制推行它, 是极其愚蠢的。如果一个政治社会同时存在较多不同的教派, 那么, 不容异己的政治理论就须更新, 新的理论要允许不同的宗教共同存在, 以避免相互残杀。

科学与哲学的进步以及宗教宽容愈来愈高扬的呼声象征着理性在同非理性的信仰和极权的斗争中渐居上风, 自由主义理论亦呼之欲出。这一时期, 约翰·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指出, 强迫只能制造虚伪, 但不能改变人的信仰;刀剑只能迫使人们表面上的服从, 但这毫无价值。被西方新闻界奉为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开山鼻祖的约翰·弥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了他的核心主张:“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他认为, 真理是确定无疑的东西, 是通过人的理性表达出来的, 只要允许自由而公开地讨论, 真理就会显现出战胜一切谎言和谬误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力量:“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 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 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4) 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观点的公开市场”与“意见的自我修正”从此开始确立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

倡导理性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以后的运动中不断完善, 并在启蒙运动期间达到高潮。康德延续了弥尔顿等人的理念, 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5) 象征着理性自由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思想和精神运动, 但也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 导致了反理性思潮逐渐兴起。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义, 追求澄明, 力图消除各种非理性因素, 但这种持续的“理性运动”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社会领域文明与异化的二律背反、文化领域基督教信仰的濒于崩溃等新的问题。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曾说, “一个能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的 (宗教信仰的、非理性的) 世界, 不论有多少毛病, 总归是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 人便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 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 (6) 由科学领域演变而来的理性原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价值领域的全部问题。哲学领域的本体论悄然发生着变化, 其它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 (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行为主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思想;存在主义等) 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于是, “洛克这种人”开始遭到了嘲笑, 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 先前的洛克、弥尔顿等作为理性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先哲“只是稳健的公民, 仅以毫无光彩的幸福追求为目标”而已。一度曾被普遍接受的“理性”的真理被谴责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沦丧, 它似乎是将一种新的教义强加于混沌的现象世界之上。即使保守主义者伯克也宣称理性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 “而且决不是最大的部分”。尼采后来宣称, 西方社会濒临死亡, 导致它死亡的原因是过于理性主义, 或者说理性过多、非理性过少, 人类日渐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 失去了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上帝死了”———这是理性主义泛滥的缘故。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他看到了理性主义对现代世界祛魅之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看到了理性主义对传统世界的消解所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裂开大口空隙, 看到了现代理性———启蒙运动将其对人类进步的全部希望寄予这种理性, 然而它却不能按照自己的主张证明指导人类生活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实际上制造了专横的理性信仰的铁笼, 笼罩着现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这样评说这个理性专横、信仰丧失的世界:“没有精神的专家, 没有灵魂的感觉论者;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7) 哲人海德格尔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时如中世纪神学教徒般地呼吁:“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

力倡理性的自由主义媒介理论并未兑现自身的诺言, 不仅因为它“从其一开始就带有片面性和空想成分”, (8) 还因为它过分侵占了非理性的边界。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付诸实践 (9) 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得不面对“理性”实践所带来的现实困惑。送走了党派纷争的“黑暗时代”, 却又迎来了黄色新闻的泛滥成灾。“理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关于“非理性”的理性反思姗姗而来。

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兴起的大众社会理论从“大众非理性”的前提出发, 认为提出媒介是肿瘤般的恶性力量, 它能够直接到达、转变、腐化个体的头脑, 毁坏个体的生活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10) 20世纪对传播理论影响较大的非理性思潮包括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行为主义认为, 人类所有的行动都只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条件反射———这就意味着:行为主义者抛弃了较高层次的心理活动过程, 在行为主义视角下, 一方面是环境的刺激, 另一方面是人的反应, 理性从该理论中被清除。佛洛依德学说同样不相信人类的理性。佛洛依德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 自我———即理性的方面———处于控制地位, 但有时其它部分也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弗氏认为, 人类学行动通常取决于人各种的阴暗面即本我, 同时, 自我还受内在化的一整套文化规范即超我的指导。自我处在充满原始本能的本我和过度约束的超我之间, 常常被打败。当超我占据主动, 本我被彻底镇压, 个体就只会依照外在的文化规则要求做事。 (11)

