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

关键词： 专业

社会政策（精选十篇）

社会政策 篇1

一、价值与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概念与社会政策学科的诞生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所谓社会政策, 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 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 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 (但不是惟一途径) 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最早的社会政策发源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活动, 是一种中性的或趋于中性的功能化工具。但社会政策学科发展到今天, 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工具, 而是浸润着某种价值的科学。价值在制订社会政策过程中不断发挥影响力, 支配社会政策取向。这些价值协助决策者衡量是否有价值去达成某些目的, 审核应否干某些事情, 指出优劣好坏, 及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服务财富权力和机会等。

我们认为, 价值就是指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信念, 特别是对事物进行好恶取舍的判断原则、决定如何优先选择的原则和决定整体社会取向的指导原则。价值问题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基石, 一切社会政策都是为了寻求价值、确认价值、实现价值和分配价值。社会政策价值观就是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模式, 是对政策系统行为的选择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对行为管制的选择, 包括社会政策过程中人们的向往、希望、良好、需要选择及其评判准则。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社会政策关注的是怎样以非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满足一些特别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 这个研究领域必然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特点决定了社会政策不同于一般的公共政策, 决定社会政策的大前提是价值判断。正是由于社会政策研究这样的特点, 一些研究社会政策的学者往往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 价值与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二、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

社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所应该依据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现代社会中, 学者们从个人责任与政府责任、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选择性与普遍性、平等与公正、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为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众多的论文和著作中可以看出, 虽然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但普遍认同“社会公正”应该是当代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在当今社会,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社会生活中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 也使得社会公正符合逻辑地成了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社会差别与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 社会公正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社会差别, 而是期望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合理有序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公正与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 公正与社会政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 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公正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社会政策的首要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约翰·罗尔斯, 1988) 。

我们认为, 社会公正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它是一种理想状态。从历史上讲, 社会公正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人们生来存在生理、身份、地位的差别, 因而造成拥有利益的差别, 最终利益相近或相似的个体分属相差悬殊的利益集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不易打破, 加上公正本身的概念的复杂, 社会公正未真正实现过。但人是有理性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们认识到不规范的竞争会造成无谓的损失,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彼此接受的规则, 这一规则能保证人们得到应得的利益, 他们的这种愿望就称为社会公正。第二, 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 正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他们之间才互相争夺, 造成出现不公和不正义的情况, 因此主张社会正义就是主张权益的合理划分。第三, 社会公正最终是个人追求自我空间的扩展。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社会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的。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个人逐步独立, 个人价值受到尊重, 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扩展。

在社会生活中, 这种对于社会公正的要求是无法自发满足的, 无论是在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下还是在垄断性市场的背景下, 社会公正都不可能自发形成。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现实社会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 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具体体现。

事实上, 在任何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必然会出现利益分化, 从而造成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要有效地避免这种由于利益严重分化而导致的不利情况的发生, 不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 只能求诸政府行为, 即只能通过政府政策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恰当的调整。而政府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标准。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公众的需求满足水平, 又能通过对最少受益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和利益补偿, 使人人都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 从而有效地消除各利益群体之问的隔阂, 及时化解矛盾和冲突, 使社会在稳定、有序中求得快速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 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来实现的。

三、我国的社会政策与价值取向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探索与研究开始于1978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政策逐渐形成, 并由单项的、零散的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政策。

就目前我国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状来看,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在理论上我们承认公正、平等、民主以及由此而引申的价值伦理的作用, 但在社会政策的实践中, 我们似乎很难将其贯彻下去。就是这种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缺失, 使得我国社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都不尽如人意。近几年社会上出现许多社会问题的诸如教育、医疗、住房、失地农民等日益严重, 却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其背后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些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政策操作上的失误, 更深层的原因是政策价值取向和理论取向出现了问题, 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不能够以公平, 公正和公共利益为首要考虑的条件, 使得发展中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日益增多, 社会健康和公平发展提供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撑。

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缺乏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通达的渠道, 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利益团体, 通过合法的渠道来参与资源的博弈。使得本该发挥协调资源分配, 维护社会公平等功能的社会政策不但不能够反映政策对象的利益要求,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权力集团谋求利益的工具。在现代社会, 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是通过谈判、协商、沟通和互相让步达成的, 因此, 必须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 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充分表达出来, 为弱势群体进行利益博弈提供载体。但是, 我们对弱势群体如何来表达他们的利益, 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机制和渠道, 使得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正确的表达, 反而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表达, 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 近年来虽然我们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结果的公平, 但是社会政策对于起点、过程与权利公平的关心仍然很有限。这种情况体现在教育政策、农民工政策、失地农民政策、医疗政策、残疾人政策等各个方面。虽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受到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 但政府在意识和价值上的倾向性却是更重要的原因。虽然这种以结果公平为核心的政策倾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帮助缓解一些目前比较尖锐的矛盾和问题, 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能是将问题暂时掩盖住。

正如杨团所总结的:目前国际社会政策研究和实践正从单纯的政府决策向着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决策转变:从再分配与消费取向向着生产和社会投资进入再分配领域转变。一个原本属于非生产性的学科正在走向生产性。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重构社会政策伦理体系, 适应社会政策发展的需要, 使其能够在社会发展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社会政策是一门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学科。在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 “社会公正”这一价值理念逐渐被认同为该学科的核心价值。从理论上来说,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社会生活冲突的背景, 也使得社会公正符合逻辑地成了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过程中, “社会公正”这一价值取向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价值,社会政策,社会公正

参考文献

[1]范明林.从社会政策的过程观谈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社会, 2002, (2) .

[2]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 2004, (1) .

[3]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88-92.

[4]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 2002, (4) .

[5]杨团.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社会学研究, 2000, (4) .

