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素质教育

关键词： 日本

战后日本的素质教育（精选十篇）

战后日本的素质教育 篇1

为了实现政府发展教育的目标, 日本从明治时代起就注重利用立法来规范国家和民众的相应职责。为了实现小学义务教育, 日本明治5年颁布《学制》, 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教育法规, 有力保障了日本早期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发展。1882年, 日本义务教育就学率超过50%, 1905年超过90%, 1920年超过了99%。与之对应, 中等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有了较大提高。早在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的读、写普及率已超过处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许多西欧国家。明治早期的一系列教育法规, 对于日本建立亚洲最早、最为完善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制度框架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并使日本成为亚洲最早推行6年制义务教育的国家, 儿童就学率水平甚至超过了发达的西欧国家。

二战结束后, 日本被迫进行以美国为模式、全面的教育改革。为了统一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强调国家发展教育的意志, 日本政府同样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 1947年出台的《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 1949年出台的《私立学校法》以及1955年前后出台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义务教育政治中立法规》、《临教审设置法》、《教科书法》、《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法等》等。依照上述相关法规, 日本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开始执行“6、3、3、4”教育制度, 并把快速发展的短期大学、技术学校和培养研究生的大学院一同纳入到学校体系, 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新的教育体制, 为20世纪60年代经济跨越式发展、70年代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重视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伴随战后经济的快速复苏, 日本教育总经费一直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从逐年增加的绝对数值变化情况看, 1955年教育总经费为4373.5亿日元, 1965年猛增到17881.99亿日元, 10年之间增加4倍多, 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到1995年的40年时间里, 教育经费绝对值增加68.8倍。1999年日本教育经费总值为303681.27亿日元, 其中来自国家、地方和学校法人的比例分别为24.1%、54.7%和21.2%。从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看, 日本教育经费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始终保持在5%以上。

日本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 从义务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来看, 基本保持在50%以上。这得益于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占有的主导地位, 日本二战前顺利地实现了小学四年、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样得益于政府的教育投资主体地位, 日本在战后国库极度空虚, 包括粮食在内的生活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 仍想方设法腾出有限的资金, 在一片战争废墟上重建学校, 把迅速恢复学校教育秩序和人才培养看成是经济恢复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力保证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日本教育史上的所谓“青空教室”, 指的就是在战后极端艰苦时期, 日本仍然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国家的希望, 并站在面向未来的高度实施教育兴国、技术立国战略。1965年, 日本开始实行免费供应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使用教科书制度, 供应对象是国立、公立及私立的义务教育学校在籍的全体学生。按照免费措施法规定, 免费供应所选的一切教科书, 由国家负担经费的全额。教科书免费供应的学生的范围后来逐年扩大。1969年起实施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从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全体学生所用教科书免费供应, 一些地方还为学生提供学习用品和交通补助费。同时, 日本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 将社会资本引入教育发展之中, 这些投入的介入, 也为日本战后的教育发展, 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厉行教育改革, 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近、现代教育体系诞生以来, 依据时代发展需求及时地调整教育发展方向是日本实施教育发展超前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从实际效果看, 不同时期由日本政府主导的三次教育改革, 分别对其教育规模扩大及质量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明治早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中, 日本就以新型学校代替绝大部分结构松散, 以民间运作为主的私塾式教育机构——寺子屋。通过教育立法、建立新学制、教育投资和政府主导型义务教育运营等, 迅速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的高入学率, 使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实现义务教育的国家。

第二次教育改革始于二战结束, 这次改革主要是对战前的日本教育体系进行大改造。在其过程中, 日本从经济发展对各层次人才的培养需求出发, 大大提高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和应用型人才的数量, 使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加到1950年的9.1年以上。正是有战前良好的基础教育水平和战后快速提高的综合教育水平, 日本才获得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储备优势, 才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速发展经济, 并在1960年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第三次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 至今仍处在改革之中。应对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 1984年设立的“中央临教审”曾经围绕“多样化、国际化、终身化”思路, 为文部省推进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咨询报告, 它对于充实日本教育体系的内涵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 (1973年—1992年) , 日本使15—64岁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差不多又增加了3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学人数比例均处于较高的地位。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 日本非常注重教育体系内部的改革, 如突出强调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增加学生的多种选择、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参与未来国际竞争的能力等。同时, 日本还为激活办学资源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如推进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实施大学合并、启动政府每年资助1—5亿日元的“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等项目。

可以看出, 三次教育改革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需求超前改革教育和注重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在第一次改革中, 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政府大力实施学校义务教育, 并达到了亚洲最高的就学率水平;第二次改革则集中体现了日本依靠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复兴经济、赶超欧美以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国家意志, 使整体教育水平达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继续进行的第三次改革中, 日本强调多元化、终身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在数量方面已经领先的基础上, 注重进一步提高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质量。期望通过实施高水平的教育激发国民的创造性, 依靠发展高新技术等来克服目前的经济发展颓势, 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在开发高素质人力资源战略的引导下,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在以往改革中一直没有被作为重点的日本研究生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这既标志着第三次教育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 也反映出日本已经开始注重培养高端人才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意图。

四、教育目标明确, 有力支撑了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

1955年至1990年, 日本政府制定310项国家经济计划, 在这些计划中, 教育被作为重要的一环, 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重要政策课题, 置于重要地位。1963年, 在《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力开发的课题与对策》的咨询报告中, 经济审议会明确提出: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选拔、培养大批人才。在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下, 日本政府从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以促进经济发展战略出发, 在20世纪60年代连续制定了包括放宽私立学校设置条件、促进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等措施, 使大学、短期大学的数量以及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加。仅1965年至1966年的一年间, 大学、短期大学的数量就分别增加了29所与44所。1960年至1970年间, 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0.2%增加到18.7%。同一期间, 日本在亚洲率先完成了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转移。随后, 日本政府还开始提高对私立学校的经济资助力度、正式启动降低人才培养门槛的专修学校制度, 并将专修学校中的专门课程规定为高等教育内容, 从而使高等教育的概念扩展为中等后教育, 为以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奠定了基础。

同时, 日本注重改革教育的结构, 使之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加快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上世纪60年代, 正是日本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急需大量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力, 为此, 日本增设了工业科高中, 并于1962年建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1964年确认短期大学的法律地位。并在上世纪70年代, 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 日本创建了筑波大学、技术科学大学和新型教育大学, 大力发展了以专门课程为主的专修学校,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促进中学后教育的多样化。这些措施加快了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 从而有效地配合了80年代初所确立的“技术立国”战略。

综合而言,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日本一贯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尤其与其对国民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归根到底, 日本战后一切成就的取得, 都是日本国民奋斗的结果, 而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 正是这一切实现的前提和根本条件, 教育因素在其中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 对于今天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日本的经验也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古人云:“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今天, 认真学习总结日本战后崛起的成功经验, 同时又避免他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着实可以让我们从横向对比中寻找中日发展的真实差距, 为实现质量并举的科学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服务。

摘要：二战以后, 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发展崛起, 仅仅用了数十年时间即位居世界前列。在其迅速发展崛起的众多因素中, 教育因素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正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因素在有利地国内、国际环境共同作用下, 才使日本经济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关键词：战后,日本经济,教育因素,发展崛起

参考文献

[1]王弘钰, 刘宇清.论日本人力资源开发战略[J].东北亚论坛, 2002 (03) .P91-93

[2]李辉, 于钦凯.人力资本积累在战后日本经济追赶中的驱动作用及其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 2004 (6) .P48-52