非理性思潮中的行为主义直接导致了传播学领域中的魔弹理论的兴起。该理论认为媒介的刺激能深入人的大脑, 迅速影响人们的行为。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等非理性主义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新闻传播学者, 如哈罗德·D·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等。拉斯韦尔认为, 集体符号 (即外在文化, 属“超我”部分) 如果得到明智地运用, 就可与强烈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并能激起大规模的群体行动。李普曼也提出了“身外世界的脑海图景”一说, 强调外在“图像” (属“超我”部分) 的巨大影响力。因此, 在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等传播学者看来, 因为大众并不总是理性的, 媒介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大众媒介的控制权应掌握在精英即科学技术专家手中, 这些专家将使用他们的知识效忠于正义和真理。如此一来,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媒介自由主义理论发生了正面冲突, 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直接交锋。有学者指出, “20世纪的心理学研究, 也更多的揭示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人类并不总是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信息。理性化本身就是试图就非理性行动进行的理性解释。这就打破了自由主义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哲学基础”, 所以, 在20世纪, 自由主义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遭遇到了挑战。 (12)

三

新闻传播领域的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锋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缓和, 社会责任论平衡了理性主义者与非理性主义者的主张, 即在激进自由主义观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社会责任论既要坚持媒介自由主义规范理论的要旨, 又需承认非理性或不够理性的大众这一事实, 既坚持“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自我修正”, 即人是有理性的, 在观点的自由竞争中真理总会战胜谬误, 同时又“必须承认, 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 可能是最有力的教育工具;并且他们必须承担教育者的责任, 陈述和澄明为之奋斗的理想”。 (13) 于是社会责任理论在否定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同时, 主张依然拥有媒介内容控制权的媒介从业者要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 政府不应过分干预媒介行为, 但须对其加以适当约束。这一主张的背后意味着大众并非总如媒介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是“理性的动物”, 理性原则及自由主义理论得以进一步修正———即使大众是“理性”的, 也需要受政府部分约束的媒介给予适度的引导。

黑格尔曾说, 观察历史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种, 分别是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他认为, 事实上, 每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所应有的精神, 总不外乎是要希望求得合理的真知灼见, 假如我们没有“理性”的概念, 没有“理性”的认识, 那么, 我们至少应该坚决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这东西确实是有的, 并且还应同样地相信那个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落花无主、随风漂泊的, 而是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之下表现它自己。 (14) 思想史视野中的大众传播规范理论演变可以列入“哲学的历史”范畴, 即使媒介面对的世界是“落花无主, 随风漂泊”的, 但其规范理论本身却是试图对非理性化所作的理性解释, 这也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胶着与吊诡。

社会责任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其基础仍然是自由主义媒介理论, 只是对其作了某些修正与修补。作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妥协或融合, 社会责任论也面临着苛刻的批评。有批评家认为, 这一思想体系只是简单地将现状合法化和合理化, 并未真正对问题作出实质性的解决。所以, “如果社会责任理论想要继续成为具有可行性的规范理论, 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贯彻实施。”但从西方思想史看来, 正如马修·阿诺德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指出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 (即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 ———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 (15) 正是这种冲突与融合、分化与重组, 才是西方媒介规范理论发展所遵循的一条基线, 正是在这两极间的不断运动中, 大众媒介规范理论才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不断发展。

摘要：本文从黑格尔式的“哲学历史”角度, 指出西方大众传播规范理论的演进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博弈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在这种博弈中, 媒介规范理论实现了“螺旋上升”式的演进。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媒介规范理论

注释

1 (15)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第11页、第4页

2 (8) 李良荣:《当代西方媒体》,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第68~69页

3 [英]勃兰特·罗素著, 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76, 第43~56页

4 [英]约翰·弥尔顿著, 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58, 第46页

5 康德著, 何兆武译:《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0, 第22页

6 陈炎:《现代性思潮的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美学述评》,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第17页

7 [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对形成西方世界观的各种观念的理解》,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第450~451页

8 (9)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80

9 (10) (11) [美]斯坦利·巴兰等著:《大众传播理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第65页、第79页