[6]李建中.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

[7]肖陆军.论社会政策建设的价值取向.重庆师范人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篇2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p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 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颁布《济贫法》(Poor 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p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政策引导高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

风尚.政策.社会变迁 篇3

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杀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人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剚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1〕

丙戌丁亥,指万历十四年十五年(1586?1587)。此则史料要在二点,一是到万历年间,明初太祖所定禁杀耕牛律令已经名存实亡;二是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改变政策,“命收其榜”。律令名存实亡是因,巡城御史妥协是果。

明初所定律令,耕牛是不能随便杀的。传统社会以农为本,耕牛是重要的畜力,禁杀耕牛正是出于保护农业的考虑。早在吴王元年(1367),朱元璋就晓谕征战将士,“勿废农具,勿杀耕牛”〔2〕;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颁行《大明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3〕,即使马、牛病死,也要申官开剥,而宰杀耕牛再犯累犯者,要发附近卫充军,此后正德、万历《明会典》亦承继了此条例。祖制不可违,巡城御史杨四知要禁止杀牛,于是扯出了太祖的大旗,尽管效果不佳,却也名正言顺。

其实,禁杀耕牛律令在万历以前,已经很难执行。明初以来,明朝政府多次重申禁令,奈何承平日久,渐成具文。禁令的三令五申,本身就以说明民间多有违犯,而从禁令的变化过程,亦可看出其难以维持。仁宗甫即位,就因“比日京城军民私宰牛甚众”,遂下令“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4〕。景帝在位时,“严私宰耕牛禁,犯者于常律外仍罚钞五千贯,本管并邻里不首及买食者,各罚钞三千贯”〔5〕。英宗复位后,申严京城内外屠牛之禁,后有锦衣卫逮到违禁屠牛者四十六人,共杀牛二千八百四十余头,结果“诏每人追牛一百头,完日罪之”〔6〕。其后禁令渐渐松弛,宪宗时,私宰牛者由枷示三月,减为枷示止一月。孝宗时,则是内外有别,“京师私宰耕牛者有禁,而四方私宰如故”〔7〕。到嘉靖时,更是“迩年宰牛不禁,而稅其皮革焉”〔8〕。由此可见,禁杀耕牛律令在现实中是越来越难以执行。

屠宰耕牛之难禁,其因在于社会对牛肉的需求不断增长。明初经过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了。到成化、弘治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风俗大变,俗尚奢侈,正如明人丘弘所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拟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9〕,其后嘉、隆、万时期奢靡之风更为普遍,饮食所需牛肉必然增多。利之所在,民之所趋,犯禁杀牛以取利也就成为必然,孝宗时鸿胪寺序班郭理就称“京城杀牛觅利者无处无之,在外亦然”〔10〕,这在事实上架空了朝廷相关禁令。正因如此,才有万历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剌者,专以杀牛为业”现象的出现。概而言之,屠宰耕牛之难禁,正是明代经济长期发展、俗尚奢侈的风气与百姓逐利之举综合作用的结果。

此则史料,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群杀牛业者联合施压,竟然迫使巡城御史“命收其榜”,从下而上直接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九门回回人以杀牛为业,如若听从官方禁令,则是“束手无生计”,面临生存危机,群起反抗正表达了其群体利益诉求。堂堂巡城御史,面对一群平民的威胁,竟然“惴甚”而“命收其榜”,这固然与杨四知懦弱的性格有关,更是万历年间朝政日趋废弛、俗尚奢侈的结果。在此事件中,杀牛业者为自身权益而冒险反抗,巡城御史则为个人安全而选择退让,国家政策显然成为双方利益交换的对象,结果自然是律令的名存实亡,实际上默认了宰杀耕牛的存在。

以小见大,此则史料可看出风尚、政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明初制定政策,意在休养生息,故而重视农业,保护耕牛。但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欲望也随之提升,成弘时期风尚大变,俗尚奢侈,私宰耕牛增多,禁令遂受到挑战。到万历年间,在经济发展与风尚大异于前的长期压力下,滞后的祖制政策已是不堪重负。而风尚与政策的变化,正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社会整体变化的明显标志。

注释: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禁嫖赌饮酒”,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6页。

〔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冬十月甲子。

〔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十六,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4〕《明仁宗实录》卷六,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5〕《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景泰元年冬十月癸酉。

〔6〕《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天顺六年十二月丙戌。

〔7〕《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弘治十二年九月庚辰。

〔8〕(明)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五,《霍文敏公文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2页。

〔9〕《明宪宗实录》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

〔10〕《明孝宗实录》卷六十八,弘治五年十月癸亥。

我与社会政策研究 篇4

我1963年生于北京, 198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读本科, 1985年入北师大经济地理专业读硕士, 1990年入美国加州伯克莱加大社会福利学院读博士, 1999年回北师大兼职, 2002年5月全职回北师大工作。这些年我的专业多次变化, 研究领域繁杂, 行走多个国家。从科学研究到机构建设到学科发展, 大多时候我是顺着心性走, 也有很多外界机会的引导。我尽量坚持埋头做事、知止知足的原则。

这些年下来, 我发现自己在这个男性占优势的高教、科研领域算是异类。比如有人对我说:“张老师, 好像海归里女的做正院长的就是你了。”这话让我一思量, 还真是。还有, 我参加过多次不同领域的评审, 去了才意识到, 自己是唯一的女评委。至于想到要做教授, 那是在30多年前考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因为我一方面喜欢读书, 并且喜欢再把读书的体会和别人分享, 另一方面又不喜欢坐班的生活。所以这些年读书下来, 选择做个教授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是女性, 就成了女教授。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读的是地理学, 这门学科的特点使得女性会弱化性别意识, 因为她们需要和男性一样在野外活动。当然, 得到男同学照顾也是常有的事。例如, 那个时候出野外, 大家都背着被子赶火车, 男生会帮助女生把被子从车窗塞进车厢里。但是到了野外, 要走多少路还得走多少路, 男女生是一样的, 所以地理系出来的女生好像都有性别盲点。我记得在读大学时, 特别崇拜一位77级的学姐, 她一个人到山西的林子里去做植物标本, 背着标本走不动了, 坐在地上哭一阵子, 然后接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学问不是因为你是女生就不去野外了, 那还学什么?这个学姐后来成了非常有名的教授, 到现在我还崇拜着她。

我也会被问起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比较幸运的是家庭很支持我, 我也尽量地自律, 例如每天回家吃饭, 不出去应酬。做院长好像被邀请吃饭的事情多一些, 在国外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回国了, 因为有一个海归的牌子, 所以可以很轻易地推辞掉。久而久之, 人家也习惯了, 自己也解脱了。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 那就是本人做院长的单位, 这种应酬很少。因为我写了家庭政策的文章, 大家知道我比较在意家庭, 这和男女也没关系, 是学术的研究, 顺便带动一下机构文化。

二、从自然地理学走向社会福利学

前段时间亚洲开发银行约我写一篇文章, 题目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在我梳理3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写到早期的乡村工业化时, 便想起, 我当年的本科论文写的是晋南的水泥工业。为此, 1984年, 我一个人到山西去调查, 到太原, 住在一个小旅馆, 十几个人住在一起, 身上也没什么钱, 只有几本书。雨夜到街上还有刀削面的摊子, 我吃到了地道的山西刀削面。然后, 从太原出发, 坐火车到运城, 再坐长途车到侯马搜集调研。那黄土高原的路, 雨后车轮留下来的埂子, 太阳一晒, 比水泥还要硬。在长途车上, 手要死死抓住车里可握的把手, 即使如此, 每当长途车过一个黄土埂子, 头都要被颠得撞在车顶上。将近30年了,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个雨夜去吃的刀削面, 那些黄土埂子。我在山西调查了半年。现在想来, 那半年在山西的经验, 就是我日后实证研究路子的开端。

