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特征

关键词:

迁移特征(精选六篇)

迁移特征 篇1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人口迁移实行严格控制,只存在极少政策性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凸显;同时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自发向城市转移。同时,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

(一)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上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扩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1987年,全国人口迁移总量是3053万人,其中跨省迁移人口632万人;1985—1990年,总迁移人口3413万人,跨省迁移人口1183万人;1995—2000年,总迁移人口1.44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242万人;2000—2005年,总迁移人口1.47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779万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在1.5亿左右,其中约有1/3是跨省流动,2/3是省内流动。根据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跨省迁移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是1047万人,2000年是3972万人,2005年是4270万人。可见,我国跨省迁移人口绝大多数是在省际间流动的劳动力。

(二)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

我国区际人口迁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地区内部流动性不强,跨地区人口迁移是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这种迁移模式可以通过计算跨地区迁移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来佐证。1985—1990年,我国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区的迁移人口占省际迁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为76.47%,2000—2005年达到79.62%,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2—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1995—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75%,而2000—2005年达到84.6%。流入东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即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显示,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跨地区迁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渐减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仅占5.5%;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从流出地构成来看,中西部地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1985—1990年东、中、西三地区流出省外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分别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变,东部比重大大减少;中部比重急剧上升,几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稳定。中西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地区,从1987—2005年,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入东部地区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区也由44.2%上升到80%。具体来看,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这8个省流出的跨省就业人口占全国的65%。

二、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区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乡城迁移、产业转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突出表现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这一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中,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及以上,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是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而绝大部分迁出人口是迁入城镇的,并且呈现加强趋势,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迁入城镇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镇。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间,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就业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高达60.3%,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但三大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是第二产业为主(74.9%)、第三产业为辅(19.5%);而中、西部迁入人口的产业构成比较均衡,虽然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较高。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没有迁移人口在业情况的调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调查来分析迁移人口的在业状况。农业部刘维佳2005年的调查表明,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我国人口迁移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规律相一致,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以农村人口的非户籍迁移为主,“候鸟式”劳动力迁移模式

由于户籍约束造成的城乡分割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来看具有稳固性,但仍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多数还保留家乡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务工,有的是季节性外出就业;他们外出在非农部门就业,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但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外出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没能在外定居,家乡仍有亲人,收入多数带回老家。这导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模式。

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真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居民,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然后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来。在中国目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一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转移的第一步;但是转移的第二步,对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来说,却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资本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约束。因此,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常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但难于在城市入户定居,导致东部很多发达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户籍人口)。对于大部分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来讲,尽管他们的技能、观念、职业已不再是农民,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他们只能是“城市就业、农村安家”。

(三)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地区的选择性移民使落后地区人才流失,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化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跨地区迁移是否存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性移民呢?通过对第5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发现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我国三大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总体表现为年轻型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1995—2000年三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都具有年轻型人口的特征,区域差异小。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平均年龄分别是24.88岁、24.56岁和25.34岁,多数年龄均在20-24岁。三大地区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平均年龄均在25岁左右,地区间差异小。从三地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来看,中部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三地区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为主;东部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区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人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高中。

为什么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印证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直观判断呢?这一现象可以从各地区制造业结构和产业链分工的差异得到解释。东部承接了大量的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结构偏于轻型化,对各种层次的劳动力都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大量的低人力资本劳动力涌入东部地区就业,极大地稀释了流入东部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含量。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是以传统体制遗留下来并且得到国家政策扶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型产业为主,引进的主要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产业竞争力强,产品在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市场拓展的需要使东部地区部分销售人员、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流入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需要也不愿意流入中西部地区,进而导致相对比重上东部流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反而更高的现象。

迁移特征 篇2

滇池周边地区农田土壤硝酸盐迁移累积特征

摘要:采用实地调查与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施氮水平对地表水及土体中硝态氮迁移和累积的影响,旨在为减轻硝酸盐对滇池环境的威胁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流域内农田排水中氮污染负荷高、氮肥投入过量及灌水频繁是造成研究区内土壤硝酸盐淋洗污染地下水的主要原因;土壤中NO3--N累积量与氮肥施用量在生菜的苗期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0.01=0.9687**,**表示极显著线性相关),而在结球期呈显著正相关(R0.05=0.887*,*表示显著线性相关);在生菜整个生育期里,NO3--N沿土壤剖面垂直迁移至土壤深层,导致下层土壤的NO3--N含量高于上层土壤;生菜在苗期NO3--N淋失量较大,对地下水污染的风险高;高施氮强度与低施氮强度相比,氮素更易流失;频繁灌溉促使NO3--N随水向深层土壤迁移累积.作 者:曹娜 张乃明 CAO Na ZHANG Nai-ming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昆明,650201期 刊:安全与环境学报 ISTICPKU Journal: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年,卷(期):2007,7(1)分类号:X131.3关键词:土壤肥料学 硝酸盐 滇池流域 环境效应

迁移特征 篇3

关键词:超音段特征 母语负迁移 重音 节奏 对策

一切语言都是有声的,要学好一种语言,掌握其正确的语音十分重要。随着现代交际的发展,英语非本族语者更多地希望能够用英语与不同母语背景者进行交流。因此语音的流畅性、可交流性和可相互理解性就尤为重要。然而我们却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情况:尽管许多学生可以把英语48个单独的音素发得很好,一旦讲起英文来,在英语本族语者的耳中就觉得轻重不分、意义不明,“中国味”浓厚,造成交际困难。究其原因一是教学中对英语语音超音段特征(suprasegmental feature)重视程度不够,二是超音段特征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差异较大,学生不自觉地被母语规则的负迁移现象所影响。本文拟从超音段特征中的重音、节奏方面对汉语规则负迁移带来的问题进行浅显的分析,并结合教学实践提出相应对策。