10 (12) 许静:《传播学概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174页

11 (13)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U and C Press, 1947

理性传播 篇6

唐纳德·肖·和麦克斯维尔·麦科姆斯这样写道:“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证据表明, 编辑和播音员每天要完成选择和展示新闻的任务, 因此他们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众传媒最为重要的功能恐怕就在于此——为我们组织和安排脑海中的世界。”简而言之, 议程设置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或形象。而根据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的两极传播理论来说, 信息的传递往往是先由媒介将信息传递给意见领袖, 再由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传递给大众。如此而来, 经过这样两极的处理, 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很难保持纯粹的客观, 尤其是在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这一环节上, 还原信息本身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如同妮儿·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举出的一个例子:可口可乐广告商在电视台上播出了这个广告, 不见得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广告, 但看过这个广告的人会通过人际关系告诉其他人, 这时第二级传播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 意见领袖会说这个广告看起来精致, 可乐应该也很不错, 你们也去买吧。由此可以看出, 媒介为大众认知事物构建了一个框架, 大众很难脱离这个框架去辨别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也就是说, 受众在面对媒介时的选择能力其实是已然受到影响和牵制的。

另外,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人们谈论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 大众传播无法决定人们想什么, 却可以左右人们怎么想。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议程设置可以为政治发挥出惊人的能量。例如, 20世纪60年代,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新闻报道将当时兴起的学生运动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 其主要手段便是制造新闻热点以转移公众热情, 最后缩小媒介影响。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媒介信息显得纷繁且复杂, 因为媒介信息是由各种符号按照有迹可循的规律构建而成的。具体说来, 任何信息传递而来的印象都是由这些符号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的, 最后在受众脑海里汇集, 引发某种意义或者产生联想之类。由于符号具有过于形象化的阐释的缘故, 某些带有强烈符号化意味的媒介信息对于受众的联想和冲击是显而易见并难以避免的, 如打开互联网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具有性暗示的图片诱使受众点击进入, 其实那只是广告商的小把戏。这些符号化的媒介信息在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催化的作用, 受众会越来越依赖于形象鲜明具有意指类的传播方式, 而合理地选择及判断方式再一次受到削弱。

这还仅仅是符号学的意指, 即符号学的“象征等级” (signified) 。在如今的信息技术4.0时代, 符号不仅仅是指代, 更是创造出了我们所处的现实。让·鲍德里亚的理论是媒介符号学理论的一个范例, 他的核心论点是“媒介逐渐拉大了符号和人们所体验到的现实世界间的距离。”当今, 我们生活在“拟象”的世界, 受众的体验不再借助外部工具, 而是通过媒介信息便得以实现。媒介与受众的平衡也在逐渐倾斜。基于符号本身的形象化与直接体验, 媒介信息隐隐越过了受众独立的防线, 受众在判断媒介信息的同时, 也在逐渐失去判断。

所以, 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并非是相持平衡的, 韦伯的“魔弹论”也并非夸张不可取。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序言中所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 而赫胥黎担心的是, 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随着信息时代的逐步发展, 媒介正在慢慢地解除人们的抵抗力, 我们的判断力和理性会沦陷。媒介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但它们并不等于生活, 作为受众的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对待媒介, 而不是娱乐至死。

参考文献

理性传播 篇7

本人认为, 将传播机构纳入市场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不可行之处。

首先, 我国的传播事业缺乏商业运作的传统。尽管我国开展传播的历史很悠久, 在唐朝就已经有了邸报, 并有许多学者认为最早的报纸出现在中国, 但是事实上封建社会的“报纸”多为官方体系内的信息传达方式, 它的受众只局限在各级官员里, 作为社会主体的普通百姓是无权接触到的, 这样的传播很难被称为大众传播, 这种封建官文也很被难扣上“报纸”的名头。反倒是在邸报等官方文书流通的同时出现的私自小报更符合现代商业报纸的定义, 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利益, 它的受众没有认为的被限制, 它的内容出版发行都无虚审查。但是在中国封建集权的社会里, 自然不允许这种小报出现, 更不会允许这种小报发行壮大, 所以这种小报在中国历史上也只能时隐时现, 难成气候。事实上商业报纸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 从15世纪到16世纪, 棉纺, 丝织, 造船, 采矿、冶炼等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已经在地中海的威尼斯等城市逐渐兴起或发达起来, 为了了解产品销路市场的动向和船舶到达、起航的时间等重要信息, 在威尼斯出现了第一份商业报纸, 那是一份不是为政府部门服务, 而是专门为民众服务的报纸。由此可见, 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 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而发展完善的。因此,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 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了市场体系, 商业报纸才会得到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国, 虽然我们早在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客观原因的制约, 资本主义也就仅仅限于萌芽阶段, 真正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发展:经历明清两个朝代的挤压, 到了近代又遭到战争的摧毁, 资本主义发展的并不顺利, 新中国建立后, 的我国的资本主义在没有完全得到发展就被社会主义改造终结了生命, 由此可见, 我国在社会发展形态上, 缺少了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历史环节, 传播事业从诞生之初就明显缺乏商业传统, 商业报纸也就命运多舛, 一直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夹缝中生存, 近代虽然战事不断, 时局不稳, 但是因为党派林立, 前途不明, 商业报纸反倒获得了短暂的繁荣;那是我国传播事业商业化最明显的时代, 也是我国传播业商业化运作最成功的一个时期, 但是, 好景不长, 新中国成立后传播事业很快被纳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内, 商业报纸迅速被官方报纸、党报所取代, 商业性的传播也就彻底在中国消失。这是我国传播业的先天不足。

