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精选八篇)
劳动分工 篇1
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同时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国家要发展, 非分工不可。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 斯密认为“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 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 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 物物交换, 互相交易”。劳动与劳动分工是财富以及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分工则源于市场交换。
既然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 分工的程度, 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 也就是交换必然受市场范围限制。斯密认为, “市场要是过小, 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反之, 当市场比较大, 分工水平就会提高。
此外, 分工与市场关系还受其他一些技术因素比如运输交换成本等的影响, 因为水运成本小于陆运, 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 一般沿海和沿河地区就更为发达, 分工也都是从沿海和沿河地区开始。
斯密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 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斯密的财富增长论体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层次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历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 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其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因果累积。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二、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
1928年, 阿林·杨格发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认为, 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作为劳动分工现代形式的迁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形式;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杨格提出分工增加了生产的迂回性, 从而使得企业获得了比未分工状态下更大的报酬。这种“迂回生产”而提高了分工水平, 进而扩大了市场规模, 但市场规模又是分工水平的决定因素, 因而得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
阿林·杨格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杨格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他指出, 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 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 采用间接过程时, 分工进一步发展了, 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 还不如使用手边任何拙笨的工具。为制造一百辆汽车而装备具有夹具、量具、机床、钻床、锻床和传送带等优良设备的工厂是不经济的, 不如大部分使用标准的工具和机器, 更多地使用直接劳动, 较少地使用间接劳动。杨格强调了两点, 第一点, 表现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这些经济又主要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相等同。第二点, 迂回方法的经济, 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没有人能怀疑在“筒单化和标准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的经济, 而要取得这些经济, 就必须根除某些根深蒂固的竞争浪费,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就必须集中力量。
三、交易费用与分工水平的演进
杨小凯认为, 交易费用对分工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交易费用越低, 分工水平就越高, 反之, 则分工水平越低。而交易费用有可以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 它不是由于经济决策主体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 因而外生交易费用对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会产生超预期的影响;而后者则是由于机会主义行为, 比如欺骗、道德风险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 这显然与有形的外生交易费用不同。不管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两难冲突是, 分工所产生的加速学习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这种动态效果为分工带来收益, 在全能的经济中人们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许多经济活动中, 由于用在每种活动上的时间所限, 个人知识的积累十分缓慢, 况且, 每个人都重复着每个人的活动, 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是十分缓慢。如果每个人专于一职, 则熟能生巧, 个人短时间内就能积累显著知识;从总体的角度看又避免了社会大量的重复学习, 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显著增加。但这一过程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因而, 杨小凯总结得出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是:“在初始阶段, 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 所以生产率很低, 因此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 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生产率慢慢改进, 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 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 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 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 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 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 认为可以支付更多交易费用, 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 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 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 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 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 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 人均实际增长率下降 (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P169;) 。”
摘要:斯密认为, 既然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 因此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 也就是交换必然受市场范围限制;杨格进一步认为, 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迁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 因而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杨小凯认为, 交易费用对分工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交易费用越低, 分工水平就越高, 反之, 则分工水平越低, 并总结得出分工自发演进的模型。
关键词:劳动分工,交换,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 (下卷) .商务印书馆[M].1972年第1版
[2]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 .人民出版社[M].1975年第l版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上卷) .商务印书馆[M].1965年第1版
[4]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M].1990年第l版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1卷) .商务印书馆[M].1991年第1版
[6]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7]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 (经济科学与统计学) 主席的就职演说.格拉斯哥.1928年9月10日
[8]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一次分工参加田间劳动作文 篇2
由于我们都爱吃瓜子,我们家就在爷爷的地里种了一些,小学生作文大全
哥哥刮毛毛,妈妈负责把瓜子从圆盘上打下来。爸爸让我抱一个给妈妈,可我觉得一个太轻了,力量还没用尽,我就拿来俩三个,但是还是觉得很轻,就开始用袋子运。
渐渐我累得浑身是汗,汗如雨滴。不小心一滴汗水流到嘴里了,好咸呀!现在我知道了汗水和眼泪都是咸的。此时的我四肢无力好想马上谈下美美的睡上一觉。可是我还没运完呢呀,于是我就给自己鼓劲,不停地喊着坚持不懈。尽管胳膊也又酸又困,但我还是坚持干完了。
今天我虽然很累,但还是很快乐。因为我不仅看到许多田间成功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
从批判劳动分工到探索真实社会公正 篇3
关键词:高兹;生态公正;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D0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62-04
作为一名典型的“由红到绿”的理论家,高兹的理论经历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早期理论的政治化和“后马克思”转向,从技术、分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等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从1965年到70年代初,高兹开始把生态学作为其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新的维度。这一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控制着整个世界的主要资源,对全秋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使得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在这一背景下,高兹具有创造性的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确立社会主义作为其批判的目标。高兹从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和方法,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他的公正思想,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文试图从高兹的代表著作以及现当代国内外学者对高兹理论的研究中,寻找其理论所体现公正思想并加以论证,进而从对高兹的公正思想研究中得到借鉴,应用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当中。
一、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技术导致不公正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不公正表现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研究既指出了它为生产发展带来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积极影响,也明确地指出了其对社会公正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阶级和社会不平等。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却恰好将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遮蔽掉了。高兹在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结合,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①
从工人自治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阻碍了工人主张实现自治。高兹将工人自治最直接定义为实现权力的分散和自主,而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内部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分工,也将工厂从原先独立的生产商品的经济单位变为和其他分散开来的工厂共同生产的生产单位,各工厂之间相互牵扯相互依存,工人的自主性化为一纸空谈。
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观点看,高兹认为实行劳动分工的原因在于资本增殖。“在工场手工业中,就像简单的合作一样,整个的工作团体就是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大量细节化的劳动者构成的机械装置属于资本主义,所以劳动的组合导致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②这就出现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工人自主性受到牵制,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但是资本家们不会放弃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追求,所以就出现了非公正性的强迫劳动。
(二)资本主义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公正表现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劳动分工?高兹给出了解释:“……正是工厂的技术,强迫实施某种劳动的技术分工,这种技术分工转而要求有某种服从的模式,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因此技术明显地是工厂里一切事情的母体和最终根源。”③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去,更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敏锐的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
从生产技术与工人的关系这一角度看。一方面,在技术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前,具有专业生产技术的工人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渗透,原先拥有生产权力的工人不得不将权力交给之前他们所操控的机器,人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庸。另一方面,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被机器取代的同时,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宣告终结。当原先拥有的技能已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工人也就失去了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的机会。