1 超音段特征与母语负迁移现象

超音段音位,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大于一个音位的语音单位。其表现出的声音在连续话语中的音强、音高等变化即超音段特征,英语中主要表现为重音、节奏、语调、停顿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发音规律,学习者每每遇到英汉语音规则相悖的情况,就会不自觉地把母语规则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去。这种母语负迁移现象的危害更多地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

2 母语负迁移作用对超音段特征影响的分析

在语音教学实践中不难发现,学生“汉腔汉调”的超音位音段语音问题主要表现为找不准词重音、节奏把握不好、朗读时平淡无起伏等等。其中,重音和节奏受汉语的影响最大,成为了讲地道英语语音最大的绊脚石。

2.1 母语负迁移对重音的影响

重音是语音结构的一部分,是节奏的基础。汉语对英语重音的负迁移主要表现为:①词重音感知不敏感。英语单词重音位置是确定的,不可任意改变,否则可能会造成表达失误。汉语词语中却并不存在重音辨义的问题,声韵母相同的词义区别依赖于声调的变化(如:汤、糖、躺、烫),这就造成了学生重音意识淡薄,说出的单词重音位置常常不对。如:INStitute误读为insTItute;fanTAStic误读作FANtastic。②“字正腔圆”的习惯违背“强弱对比”的原则。汉语的发音机制力使我们力求“吐字清晰”。受其影响,学生说单词时不理解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的区别,每个音节发力都几乎一样重,都像汉语里的字音一样清楚,违背了英语的规律,给听者一种僵化的感觉。③对汉英语句子重音的重要性区分不明。英语根据表达的需要,说话者会对句中重要的词加以强调和凸显,重读某个部分,而将其他部分相应变轻弱化。而汉语句子中每个词的力度几乎是平均分配的,强读弱读的概念就不明显。学生在朗读英语句子时就会按母语习惯把句中的每个词都同样重、同样清晰地念出来,这就成为了如何正确把握英语句子重音的一大难点。

2.2 母语负迁移对节奏的影响

英语单词有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英语句子又有重读的词和非重读的词,所以英语说起来应该如同过山车一样,有轻重起伏和抑扬顿挫。然而在教学中,学生常反映视频音频中native speaker的语速太快,基本只能听懂一句话里最后一两个单词;在学唱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时,“to still be suffering is stupid after all of this time”一句成为了他们的瓶颈,“跟不上音乐的节奏”、“原唱都唱完这句了我们才只唱出前面五六个单词”是他们反映的最普遍的问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掌握英语特有的节奏规律。

英语就如同音乐般跌宕起伏,而汉语却更像钟表滴答规律有力。英语句子中重读和非重读音节的交替出现产生了英语句子的节奏美。对于native speaker 而言,句中该重读的词就需要重读,不该重读的词一带而过,几乎听不到。这种轻重音节搭配构成了若干节拍群,形成了英语的节奏变化。而汉语句子中一字即一个音节,其所占时间大致相等,所以节奏的长短就取决于句中字数的长短。如:“咱们去逛街吧”包含了5拍,而“妈妈,咱们现在去逛街吧”则包含了10拍。因此后者所需的时间明显要长于前者。母语的这种负迁移现象会使学生说英文时不自觉地把中文 “铿锵有力”的习惯带入英语,让听者不得要领。

3 语音教学中减少母语负迁移对重音和节奏影响的对策

在语音教学中,学生对重音和节奏的把握难度要远远大于音素和音节。教师在教学中就要通过各种方法训练并鼓励学生保持对重音和节奏的接受性意识。只有通过这种意识才有可能发生成功的产出,才能把接受性意识和产出技能有效地结合起来(Gerald Kelly,2011)。对此,笔者在教学中也做出了相应的尝试:

3.1 把握英语单词的重音变化,读准主重音(primary stress)。我们可以让学生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中通过“夸张重读”的方式来掌握要点。笔者尝试采用了“皮筋法”、“伸展运动法”以及“敲打法”来帮助学生掌握重音的要领。

以学生熟悉的简单词语teacher一词为例,引导学生去发现发音时的几个现象:

①重读音节中的元音发音比其他音节中的更长(long in duration)即: “teeeeeeeee cher”

tea

cher

②重读音节音调更高(higher in pitch)即:

③重读音节中元音清晰度非常好(louder in volume),即:TEAcher。

掌握了原理之后,再以多音节词为例(如:ex/pla/NA/

tion)。采用夸张要重读的音节的方法,配以皮筋的拉伸变化来体会重音的所在。学生把皮筋套在两个大拇指上,当读到ex-pla-NA-tion的“NA”这一重读音节时,用手指将皮筋用力抻长,同时大声读出这一音节,以此来培养学生对重读音节特点的意识。同理也可用“伸展运动法”,当读到主重音所在音节时,学生起立并伸展双臂。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手在桌上敲击出重音的模式,像唱歌一样唱出重音模式(如:explanation的模式为da da DA da或la la LA la)。利用这种妙趣横生的练习方法,学生就可以比较好地掌握主重音的位置。当学生掌握了要点,再回到不夸张的单词上去。笔者在教学中经过多次反复的练习,85%以上的学生都可以正确读出如affirmative,affiliation,meteorological等多音节词的读音。

