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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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精选6篇）

篇1：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糜艳蓓

小学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在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奠基性的作用，它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语言范式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掌握了什么样的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良好的儿童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昌盛。以识字教学为主，重视人文精神的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对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蒙学教学的开端，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识字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合称“

三、百、千”。识字教学的方法有指物识字、六书识字、卡片识字、圈列识字、拆字识字、带读识字等，实践中往往多种方法兼用。这些方法都注意得用汉字的特点，循序渐进，尽量通过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认读；注意利用儿童心理特点，强调记忆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不搞单纯的识字，力求把常用字编成有意义的韵语，并尽可能地把知识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内容糅合其中，使识字教学呈现出一种“文”与“意”结合的趋势；在识字教学中进行写字（习字、书法）训练。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的蒙师在识字教学中处理识、写、讲、用的关系上，是以识为主的，教会儿童识字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每个字怎样写和怎样讲，要求很低，而怎样用，几乎全无要求。这使儿童只会呆读死记，不知字意，更不能应用。这不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曾批评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这些，我们在教学中都应引以为戒。

二、重视写字

写字作为一种单独是基本训练，古代蒙学教育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教材和较为有效的训练原则、步骤和方法。

（一）关于教材，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大概取其笔画稀少，易认易写。

（二）写字训练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先慢后快。王筠认为“写字不可学小字。”唐彪则主张大小并练，并提出：“蒙童初入学，止宜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难成就矣。”

（三）写字教学有一大致步骤和方法，即先扶手润字，继而描红、描影、跳格，最后临帖，其中对扶手润字尤为重视。崔学古指出：“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这些经验显然与汉字的特点相合，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蒙学阅读教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识字教学，学童开始转入以读书为主的教学阶段。此时蒙童大约八、九、十来岁了，识字量二千字有左右，有了初步的阅读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 在教法方面，蒙学阅读教学训练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其一，强调“晓文见意”。这条原则是理学家程颐提出来的。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意，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为了使童子理解“文意“，崔学古提出“讲”“贯”结合的方法。讲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讲其字句章节的“实意”，参赛到“晓文见意”；贯者，贯通其“神理”，再以“理演文”，以作者的“宗旨”，复反其“文义”。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若用“深文奥理”，不但“童子理会不来”，反而会“滋其惑”。讲书可启发儿童的智慧，要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不可讲得过多地深，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这是蒙学教师应有的教学技巧。

其二，强调“熟读成诵”。办法是讲、读、背、温如环。

蒙童读书，先由蒙师讲认生书。讲书的形式有个别“口授”和“粗粗讲解”。“口授”是教师先教学生认字，带学生缓缓朗读，然后让学生自读。“粗粗讲解”时贵用“家话”（通俗话），要指实事说明，使儿童易懂。还要启发儿童思考，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

蒙师讲书以后，蒙童即可各自进行朗诵。自读课文时，先分段读，叫“分读”，等口熟了再“通读”，若有甚难的章句，则还要“特读”，目的是使省力省功。大一些的学生要求更高了，其诵读程序，有句读、朗读和背读，以至熟记不忘。”。古时教学，吟诗作文，均从讽诵入手，抑扬歌诵，其声音含有音乐之美，即谓“读书声出金石”。蒙师要求儿童读书须“眼到口到心又到”，高声朗诵，不许含糊。

蒙童读书所读之书必须熟背，以背书驱使学生勤奋用功，“以期所习永永不忘”。所以，蒙师对蒙童背书要求甚严，在背书时，教师也要“听差”，以纠正学生的读音、分句等。背书时，还有“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以检查学生熟记的程度。又有“初背”（背生书）和带背（背熟书）和按时“抽背”，最后读完一册还要“通背”。故学生必须时时读书，时时背书，因此又必须经常温书、理书。

在蒙学中，认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四步曲，周而复始，日日如此，月月如斯。这对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儿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背熟了许多文词，这对以后的写作也大有帮助。不过儿童所溺爱的书，并不都懂，教师也不要求儿童全懂，“难者罕譬曲喻”，只好等儿童长大了才明白，现在只记住，到“后来受用”。