我在研究生阶段没有继续读自然地理学, 而是选择了经济地理学, 论文还是乡村工业化。在准备写作的阶段, 我到师大地理系图书馆, 从几本英文经济地理的杂志中查找相关论文, 在不多的论文中, 看到一篇写以色列乡村工业化的, 里面有很多的模型。那个时候我对计量地理学很入迷, 一见那些计量模型就放不下来, 但是文中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给杂志的编辑写了封信, 说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 但是里面的关于计量分析的文献我找不到。写完之后也没想着会有答复, 我就背着包去甘肃做调查了。没想到从甘肃回来, 收到了一个很厚的大信封, 是从国外寄来的!打开一看, 原来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寄给我的, 内里除了发表的文章, 还有一些作者没有发表的文章草稿。真是如获至宝——30年前的学术研究, 英文文献的匮乏是现在的学者很难想象的。我每天带着这些英文文献去图书馆研读, 得益匪浅, 后来, 提前半年完成了硕士论文。在那个年代, 提前答辩是很骄傲的事情, 那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写了信给这个作者, 向他表示感谢。这位以色列作者帮助后学的精神感染着我, 我也在努力传承这种精神。

我虽然学的是理科, 但是一直喜欢写写东西。那个时候年轻, 还不时写小说、写诗。我还特别喜欢古文, 喜欢练毛笔字, 所以读了7年理科, 对文字的工作还是很喜欢。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校, 而去了民政部的一家报社, 当时叫《社会保障报》, 现在叫《中国社会报》, 在那里做编辑和记者。

刚去没什么硬性的工作, 我就把历年的民政文件汇编找出来读, 虽然枯燥, 但是很入迷。我先被分派在社会部, 后来社会部分出理论部, 我就到了理论部。我是北师大第一个去民政部工作的, 也是报社的第二个研究生。有一天社长叫我去他办公室, 让我把他的一篇稿子抄写一遍。新分配去的, 能被社长和主编认识, 心里很兴奋。我以前练过几笔字, 抄稿子的时候自然是百倍的认真。稿子交给社长后, 他看到我的一笔字, 说你的字写得不错。我得到夸奖, 觉得自己需要加倍的努力。进报社三个月后, 我写出了第一篇稿子, 题目是《论民政经济学》, 上万字, 算是一个版面的大稿子了。理论室主任看了之后说非常好, 然后兴奋地拿去给主编看, 主编看了之后也很兴奋, 当时就决定发整版。稿子发出去后, 一些地方的民政报纸也摘发了。

这篇稿子我以后再看, 好像实在没什么。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以后社会政策研究的基础。稿子要回答的问题是, 在农村改革的背景下, 如何重构农村福利制度中的福利提供方。1988年, 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年代, 集体经济解体后, 依托于集体经济的福利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条件下, 民政部门不得不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来解决民政对象的生活和服务需求。那个时候, 以社区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政部力推的, 因为集体经济解体了, 乡村工业化了, 这就需要重构社会福利的融资机制。那个时候提出社区保障, 实际上是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个人和乡村工业共担的社会福利融资机制。我后来思考政府责任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关。而我后来对社会政策的研究, 也和这段经历有关。我体会, 人生的第一份职业非常关键, 我因为这份工作走上了政策研究, 特别是社会政策研究。

围绕这篇稿子的经历, 我认识到自己对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兴趣, 特别是那个时候对社区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很认同, 自己希望能在社会福利领域更深入地做些研究, 就于1990年1月10日到了美国伯克莱加大读社会福利学的博士。

三、伯克莱加大的10年

在伯克莱大学, 因为我是社会福利学院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所以学院对我很关照, 派了两个老师指导我, 一个是出生于台湾的学心理学出身的教授印有文, 她懂中文;还有一个是学计量经济出身、教方法论的Leonard Miller教授。我的专业导师是Leonard。第一次见面我终生难忘。出国时我戴的是一块电子表, 没有想到换电池。那天老师约好了下午一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我很紧张, 但是手表上的时间一直都不到一点钟, 我在校园里转悠到天都黑了, 最后决定去学院看看, 一进学院, 见到学院办公室的钟都下午5点多了。我赶忙去Leonard的办公室, 他正在锁门, 见到我说, 我等了你一下午, 我想我不是你合适的导师, 然后就离开了。

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 知道自己的电子表误了事情。我想了很长时间, 觉得这样被拒绝不行, 就对房东说明天早点叫我起来。第二天7点我就起来, 不到8点我就到了Leonard的办公室。老师还没来, 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地上, 拿着我昨天晚上写的要和他说的话一遍遍地温习, 因为刚到, 英文不行。等了挺长时间, 他来了, 见到我说, 他9点要开会, 没有时间和我谈。我也知道这是他在拒绝我, 就说我只要5分钟, 解释一下。我说我刚到, 手表没电了, 很抱歉。然后我说, 我的计划是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因为我的经济学的基础, 院长认为他是我最合适的导师人选。他看着我, 说了句, 哇,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保制度了, 进来, 谈谈你的计划。我和他谈了之后, 他建议我选他的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 同时建议我选Eileen Gambrill教授的一门国际发展的课, 以及去和印有文教授谈加强英文写作。

Leonard终于接纳了我。

该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了。按说, 我平素积累了很多中国社会保障的数据和文献, 随着自己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学习, 就中国问题写完论文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次和Leonard聊天, 他说很多外国学生写的都是自己国家的论文, 导师也不是很了解, 比较容易通过。的确如此。我就联想到自己选Eileen的课, 能拿到A, 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我想, 还是选择一个难度大点的题目, 这样可以使自己各方面得到更好的提升。于是, 我决定放弃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论文题目, 重新选择论文题目。