3.2 甩掉“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母语习惯,把握英语节奏

汉语和英语都是有节奏的语言,只是汉语以音节计时,一字一顿;而英语以轻重音节交替出现的组合搭配来展现节奏。重读音节之间,不论相隔几个轻读音节,每个节奏单元发音时间都是几乎等同的,说话者要通过调整重音单元的速度来实现节奏。我们可以用打拍子的方式来帮助学生体会句子节奏。

以下三个词分别作为三个音节:GO//STORE//NOW,那么这个句子 “Can we GO to //the STORE //NOW?”看起来虽然比上面的三个词长了很多,但它仍然包含三个重读音节。因此不论是这三个单独的词还是完整的一句话,都要用基本等长的时间读出来。教师就可以带领学生在重读音节出现的地方用手拍出一个节拍。我们还可以选用一些节奏感强的英文歌词,如:HOW I(拍手一次) WONder(拍手一次)WHAT you(拍手一次)ARE(拍手一次)。一边打拍子一边读,每个拍子中包含的非重读部分要相应缩减、轻化和略读来保证固定的一拍节奏中所有的词都读出来。经常不断地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训练,对他们掌握正确的英语句子节奏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4 结语

尽管英汉两种语音在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但两个语音系统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超音段特征方面英语语音很多规则与汉语差别很大。通过在教学中帮学生树立对两种语音系统中重音和节奏差异的接受性意识,再运用启发式教学,提供可模仿的重音节奏模式,帮助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针对性训练,就一定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母语负迁移的阻碍,早日在实际语流中摆脱“中国味儿”的英语语音。

参考文献:

[1]王悦.标准英语发音[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

[2]王群,单胜江.英语语音水平测试[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7.

[3]Gerald Kelly.朗文如何教发音[M].邹为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8.

迁移特征 篇4

1.1如何理解商业企业的新常态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态被定义为“三期叠加”期,即经济增长抵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三个发展”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一要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二要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三要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对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

那么商业企业应该如何认识自身的新常态呢?总体上讲,业内一般的认识认为,商业企业同样面临着新常态下面的企业升级转型的内外压力,同样需要面对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

商业企业应主动调低对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期,放低自身增长目标,确立与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发展规划,避免因追求过高增长速度而进一步加大库存过剩压力。 加快发展具有战略价值和引领作用的产业板块;应尽快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技术优势取代低劳动力成本、 低原材料成本与低环境成本优势,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附加价值,更好满足消费需求。

尤其一些大型商业企业应重新审视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历程,不断优化公司治理,规范内部管理,确立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战略定位与运营模式,放弃长期以来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和营收增长的以量取胜策略,未来新增投资增速将持续放缓,兼并重组将成为企业扩张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商业企业应充分抓住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带来的机会,以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加快推进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做大做强做优企业,建立起适应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形态。

1.2文化迁移涵义的理解

基于前面商业企业新常态基本要求的综述,我们认为, 建立适应新常态的商业企业的文化结构,用适应新常态机遇和挑战的价值观来引领商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文化的发展是紧紧跟随企业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在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商业企业自身发展的成果,因此,从文化的建设规律看,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文化形态(简称新常态文化)不是和商业企业发展自身脱节的,也就是必然脱胎于相对而言旧常态下的商业企业文化,暂且称之为旧常态文化吧。

因此,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商业企业从旧常态文化向新常态文化转变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商业企业文化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迁移的问题,即实现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文化迁移。

那么,什么是文化迁移呢?

一般认为,文化迁移属于文化扩张的一种具体形态。所谓文化迁移,是指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又称文化扩散,是基本的文化过程之一。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迁移就是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活动,把新观念或新工艺带到新的地区。这种扩散作用不仅传播距离远,而且同原文化区之间有很大间隔。如基督教通过欧洲移民而传到美洲。 文化的扩散作用随着与源地的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呈现时间—距离衰减现象。新文化向外扩散有时尚未达到随时间—距离衰减规律而中止的程度,也会受其他作用的影响而停止。

在上述的文化迁移表述中,注重了文化形态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扩散的特征,更多展现的是单一的文化迁移的地域特征。

文化的扩散作用随着与源地的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呈现时间—距离衰减现象。新文化向外扩散有时尚未达到随时间—距离衰减规律而中止的程度,也会受其他作用的影响而停止。例如边界对文化扩散起到屏障作用。 边界在阻止文化扩散通过时,起到吸收屏障作用;有选择地让部分文化扩散通过,则起到可渗透屏障作用。一个地方接受新文化的人数随时间延续有明显的变化。开始人数不多, 人数的增加也比较缓慢,中间阶段接受的人数迅速增加,末期接受的人数增加速度减慢,逐渐达到饱和而不再增加。

而在新常态下,除了关注地域文化迁移之外,我们还需要站在更高的视野,从多维空间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文化迁移和扩散问题。

这里所指的更高视野和更丰富的空间,就是企业文化从旧常态时空向新常态时空迁移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面已经说明了,文化迁移不是一种完全脱节的迁移,而是脱胎于旧常态,植根于旧常态的文化发展,它的路径选择有多重,但是它的缘起一定是基于旧常态下业已形成的企业文化形态本身。

2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特征及与旧常态的比较分析

正如我们知道的,企业文化建设不是无本之木,它是由一系列基本的要素构成,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之一——商业企业本身的特征。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把握新常态下的企业特征呢?它和旧常态的下的商业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既然新常态下的文化形态的起点必然是旧常态的文化,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把握旧常态的文化基因呢?

