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幸福

关键词： 攻击行为

理性的幸福（精选八篇）

理性的幸福 篇1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某高校2个理工专业学院的大一学生为对象,共12个自然班,于第一学期入学3个月后课堂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37份,有效率为96.3%。其中男生183名,女生112名,42人无性别资料。年龄16～23岁,平均为19岁。

1.2 调查工具

1.2.1 攻击行为问卷[8]

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问卷(修订版),该问卷由黎玉和等于2005年引进并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共21个条目,含4个因子,分别为愤怒、敌意、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问卷采用5级计分,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有点符合、中等符合、很符合和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攻击倾向越强。攻击行为总分为21分是无攻击倾向,22～42分之间为轻度,在43～63分之间为中度,64～84分之间为高度,85分以上为极度。

1.2.2 主观幸福感测验[9]

该问卷包含5个条目,采用1～7级评分,1为强烈反对,7为强烈赞同,得分越高表示越高的主观幸福感。其内部一致性信度α为0.70。

1.2.3 非理性观念问卷[9]

该问卷包含9个条目,采用1～9级评分,1为完全不同意,9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非理性观念系统程度越高。其内部一致性信度α为0.62。

1.2.4 控制倾向测验[9]

该问卷包含14个条目,得分越高表示受内控制点影响,能对自己负责;得分越低,受外控制点影响,自己的生活往往为环境或运气所掌控。

1.2.5 原生家庭问卷

由国际家庭伦理研究中心的David Eckman博士编制[10],共15个项目,每道题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分数越高,表示原生家庭越不健康。

1.2.6 大学生人格问卷(简称UPI)[11]

该问卷由樊富珉教授引进并修订,共60个题目,其中4个测伪题,不计入总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

1.3 数据处理

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包,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

2 结果

2.1 大一学生攻击行为倾向状况

攻击行为总分为(39.24±11.25),高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约50分)的人数为57人,比例为16.3%。见表1。约1/3表现为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倾向;在攻击的形式上,92%的人可能表现为躯体攻击,93%的人可能有言语攻击,80%的人可能有敌意,78%的人可能有愤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2 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的性别比较

男生在攻击倾向总分和躯体攻击上显著高于女生,见表2。由于总体样本中有42人无性别信息,所以性别分析的样本是295人,经与337人的总体样本t检验发现,在攻击行为倾向总分及其各因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 与大学高年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比较

与已有研究的大学高年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1]相比,大一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在攻击行为总分和躯体攻击上显著高于高年级学生,见表3。

2.4 攻击行为倾向与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控制倾向等因素的相关关系

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总分、躯体攻击因子与所有5个因素均呈显著相关;愤怒、敌意因子与除了UPI外的其他4个因素呈显著相关;言语攻击仅和非理性观念呈显著相关,见表4。

注:*P<0.05,**P<0.01。

2.5 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对攻击行为倾向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等因素对攻击行为倾向的影响,将攻击行为倾向作为因变量,以性别(1为男生,2为女生)、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控制倾向、原生家庭和UPI等6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性别、控制倾向和原生家庭5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5。

3 讨论

3.1 大学新生攻击行为倾向的特点

研究结果显示,33.6%的大一学生表现为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倾向,这一比例高于作者对高年级学生调查的结果[1],也高于赵科等[12]对西南地区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这可能与大学新生仍处于适应期有关,所以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时期。在不同的攻击形式上,采用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的人数比例最高,其次是敌意和愤怒。提示,在觉察自我和表达不满的方式上需要给与引导。

本研究中发现大一新生的攻击行为倾向总分和躯体攻击存在性别差异,可见,大一男生的攻击倾向更高一点,采取的方式上更倾向于躯体表达的形式。一年级与四年级比起来,攻击倾向更高一点,主要表现在躯体攻击倾向上。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是大一学生冲动性更高,在管理情绪上不如四年级学生。所以,应该给予大一学生尤其是男生更多关注。

3.2 攻击行为倾向相关因素

本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性别和家庭因素与攻击倾向的密切关系,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3]。研究发现攻击行为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即攻击倾向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因此,主观幸福感是预测攻击行为倾向的良好指标。本研究中发现性别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罗贵明[5]的研究一致,而谭雪琴[4]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女孩的关系攻击水平高于男孩,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生家庭与攻击倾向关系密切[1]。史俊霞等[14]对初中生的研究也表明,有攻击行为的青少年家庭矛盾较高,而亲密度较低,较多地感受到父母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和过分干涉,而较少感觉到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提示原生家庭无论对于初中生还是大学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或者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早期的影响一直会延续到大学阶段。朱相华等[7]对小学生的研究表明,儿童虐待既可直接促进小学生攻击型人格的发展,也可通过不安全依恋的形成导致攻击型人格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早期经历影响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攻击行为倾向和控制倾向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控制点和积极问题应对呈显著负相关,而和消极情绪应对呈正相关[15],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结果。

攻击行为属于不适当行为的一种,笔者认为在其背后一定也存在非理性观念,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李越[16]的研究表明非理性观念是导致大学生情绪困扰的主要内在因素。提示有可能通过认知辩驳的方法,使有攻击倾向的人对自己的认知系统达到理性认识。

综上所述,男生较女生的攻击倾向高,攻击行为倾向强的人有着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较多的非理性观念、外控倾向和不健康的原生家庭背景。提示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要从多方面入手,关注学生主观的情感体验、认知观点、控制倾向及家庭背景。

摘要：目的 探讨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现状及其与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控制倾向、原生家庭、人格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攻击行为问卷、主观幸福感测验等对某高校337名大一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约1/3的大一学生表现为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倾向;大一男生的攻击行为倾向总分和躯体攻击因子显著高于女生(P<0.05,P<0.01);大一新生的攻击行为倾向总分和躯体攻击因子显著高于大学高年级学生(P<0.01)。攻击行为总分、躯体攻击因子与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控制倾向、原生家庭及人格均呈显著相关;愤怒、敌意因子与除了人格外的其他4个因素呈显著相关;言语攻击仅和非理性观念呈显著相关。回归分析显示,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性别、控制倾向和原生家庭能预测攻击行为倾向(P值均<0.01)。结论 大学一年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攻击行为倾向,性别、主观幸福感、非理性观念、原生家庭和控制倾向与攻击行为倾向关系密切。

幸福女人的哲理性散文 篇2

——题记

真的有这样的女子，在滚滚红尘的喧嚣里，始终保持自己对生活的热情追求。以隐忍，内敛，坚定的意志度过每一个风雨路口。她们不是常人眼里的富太太，可是她们有把生活过得芳香四溢的本事。这样的女子好像是故事里的田螺姑娘，叫蓬荜生辉。她们勤劳，朴实，干净。从不堕入虚荣的比较。她们积极，上进，保有梦想，她们始终是暖暖的一缕阳光，让和她们相处的人都感觉到明媚灿烂。做她们的孩子更是幸福，她们可以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节日那样的充满喜悦。

她们节俭持家，但是从不会俗气到和小贩锱铢必较。待人接物慷慨大方，从不沾他人便宜。她们教育孩子自有一套理论，那就是永远是身教重于言传。她们本身就是孩子的极好的良师极真的益友。孩子会因为有这样的母亲骄傲自豪。

很多人羡慕境外游，豪华游。可是她们却乐呵呵地把目光和脚步投在近旁，节假日带着孩子一起去周边游玩观赏。美好，要有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来看到才行。与其坐在家里枯黄着脸抱怨自己嫁错郎，把自己曾经那么深爱非嫁不可的老公说的一文不值。不如以乐观的心态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的另一半勤恳努力爱家，他就是我们心中眼里最该爱护和尊重的男人!