从统治技术与工人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高兹着力批判“技术中性论”,在他看来当科学技术被应用于某种社会当中去时,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的。资本主义技术最终还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实现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终极目标。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公正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不公正的表现
1.社会环境的不公正
一方面,当“更多更好”取代了“够了就行”,人们的社会生存环境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只留下金钱关系,追逐利润和效率的结果产生了贫穷与富有鲜明的对比和对立,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能停的重复着僵化劳动,而享受不到任何利益所在。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已经倾斜。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然生存环境也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只留下工具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分的关系被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目的所掩盖。为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漠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揭露了经济理性对于自然的界的破坏。
2.劳动生产的不公正
“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④“然而工作如果变成以获取薪资的职业,那么就会变成一种时间的贩售、外在的压迫、精神的负担。处在这种薪资工作中,人肯定是不情愿、不自由、不快乐的。”⑤人对劳动的付出受到社会化的影响,成为生产整体的组成部分,不仅失去其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打击了劳动者作为个体的创造性的发挥。
3.经济领域中劳动分配的不公正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和技术帮助人们节省了大量劳力换来了足够的闲暇时间。但是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追求“更多更好”这一原则并未发生改变,造成对于经济领域中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的不公正分配。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下,越来越多人被驱逐出经济活动的领域,而留下的一部分具高水平精英阶层则得到更多劳动时间,从事着相对于以前更多的工作。虽然这样一来,社会物质财富确实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但是由于劳动分配不公正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钱挣得多的人比钱挣得少的人好”这样的衡量标准下,穷人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劳动为富人服务,新的奴隶社会就这么出现了。“这种异化的消费不仅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而且把需求寄托于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起到了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持续进行的作用,它必将强化已存在的生态危机。⑥
(二)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突破
1.经济理性应同劳动理性结合
消除经济理性对劳动的约束和限制。劳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但在经济理性的束缚下,劳动只体现了维持人基本生存的一面,反而对人的自我发展起到了束缚作用。劳动理性,就是建立起个人劳动不再是以“挣钱”为目的,而是应当在劳动之内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使劳动被赋予新的目标和意义。劳动者不再被蒙蔽——在给付其工资的资本家规定下,完成既定劳动,获得相应的工资就是获得了劳动权利,而是超越经济理性,获得真正的劳动选择和劳动发展权利。
2.经济理性应贯穿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矢志不渝提倡和实践的一个理念,此概念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他认为他不仅包括人类自身的交往需求,而且展现出对全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殷切希望。经济理性的利己主义引发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交往问题,物质逐渐丰裕的同时,人们却生活在精神极其痛苦的状态下。而交往理性,倡导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信的良性关系,交往不再是压迫对方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寻求交往的双方权利和愿望的充分尊重。交往理性有利于缓解经济理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避免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同时也传递了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
三、生态社会主义设想的提出
本·阿格尔曾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的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危机。”⑦在这一背景下,高兹在对经济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作为新的聚焦点,力图为走出危机、寻求真实的社会公正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选择生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高兹认为,生态保护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没有将利润作为生产动机。所以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可以是: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长的使用周期,花费高昂且浪费资源的产品不再拥有市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社会秩序和谐;生产只为满足人民所需,劳动时间减少,人们闲暇时间能够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一技之长。所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同社会主义的生态理性的对比,进一步论证了其观点。我们所面临的两种理性: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生态理性将“更少”和“更好”结合在一起。即尽可能最小限度的使用资源、技术、劳力,生产出具有较强的耐用性和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经济理性始终服从于资本逻辑,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但是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并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原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態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二)构想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
高兹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设想——“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更少的生产”是指:第一,生产不再因为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再生产;第二,生产的产品更注重耐用性和环保性。”其所带来的结果是“更好的生活”:第一,生产规模控制在人们所需的合理范围内,人们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去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第二,资源得到节约,环境得到保护,缓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客观内在联系被承认和肯定。第三,人与人间的金钱关系和人与自然间的工具关系被环保理念所替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融洽。
除此之外,高兹还提出了“解放劳动”的观点和具体途径。他说:“解放劳动,使劳动成为自主活动的愿望,内在于真正劳动的本质,并且内在于劳动的异化之中。当劳动被异化之时,真正的劳动使主体把其作为自主活动的能力加以履行。”⑧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争取劳动者的劳动以及非劳动者的劳动性生活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加强个人权利的实现,平等的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改变“付薪劳动”,使劳动改变其“一般性”特点,具有特殊的被认可的效用和价值。
四、高兹公正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一)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处理外部生态威胁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生产,追求利润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而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将罪恶的双手伸向边缘国家,不仅对这些国家的资源进行无休止的掠夺,还将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移到这里。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边缘国家生态环境这一基础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在全球化这一趋势下,必须能够及时辨别发达国家是否借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交流发展的机会,伺机做出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在发展国际出口贸易时,中国应当珍惜国内资源,严格控制珍惜资源的出口数量,同时加强对于未被法律允许出口的资源进行走私活动的监控和打击力度。在引进国外资本时,不仅要看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更要判断贸易产业是否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时刻清醒没有必要以生态毁坏为代价换取外来资本的短期利益。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的积极成果。西方国家通过技术的创新,立法的约束和环保意识的积极宣传等手段,已经逆转了以往以环境的牺牲换取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因此,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通过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化生产结构,制定相关法律,扩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等手段,缓解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生态问题。
(二)对更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1.人与自然的角度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除了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水资源方面,全国地表水中体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在大气状况方面,全国有1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低于50%,京津冀地区超标天数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此外,中国气象局基于能见度的观测表明,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上年增加18.3天,为1961年来最多。⑨
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党的十八大明确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结合在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系,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教训的总结。如今我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如果继续坚持传统工业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势必会爆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最终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人民的长治久安造成致命性打击。因此,“把工业文明建设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道路,实现现代化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这是一条前人和世人从来也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必须把它走通。”⑩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而不是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去追逐利润最大化。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者有机结合,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提高这一物质文化需求的质量必须要靠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2.人与社会的角度
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在社会秩序的公正程度上,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坚持公平正义。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技术的批判到冲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主义的先进就体现在公平正义上。
在政治上,国家应当全面注重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人民应当拥有平等的地位来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对人民群众的全部社会权利和责任予以落实和保障。在经济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市与农村、沿海发达城市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两极分化的加剧。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保障公民享有基本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权利。
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个体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避免人们被金钱关系冲昏头脑,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里主要指创办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闲暇时间,不仅能够激发个体内在潜能,促进个人的特长发挥,还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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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②Andre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M].The Harvester Press, 1978.