笔者认为,相对于旧常态,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特征除了具备在文章前述的国家“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备受行业本身背景特征和特有发展形势所影响的企业特征,主要包括如下特征:

2.1 “互联网+”背景下特殊的企业竞争环境

互联网+的兴起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的产生,它明确的传递了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一条重要的路径选择。

对于商业企业而言,则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全新的竞争环境。新的竞争环境相对于以往的竞争环境而言主要呈现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从竞争主体上来看,从原来的商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的竞争,转变为商业企业和全民的竞争。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又一次开始面对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但是这个全民经商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民经商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现在的全面经商是建立在商品丰富、库存积压和消费不足基础上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导致竞争主体之间的利润争夺更加具有残酷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从竞争模式看,竞争模式日益趋向多元化。当前的商业企业的竞争从原来简单地追求规模效应和粗野的地域扩张,开始转向以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主。在此转变之下,商业竞争模式不仅仅是只强调线下抑或是只强调线上竞争,而是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将互联网和传统门店进行有效整合,注重双平台的竞争联动效应;即使传统以实体门店为优势的大型商业企业也开始逐渐通过互联网的粘连效应来进一步延伸顾客体验和企业服务,试图通过网络的延伸来进一步增强和客户的关系,获取竞争优势;更多的小型商业企业则越来越重视互联网在市场竞争中的利基市场的有效占领,将和传统商业企业的直接面对面竞争改为抓住利基市场, 利用一切市场缝隙实现新的利润增长,赢得优势。

最后,从竞争优势具体表现看,过去商业企业主要是强调自己的实体店的影响力和入驻品牌的影响力。而有了互联网之后,小型企业也能轻易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传统实体店无法到达的市场,这大大拓展了小型商业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就是商业企业目前所必须重视的学习能力。互联网+更强调了企业的学习能力,更注重了企业在多变的消费需求下对消费者心理的跟踪和把握, 这一切都强调了企业的学习能力。

2.2连锁经营模式发展下的规模发展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

经营模式的变化也是在新常态下商业企业组织特征的一个重要变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商业企业通过进入地产界、进入村镇、进入社区等方式,不断通过连锁经营和加盟经营方式来占领市场、扩大优势,这一方面是的我国商业企业在最近几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大型连锁商业体和连锁商超遍地开花,极大改善了消费者消费环境, 提升了商业竞争能力和整体经营形象。但是这一扩张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这个假设就是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是一样的。

这一假设导致的就是商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的千店一面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消费心理的成熟、出国旅游的日益普遍、消费者收入的不断提升已经客观上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越来越多的呈现了个性化发展。消费环境的趋同和消费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近期,国人赴韩国、 日本乃至全球购物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商业企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否则,势必会被市场逐渐淘汰。万达百货目前陆续在全国关闭了多家商业体,一方面是万达集团的战略选择的结果,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单纯靠豪华的装修和品牌效应就能存在和发展的了。

因此,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必须解决好在前期快速发展下有所忽视的个性化需求,认真解决好这一矛盾,才能不断满足消费者需要,获得发展动力和优势。

2.3诚信价值观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的约束机制

商业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其行业的主流价值观,那就是诚信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管是旧常态还是新常态,我们认为都应该是商业企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但是,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尽管核心价值观不变, 但是由于新常态全面融合了互联网基因。因此,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的诚信价值观展现了特殊的要求。

笔者认为,在新常态下最值得关注的是诚信价值观得以实现的约束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将会极大影响诚信价值观成为商业企业的发展的发展动力还是发展阻力。所谓约束机制也可以理解为激励机制,它的实质是对于诚信价值观的实践者的行为的约束如何实现的问题。

旧常态下的商业企业主要依靠实体门店,辐射区域特定, 促销手段也比较单一,服务的客户群体规模也不大。因此, 企业的诚信行为落实与否也影响有限。一旦出现诚信问题, 甚至诚信危机,企业往往能在一个较短时间内控制在一个特定区域,将诚信问题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

新常态的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市场、客户、辐射面都具有了极大地延展,这种延展带来了诚信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使得诚信危机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影响范围也彻底逾越商业企业能够掌控的范围。当然,对商业企业的诚信的要求也就大大提升了。

所以,从可控性和确定性维度看,企业诚信危机的成本相对旧常态而言是明显提升了的,这可以说是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对于企业诚信价值观的全新约束机制。

但我们也应看到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开辟网络平台,进军电子商务,消费者和商业企业形成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即不见面的交易方式,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可能远隔万里,这种不见面一是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同时也给了企业诚信经营的考验,因为消费者一旦碰到企业的不诚信行为时势必因为距离原因以及网络交易的取证原因放弃对企业不诚信行为的追究和维权,这样的顾虑有可能使得企业进一步铤而走险,丧失对于诚信价值的坚守,甚至彻底抛弃诚信价值观。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样情况出现时建立一套有效的企业诚信约束机制,确保企业能在网络平台经营行为中也能自觉或者慑于压力被迫践行诚信价值观。

2.4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虚拟化的新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商业企业还保留着旧常态下的组织结构,流程设计和团队协同也是按照旧常态下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竞争态势要求建立的,而在新常态下,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要求企业快速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欲望。