[3]张珏.日本:教育对日本现代化起了主要作用[J].教育发展研究, 2003 (2)

[4]李仲生.日本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J].人口与经济, 2007 (3) .P43-47

[6]李鹏军, 吴建华.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文化探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2) .P117-122

[7]张世均.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人的因素[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1) .P54-57

[8]苏丽, 戴昭.论教育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9) .P69-71

[9]陈宝堂.日本教育与“经济大国”[J].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2004 (12) .P81-84

日本二战后崛起的原因 篇2

二是日本的民主改革。日本在二战以前虽然进行了明治维新，但是是很不彻底的资本主义，保留很多的封建传统，所以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基本上还是专制国家，真正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建立。在战争后，美国介入日本，可以说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权威，由美国来改造日本，美国当然建立一种和他的制度相仿的国家体制，所以日本的民主制度确立起来。实际上，市场和计划仅仅是经济手段，和国家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民主制度，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罢了。所以，我的观点，资本主义就是民主国家。至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实行计划经济，那是国家体制的选择。在民主国家，老百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每个人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就很可以相互制约，而这种制约又可以减少社会的腐败和浪费，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所以，日本经济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体制的因素。

三是仍然有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虽然在战争中遭到比较大的破坏，可是人才基本保留。另外日本的工业基础也仅仅遭到大约20%的破坏，并没有完全丧失殆尽。相比交欧洲的国家，以及遭到日本洗劫的中国，日本受到的损失要小得多。

四是对被侵略国家财富的掠夺。日本在战中不仅对被侵略国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还进行经济的洗劫。但是从中国南京运走的金银首饰，就有6000吨之多，更不要说从上海、苏州等等富裕的中国运走的财富了。在中日全面战争前，日本人均的jdp小于中国，可是在战后却超过中国。日本还大肆掠夺中国的煤炭、石油、矿产等等资源，源源不断的运送到日本，不仅让其在战争中造出无数的武器弹药，还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日本人还通过发行债券疯狂掠夺占领区的财富，战后华北占领区的通货膨胀率竟然是日本本土的130倍。为了掠夺财富，日本甚至派出黑社会到中国来，绑架那些企业家、银行家，威胁他们交出巨额的财富。不仅仅对中国如此，对被占领区的其他国家亦然。可是战败后竟然只交出不到掠夺的6%的财产。

五是美国的支持。美国占领日本后，日本就节省了国防开支，可以全心全意的发展经济了。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日本采购很多东西。中国美国的帮助下等国家主动放弃战争赔偿。

二战后日本的教育史 篇3

GHQ虽然称作“盟军”，实际上只有美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GHQ就接管了日本，负责对日本进行改造。

GHQ 的药方

GHQ 接管日本之后，在教育方面下了好几条重大的整改指令。第一条于1945年10月发布，指出军国主义的思想必须全部扔掉，军事教育也要全部废除。

二战期间，如果乘坐电车经过明治神宫，全车人都必须脱帽致敬；战败投降之后，很多日本学生的作文中还会出现“我坚信下次我们一定会打败英美”之类的句子。为了应对这种情况，GHQ 要求文部省把历史教科书里带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文部省具体实施的办法就是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让学生们用墨水自行涂改相应的部分……这个法子实在是简单，因此在那之后教科书里依然有不少“漏网之鱼”。

后来，文部省召集了国内的历史学者和老师，打算针对修改历史教科书一事举行座谈会。但尴尬的是，在这么多年的统一管制下，这群人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思维的自主性，对于当时使用的教科书也没有太大的意见。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就是把教科书中日本历史的开端部分和世界史结合起来，大家打算把它改成“日本是在世界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但在当时遭到了一些年轻学生的反对。GHQ 一看结果不理想，干脆强制停开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三门课，并且把教科书都通通回收了，以永绝后患。

194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一个由27 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教育使节团，使节团在日本实地考察之后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其中的内容成了日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大纲，比如绪论里是这样说的：“孩子们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正因为他们肩负着未来这个重任，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沉重的过去也让他们承担。”针对教师，报告书里还提到：“教师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下才最能发挥能力，营造这种氛围是教师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份报告书代表的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些日本教育工作者读到之后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GHQ 的建议下，日本各地学校开始建立起一种叫作“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组织。PTA 是指“家长老师委员会”，每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就是该学校PTA 组织的天然成员。

PTA 负责的事很多很杂，比如组织课堂参观、周末兴趣班，甚至是在上下学路上巡逻。但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学校和家庭、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关心和培育孩子们。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日本家庭当中参加PTA 活动的都以母亲居多，很少看到男性家庭成员出席。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学校新开了一门《社会课》。这门新课程首先在东京樱田国民学校二年级的教室里进行试验，内容是让孩子们模拟邮政工作。有的孩子负责买卖邮票和明信片，有的孩子负责配送货物。整堂课足足持续两个小时，孩子们在活泼的氛围中对现代社会的邮政事业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社会课的教学目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广阔的视野，增加对社会的关注度，在全方位了解的基础上产生对自己国家的尊重和喜爱，最终成为热爱和平和民主的国际社会公民”。

教科书的处理

接下来就轮到还没彻底解决的教科书问题了。

美国的教育使节团建议教科书采取自由竞争的办法，就是说民间人士可以自己编写教科书，由学校来决定采用哪一种。这个想法一开始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认可，不过最后确定的方法却是折中了的——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竞争，但能够上市的教科书必须经过文部省的审查。通过审查的教科书会被发送到城乡各地，普通人也可以随意阅览。至于最后选用哪一本，则由各个学校或者当地的教育委员会自由选择。

在新政策下发行的教科书有几本尤其能打动人心，比如文部省编写的《新宪法的故事》中的《战争的放弃》一章是这样开头的：

这次战争，想必有不少人的父亲或是兄弟都被迫送往战场了吧。他们现在都平安无恙地回到家了吗？还是说，已经彻底回不来了？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是不是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痛苦悲伤的事情了呢？战争是摧残人生命的东西，是摧毁世间美好的东西，因此发动这场战争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次的新宪法中，为了确保日本再也不发动战争，我们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日本不会拥有军队、军舰这些可以发动战争的装备；另一个是以后日本都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了。

当时这段话给了很多年轻人勇气，他们对于日本的未来更加有信心了。除此之外，这本书还着重介绍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内容，结尾处表明新宪法是“日本国民编写出来的，因此是日本国民的宪法”。编写者对和平和民主的热爱充满全书，因此它不只是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也大受欢迎，迄今为止已经再版了很多次。

另外，在教科书的使用方法上政府也做了引导。比如社会课的教科书，书的最后附有一篇名为《致教师及家长》的注意事项，里面写道：“请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以前的教科书使用。您不妨把它当作是一本教育孩子们的参考书。另外，请不要逐条解释这本书的内容，更不要让孩子们去背诵任何内容。”这跟以前的教育方法简直是天壤之别。

与政府死磕的日教组

日教组全称“日本教职员组合”，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由日本教职员工组成的民间组织，目的也是为日本的教职员工谋权益。

1947年，日教组在美国的指示下成立，成员数短时间内就达到了50 万，巅峰时期全日本86.3% 的教职员工都属于这个组织，涵盖了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小、公私立学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左右整个日本教育界的走向，而刚好，日教组也不是个低调的主儿。