③Andre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 [M].The Harvester Press, 1978.
④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London:Verso, 1989, p.20.
⑤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M].London: Pluto 1982, p.81.
⑥王雨辰.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
⑦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⑧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London; New York: Verso, c1994, p.54.
⑨2013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3zkgb/201406/t20140605_276521.htm.
⑩陈学明.生态文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Andre Gorz. Ecologic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
〔3〕Andre Gorz. Paths to Paradies: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ndon: Pluto Pr.,1985.
〔4〕Andre Gorz. The immaterial: Knowledge,value and capital.Lonndon;New York:Seagull Books,2010.
〔5〕徐崇溫.“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4.
〔6〕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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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铁省林,房德玖.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9〕冯颜利.公平(正义)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2004(4).
〔10〕冯颜利.评高兹后工业社会的休闲观[J].哲学动态,2005(9).
〔11〕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2002(10).
〔12〕陈永森.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J].思想理论研究,2014(04).
劳动分工思想的演变及展望 篇4
一、分工思想的发展路径
散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中的分工思想十分丰富。色诺芬虽然主张自然经济, 但也指出分工可以提高物品质量, 还了解到在小城市里一个人兼营几种工作, 但在大城市里一个人往往只要从事一项手艺, 甚至一项手艺中的特定部分就足以维持生活 (胡寄窗, 1991) 。色诺芬的思想在斯密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源于解决个人需要与个人能力之间的冲突, 因而在人们之间实行分工成为必然,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产品数量, 还能提高产品质量。所以在《理想国》中除了农业之外, 市场上还需要有手工业者、商人和店员等, 以避免农民和艺术家在市场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主 (胡寄窗, 1991) 。孟德维尔对社会的劳动分工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许多敏锐的考察, 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手段, 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和箭, 而另一个人提供食物, 第三个人建造房子, 第四个人做衣服, 第五个人生产器具, 那么各行各业在同样的年数里会比五个人杂乱地进行生产有较大的提高。配第早在17世纪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 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 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专业化的运输工具 (杨小凯、张永生, 2000) 。
斯密总结了散落在典籍或小册子中的分工思想, 并将其体系化于《国富论》之中。斯密 (1776/2004) 认为, 分工不是人类智慧、计划或政府干涉的结果, 而是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一自然倾向的产物。《国富论》中制针业 (企业内部的分工) 、呢绒上衣 (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 的例子表明, 劳动生产力上的增进, 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不同人的天赋才能之差异比想象的要小得多;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才能, 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 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分工对劳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不仅体现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 还特别表现在国民运用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巧的增加方面。具体来说, 主要是因为: (1) 由于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 (2) 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普通所丧失的时间; (3) 由于发明了很多的机器, 便利和简化了劳动, 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斯密, 1776/2004) 。这正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斯密看来, 自然因素和市场大小是影响分工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表明在农业中的劳动分工方面, 如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一个人担任。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就需要进行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 不可能是一个人固定地从事其中的任何一种。不可能把农业中使用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做完全彻底的划分, 或许这就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改进总不能和制造业保持同步的原因 (斯密, 1776/2004) 。关于市场大小与分工之间的关系, 斯密认为, 分工不仅从交换倾向产生, 其发展也受交换范围 (市场) 大小的限制。如果人口稀少, 市场狭窄, 分工就很难发展 (胡寄窗, 1991) 。斯密关于市场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在杨格那儿得到了发展。Young (1928) 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 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Young进一步解释道: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 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演进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 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 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 收入由生产力决定, 而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 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 同时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
斯密之后, 李嘉图强调外生比较优势 (人们作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 与分工的关系。雷Rae (1834) 认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 还能增加工具的利用率。Hegel (1821) 和Charles Babbage (1985) 都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能简化每个操作, 因而机器得以发明和应用, 后者还指出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Amass Walker (1874) 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中的分工, 指出分工对新工具核心技术发明的作用, 还强调了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
分工协作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分工协作存在着两种形态 (杨志, 2004) 。一种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独立手工业者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被分配到各自的生产线上, 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形成, 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外一种是将许多从事同种或同类职业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厂里为同一个资本家所雇用, 这种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 把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 使之孤立, 以至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