其三，提倡“精读”与“博览”结合。“读书要精，阅览要博”。这是一种传统经验。蒙童除精读要背诵的书外，还要求博览一些书。少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儿童从小接触许多图书，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能力。历史上许多人的成长，都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有关。

四、写作训练

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蒙学开始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古代蒙学教学中一直是被重视的，也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词意合一，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语文习作的一个传统。明清蒙学家一致认为作文（包括属对、作诗）都要立意在先，然后寻求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写文章要“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王筠：《教童子法》）。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词切意透。

（二）先“放”后“收”。这是就整个作文训练而言的，也是古代作文教学的一贯传统。所谓“放”，是先要鼓励学生放胆去想，去写。不要过多束缚和顾忌。所谓“收”，是要求构思严谨，思想纯正，用词切当，行文合“格”。明清蒙学作文训练实行先放后收、以放为主、以收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这方面来说，要放胆写，驰骋思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对教师这方面来说，则要小心地改，切忌大删大改，伤害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这是符合作文教学矛盾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学童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的。在八股文风盛行的明清时期，能作到这样，很不容易。

（三）多作多改。作文是知识应用，也是技能的训练。为了提高蒙童作文能力，明清蒙学非常重视培养蒙童多作多改的习惯。清代的蒙学家冯京第在其所著《蕈溪自得》中总结自己读书作文教学经验时说：“作文有一字诀，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墙壁，时时就观改之，旬日后详定始脱草。”实际上明清蒙童作文训练的课业量是很大的，也确实培养了不少有写作水平的人才。

但也不否认，蒙学教学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水平不高的蒙师那里更是如此。同时，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之制束缚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蒙童。在蒙学的高级阶段，读枯燥的经典，练呆板的股文，成为“少长”蒙童的主要功课。这种呆板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追求形式，束缚思想，弊害极大，这是传统语文教学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有它一定的人民性，广大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子弟，特别是一般农民的子弟，能够受到教育，还得归功于蒙学。故中国古代传统的训蒙教育，应该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功，训蒙的许多教学方法，的确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要对古代的蒙学教育做认真的研究和考察以便吸取经验和教训。

篇2：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篇3：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蒙学,教学方法,当代语文教学

语文本来应该是一门丰富多彩的课程, 学生应该有兴趣去学习的。事实却并非如此。要想真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我们应秉承古为今用的原则, 向古代蒙学的教学方法取经, 在批判性地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1. 识字教学

蒙学识字教学内容是集中识字, 采用的方法是在儿童开始学习的时候,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让他们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在有一定识字量的基础上, 才开始教儿童读书。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 便无法进行整句整段的阅读。而汉字又必须一个一个认, 所以集中识字显得尤为重要。反观现下, 我国识字阶段的语文教科书, 识字结果并不理想。集中识字比我们现在的识字效率高, 因此, 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现在的教学改革中。在识字教学中, 我们可以突出字形, 采用归类法和带字法, 兼用部首识字, 形近字、近义词、反义词识字等, 教学生集中认识一批字, 再选编一批文质兼美的儿歌和儿童诗加强记忆, 巩固识字。

2. 习字教学

从理论上讲, 识字和写字教学似乎应该同时进行。而我们现代的语文教学也正是这么做的,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汉字笔画多且复杂, 结构复杂的特点, 汉字写起来要比识字难得多。因而, 古代蒙学教学是把识字和写字作为两个独立的教学系统, 分别进行教学。这样可以使两者同时进行, 写字不影响识字, 并进而不影响阅读, 还有利于书法教育。

写字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国当下的教育除了在小学阶段会大量练习写字, 以后的教学阶段都不重视。因而, 现在习字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 课堂上不再开设专门的书法课程。我们现在的教育太过重视学生的智育, 老师和学生只关注试卷上的成绩, 对潦草不堪的字置若罔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是中华文明的符号, 是我们民族得以传承的媒介。因此, 书法教育应该被现在语文教学重视, 应该走进中小学的课堂, 成为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应该继承蒙学写字的固定的教学方法。遵循从易到难, 先纯体后合体的规律。按照先写大字再写小字的训练顺序;先在米字格中书写, 其次是田字格, 最后是没有字格的纸张。

