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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精选九篇）
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 篇1
本部分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的研究背景出发, 探讨税收制度研究的时代背景, 阐述税收制度的研究方法, 进而论述研究税收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本文的难点和创新。
1.1 税收制度的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财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从由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再到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税收制度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保障, 也是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支柱, 历年来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与此同时, 税收制度还影响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行为, 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目前, 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 省际、省内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不均, 高地价推升高房价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隐患等问题, 已经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国际经济危机及欧盟债务危机也对我国经济运行提出了挑战, 因此, 有必要进行税制改革。
本文分析研究了瑞典、德国等财政、税收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的税制。并提出了我国实行税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1.2 税收制度、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三者之间的关系
税收制度和宏观经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税收与经济的紧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经济决定税收, 这是前提。经济是税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税收分配的范围和程度, 并从根本上决定新税种的产生、发展和更替。不同税种的构成、不同税种模式的选择,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 税收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完善的税制会平衡纳税人之间的税负,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针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调整税收会起到熨平波动, 促进经济均衡增长的作用[1]。
财政税收政策决定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条件。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 又决定着人口教育、健康水平, 进而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前景。由于中国各省份之间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经济状况、人口分布差异较大, 这就对各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提出了挑战。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 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是政府应加以权衡和解决的问题。
2 有关各国税务制度研究
2.1 美国税收制度
美国联邦税务总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 简称IRS。1998年机构改革之前, 联邦税务局的宗旨是, 以最低的成本征收恰当的税收收入;通过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服务公众;保证公众对税收执法的统一、效率和公正的最大程度的信心。1998年之后, 联邦税务局的宗旨修改为, 通过帮助纳税人理解和履行税法义务, 统一公平地适用税法, 为纳税人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不难看出, 宗旨修改后最大的变化在于, 更加强调为纳税人服务, 而不是强调税款的征收。这种思想成为联邦税务局改革的指导, 同时也成为联邦税务人员工作的指南。正是这种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 使联邦税务局不断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征收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目前, IRS拥有10万名左右的员工, 每年100亿美元的支出预算。但是, 它每年征收的税收超过2万亿美元, 处理的纳税申报单超过2亿份, 退还纳税人的款项将近3000亿美元[2]。
2.2 瑞典税制概述
瑞典税制既没有对富人课以高度累进的税收, 也没有对资本收入课以重税, 课以说, 它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缺乏累进性的税收制度。对瑞典税制进行研究可以发现, 这种税收制度重视对普通人的征收, 却尽量避免对资本家的高额收益征收, 因为这部分收益将可能成为新的投资。正因为如此, 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试图提高具有隐蔽性的间接税收入, 即增加对工薪阶层的课征;同时却对大公司和资本家的巨额收入减税, 以帮助他们积累资本。
一方面, 大公司在任何标准下都是被优待的。尽管瑞典的公司税率与英美等相差无几, 但由于各种针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存在, 对规模大、盈利丰厚的瑞典公司、特别是对于有着大量存货或者是贬值资产的公司来说, 实际税率非常低。根据瑞典工业部统计, 1981年瑞典工业公司的评价税收负担仅为利润的3%—13%之间。另一方面, 瑞典人所负担的广义消费税是世界上最为沉重、最具有累进性质、税基最为宽广的消费税。以高税率、少减免为特征的瑞典税收制度之所以还能使人容忍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税式支出, 因为瑞典政府认为直接补助比税收减免的效率更高。瑞典的财产税以鼓励投资、抑制消费而著称。总而言之, 瑞典税制鼓励生产能力的集中和扩大, 而不是财富的陈列。实际上, 进行再分配的是消费而不是产品, 这种税收负担的再分配是政治对经济作用的结果, 用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高投资, 并承担最慷慨的福利国家的筹资重任[3]。
2.3 德国税制概述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 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税收政策的制定有四个目标:一是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二是保证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社会稳定;三是保证充分就业;四是保证币值和物价的平稳。为了实现上述税收政策目标, 德国税收的经济调控着力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控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 确保经济健康发展;二是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其具体措施有: (1) 鼓励储蓄。对参加储蓄的那部分收入, 只要一年内不超过一定限额, 只按照工资税的8%纳税。 (2) 刺激投资。如广泛采用“加速折旧”及其他减免税办法, 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增加公司流动资金及再投资资本。 (3) 保护竞争。如1960年的税收修正法废除了国企减免税收的特权, 规定无论国营、私营, 不利企业大小, 在纳税方面享有同等条件等。 (4) 支持薄弱生产部门。如1955年原联邦德国参议院通过《农业法案》, 在对农业部门实行补贴的同时, 实行了税收的减免办法。在对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造船工业等部门应用税收优待办法给予扶持。 (5) 奖励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战后初期, 为了奖励商品出口, 联邦政府广泛采用出口补贴、税收减免、出口保险等传统的刺激出口办法, 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联邦德国工业竞争力的提高, 逐步减少乃至取消了一些税收刺激办法。联邦德国还鼓励资本输出,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免税额可达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资产的1/3。 (6) 促进中心企业发展。国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与大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税收环境。年所得在200万德国马克以下的中小型企业所得税负担比大型企业减轻约一半[4]。
3 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建议
3.1 逐步试行税收征管的税区制改革
美国和加拿大同我国地理面积相差不多。美国虽然有50个州, 但只设置7大税区;加拿大联邦税务部下设6大税区, 某一税区可能要包括几个州的疆域。而长期以来, 我国的税务机构设置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按照行政区域设置, 不论经济发达地区, 还是经济落后地区, 都以行政级别为标准, 有一级政府就要设置一级税务机构, 造成征管机构数量庞大。不同地区的税源分布及经济状况不同, 但税务机构设置完全一样, 这就使税源少、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征管力量闲置, 机构人员、经费开支过多, 税收成本居高不下。相反, 经济发达地区、税源充裕的地区税收征管力量不足, 征管工作难以全部到位, 税务机构布局不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效率[5]。目前,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实行了大区制的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收效。税收的征收也应进行税区制度改革的尝试。
3.2 税制设置应鼓励人的发展
人是一个国家最可珍贵的财富, 也是所有一切其它财富的创造者, 财富也因为人而有了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系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人民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未来, 而且教育是一个有着巨大正外部效应的活动。因此税收政策的设置, 应当是鼓励教育、鼓励培训、鼓励研发的。因此, 个人及其监护人的教育、培训支出部分, 应当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对于员工的培训所花费支出, 应当加大税前扣除标准。加大对于研发尤其是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
3.3 税制设置应鼓励投资, 保护私有财产