有人说,互联网经济的本质就是体验经济,就是消费者和商品、服务的零距离。而要做到这一点,商业企业就要在组织结构上进行全面调整,民间说得好,“生意不好整柜台”, 这句话说出了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组织结构的调整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进一步的扁平化和虚拟化。扁平化要求企业进一步削减中间的阻碍效率提升、消耗能量的低效率层次,将权力下放到一线和基层,直接使资源调配权和消费者需求无缝对接;虚拟化则是要求企业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在流程设计、团队构造和运营组织上打破时空界限,实现跨平台、跨区域、跨组织的多方位、多维度的联动,最大限度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企业竞争服务, 为满足消费者价值最大化服务。

3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文化结构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的文化构建应该遵循“传承核心,创新结构”的基本思路,以商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作为文化构建的基石,以互联网+下的发展要求作为文化构建的平台,来实现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文化迁移。

具体而言,所谓“传承核心”,就是继续高举“诚信”这一行业主流价值观大旗,因为这是商业企业的生存之本、立身之命,一刻不可疏漏。“创新结构”则是强调要顺应变化的环境,围绕诚信价值观,适时调整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要素, 使得这些要素之间协调统一,步调一致和环境高度融合,最终为企业在新常态的持续发展共同发挥作用。

3.1引入消费者为文化建设主体

从文化建设的主体看,在传统的企业家、员工和优秀员工代表三者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引入消费者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参与者,通过设计和策划消费者参与活动,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建议,增强消费者体验,强化消费者认同,使得企业文化建设和市场以消费者为纽带建立起牢固的联系。

3.2引入新的文化体系要素

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要素看,同样要切实重视互联网+带来的新的变化。不管是传统的企业文化建设“7S理论”,还是 “五要素理论”等,都是建立在传统企业形态基础上的,而对于打上了强烈的互联网+基因的新常态而言,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要素也要有所突破,将人的因素和技术因素加以进一步强调,文化建设要素至少要将“消费者”和“互联网” 两个要素引入,明确这两者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进一步促使企业重视消费者参与和互联网+的应用。

3.3文化层次的内涵调整

正如大家一致认同的,企业文化的体系结构包含了三个基本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分别为以价值观为引领的核心层精神文化,以行为和物质为表现的表象层物质层以及居于中介位置的连接上述两个层次的制度层。

这三个层次的内涵在建设主体和文化要素都有所变化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创新突破。从精神层面看,首先是要毫不动摇的坚持诚信价值观为核心,在核心引领下,将企业的使命、愿景和战略等诸方面切实和新常态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 围绕行业升级、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创新发展等来确立企业自身的愿景、使命。

对商业企业而言,表象层的行为特征是社会公众对于商业企业直观认知获取的重要渠道,尤其要重视,笔者认为, 将企业行为和员工行为不能简单看作企业实现愿景和使命的途径、工具,应该将企业行为尤其是具体到每一个员工的行为视为企业整体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行为塑造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表象层行为内容的重要地位,员工行为就是企业的用户界面,建立友好的用户界面是企业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志,当然,互联网背景下的员工行为不仅仅表现为实体店面的服务行为,更包含了网络平台的服务行为,所以商业企业建立起一套适应新常态要求、和诚信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员工行为规范是当务之急。

最后,中介层的制度建设在互联网+背景下,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新的制度建设内容。

一方面是要确保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得以落实到员工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一激励约束机制尤其要强调和确保商业企业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商业行为符合诚信价值观要求,因此要研究网络平台的激励约束的作用机理,探索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和方法,摸索和创新在虚拟环境下多维度、 跨时空商业行为的诚信约束模式。

另一方面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尽快建立起对企业和员工的网络行为的规范化文件和制度。网络空间既是虚拟的,但更是现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企业和员工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就很可能无序、失当,甚至失控。而网络的快速转播特性又会将企业、员工的无序失控行为进一步加以扩散和放大,因此,失信行为对企业整体的形象的伤害将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有时候即使企业做了补救也难以短期挽回影响。所以, 建立企业、员工的虚拟空间的行为规范是我们很多传统商业企业在面临升级转型之时必须尽快完成的制度设计。

4结语

总之,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竞争态势和商业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迅速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商业企业的管理者保持清醒头脑,及时调整企业的各战略要素,协调建设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强化企业的文化竞争力。 新常态下的企业竞争一定是文化力的竞争,把握这一点是使得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升级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外在推力的基础!

关于新常态下的商业企业文化的研究还可以向更高的哲学层面和更深的实践层面探索发展,但限于笔者的能力和研究条件,本文无法一一展开。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在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朱成全.企业文化概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3.

[2]刘伟,舒剑.新常态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3]赵凌,蔡荣受.文化迁移与文化习得——过渡文化视野下的文化迁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2.