3. 阅读教学

熟读、精思、博览是古代的读书方法。蒙学阶段只要求做到熟读。读书教学大都是蒙童立于老师案旁, 老师先读, 蒙童跟着读, 读之数遍至数十遍, 蒙童回到座位自读数百遍, 再到老师面前背诵。然后才可以开新课, 教新课前还需将数日或数月前所背之书, 再轮流背诵。对朗读也提出严格的要求, 不仅要读的声音响亮, 还不能少字、多字、误字, 强调熟读成诵。古代蒙学阶段会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文章, 但对于其中的意思是不讲或少讲的, 偏重于个人的感悟和体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点拨, 或只是对某些词句略加解释。因为古人认为文章蕴含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 讲出的远远不足以表达。听懂与读懂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通过老师的讲, 得到的相同的没有个性的答案, 这是不牢固, 而自己下功夫读懂的、感悟出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可靠的。

在现代的语文教育中, 学生的阅读量较古人是极其匮乏的。殊不知, 语文素养的形成正是在这点滴的阅读之中积累起来的。现在的语文教育改革欲要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就必须向古人学习:规定学生多阅读经典性的文学作品, 突破“讲读”课文的模式。阅读训练应该将广度与深度相结合, 广度是从阅读范围来说, 不局限于古代的四书五经, 还包括现代的名家名作;不局限于中国, 也包括其他外国的作品。因此, 我们的阅读教学不仅应该给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提供一些推荐书目。还应该设置阅读课程, 以便指导学生阅读。在课堂上, 可以就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检查评定, 给学生提出阅读的建议, 介绍一些阅读方法和做读书笔记的方法等。

4. 写作教学

蒙学写作的教学内容包括属对、写诗和写文章。蒙学主张开始学习写作, 无论是属对, 还是为诗为文都应该抛开一切条条框框的限制, 大胆的写出来, 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后, 再从语言、思想、写作技巧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逐步追求精练严谨。多写多改是古人习得优秀文章的不二法门。多写是从量上对写作的要求, 要求学生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多改是从质上对写作的要求, 要求学生要反复的修改一篇文章, 通过这一过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能力。在这种多写多改的反复实践中, 掌握了写作方法和技巧。

为了应对考试, 现在作文教学一味的教学生写作技巧, 忽视了写作的表情达意的作用。北京高考阅卷组组长漆永祥曾评价高考作文:“我看到大部分作文, 用八个字概括:不辨男女, 不说人话。”我们应该从古代蒙学的写作教学中汲取营养。首先, 要学习先放后收的写作方法。鼓励学生大胆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不要被文章字数等原因限制, 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在讲究文体语言。其次, 是学习多写多改的写作方法。现在的语文作文教学, 一般是两个星期一次作文课, 都是用来写新的作文了。很少有老师很让学生修改作文, 反复训练同一个题目。梁启超先生也曾提出反对学生每周作文, 每学期作文次数最多两三次, 少做的话则要把每一篇都做通。这种训练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古代蒙学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教学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 还要向我们传统的蒙学教育取经, 以探求出更有效的教学方法, 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2]王慧敏.传统文化与教育中学语文[J].教学参考, 2005 (9) .

篇4：古代蒙学作文教学的现代启示

【关键词】蒙学教育；作文教学；读写结合

我国古代作为“作圣之基”的蒙学教育，用其在千百年教育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教材和教法，较好地完成了启蒙、养正的工作，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类的蒙学教材，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蒙学中识字、写字、读书、作文的教法，也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作文教学在古代蒙学教育中一直是比重较大的内容，蒙学在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后，便按固定的程序（先属对、再作诗、作文），用多种方法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而这种写作训练一直要持续到能应对科举考试的要求为止。虽然我们现代的作文教学在要求和步骤上都与古代差异较大，但我们若能本着“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宗旨，对历经岁月沉淀的古代蒙学作文教学经验去粗取精、加以借鉴，相信仍能给当今教学带来一定的启发。