第一种情形是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 或者发展了分工, 主要发生在企业内部;第二种情形是将过去分开的手工业者重新结合在一起, 属于社会分工的范畴。马克思就这样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单就劳动本身来说, 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即一般的分工, 将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即特殊的分工, 而工厂内部的分工则称为个别的分工 (杨志, 2004)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 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 只不过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 随后在氏族内部, 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在文化的初期, 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 而是家庭、氏族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 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就各不相同, 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 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 而是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 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 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 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 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工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与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 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 但两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 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反过来,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
考虑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 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以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为前提。相反地, 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 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 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 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 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 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
马克思还解释了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在他看来, 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 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 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因而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 能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业后, 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了, 经常重复做一种有限的工作, 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 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 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 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递下去。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技艺, 也取决于生产工具的完善程度。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 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 (杨志, 2004) 。这样, 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 因为机器就是有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贾根良 (1999) 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立足于斯密、扬格等人的观点, 引申出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随后对最为基本的制度形式———产权进行了讨论, 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分工和制度变迁的动态属性, 也就是对迂回生产扩大过程中制度变迁过程的讨论。谢福胜 (2005) 则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分工协作思想为基础, 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演变过程, 从包买商制度到工厂制度, 福特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网络化生产组织的产生, 最后概括了生产组织变迁的理论。
二、分工思想发展的评价
基于分工理论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散见在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典籍中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 经斯密之手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正如熊彼特 (1980/2001) 所言, 虽然在分工方面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 但有一点必须提到, 那就是无论是斯密以前还是斯密以后, 都没有人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 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 甚或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 实际上只不过是分工的附属品……分工本身被认为产生于一种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 分工的发展则归因于市场的逐渐扩大, 某一时刻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因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因而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 所以经进步也就被非人格化了。
劳动分工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贾根良, 1999) , 其一是基于劳动分工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 大致沿着斯密—杨格—俄林—卡尔多—舒尔茨等学者的研究而展开, 罗伯特·卢卡斯和斯蒂格利茨将人力资本的积累归结为劳动分工的作用, 构筑了他们的增长和发展模型;其二是沿着斯密—马克思—杨格—科斯—施蒂格勒等学者的研究而延伸, 以不太明确的方式从劳动分工所内生的制度变迁角度而展开, 制度安排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遗憾的是, 经济学在由古典向新古典过渡的过程中, 遭遇到了存在于多样性与均衡之间无法克服的障碍, 于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被弃置一旁 (杨小凯, 2000) 。事实上, 早在19世纪初期,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1961) 就指出, 虽然流行学派发现了他称作分工的自然法则, 但不论斯密或他的任何后继者, 对于这一法则的主要本质或特征都没有作彻底的研究, 都没有能把它最重要的后果追究到底。当代经济学家Houthakker (1956) 也指出, 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 但没有人以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 杨小凯、张永生 (2000) 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 以库恩—塔克定理和玟定理为数学工具, 将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数学化,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 使经济组织又回到了经济研究的中心位置。他们运用数学化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重新分析了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古典贸易理论、古典企业理论、古典城市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理论成果, 使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三、分工思想发展的未来
正如杨小凯、霍撒克以及扬格等人所声称的, 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框架无疑比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更有效地解释能力, 应该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 但其方法论的选择有一定的局限。杨小凯等人将斯密的分工思想数学化的方法, 仍然源于新古典经济学, 其核心仍然是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而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朝圣地是经济生物学, 而不是经济力学 (库尔特·多普费, 2004) 。于是, 分工与演化思想的结合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事实上, 经济学应更多地关注经济过程, 特别是经济现象的突现及其演变过程的机理, 而不是只进行均衡分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演化经济学正是这种趋势的代表, 而且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该学派认为, 对适应的追求是个体或组织进行“惯例决策”的目标, 通过学习、模仿或试错来进行技术创新以改善个体或个体群的适应环境能力。通过对适应的追求, 采取惯例决策方法, 进行学习、模仿或试错来进行技术创新以改善个体或个体群的适应环境能力。
劳动分工 篇5