日教组追求民主、平等，主张改变现有秩序，行为一般比较激进。日教组主张教育应该“宽松化”，少上课，多体验，不能完全看重学习成绩。前面提到的社会课就是符合日教组理念的课程。实际上日本在战后初期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几十年后问题就出现了。不少家长反映自家的小孩汉字写不好，算术也不会，连家乡和历史名人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但日教组认为，学习指的并不是知识的量，而是可以自主判断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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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教组还要求教给孩子们真实的历史。前几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东亚各国闹得沸沸扬扬，而事实上，那本被国际社会批评的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极低，尚不及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战争中需要日本当帮手，于是日本政府开始有了再度组建军队的迹象。日教组马上宣传“不要让学生们上战场！年轻人啊，不要再次拿起枪！”表示要跟政府对着干。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教组和朝鲜的联系开始热络起来，派出了好几次访问团，并且大力赞美金日成的领导和朝鲜的教育制度。当时日教组的负责人槙枝元文公然宣称自己最尊敬的人就是金日成，因为此事他还被朝鲜赠予了一枚一等亲善勋章。

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战争，日教组反对象征君主权力的“日之丸”国旗和《君之代》国歌。出于相同的目的，GHQ在接管日本之后就全面禁止了“日之丸”和《君之代》。但到1952 年GHQ 结束占领日本时，文部省出现了重新启用“日之丸”和《君之代》的迹象。这下子日教组着急了。双方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最终日本政府于1999年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把它们分别正式定为国旗和国歌。当时日教组和政府的矛盾极度激化，这集中体现在一个社会事件上。1999年10月，广岛的一位高中校长在学校毕业典礼的当天自杀。细究原因，最可信的说法是：文部省要求在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而学校的教职工却极力反对，夹在中间的校长无可奈何，最终选择了自杀。

后来，日本政府对外公布，所有义务教育机构的教师以后都相当于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教师都应该受政府统一管理。日教组很快提出抗议，他们觉得这是活脱脱的独裁政治，压迫教师的自由也就是在压迫学生学习的自由。

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开始对日教组推崇的社会课下手。政府说，社会课的民主教育虽然很好，但是里面应该多增加一些道德教育，而且得多介绍日本的历史和地理。这一下可不只是激怒了日教组这种民间教育组织，连之前一直不作声的教育界学者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搞道德教育在之前已经有过很惨痛的教训了，政府这是在倒行逆施。

早在1953年，日本政府就在和美国政府官员的会谈中表示，日本有增强防卫能力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有几股阻碍势力，其中很大的一股就是教育方面。日本人当时接受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拿起武器”的教育，而受到这种教育影响最深的恰好又是担任国家防卫的青少年们，因此有必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和美国在会谈中达成一致之后，日本国内很快就开始了防卫力量的建设。先是建立警察预备队，接着是自卫队，再到后来发展出了陆海空三军，这实质上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了。

当然，日教组不会坐视不管。但这次，政府下了狠招。为了打压日教组，政府强调，所有教职工在教育现场都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不能有倾向性，违反这个规定的将受到严厉惩罚。接着在1956 年，政府又扔出了一枚更大的“炸弹”，那是一部简称为“地教行法”的法案。

“地教行法”之所以是炸弹，是因为这部法案要把地方的教育行政整合起来，加强对政府的从属。也因为这部法案，日本国内爆发了战后教育史上最强烈的抗议，数不清的教育组织发出批判的声音。这给了政府非常大的压力，但“地教行法”还是被强行通过了。值得一提的是，宣布“地教行法”通过的当天，政府在国会临时出动了500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1958年，政府终于为“道德教育”划出单独的时间，规定全国中小学每周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受道德教育。日教组在这时依然站出来抗议政府。当年9月初，文部省在东京召开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讲习会，结果日教组的成员直接用蛮力去阻拦开进会场的巴士，最后在会场警卫的防卫下讲习会才得以召开。

教授的教科书

战后，政府和民间围绕着教育问题的掐架此起彼伏。其中有一个叫家永三郎的人，他凭一己之力和日本政府斗了大半辈子。

家永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日本国内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专家，还曾经给当时的皇太子明仁讲过课。他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写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是由于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标准一再修改，家永的几次申请都没有通过。最让家永不能忍受的是，政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不能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写得太灰暗”、“不能把‘731’部队写进教科书”（“731”部队是指抗日战争和“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不当”等，这让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家永无法从道义上接受。一怒之下他把政府告上法庭，罪状就是“政府对教育的干涉违犯了保障学术自由的宪法”。而这官司一打就是32年，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的史上耗时最久的民事诉讼。

实际上在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在法庭对峙不算是新鲜事。之前提到的日教组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好几次也闹上了法庭。但这些都是以刑事案件来处理的，而且因为是教职工们先挑起冲突，所以民间人士一直以来都是坐在被告席上。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职工诉讼政府的行为违犯了宪法和教育法的案例，依然有好几例胜诉。家永的这次诉讼跟日教组不同的是，政府罕见地坐在了被告席上。

家永的第二次诉讼于1970年7月开庭。经过漫长的审判，法官认定家永胜诉。这次胜诉赢得相当艰难，因为在这之前，家永的大部分诉讼请求都被驳回了，所以虽然只能算作“部分胜诉”，但仍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开庭当天很多民众自发地在法院门口列队欢迎家永，闭庭之后很多家永的支持者还在附近的律师会馆集会，分享喜悦的心情。

在这次家永胜诉之后，日本的教科书审查确实放宽了，学校在选择教科书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974年，家永把当初审查没通过的书稿公之于世，书名是《审查不合格日本史》。

（摘自《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本.1》知日微博[知日ZHIJAPAN]，有删节）

战后日本的素质教育 篇4

杨

(衡水学院, 河北衡水

摘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美国占领军独占日本, 开始以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教育制度为目标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在此情况下, 日本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 进行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民主化教育体制改革。其中, 改变战前完全封闭型的职前教师教育制度, 模仿美国建立大学培养教师的完全开放型的职前教师教育制度成为确立战后民主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日本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鉴于日本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对目前正处于教师教育转型期的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中所出现的变化进行深思。日本战后初期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教训。

关键词:日本战后初期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借鉴

1945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美国及其盟国的督促压力下开始多方面的改革。其中废除战前的教育制度, 建立民主化教育体制是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1946年, 日本公布了新宪法。新宪法确认教育是国民应享有的权利, 要求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 日本通过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两项教育大法。《教育基本法》是战后日本的教育根本法, 要求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学校教育法》要求以美国为样板, 实施6—3—3—4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单轨制学校制度, 实施9年义务教育。然而, 二战后初期日本的教师状况并不能满足民主化教育体制发展的需要, 缺乏大量的义务教育师资。因此, 按照民主化教育体制发展的要求, 培养能够将日本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国家的教师成为了二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目前, 我国职前教师教育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 研究战后初期日本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可取之处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 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中的组织体制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朝着大学培养教师的综合型职前教师培养模式发展。然而,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教师培养与所属大学在组织体制上的关系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各界还并没有得出定论。大学培养教师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应该注意不能让大学的某个学部或者是某个系单独培养教师, 将其视为大学内部的独立存在, 而应该是动用大学的整体资源共同培养教师, 同时还要注意大学基础资源的改善问题, 不能出现“大跃进”, 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教师培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