而这些智慧的女人，一定深深懂得这样的道理，做她们的老公同样是无比地幸福。爱是相互的回应与感觉。她们一定是最得老公珍爱的女人!她们可以没有钱去买华服，可是她们懂得四季里都把自己打扮地得体适宜。林语堂都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在有限的经济预算里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更可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女人，心细如发，天生爱美，就该具有这样的天赋。把自己变美，不用盲目攀比名牌和追逐未必合适你的流行。穿出你自己最简单舒服的感觉，就是最适合你的衣服。

这样的女子更不会放弃阅读，在书的海洋里吸取知识，让自己在举手投足和言谈笑语中自然地散发出书香的迷人气息。“腹有诗书气自华”，相信吧，一定是这样。一个读书多，始终内心善良的女人一定会让旁人越看越喜欢，男人会尊重这样的女子，同性也会乐意与你交朋友。

读过这样一个智慧女子的故事，大体内容是：在她老公事业有成时，她的家有个非常大的露台，她在上面种满了各种植物花卉，她老公每一次回家远远看到那片花红叶绿都会倍感温馨。后来老公事业突然变故，她们也被迫拍卖了那套大房子，搬到一个小单间。没有露台，阳台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有防盗网的窗户。她丝毫没有怨言，好像和从前一样地迎接老公下班，送他上班，有一天老公下班回来抬头看到，不禁惊呆了，因为那个窗台上摆满了小小的盆栽。他一下子好像闻到了昔日的花香。他原本颓废的心也重新振作。故事的后来，他有没有东山再起已经不重要，单凭有这样的女子为妻已经是人间美事!

她们这些冰雪聪明的女子就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停止抱怨!学会等待!若是你满腹怨气怎么会得到福气呢。在逆境中学会等待，等待我们的男人更加成熟有担当，同样等待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不要给他或孩子过多的压力和过高的要求。做一个善良真实的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真的比什么都强。

浅谈理性教育爱与职业幸福感 篇3

【关 键 词】理性教育爱；职业幸福感；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069-03

教育是“教书育人”的过程，肩负这一重任的则是教师。“教书”是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育人”则是培养学生坚忍不拔、修己敬人的品格，这一教育宗旨从未改变。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信仰的和谐发展的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学习祖先留下来的浩瀚博大的文化财富，用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培养学生做人的学问。

那么，何为理性教育爱？在理性教育爱中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理性教育爱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何关联？接下来，本文将就理性教育爱对师生关系以及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理性教育爱与师生关系

教育应理性与爱兼备。理性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个实践范畴；教育中的理性是指教师教育学生应公平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不因外界的干扰或是自己的情绪变化而改变理性的分析与反思。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教育爱，既指教育者所具有的对本职工作的浓厚情感，又指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热爱之情。教育家斐斯泰洛齐曾说过：“教育的主要原则是爱”，即教育者施予孩子真正的爱，会缩短彼此心灵间的距离，并将爱传播到四方，使他们学会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人。

教育需要爱，这种爱应该是理性的，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爱作为人类特有的情感，能使教育产生巨大的内驱力。教育要以人为本，教师应真诚地热爱学生，并通过对学生尊重和负责任来体现这种爱，可以说，在教育活动中爱是最重要的理性行为。

教育爱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同时空、不同地域对爱的理解也不同。例如，我国古代儒家文化强调“差等之爱”，像“亲亲互隐”，指一个人给予他人的爱是因人而异的、不平等的；西方基督教教义《圣经》则倡导“博爱”，即平等无差别之爱，是指一个人给予他人的爱是人人平等、没有差别的，中国春秋时代墨家的“兼爱”也是如此。

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应理性与爱兼备，仅有理性没有爱的教育无法实现教育培养德才兼备之人的理想，而没有理性只有爱的教育则是溺爱，无法培养出经天纬地之才。

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的师道观都充满了“理性教育爱”的人文情怀。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以教师为终生职业的教育家，他提出教师必须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等言传身教、爱护学生之类的观点。孔子的师道观充满了理性教育爱，师生可以在信任的基础上交流、互动，堪称教师的典范。

古代社会教师地位极高，倡导尊师重道，这与古代师道观对教师提出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都是学富五车、人之楷模，学问和德行都居于常人之上，学生岂有不遵师之理。例如，荀子提出：教师必须博学，具有精深的知识素养，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丰富卓越的教育教学经验、技能技巧等。荀子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提倡尊师的，他提出为师之道要有尊严而令人起敬，做到德高望重。荀子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这对后世师道权威尊严的思想观念之形成至关重要。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概括了教师的作用与职责：“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职责有三：—是传授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讲授儒家经典著作“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三是解答学生学习“道、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疑问，其中以传道为主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在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学记》“师严道尊”和王通“唯道所存”的思想，明确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认为师是道的、活的载体，无道即无师，无师也不可能学其道，重道就必须尊师。

董仲舒在三大文教政策中提出“置明师”，认为只有那种“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者”才能成为教师。朱熹主张教师应有“德行道艺之实”。总之，古代师道观要求教师既要德行坚定，又要术业有专攻；既要知其理，又要践其行，还要日精日进，不断获取新知。

我国古代师道观竭力倡导尊师重道，把师生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师生关系即“父子关系”。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国”被视为大“家”，“君”被视为天下人之“父”，故师又与君相类比，师生关系即“君臣关系”。师生之间不仅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而且具有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

汲取古代“师道观”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教师应秉承古代师道观之宗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牢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既要具有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规范，又要具有师德师范、热爱学生，使师生关系建立在理性教育爱的基础之上。

古代社会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和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师生关系被类比为“父子”、“君臣”，荀子还把为师之人比作天地和祖宗，从而限制了学生个体创造性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新的文化信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不断涌现，教师和学生处于同一个信息平台，教师不再像古代那样被视为知识的垄断者，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现代教育要求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即倡导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民主、和谐的对话与交流，从而达到精神层面的沟通和情感的交融。教育不应是单向的和单纯信息性的。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教育也会随之而变化，但师生之间的“理性教育爱”，永远是照亮教育的一盏明灯，它不仅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二、理性教育爱与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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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基于信任的理性教育爱，使师生之间达到精神层面的沟通；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正如费尔巴哈所宣称的那样：“一切有生命和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可以说，幸福是人生活的永恒目标，而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能幸福地生活。