投资是一种成长性和发展性行为, 是资源的预配置, 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进行的经济活动, 没有投资就没有未来, 社会在进步, 意味着一定要有成长, 改变消费结构、消费模式、供应结构, 都需要投资, 投资是预配置资源的扩张性行为, 投资使原有资源保值增值。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和发展, 一定要鼓励投资。还要保护私有财产, 只要是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 就一定要受到保护, 社会只有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 才是有前途、有发展的社会, 这个人民包括依靠自己能力致富的富人。只有有了足够活跃、健康的投资活动, 国家也才有能力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近年来, 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增加。而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当前投资环境的不尽理想。鼓励投资, 指的是鼓励使用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以及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而不是预算内资金投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4 税制设置应鼓提倡节约、适度消费
与投资行为相比, 奢侈浪费、不加控制的消费是一种不利于家庭、不利于社会, 也不利于国家的行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积累和发展的任务艰巨而道远, 远没有到可以奢侈浪费的时候, “成皆由俭败由奢”是应该牢记的古训。因此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 应该是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念, 鼓励发展、鼓励积累的。制定有关提倡节俭或抑制奢侈品消费的税收政策, 其出发点也在于此, 而不是所谓的“有利于社会和谐”或“合乎民意”。社会和谐, 不仅要与低收入群体和谐, 也要与高收入群体和谐。运用各种政策, 将富人的消费引导至投资领域,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国家才有能力为贫困者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 使其不仅吃饱穿暖, 更能获得较好的教育水平, 为其今后走上逐步富裕的道路创造平等的机会。
摘要：伴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 人类社会就有了税收活动, 税收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目前, 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也面临着调整的必要。在这种背景下, 税收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 有必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税收制度的相关理论与历史经验, 并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进行税收体制改革的建议, 主要是以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鼓励人的发展、鼓励投资、提倡节约、适度消费等。
关键词：税收,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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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怀诚、高强主编: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瑞典税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版
[3]项怀诚、高强主编: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德国税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年版
[4]杨杨著:《我国税收征管成本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5]王乔、席为群主编:《比较税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6]陈永良编著:《外国税制》[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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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康等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财税政策与体制变革》[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9]梁朋著:《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与途径》[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篇2
马亚翔08电气二班080405228 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全国性的相关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废止和修改、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在关税削减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15.3％降到12％，涉及5300多个税目；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取消了二十几项行政审批项目，行业涉及水、电、建筑、房地产、农林、金融等多个行业。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 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 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
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 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
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 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 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
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 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 篇3
然而,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处于转型期,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同时显现, 其进一步改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一、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及组织现状主要特点
(一) 公立医院仍是医疗机构的绝对主体
尽管公立医院营业收入额占比逐年小幅下降, 但2010年公立医院营业收入仍占全国所有医疗机构的87.6%, 床位和卫生人员占比仍保持不变;其中卫生部所属医院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0%以上的水平;与之对应, 民营医院总体呈现规模小、人才不足、收入偏低、发展不顺利的特点。
(二) 药物收入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拨款与补贴占比相对较小
药品开支约占卫生总费用的40%, 药物收入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自2003年到2010年医疗收支结余率一直为负, 2010年为-9%;药品收支结余率则为正, 2010年为7%。政府拨款和补贴在公立医院收入比例占比10%左右, 近年来比例变化不大。
(三) 价格管制强化了再行政化式的干预
在价格管制方面, 政府对于公立医院施行价格管制, 维持零售价格最高限价, 且在整个环节设置其他各类的价格管制, 并鼓励地方尝试建立新的谈判机制。这种行为相当于强化了再行政化。几乎所有试点城市都提出取消药品加成, 但均没有执行。
二、我国医改的几个方向
(一) 药品价格改革
1997年到现在, 发改委降药价近30次, 平均降幅显著, 但最近十年, 门诊均次药费、临床均次药费一直在增长。即便是开展各级招标, 也并无实质成效。以安徽为例, 2010年招标尽管也出了一些药价虚低的药品, 基础医疗机构政府采购在最初的几个月确实下降了, 后来又开始慢慢的回升, 最终的结果是药品费用仍然没有降下来。
1. 药品价格改革存在的问题
(1) 药费占比依然过高。中国药费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的40%, 相比1992年49.7%的水平已有大幅下降, 但对比20%的世界平均水平以及25%-27%的韩日水平仍然过高。通过追踪药费的流向, 药店终端仅占约24%, 医院产生了绝大部分药物消费。药物价格“实高”和“虚高”现象较为普遍。药费占比过高是政府推行限价政策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 药事服务价格管制严格, 常规性服务、护理服务、药事服务收不抵支, 客观上造成了“以药补医”的现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药费比重的下调。
(2) 政策倾向推广低价药物引发行业变化。政策倾向推广低价药物, 以及在招标中标等环节的执行, 一方面使得企业更少的生产大幅降价的药物, 造成某些药物供给短缺, 另一方面导致在公立医院中普遍存在药物“高价标上量, 低价标流标或无量”的现象。
(3) 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引发的问题被社会放大化与泛滥化。媒体较少质疑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却较多的进行道德责难, 往往采取转移或模糊焦点的方式, 如大规模报道公立医院逐利、医生黑心、利益集团钻空子等, 将问题放大与泛滥。
2. 药品价格改革的方法
(1) 药品招标, 上下联动 (基药招标价格适用于非基药, 社区用药适用二三级医院) 与左右联动 (其他省份药品招标价格适用于该招标省份) 是个好办法, 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来自于各方面的阻力太大, 很难得以真正推行。
(2) 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现在浙江、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在试点有限放开医疗服务价格, 通常服务价格提升, 药品费用一般都会下降。浙江一些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有70-80%的上调, 对药费的降低有一定作用。
(3) 放开“二次议价”, 即政府维持最高零售价管控, 但医院和企业享有“二次议价”的权利, 让“二次议价”公开化、合法化。
(二) 医保经办机制和医保付费机制改革
医保经办机制是新医改的重点, 商保经办社保也是医改方案既定政策, 但近期可能很难有很大进展。一是由于各部门对推进商保经办的积极性存在差异;二是与财险、寿险相比, 医疗保险在精算方面虽有一定难度, 但更大的问题是在控制医患双方过度医疗倾向方面还过于稚嫩, 导致操作难度很大。
医保付费机制改革值得关注。人社部、卫生部、财政部、医改办在这一点上存在一定共识, 预计医保付费机制改革会成为下一步医改的重点:积极探索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等新型医保付费模式, 逐步形成以打包付费为主体的医保付费机制。这将有利于缓解目前医保控费压力较大的紧张局面。
未来新型医保付费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将有赖于医疗市场形成民营为主体、竞争充分的服务供给格局, 但目前来看短期内还做不到这一点。公立机构垄断医疗服务供给条件下, “医—保”双方在“保障服务数量和质量”及“控制医疗费用”问题上, 尚不具备平等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特点。
