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论文

关键词： 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建构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论文 篇1：

近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这一论题，中国学界从其提出的历史语境、研究的方法论和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显现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人们蓦然回首，看到的是在全球化话语背景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界众声喧哗，马克思主义正面临各种思潮的挑战与诘难，诸如“中国的发展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正在困惑着众多研究者。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任务，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若干问题。本文试图将几年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简单归纳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推动这方面研究。

一、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的生成语境

为什么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当代构建?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在什么历史语境中凸现?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如下理由：

第一，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当下社会实践的需要。世纪之交，一方面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内在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密切合作的世界，成为各种资源在全球流动、机遇在全球交往中产生和风险在全球性播散的世界；另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由此进入低潮。这些形势内在要求人们从理性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从而推动人们去追寻、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指导行动。

第二，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生命力。时代在急速发展，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不是神，不会也不可能对身后几十年、上百年发生的变化都有所预见，有所明示或暗示。其次，由于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是从思想意识观念出发，从个别的结论中提炼、拼凑而形成僵硬的“原理”体系，而在总体上未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特质和本真精神。另外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范围内，并把它完全置于知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致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估计不足。再次，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对话，甚至予以轻视，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割裂为“分支学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工作者”，同时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大量西方思潮不断传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但无形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样一来，一方面原生形态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更遑论肩负起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使命；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它思潮绵绵不绝的挑战与诘难，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急剧下降。

可见，要回应现实，结合当今时代和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学科间的不合理隔阂，回应各种思潮的挑战和诘难必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路径

通过什么路径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者们一方面几乎一致主张要关注现实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有一定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和互动，为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致思思路。持这种观点的张奎良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而当前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无比深远的哲学意义。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改革开放为背景，主要是围绕实事求是和矛盾辩证法以及对立面的联合和合作作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就要以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展开。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主要由王浩斌提出。他提醒人们首先需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并非学院哲学，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出发，而是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由于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的桥梁，中国学人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出路所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马”相结合，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赵剑英认为，长期以来哲学学科的被肢解和被分裂削弱了哲学的解释力和话语权，为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应对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权以确立文化大国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双重需要，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走“中、西、马”会通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实践，进行综合创新。由此出发，首先要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其次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然后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洋为今用。这种观点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响。马俊峰认为，我们既不能仅仅“照着说”马克思的话，更不能仅仅“照着说”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而应利用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接着马克思而又说我们的新话，显示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以我们的问题为的，包括实践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学理方面的问题，在世界性哲学对活中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孙利天则进一步探寻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积累的浩瀚文献也许会使我们失去自我，从而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抉择。为此，我们要放下手中的巨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中朴素地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地希望怎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有了共同关切，对话、互动和汇通就有了现实基础。这实际上在更深层面表述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中、西、马”结合，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何萍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她指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各哲学学科和社会思潮的共同要求，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挑战，也表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样面临挑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唯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哲学，繁荣中国学术。

第四种观点认为，多方面综合，是真正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途径。欧阳康、杨学功等学者强调，要真正构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进行。既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须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和提炼。

三、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视野

关于采用何种视野开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工作，虽然具体运用上有别，但国内学者都认为必须拓展和转换视野，综合说来有以下四种：

一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衣俊卿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向度”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世界向度”意味着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但在现实研究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考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缺少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回避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问题、西方文化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可见，在当前研究基础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

二是比较视野。聂锦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长期同于自己的领域思考问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和思维惯性，特别是遭逢新社会现象和新思潮的时候，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长期流行的观点和体系去衡量，看其是符合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那些“另类”，要么无端指责，要么忽视其存在。因此，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自设藩篱、自我规约和自我封闭的怪圈，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做的工作，深入到异质领域，与不同哲学派别进行比较和对话。

三是全球视野。欧阳康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显露端倪但还没有真正形成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和提升。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有了对于全球化历史的科学预见，但很难说他们的理论已经深刻地表述了他们还没有看到的世界。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面对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并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解读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

四是综合视野。陶德麟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等来做。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要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问题是最好的办法。

四、关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呈现

我们构建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什么理论形态呈现?国内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是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在此前提下，研究者也有所侧重，具体看法略有不同。