要想培养生活幸福的人，教师首先应是生活幸福的人。教师是否生活得幸福，将直接影响到他对教育的态度、看法与影响，也必然影响到受教育者。从这种意义上看，一个没有职业幸福感的教师很难做好教育，也很难教育出富有幸福感的学生，教育的终极目的将无法达到。故而，教师是否拥有职业幸福感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如此重要，作为教师，如何才能获得职业幸福感？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无疑需要从内心来寻求。历史上许多教育家、思想家将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对待教育充满理性和人文情怀，赢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师生关系融洽默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可以说，职业幸福感关键取决于教师能否获得事业上的成就感，而这离不开学生的支持与热爱。除此之外，师生关系也是影响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代教育者可以从古代“师道观”中获得许多关于职业幸福感的有益启示。

其一，教师对教育事业要有“乐而忘忧”的精神境界；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种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将教师职业比喻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说明了教育工作之伟大。

其二，“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要有严于律己的态度，这是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前提。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也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说的都是教师的人格力量、人格威信在教育中的作用。合格的教师是人格高尚、德才兼备的，既对学生进行智慧上的启迪，又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和优良的作风去陶冶和感染学生，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然教师人格对于学生有巨大影响，教师应该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人格呢？首先，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渊博的学识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在信息化的今天，教师尤其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自觉地付诸实践，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教学需求。作为教育者，还要不断反思，了解教育背后的哲学思想，不断追问“为什么”，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教师不仅要寻找“我怎么做的方法和策略”，还要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依据何在？这个依据合理吗？”其次，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源于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学生的宽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古代师生关系被类比为“父子关系”，当代教师对学生也应像父亲对子女般“威严而有慈”。

其三，朱熹曾这样说孔子：“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现代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师道观，注重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死的物，教师应在了解每个学生“自我世界”的基础上，采取教育措施因材施教。佛法上讲修行的方法有八万四千法门，说的是根据众生的个别素质和能力，因材施教而逐渐悟入佛法。类似地，学生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故而教育手段也应以人为本、灵活自由、因人而异。

总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来源于从教学中获得的成就感，成就感来源于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取得的成就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只有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人，才会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中去，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和幸福。如果仅仅将教师看作一种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则无法赢得学生的热爱，更不会产生职业幸福感。

教师作为师生关系的主导者，要用富有理性的爱去感染和培养学生的心灵，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感。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非常重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因此师生关系较为密切，由此形成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获得幸福感的教师将培养出具有幸福感的学生，使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信仰的和谐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杨昌洪.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解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8.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王毓珣.关于教育爱的理性思索[J].中国教育学刊,2001.4.

[5]张相乐.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师生关系论及其现实意义[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省思 篇4

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极为丰富, 从教育学上说, 工具理性是指知识, 指数据, 指逻辑, 指人之外的物理、业理、原理, 等等;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本身的真、善、美等主体价值。两种理性都很重要, 但价值理性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智育”的重心是培育工具理性, 那么, 德育、美育、体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要义则应是培育价值理性。当下的世界正在向物质倾斜, 向工具理性倾斜。这就是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性“文化偏至”, 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批评的偏向相似。这部《教育论语》虽是“论述”, 但并非空谈, 它带有历史具体性与历史针对性, 所强调的是价值理性的教育, 即全面优秀人性的塑造和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不过, 强调之下, 也不能忽视工具理性的培育, 即不能忽视认知能力的生长与专业技能的训练。逻辑、程序、判断、专业技能等均属工具理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它发现了中国逻辑文化即工具理性的阙如, 所以, 才有对“科学”的呼唤, 才有80多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 这全然没有错。但在电脑程序和经济数字统治一切的当今时代, 我们则不能不与时代潮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 把教育的重心拉回到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上。

从严格意义上说, 中国并没有宗教。从宽松意义上说, 中国的儒与道, 乃是半宗教半哲学。在中国的大文化系统里, 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始终不在场。虽然上帝缺席, 但中国人不能没有信仰和敬畏, 所以近代的贤者们才想出“以道德代宗教” (章太炎) 或“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等命题, 其指归也正是要以价值理性来代替宗教理性。我的《教育论语》一书其主题与近代先贤们的大思路相通, 关切的也是价值理性的培养。这不一定是教育真理, 但可供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老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进行讨论。

“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篇5

关键词：非理性,泡沫,心理因素,行为经济学,经济人

当你看到“有钱人的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收听关于贝斯雷姆钢铁公司动向的新闻;经纪人办公室的窗户清洁工不时停下来看报价牌;酒店的服务生为了看股市的牌价甚至请假”这样的情景时, 你会不会也迫不及待地模仿着投入暴涨的股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社会, 处处显示着股市及经济欣欣向荣、一发不可收拾的繁荣景象。在火热的经济炙烤下, 美国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依旧保持着投资冷静。他和他的研究小组通过分析近几个世纪的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数据, 并根据对经纪人的实地询问调查, 得出了当时市场是泡沫经济和非理性繁荣的结论。席勒教授准确地预言了美国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 他针对经济市场中人的心理因素的充分研究, 更是奠定了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乃至整个经济学届的地位。

一、“泡沫”形成

在第一部分中, 席勒教授对影响泡沫市场的14个催化因素进行了逐一分析:在收益稳定增长时期到来的互联网;胜利主义和外国经济对手的衰落;赞美经营成功或其形象的文化变革;共和党控制国会及资本收益税的削减;生育高峰及其对市场的显著影响;媒体对财经新闻的大量报道;分析师愈益乐观的预测;规定缴费养老金方案的推广;共同基金的发展;通货膨胀回落及“货币幻觉”的影响;交易额的增加;折扣经纪人, 当天交易者及24小时交易;赌博机会的增加等等。

在影响因素之下, 席勒教授重点对股市的放大机制进行了分析:自发形成的庞氏骗局;投资者的高度信心;对投资者信心的反思;高市值情况下预期不减的例证;对投资者期望和情绪的反思;公众对市场的关注;投机性泡沫的反馈理论;作为反馈模式和泡沫的理解;作为反馈模式和投资机泡沫的庞氏骗局;自发庞氏骗局引起的投机性泡沫;当今的非理性繁荣和反馈环等。接下来席勒教授从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方面对“泡沫”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这也正是席勒教授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所在。席勒教授认为“理性经济人”会受到自身心理因素等影响而产生非理性行为, “泡沫”市场的形成正是“疯狂”的投资者们心理因素的现实作用。席勒教授的研究全面而科学, 用大量的股市数据以及身体力行地调查走访, 充分说明了泡沫的实际存在以及预测了如此华丽的“泡沫”迟早会破灭的那天。