总之, 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包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并举, 配套推进。最终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来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努力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要”的总体目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 医疗保障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近三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投入, 加快了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 快速扩大了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 传统的城乡二元医疗保障体系发展成为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三元并存的制度体系, 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公平、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之中。本文就近几年的医疗改革的方向做些分析。
关键词：医疗改革,药品价格改革,医药服务市场,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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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进、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领域 篇4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的建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当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空前艰巨，改革的难度空前加大，改革的要求空前提高。为此，我国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移植，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经由“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减少改革的阻力，为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毋庸置疑，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模式不能为人们提供前瞻性方向和目标，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往往产生只重视短期效益的决策行为取向。为此，必须注重改革的战略性、规划改革的长远目标，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是我国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注重改革的战略性，就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筹划改革的战略目标、优先循序和战略重点，为人们提供可行性的“全景图”、“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要从顶层设计、高层谋划，通观全部、把握全局，从战略高度规划改革的总体方案，绘就改革的发展蓝图。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改革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有利于激发人们拼搏奋斗的动力。
在改革初期阶段，我国改革主要是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党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努力从战略的高度提出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些目标指导下，我国锐意推进改革进程，在各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自觉意识，从战略上规划和完善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长远目标，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更加清晰，改革的方针更加明确，改革的步骤更加具体，从而把我国改革不断引向前进。
我国改革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因而，在改革初始阶段不可能全面开花，必须在相对容易、见效最快、最为紧迫的领域求得突破，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及其他领域，实现全面进步。我国改革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经济领域改革的成效也最为突出。我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居于整个改革的主导地位。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助于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深、更广阔的方面，涉及到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领域，就需要我们把握改革的整体性，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
把握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关系原理，各个领域的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有整体的改革加以适应。任何一个领域建设的滞后，都会影响和阻碍其他领域的改革，容易出现“木桶效应”，进展最慢的那项改革成为整体改革的约束和阻力，以致最终拖累改革的全部进程。我国改革本身就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正是要突破“单兵突进”，着眼“综合配套”。
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既要积极推进相对成熟领域的改革，又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衔接、协调推进。在我国新形势新阶段下，相对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为艰难、更为紧迫，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更好地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保障。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没有政府职能的完全转变，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完善，不但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还会阻碍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改革的继续前进，成为改革的羁绊。从这种意义上讲，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在内的所有改革的迫切需要。
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我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的过程，这既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要扫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为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改革决不能削弱这些优势，而是要把这些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变，有利于我国按照改革战略目标不断推进。从国内来看，我国改革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们对我国3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各领域的改革，有着广泛的共识。但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我国处于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中，使得我国更加处于国际观瞻所系的重要焦点。同时，我国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期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改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综合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改革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步伐，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科学把握改革时机，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做大做强，增加改革的困难，贻误改革的时机，影响我国改革的进程。
改革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增强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使改革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各种重要利益关系，统筹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为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
中国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辨析 篇5
地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都对地租做出了分析，认为地租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是土地的收益。马克思依据剩余价值理论，同时借鉴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观点，在《资本论》中对土地理论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我国的土地制度在建国以后虽几经变化，但也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土地产权和地租理论制定的。
（一）土地所有权的由来和特点
土地所有权是个历史社会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了地主在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使他们只能够依靠土地所有权来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马克思论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土地所有制后地租自然消失。
（二）地租的概念和来源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农业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转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所以，资本主义地租来源于农业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以获取地租的方式参加剩余价值的分配。
（三）地租的形态
资本主义地租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资本主义级差地租是租佃较好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向大土地所有者缴纳的超额利润。绝对地租是优、中、劣各类土地绝对必须缴纳的地租。
（四）级差地租的本质和分类
它是由优等地和中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按劣等地个别生产价格决定的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决定的。级差地租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和边际产出的不同有两种形态，即级差地租Ⅰ与级差地租Ⅱ。