Leonard建议我去给印有文做研究助理, 印有文教授是伯克莱加大的临床心理学博士, 做抑郁症的研究。于是, 我就去给印有文老师做研究助理了。我帮她做完了一本专著的所有模型。在这个过程中, 我熟悉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如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路径分析等模型。我还去和另外一个从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毕业的、搞老年学的教授写老年家庭代际关系, 我主要是对两两一组的方法感兴趣。学院有一个特别牛的心理学教授, 来自哈佛大学, 搞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我那个时候接连和几个学心理学的教授学习, 主要是在方法论上, 觉得自己理论上需要读几本书, 就去找了这个教授。他说我给你几本书, 你每周向我汇报读书心得。我抱着一堆的书回来, 每本书看完了前言就看不下去了。原是说每周汇报学习心得, 我根本没去。到了期末, 因为选择了这个教授的Independentstudy, 算两个学分, 总得去见见。见到他, 他问你读完了几本, 我说每本书的前言都读了, 内容没读, 没意思。然后他问我, 你希望我给你什么分数, 我说给A吧。这样我拿了一门心理学的A, 就算是和心理学的理论告别了。但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我还是学习了不少, 后来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 还是走实证路线。

因为Leonard自己没有科研项目, 没办法给我研究助理的位子。他看我对心理学不感兴趣, 理论也不是很喜欢, 就推荐我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老年与健康研究所做研究助理。我按照Leonard给我的电话, 给一个叫Mitch的人打电话, 说Leonard推荐我去做他的研究助理, 记得那是个周二。Mitch说你会MVS吗, 我当时就懵了, 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助理的职位很诱人, 每个月可以有不少的钱, 我的那点奖学金太紧张, 我还计划着存点钱给家里, 自己也想出去旅游, 所以就对Mitch说, 我会。他说那你明天来面谈吧, 我赶紧说, 周三我有课, 周四可以过去。这样就定下来周四去面试。

我放下电话就马上钻进图书馆, 查MVS的关键词, 在一大堆的解释里, 发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计算机系统是MVS, 我想Mitch在旧金山加大雇研究助理, 一定是要会这个系统。所以我借了两本MVS系统入门的书, 就开始死记硬背那些专业术语。具体是什么先不管, 先记住专业术语, 也算是会了。周四见到Mitch, 谈起来我专业术语差不多, 似乎是懂, 他就让我下一周去上班。这时离上班还有三天时间, 我就赶忙去了解这个MVS系统。我发现, 这个系统和伯克莱加大的CMS系统差不多, 就是大型计算机的运算。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在医学院开始了研究工作。Mitch也没什么要我具体做的事情, 我就每天跑计算机房, 或是读自己的书, 他也不管。

刚去的那几年, 因为有奖学金, 加上有研究助理的收入, 日子是悠闲的。自己什么都想学, 很多领域都涉及, 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研究方法上。从经济计量到生物统计到心理学方法, 到后来发现其实方法是要对着问题来的。虽然方法很有意思, 但是如果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就是一些简单的公式而已。

因为旧金山加大的很多研究是与健康有关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往公共卫生学院跑, 上课, 找老师问问题。也因为两个学院的计算机房在一起,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与公共卫生的学生、老师讨论, 甚至希望转到公卫学院去。Leonard说不用转, 到时候做论文选公卫学院的老师就行。这样几年的时间里不务正业, 印有文看我每天晃悠, 催我把博士候选资格拿下来后再混。所以1994年我在以前的一些论文题目里选择了一个, 开始了博士资格考试。四个教授问了五个小时, 我心里也很紧张, 对每个老师提出的问题都希望能有答案, 可是好多次我答出来后, 提问的老师告诉我他希望的答案, 我回答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但是还是通过了。Leonard在资格考试之后和我长谈, 他说你在答辩中, 很多问题就告诉大家你没有想好, 或是更简单一些, 就说你不知道。其实一个敢于说自己不知道的人, 是一个自信的人, 因为你不必要什么都知道。我当时就呆在了那里。中国的老祖宗一直教导我们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做学问, 其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Leonard说这几个教授对我的涉猎广泛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是认可的, 所以给了我博士候选的资格。

四、学术路线与政策研究

1999年年底, 北师大建立了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2000年学校给了10万元的启动经费和一间办公室。当时, 国内没有社会福利这个学科。2002年5月份, 我全职回到了北师大, 开始了建立机构和学科的工作。

当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 绿卡交了, 全家回国了, 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迅速融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我从本科起的学术路径都是走实证的, 回国后我的第一要务是在离开这个国家这么多年后迅速找到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感觉。所以回来的前几年就是一个落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海归回来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去接地气。于是, 在最初的几年, 我每年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去调研, 走的最多的是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我又回到当年读硕士时在山西夜半去吃碗刀削面的状态。

我自己在国外多年, 起码英文还可以, 对国际前沿的把握是有数的, 但是不了解中国, 那就永远走不出理论的框子, 必须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明白。因为作为满足需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社会政策对环境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从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来看, 社会政策是在一个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而其产生和发展的思路又构成以后社会政策发展的前提条件, 即所谓的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t) 。所以, 这个“路径”是环境因素和政策发展两方面作用的总和, 它们不仅是政策产生的基础, 也是政策的载体。因此, 如果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缺乏对中国政策的环境的理解, 提出来的建议一定是难以操作的, 甚至会出现问题。这几年我们的政策建议很多进入到了领导人的视野里, 不少也在政策设计中得到了体现, 我觉得这与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制度环境的把握是密切相关的。

我身处多种角色的张力之中。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是纯学术研究, 包括理论和方法论, 中国对社会政策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又要求我进行应用研究, 机构领导人的角色又要求我对机构和团队建设分出相当的精力。这三重角色分别对应的是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建设。孰轻孰重, 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时我只能听从心中知识分子责任的召唤, 放弃一些个人的学术研究,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策研究和机构-学科的发展上。

应该说中国现实对社会政策的强烈需求召唤着我进行政策研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责吧。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一个社会对他的需求上。我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能够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 特别是自己, 能够参与到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的建设中, 应该说是幸运的, 也是一种职责, 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贡献自己的智慧, 否则, 一个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可能比要解决的问题更难处理。

与此同时, 在10年的时间里, 我也常常想念自己在伯克莱加大散漫的学习生活, 自己和Leonard喝咖啡争论的日子。我想这些年在国内做政策研究, 该沉下来读书、写点东西, 回归学术了。所以2012年的秋天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了哈佛大学访学。

我获得的哈斯奖, 又让我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选择。2013年3月1日, 我接到了伯克莱加大校长的信, 说我是2012年哈斯国际奖的获奖者。于是我上网了解这个奖是怎么回事。原来, 哈斯奖是颁发给回到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做出贡献的伯克莱加大毕业生的, 一年全球遴选一个。我成为继1970年台湾考试院院长孙科, 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者李卓敏, 1981年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张光斗院士, 1995年台湾省长宋楚瑜, 2011年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获奖者李远哲之后的第六位华人获奖者。这个奖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社会政策的论文 篇5