二、理性的尝试

在这一部分中, 席勒教授为非理性繁荣中的“非理性人”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即理性市场的尝试。席勒教授从理性市场的理论基础以及实际行动两个方面证明了尝试的可能性:多元化投资、社会保障制度、温和的货币政策以及增加储蓄等都是消除泡沫、恢复市场秩序的有效措施。罗伯特·希勒教授在“预言了市场衰落的同时, 更重要的, 对于解读投机性泡沫的产生和持续进行了严谨而有益的尝试” (John Cassidy, New Yorker) 。在股市和房地产等各个市场存在严重泡沫的情况下, 希望席勒教授的研究和理论可以渐渐减少市场上的“泡沫”, 消除“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三、借大师之视野看中国

读过罗伯特·希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后, 对于经济大师的研究方式与独特的学术思维赞叹不已。任何的理论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罗伯特·希勒教授之所以能得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 正是基于他同他的工作小组对于多年实际数据的孜孜不倦地、严谨地研究, 并且身体力行的进入到股市, 进入到房地产市场, 进入到华尔街的各个角落去调查经纪人, 调查每个股民的想法与感受。

透过罗伯特·希勒教授关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及“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不禁联想到了中国的“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中国, “泡沫”的形成以及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成为了发展的必然。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 是伴随着经济学家对人性的本质特征不断抽象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自利的行为动机。新古典学派认为, 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 只有那些善于自我保护, 能够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物种才能够生存下来, 而基于这种特性, “理性经济”人总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物质利益, 并形成以个人为本位的关爱自己超越关爱别人的思维定势。因此, 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理性的行为目标。理性即可推理性, 逻辑的非矛盾性。因此, “理性经济人”在进行行为决策时总是会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可供选择方案进行利弊权衡, 以从中选择成本风险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而且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条件下所做的抉择是一样的。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说承认个人利己心理的合理性, 并将其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全部行为准则。基于这个准则, 人类通过社会分工交易提高社会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 个人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 如果每个人都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那么社会总财富也就达到帕累托最优。今天的中国市场, 存在着很多“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四、非理性的实物市场

随着2010年夏天的“白酒热”和“红木热”, 中国市场上形成了一股“炒实物热”, 市场上盛行着这样一句口号:炒楼炒股不如炒白酒, 炒楼炒股不如炒红木。一个夏天, 红木的价格至少上涨了30%, 白酒的价格也不断上涨, 尤其五粮液的价格, 甚至上涨了80%。这样回报丰厚的投机热点, 怎能不引来无数非理性人士?就如罗伯特·希勒教授书中所写的那样, 投机机会促使投机者涌入, 而反馈环的作用又促使价格上涨, 又更加吸引投机者。2010年的夏天, 火热的让人难以抵挡的不是炎炎夏日, 而是白酒和红木市场。但是, 这样的非理性行为突然就如“美丽”的“泡沫”一样顷刻间破灭, 红木的价格一落千丈, 当时卖到几百万的家具, 现在几万元便可以入手。保值相对较好的白酒, 其价格增长趋势也明显减缓。一位炒红木的人说:“不是不知道红木市场的价格泡沫, 只是期望自己遇到的不是跌价, 而是借着涨价赚钱。”市场中“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可见一斑, 强大的侥幸心理使很多投机者被牢牢地套在了这“泡沫”市场之中。

五、非理性的楼市

2008年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不仅没有使中国本就火热的楼市冷静, 反而有点“火上浇油”的意味。2008年后, 中国楼市不降反升, 在2009年中国GDP“保八”战役中楼市的主要贡献, 使我们不得不为对这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市场的“泡沫”性担忧。

中国楼市的高居不下, 是多方面非理性行为的综合效应。地方政府缺乏资金, 趁机炒地敛财;百姓坚信楼市的保值性, 而高涨的楼市价格又造成百姓恐慌性买房;房地产中介群体的层层作假, 假按揭, 假偷税增大了楼市风险;国有大型企业的加入囤积, 造成地皮价格的日日飞涨。这些种种的“泡沫”因素, 使我们不得不担心是否中国的楼市会步日本、香港、迪拜的楼市衰落之后尘, 中国楼市的非理性行为“泡沫”是否也会有幻灭的一天。

六、非理性的股市

当你看到已年过花甲的老人在费力地看着证券交易所的牌价时, 你看到的就是中国股市的现状。一路热涨的股市让许多“理性经济人”投身股市大潮。但是火热的背后, 是否有骗人的“泡沫”。

中国股市如此的大起大落, 到如今的直冲3100点大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股市的市盈率。

中国股市的泡沫, 在1999年和2007年较为严重, 尤其在后一个阶段。极高的换手率成为中国股市一路上涨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正是中国股民的情感非理性因素过多, 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导致中国股市的换手率偏高。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 是经济学的出发点。但是实际中很多“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许多非理性繁荣, 产生了许多美丽而幻灭的市场泡沫。希望国家这个“经济人”可以加强制度完善以及宏观监管, 减少非理性行为, 使市场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希勒:非理性繁荣 (第二版) [M].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阳立高、廖进中:理性经济人批判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J].现代经济探讨, 2010 (7) .

[3]姚树洁、罗丹、西安:中国股市泡沫是偶然还是必然[J].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6) .

[4]孟庆斌、周爱民、张雁茹:基于理性预期的中国股市价格泡沫研究[J].南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4) .

[5]李杰、朱文俊:关于中国股市波动"剧烈"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 2010 (1) .

理性外表下的多元化理性思维 篇6

近年来建筑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差异性正在缩小。基本几何的体形加上精致的表皮成为了主流。从建成作品来看,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 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似乎又一次达成了默契, 重新回到了趋于理性的建筑形式。但是理性的外表是否意味着理性的设计思维过程?相同的形式下是不是蕴含相同的建筑思维方式?理性的手法和外表背后的设计动机是否一致?通过对日本建筑师山本里显的建外SOHO和万科的朗润园进行比较分析来探讨建筑设计中理性思维和理性形式之间的关系。

理性一词是舶来品, 从英文直译过来就是智慧和判断。这样的解释使得理性变得复杂化, 因为智慧是基于经验和体验的主客观并存, 而判断所基于的立场亦是多样化的。因而理性并不纯粹, 理性是一个基于背景, 基于经验的东西, 正如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将理性和感性并列在一起, 理性中永远包含着感性的判断, 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 很难截然区分。作为思维活动的一种, 设计思维中一贯的符合逻辑的理性思维是否存在, 值得商榷。