（五）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由于农业属于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大于平均利润。这使得租种劣等地的农业资本家把农产品按高于生产价格的价值出售，为在平均利润以上有一个余额用来缴纳绝对地租提供了前提条件。土地私有权垄断的存在使得农产品按价值不是按生产价格出售，并把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以上的余额截留下来转化为绝对地租。
此外，根据具体产业表现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对垄断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地段地租做出了论述。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土地和地租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做出的分析，但是仍然有对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总结。而且我国实行的土地制度也是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论述制定，例如计划经济时期国有土地无偿划拨，白白地放弃了地租这块收益和调节经济的杠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继续继承，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
二、我国城乡土地制度的现状和缺陷
（一）现行的土地制度
我国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城乡不同的制度。城市的建设用地属于国有，在城市实行征收土地使用费。理论上说，地租是土地使用费的一部分，土地使用费的价值构成等于地租加上投入资本折旧和利息。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体制，农民对土地有承包权。
根据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的权利归属制度。
《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
2．土地所有权禁止转让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3．国家实行土地登记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所管辖的土地进行登记造册，属于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
4．国家实行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
除国家核准的划拨土地外，凡新增土地和原使用的土地改变用途或使用条件、进行市场交易等，均实行有偿有限期的使用。
5．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6．国家实行保护耕地的制度。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同时还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7．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和土地统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进行土地调查。
（二）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
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对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现在全球农产品价格高企和城市房屋价格趋高的情况，要求我们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现行的土地制度是明显的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分化模式，对农村和城市实行的是不同的制度，这一制度加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存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管理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自由配置，加大了城乡差距。
由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性质，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了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不完全占有以及户籍等其他因素影响，不能集约经营。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农民务农所得赶不上进城务工所得，农业生产缺乏效率。另外，农村住宅不能出租出卖赠与，城市户口不可以购买农村住宅，这也是明显的表面保护实际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削弱了农村金融市场，减少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征用农村土地对农民的补偿太低，而且经常被集体组织以各种借口挪用，经常引起社会群体事件。
2．城乡建设用地粗放，激励和惩罚机制不健全和缺位。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土地，但近年来乱占滥用耕地、严重浪费土地的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耕地资源短缺矛盾突出，国家粮食安全受到挑战。近几年，我国的耕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建设用地成倍增长，占地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的地方甚至在今后几年内，将用完除基本农田的全部耕地，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乡建设用地约24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133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一方面土地资源稀缺，另一方面土地浪费严重。如果按这样持续下去，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难以为继。
3．征地监管工作薄弱，监督流于形式，尤其是征后跟踪检查滞后。
在我国征地制度中，对征地的监管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自2003年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土地问题的监管，明确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地方国土管理机构同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它的人事、财政关系都隶属于地方，对地方领导批条子往往无能为力。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有的城市甚至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致我国土地案件频发、查处阻力重重。除了上述在征地范围、征地程序、补偿、安置等方面监管工作存在问题外，有的地方政府遵守土地法律法规的意识淡薄，或违反法律法规批地、占地，或违规下放土地审批权，或非法压低地价招商，对土地违法行为也执法不严、打击不力，尤其是对征地过程缺乏实时监管，征地后的后续监管更是薄弱环节。有的地方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尚未建立或形同虚设，致使的土地违法的责任官员不承担责任。在农村，土地违法行为甚至会影响和削弱党的领导地位。
4．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不一致，土地闸门控制不紧，影响经济宏观调控效果（周天勇，2006）。
中央强调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以及避免房地产过热，而地方强调的是招商引资以及税收增加，两者之间目标存在差异。又由于土地的属地化（不动产）、土地利用转化的不可逆特性，监控、审批权在中央，具体使用权在地方等特性，待中央发现土地违规时，土地已经转变用途了。这种时滞的存在，常常使土地违法事件“因公违法违纪”下不为例而难以纠正。
三、城乡土地制度发展方向的分析和评论
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这是13年住房体制改革以来第三次国务院直发文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强调加大对廉租住房的建设投入（土地出让金收入用于廉租房建设的比例要提高到10%）。这对于完善城市土地制度有重要意义。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为了尽快建立市场配置土地资源，高效能集约用地的新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土地制度。
（一）逐步转变现行二元管理体制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各级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征地范围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原有权属人合法的土地利益。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转归国有，但是怎么管理农村土地还需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还要在法律上重新梳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根本目标就是在保证一些公益性和全局性的目标下（例如国防建设、粮食安全、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劳动力和土地都能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方。
（二）健全征地补偿标准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经营使用土地，一方面要向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上交提留或承包费用；另一方面还要向国家低价交售农产品和缴纳农业税（2006年已经全面废止）。这实际上是国家通过隐形方式从农村土地中抽取巨额地租，所以现在农民增收困难存在根本上的体制原因。对农民的利益最大忽视就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建议像城市一样提供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两种方式供农民选择。解决安置保障问题总的思路应该是，将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纳入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灵活采取各种安置方式，在保证农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使农民成为社会建设的劳动力量。这就需要将被征地农民与市民同等视之，将其安置问题与城市化统一考虑。城市建设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建筑地段地租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其次，加大对中低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不是像现在建筑地段地租都属于地方政府和原有计划经济时期占有大片土地的单位。
（三）重视土地产权和管理权的完善和建立