社会政策的结构：从实践性社会政策与

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失衡走向协调

这里所说的结构，首先是指社会政策的构成。当我们要考察中国的社会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构时，确定我们的视野范围是首要的。正像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社会”一词，但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社会，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治理得很好一样;中国作为学科的社会政策也起步较晚并且一度发展不顺利，但是实践性社会政策却一直存在，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都看到，例如，中国每年都能安排新增的1000多万人就业，其规模相当于有些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而失业问题就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就业政策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每年都有1.5亿人在流动就业，人口迁移规模既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又长期保持了基本稳定。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很多问题是在学科性社会政策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就基本获得解决的。很多时候实践性社会政策走在了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前头。我们且不忙评论这种现象，先要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由迫切的现实问题直接引发的社会政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尤其是那些主要依靠行政和财政手段的社会政策，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扶贫政策等。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回顾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时，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学科性社会政策，应涵盖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另外，要特别重视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二者的关系。

一个好的社会政策结构体系，应该是科学、公开、开放的体系。如何能够形成这样的结构体系呢?基础就在于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均衡和结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是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从分离走向结合的过程。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问题的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政策出台比较频繁的时期，数量空前之多，范围空前之广。另外，在政府的重要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社会政策的内容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势下，社会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加。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此后，社会政策教学与研究机构在世纪之交以“井喷式”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大学设立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或专业就达211家，教学和研究人员3000多人，在校本科和研究生4万人左右，分别超过已经恢复和重建30年的社会学学科的2倍以上。如果加上政府相关部门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政策研究和教学队伍。

这支学科性社会政策专业队伍虽然很年轻，但它的出现立即改变了中国社会政策的面貌：从政策的形成来说，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专家委员会等咨询机构;重大政策出台之前，一般会组织课题进行必要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如对医疗体制的改革就有若干研究机构独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以及开展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如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估和完善。

我们知道，社会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开性、开放性直接相关。公开性、开放性不仅表现在非政府部门参与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还表现在出现了一批民间的独立法人研究机构、调查机构和网站，形成了可以影响政策形成的民意表达渠道和机制;不仅表现在中国社会政策重视参照、借鉴别国的经验，而且更直接地表现在中国加入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比如，中国先后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种开放态势是史无前例的。

社会政策 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创新；生态化

公共政策创新，即政府以新的理念为指导选择突破传统的政策方案，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公共政策创新是当前政府工作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以新视角看待新情况，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也即公共政策与时俱进，是当代一切责任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席卷全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的主旋律。公共政策创新也是当前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公共政策创新不仅受制于公共政策生态环境，也必将对政策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运用公共政策生态理论对当下

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创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社会公共政策生态化

生态环境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外部条件，不仅决定政策问题的性质，也决定政策的生命周期，更决定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取向和行为。因而有学者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公共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P=(E,G)，其中P指公共政策,E指生态环境, G指政府。公式意指政府做出的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函数。

在行政管理领域，弗雷德·W·里格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从而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行政生态学，里格斯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但里格斯并未对公共政策的生态进行更为细致的论述。

公共政策的学科奠基人拉斯韦尔是最早提出并论述公共政策生态的重要学者。在他与勒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近期进展》中清楚地阐释了政策科学的三个学科特征:跨学科视角、情境和问题导向的本质、规范性。其中，对于情境性，拉斯韦尔认为以往的政策研究(或者说是政治决定的研究)往往受限于注意的焦点导致对社会情境描述和解释的失败，因此他提出了公共政策情境性的概念，希望能使得相关活动与外在环境产生关联，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内涵。他对情境性的定义是:“一个整体社会过程的认知图，公共政策问题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因而，拉斯韋尔所提出的“情境性”其实就是指公共政策生态，是公共政策与其内外环境体系，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定义公共政策生态时，拉斯韦尔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针对政策过程，另一方面是针对政策的知识需要。”。因而，他将政策科学定义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策过程的知识，另一部分是政策过程中的知识。身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政策科学研究者，必须以情境性和问题导向为指导去了解这两方面的知识。Ronald D. Bnmner曾经对拉斯韦尔的观点作了一番说明补充，他认为，不同环境下，报偿体系均有所不同，环境的因素也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产生影响，政策科学家应该根据环境、时间、资源的限制判读信息，并且以系统、广博而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注意力的指引。此外，Peter deLeon也一再阐释情境性的意义和重点，必二者对情境性的说明，无异是继拉斯韦尔之后清楚论述公共政策情境性的重要文献。

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许多政策学家也以自己的视角来分析和淦释公共政策的情境性。比如，托马斯·戴伊建构了由利害关系者、政策环境、公共政策所组成的政策体系。认为三个组成因素间是相互关涉并且彼此影响的，而所谓“政策环境”就是围绕政策议题并影响政策议题的特定情境和生态。再比如，邓恩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政策分析架构:包含了政策问题界定、政策方案预测、政策行动建议、政策结果监测、政策绩效评估等等，并分别就政策议题环境中的信息复杂性提出了重要的分析方法。

许多美国政策研究学者也从实务角度分析和论述公共政策生态。例如Van Horn , Barmer和Gormley,Jr.等三位学者在合著的《政治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就以政治和政策的六个领域来说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决策者、利害关系人、幕僚等群体认知和行动的影响。这六个领域分别是董事会政治、首长政治、官僚政治、法庭政治、衣帽间政治、起居室政治，其间运作的复杂性和公众注意的程度均有不同，但都对公共政策的最后成形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Nakamura和Smallwood则从政策环境的概念分析政策体系成败的因素。认为政策环境和政策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因此，作者以政策规划、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阶段的环境为主，讨论行动者、领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一，政策规划阶段。由于此时主要的行动者是立法的决策者包括了总统、国会、官员、州立法者等等，同时受到利益团体、有力的选民等非政府人员的影响。而彼此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体制影响的互动都会促成政策不同面貌的发展。第二，政策执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政策执行部门可能受到体制上如委任立法的制约，但其自我认知(如对自我指责的认知、对自我利益的认知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策执行的内容。重要的行动者包括制定者、正式执行者、媒体、游说团或选民团体、消费者和受益者、评估者等等及其所在领域，另外，比如行政组织的结构和规范、沟通网络等相关环境因素都是决定政策执行成败的主要原因。第三，政策评估阶段。这个阶段的环境是三阶段环境中最为抽象的，既包括政策规划阶段环境中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阶段环境中的执行者，也包括大量学术团体、公益团体、公民等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所身处的不同情境是政策评估阶段的重要环境因素。