2 建外SOHO与万科的朗润园住宅对比分析

将住宅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理由是住宅即简单又复杂。简单是住宅仅供社会最小单元家庭使用, 复杂是因为每个最小单元家庭都不一样。每年中国的建成住宅数量繁多, 作为媒体出镜率最高的建外SOHO和即将建成的万科集10年经验大成的朗润园可谓中国住宅建筑的代表作。建外SOHO位于北京CBD核心区, 是“小型家庭办公”居住概念在中国的代表。朗润园位于上海闵行七宝, 是万科环保主义住宅的最新产品。从建筑造型来看两者的可谓殊途同归, 都是追求极简, 从细部构建到形体都是简约收敛, 结构逻辑清晰, 理性味道都是十足的。但若将两者进行全方位的比较, 结果可谓大相径庭。

比较一: 定位、市场、客户、商业理念、设计管理组织, 见表1。

比较二:设计理念。

建外SOHO

山本的切入点是家庭和住宅的关系, 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 家庭与房子的关系:首先家庭是孤独的, 因为它的范围十分有限, 所有家庭关系都是内向的, 无法独立提供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渠道, 因而作为社会单元太小, 但由于社会组织的要求, 家庭必须承担各种责任而成为最小社会单元。房子被一个家庭单元占有, 所有的家庭却不尽相同, 因而理论上家庭和房子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多样的家庭应有多样的房子, 简而言之, 即为一个社会单元设计设计一个居住单元。然而, 由于家庭并没有真正的能力成为一个社会的独立单元, 因而集合住宅成立的理由即是家庭作为无法自给自足的社会单元必须聚集起来共生而形成集聚居住形式。

2) 联系:为了避免城市中的独裁主意, 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注重单个建筑的设计, 而非城市规划。我们需要的是如同伊斯兰城市般的“互连”基因的建筑。建筑的活动是自然而然的发展, 因为没有规划, 所有的房子都有触角, 并接受相邻建筑生出来的触角, 最终形成一个迷宫一样的城市。

3) 多样性:一个地方上需要容纳一个功能的观念已经被人摒弃了, 或者说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单个建筑可以自给自足, 认为它的形式可以不受周围环境的约束, 情景主义和环境主义让我们明白建筑不是一个小岛, 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

山本的理念还包括“直通街”“干扰单元”“婚姻关系”等非建筑话题, 可以说山本的切入点是对家庭单元和其组成方式研究的结果, 在山本的理念中集合住宅存在的理由是由于家庭单元无法自给自足, 而住区规划设计的目标就是解决无法自给自足的社会单元组合在一起共生和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家庭对独立性要求的矛盾。

万科朗润园

产品主义是一个口号, 所有开发商都喊, 但产品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操作者只有万科。万科就像在做电视机一样在做住宅, 随着万科的售楼合同一定会附加一本万科住宅使用说明书。在万科的设计部数据来源于研究和信息反馈。万科的每个开间尺寸和房间面积都是综合了功能使用、结构、节能和用户反馈而得到的。这样的操作过程使万科的平面永远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 客观公正, 完全遵循目标客户群的需求。同时作为开发商的万科在经营理念上一直在追求工业化推广的模式, 同样的平面设计在全国各地的万科楼盘中推广, 在得到市场反馈后不断的升级提炼, 成熟的做法构件就推广, 市场不接受的就抛弃。这样的反复提炼之后, 万科的住宅就像工业产品一样成熟。当然这样的成熟仅限于建筑的平面设计和技术环节, 作为建筑, 在各个城市万科的造型还是多样化的。但是在最新的万科城市花园朗润园的设计中, 万科开始对建筑造型进行工业化的探索, 作为配合设计单位的山设计工房提出的设计理念与万科产品主义不谋而合。山设计工房认为建筑无需过多的装饰, 建筑的造型、材料、细部构件都必需和使用者的需求相适应, 例如:决定建筑造型的理由就是内部功能和体形系数, 窗洞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内部使用者的舒适度、采光系数、节能要求, 五金件的选择取决于无障碍的需求。这样的理念下的建筑就如同机器, 精确, 合理, 完全符合使用的要求。

比较三:总体规划, 建筑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细部。

1) 总体规划:

如图1、2所示, 建外SOHO由林立的27.3m×27.3m细长轮廓的塔楼构成, 塔楼4层以上是住宅, 通过林立的细长塔楼, 可以增大各住户的外墙面积, 确保通风。同时, 将这些林立的塔楼对南北旋转25°来确保日照和间距得要求, 也避免了对视的问题。塔楼的低层部分是对城市开放的街区, 被称为“SOHO”街, 包括商铺、餐饮、住家、花园的混合式都市社区, 建外SOHO的建筑空间分为三个层次, 即下沉式的广场、地面部分和从公寓延伸出来的空中走廊, 如图3所示。地下和地上都是完全的分开, 三层的走廊是SOHO住家自己的街道, 这儿更干净更安全, 这些浮在空中的街道穿行于城市之间, 形成了不规则、不定向的行走路径, 加上SOHO空间的多种用法, 如临时工作空间、客串展示空间、开放的起居空间形成了多重联系的居住体系, 如图4、5所示。

2) 建筑形式:

矩形的建筑体形, 瘦高, 表面是规整的方格, 大面积玻璃, 局部百叶。每一户占据了几个方型的单元, 如图6所示。

3) 结构体系:

标准的框架剪力墙结构, 内部空间自由分割, 结构外露成为建筑表皮的一部分。

4) 建筑细部:

每个窗洞的下沿横向的空调百叶, 平台上竖向的栏杆, 无过多建筑细部, 追求外立面的平整, 取消立面上的变化。

山本成功的将联系的概念做到了位, 创造了多层面的城市居住体验, 但与此同时山本的外立面设计却有些牵强。为了强化外立面的单元感有意将梁和柱截面宽度调成一样的高度, 形成立面上规则化的单元格。但是这样的规则化虽然和社会单元的概念有联系但是却和与山本的关于家庭多样性的理念相矛盾, 尽管在山本的解释中自由划分的户内单元能够满足家庭多元化的概念, 但是站在完全整齐划一的社区之内, 看着满眼的窗格, 给人的感觉还是个人价值被完全缩小的感受。可以说在理性的思维和理性手法之间山本选择了后者, 而没有坚持贯彻自己的理念。

万科朗润园

1) 总体规划:如图7所示, 45栋几乎相同的多层住宅, 统一的南北朝现阵列排布, 局部空间放大形成广场绿地。 和规整的建筑布局相区分的是所有的景观设计都采用了曲线构图, 形成了园林化的社区环境, 如图8所示。

2) 建筑形式:层层退台, 矩形建筑单元组合:层层退台的理由是露台在现行规范中不记入建筑面积, 与阳台相比购房者更喜欢露台。同是由于底层带花园, 底层的户型最受欢迎, 因而底层的面积也就最大。厚重建筑形式:厚重的建筑形是由于采用了5cm厚的外保温材料, 由于薄的保温材料价格太高, 作为开发成本考虑只得使用厚的, 同时尽量少的开窗也是由于节能的需要。方的形体组合:为了减小体形系数和统一外立面和统一突出的空调机位, 朗润园采取了完全的方作为设计的元素, 如图9所示。