迁移特征 篇5

1.1 语言迁移定义及分类。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法认为;语言表达可以无限的利用有限的表达手段重构生成新的语句。他的语言观诠释了语言迁移现象的存在。而语言迁移中的“迁移”并非二语习得的专用名词, 实际上它是学习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Ellis把“迁移”定义为对任务A的学习会影响任务B的学习的一种手段。并认为“迁移也许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即学习者已有的任何其它语言知识对新的语言知识学习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语言迁移基本分为两类, 学习者的母语对二语习得具有促进作用称为正迁移;起妨碍作用或不利语言规范化时, 称为负迁移。二种迁移的影响过程促成了语言习得的顺利与否, 促成了新旧语言间的融合与重新生成。1.2研究语言正迁移的意义。外语教学中母语的作用和地位一直是语言教学界所探讨的话题。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至今并无定论。在中国人的英语学习中, 由于汉语与英语、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 一些外语研究者和学习者在探索母语影响时, 更加侧重于强调母语的负面作用, 主张忘记母语去学外语, 或把外语完全当作是自己的另一母语来学习, 似乎这样就能不犯语言错误, 学到正宗地道的外语。

事实真的能如其所愿吗?外语研习者能做到忘记母语去学外语吗?起码在老工业基地的东北这种二语习得会显得事倍功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我们主要学习俄语, 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普及英语教学, 深在内陆缺乏一定的语言交流环境, 只靠课堂上书本学习效果甚微。因此, 教师应根据迁移规律, 创造迁移条件, 帮助学生掌握正迁移的学习策略, 提升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利用正迁移的意识。利用母语正迁移促进老工业基地二语学习。

2 母语正迁移作用不可忽视

2.1 正迁移。

母语对于目的语习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为正迁移。就英语学习而言, 似乎母语为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人学习英语时正迁移现象比较多。因为他们实属一个语系, 他们在母语中已经习得了和以英语为本族语者大致相同的深层概念系统。那么在汉语和英语这样完全不属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会不会发生正迁移?答案是肯定的。汉语和英语在许多层面都会发生正迁移。因此在重视母语对中国学生的负迁移影响的同时, 不要忘记对两种语言的语际共性的研究。促成正迁移的最大原因是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词语之间包括在拼写、语音和语义上存有对应或对应相似之处。虽然这些共性的对应比起差异小得多, 但是在外语教学中, 外语教师如果采用对共性及差异讲解的方法, 学习困难等级就会减少。在一个更加平衡的教学方法中, 其可行性表现在无论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类型差异有多大, 语际词汇共性都会出现并在语言学习中被广泛利用。2.2语际共性。语际共性即目的语的各个层面 (词汇、句法、语法、语义、语音及拼写等) 和母语的各个层面相对应或近似对应的语言现象, 它能使学习者很容易地理解并掌握目的语。语际共性赋予学习者一份特殊礼物--潜在认知。然而, 这种语际共性不容易觉察。所以给学生明确的指导以激发他们对语言感知力是可行的。

3 教学中如何利用母语正迁移

母语对目的语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语言输出上, 而且还包括母语对于目的语输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特别是对二语学习者认知处理和逻辑分析的影响。迁移在二语言习得中起着重要作用, 你无法消除来自母语的干扰。那么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使母语的干扰降低到最小限度, 充分发挥母语的正迁移作用。

3.1 教学中注重语际共性和异性平衡。

首要的方法就是在教学中注重语际共性和异性平衡。在一个更加平衡的教学方法中, 分析教材时, 不但要注重语际异性, 而且要同时注重语际共性。这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可行性表现在无论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在类型学的差异有多大, 语际共性都会出现在语言学习中。可取性是如果教师更加详细的分析两种语言, 从中发现语际共性, 就可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信心。这样避免过分强调两种语言的差异, 避免过分强调母语负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避免学习者由此形成的错误概念;认为母语在外语学习中只能起阻碍作用。3.2母语与二语对比教学。Stockwell在对英语与他加禄语作对比研究时, 建议语言结构比较应该基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法。通过对短语结构和每个语法的转换成分比较, 可以设计练习“帮助学生将其不熟悉的每一个核心类型和每一个转换规则内化”。比如在语音方面, 汉语学习者常将“thank”中的[θ]发成[s], [耷]发成[n], 这是因为汉语中没有[θ]、[耷]音素。但反过来, 汉语中已经存在的音素在英语学习过程中, 则会促进英语学习。只要我们引导学生去注意, 去比较提示两种语言间的正迁移效应。在语序方面, 汉语和英语句式差异很大, 但在陈述句上, 二种语言的语序大体相同。比如汉语:昨天我买了一本新书。英语:Yesterday I bought a new book。汉语:她的话伤害了他。英语:Her words hurt him。对于这种相似性的句式加以强调, 首先能增加学习信心, 其次使其容易地接受句子语序。在这一基础上再扩展句子的否定、疑问形式。使学生利用母语正迁移轻松学英语。在写作方面,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母语对英语写作起的干扰作用很大。这也是英语四.六级测试中学生写作能力一直较差的主要原因。如何利用母语的正迁移促进外语写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张坚从入学一年半的九七级英语专业各科成绩在70-75分的学生中选了六人分为两组做实验。对其中的一组学生用30分钟进行了简单的母语思维参与英语写作的讲解, 说明母语思维参在英语写作过程的作用, 并介绍汉语和英语的不同思维:螺旋型对直线型。而对另一组学生不作任何提示。二组学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统一命题“Is Doomsday Coming?”结果第一组比较注意抑制母语的负迁移, 按提示快速利用相似之处, 仅有20分钟完成行文, 10分钟进行母语思维正面作用内容验证。而第二组在前25分钟还没完成前二段的一半。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有限的几个词语上;世界末日、人口爆炸等。于是, 结论得出:受训组占高能力写作人数的三分之二,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关于母语参与英语写作的训练起了促进作用。从而说明在不属同一类型的语言间, 母语在二语写作过程中也起促进作用。3.3改善学生对语言距离的觉察力。Ringbom在研究语言迁移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实验初衷是要证实二种语言间的差异形成的负迁移。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注重正迁移更有利于二语习得。