1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1.1 相辅相成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固定的定理模式,如何运用现有的已知内容对其进行论述是人们一直研究的主要内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现代化社会中,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为了更好的实现创新式的发展,就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劳动分工机制研究的重要性。我国有关科学院的研究人士已经对这一问题建立了模型,并且投入到了实际的研究中,在具体的设计和分析中可以发现,模型环境描述对于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机制需要与很多内容相联系,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加强我国现阶段的成人素质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众多人口中,依靠自身的学历和才华工作的人占据着绝大多数比例,而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也为我国创下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在带领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教育行业的建设和发展[2]。教育与经济增长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较大的关系,但是从微观上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大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整体缺乏素质教育和知识教育,就会出现整体水平低下的情况,在主要的核心工作中就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增长,所以,由此可见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1.2 经济增长带动教育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现如今我国市场结构比较可行的方案总共有两种,一种是自给自足,另外一种是市场经济。两者互相依托。专业化的教育模式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劳动分工机制的研究也将会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机制的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我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对于我国而言,信息化的技术和全方位的经济发展理念,能够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给予更有利的保障。很多时候,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建设和增长,而我国的劳动分工机制也应该得到相应程度的改善。提升劳动分工机制的完善性至关重要,只有不断地发展和建设我国经济增长机制,才能更好地推动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并为实现创新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也能够带动教育行业的发展,因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们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开始聘用一些全方位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在教育的发展中必将更受关注,所以只有加强对教育行业的重视,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3]。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教育行业的发展,两者之间既存在着互相推动性的关系,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都可以清楚地发现,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加强对人们的教育,才能为后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铺设坚实的道路。
1.3 劳动分工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从宏观角度来看,劳动分工机制实际上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劳动分工的主要依据就是根据不同人们对于工作熟练程度或者是了解程度的不同而进行分工,这种分工不仅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够保证工作质量,将人们自身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由此可见劳动分工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对于我国而言,教育行业的发展必将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能够将劳动分工机制与经济增长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将会更好地实现创新式的发展。据有关研究表示,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因为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通过教育改变人们对自身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认识,进而完善现有的经济发展体制。只有学会科学合理的运用劳动分工机制,才会让人们真正的感受到教育的意义。受教育水平提高对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低交易效率的地区可能会限制教育作用的发挥,合理地选择劳动分工,必然要求分工条件下的人均真实收入不低于自给自足条件下的人均真实收入。对于我国而言,这一要求并不高,但是有一些偏远山区并不能够达到这一标准。为了充分展现出劳动分工机制的重要,就应该不断地完善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确保经济效益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由此可见,劳动分工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2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分析
从宏观角度分析,实际上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可以构成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因为我国的教育行业正在不断地被人们所重视,越来越多的人们也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加大对教育行业的关注。而经济增长作为支撑我国长期发展的主要内容,就必将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是很多人研究的课题。在现阶段的社会中,我国对于经济增长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如何能够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实现经济建设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展,就应该学会运用创新式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例如分工机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多元化国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何能够提升现阶段经济建设和发展,是很多学者所关注的内容。而劳动分工机制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群,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分析,这样可以在提升我国经济效益发展的同时,不断的完善现有的经济发展体系,而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教育与经济增长也能实现和谐发展[5]。
3 未来社会中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劳动分工机制的发展趋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育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建设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国对于经济的要求一定会有所提升,而如何能够运用现阶段的教育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实现创新式的发展至关重要。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教育机构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管理和教学方式的重要性,只有加强对于人才的管理和建设,才能够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输送更多更有用的人才。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建设和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劳动分工机制的发展所涉及到的内容有很多,其中经济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一般情况下,劳动分工机制的研究需要根据人们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要选择具有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人才,实现人才的合理化利用。我国人口众多,并且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口差异性较大,所擅长的工作性质也不尽相同,只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劳动分工机制的重要性,并且将教育、劳动分工机制研究等内容进行良好整合,才能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6]。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地论述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分工机制等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现如今我国教育的发展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不是仅仅因为时代的发展趋势,也是因为教育与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而劳动分工机制的研究对于经济效益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确保我国经济增长水平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就应该加强教育行业的管理,通过培养高素质和多元化的人才来提升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经济增长水平必将会实现突飞猛进,而劳动分工机制的重要性也将会被更多的人认可,最终为经济增长的发展提供有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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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小凯,张晓芳,李明浩,张月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05).
[4]冉再光,徐坤,李晶,李明月.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分工机制研究[J].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4(05).
[5]李晶,冉光和,温涛.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基于劳动分工理论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4(05).
劳动分工 篇6
关键词:劳动,分工,贸易