高清海、赵剑英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态呈现，它首先是民族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才是在世界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的大旗下。高清海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张一兵等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中国学者只有真正摆脱西方话语自觉不自觉的内在桎梏，从文化买办的角色中挣脱出来，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从而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会通、对活和共融中铸造出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来。

赵剑英则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展现。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必须正确处理它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注重史论结合，必须解决“如何理解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前提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已有

一百多年，它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典儒学中那些“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应扬弃、淘汰，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普世性。如此诸多优秀的思想价值观念，包括佛家、道家等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合理思想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也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决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引入，虽然我们并不直接认同它们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逻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构建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源自对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更源于他们对自身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必须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

欧阳康、马俊峰和陈忠等学者都明确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呈现多样性。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进路却并不相同。马俊峰认为，如果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和宣传的统一性居于首要和突出的地位，那么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转向开放性竞争的今天，更加注重理论多样性通过大力创新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应成为一种更具有优先性的选择。因此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全国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在于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体制和制度。因而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前提下，出现的肯定是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在个别观点上还相互排斥诘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欧阳康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由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过程，哲学形态的演进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正统转向非正统、由单一转向多样、由经典转向平权的过程。当代哲学形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非正统化、多样化和平权化。因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当代，其理论形态也必然呈现鲜明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与欧阳康正好相反，陈忠连续地追问：对马克思哲学形态而言，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作为统一形态、唯一形态的所谓原生形态的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马克思哲学是否存在过一个必然、线性的一元发展逻辑?他所得出的答案的否定性促使他要超越马克思哲学形态学研究中的神圣论、一元本质主义、线性逻辑倾向而回归问题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具体的、多样态的“问题哲学”。

李德顺则与马俊峰等人不同，他肯定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定本”，其数量是“一个”。他认为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也已经基本上走出了前苏联30年代(斯大林教科书)的体系模式(即所谓“传统模式”)，一个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综上所述，围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这一论题，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但由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本身是一场全新的理论创新运动，是一个艰苦的、需要中国哲学界共同努力和推进的漫长过程，所以一方面研究者现阶段也只是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种种设想，还没有取得完全统一、具体的答案，另一方面也显现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必定异常复杂，其关涉的问题不仅仅包括方法论的探讨，也包括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等。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上。他们大多既从学理的方面运思，也在联系实践的维度推进，然而“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的现状决定了众多学者们的工作都还处于开始阶段，其成果也大都是对未来的设想，不能说是非常具体和深入，这是今后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由于它是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前提性问题，更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其实，这个工作毛泽东等人已经做了。在当前人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笔者看来，就是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创新与发展。然而，这种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时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具体解决的问题。否则，不仅会在理论上造成中国指导思想的混乱，在实践上也极有可能引导人们走上歧路。虽说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是实践，但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由此引出是否存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我们能否“回到马克思”等一系列问题的次第出场，接受大众审视。毋庸置疑，只有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走进当代，而只有走进当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才能有可靠前提支撑。

展望未来，我们既要读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本，深入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断提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以达到时代水平；同时也要读好时代这本书，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重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对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赵剑英，孙正聿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向度[j]，哲学研,究,2008，(12)

[3]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学术月刊,2003，(11)

[4]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5]张一兵，张亮，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6]赵剑英，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J]，哲学研究,2005，(7)

[7]欧阳康，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前提、问题域及研究思路[J]哲学研究,2005，(9)

[8]李德顺.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J]，哲学动态，2000，(2)

责任编辑：陈剑

作者：余满晖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论文 篇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规范”；“描述”

姜喜咏(１９７４—)，男，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基本内涵及方法问题”(项目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方法的问题上，学界主要强调的是“规范”性方法，对“描述”性方法的重视和分析则有所欠缺。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受传统哲学强调思辨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认为描述主要是文学和历史的方法，哲学的描述没有引起哲学界的兴趣和重视；二是深入哲学史不够，哲学的描述是一种深度的具体分析，必须深入哲学史(思想史)的深厚根基之中才有可能。本文认为，当前应该重视和运用哲学描述方法，在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规范”性建构的同时，开展“描述”性建构，以充分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