他认为当人们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先觉察到的是相似性, 而不是差异性。他主张拿相似性充当标度订, 让学习者利用已有的知识把新的信息悬挂在上面促进学习。对于英汉这样完全不同语系的语言来讲, 语际共性引发的相似性甚小不易觉察, 只要教师在授课时发挥丰富的文化知识, 改善学生的语言距离觉察力, 多多联想二语与母语相关联的信息符号来促进二语习得。

4 结论

语言间的诸多共性决定了二语学习中正迁移的可能。在英汉共性研究中, 人们发现二语习得最容易的地方恰巧是学习者感到母语对二语最有帮助的那些领域。因此二语习得研究者一定加强对语言正迁移的研究。以谋求更好的教学效果。

摘要:简述了语言迁移定义。通过分析认为在外语教学中, 适当发挥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可以使学习者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促进二语习得。

关键词:母语正迁移,二语学习,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Ellis, H.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New York:Macmillan1965[1]Ellis, H.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New York:Macmillan1965

[2]Stockwell.R.P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Taglog Prepublication vers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57[2]Stockwell.R.P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Taglog Prepublication vers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57

迁移特征 篇6

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缩小城乡差距, 达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均等化。然而高寒牧区由于人口的空间分布较为特殊, 使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较一般地区缓慢, 因此, 要在高寒牧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先要解决人口的空间分布问题。

目前, 关于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高寒牧区牧民定居的现状、牧民定居所产生的效益和牧民的定居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赵雪雁、师守祥等对高寒牧区牧民定居的动力机制和生态经济效益做了相关研究;高永久、张涛、郭亮等对高寒牧区游牧民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政府政策实施情况和牧民个人的定居意愿做了相关探讨。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高寒牧区的乡村人口迁移不同于一般区域, 高寒牧区的民族特性、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是影响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2 研究区域概况

玛曲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 青藏高原东端, 甘、青、川三省交汇地区, 黄河第一弯曲部, 地理位置在E 1 0 0°4 5′4 6″~1 0 2°2 9′, N33°06′30″~34°36′之间。境内海拔在3315m~4779m, 年均气温1.1℃, 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和四季之分, 属长冬无夏的青藏高原寒冷湿润气候 (见图1) 。

玛曲县辖七乡一镇一场一区, 即尼玛镇、欧拉乡、欧拉秀玛乡、阿万仓乡、木西合乡、齐哈玛乡、采日玛乡、曼日玛乡、河曲马场和阿孜科技示范园区 (见图2) 。全县共有41个行政村、2个居民委员会, 238个村民小组, 土地总面积10190.8km2, 其中天然草地1400多万亩, 占总面积的89.4%。2011年年末, 全县人口4.7万多, 其中藏族人口占87.5%以上, 牧业人口3.3万, 占总人口的75.9%, 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

3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特殊性

3.1 人口分布具有强烈的游移性和散布性

玛曲县是一个纯牧县,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放牧是牧民最基本的生产活动, 多数牧民的固定住房都建在承包的冬春牧场, 没有集中在一个村落, 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生活, 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玛曲县人口分布在空间上存在着强烈的游移性。

2011年玛曲县平均人口密度为4.71人/km2, 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仅为12.61人/km2, 最小的只有1.87人/km2, 同时玛曲县各乡人口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 人口最多的曼日玛乡有6960人, 最少的河曲马场有1972人, 绝大多数中心村的人口规模都在600~800人, 平均每个自然村仅31人, 最小的村仅15人, 规模小、空间分布不均衡是玛曲县人口分布最为显著的特征 (见表1, 图3) 。

3.2 城乡居民迁居性存在明显的差异

从全县人口迁移结果看, 玛曲县城迁入人口大于迁出人口, 说明人口处于正机械增长, 各乡人口迁入、迁出关系上, 集镇为人口净迁入地区, 偏远的乡村为人口净迁出地区, 且靠近县城和集镇的居民点人口迁出量较大, 远离县城和集镇的居民点人口迁出较少 (见表2) 。在迁移地的选择上, 人口迁移主要以玛曲县内迁移为主, 县城和集镇接收了大量来自于乡村的人口, 县城和集镇是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3.3 部落—宗教 (寺院) 体系对人口和居民点选择有深刻的影响

在玛曲县乡政府驻地以及主要的居民点一般都分布在中心寺院所在地, 居民点的选址与寺院的选址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关联, 一般情况下居住地都布置在寺院用地的周围, 在乡政府驻地和寺院所在地配建有较为健全的配套设施 (如小学、医院、计生所、派出所等) , 受地缘、族缘和宗教源缘的深刻影响, 乡村人口在空间上集聚, 乡村居民一般都会趋向于选择在乡政府驻地和有寺院的地方定居。因此, 乡政府驻地以及寺院所在地一般情况下都是区域范围内人口和居民点最集中的地区。

4 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特征分析

4.1 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动因

4.1.1 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策是推动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近年来, 玛曲县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和措施引导乡村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通过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改善城乡村镇体系的规模和等级, 引导乡村偏远地区居住环境较差的基层村人口向城镇、重点村以及中心村迁移; (2) 政府通过在城镇及主要行政村配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引导乡村分散的人口向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地区迁移; (3) 政府通过村庄整治规划, 确定乡村村庄发展的重点和中心, 对发展条件较差的村庄进行整合,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实现规模经济和乡村集约式发展, 最终实现乡村人口的集中定居; (4) 政府通过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对影响生态环境保护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村庄进行搬迁, 尽量使发展条件较差的村庄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统一建设, 减少乡村内部村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引导乡村人口均衡分布。