如果说分工与贸易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两个基本环节, 那么这两个基本环节有没有它们的逻辑起点?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深层次关联?通过解读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与贸易的学说, 我们试图透视斯密经济学中基于劳动的分工与贸易的逻辑生成过程。
一、劳动:分工与贸易的基点
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资料, 而物质资料的原初来源无非有两种基本途径:一种是天然的, 另一种是劳动所得。人类来自于自然, 又超越于自然, 以社会的方式存在着。正因为如此, 人类社会不能像其他物种那样仅仅通过天赐的自然资源来维持, 而主要以劳动的方式获取物质资料, 劳动也因此成为彰显人类本质的、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有形式。
劳动的最终成果, 体现为社会财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就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亚当·斯密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的序论中便开宗明义:“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 是这样的一个基金, 它原始地, 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 总是由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 或是由这类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构成。”[1] (P1) 斯密的这一论断虽然没有提到分工, 但是已经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点上揭示了分工和贸易的必然性。因为他谈到了劳动是财富之源, 谈到了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的交换, 而所谓的劳动产品的交换, 就是贸易的最通俗的话语表述。
阐明了劳动是财富之源, 接下来必须关注的是增长财富的方式和途径。为了增长财富, 必须实现劳动量的增加或者劳动效率的提高, 因此财富的增长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外延式的财富增长方式, 即以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来增加劳动量, 从而创造更多财富。然而, 这种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人是血肉之躯, 必然需要休息, 人的劳动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同时, 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的福祉, 提高人的生活水平, 而以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来实现财富增长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诉求背道而驰的。所以, 外延式的劳动增加和财富增长模式是需要扬弃和超越的。另一种是内涵式的财富增长方式, 即在维持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式来实现财富增长。这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的、可持续的财富增长途径。而提高劳动效率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 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 都是分工的结果。”[1] (P3) 斯密在明确了劳动是财富之源后, 详尽地论证了分工的重要性。
二、分工:劳动效率的基础和技术进步的真正源泉
首先, 斯密认为, 分工能够极大地增进劳动技巧, 提高劳动熟练程度, 而这一环节对整个生产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工人技巧的改良, 必然会增加他所能成就的作业量, 分工既然使各个人的业务, 还原为某一种单纯的操作, 既然会使这种操作成为他一生的专业, 所以必然会大大增进工人的技巧。”[1] (P5) 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胜任各个方面的工作, 分工可以使人专心致志于一方面的工作, 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
其次, 斯密认为如果没有分工, 那么同一个人在完成一个环节的工作任务之后, 必须转而去开始另一环节的工作, 这之间浪费的时间也意味着经济效益的巨大流失。“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会损失掉的时间的节约, 是一种利益, 那比之我们一下子可以想象得到的利益, 是更大得多的。要敏捷地由一种工作转到地点不同, 工器亦不同的别种工作是不可能的。”[1] (P6) 在这里, 斯密不仅关注到了转换工作环节所浪费的时间效益, 并且注意到了转换工作环节所必须面对的适应性问题。
第三, 斯密天才地揭示了分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 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如前所述, 增加财富的方式, 有外延式的, 也有内涵式的。要实现劳动和财富的内涵式的增长, 科学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夕做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 培根所说的知识主要是指近代的经验自然科学知识, 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 并对这种力量的扩张抱有乐观的期待。培根的预见是前瞻性的, 在跨越培根所处的年代两个世纪之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 (P22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的经济现实, 他们也没有忽略科学技术力量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伟大作用。
但是, 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现代突飞猛进呢?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 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判断, 但要说明的是, 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有过于笼统的倾向, 我们需要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微妙关系做出具体而辩证的分析。恩格斯认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 (P732) 过去我们理解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时, 过多地侧重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这种理解模式并没有充分诠释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在做出这一判断之前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判断, 而前一判断构成后一判断的文本语境。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 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3] (P731-732) 就是说, 恩格斯作出相关论断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要说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而是要揭示科学与技术之间在生成关系层面上的深刻关联性。恩格斯认为, 技术是一个应用层面上的范畴, 其特征是实用性, 而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当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理解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的时候, 完全可能已经在技术的层面上把握并利用了它。他曾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关于电, 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 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 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3] (P732)
恩格斯的论证说明了科学发现往往是以一定的技术积淀为基础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技术进步的最初的动力和源泉何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给出了独特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斯密说:“适当机器的利用, 可以大大地便利和节省劳动。这是大家一望而知, 不待举例的。我在这里只要考察, 一切这样便利着劳动、节省着劳动的机器的发明, 原来都是由于分工。”[1] (P6)
显然, 斯密仍然是从分工的视角看待技术在生产中的突破和运用的。斯密指出:“人们把注意指向一个对象, 比之把注意分散于多种事物, 是更易于发现达到目的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的。”“只要工作的性质还有改良的余地, 我们就可以希望, 被使用在各个特殊劳动部门内的人, 这个或者那个, 很快就会发现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 来成就他们自己的特殊工作。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所使用的机器, 大部分原来是普通工人的发明, 他们被使用在最简单的一种作业上, 自然会想到要发现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每一个经常考察制造厂的人都会看到, 极像样的机械, 那原来是普通工人, 为了要便利和加速他们担负的特殊工作, 而发明出来的。”[1] (P6-7) 在斯密看来, 分工能够极大地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效率, 增加社会财富, 他说:“由于分工之故, 各种不同技艺的发展, 就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增加, 在一个有适当统治的社会内, 引起了一般的, 普及于最低阶级人民的富裕。”[1] (P7)
显而易见, 斯密的论证是深刻的, 也是有现实根据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 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手摇纺纱机———“珍妮机”;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是技工出身;“铁路机车之父”史蒂芬孙也是一名矿工。哈格里夫斯和瓦特取得发明成就的时代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书年代大致相同, 史蒂芬孙的发明则比《国富论》的问世晚得多, 他们的发明成果印证着斯密学说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三、贸易:作为分工的必然结果的商业社会的生成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有着非常明晰的逻辑性和层次性。他把社会财富的创造作为自己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 探寻财富背后的秘密。斯密认为, 劳动是财富之源, 为了增加财富, 必须有高效率的劳动;为了有高效率的劳动, 必须有充分的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则意味着贸易作为普遍性的经济现象的存在, 意味着商业社会的生成。斯密指出:“分工的局面, 一经完全确立, 一己劳动的生产物, 这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小部分。他有大部分的欲望, 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 交换自己所需要别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来满足。于是, 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 或者说, 在相当限度内, 一切人都成了商人, 同时, 社会本身亦就成了所谓商业社会。”[1] (P18)