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够明确，同时各种权能界定不清，这直接造成土地权属关系不清，土地征收征用大量发生且不规范，耕地大量流失。农村土地制度也表述混乱，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宪法）、“农民集体”（土地管理法）、“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法）。这些都不能准确表述现状，例如合作社名存实亡。我们要建立的土地制度一定不能是西方的土地私有制度，但是也不能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自由流通配置资源的性质。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也实行土地国有，例如美国国有土地占40%左右，澳大利亚占80%左右。印度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而我国的土地制度保证了交通以及工业用地的快速供应。未来实行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和市场，农村要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体制来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顾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
（四）改革目前土地转让费中地方政府收入比例过大的局面
城市土地属于国有，中央政府应该享有土地地租。《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 70%留给有关地方政府, 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但这样的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形同虚设。应该研究新型的合约制度，加大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同时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改变房价过高的情况，这样才能使人民敢于消费，而不是目前一辈子攒钱就为了买一套房子。地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转让费，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健全的增长方式，最终必会财政赤字，甚至造成房地产泡沫以及随之的经济危机。
(五) 完善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及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拍卖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乃至行政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大。实践中土地拍卖恶意串通现象层出不穷，主要是监督体制不完善和惩罚力度偏小。所以，政府在土地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积极建立、健全参与机制，并不断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加大惩罚力度，改变经济主体机会行为预期。遵循公开的原则，实行公示制度，将有关政策草案公布于众，举行专家咨询会和公众咨询听证会，增加信息公开透明，减少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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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改革方向 篇6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人口总数为92148万人，与10年前相比增加近1亿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市场，大幅度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凭借自身的低成本优势快速发展出口贸易，2011年中国总出口额达18986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发展生产，中国政府实行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中国生产厂商在借助发达国家巨额资本的同时进行技术学习和模仿，对国内生产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自身生产水平，中国制造业开始迅猛发展。同时，引进外资所产生的裙带效应使中国厂商逐渐扩大在价值链上的生产范围。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471563.7亿元，相比之下，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模式，凭借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规模经济。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
二、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地理分布不均衡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市场，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降低生产成本开始将大量制造工序外包至中国沿海地区，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另一方面，外商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相比之下，内地只能依靠物质资源优势吸引部分外资投入。近年来，我国沿海劳动力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发达国家的外包对象越来越涉及包括先进技术在内的核心生产工序，而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两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外商投资区域开始向印度、老挝转移。
因此，我国必须促进整体产业技术升级，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再单纯依靠制造业生产优势。适当进行产品产地转移，由沿海加工为主向内陆加工转型，合理利用西部地区地理资源优势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大范围、多产业快速开展。
（二）中国贸易产业从技术引进向技术创新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厂商采用模仿西方生产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发展形式。但是，对于引进的先进技术仅限于模仿和吸收，却没有更深一步结合自身特征加以消化和改进。2010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5802.1亿元，居世界第四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提高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增加产品研发幅度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合理利用技术扩散的外溢效应，通过“干中学”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差距，创立自主品牌，增强创新并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
（三）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出口贸易战略仍是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量上，而不是结构上。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使得我国生产模式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转移成为必然。合理利用要素禀赋，扩大资本回报率，提升资本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四）粗放型增长的贸易模式严重破坏中国的资源禀赋
中国近年来主要从事产品组装和加工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制造业对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瓶颈”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向“质量”转换，中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在逐年升高，预计在2030年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82%。同时，内地大量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使得劳动力分布严重不均，导致发展模式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我国加工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移动，增大贸易产品附加值。转化生产方式，由物耗型加工模式向清洁化生产转型，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安排劳动生产力，形成资源禀赋的良性循环模式，扩大规模经济效应。
（五）贸易发展过程中的贸易摩擦问题
除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外，低价倾销成为引起频繁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截至2008年，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对我国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面对贸易摩擦高发期，我国必须转变贸易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贸易领域主要是产业间贸易，产品互补性强于竞争性，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为主。自产商品种类的减少能够使厂商在更大规模上从事生产，利用规模经济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三、结论
近年来快速的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卓越的贡献，为了在国际市场保持领先优势，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势在必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我国必须及时调整贸易发展战略，不再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策略，合理解决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顺应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增强自身产业的竞争优势，有引导、有计划地开展加工贸易，大规模培养技术熟练劳动力，提高贸易产品质量，走信息化工业发展道路，开创我国贸易发展新局面。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优势条件, 凭借中国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出口贸易, 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合作经济, 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 在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 传统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弱化、产品自主创新性较低和频繁的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阻碍中国贸易继续快速向前发展的障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形势, 中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技术创新扩大自身比较优势, 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贸易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马相东.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问题:问题、原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 2010 (12) :43-49.