一、“规范”和“描述”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现代科学方法论表明，“由于被认为标志着认识的最终成果，解释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由于被看做是认识的前期工作，描述则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长期忽视”，“随着人类认识深入到微观领域，解释和描述这对概念的相对变化已在不知不觉中展露出哲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１](Ｐ１)强势的解释逐渐陷入困境和退隐，谦逊的描述则不断凸显，这一现象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哲学领域也出现同样的境况和迹象，产生了哲学描述论的新兴学科领域，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规范”作为对确定定型的实存哲学形态的“解释”，主要的表述方式是“定义”式的“是什么”，体现对确定性的内在本质的精细详尽的把握，是一种“完成时”的反思和审美，是要评估和确立其性质、地位、意义和价值，是一种理论的“包装”和完美化，是一种树碑立传式的形神再溯，以供人瞻仰和确立信念或信仰。“描述”则是对未定型哲学形态的探究，主要的表述方式是“定位”式的“不是什么”，体现对未确定性的内在构成的“发现”或“开掘”，是暂时不可能也无法详尽论述而只能努力寻找和提供尽可能的新线索，是一种“将来时”的期待和预测，是要搭建和探寻其可能的要素、结构、内外关系和方向，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预示”和弱提问，是一种思想的实验性探险，目标在于拓展研究的合理的学术空间，使学术传统得以延续与更新。

“规范”无非是解释、论证和建构，它既需要逻辑也要有具体生动、真实可信的思想和素材，特别是历史的资料及证据的辅助和补充，而史料的渗透必然使解释和论证呈现出“描述”的情状。因此，“规范”离不开“描述”，离开“描述”的所谓“规范”性解释和论证难以避免空洞抽象的说教，可能沦为政治性诠释或意识形态宣传。如果它还有学术性的话，那也只剩下冷冰冰的生硬的死逻辑，难以有真正的思想性和人文批判精神，这样纯粹的“规范”最终可能违背其建构完美(满)意义的初衷，可能看似是积极的建构实则是消极的解构。事实上，也不存在完全没有“描述”的所谓“规范”性解释和论证。

“描述”也离不开“规范”。“描述出来的东西可以是基于一定的解释的(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但它也可以是没有解释承诺的。”[１](Ｐ２)哲学的“描述”虽然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未定型”，但也时刻带着分析和建构的冲动和目标，即它不是追求为描述而描述的文字游戏的纯粹乐趣，而是有所指向、有所寻求，类似于一种为大部队作战的“侦察”行为，目的不是为了直接消灭敌人，而是为大部队探索珍贵的“情报”，但是这种表象的“间接性”背后始终有“直接性”牵引。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甚至认为，深度描述的目的不在于描述，而在于通过描述来解释，解释是“深度描述”的本质。[２](Ｐ３２０)哲学的“描述”过程虽然不同于“规范”的解释和论证过程，但隐藏其后的真实目标还在于建构，也许建构只可能出现在描述的末尾或根本不可能直接显形，但它的制约和牵制作用始终存在，而且只要有机会，分析和建构的冲动可能强烈地要求显形而不管条件是否真正成熟。因此，只要是哲学，并且还要追求分析性批判性，就不可能不追问“原因”，也没有纯粹的所谓哲学“描述”(文学、历史、科学领域可能存在)。总之，“规范”和“描述”作为哲学研究的两种方法，它们的区别既体现了哲学研究的灵动、丰富、可爱和有趣的特性，也不断地开拓着哲学探求的生命空间和论域，而它们的联系决定了这种区别只是面对具体研究对象及其特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倚重，在哲学的探求过程中可能形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甚至相互转化的情境。当代中国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化、公共性问题、文化、语言等具体领域的重点关注，相伴随的都有研究方法由“规范”向“描述”的显形和转向，并寻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因此，“规范”与“描述”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可能已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它并非像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思想那样全然实存和确定定型，然而也与它们有内在的基础性联系，它的部分实存性需要进行规范性“解释”和“论证”，它的理想性即未定型、待建构的特性，至少目前需要也只能进行谦逊的学理性梳理和探究，即哲学描述性建构。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规范性”建构