4.1.2 市场的调节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源配置在市场上出现了城乡两级分化的局面,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县城和集镇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就业渠道、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成为乡村居民选择居住地考虑的主要因素。根据统计资料, 玛曲县2011年由乡村迁入县城的人数达到1034人, 其中进城打工、经商、买房是影响乡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主要因素, 表现出乡村人口的迁移受城乡收入差距和居住环境的影响较深 (见表3) 。

4.1.3 居民的迁居意愿

居民的迁居意愿是促使乡村人口迁移的动因之一。根据对玛曲县居民迁居意愿的调查资料, 在回答“您是否愿意迁居到城镇中去”这一问题时, 被调查者中有47.2%的人表示愿意迁居, 有30.6%的人持无所谓态度, 有22.2%的人表示不愿意迁居, 总体上愿意迁居和持无所谓态度的占调查总人数的77.8%。另外, 在地域划分方面, 乡村居民的迁居意愿随着距城镇距离的远近表现出不同的反映, 在居住环境较差的偏远地区乡村居民向城镇迁居的意愿强烈;在距城镇距离适中, 居住环境较好的乡村地区持无所谓态度的人数较多, 乡村居民向城镇迁居的意愿较弱;在距城镇较近的乡村地区, 更多的乡村居民选择在原地居住, 没有明显的迁居意愿。

4.2 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过程与通道

根据玛曲县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情况, 玛曲县人口向城镇和主要居民点的迁移过程包括乡村人口迁移的集聚过程和乡村人口迁移的整合过程。乡村人口迁移的集聚过程是乡村居民寻求市场有利因素, 通过务工、上学、经商、工作、购房、婚姻等多种通道, 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和主要居民点的集聚;乡村人口迁移的整合过程是地方政府以及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 通过村庄整治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游牧民定居点建设、迁村并点建设、异地搬迁项目建设等途径, 对乡村人口规模较小的村庄进行整治与合并, 引导乡村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镇和主要居民点迁移。

从2005年起, 玛曲县开始实施“异地搬迁牧民定居工程”, 基本内容是:中央、地方、牧民共同出资, 政府统一规划实施, 牧民自愿选择、异地搬迁、集中定居。根据牧民意愿, 选择县城集中定居模式、乡镇集中定居模式、村社集中定居模式、分散定居模式。玛曲县从2005年启动异地搬迁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以来, 先后完成异地搬迁工程7项, 涉及6乡1场, 搬迁人口9915人;完成游牧民定居工程11项, 定居人数27089人, 其中乡镇和县城集中定居人数为24245人, 占已实施工程的89.5%, 其中, 县城集中定居模式占36.7%, 乡镇集中定居模式占53.8%, 因此县城集中定居模式和乡镇集中定居模式是玛曲县游牧民定居的主要模式 (见表4) 。

4.3 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模式

从玛曲县人口迁移的过程、特点及其动力机制可以看出, 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模式具有特殊性。根据高寒牧区城乡一体化的实施情况和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特点, 本文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视角出发, 在体现居民迁居意愿的基础上总结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模式 (见图4) 。在高寒牧区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方式对区域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重新调整, 实现区域人口分布的有序集中和有机分散, 在解决区域人口发展问题的同时, 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促进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最终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5 结论与讨论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迁移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导致人口的不合理迁移, 从而影响区域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人口迁移的不合理性要求政府通过实施各种措施, 引导人口合理迁移, 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 需要市场、政府和居民三者相互协调, 共同促进高寒牧区人口合理地向主要的居民点迁移, 实施一些具体的措施, 通过多种渠道使高寒牧区人口规模较小和分散的村庄向重点村和中心村合理有序地整合, 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从而改善高寒牧区整体的人居环境, 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达到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高寒牧区城乡一体化健康持续地发展。同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 高寒牧区的乡村人口迁移还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区域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人口迁移的对象上, 迁移的主要对象包括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位于生态环境保护区内的乡村居民点;乡村地区居民点分布过于分散, 居住人口少于300人的村庄;受自然灾害威胁较大需要搬迁的居民点。

(2) 在人口迁移的规模上, 36.7%的乡村居民选择向县城迁移;53.8%的乡村居民选择向乡镇迁移;2.1%的乡村居民选择向行政村迁移;7.4%的乡村居民选择在原居住地定居。

(3) 在人口迁移的方向上, 迁移的方向主要从分散、偏远的乡村居住地向人口和居民点分布集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城、乡镇和主要的行政村迁移;从生态环境保护区向远离生态环境保护区的主要居民点迁移。

(4) 在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上, 高寒牧区人口向城镇和主要居民点迁移表现出强烈的政府推动力, 一方面由于市场门槛较高, 乡村居民进入城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另一方面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素质的约束, 乡村居民到城镇生活的迁居意愿不明显, 因此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动力以政府的推动作用为主。

摘要:特殊的地域环境条件下, 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迁移具有独特性。在高寒牧区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 同时乡村内部人口分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规划、异地搬迁项目等一系列措施使乡村人口的空间分布发生了很大改变。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为实证, 研究了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过程、特点及其动力机制, 并对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高寒牧区人口迁移的模式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同类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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