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 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
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三大问题
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体制是国家组织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制度的总称。它在宏观层面是指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三个方面在总体上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体系, 从其内涵和外延来讲, 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 又有各自独立存在的属性。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既有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 也有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领域的问题。
(一) 管理体制问题
1.体制上的统一性和计划性严重束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建国以后, 中国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的统一和集中。这种管理体制上的统一性和计划性, 严重束缚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中央教育部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头举办、分级管理的运行机制, 教育结构体系封闭, 各种教育机构的功能过于分割和重复, 各类教育缺乏有机衔接与沟通, 各种教育力量和资源不能充分整合, 发挥整体效益。
2.学校缺乏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 统得过死, 影响了学校自主权的充分发挥。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以来, 高校办学自主权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在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乃至课程安排上等, 仍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学校的限制, 束缚了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充分发挥, 挫伤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 政府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的双重身份, 学校计划难以准确及时地反映人才市场对某一类人才的供求状况, 不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 导致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3.以政府管理模式管理学校, 忽视教育规律
长期以来, 高等学校管理机构的设立基本上是参照政府的行政模式设置的, 并实行与政府相同或相似的运行机制。在这种体制下, 学校管理势必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方面, 在管理决策中行政意志、部门意志过分突出, 忽视了学术特点, 没有充分发挥专家和各专门委员会在管理学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管理重心上, 行政地位和部门作用过分彰显, 教学、科研的中心地位不够突出, 造成学校各行政部门及工作人员为师生、为教学服务的主客体关系倒置。
4.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囿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中, 仍然存在着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待权利与义务、投入与产出的思维模式, 存在着遵循这种思维模式的运作方式。比如:在干部任用上, 依然实行终身制, 除非犯了什么大错, 否则就只能上不能下, 许多岗位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教职工队伍建设上, “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现象没有完全根除, 造成冗员过多, 人浮于事;在人事分配政策上, 缺乏竞争机制, 严重影响了教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财务管理上, 经费来源单一, 重视过程管理, 忽视资金的使用效率。
(1) 办学体制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主体, 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既是主办者又是管理者。近年来, 社会力量办学虽有一定的发展, 也仍只是星星之火难以燎原, 且存在规模小、基础弱、地位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民办高校因为受制于一系列歧视政策, 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以说, 政府办学的单一格局几乎没有打破。
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的办学体制存在一些先天缺陷。首先, 举办主体之间力量比例失衡, 教育的发展难以适应社会各方面地要求。其次, 由于办学主体单一, 教育的发展难免显得僵化和缺乏活力。更为严重地是, 由于学校的活动都要由政府来调控, 政府的局部政策偏差极易造成高等教育的整体偏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单一的办学体制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 极大地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2) 投资体制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投资单一化向政府、社会、个人投资的多渠道发展的过程, 但目前仍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这种以国家投资为主的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经济明显不协调, 难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经费短缺的尖锐矛盾。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单一的投资体制不利于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不利于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迅速发展, 不利于形成融资渠道, 阻碍了大量闲置的民间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中来。
二、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的相关性
(一) 任何完善的管理体制都必须建立在办学主体的有效行为之上才能实现
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它不是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唯一主体。政府主要是起一种宏观调控和评价的作用, 目的是把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通过政府的调控反馈给大学。然而, 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具有某些先天的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必须通过办学主体参与管理才能克服。
(二) 办学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制约着投资体制
毋庸置疑, 国家和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和举办主体之一, 有责任对高等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 但如果国家和政府作为唯一的举办主体和投资主体, 高等教育投资将成为国家难以承担的重负,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规律。因此, 可以说, 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举办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完善和促进高等教育举办主体多元化是实现投资体制多元化的根本保障。
(三) 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致使管理和投资两者呈分离趋势
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过程中, 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和投资不再属于同一体系, 两者越来越呈分离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权的丧失, 恰恰说明了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分离是一种趋势, 而导致这一分离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
(一) 冲破集中计划体制束缚, 调整各级政府的管理责任和管理权限
结合国家机构改革, 对高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确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责任和权限划分, 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和“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五种途径, 对已有的高校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二) 简政放权, 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政府要处理好宏观管理和执行的权利界限, 尽量减少行政审批手段, 把精力更多地放到战略规划、依法行政、政策指导、信息服务以及各种间接调控手段上, 遵循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 对高校进行宏观、间接的管理。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简政放权, 在学校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教学评价、教师聘任、学生管理等方面给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 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三) 改变单一的政府财政投资体制, 进一步实现办学体制多元化
在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 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合作与参与, 以动员更多的教育资源, 形成多元化的资源支撑体系。此外, 要让原有的国家单一办学的体制逐步向着以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多种形式办学的体制转化。实践证明, 教育投资渠道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适当缓解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 满足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打破高校办学模式僵化的局面, 改变由国家通过考试用分数选拔少数人享有高等教育的状况, 使教育更直接面向社会的实际需求。
参考文献
[1]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邬大光.试论高等教育管理、办学与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性.[J].高等教育研究, 1999, (2) .