3) 结构体系:标准的异型柱结构, 结构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梁的跨度并不大, 从而减小梁的截面, 降低梁高, 在有限的层高范围内获得足够的净空使用空间。结构高度外露成为建筑表皮的一部分。

4) 建筑细部:无障碍设计极其出色, 小区没有任何台阶, 所有房型都考虑了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使用需要, 例如:所有平台上横向的栏杆有两道扶手, 低的宽的供老人儿童使用, 高的细的供成年人使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较低售价的条件下, 节能构造也很到位, 例如:窗洞的规格得到严格的控制, 一是由于立面统一的需要, 二是由于在成本严格控制、工业化生产条件有限的前提下, 精工细作的中空玻璃门窗规格不易太多。在严格的成本控制下, 朗润园的保温指标达到了英国节能标准。

尽管万科的理念是商业化的理念, 但在急功近利的建筑设计氛围下, 产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建筑风格还是令人振奋的。万科的理念是直白, 但从设计概念到设计手法到建成住宅的结果, 所有环节都是反复实验论证有数据支持的成果。应该说, 除了商业动机的存在, 整个建筑是一个理性的建筑。

3结论

通过这三方面的比较不难看出在设计思维上, 建外SOHO和万科朗润园都具有非常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但是由于出发点的差异导致了同样的基本几何形在不同的概念下产生不同的含义。山本将居住和人的社会构成作为出发点, 而万科关注的是人的居住需求和住宅工业化, 一个是设计师的立场, 一个是开发商的立场, 不同的立场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视角。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手法和建筑, 山本对理想模型单纯性的偏好促使他选择了单纯的几何形式, 而万科亦基于成本和产品至上的原则选择了极简的形式。虽然外表是相似的但是思维的差异带来的是建筑内在性格的差异和使用者居住体验上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立场, 同样的理性思维带来的却是多元的建筑成果。

摘要：通过对日本建筑师山本理显的建外SOHO与万科的朗润园住宅作品的对比分析, 探讨了建筑相似的理性外表背后思维根源的差异, 并得出结论即对于建筑形象及内涵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在形式表面, 而应深入探寻形式背后的生成逻辑, 利于建筑师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理性,城市细胞,自给自足,聚集,花园洋房,产品主义,均好性

参考文献

[1]山本理显.建外soho的设计概念和设计过程[J].设计新潮, 2010, 12 (11) :25-29.

[2]山本理显.迷宫一样的细胞城市[J].设计新潮, 2010, 12 (11) :15-17.

[3]现代集团设计部.万科朗润园初步设计文本[M].

[4]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博弈论下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调和 篇7

最早开始研究人类理性问题的欧洲学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经济人”假设提出人类理性就是从自身出发, 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现代社会研究大多数都将“理性”定义为“假定涉及的目标和现实社会总是恒定不变的条件下, 因此, 只要行动可以周密完备地计划, 可以使目标的实现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这种行动就可以称为理性的, ”并且这种理性“具备有达到理性的思想意识, 但又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我们来解释下:“个体理性”在博弈论中英文给出的就是游戏理论, 既然是游戏那么就需要有游戏规则, 就会有个输赢。在经济学中给出的解释就是理性人, 他的假设前提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即使在有约束的时候也是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总结起来讲就是一切为了个体。那么集体理性就是一个以群体获利为最终目标的行为。它代表的是整体利益, 团体合作。不以损害个人利益为基础争取整体利益。这样一来不难看出两者是具有明显的特点的。

2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相悖之处

个人理性既与集体理性相一致又与集体理性相矛盾。二者存在的相悖之处:

2.1 从公共品特性使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想搭便车, 爱搭便车, 的心里

往往他们的出发点使资源使公共的, 不用白不用, 即使自己不享受也有别的个体在享用。不用反而觉得自己吃亏的, 没享受到应有的利益。然而集体理性需要团体的每个人都付出而不是一味的免费的索取, 所以从中看出两者的明显出发点和终止目标的不同编产生了冲突。

2.2“逆向选择”中表现出来的信息不充分

“旧车市场”模型是典型的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模型, 因为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导致买卖双方不信任无法达成合作的目标, 反而因为互相的猜忌淘汰了好的产品, 使双方的既得利益都将下降。还有具名的“囚徒困境”的模型,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个囚徒都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优方案, 而不考虑对方所选的方案, 也不可能过达成合作的模式, 结果却跟预期期望的结果相差甚远, 因此导致是单个利益和集体利益均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有时甚至损失更加惨重,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由此也可能产生出诸多冲突。

3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调和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必须把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形成统一性,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 一方面要理顺集体理性中的个人行为, 把我们提高到一个更好的境界,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理性人要遵从集体效益, 这样两者才能更好地调和, 向好的方向发展。

3.1 设立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是防止个人的投机行为, 只顾自己利益, 却损害了集体利益。基于这个情况, 必须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行使监管权, 监管机构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广大职工行使监管权利, 保护集体的利益, 同时要把监管机构利益和集体利益挂钩, 防止监管人的个人经济行为, 如果做出损害集体的行为, 就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 情况严重的话可以让其脱离集体。

3.2 组织契约的建立

个人行为必须经过有效的规范, 才能最终形成有效的组织契约行为, 有效的组织契约一般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非常明确的权责规定。责任则包括集体公共品费用和维护集体效率等, 权利则表现为个人不仅有权追求自身利益, 而且还可以获取集体公共品, 两者并不矛盾;第二, 要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通过惩罚措施来约束一定的个人行为, 对于违背了集体组织契约行为就应剥夺其在集体中所享有的权利, 其收益全部归集体所有;第三, 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充分的信息交流有助于组织减少不必要的“逆向选择”, 避免集体利益受到损害, 充分的信息交流机制是一个组织契约形成的必要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 如何平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是做好任何工作的重要基础, 调和之间的矛盾很关键。而在实际中, 更应当充分重视个体利益, 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有效的避免偏重集体利益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出现, 才不会导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失衡, 才能有效避免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出现矛盾以及冲突, 从而达到确保工作顺利惊醒并逐渐提高效益的发展目标。因此, 在社会实践工作中, 重视处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问题, 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摘要：“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学科的一个重要范式, 本文主要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出发, 提出设立监管机构、组织契约的建立、规模的合理确定等观点, 从而使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达到调和状态。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博弈论,调和

参考文献

[1][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M].段小光, 张继武,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理性的幸福 篇8

一 “自然之镜”:科学合理性的实在论依据

传统科学哲学理解的科学合理性, 首先是指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 这表现为一种强“合理性”。瑞格斯总结说, “在标准科学观看来, 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发现有关外部世界的真理。科学研究是由公正的研究者通过逻辑和经验事实进行科学活动的。并且科学家工作的成果公开由公众检验, 可以通过检验和批判保证它们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1], 科学以其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面貌, 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所具有的绝对的真理性。人们强调知识是对某种人类经验、生活或客观世界的反映, 至于科学知识, 它是科学家在对自然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 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在这一意义上, 正如罗蒂所描述的:人的心灵是一面“自然之镜”, 科学知识就是一面映射这种实在的“自然之境”, 是关于自然的确切描述、真实客观的理性知识。