第一，在理论层面应充分尊重和吸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传统，特别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这不仅是中国化的民族化逻辑必然，也是哲学(史)本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它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３](Ｐ１８８－２０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前提和逻辑源于既有的形态发展史，它必须尊重和回到自身的哲学传统中体认自身的要求和特性，即追思自身的哲学传统，继承和超越历史形态，理解和探求其可能形态。“科学形态重事实，是实然形态，而哲学形态重价值，本质上是可能形态……因为一定的哲学形态总是对于生活的应然状态的理想构想……哲学形态同样也应该是历史性的形态，任何一种哲学形态，都是对时代精神及其历史意识的理解与建构。”[４](Ｐ１３９)哲学传统就是哲学的历史形态与可能形态的内在融合，任何哲学形态都是历史性和可能性的统一，新哲学形态的建构也要体现这一规范。否定传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回避传统，只可能是片面性的发展。“新形态”应该是整体性的发展创新，是对种种“片面性”新建构的克服。

虽然，对“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认识还在深化建构之中，但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基于实践经验总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核心，“新形态”的建构就应该抓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这一“根本”。因此，回到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哲学的方式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进行整合性的分析与建构，是应该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在现实层面应充分关注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与建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存在的“元”问题有高度的凝练和深刻的分析，体现鲜明的时代性，为解决国家发展、民众生活和心理上的困惑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体现真正与现实结合的具体指导作用。这种规范性建构要求所提炼的哲学问题具有普遍性，能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和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的哲学问题虽然也具有高度抽象性，但却是真正的理论问题或理论的真问题。对现实问题的哲学提炼，除了直观的哲学感受与沉思之外，还应借助调查研究和各门实证科学精确的经验描述的中介材料，这既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也要经历艰苦细致的研究过程。

第三，在源流深处应认真对待苏联哲学体系及其影响下的中国教科书哲学形态。这一意义上的规范性，主要是学科意义上的(不单纯是学术规范)。在教科书哲学批判的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而对其合理性则至今未有完整系统的反思和清醒的意识。３０多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范性意识整体上没有自觉合理的思想方法的储备和理论的建构。面对过度政治化所造成的教条僵化，学界只是简单抛弃所谓坏的“规范”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规范性是内在性的、是其学术性(化)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规范”被简单地指认为政治的立场、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却被回避了，即：“规范”只会扼杀思想性和学术性，回到僵化教条的老路上去，不可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因此，学术的扩展一定程度上是在“失范”的自由中前进的。虽然，学界很快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失范”的境况和危险，并进行了研究“合法性”的反思，部分学者转向了本土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领域，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形态基本上被解构了，各种所谓新形态又因其对象、体系和方法的不完备而难以形成真正的认同，中国学界跟着西方学术诸多论题的“照着讲”甚至包括“接着讲”的为人做嫁衣的努力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清晰的学术形象，过度消耗了学术资源而没有抓住中国化、本土性建构的实质性问题。这一重要经验和教训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必须重视“规范性”建设。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描述性”建构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合理的“定位”式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前提和基础。在这里，“定位”是与“定义”相对的。“定义”的预设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种正统或标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元的，是单数，通常的表述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包含哪些基本原理和内容，由几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需直接运用即可等。“定义”是典型的规范形式，“定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就是通常的“原理”的哲学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打破了这种单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元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形态。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重大改进，学术界则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或倾向，各自守护着一种“定位”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如上所列)。３０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是一个基本事实，以至于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必须对以上之“名”进行综合描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决定了其中国化的“定位”，进而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的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５](Ｐ２０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和根本方法，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根本上和最为成功的也是精神实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质精神是完全可以化为中国形态的，这一点和它早期传播的日本、俄国等的中介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定位，首先要直接追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同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和“神”进行辩证分析，“形”“神”统一才是真正彻底的中国化。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什么”的哲学描述。恩格斯认为：“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６](Ｐ９０)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自始至终主要是严格然而是科学地描述性分析。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的历史和制度时就很重视“描述”方法的运用，明确表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这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７](Ｐ６)马克思在这里不嫌重复，连用了四个“描述”，值得反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烘云托月”的绘画描述方法，冯友兰赋予其哲学内涵，概括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描述特性。[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的系列观点，具有明显的“描述”特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这一哲学思想方法。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继承和发展这一中国化的哲学描述性建构传统，以下四个方面可能是描述的重点环节：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当前“在中国”的种种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以及价值哲学等各部门哲学，这些可能都只是一种具体侧面的片面建构(这里的“片面”，取中性含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是一个综合提升，即吸收其合理成果，并进行高度的整合与抽象。其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不等同于种种既有形态中的“蕴涵”形态，也不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涵的中国化哲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但又与它们有重要的基础性、普遍性联系。这构成“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需要进行哲学的整合与高度的抽象概括。其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简单地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而是要充分注意到中苏这一源流关系，深刻地认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其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新形态在中国的简单移植和嫁接，要走中国特色的建构之路。其中缘由，也需要在透彻了解的基础上予以描述性澄清。