综观从概念体系、理论分析和实务描述等角度关于公共政策生态的论述，可以将公共政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为宏观生态因素和微观生态因素两大类。公共政策的宏观生态因素包括经济—资源因素、政治—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经济—资源因素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和最深层的环境;政治—法律因素不仅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而且决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程度;社会—文化因素既决定了公共政策运行的智力条件，也为公共政策的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伦理和心理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直接，甚至国内政治国际化和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象也已初现端倪。公共政策的微观生态环境是指每项具体的公共政策所处的具体的、特定的背景，具有多样性、变动性甚至是突发性特征。

另外，从政策生态系统本身是否均衡的角度，也可以将政策生态区分为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常规型政策生态表现为社会政治系统中输人端的支持与压力相对均衡，社会制度规范、社会理性相对稳定和有序;非常规型政策生态则较多地表现出支持与压力失衡，并且是压力大于支持，从而出现制度混沌，问题丛生，社会相对无序的状况。在常规政策生态与非常规政策生态之间还存有一种既不属于常规生态，也不属于非常规生态的“过渡性”政策生态，也即转型期。政策生态。转型期政策生态主要表现为:(1)政治秩序稳定但政治系统不均衡;(2)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不健全;(3)文化价值观存在但缺乏支柱;(4)社会在进步但问题丛生。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洛尔曾提出三种公共政策制定类型，即“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严重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和“巨大灾难形势下的政策制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政策生态本身是否健全的考察基础上。在常规型政策生态和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的产生和运行机理都有较大差异。在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因为政治系统相对均衡，政策制定和创新更多地呈现出“维护型”特征;而在非常规型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必须针对众多社会问题做出主动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呈现“回应型”特征。在社会转型期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一方面要起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回应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因而呈现“维护+回应”双重特征。

二、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的生态化创新

第一，公共政策创新应以市场为基础。改革就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大政策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包括公共政策在内的政府活动，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而只能促进、补充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市场失灵为政府介人和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提供了需要与可能，但却不能代替市场的效率和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政策生态下，一方面是日益发达、成熟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日益扩展的政策效应，二者“相得益彰”。所以处于社会转型生态下的公共政策创新必须以市场划“线”，以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为基本着眼点。

或许正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不够健全完善的市场，政府习惯使用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公共政策去取代市场，并且是以“创新”的名义去取代市场。我国某省于2003年9月曾出台《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称要“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从体制、政策、政府职能等方面优化本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在这样一项“新”政策中却赫然写着“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省内开办民营企业，在3年离岗期间，保留原身份不变，并参加正常的工资晋级，基本工资和工资性补贴仍由原单位发放”。这不仅违背了国家有关公务员管理的条例规定和政策，而且势必破坏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因为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没有约束的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就必然出现“权力经济”、“红顶商人”，也就是公共管理通常意义的“裁判参与比赛”。这不仅导致其他市场主体难以公平竞争，也必然破坏市场秩序，也就必然导致市场经济难以发展。

第二，公共政策内容创新。也就是指公共政策要“到位不越位”。首先，在一般意义上，公共政策产生于政府与市场的“比拼”，经历了从古典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再到现代市场条件下公共政策的变迁之路。在政府改革市场化取向愈来愈显明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在内容上应着重于政府领域(界定和保护产权，保障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及提供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内的公共事务。其他属于市场主体(如企业、民间组织等)领域的大量微观事务就不再适宜用公共政策去规范和调节了，否则就属于公共政策的“越位”现象。另外，社会转型期的政策体系下，急剧变迁的时代引发了许多政府以前没有关注或关注度不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和调整，如失业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新问题进人政府传统的常规化政策议程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只有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政策的内容，才能避免出现公共政策的“缺位”情况。在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持久缺位不仅会导致社会公共问题积重难返，也容易诱发大面积的社会失序，这也就是公共政策在该生态下强调“回应性”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世界中的政治杖序［M］上海:三联书店，1989

［2］金太军.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杨宏山.当代中国政治关系［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4］金太军.政府能力引论［J］.宁夏社会科学，1998,(6)

［5］谢庆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6］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7］何显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2002年专刊。

［8］李仲华.改善软环境—地方政府应付“入世”的当务之急［J］.经济论坛，2002,(6).

2007—2010:社会政策综述 篇7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面, 上述新理念得到了完整的表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 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 对“全面小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不仅注重经济内涵, 更要关注民生、文化和生态的内涵”, 而“科学发展”则更是强调“根本”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上述新理念, 使社会政策研究有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等方面, 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欣喜的是, 这些研究成果在世纪工作中迅速转化为政策和法规, 造福于人民大众。

在社会保障方面,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政策目标, 这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学界多年来力图阐明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理念。与此相关的议题, 还有“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四年来, 就上述观点发表过相应的论文和著作的有学者, 也有官员。前者如郑功成、景天魁、丁元竹、王思斌、穆怀中、何平、何文炯、顾昕、唐钧、林闽钢、杨翠迎、褚福灵, 等等, 后者如尹蔚民、李学举、田成平、刘永富、胡晓义、路和平, 等等。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针对同一议题发表意见, 共同探讨, 说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 其实践性尤其得到关注。因此, “十一五”期间, 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2007年, 实现了城乡低保制度的全覆盖;2009年,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加上此前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蓝图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与此同时, 在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 《社会保险法》在2010年10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将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另外, 郑功成领衔, 有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的, 题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也已经完成。

四年来, 在社会保障领域,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们争执不下的议题, 譬如“延迟退休年龄”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前者, 一些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 应该延迟退休年龄, 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另一些人认为:在就业形势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 延长退休年龄会减少工作岗位, 而社会政策的施行应该有轻重缓急的排序, 现在提延长退休年龄并不适宜。对于后者, 一些人认为,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应该与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另一些人则认为:本质问题是企业养老金偏低, 应该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标准, 而不是降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标准。这个争议后来把公务员也一并卷入, 变成关于“养老金双轨制”的社会公众的争议。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 “新医改方案”已经于2009年4月出台。在“新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 形成了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大讨论”, 社会政策学界积极参与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建言献策。在与新医改相关的“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改变‘看病贵、看病难’现状”等议题上, 宋晓梧、葛延风、王延中、李玲、杨团、唐钧、顾昕、刘继同等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 踊跃地发表意见, 在圈内圈外对新医改作出了贡献。当然, 在现实中, “新医改”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在这方面, 社会政策学界还要继续努力。