这种知识或认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知识确定性的实在论依据, 这是近代科学研究和认识论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近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主客体的二分, 把科学知识解释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产品。这样, 从研究对象来看,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它所极力消除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的痕迹, 以达到绝对客观性的程度, “实在论倾向于强调物质世界对表象结果的影响, 并且缩小其中人类力量的作用, 对于实在论者而言, 科学家及其工作在本质上是透明的……一旦应用正确的工具, 探索者 (实验者) 和制图者 (理论家) 在本质上就与最后结果的图像无关了”[2]。这样, 在自然世界与科学理论之间, 就达到了某种互通, 科学知识直接反映了自然实在的规律, 而个人的因素是科学研究需要摒弃的成分。科学知识的合理性, 正是以外部实在的客观独立性为前提的。

在传统自然科学, 特别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传统物理学中, 这种实在论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科学家 (主体) 对自然界 (客体) 的作用并不干扰客体本身的状态或性质, 科学家通过客观的方法能够获得关于客体的真实知识。而且, 科学家所使用的测量仪器也并不干扰客体的状态, 可以准确地测量客体的性质。这样一来, 在科学家的知识信念与自然界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这也保证了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只有这样的客观知识才是合理的。

其次, 由于科学是一项客观性事业, 由此我们必须尽量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 才能达到真正的合理性:“所有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基础的前提, 就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关于事物之普遍本性的信念”[3], 它重点强调的是科学的“非个体性”特征。人类认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所有个体性的成分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 即使难以彻底根绝的话, 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 科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冷静客观, 排除情感纠缠的过程。波普的证伪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主张科学家不仅应该对科学猜想的结果持中立的态度, 而且应当设法来反驳它, 科学家对于自己所提出的猜想应该不偏不倚、公正处之。以理性精神来克服由于个人因素 (情感、利益、价值观等) 造成的知识误差。实在论所设定合理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坚持外部实在是完全超越于人类主观意识而存在, 外部世界能以图像或者符号的形式, 反映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这样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科学的价值中立思想。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 人们视科学为一项理性事业 (尽管从培根、休谟开始, 就对社会因素给予了一定认可, 认为社会因素可以通过人的感知来扩展知识, 但社会因素的负面作用还是首位的, 是要加以克服的“假相”) 。特别是在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后, 逻辑实证主义随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 它们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停留在理智哲学范围内, 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检验、证明还是知识的标准、意义问题, 它们都坚持在经验和逻辑范围内的检验和证实原则, 而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在知识论中只是一些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

最后, 知识合理性与真理联系起来, 将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归结到了它所反映的外部事物身上, 科学的真理性在于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科学知识是关于外部实在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 具有真理性, 哈贝马斯曾对此做过一个经典的表述, 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成, 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这就是说, 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利用它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时的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形式简单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科学真理观的影响, 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心目中科学是绝对正确的, 它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真理的代名词, 它要求我们不再把自然科学理解为知识的一种, 而是把它与真理知识等同起来。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坚持科学真理论, 希斯芒多总结说, “我的最低限度的实在论 (minimal realism) 认为, 实验者充分操作的实体是存在的, 研究者对这些实在的性质有所了解。它还主张, 获得真理论是科学家的目标之一, 并且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 (overriding arm) ”[2]7, 它最终总要将知识归结为真理或不断趋向真理;其二则在于承认真理是外部实在与理论的符合, 即符合真理论。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说明, 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有关“世界的本来面目”给出真实的描述, 对科学理论的接受意味着它为真信念。此外, 真理符合论又是和实在论承诺联系在一起的, 符合论是要强调与外部自然的一致性, 这里就必然承认实在的存在。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自然科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模式, 整个近代认识论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进行的。

二 “方法论崇拜”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论证是方法论的辩护。方法论的合理性, 普特南称之为“‘方法’崇拜”, 他这样写道, “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 科学活动是通过遵循一个独特的方法进行的。如果事实上真有这样一种方法, 借助于它, 一个人可保证发现真理;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发现真理的真正机会, 并且, 如果正是科学且唯有科学对这种方法始终如一的运用, 才能说明科学的非凡成功和非科学领域的无休止争论, 那么合理性 (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 也许应该等同于这种方法的拥有和运用”[4]。所以, 科学受到固定规则和方法的支配, 它遵循着一套发现真理的特定程序。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 当伽利略用“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物理学时, 自然科学就面临着合法性的辩护问题——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何以使人信服, 如何保证这种知识的正确性呢?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对科学合理性的辩护正是从科学的方法论角度进行的:科学建立在可直接经验的事实基础上, 然后通过归纳、逻辑推理、数学方法形成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按照理性的方法, 都可以独立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这样, 近代科学利用精确的观察-实验方法, 建立起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的理论或规律。科学据此成为一项理性的事业, 科学因此而具有合理性。所以, 经验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强调, 科学知识是通过经验归纳和实验的分析而获得的, 归纳方法是科学认识活动的重要保证。

为此, 牛顿也曾声称, 在实验哲学中, 科学命题都是从现象中导出, 然后通过经验归纳而使之成为一般的定律。并且他还断言:“我们应当力戒假说”, 因为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 而这样一种假说, 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 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 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因为假说既不是一个现象, 也不是从任何现象中推论出来的, 只是一种“臆断或猜测”。为了同传统的思辨哲学划清界线, 牛顿强调, 理论应该完全是由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推演出来的, 不能包含任何个人的想像或臆断。通过在主观上排斥从理性出发的经验假说方法, 牛顿试图确保理论成为直接来源于经验世界的终极真理, 利普林总结说, 这种方法论合理性是“建立理论过程的合理性, 通过这种方法科学理论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5]。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后, 他们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标本, 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和逻辑法则, 把科学理论重建成一个演绎系统, 把科学建立在仅仅由“经验”和“逻辑”因素构成的前提之上。具体而言, 一个理论的接受和拒斥归根到底取决于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因素, 而对方法论规则形式化说明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规则和标准在使用中保持客观, 不受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 所以, 对科学核心部分的研究是逻辑和传统认识论的领域, 并且任何类型的社会分析都是无关的[2]8。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 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科学、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它是科学家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 在经验观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界探索的结果。