一、读写结合，以读带写

众所周知，读书对于写作的影响非常重大。读书能够充实词汇，增强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能够拓展思维、启迪文思；还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无法亲历的生活和知识，丰富写作素材；更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写作规律，习得写作方法。古代蒙学素来提倡“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以读书为写作的基础。在蒙学中“选前辈老程文，极简、极浅、极清者，每体读两遍”，经由反复诵读积累语感、促发理解力，并学习范文的写作技巧，积累写作经验，以运用于语言实践。蒙童通过大量阅读，领悟内化，读写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尽管当时没有多少专门的写作教材，他们写作时也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反观现代的作文教学，读写严重脱节，学生学习课文只是机械地记忆其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无法从中汲取写作的养料，却迷信于各种“优秀作文选”、“考场满分作文”，写出不知所谓或千篇一律的文章；教师也怕上作文课，总觉得吃力不讨好，不知该从何指导。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紧密结合，做到“读写结合，以读带写”。

首先，应以阅读为教学中心，不在具体的写作知识上过多纠缠。教师可在学生学好课文的基础上，将阅读教学要点与写作训练要点对应起来进行序列化设计，通过“以读导作”、实现“读以致作”，加强“读写结合”。比如可由课文的课题讲解进行作文的审题和拟题训练；由课文的主旨概括进行作文的主旨表达训练；由课文的分段、概括段意进行作文的列提纲训练；由课文的详略排布进行作文选材的详略安排训练；由课文的词句赏析进行作文的遣词造句训练等等。还可以选择与课文相对应的文本正反例，作为写作技巧和策略的示范。（下转第4页）

（上接第3页）

其次，开阔阅读视野、加大阅读量。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学生的阅读更要广泛联系生活，不断从中感知时代的变化，领略中外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积累鲜活而又丰富多变的语言材料。还要增加阅读数量，通过阅读不断提升基本的鉴赏能力，进而逐步推进写作能力的提高。现在的互联网和纸质传媒都发展迅速，阅读的广域性、便利性远超过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平台。可要求学生依自我兴趣每日阅读一篇文章，古今中外不拘，诗歌、散文、小说、新闻、时评等文体不限，只要保证一周内文体不重复即可。但由于网络阅读容易产生“浅阅读”、“泛阅读”的弊病，所以学生读后还要要求他们选取词句摘录、记诵，并用一段话简述摘记的理由，落实“以读带写”。有了这些日常的阅读积累，才能在正式写作时避免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二、先放后收，入格出格

古代蒙学的作文训练，大多采用“先放后收”的教学方法。蒙童初学习作时以“放”为主，不多设限，鼓励蒙童大胆想象、自由写作，消除他们的顾虑和畏难心理。当他们有了一定基础后，才要求行文合“格”，并提出立意高远、构思严谨、用词恰当等要求，即所谓“收”。这种教法顾及了学生的习作心理和心智发展特点，在今日的作文教学中仍然可行。

至于所谓的“格”，简单说就是格式、规范，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都有其固定的“格”的要求。古代蒙学在其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有一套实用的写作格式——“破题、承题、分股、大结”或者“起、承、转、合”。这种格式在明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定型为刻板、僵化的“八股文”，一直为人所诟病，以至于对格式本身也加以反对。但事实上，这是人们认识的偏差。首先在蒙学教育初期，写作八股文并非作文训练的主流；其次“八股式”的写作格式，对初学写作的蒙童而言，其实是有利于培养他们思维的条理性和连贯性的，让他们作文时有规范的步骤可以依照。比如“破题”或“起”，是导入主题；“承题、分股”或“承、转”即分析问题、发挥主题；“大结”或“合”则是得出结论。文之有八股，尤诗之有律诗，这种格式基本上符合议论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或得出结论这三个基本步骤，是对写作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至今对文章框架的构建仍具备规范的意义。所以我们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可引入，用以帮助学生对议论文的格局做整体认知，建立规范性，然后再分步细化、逐层深入。