2. 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中主体性的发挥问题

目前, 我国众多师范类院校都已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或

义

者正在酝酿向综合类大学的升格, 这并不能说是一个坏现象。然而, 我们不能不从各师范类院校是否具备向综合类大学升格的条件与能力, 以及向综合类大学的升格与该院校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相适应的角度出发对师范类院校的升格进行综合的考虑与分析。师范类院校向综合性大学的升格并不能排除与其他大学相竞争的因素, 因此, 该如何审视这一现象, 以及如何进行正确引导大学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问题尚需斟酌。

3. 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中客观规律的遵守问题

教师教育改革具有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应该以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基础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对教师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全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都升格或正在准备升格为综合性大学, 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也已经设置或正在设置教育学院或某些专业以培养教师。可以说, 我国教师教育目前已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整体来说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然而, 我国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欠发达。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地区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 不能对各地的职前教师培养进行“一刀切”。

4. 职前教师教育改革中教师培养课程的安排组织问题

目前, 我国各高校还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师培养课程设置基准, 各大学设置教师培养课程比较自由,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培养的不健康发展。教师是一项专门职业, 这一观点正在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这就要求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 又要具备娴熟的专业技术水平, 还要具备能够将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水平相结合的综合适应能力。教师此项能力的获得取决于各高校教师培养课程设置内部结构的优劣。如何将这一内部组织结构巧妙地发挥到极致, 既需要大学自身的努力, 又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断关注。

摘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美国占领军独占日本, 开始以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教育制度为目标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在此情况下, 日本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 进行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民主化教育体制改革。其中, 改变战前完全封闭型的职前教师教育制度, 模仿美国建立大学培养教师的完全开放型的职前教师教育制度成为确立战后民主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日本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鉴于日本职前教师教育改革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对目前正处于教师教育转型期的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中所出现的变化进行深思。日本战后初期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教训。

关键词：日本,战后初期,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借鉴

参考文献

[1]小林哲也著.徐锡龄, 黄明皖译.日本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15.

[2]顾明远, 梁忠义主编.初等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55.

[3]海后宗臣编.教员培养.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1:16.

[4]顾明远, 梁忠义主编.教师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121.

[5][日]大田尧编著.王智新译.战后日本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124-125.

[6]海后宗臣编.教员培养.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1:114-120.

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篇5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学 班级：11级历史汉班 姓名：梁永辉 学号：20111104545

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之后,人类社会本应享受更多的安宁与和谐,但令人遗憾的是却进入了东西方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对这种形势发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个别大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写的《战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审视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气息,称得上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以全球视角研究日本战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编占领时期对美一边倒外交路线的确立。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彻底失败,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打破，欧洲的影响开始下降，亚洲的影响将要上升。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并实施以服从美国的全球利益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成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主潮，给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战后日本外交史》始终把握了这样一种趋势：以美苏为两极的新大国强权政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的旧的强权政治，两极的矛盾与斗争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全面展开，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内，是为冷战服务的亦步亦趋的追随外交。该书在探究日本外交活动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同时，还探究了日本国内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由于美国对日占领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内阁起，日本依托美国的庇护寻求自己的发展已成为其外交的既定方针。

第二编是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路线的局部调整。在这一阶段，单纯地由美国支配的外交路线越来越受到国内的反对与批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和增长，因此出现了对美日关系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试图减少美国人控制的势力。

《战后日本外交史》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特别重视。例如在《日中关系的进展与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数十人, 面对日中关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却逆流而上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努力。他们当中有政治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工商业巨头，活跃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中，为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该书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是在东西方冷战体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既有追随美国政治路线、作为向其讨价还价的政治砝码的一面，也有渴望获得东南亚资源与市场的现实考虑。作者具体地剖析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复杂关系，为读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

第三编是走向自主外交阶段。到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黄金外汇储备等急剧增长，日本领导人对走向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自主外交踌躇满志。因此，日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新阶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本编富有特色的内容。在本编中，读者可处处感受到日本为走向自主外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更感受到中日两国领导人为实现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第四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等距离、全方位外交阶段。70 年代在保持日美特殊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与中国、苏联、东南亚、大洋洲、中东和欧洲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活动，以树立作为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强调自主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看法与行动，如抢在美国之前恢复与中国的邦交关系，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对话和援助, 加强同中国、东盟的协商与合作等等。作者探讨外交中的多边关系，实质是在探讨一种全球机制，在国际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是相当富有教益的。但是作者也指出，无论“全方位自主外交”还是“多极自主平衡外交”，日美关系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第五编是走向分享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外交阶段。进入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之后，已不满足于以往的“多极自主”、“ 等距离” 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力图以“西方一员”外交来取而代之，担更多的国际重任。该书指出，在国际社会抵制苏联势力南下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联合行动中，日本“旗帜鲜明地加入到对越南的抵制与制裁的行列”，主张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愿意在资金、技术和其他领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日本越来越多地插手世界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突出日本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地位；1987年以来，日本军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投资大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的整体形象。

《战后日本的亲属关系》小论 篇6

战后的日本社会，家族、亲属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按照家族社会学的通行观点，由于家户规模的缩小、婚后与父母同居率的低下、还有母女之间交往、援助关系的紧密，关于家族的制度由家制度——“直系家族制度”，向以核家族为原则的“夫妇家族制度”转换（所谓“核家族化”）。亲属关系也由优先父亲与长子关系的父系、单系，向无论夫方、妻方，无所偏重的双系性变化（所谓“双系化”）。施氏指出：这种通论不能吻合地解释和说明日本现当代有关家族构成和亲属关系的现实。肇始于1980年代的现代家族论以家族的心性——自律性和情绪性等为主要研究课题，分析家族制度的视角有所遗漏，未能严密地验证现实中的婚后家族、亲属关系在家族制度这一侧面的情况，因此关于战后家族是否由直系家族制度向夫妇家族制度转换，亲属关系是否由父系向双系转换，仍不明朗。

为弥补以上不足，正确地理解战后日本的家族、亲属关系的存续和变容，本书从制度的侧面（同居、家的继承、相续）和情绪的侧面（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援助和交往）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把握。在这种理论框架结构的提示下，以在日本全国实施的针对男女5000余人（1911年—1981年间出生）的家族调查数据为基础，追寻今天的日本家庭中家族、亲属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此外，将同在儒教文化圈，重视亲属关系的中国和韩国的家族、亲属关系进行了比较。

结果：在制度方面，长子优先的直系家族制度仍然残留，但女儿并非必须被排除在外，亦即非父系性；一子优先的直系家族制度（长子虽然仍占优势，子女中的任何一人可以跟父母同居、继承、传承家业）仍在持续的现状清晰可见。在情绪方面，由于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少产少死世代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和育儿期（与丈夫）的同居率的低下，妻子和妻方亲属之间的紧密交往、援助情况日趋活跃的倾向得到确认。但这并非源自制度上的变化。在情绪方面，日本亲属本来就具有双方性的特征。可以说时至今日这种基本特征仍没有变。