社会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四年来比较活跃的社会政策热点之一, 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 促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研究和讨论日渐趋热, 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大环境正在慢慢形成之中。在这个领域, 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有王振耀、王名、丁元竹、邓国胜、徐永光、杨团、卢德之、黄浩明, 等等,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紧密, 不少人本身就身处社会组织中亲力亲为。但是, 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 这也是社会政策学界理应费心去破解的功课。

在就业政策方面, 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在这项法律的制定过程中, 社会政策学界也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讨论。此外, 对与此相关的农民工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等等, 社会政策学界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涨。郑功成、杨宜勇、彭希哲、张峻峰、莫荣、王春光等, 都发表了很有质量的论文和观点。就业是民生之本, 这在中国似乎早有定论, 问题在于如何实践, 这又是摆在社会政策学界的专家学者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在教育改革和保障性住房政策方面, 社会政策界的参与较少。追究原因, 可能前者因为过于专业而且涉及内容比较庞杂, 而后者则在中国一直被当作经济政策 (房地产政策) 在调整。但是, 在这些领域无所作为, 真是不无遗憾。

四年来, 在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倒也有很大的进展, 发表论著较多的专家学者, 譬如关信平、张秀兰、彭华民、徐月宾、潘屹、林卡、岳经纶、杨伟民等, 他们多持国际视野, 注重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社会政策理论观点, 并将其与本土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又如景天魁、王思斌、丁元竹、吴忠民、唐钧、毕天云等人也著作颇丰, 而他们比较偏重总结国内经验并加以提升。

总而言之, 2007年来, 在社会政策领域, 著作颇丰, 以“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为关键词, 在“知网”上查询, 共有相关的文章25342篇;在“人大资料中心网”上查询, 共有相关的文章61篇。不过, 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保障领域的论文。

如今在中国, 打出“社会政策”旗号的教育科研单位日渐增多。除了在上个世纪末就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外, 四年来, 各著名高校和一些地方社科院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 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 广州社科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 等等。另外, 直接以社会政策命名的教学机构, 则有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 等等。这说明, 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在学术理论界已经日益深入人心, 但遗憾的是,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中, 社会政策尚且没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政策科研和教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正式成立。专业委员会成立后, 继续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 这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学界年年要举办的“常设任务”之一。此外, 社会政策学界还有一些民间学术活动, 如“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 “中华慈善百人论坛”, 等等, 前者聚集了国内著名的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体, 后者则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两岸四地 (台湾、香港、澳门) 乃至更广, 已经在国内国外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四年来, 在社会政策领域, 举办国际研讨会也非常踊跃。据不完全统计, 2007年至今, 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多达25个, 平均每年超过6个。譬如:2007年, 南京大学举办了“中日韩社会福利国际研讨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农户资产建设研讨会”;2008年,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社会政策与发展: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研讨会;2009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金融危机中的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残障儿童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2010年, 上海行政学院举办了“城市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救助政策研讨会”和“国内与国际移民:比较的视角”国际研讨会, 等等。

社会政策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 因此, 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动员公众积极参与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2010年, 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推出了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活动, 入选的社会政策领域“创新”包括: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廉租住房保障三年规划惠及747万城市住房困难家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展试点,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续;上海多举措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广东居住证制度力促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深圳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 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江苏南京首创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安徽铜陵打造无择校城市,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2010年的评选活动仍将继续。

类似的活动还有中央编译局、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和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组织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的评选, 2010年入选的项目有:“爱心包裹” (中国扶贫基金会)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HIV感染者互助、生产自救网络” (云南省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 (广东省深圳市残友集团、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建设”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 、“公民社会园丁行动不” (江苏省南京市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 、“淮河卫士”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花溪乡农村社区生态健康促进”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 、“‘守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 (上海市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 (浙江省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促进会) 、“格桑花助学” (青海省西宁市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 等等。

在2007—2010年四年中, 出版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论著或译著数量大增。有很多著作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 如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丛书和“社会政策论丛”丛书, 前者包括童星所著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林闽钢所著的《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林卡、陈梦雅所著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 等等;后者包括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 (James Midgley) 主编的《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 徐月宾主编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 沙琳 (Sarah Cook) 主编的《需要和权利资格: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尚晓援所著的《中国社会保护体制改革研究》, 等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和《当代社会政策研究》, 也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其他的社会政策著作, 如丁宁宁、葛延风主编的《构建和谐社会:30年社会政策聚焦》, 彭华民所著的《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 邓伟志、范明林、张钟汝所著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葛道顺、商玉生、杨团所著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 等等。

在译著中, 李秉勤、贡森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政策译丛”继续有新书问世, 如埃斯平—安德森 (Costa Esping-Andeson) 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多亚尔 (Ryan Doyle) 和高夫 (Ian Gough) 所著的《人的需要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前沿译丛》, 包括德威尔 (Peter Dwyer) 所著的《理解社会公民身份》, 鲍威尔 (Martin Powell) 所著的《理解福利混合经济》。其他还有迪安 (Hartley Dean) 所著的《社会政策学十讲》、哈尔 (Anthony Hal) 和梅志里所著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布莱克默 (Ken Blakemore) 所著的《社会政策导论 (第二版) 》。在高校教材方面, 有关信平主编的《社会政策概论 (第二版) 》、岳经纶等编著的《中国社会政策》、杨伟民编著的《社会政策导论 (第二版) 》、丁建定主编著的《社会政策概论》、华峰、杨钰侠、王先进主编的《社会政策导论》, 黄晨熹的《社会政策》, 等等。

综上所述, 四年来, 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 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但在实际工作领域和推动公众参与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而且在建立基础理论和引进国际经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 四年前对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估价是“社会政策的春天已经到来”, 那么这四年中则已应该是春暖花开, 虽然时不时也会有对料硝之“倒春寒”的担心, 但是大的发展趋势应该已经不会改变。

社会管理场域下的社会政策研究 篇8

( 1) 概念界定。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 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

( 2) 研究背景。社会学科,本就是研究社会良性发展和协调机制的一门学科,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而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机构的践行尚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怀抱成为第三部门,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倡导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同时,要结合社会学的理论,在社会管理的场域下对社会政策进行详细的思考和解读,为己所用。

( 3) 研究意义。根据前面概念的界定,社会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公民所面对的社会风险,究其本质,是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和阶段而综合决定的,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因此作为社会政策的践行者,社会工作要求我们基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更好的发挥社会政策的实际作用。