[3]杨雅文.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广西高教研究, 2002, (3) .
浅析中国现阶段人口政策及改革方向 篇8
(一) 人口总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止2011年年底, 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 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 年均增加人口由2002年的826万人降至2011年的644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2002年为6.45‰, 2011年降至4.79‰, 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同时, 我国继续保持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水平。201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 全年新生人口为1604万人, 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93个千分点。
(二) 分群体人口数量分析
2010年, 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2年33.59%降至16.60%, 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上升至1.78亿, 所占比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同时, 我国家庭户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2年, 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39人, 而2011年下降至3.02人。
(三) 城镇人口数量分析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 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近2100万人, 城镇化率为年均1.35%。截止2011年,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
二、人口政策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 是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的出路
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11年降到0.38, 之后将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如果生育率水平不能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 今后的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在本世纪中叶, 将会出现平均4个劳动力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预示着老龄化在今后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 是中国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中“未富先老”的现象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 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第二, 对于一些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 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第三, 科技创新能力仍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 无论是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都在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 这都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三) 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和小家庭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 还体现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上。许多子女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面临照顾“1+4+8”家庭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 考虑到独生子女在成长经历、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因素, 调整生育政策, 让孩子有陪伴自己成长的兄弟姐妹, 在成年后也有亲人来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在遇到困难时也有人可以分忧解难。以上这些, 无论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心灵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 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将带给中国的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 严重的老龄化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日本尚且如此, 那么在收入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欠佳、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我国, 老龄化加速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1990年, 日本的老龄化程度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11.9%, 之后人口抚养比就明显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2011年, 中国老龄化水平为9.1%, 基本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速放缓时的老龄化水平, 面临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困境。
(一) 制度安排不健全
目前,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离退休制度、收入分配制度, 以及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 都尚未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社会发展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备先老”, 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二) 财力保障不足
首先, 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占中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高, 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覆盖, 与其他群体相比, 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其次, 若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许多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 而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水平低, 年均收益率不超过2%, 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养老金面临缩水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膨胀, 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也将增长, 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 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的考虑不足。在公共服务体系中, 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老年人服务设施的空缺, 将会给老龄人口的生活带来更大挑战。
四、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 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
2012年年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指出, 我国应逐步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包含的改革主要有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关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发展、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潜力等方面。该报告还特别指出, 近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分阶段分区域放开二孩政策, 可以有效避免同时放开二孩给人口数量带来的剧烈变动, 也可防止放开“单独” (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 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二) 关于放开二胎是否会带来人口爆炸式增长及社会资源巨大消耗的讨论
1、根据“理性人”假设, 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理性考虑是否生育二胎。
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看出, 放开生育政策乃至鼓励生育后, 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一般而言, 社会发达程度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呈反向增长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即使实施放开二胎政策, 也并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只有那些原本有生育二胎意愿而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夫妻, 才可能生育二胎。
2、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威胁的是资源浪费而非人口稳步增长
2.1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 若能厉行勤俭节约, 就能节约大量资源。我国城市餐厨垃圾的年最低产生量为6000万吨, 全国年浪费粮食总量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约为500亿公斤, 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粮食能养活2亿人。
2.2科技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各种挑战。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指出, 人口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但生活资料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按照其理论, 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此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验证。2005年12月, 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我国结束了历时26年的受捐赠国的历史, 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20%的人口, 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现代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稀缺带给我们的困扰。
五、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
(一) 人口政策的调整需以“小步走”方式推进, 以避免政策波动过大给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人口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流动, 调整城乡人口结构, 逐步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积极推进地区间、国与国之间人口以多方式流动, 虽然这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总量上作用甚微, 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全球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二) 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 改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基本保障制度, 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取消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 将所有公民, 不论户籍所在地是在城市, 还是农村, 都将其同等的纳入到社会和医疗保障这两大体系中。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 实现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三) 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要提高人口素质, 就必须扩大受教育的人口范围, 使每个公民都能平等的享受受教育权。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 实施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鼓励职业培训, 老年大学等教育方式, 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学习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人口素质逐步提升, 实现中国人口由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长久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俞海山.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4 (3) .
[2]郭庆松, 陶向龙.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 2007 (3) .