亦即：战后日本的亲属在制度的侧面没有变化，在情绪的侧面表现得更加活跃，应当予以关注。本书揭示了战后日本的家族、亲属关系，在经历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来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的当代日本社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仍然经营者直系家族制度，在情绪的侧面呈现活跃化，构筑着重视夫妻双方任何一方的非父系、双方的亲属关系。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是对核家族化和双系化的通论进行探讨。第1章将“家”到核家族的变迁从与家族、亲属的法律制度的变迁的角度进行探究，思考从亲子关系到迫使家族、亲属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接着第2章与第3章分别从家族社会学和社会学邻近的学科分野对家族、亲属的变化进行评论。在此基础上，第4章以将家族、亲属的制度性侧面和情绪性侧面结合起来为必要条件，从“时间的相位之下”和“空间的相位之下”接近本书的课题，并分析从孩子之角度见与“实亲”和“义亲”的关系，介绍这种研究方法和角度。第二部对是否发生核家族化和双系化，用数据来进行验证。第5章关注日本社会持续存在的直系家族性要素，即关注拥有家族的制度性侧面，弄清同居、继承、相续的现状，揭示直系家族制度存续的可能性。第6章检视今天日本的家族、亲属关系的实态，同时对家族的制度性和情绪性的双方都予以关注，验证在同居、援助、会话过程中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探索直系家族制度与双方亲属制度共存的可能性。紧接着第7章阐明家族、亲属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关注子女与父母同居得到育儿方面的援助情况的历史性变化，通过比较不同出生年龄层的亲子关系，揭示直系家族制度和双方亲属制度的存续以及后者的活跃化现状。第8章为了清晰地呈现日本的家族、亲属关系的特征，特别对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中韩三国亲子关系的异同进行关注，对夫方与妻方以及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凸显了日本的家族、亲属是直系制家族，非父系性、双方性亲属制度的特征。在《终章》里，以本书通过分析得出的结果为基础，整理战后日本的家族、亲属关系的变化，尝试描绘新型的家族、亲属镜像以及至今为止的日本家族、亲属发展轨迹。在最后的《补论》中记载了从坟墓的继承意识看与祖先祭祀有关的分析结果。因考虑到祖先祭祀的继承意识同为制度性侧面中的一环，为增强本论的说服力收录之。

二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赔款问题 篇7

1945年12月雅尔塔会议制定了德意日法西斯给予盟国战争赔原则, 就德国赔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日则是在日本投降后由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成立了一个赔款委员会, 协商日本赔款问题。1945年11月, 该委员会一致认为, 为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 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 指示各国分头调查, 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 以便具体确定赔偿方案。1947年10月, 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 但因赔偿如何分配意见不一, 问题一拖再拖, 久而未决。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赔款态度还相当积极, 1946年3月美国政府制定“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 将提取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1947年4月开始单独行动实施该方案。其中, 中国可得15%。但是, 随着时局变化, 美国为在远东建立反苏反共基地, 采取扶持日本、抵赖赔偿的方针, 赔偿范围一减再减, 并终止。最后, 中国仅得微不足道一部分。国民政府派代表多次交涉, 美国一意孤行, 不予理会。

1951年7月12日, 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 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 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 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 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 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 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 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 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 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在1951年9月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几乎完全根据自己对日本的国际安排和角色期待订立了《旧金山和约》, 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195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发表声明, 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 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 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 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 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然而, 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严正态度相反, 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 由战后坚持对日索赔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 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 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1952年4月, 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 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 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 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 处处委曲求全, 步步退让, 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1952年5月5日, 即和约签字一周后,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对单独对日和约, 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 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 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20世纪70年代, 中国外交有了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引起日本朝野极大震动。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社团和人士推动下,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9月29日, 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 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 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句号。

参考文献

[1]夏茂粹.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简介.档案与史学, 2003, (1)

[2]严定锋.中国对日外交战略的回顾与思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试论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 篇8

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是指“对战争持否定态度, 含有反战思想的文学”。“反战思想”既包括消极的厌战、积极的反战, 也包括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本文对日本二战后的反战文学作品及这些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特点做介绍。

2.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创作背景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创作背景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作家在战场上对战争的体验。日本二战后的很多反战文学作家都是二战的直接参与者。这些作家中, 许多人在二战前接触过西方的不同思想, 如自由主义、马列主义, 一些人有过左翼运动的体验。在军国主义的高压控制下, 这些人被迫应征走上战场, 他们对战争有了实实在在的体验, 目睹了二战末期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经历了战场上的腥风血雨以及生与死的考验。这些作家在二战末期体验是一种受害体验。这种体验使作家们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本能地厌恶战争、诅咒战争, 并引发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冲动, 抒发他们的受害情感, 倾泻自己压抑已久的郁愤。

二是作家对二战后生活的体验。一些作家常被称为“原子弹文学”作家。这些作家大多亲身经历了美军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 经受了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的生活也受到美国盟军占领政策的影响, 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生存背景等都与传统的日本式生活有很大不同。而且, 美国盟军还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 在1951年同日本签订了对日媾和的日美安保条约, 在日本建造许多军事基地, 这也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但是, 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却在日渐淡化。一些作家警觉到了这一点, 他们通过创作战争文学, 警醒人民记住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

3. 日本二战后反战文学的特点

一是描写日军在战场上的厌战情绪。如梅崎春生的《樱岛》 (1946) 描写了主人公本能地抗拒强加于自身的死亡、追求生的希望 ;《剧烈摇摆的风筝》 (1963) 则描写中士川边身染梅毒久治不愈, 求偏方, 喝人骨磨成的粉末。野间宏的《真空地带》 (1952) 刻画了非人境况促成的军营痈疽。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1948) 、《野火》 (1951) 描绘日军在菲律宾侵略战场弹尽粮绝、自相残杀、吃死去同伴尸体的惨烈。

二是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 (1947) 、《崩溃感觉》 (1948) 以战场的幸存者为主人公, 刻画了战争带给人的精神创伤, 揭露了人在战争中的利己主义 ;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 (1950) 描述二战后回到家乡农村的战前旧军官, 仍保持军队的一套习气, 上演了一系列可憎、可悲、可笑的错位而荒诞的喜剧, 引起村民的厌恶, 揭露了天皇制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女作家野上弥生子的《狐》 (1946) 描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为逃避兵役, 隐遁山林养狐以安身立命。

三是描写原子弹爆炸的惨烈后果。如有吉佐和子的《祈祷》 (1959) 描写了原子弹受害者家庭生活中的阴影, 发出了呐喊 :“憎恨威胁孩子的杀人武器!”“憎恨战争!”;井伏鳟二的《黑雨》 (1966) 从原子弹受害者的立场描述了原子弹的非人性。

四是描述日军滥杀无辜的忏悔。如武田泰淳的《审判》 (1947) 描写了一个日本士兵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大陆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罪行, 经常受到良心的苛责, 最终决定留在中国。

五是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如堀田善卫的《时间》 (1955) 描写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 (1987) 记录了日军当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 (1965-1975) 等作品记述了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罪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 (1981) 和《新人性的证明》 (1982) 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活人解剖的罪行。

4. 结语

由于政策、宣传的导向, 日本社会对二战的主要记忆是美军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日军战败投降、海外日军返回本土等。这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许多作家大书特书二战末期日军溃败、战地的生活和原子弹爆炸后日本人的生活, 很少有作家具体描写日本侵略者蹂躏、屠杀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暴行。“作家所关注的, 在国家的层面上, 只有日本 ;在人性层面上, 也只剩下日本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 是不在视线范围之内的。因此, 于前者他们只看到战争带给日本及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灾难, 于后者, 他们仅仅描绘了战争对日本人自身的人性摧残及其扭曲、变形与异化。” (高宁, 韩小龙, 2003 :62) 但是, 这些作品仍然蕴涵着反战思想, 因为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 也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日军发动的战争对日本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二战后的反战作品不再囿于作家个人对在战争的体验, 而是具有较宏大的社会视野。但是, 日本的反战文学仍然缺乏向侵略战争的受害国进行反省、忏悔的作品, 缺乏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的全面而深刻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高宁, 韩小龙.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5) :60-67