此外，作文训练“入格”后还要力求“出格”。古人一直强调“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要求“师其神”而不“师其貌”。我们现今的作文教学也应当注重学生自我个性、创新意识的培养，学前人作文的章法，只是把握规律，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思想，泥于他人的风格，而应不断开拓进取，写出新时代的新气息，唱我真我个性。

三、多写多改，多留少改

写作是多种语文能力的综合运用，必须通过不断地反复训练才能达到效果。古代蒙学尤其注重写作量的累积。要求蒙童每日“或破题，或破承”，即每天练习“破题”或“破承”为整篇作文做好前期准备，整篇作文则每隔一天做一篇。还有一些蒙学要求蒙童每月逢三、七作文，一月写作六篇；也有的蒙学要求蒙童每月逢三、八作文，初一、十五还要加作史记和诗赋。可谓次数多、数量大。当然这是因为过去的蒙学教育是小班化教学，且不分科，时间和精力上都有余地。而我们现今学校的作文教学，因为学生数量多、教师教学任务重，正规课堂作文训练的数量实在偏少。但可以通过其它形式保证学生能有充分的写作训练。比如可以通过“周记”的方式，要求学生多写。对于周记的主题和文体不加限制，可以记叙生活中的趣事、琐事，也可以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感而发，还可以对国际形势指点评论，只要价值观正确、态度端正，抒真情、写实感，都予以肯定。如此可对学生完整叙述事件、陈述观点等能力进行训练。老师也只需略加批改，简要评点，省时高效。

同时“多写”在古代蒙学中，也并非总给出新的题目让蒙童写，而是蒙师先给蒙童出一个极其明了浅易、便于发挥的题目，在给他们讲明题意和文章体式风格的要求后，让他们自行写作。若是蒙童写出来的文章不合题旨，蒙师还会再细讲一遍，然后仍让作此题目。并且常常“一题三作”，让蒙童极尽其思维的能力，在反复中自然通达其中的道理，这样的效果远胜于一日一题的浅尝辄止。今日的我们也可以“一题多作”，深度挖掘。让学生从不同角度立意，用不同文体写作，然后反复修改，通过前后比照总结得失，看到自己的进步，不断有所收获。

古代蒙学作文教学中还强调“多改”。蒙师们经常给蒙童“改文”，但这种“多改”，不是大幅度改动学生文章的内容，而是增加批改的次数，并且多是面批，效果显著。我们现在教学规模较大、任务较重，人人、篇篇面批可能性不大，但正规课堂训练的作文，可由教师分组详批、适当面批，然后做好记录，每次选择不同的学生面批，争取每学期每个学生至少有2次面批的机会。也可在老师进行立意角度、选材要点、范文展示等指导后，由学生交换互批，把学生评判中一致推崇或普遍评价较低以及有争议的文章作为样本重点详批，以点带面，让学生也能够转换角色站在教师的角度去看文章，对他们自己的写作会更有启发意义。

古代蒙学中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十分注意“多留少改”，即使修改也依照蒙童作文的“立意”而行，极少大删大改，更不会脱离蒙童作文的原意而强改。此经验在今天的作文教学中较好地被继承下来，教师们一般都会考量到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除明显的结构、逻辑问题外，很少会有教师对学生的作文“大动干戈”、“伤筋动骨”。教师们一般都在可改之处，着力修改，以期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这种充分考虑学生的水平和心理特征作文教法，我们可以继续坚持。

当然，我国古代蒙学作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受教学内容和教学思想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是许多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作文教法，还是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和我国语言文字规律的，具有超越时空的实用价值。希望这些有效经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促使现代的作文教学更为有序、高效。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

[2]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3]顾明远.《教育：传统与变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4]吕坤.《社学要略》.《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56页

[5]方东树.《答叶溥求论古文书》.转引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336页

[6]沈鲤.《义学约》.《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40页

[7]沈鲤.《义学约》.《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40页

【作者简介】

马冠男（1981.12-），女，江苏丹徒人，一级教师，教育学硕士，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篇5：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