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 篇9
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处在宏观环境中, 宏观环境的好坏对其有重要影响。新常态经济下, 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首先利用PEST模型对银行业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PEST用于宏观环境的分析, 其中P代表政治, E代表经济, S代表社会, T代表技术。
政治环境:金融行业监管的改革加速, 消费者保护法规严格限制银行业收费, 要求增加透明度, 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 这就使得国内银行业过度依赖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
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面临调整、资源环境要求提高。这一系列变化都会促进银行贷款质量的下降以及信用成本的上升。但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区域间金融合作, 为金融新发展提供机遇。
社会环境: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 未来人口红利的消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推高国内银行的经营成本。现代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转变, 尤其是网络消费出现之后,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将钱用于消费而不是存入银行, 这都将对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技术环境:移动支付潜力巨大, 新一代互联网、云计算平台的快速发展将会把高级分析工具、大数据库、社会和移动计算等功能结合在一起。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的广泛应用为移动支付带来巨大的发展便利。网络在线交易平台的广泛应用, 给银行业带来一定冲击但也带许多机遇, 银行业可以将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托管、财务顾问等功能由网络实现。
二、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
1.中国银行业近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1) 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我国银行业资产近6年来逐年递增, 增长金额巨大, 同比增长率也较高。在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的排名中, 中国银行的数量由1989年的8家增加到84家。在2013年公布的世界1000家银行利润与资本实力进行的统计结果中, 中国主要银行的税前利润总额为2920亿美元, 占到银行业全球利润的32%。
(2)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高
近年来银行资产规模大幅增长为实体经济融资能力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对一些行业和重点项目支持的同时, 对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贷款数量也明显增加, 而且贷款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
(3) 金融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增强
目前, 中国现有14家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还包括许多地方性商业银行, 例如无锡市商业银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宁波银行等等。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大约有20多万个, 基本上已经全面覆盖了全国乡镇, 包括服务覆盖和机构的覆盖, 覆盖范围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和城乡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金融服务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4) 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国银行业在吸取国际银行监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初步构建了符合中国银行业发展实际的框架, 包括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比例控制等在内的全面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并且还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动态拨备的监管框架, 强化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防火墙, 加强股东监管和关联关系控制和利益冲突监管。
(5) 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
价值意识、资本约束意识、风险管理意识和品牌意识深入人心。银行业公司治理基本框架已建立并且在不断完善,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持续增强, 业务操作流程也不断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银监会的倡导, 主动改变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 努力满足小企业多样化、个性化和“三农”发展的融资需求, 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业务功能也大大扩展。
2.中国银行业在近年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 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
中国银行业的净利差是世界最高的, 利差收入也非常大, 因此中国银行的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款的利差, 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四大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在近几年保持着一个较高水平, 说明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利息, 这能确保银行有很好的盈利空间,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银行去改善服务, 提高产品的创新水平和发展其他中间业务, 制约了差异化经营。经营业务的过度单一化使得银行业在应对经济危机时风险增大。
(2) 不良贷款率反弹, 银行业风险加大
在新常态经济下, 我国经济增长乏力, 中国银行业风险也在加大。在2014年各大上市银行年中报中, 综观上市银行的中期业绩,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明显。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看, 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在2014年连续四个季度双升, 这种回升将会影响银行业的房款能力, 放款能力的削弱将会减少银行收入, 降低银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同时, 当不良贷款率和贷款余额上升到一定比例将会对银行业的资本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这种反弹提示中国国有以及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3) 银政不分的色彩依旧浓重
行政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干扰过度, 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扰过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区经济, 不断地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借贷。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高达14-17万亿元, 地方政府的税收基本为3-4万亿元, 单是银行利息这一项就高达上万亿。此外, 政府为了维持土地收入, 不断地推高房地产市场, 使得房地产的债台同样高筑。这种银政不分的后果是不仅拖累了银行, 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压力过大。
三、中国银行业未来改革方向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的发展中虽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为中国经济的废除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其本身也存在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被有效解决, 那必将威胁到中国金融业的安全, 这就要求银行业要进一步调整发展结构, 继续深化改革。
1.促进银行业务多元化
银行不仅要有创新意识, 而且要敢于打破现有模式, 使其产品具有新功能、新附加值以及便利性。例如建立零售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社区银行等。当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较快, 各大银行可以利用良好的网络环境, 扩大与证券、保险业的合作范围, 共享网络资源增加其产品的多功能性。同时, 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决定了还需要众多的、有效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立足县域、服务三农。银行还可以根据这些地方的特点创办一些新的业务、新的金融产品, 努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2.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 促进中国银行二次转型
加强金融改革总体设计, 鼓励金融制度创新, 重点解决金融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 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 利率市场化还要求各商业银行建立具有稳定期限结构的利率定价体系、具备独立的利率定价能力、构建完善的利率风险监测与管理机制。从这些方面入手可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缩窄存贷款利差, 改变传统的“吃利差”模式, 促进银行的二次转型。
3.国家放松管制, 提高银行业效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行政干预以及严格的金融管制形成的, 不是市场自由竞争产生的结果, 因此不能使银行运行高效率。一定程度的放松管制, 给国有商业银行更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空间, 从而提高竞争效率。中国政府可以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 鼓励中国银行业走出去, 多投资国外大项目, 让其在于国际先进银行的竞争中变强大。
4.提高银行业的服务水平
银行作为一类金融服务机构, 其服务质量的改革也是提高银行业业绩的重要方面。银行可以采用培训、与绩效挂钩等方式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利用良好的业务与服务质量来吸引更多的客户, 这不仅能帮助银行稳定的吸收进大量的存款, 还能创造更多贷款的发放, 使得人们对银行业的满意程度提高, 从而鼓励其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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