二战后日本环境变迁略论 篇9

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日本

环境问题是每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都需要兼顾的问题, 日本正是由于战后初期忽视了这一点, 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为解决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带来的问题, 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因应举措, 在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同时采取了有效的环保措施。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经济发展给日本环境带来的严重问题得到了遏制和明显的改善, 使得日本成为环保成果比较显著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日本环境问题的变迁及其对策经验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一、战后初期的公害问题及环境治理对策

战后初期的20 余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沉重的负荷, 引发严重的公害问题:工业废气排放带来的大气污染、工业废水排放带来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人口集中到大中城市带来的噪音污染、过渡使用地下水带来的地表下陷、光化学气体的大量集聚带来的大气的刺激性气味等。环境问题的不断积聚使得日本出现了闻名世界的“公害病”, 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水俣病、痛痛病、新潟水俣病和四日市哮喘病。这四大公害中, 三种涉及水污染, 一种涉及大气污染。

当时的东京市中心, 一到冬季从采暖炉排出的黑烟, 使市民很难看见太阳。四日、千叶、名古屋、川崎、北九州等地, 由于工厂排出的烟雾导致能见度极低。1953 年日本熊本县水俣镇, 首度出现“水俣病”患者, 患者具有抽搐、意识障碍等明显神经症状, 急性发作, 并很快死亡。1966 年“水俣病”患者在新潟又集中性的出现, 日本将此称之为“新潟水俣病”。四日市哮喘出现于20 世纪60 年代初。20 世纪60 年代初, 四日市哮喘病开始出现, 此种呼吸系统疾病的扩展速度惊人。1964 年光化学烟雾在四日市的上空聚集三天而不散, 由于大气的严重污染, 四日市患有哮喘病的人大量死去。1968 年日本政府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阐明日本氮肥有限公司和电工有限公司的排水污染是水俣病出现的主要原因;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多种有毒气体弥漫在四日市上空, 此种毒气能够降低人的肺部排污功能, 导致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出现, 更甚者导致肺癌的出现;三井金属矿山株式会社排放的含镉废水, 是导致“痛痛病”的原因。从而明确了这些健康损害全部是由于工业污染所致。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污染区域民众的健康, 居民开始了空前高涨的反公害运动。此举有效的加快了日本政府通过立法控制公害的步伐。为了规范并引导企业进行环保型的生产经营活动,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措施, 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控制污染的法律环保体系。

首先, 日本迅速推行一系列法律法规。1958 年日本出台了限制工厂污染物排放的《工厂排污规制法》, 四年之后日本又制定了《烟尘排放规制法》等。1967 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环境治理比较典型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 年日本召开了集中审议公害问题的临时国会, 审议了14 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自此, 公害问题提上日程, 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最重要的政策课题。日本建构起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如以《大气污染法》、《噪音规制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等, 日本关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

其次, 加大法律实施力度。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废水处理和废气处理等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要求企业严格控制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采取只要超出规定标准就直接处罚的“直罚制度”, 大大提高了法律实施的时效性。由于日本政府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制定比国家更高的标准, 一些市町村纷纷与区域内的企业签订了《防公害协议》, 协议规定企业必须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圆满履行协议中所规定的应该履行的义务, 例如, 日本规定发电厂运转的燃料必须是低硫的石油或者是天然气 (不含硫) 等。此种做法从源头上遏制了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 也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利益。

此外, 采取独具特色的受害人补偿制度。由于环境污染损害了污染区域民众的健康, 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受害民众诉讼事件, 日本于1969 年还专门颁布了《公害受害者救济特别措置法》, 明确政府以及企业在大气污染受害患者支付医疗补助费方面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后又在大气污染判决的影响及公众要求污染赔偿的压力下, 于1972 年和1973 年分别制定了《无过失赔偿责任法》和《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 将污染企业强制缴纳的污染费用用于受污染毒害的受害者, 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企业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的责任。1973 年的石油危机引起了原油价格暴涨, 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又推行了一系列节能政策, 在上述法律和政策的基础上加以推行, 至20 世纪80 年代, 大部分公害问题都得到了控制, 日趋恶化的环境很快得到了改善。

二、日本环境新问题及环境保护对策

经过一系列的公害治理相关的措施的实施, 日本的工业污染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至20 世纪80 年代, 日本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氮、颗粒悬浮物和光化学污染物含量都明显降低了。日本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缩减, 几乎达到了世界发到国家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小值或者以下, 公害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日本又出现了汽车尾气污染和生活排水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日本的环境问题已由“工业公害型”转变为“城市生活型”。在东京和神户等大城市, 人口过密不仅造成巨大的交通压力, 还导致了大气和水质污染等公害问题。尽管对汽车尾气排放做了限制, 但由于汽车总量仍在不断增加, 尾气污染仍十分严重。在北海道第一大城市札幌, 燃油供暖、汽车尾气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日本全国人均水平1.3 倍, 造成北海道特有的温室效应。在一些农业地区, 家畜粪便只有一半被利用, 剩下的一半堆放野外, 对河流和土壤造成污染。在兵库县, 由于向海里排放工业和生活污水, 导致污染严重的污泥沉在海底, 如何清除这些污泥、净化海水成为一大难题。至20 世纪末, 海域、河流和湖泊的水质达标率平均不到70%, 大城市噪声观测点的达标率只为7%。另外, 由于国民生活高质量化和多元化使得生活垃圾和能源需求不断增多, 这也给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 身处世界环境衰退的大背景下, 日本同样面临着全球温暖化和大气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全球变暖、酸性雨、臭氧层被破坏等地球环境问题亦日益严重,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需要在努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 帮助其他国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基于以上事实, 两项新的环境课题被提上日程:一是日本国内的废弃物处理和保护家园的本土环境问题;二是地球变暖等一系列全球环境问题。为解决这两大课题, 日本环保政策有了由治理到保护, 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型。

首先, 日本环境对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如, 1992 年日本出台的以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为目的的《关于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的特定地域总量削减等特别措置法》。该法规是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出台的针对大城市出现的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的专项立法。为了能够科学严格的管理垃圾, 日本全社会对垃圾实施消减数量、再循环利用和再使用政策。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普遍以清洁生产和最大限度节约原材料为原则。各类施工需控制占地面积, 减少环境污染。1993 年制定的 《环境基本法》, 明确了三个基本理念:“国际合作基础上全球环境保护的积极构建”、“不会给环境发展带来严重负荷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立”以及“环境资源的持续利用”, 从而进一步完善环境法的基本概念, 明确其中国家、企业和国民的职责。同时《公害对策基本法》被废止, 标志着日本的环境目标由“公害治理”转变为“建设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社会”。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制定和修改以节约能源为主要目的的法律法规, 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辅以必要的政策措施, 最终建构起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其次, 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努力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国际合作。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 日本在国际协调之下积极致力于保护全球环境, 以政府的援助支持为基本点, 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环境合作。1997 年12 月, 日本积极促成了京都气候会议的召开, 提出了《京都议定书》, 开始重视对森林的整治和保护, 以吸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后, 日本又不断根据形势需要修订了《有关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 其后又按照环境保护要求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其目的在于建立全日本的节能中心、能源产业发展开发机构以及节能服务公司等一系列相关部门大力发展节能和环保产业。2007 年1 月, 日本第166 次国会提出了“21 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的构想”。这是日本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更高层次的行动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日本政府还成立了“21 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特别委员会”, 使得“环境立国”的基本理念得以确立。日本政府提出应在保护生物的多样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资源的可循环利用、环境和能源技术的尖端化、国际贡献、地区建设、人才培养、环境保护对策这8 个方面开展环境保护, 实现日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为世界和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 大力加强民众的环保教育。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及措施鼓励全民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当中去, 让群众认识到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也是全体国民共享的权利和共担的义务。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人类环境学部”, 甚至有专门的“环境大学”, 全国掀起一股环境研究的热潮, 全社会都从协调人类与环境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和解决问题。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2007 年日本国内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已经达到4, 532 个, 而有关学者认为, 未被统计的环保组织数量应数倍于此。这些环保组织主要分布于基层村与县以下小城市, 覆盖到了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他们自筹经费、自主活动, 通过宣称和普及环保意识、促进绿化、协调企业采取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为环境受害者提供服务、积极参与日本各级政府环境治理相关立法、审议程序等方式, 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和认可, 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出,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日本从被动治理转为主动防控, 从单纯的保护资源转为可持续发展, 逐渐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 使得“环境立国”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得以确立。