其次, 我国的社会制度不允许传播事业进入商场体系。

在西方,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保护, 报纸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大量的廉价的大众报纸应运而生。这种报纸与政党报纸相比较而言, 它们经济完全独立, 不受政府控制, 同时也没有政党的津贴作为补贴, 他们在创办报纸时着重强调报纸是商品, 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发行和传播, 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也不会为哪一个团体或派别说话。在当时, 大众报纸的产生也使整个传播事业呈现出了一派自由竞争和垄断经营的总体特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传播业逐渐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一, 私人办报, 办杂志都是很赚钱的事业。在资本主义传播业的发展历程上, 我们不难看出传播业所经历的这些所有的大规模发展都依仗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它就使只有资本主义合法化, 只有摆脱了封建政治、经济束缚的商业传播才能自由发展出天然的秉性:不论政治, 只有求利益, 以价值规律做等价交换。英国有个古典经济学家, 叫亚当·斯密的在“经济人”假说中认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 经济主体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 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益于他人利益的实现。任何产业经济的发展都是在经济主体内在的利益趋动下, 伴随市场信息的变化, 趋利避害, 从而达到有效的调节资源配置的目的。同时各种市场信息的变化也往往是市场主体各自追逐利益的结果。”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 以报业发展为例, 近10年间报业的投资回报率达17%—50%之间, 远远高于同期其他产业。

但是在我国, 我国的社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样的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我们的传播制度是不可能商业化的, 我们的报纸不可能不问政治只求利益, 我们的报纸更不可能用价值规律做衡量准绳, 为了某种利益而和谁进行“等价交换”。我们早期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及广大的人民群众, 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的重要工具, 它的政治功能和阶级意识都被提高到了首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 我们的传播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 统统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范畴, 完全取消了私人办报, 以及任何私有制形式的传播机构。变成了党办报、国家办报。社会主义报刊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刊物,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团体和各行业及企业办的报刊。“党的喉舌”是传播业的基本定位, “舆论引导”是传播业的主要功能, 报社等传播机构被赋予了甚多的政治功能和用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传播业走商业化的道路, 就很难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带给它的天然使命。同时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 经营主体必须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独立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的经济活动, 而且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作为独立的主体, 它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依据市场信息进行生产和其他经营决策, 并对经营结果完全负责, 同时在市场上, 企业之间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但是我国目前的传播业的定位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主体的要求, 没有独立的决策权, 也没有独立的经营权, 更不能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 自然也就谈不上能够进入市场体系, 从事市场运作。很多已经进入市场体系进行运作的传播机构实际上都是存在着两个实体, 一个是事业单位本身。另一个是挂靠在事业单位的一个经营团体, 这样的运行方式本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不合法性, 经济利益不明确, 行政、经营不明晰, 很难将两者划分清楚, 既不能做到政企分开, 又不能做到责权利明确。因此, 我国传播业制度将随着追逐市场内部非均衡性的利益动机的驱使而发生变迁。因为本质上讲, 只有社会各产业部门平均利润形成之后, 各产业制度的供求才能达到相对均衡状态。