再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中国元素”的哲学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哲学形式和实质内容上必须具有明显的“中国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具体认识。

其一，在语言、文体等表达形式上，要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的基本特征。在语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用具有传统中国味道的成语、典故、俗语、历史事例等，体现文化传统的丰富性、思想性、适应性和大众性。当然这不是说要用文言文，而是强调要用中式汉语，不要用干瘪无味的西式汉语。[９]在文体形式方面，也可以借鉴中国传统学术中某些至今仍有价值的论著体裁和风格，以符合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体现“中国性”。这方面的中国化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这至少在形式上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成败。

其二，在民族精神层面体现中国性。不仅要守护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文化深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文化内涵。当前，马克思主义这个“精神家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至少体现得还不充分，甚至还存在矛盾的环节和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是民族精神层面的结合。这种结合应是两者基本精神不露形迹的自然的融合，而决非是简单的引证和外在的拼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精神、灵魂融合为一体才算真正地中国化。”[１０]以此为标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之路还很漫长。

其三，系统具体地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理论体系所蕴涵的经验与哲学思想。以哲学的标准来看，我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没有真正到位和彻底，这一艰巨任务可能是基本和长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哲学系统，存在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如何将其具体化为一个由哲学概念和范畴构成的有内在联系和开放结构的哲学体系，是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四、在“规范”与“描述”之间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

“规范”和“描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新形态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哲学的“描述”尤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我们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当下建构，既是一种规范性建构，也是一种描述式建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有必要在“规范”与“描述”之间自觉地保持合理的张力，使这一建构过程处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理想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规范性结论与合理的学术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逻辑必然，需要对这个结论进行学术]绎。同时，它也是一种现实形态，甚至是部分的实存性，需要实质性地展开。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形成实质性建构的方向和突破口。

第二，应持续追问其实存性和现实性是什么、在哪里、如何打开等问题，从而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理论体系、当代世界及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等多条建构线索，并整合与统一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完整充分的建构“地图”。这样的研究思路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复杂且丰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模糊性——规范性的“分析”方法难以全面施展，而探索性、观察性的描述则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应坚持对经验的哲学描述性研究。客观地讲，当前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描述还不能说充分、完整和系统，而缺失“描述”的基础和中介，对经验的直接总结只可能是抽象的、粗糙的条理化，很难做到理论的深刻性和细致的学术化梳理。虽然哲学直接(直观)的经验总结不是不可能，但难以系统化和理论化是无疑的，更合理的方式是通过以对具体经验进行过充分描述的学科为中介而进行的沉思。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选择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两大思想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描述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比较典型，这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

第四，应重视和借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方法论。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的“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以及“半经验半理论”的方法论也进一步证明，规范分析与哲学描述相结合是完全必要也是现实可行的科学合理的方法。根据钱学森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及方法，每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面对的都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既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进程，也是基本方法和规律。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与系统科学方法相结合，从实践的历史的经验出发，“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先总结出“半经验半理论”的形式，然后经过逐级学术抽象获得完整的理论形式。这个“半经验半理论的形式”正是规范分析与经验描述相结合的成果。毫无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要尊重和借鉴科学描述的成熟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钱学森的方法论值得重视和借鉴。