三、日本环境对策的转变带来的启示

中日两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尽相同, 两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背景都有较大差异。因此, 如何有效的借鉴日本在环境治理和保护对策上的经验教训, 值得探讨和思索。

首先, 中国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难题。长期对环境问题的不重视和“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生产方式, 导致环境恶化愈演愈烈。雾霾肆虐、大气污染严重、化工企业造成的水污染等给人们的生活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某种程度上堪比日本战后初期的公害问题, 甚至比当初日本公害的危害范围更大更广。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迅猛, 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 由个人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城市基础设施等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例如, 汽车尾气和暖气设备造成的大气污染、生活污水和垃圾造成的水质污染、交通堵塞及噪声污染、高楼林立造成的采光不足等等。同时, 全球变暖等世界性环境问题同样影响和困扰着中国。总的来看, 日本已解决的环境问题我们尚未解决, 而日本正在面临的环境问题我们同样要面对;其次, 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谁先行”的问题上, 日本更有经济实力去应对和解决。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综合考虑经济、军事和环境等因素时, 很难遵循“环境优先”的原则;再次, 在环境立法方面, 我国和日本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于1989 年开始正式实行《环境保护法》, 起步较晚, 且内容和功能亟待完善, 作为基本法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最后, 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薄弱, 对自身的责任、义务和权力认识不够, 未能从自身做起、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 去保护环境, 也未对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举措的制定和实施上起到一定的促进和监督作用。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环保进程中需要特别加以改进的地方。

日本在不同的环境问题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环境对策, 从公害治理到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策略的战略转变, 符合时代的变化和需求。中国同样应该正确认识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和形势, 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战后初期日本的环境治理对策, 还是近年来的环境保护战略, 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应当加以学习和利用。日本是在环境遭受到严重污染之后才引起重视加以治理的, 导致某些环境污染的后遗症残留至今, 有些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与水域至今仍难以完全彻底清楚隐患。因此, 我们应当拥有清醒的环境保护意识, 采取治理和防控相结合的环保政策, 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法律制度层面, 应当完善我国的《环境基本法》, 将法律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把法律法规严格落到实处, 确立循环社会和整体环境保护体系。在技术层面上, 应当积极研发新技术, 开发新能源, 创建低碳节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刘昌黎.90年代日本环境保护浅析[J].日本学刊, 2002.1.

[2]陈治国.日本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经验借鉴[J].环境保护, 2013.15.

[3]李冬.日本环境产业的发展[J].东北亚论坛, 2009.1.

战后日本的素质教育 篇10

一、战后日本科技发展模式的宏观政策思路

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宏观推动的的模式之下, 特别是在日本经济领域拥有引导和操作权的“经济产业省” (即“通产省”) 的强力整合与推动下, 日本逐步建立起上下统一、内外一致的科技发展宏观模式体系。

(一) 政府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推动模式。

战后日本独创的科技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政府的有效推动下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 日本政府作为最高权力的管理者, 对日本的科技政策指导以及基础性研发项目的推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本现代化历程中, 政府在技术引进, 改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投入相应的人力资源与资金, 推动日本国内多种资源的有效整合,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降低市场失控率, 使科技经济达到官产学有效合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日本政府不断调整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方针, 通过向最高科学管理委员会发要求函的形式, 指导科学技术会议协调全国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 在追赶西方诸国各项高科技先进技术指标方面发挥指挥权。此外, 政府通过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提出了全面振兴日本科学技术计划, 运用政府各项权力与资源, 整合带动日本研发团队不断壮大, 形成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学校互动的官产学“追赶型”发展模式, 终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二) 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创新立国。

战后, 日本围绕经济领域“第二次合理化计划”展开产业调整、工业升级, 为了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岛国的地域优势, 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 以全球市场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支柱, 逐步建成自由贸易体制国家, 并在六十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 实现了第一次的历史性跨越。随着70年代石油危机的发生以及新科技革命的发展,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矛盾不断凸显。面对机遇和挑战, 日本政府重新修订战略政策, 确立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 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提出“技术立国”口号, 使日本开始向着电子科技、轻便小巧、多功能、多元化产业模式方向发展, 不断缩小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差距, 最终实现了粗放型向集约型模式转变。进入新世纪, 日本瞄准世界科技竞争的前沿, 进一步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思想, 通过继续保持高额研发投入, 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构筑日本信息化政策与策略, 有效促进产学研合理整合, 在新的未来利用“技术创世纪”重振日本科技经济雄风。

二、战后日本科技发展模式的微观策略思路

在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宏观政策思路的推动下, 战后日本不断细化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科技进步与特色创新策略, 充分撬动全社会多层次科技发展潜力的挖掘, 支撑起日益壮大的经济科技综合实力。

(一) 宏观科技发展政策的微观细化。

日本政府通过对宏观科技发展政策进行具体细化, 从指导方针、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入手, 逐渐展开了独具特色的科技发展新模式。

1. 确立国家科技发展指导方针。

20世纪50年代, 日本政府确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国家科技发展具体方针, 为随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指导。1950年, 日本通过了《外资法》, 这部法案与此前施行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案》一起, 构筑了技术引进管理的制度化空间, 干预管控着所有外在技术的引进决议。1962年, 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 通过立法来促进科学技术的长期发展, 推动科研机构队伍不断扩大。日本从国家层面对大学及民间科研活动进行扶持, 加强科普教育与国际交流, 建立起政府指导、政策推动、多方参与、内外合作的科技发展新机制。日本还通过对企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技术补贴, 鼓励支持民间企业开展R&D活动等相关活动, 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与自主研发能力。

2. 科学技术行政化管理。

科学技术行政化管理就是将科学技术有意识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 加强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审议活动的执行与贯彻。20世纪50年代, 日本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相继成立了科学技术行政化管理的一些核心机构, 自上而下包括科学技术厅、文部省、国立大学、行政研究机构等, 它们在加强协调各省之间有关的科技项目、关系职责方面发挥作用。科学技术会议是日本最高的科学技术政策行政决策机构, 它主要负责: (1) 制定人文、社科、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政策; (2) 跨省的科技事项; (3) 国家全面科学技术振兴计划; (4) 科技人才、教育预算等方针; (5) 评价国家大型项目。通过它们的指导与管理, 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行政化管理模式。