再次, 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矛盾阻碍传播业进入市场领域。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传播业单位无法作为经济主题进入市场, 即使传播事业的所有者——政府将经营权让给传播单位, 仍有无法解决的矛盾阻碍传播业进入市场。首先, 依照宪法, 传播业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 是社会主义性质, 它必然要维护所有者的利益。依照公有制传播政策, 任何传播事业都是党的“喉舌”, 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是各级传播单位的基本工作任务。但同时, 因为它进入了市场经济体系, 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任何经济主体都要服从潜在的消费者——受众的要求, 以他们的满意为最终经营目标。因为只有满足了受众的价值要求, 经济主体才能实现其利益目标。换句话说, 有受众的利益才能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但是, 现实生活中所有者利益与受众利益会产生矛盾, 那么经营者会屈服于谁呢?在资本主义状态下, 所有者的最终要求就是经济利益, 与经营者相似, 只有满足了受众的需要, 所有者的经济利益才会实现, 产生矛盾时, 所有者自然会听命于受众, 经营者也就只面对一根指挥棒。但是在社会主义状态下, 所有者是国家, 是不求经济利益只看重政治利益的一方, 所以一旦产生矛盾时, 所有者不会对受众让步, 此时的经营者就会面对两个指挥棒:要利益就要听命于受众, 要权利就要听命所有者, 这样自然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受众对各种政绩新闻不耐烦、不愿意看, 可新闻单位却仍然连篇累牍、乐此不疲;各种政治理论书籍根本没有市场, 可出版社还必须赔本赚吆喝。央视《焦点访谈》的陈耀文曾做过一期论证确凿, 采访充分, 场面精彩的节目, 可后来为了维护民族品牌来之不易的形象, 多次请示之后, 不得不放弃了播出的机会。有的文章说这体现了大局为重, 导向为重的大气概。但事实上, 这次放弃播出是维护了所有者的利益, 但是对于股东、股民, 对于普通受众的利益来讲是莫大的损失, 我们只能说在这次较量中所有者占了上风。当然也有受众占上风的时候, 满街的庸俗新闻, 假新闻, 哗众取宠的版面设计, 这些都是以牺牲传媒操守为代价, 来迎合受众的要求的实例。当然, 解决所有者与受众者的矛盾还有其他方法, 就是回避矛盾, 谁也不理, 从第三条路上寻求利益——有偿新闻, 软广告, 甚至是假广告。但是,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 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 所有者与受众的矛盾始终都无法得到解决, 传播业进入市场会就会面临两面为难的境况。目前, 我国传媒市场上充斥着很多庸俗的电视剧、虚假新闻、明星八卦新闻、恶性炒作等乱现象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传播机构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 为了最大限度的赚取经济利益, 放下了原本应有的节操, 而换取的短暂经济收益, 但是丧失的却是媒体的公信力, 传播机构的严肃性。

最后, 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传播业进入市场体系。

市场经济不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 西方的市场经济从诞生之初到如今的发达完善, 总共发展了400多年, 但直到现在也仍旧还有许多领域不能进入市场体系, 更何况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 市场经济体系仍旧不健全、不完善, 甚至经济要素还不完全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抛给市场有欠妥当, 特别是关乎宣传领域这一重大的精神阵地, 更要牢牢把握在政党的手里。

1) 市场经济不发达, 体系不完善, 第一、第二产业进入市场的时间还不长, 整个市场的培育还不成熟。传播业的性质特殊, 不同于一般的服务业, 文化业, 它牵涉到政治意识形态, 在不完备的市场经济中容易变形发展。

2) 传播历来被划为人类的文化活动, 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 传播不仅仅满足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渴求。在我国目前经济不发达、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 不但很难建立起如同西方那种信息产业体系, 反而会因为竞争的不完全、不公平导致恶劣结果。

综上所述, 我国的历史发展顺序, 社会主义性质, 传播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矛盾及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 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传播业不适宜走商业化的道路。如果有的人认为改革就是逐一把原有国家经营的事业推向市场的话, 那就太机械了, 太教条了, 太不懂得改革的意义所在了。我们必须明确:有经济主体资格的可以进行市场经营, 没有资格的, 又如何进入市场经营呢?还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是社会福利性质或半福利性质的, 如果全部推向市场, 由等价交换主宰, 那政府的作用在哪里体现?经济弱势人群的利益在哪里得到呢?

摘要：在国内众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行改革的今天, 很多人提出将我国的传媒事业也推向市场, 作为市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产业来经营, 让其在“市场体系下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 但是,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都不允许我国的传媒走市场化道路, 一旦走进市场, 我国传媒事业将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述。

关键词：传媒,纳入,市场体系,不合理

参考文献

[1]吴文虎.新闻事业经济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