2社会政策的分类

( 1) 剩余福利型社会政策。剩余福利型社会政策,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下产生的模式,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最小限度的干预,该学派认为,无论是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还是对于公民社会风险的保护,政府的干预应该仅限于 “自由市场”处于完全无序状态时,该模式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可能会给弱势群体带来极大的不公平,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是动荡。

( 2) 制度性的再分配社会政策模式。该种模式以按劳分配境遇下的再分配模式为基础,强调权利与公平,受国家契约论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当对公民具有责任,因此,这种模式下的社会政策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具体实施就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再分配,以对这类群体进行补偿,需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模式强调公民具有享受社会服务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恩惠。

3制约因素分析

( 1) 社会政策具有滞后性。社会政策由政府基于一定的标准和现实情况制定,由政府制定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快,社会问题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和增多,因此在社会政策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实际境遇中对社会政策的应用和解读存在一定的不对称,也就存在许多与实际情况脱节的地方。

( 2) 社会政策不同的解读。社会政策由国家制定,文件下发到各地具体执行,但是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是以总则的形式下发,允许各地以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准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适,所以这就使各地在具体执行时,对社会政策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也就为社会政策的具体执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到底如何解读和执行,由地方政府说了算。

( 3) 社会政策的中间地带。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执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还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城市外来人口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是我国的合法公民,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在当地享受平等的待遇,使得一些社会问题聚焦的领域,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对其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时, 很难运用当地的社会政策的帮助以解决实际问题。

4对策及建议

( 1) 针对社会政策的滞后性问题,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政策的践行者, 为了能更好的开展专业服务,我们理应结合我们实际操作中的经验,以及我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和探索,在合理范围内,积极倡导社会政策的与时俱进,促使社会政策的调整,以使社会政策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 2) 针对各地对社会政策不同的解读问题,这里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社工本身无权,在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有些无力,尤其是当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尚未脱离政府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在实际上是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和管辖的,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唯有收集大量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针对社会政策的本地化应用积极的建言献策,合理的倡导和引导政府的决策。

( 3) 针对政策的中间地带问题,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现状及户籍制度的限制,这样在社会政策实施中所具有的排他性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在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工作介入的时候存在难度和困境, 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没法改变,至少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5总结

“公正社会”下的经济政策 篇9

资料来源 ：《加拿大银行评论》1977年 7 月号 ：加拿大财政部 ;《1978 年经济评论》

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联邦政府面临很大的挑战: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国内物价。 1975年加拿大财政部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开主动建议实行工资和物价管制计划, 但是特鲁多和财政部长约翰·特纳都坚决反对实行这种政策,因为这种政策违背了他一年前竞选时坚决不会实行工资物价管制法的承诺,此时实行这种经济政策这对他来说将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而目前的局势如果再不想方设法解决后果无法估计,1975年9月,财政部长特纳向特鲁多提出辞职并得到特鲁多的批准。在这个特殊时期,特纳的辞职无论对特鲁多还是联邦政府无疑雪上加霜。12月12日环球邮报的一篇社论反映出了媒体对此事件的态度:“不能鼓励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为了决定性的需要而避开崩溃的危险。特纳只有选择离开,他只有逃离特鲁多政府左右不定的局面。”随后特鲁多任命麦克唐纳为新的财政部长,刚刚上任不久的麦克唐纳就目前的经济状况对特鲁多说:“除了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我们别无选择。”

1975年10月14日,财政部长麦克唐纳宣布了国家新的抑制通货膨胀法案,次法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和实施对收入、价格利润、红利和专业技术人员薪金的增长率;同时设立一个“反通货膨胀委员会”,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制定合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一项解决能源、 食品、住房等具体问题的结构性政策,使之对抑制通货膨胀起辅助作用;缩减政府开支。特鲁多“公正社会”理念里工资和物价管制法,是政府在特定经济时期内针对工资和物价增长实行的全面的、最大限度的限制性措施。它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干预政策,它是以控制全面的通货膨胀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某些特殊的经济功效或经济公正为目标,同时这种政策涉及到国家的多个经济部门而集中于某一个特定部门。管制只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中的一项限制性措施,它最初只是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一种尝试性政策, 仅仅作为由于失业而引起的经济恐慌而被使用。70年代尼克松总统曾实行过类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操作过程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政府开支和税收的不断增长又常常使得管制本身的效能难以发挥或失效甚至产生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管制只能看做是限制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一种补充手段,而不是替代手段。从1975年开始,联邦政府每年降低消费物价指数2%,第二年降到6%,第三年降到4%,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在和平时期第一次实施的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 1975年感恩节那天,特鲁多通过电视直播向全国民众宣布正式成立反通货膨胀委员会,强迫民众接受政府实行的工资物价管制法。工资增长率在反通货膨胀计划的第一年控制在10%,第二年8%,第三年6%。联邦政府实行的工资物价管制效果有所体现,暂时遏制了由高物价和高失业带来的通货膨胀,使国内物价趋于平稳。实行工资物价管制后,通货膨胀恶化的趋势在经济回升的过程中有所削弱。但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趋恶化。1975年的失业人数比1974年增加了19.6万人,达到69万;1976年进一步增加到72.7万人。与1973年相比, 1976年的失业人数竟然增长了41%。到1977年1月,失业率已高达7.6%,是战后以来的最高水平。正如特鲁多所担心的, 强迫实行工资和物价管制,政府将会失去民众的信任。1978年12月特鲁多在接受年底电视采访时说“我们没有使市场体系正常运转。”到1978年工资和物价管制法逐步停止实行。

工资物价管制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无奈实行的经济措施。而70年代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工资物价管制法在短期特殊经济环境下为加拿大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政策实际发挥的作用和长远利益考虑,这种政策并不十分可取。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是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全局出发,对总体经济状况进行全面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物价水平的持续稳定,实现充分就业,使国家经济得到稳定增长。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特鲁多政府则过多的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仍旧延续凯恩斯主义的老路子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强行控制经济市场。加之特鲁多始终坚持公平第一,效率第二的办事原则,甚至不惜牺牲经济效率来换取整个社会的公平。政治学上说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关系和价值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体现和反映。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存在条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中央政府的决策关乎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走向,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讲公平但不应损伤国民的工作热情,讲效率的同时兼顾维护和保障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作用,这样在使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使社会公正达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摘要：1968年特鲁多出任加拿大总理,开始实施他“公正社会”的施政纲领。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物价上涨,经济大幅下滑。对此特鲁多适时实行工资物价管制法,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暂时稳定了国内物价。

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篇10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个人账户制度, 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 确保参保人权益,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补白500字。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