3. 强力实施人才培养计划。

随着战后日本科技实力的逐步提升, 日本企业对高等院校培养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要不断凸显。为了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日本政府从60年代开始, 通过不断扩招理工科学生来增强本国的科技人力资源实力, 同时在大学里开始招录研究生, 加强国内培养与海外留学相结合, 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为国家与企业提供高水平优秀的人才。在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时代, 高校科研团队对于能否拥有自主核心产业技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日本政府认识到只有将企业界与高校界紧密结合, 从整体上加大支持力度, 才能不断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等院校是日本企业承前启后、承袭发展大业的重要支柱, 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批高素质师生, 可以为企事业单位所有所用, 直接作为技术来源之一而被企业及科研院所吸收消化, 构成其创新的主要动力。

(二) 政府主导撬动多层次科技发展治理模式。

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日本政府掌握了全社会科技发展的主要资源, 这也为其实施撬动多元主体, 带动多层次科技发展治理模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最终也促进了日本社会多方面创新活力的不断迸发。

1. 推动企业科技政策转变。

战后初期, 日本热衷于利用马歇尔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但对技术的自主发不够重视, 这虽能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但只能跟随欧美发达国家, 不能提升国内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日本政府逐步将科技政策企业化, 加强引导, 通过政策推动, 促进企业转变。日本还运用政策加强技术开发指导, 增加科研经费投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鼓励企业产品更新换代, 不断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 使企业在经济、科技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2. 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发展。

日本科学技术厅加强对高校、科研院所的引导与支持, 不仅政策上倾斜, 而且加大科技投入, 使其承载国家科技研发重任, 成为培养高层次、高科技人才的中心, 最终在国家的空间开发、海洋开发、原子能开发等重点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东京大学参与的空间开发领域于1970年成功发射了L火箭, 此刻人造卫星“大隅”号也成功问世。这些成果都是政府重视高校、科研院所并不断支持引导的结果, 可见政府科技政策的贡献是巨大的, 它充分发挥了高校、科研院所的作用, 促进了本国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

3. 引导民间科研活动有效开展。

为推动民间科研活动发展, 政府建立了委托费制度和资金补助制度, 使民间企业承担起科技研发重任。民间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大灵活性, 它不一定在专门机构进行, 有时也在车间完成。民间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官、产、学”的协作功能, 通过政府、企业、高校的共同协调来促进民间科技活动的快速发展, 以基础技术研究为发展对象, 同时委托承担试验研究来增强自我创新能力, 这就形成了一个上下联动的科研体系。

三、日本科技进步政策思路的经验解析

纵观战后日本科技进步政策措施的全部历史过程,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推动—赶超型发展道路的成功之处, 对于其政策思路的经验做深入分析, 更能得出有益的长处与优势, 这对于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大国是值得借鉴的。

(一) 政府宏观指导与微观服务并重。

战后日本的科技发展道路是一个政府宏观指导与微观服务同步推进的创新发展模式, 这种上下联动的机制解决了仅仅依靠市场化自由经济的发展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政府在国家层面首先确立一系列具有战略价值与宏观导向性的经济科技发展政策与方向, 充分考虑日本自身的实际, 扬长避短, 从重大支柱产业发展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产业扶持转型上起到了推动变革的作用, 它所建立的一整套政策体系有效地促进了日本各部门不断调整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除了政策方针的宏观指导, 日本政府在落实各项措施、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多层次治理方面格外注重促进科技发展的微观服务。科技创新不仅是一个技术革新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要将新技术产业化, 这就需要全社会发挥资源优势, 充分参与到科技发展过程当中。日本政府在宏观政策引导之下, 积极调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创新发展中的主动性, 通过建立科学研究创新体系, 增加研究与发展资金投入, 吸引和带动全社会形成上下联动、层次分明、责任明确、分工细致、功能完善的科技经济创新发展模式。

(二) 以高科技为核心促进重点突破协调发展。

在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上, 日本政府并没有普遍撒网, 而是将自身优势与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 在经济、科技、社会综合价值较大的领域, 集中实力、重点突破, 通过强化基础、发展关键、带动相关的产业政策, 实现了以高科技为核心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以高科技为核心主要是发展原子能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开发技术、信息产业技术等高新技术。这些高科技领域构成了日本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点, 在这些高新技术的引领下, 日本政府还通过加强基础工业技术, 同时扶持农业、林业、水产业、矿业、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通讯业、电力煤气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一种点—线—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的背后展现了日本政府科技政策的作用, 通过加强核心项目的实施, 同时带动基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保证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使日本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保证了国家经济、科技的长期发展。

(三) 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官产学”科研机制。

在日本科研体制中, 政府科研机构 (官) 、企业研究机构 (产) 、学校研究机构 (学) 是科研机制中最基本的三部分。学校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 政府科研机构从事应用研究, 企业研究机构从事开发研究, 这种由政府、企业与学校通过合作共同研究的模式即所谓的“产学研”科研机制。20世纪60年代日本科学技术会议一号答询中强调充分发挥“官产学”有效结合的科研体制, 实施科研机构、企业、大学乃至国外优秀科技人才共同合作的创新体制, 形成以企业为核心, 高校、科研机构相互协调配合的研究交流机制。在公共管理领域内将“官产学”相结合能促进科学、教育、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管理领域则体现一种效率和效益, 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创造更高的产能;在企业管理领域则可融洽企业经济效益、经济成本、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 提高经济效益, 创造更好的利润。这种独特的科技管理体制是日本战后最为有效的助推技术进步的手段, 成为日本崛起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四) 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战后初期, 日本实行自由资本交易以及技术引进政策,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技术, 带动本国技术水平的大力提升,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创新。这一政策的背后, 是日本政府充分把握国际交流合作,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结果, 这也揭示了技术落后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时应该选择的国际合作道路。从50年代开始,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 积极参加双边和多边国际经济科技交流合作, 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并在后期逐渐走向自主创新, 消除技术差距, 最终迈入了科技创新的强国行列。引进初期, 日本政府从基础技术领域开始通过引进加强创新;接着, 利用交流与合作, 加强高新科学技术的开发, 突出大型重点项目的合作交流, 发展本国尖端技术, 保证国家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最后, 通过不断发展教育, 为国家持续进步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这一发展模式, 促进了日本科技经济的发展实力, 形成了国家创新的持久动力, 在赶超先进的同时培育了健康完整的创新发展体系, 有力的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由战后初期“简单模仿”到六七十年代“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贸易立国”, 再到八九十年代“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立国”, 以及新世纪初期提出“知识创新”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发展道路, 这一脉相承又不断变革提升的发展战略, 促使日本在二战后短短几十年内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这是日本政府推动科技发展战略政策思路的必然结果。面对战后经济萧条、工业薄弱的现状,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通过适时调整宏观与微观科技发展政策, 不断推动本国经济科技的发展, 走出了一条创新崛起的成功道路, 为后发国家追赶世界先进行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国家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统出版社, 2006

[2].程华.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R&D[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科学技术政策历史研究会;邱华盛译.日本科技政策史[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4].李建民.战后日本科技政策演变, 历史经验与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 2009, 4

[5].曹欣.日本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做法及借鉴[J].专题论述, 2009, 4

[6].常进, 吴建华.中日最新科技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 2009, 1

[7].徐世刚.论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转换[J].社会科学战线, 2006, 3

[8].王伟中.创新方法与自主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