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经验事实的客观支持和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与实在或现象的符合。逻辑实证主义明确地在创造性思维的语境即“发现的语境”和正统的科学说明的语境的“辩护的语境”之间作了区分。“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坚持在发现和确证语境的基本区分, 他们主张从后者的立场出发科学知识就有了理性的保证”[6]。但“在实证主义传统中, 赖辛巴赫的区分转变成了学科之间的劳动分工。自然科学家处理科学知识;哲学家的身份不过只是他们的女仆, 帮助整理逻辑上的混乱;而社会学家仅仅关注在观念的偏离方面:科学的错误、错误的信念和对理论的非理性抵制。关于这些偏差的社会学解释是犯错科学家在他工作中的不合适的社会位置或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发现的, 它们允许个人、社会或其他因素会歪曲知识。社会学家主要集中在科学家和科学机制方面, 而非是科学知识”[7]。所以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 科学发现被视为科学家主观性的过程, 它只适合于描述, 只跟科学家的个人心理特征和相应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关。在排除了科学发现问题以后, 科学哲学的任务就只是对剩下部分的理性分析。科学据此成为一种理性的事业, 科学合理性以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作为基础。

所以科学的合理性, 主要在于科学方法的客观有效性, 按照巴伯的说法就是:科学方法是达到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从科学哲学研究过程来看, 科学建立在使用精确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得出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 它在实验和观察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因此科学是纯客观的, 与人的主观愿望, 个人私利等价值因素无涉, 这正是科学合理性的最根本特征, 也是我们理解科学合理性的最常见观点。

三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科学合理性

以上我们在分析科学合理性问题时, 表明了认知范式合理性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困境, 即知识合理性的实在论辩护和方法论的归纳辩护难题。事实上, 这种困境正如拉卡托斯借鉴康德所概括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 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以上我们所分析的科学合理性模式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如果一种科学哲学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合理性, 那么它在理解科学史时是以辉格式解释 (whig understanding) 为代价的;如果一种科学哲学成功地理解了科学史, 则这种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建构则是不完整的。进一步讲,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把人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 变为单纯的认识者, 抽象化为纯粹的意识者, 又从自我封闭的意识主体出发建构认识论体系, 在抽象的主体意识中寻求知识合理性。其实质就是哲学家们通过思维的抽象, 把人的理论认识活动从感性实践生活中脱离出来, 使之成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独立力量, 在狭隘理智范围内对知识基础和本质进行固定化、绝对化的理解。胡塞尔这样写道, “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 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 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 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8]。在此背景下, 生活世界领域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成为理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并日益显示出丰富的内涵。

自此很多科学哲学家也都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生活领域。历史学派第一次将合理性的范围扩展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等文化的广阔领域, 从此合理性就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认识或知识论问题, 为此劳斯指出, “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尝试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莫属”[9]。特别是社会建构论的出现, 它针对传统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主张, 社会建构论试图将合理性纳入社会解释之中, 从而取消科学方法论的特殊地位。由此科学哲学开始从回归生活世界理论出发, 由理论哲学理路开始向实践哲学方向发展。

其中, 建构主义将理性的、不证自明的“逻辑”划归于社会“协商” (negotiation) 过程:“推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特征, 是社会强制性的存在方式。”布鲁尔以欧拉的“V-E+F=2”公式为例指出, 数学证明远非人们相信中的那样牢不可破、具有完全的严密性:“人们必须对它进行创造和协商。只有创造出各种定义组成的详细构造, 定律的证明和适用范围才能得到确定”[10], 即使是最严密的数学论证也受制于社会协商的决定。强调正如不存在私人规则一样, 也不存在私人发现:“要使发现成为一项‘发现’, 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公共规则”[11]18。科学家要将自己的科学发现, 诉诸于观察、实验的可重复性, 把它们视为科学判决的最高法庭, 但作为划界标准和进行实际检验是两回事, 因为只有当发现存在置疑时, 可重复性才成为检验标准。所以, 实验的可重复性不是一个实验问题, 科学事实并不能自己决定支持哪一理论, 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本身就是社会协商的结果, 科学争论结束机制是社会的, 不是实验证据, 而是处于认识网络中部分的科学家。用社会的秩序网络说明科学观察、实验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实践中规律如何确定下来, “不是世界的统一性影响我们的意识, 而是我们体制化的信念的统一性影响世界”[11]148。事实上, 社会建构论昭示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理路。这同马克思对感性物质实践的强调, 以及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结构的分析、波兰尼的“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理论试图把知识与行动的效果结合起来都意在克服传统表象主义、理论优位的知识观一脉相通。社会建构论者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分析, 从理论上把它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研究, 在实践方面把它向常人方法学方面引导, 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研究观点。在表现形式上至少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科学的修辞研究 (rhe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根源。随着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 社会、历史等科学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 逻辑实证主义片面强调逻辑分析的方法的局限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并逐渐试图克服传统静态研究的缺陷。

近年来, 科学哲学研究的这种实践优位 (practice-dominant) 研究理路又有了新的发展。哈金从“表象”到“干涉” (Intervening) 的转向, 以及建构主义对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强调, 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哈金在《表象与干涉》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中指出, 哲学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而停留在对科学知识静态结构分析上, 因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 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干预和介入。哈金认为这种理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略了实验的作用, 但“科学史几乎是一部理论的历史, 科学哲学都成了理论的哲学, 而前理论的观察和实验却被人遗忘了”[12]150。哈金更强调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意义, 认为“观察先于理论”, 实验的任务并不是简单记录和观察来为理论提供检验, 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 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表象转入物质性干涉, 从理论转入科学实践, 以期在实验的层面上结束这场争论”[12]31。

劳斯则进一步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以及福柯的权力/知识的谱系学及拉都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等综合起来。劳斯认为, “科学哲学的现代性要求关于对科学研究做一个统一的叙事”[13], 但科学事实上是一种局域化与情境化实践活动, 对科学的理解应该从表象主义转换到了实践方面。在批判表象主义的基础上, 可以确立实践的科学观: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制造了有效的科学表象, 它更以深刻的方式改造着世界和我们自身。具体而言, 科学理论以及概念, 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 劳斯将科学实践而非理论表征概念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在他的计划中有几个部分:1) 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 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 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这些更大的模式是话语的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语言的一部分, 而是因为语言伴随着每一个事物。4) 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 在这种意义上说,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自身是可理解的。5) 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 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 而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 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14]。

四结论

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活动, 更是一种实践活动, 所以, 只有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 才能克服传统抽象的纯理论态度造成的合理性困境。在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中, 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科学本身的理解问题。对科学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从“知识型”科学到“社会型”科学的过程。同时, 随着科学的体制化以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 科学进入了社会大系统, 积极介入了社会活动, 影响社会, 与社会开始融而为一, 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 成为当今时代的特点。也正如巴恩斯说描述的, “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看起来确实在走向融合, 构成与传统单一社会发展不同的方面。其中最大最明显的事例通常就是指‘工业的兴起’和‘科学的兴起’, 他们都发生在近三个半世纪里, 科学与工业看似并行发展并在短期内生产了巨大影响”[15]。所以合理性的探索, 必须重新考虑科学的社会建制这一大科学时代的特点。只有这样, 传统认识论所持有的抽象合理性才能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