其实，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实质上是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描述”，他们认为进行定性分析尚早——因为还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这种“描述性”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与之相比，“变相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论调，就显得十分苍白而难以服众。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在不断完善和继续探索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总结，还需要更深刻的理论创新。因此，实践经验与理论体系相比，更加引人注目，创新经验的速度、累积和质量的丰富程度与复杂性，都使描述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新鲜经验的初步总结，或者说用理论的规范分析方式去总结提炼却没有描述的补充是不可能进行的。没有充分的描述，规范性分析在这里或者不能有效展开，或者只能抽象进行，二者的结合是必然的选择。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应该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全面系统地展开，在二者之间寻找具体的切入口和平衡点，将目标具体化和细分化，并形成合理的学术张力。现阶段可以充分发挥哲学描述的建构功能，扎实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质性建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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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Ｊ]．理论视野,２００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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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姜喜咏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论文 篇3：

唯物史观的当代走向

［摘要］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唯物史观就被不断地付诸社会实践，20世纪它被更加广泛的付诸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推进带来的变革面前，理论界掀起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热潮，并使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发展路径、理论视阈等方面呈现出新趋势。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实践：当代形态；理论创新

［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所面对的问题，与当代人类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发展危机后开始反思：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为了什么?芽是为了“物”还是“人”?芽发展的目的性问题也是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其实，唯物史观早在100多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开始了自觉反思和回答。进入21世纪的人类世界，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而发展具有更强的迫切性，这使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发展路径、理论视阈、实践指向等方面呈现出新走向。

一、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更加明确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存在，阐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则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所涉及到的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将成为当代唯物史观研究的主题。

第一，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主体理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或第一个前提。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为什么要从事这样那样的实践活动呢？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又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这就是说，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是为了获得自身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是为了进行物质生产，是为了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独立和发展，是为了将生产关系改造得更加适合于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实践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本身。人的活动，即人的社会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身。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全面探讨，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而且人和人之间也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共生于生产实践中。同时，实践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者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而这个目的又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可见，人与其意识的关系也生成于实践活动中。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自身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因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正因为实践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人的本质可以从人的社会实践能力去理解，人的主体性原则也可从人的社会实践性原则去理解。

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主张以人为本，充分肯定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本质力量、主观能动性和主体目的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有所不同。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规律是在人的自觉活动中实现的，社会规律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但是，社会规律作为规律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因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还面对着一个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着的客观对象。实践活动过程既是人们的主体性、目的性、能动性的实现过程，又是客体、对象以其自身的规律性对主体的作用过程。实践活动既要求我们讲以人为本、价值论取向、人文精神，又要求人们讲客观存在、客观规律、科学精神。以人为本与客观存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目的性与规律性都只能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这就在实际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既要有“以人为本”的内涵，又要有“科学”的规定。

第二，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在唯物史观中，社会有机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整体性范畴，指人类社会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所构成的整体。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其中各种因素是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彼此形成一种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秩序，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

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有机体，它不是形成于物种规定的本能活动中，而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直接形成于人们的交往活动中。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与动物本能活动不同，人的实践活动是使用工具和创造性的活动。生产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在生产实践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各种交往关系。而个人之间的交往又必须借助一定的规范才能进行。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交往的秩序和结构，从而形成了社会制度体系。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及其规范化，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制度。这是一个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逐层整合而成的总体协调的体系。正是由于这种总体协调，社会才成为一种有机体。

社会有机体再生和更新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统一。任何一种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和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变换。为此，就要不间断地进行物质生产。除此之外，社会还必须进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创造系统化、理论化、实物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是社会有机体维系各种关系的控制器。社会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还必须进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最初的物质生产就是由人自身生产的需要引起的，正是人自身再生产的要求构成了物质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的内在动力。人自身的生产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再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过程同时就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

人类社会是个不断运动、发展的有机体思想，为我们全面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生长机制以及运动规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唯物史观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通过生产劳动所建立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世界的直观性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人在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了自然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结果，改变了各种自然过程，特别是生物圈内的物质、能量的流通与变换，这就可能产生对人不利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过程中对土地的滥用和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他说：“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9]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10]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的问题，即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11]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代际影响：“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但是唯物史观不是把自然唯物主义推广或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相反，是用社会实践的框架来理解人类世界中的自然界，把自然同生产实践活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这就实际地提出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唯物史观的发展路径更加多样

唯物史观的发展是一个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不断生成过程。近年来，人们通过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逐渐摒弃教条化、庸俗化、工具化的研究取向，强化了文本研究和现实关照，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唯物史观当代发展的问题，并由此构成了唯物史观发展的多种路径。

第一，实践路径。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时代和生活的各种实践问题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在于立足社会实践来考察社会问题，并以实践的观点和实践的思维方式来说明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对唯物史观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应当立足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从全球化的现实出发，关注时代，关注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提炼和回答生活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

当今时代是一个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为重大特征的时代。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发展，唯物主义都将改变自己的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深入总结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就，同时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问题，如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社会功能、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等，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思考并作出回答。

唯物史观还要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生活引发的公共性问题，如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公共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全球性政府改革、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社会公平与公正、公共生活的建设等等。公共性问题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许多重大的、深层次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方法路径。从方法论角度思考发展唯物史观，不仅要搞清楚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而且还要思考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的问题。首先，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发展唯物史观首先是要弄清楚何为唯物史观，回顾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我们在对唯物史观本质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轻视对唯物史观的文本研究。一方面，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把唯物史观一直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以及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发展中存在的关于人及其价值性的缺失，也需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再就是在今天被人们认为是构成唯物史观重要内容的马克思的一些主要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由于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而没有及时得到公开问世，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文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所有这些客观历史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凸显了在当代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返本”研究的重要性。可见，所谓“返本”，就是要超越对于唯物史观的各种误解、歧见和肤浅的解释，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去重新学习、理解、解读马克思，并以此去体味、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但是，这种“返本”的研究绝对不是简单回归到马克思的原典，更与“本本主义”有天壤之别。所以，“返本”与“开新”是统一的。“开新”必须“返本”，“返本”重在“开新”，离开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把握，就会使“开新”失去应有的前提；反过来，“返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返本”的最终目的是要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离开了“开新”，“返本”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就会使唯物史观失去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开新”是比“马克思文本”更深层的“马克思精神”。其次，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问题。批判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必然会被运用于解决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特有的精神实质就是其批判的革命的精神。马克思说：“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既然要发展唯物史观，也就必然要对发展的前提进行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可以通过激活人们的想象使人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发展唯物史观。因此，应该说批判是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批判不是目的，从它的价值指向上看，它指向发现新世界，建构新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反而是它的一个新起点。拿出新东西来，建构一种反映时代要求的唯物史观的崭新形态，这才是我们发展唯物史观的目标指向之所在。总之，人们正是在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反思中去寻找建构的深层原因的，在此基础上去寻求发展的突破口，以此来进行唯物史观当代形态的建构。因此，从本质上说反思与建构是统一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应该在反思传统的过程中进行建构。

第三，反思路径。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它是以“思想”为对象的再思想、再认识的特殊维度的思想活动。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这既表现在对唯物史观总体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也反映在对唯物史观具体原理的认识和探索。从总体特质来看，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反思，重要的是克服教科书对其的“狭义解读”的局限性，并以此为起点，重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本，同时吸取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关成果，从基本构架和基本原理两个方面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从具体的理论内容来看，对传统的唯物史观的反思，就是要在学科的性质、精神实质、理论主题、理论原则等多方面恢复其被遮蔽的本质，正确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理论思想的真谛。另外，还要通过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来寻求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展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实践之外，唯物史观的新的生长点在于社会实践。因此，唯物史观发展的途径只能是面对现实。对于中国来说，唯物史观的发展不能不考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最大的现实。例如，通过对分配范畴的哲学反思，进一步考察分配制度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的合理性问题，论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看，唯物史观研究和发展正在走向立体化、多样化。无论是重读文本，还是多种发展路径的确立，都着[于消除以往对唯物史观教条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理解，以恢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貌。在此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当代实践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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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20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9．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112．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作者：王桂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