人类社会经历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是畜牧业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从社会生产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是手工业和原始农业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结果是商业和商人阶层的独立存在。社会大分工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有着近乎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属性, 这一进程也体现着历史和逻辑的辨证统一。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鲁宾逊漂流记》中指出, 流落荒岛的鲁宾逊孤困潦倒, 惨淡谋生, 后来他自然而然地发现并采取了一个对他有极大利好的营生之道, 即把猎到的活山羊圈养起来,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于是荒岛上的牧场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假如鲁宾逊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若干同伴一起被困荒岛, 那么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会有人来专门负责畜牧。因此, 我们认为, 笛福的作品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分工的秘密:社会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富, 提供稳定的财富来源。正因为如此, 社会分工的发生有一种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的倾向, 只要条件具备, 那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 社会分工便一定会发生,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过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人类的历史进程也真实地展现了这一逻辑必然性,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辨证统一。
斯密认为, 分工引起交换的普遍化, 这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倾向。斯密说:“我们需要的各种相互的好东西, 大部分, 是由契约、由交换、由购买得来的, 同样, 原来分工引起的, 亦正是这种互相交换的倾向。”[1] (P11) “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 各人所需要的物品, 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身劳动, 最大部分已须仰给于他人劳动。”[1] (P23) 因为社会分工必然会发生, 所以人们互相交换劳动成果也成为必然的社会现实。分工引起交换, 人类因为分工而进入到贸易时代。
四、分工对贸易的加强:贸易的普遍化与国际贸易时代的生成
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 分工之所以发生与人的天赋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所有的工作,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不同性质的工作无差异地擅长, 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去选择分工。而在斯密看来, 情况恰恰相反, 人与人之间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异并不大。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斯密认为这正是分工的结果。“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 实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一个人到了壮年, 所以有选定一种特殊职业的必要, 有人说, 这就因为各人的天资, 极不相同。但在多数场合, 人们天资的差异, 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 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1] (P12) 也就是说, 人的天赋能力一般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但是因为分工的存在, 长期从事某种工作的人在他所从事的工作方面表现出超出别人的技能水平, 根本的原因在于分工和工作的锻炼, 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能生巧。
分工一方面会把工作中的个人的某一方面的技能特别地突显出来, 另一方面会使某个人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之外的其他劳作领域, 至少在劳作技能方面体现为越来越平庸。我们认真思考这一过程就会得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分工必然导致对贸易社会的强化, 分工是商品社会得以产生的路径依赖, 同时也决定了贸易普遍化这一必然结果。
出于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劳动效率的需要, 我们会诉诸于分工;因为分工, 我们需要别人生产的物品;同时, 因为分工, 我们在其他生产领域变得更加平庸或无能, 也就确然无疑地总是需要交换, 而且这似乎是一条不归之路, 商品经济、贸易社会也必然变得根深蒂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他们彼此间, 哪怕是极不相类的才能, 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 把各种才能生出的各种不同生产物, 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 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 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1] (P13) 在这里, 斯密所说的“共同的资源”通俗地讲就是市场这一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市场的普遍化正是贸易普遍化的现实写照, 这一切正是源于分工对贸易的不断强化。
随着资本的扩张, 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在交通和通讯等现代科技的助推下, 地球村的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分工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 这又导致国际市场的生成, 即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普遍化。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普遍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是贸易由国内型发展到国内和国际复合型, 因为这一发展过程往往是在国内贸易并无减损的情况下完成的。
五、结论
劳动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获取方式, 因此劳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揭示财富的生成秘密时, 把劳动定位为财富的真正基点。以劳动为基点, 为了增加劳动而自然而然地引发分工, 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基础, 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真正源泉。而技术进步的终极结果仍然是劳动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分工又必然导致交换, 分工的普遍化导致贸易的普遍化和商业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这一基于劳动的分工与贸易的生成过程, 既是人类社会经济现实中发生过的自然历史过程, 同时又构成了斯密经济学独特的学术逻辑。斯密关于分工与贸易的经济学说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M].上海:三联书店, 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劳动分工 篇7
罗纳德·科斯认为, 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 这种替代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企业组织交易的成本小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 企业的扩展必须达到这一点, 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 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他们发现, 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 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 则以Marshall (1890) 为代表的以边际分析研究供求及价格的方法而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学派, 对分工结构有关的总量需求及种种宏观现象难以解释的难题迎刃而解。与其它几类模型相比, 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最大突破有二: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 使用了消费-生产者的概念, 这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也是一大突破;二是杨小凯的模型存在着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杨小凯教授独创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了分工思想, 这是他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考虑到企业边界的多重性, 可以分析的角度较多, 本文放弃传统的分析方法, 建立一个基于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数学模型, 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来分析企业扩展的边界, 着重讨论企业在既定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的临界点。
2.消费-生产者生产系统
我们使用一个生产函数系统和一个禀赋约束, 以把握生产力和可用资源多少对经济组织模式的依赖关系, 假定可用资源多少只由社会掌握的知识和个人可用的时间所决定。而社会掌握的知识由分工水平内生决定。
2.1生产函数
假设有一个简单社会, 由2个消费-生产者构成, 他们都只消费和生产x和y两种产品。对于每个消费-生产者, 设定如下一组生产函数和时间约束:
xi+xundefined=lundefined, yi+yundefined=lundefinedi, lxi+lyi=L (2.1)
式中下标i表示消费-生产者, i=1, 2;xi是i自给的一种消费品的数量;yi是i自给的另一种消费品的数量。xundefined是i出售的一种消费品的数量;yundefined是i出售的另一种消费品的数量。xi+xundefined是i的x的产出水平, yi+yundefined是i的y的产出水平。lji是i用于生产产品j=x, y的时间。一个人的总的可用时间为L, 假定每个消费-生产者拥有相同的生产时间, L为生产时间, 不考虑工作和休息之间的两难选择。ai表示消费-生产者i的生产系统的专业化水平。
2.2个人最优决策
在简单社会中, 假定只有两个消费-生产者, 但同时假定这两个消费-生产者在偶然碰到进行交易的时候, 都需要对方的产品, 他们都相互知道对方的需求。在这样的简单社会中, 要找到可交易的对象, 是需要较高的搜寻成本的 (在模型中, 搜寻成本足够大, 以致要找到新的交易对象几乎不可能) , 因此, 他们都渴望实现交易。并且, 在交易中, 贸易产品的价格任何个人都无法操纵, 这是一种特殊的瓦尔拉制度。假定市场交易费用 (主要指运输费用和作为实现交易所需的其它费用) 内生给定, 这里的市场交易费用取决于交易技术和制度安排;个人的专业化报酬递增, 即专业化会加深分工, 当专业化水平提高时, 消费-生产者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 只要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利益不足以弥补市场交易费用, 分工就不会出现, 获取专业化经济也就没有实际意义。因此, 在模型中, 假设 aϕ1, 即分工经济是显而易见的。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根据个人决策的库恩-塔克条件, 若 aϕ1, 则一个人至多出售一种产品, 且决不购入和自给或出售同一种产品。
2.3交易原则
市场交易原则就是市场交易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秩序的根据。我们假定每个消费-生产者都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就是说所有的交易者, 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无论是作为买者还是卖者, 不分权利、地位、性别、年龄、强弱都必须遵守, 谁也不能超乎这些原则之外或凌驾于这些原则之上。在简单社会中, 交易是偶然的, 为简化分析, 可假设市场交易费用等于零 (也可假设交易费用由交易各方均摊) 。因此, 该简单社会将会按照等价值交易原则进行交易。
2.4产品的平均价值 (AV)
产品的平均价值定义为每个消费-生产者生产每一单位某产品凝结在产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交易的时候, 只考虑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的产品数量。因此, 平均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αi表示消费-生产者i生产的x产品中用于自给部分所占的比重;βi表示消费-生产者i生产的y产品中用于自给部分所占的比重。
在实现个人最优决策的条件下, 每个消费-生产者都实现专业化生产, 只生产一种产品。平均价值的计算公式变为:
用x表示x的总产出, 即 x=xi+xundefined;y表示y的总产出, 即y=yi+yundefined。结合公式2.1, 则平均价值公式可以进一步演变为:
AVx=L1-αi, AVy=L1-αj i≠j (2.4)
2.5市场交易价格
在假定的简单社会, 奉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 如果交易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 那么, 交易费用不会影响并决定交易活动的进行。事实上, 在简单的交换经济中, 对交易双方而言, 不管路途远近, 当他们面对面开始进行交易时, 交易费用也不能影响甚而决定交易活动的进行。因此, 简单的交换经济中, 贸易物品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平均价值决定。x和y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为:
交换比例:undefined
其中:kxy表示x商品对y商品的交换比例, 表示每放弃一单位x商品可以交换到的y商品的数量。
3.企业扩展边界的数学模型
一个企业往往聚集大量的消费-生产者, 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又构成一个个不同的行业。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交相辉映,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里将简单社会模型扩展为一个社会拥有多个消费-生产者, 每个消费-生产者均生产多种产品的模型, 将企业拥有的消费-生产者数量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作为变量来分析企业扩展的边界。
3.1模型的假设条件
在多个消费-生产者, 多种产品、多种投入的复杂模型中, 假设条件有:
(1) 一个拥有n个消费-生产者的社会, 消费-生产者k生产m种产品, k=1, 2, …, n;n足够大, 单个消费-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都不能影响交易价格, 同时, 假定由消费-生产者聚集而成的企业也足够多, 以致每个企业的产出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不足以形成垄断, 因此, 单个企业都无法控制贸易产品的交易价格;
(2) 该社会生产的m种产品既是消费品也是投入品, 用xj表示第j种产品的产出数量;
(3) 不失一般性, 假设该社会生产第j种产品的多个企业中有一个企业, 他拥有q个消费-生产者, 每个消费-生产者拥有相同的知识量, 相同的专业化水平, 因此, 该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因为劳动者的同质可以用单个消费-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来测度, 用aj表示, 所有企业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不变, 且都获得了专业化经济, 即aj大于1;
(4) 该企业使用m种投入品, 第i种投入品的投入量用xi表示, xi≥0;假定企业的生产技术已知, 每种投入品的最优投入比例固定不变, 用bji表示每生产一单位j产品所需投入的第i种投入品的投入量, 即投入系数;
(5)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就是通过企业内部管理的方式协调供需双方的矛盾而发生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 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 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 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简言之, 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具体而言, 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谈判成本、风险成本和信息成本五个部分。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主要由制度因素决定, 这里假定企业制度既定, 将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拥有的消费-生产者数量的函数, 用T表示交易费用:T=T (q) ;
(6) 该社会的生产实现均衡, 各种产品实现供需平衡, 结合假设1, 可知在该社会的交易中, 每种产品均按照平均价值交易undefined, 并且单个企业产出的变化不足以影响平均价值, 平均价值是一个常量。
3.2企业生产j产品的利润函数
根据以上假设, 可以建立如下的利润函数:
函数中, 企业生产j产品时决不投入j产品, 因为这是无效率的, 所以, i≠j。利用公式2.1和2.4, 将公式5.1变形为:
该利润函数受到企业总投资的约束,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由企业雇佣的消费-生产者的数量决定。
3.3企业获得最优消费-生产者雇佣量的条件
根据假设, 该利润函数拥有内点解, 其获得最大值的必要条件为:
在这一条件中, 只有一个决策变量q, 该条件给定了企业在既定条件下的最优劳动力雇佣量, 也就是说, 在竞争性市场中, 只要专业化经济程度和投入系数不变, 企业的最优劳动雇用量由公式3.3决定。
3.4企业扩展边界的影响因素分析
3.4.1企业内部交易费用
模型中,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被看作消费-生产者数量的函数。制度因素决定了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一开始随着q的增大呈递减趋势, T′qπ0;当q增大超过一定界限, 企业继续追加劳动力雇佣量就将引起交易费用以递增的趋势上升, T′qϕ0。
(1) 当T′qπ0时, 企业均衡条件 (公式3.3) 显示为:
不等式中, 所有参数和变量的取值均大于0, 因此, 不等式的成立, 要求undefined。而由企业的利润公式3.2可知, 企业盈利要求undefined。这二者矛盾, 这说明企业在内部交易费用呈现递减趋势的阶段决不应该停止对劳动力的投入, 企业必须而且应该继续扩大规模, 企业扩展的边界不在这一阶段。
(2) 当T′qϕ0时, 企业均衡条件 (公式3.3) 显示为:
不等式3.5的成立, 要求undefined。而由企业的利润公式3.2可知, 企业盈利要求undefined。这二者相融, 这说明企业扩展的边界存在于内部交易费用呈现递增趋势的阶段。而此时的企业的最优劳动力雇佣量由公式3.3决定,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扩展的边界。
3.4.2专业化经济程度
一个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是该企业中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函数。当无法测定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企业内部组织时, 也无法测定一个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在模型中, 假定劳动力同质, 假定企业的组织既定, 只做短期分析, 所以可以给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也就是说, 在模型中, 假定专业化经济程度是一个外生变量, 它主要由个人拥有的知识量、分工水平和制度安排决定。
在企业的最优条件中, undefined是一个非负的常量, 用A代替。均衡条件的右半部用Z表示, 即:
Z= (aj·Laj·q1-aj) A (3.6)
①在企业已经获得最优劳动力雇佣量的基础上讨论企业的最优劳动力雇佣量和专业化经济程度之间的关系, 需要对公式3.6两边进行全微分。
对公式3.6两边进行全微分, 可得:
结合3.6简化可得:
公式3.7中, 分子Z (aundefined+lnL+lnq) 在企业获得均衡时总是大于0的。分母undefined也是大于0的。这是因为企业内部交易费用随着劳动力雇佣量的增加, 一开始呈现低减趋势, 当超过一个既定雇佣量以后, 将呈递增趋势, 并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快。根据公式3.5知道:企业在获得最优劳动力雇佣量时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关于劳动力雇佣量处于递增阶段, 因此,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在此时随着劳动力雇佣量的增加将增加得越来越快, 即undefined。因此, 当企业的专业化经济程度提高, 企业的最优劳动力雇佣量将随之增加, 即企业的扩展边界与企业的专业化经济程度是正相关的。
②将Z看做aj的函数, 求一阶导数, 得到下式:
显然, 只要q≥aundefined, Z就是专业化经济程度aj的增函数。当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足够大, 这一条件就是满足的。在现代经济中, 企业一般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都特别巨大, 而企业的分工区域细化, 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增长越来越慢, 除非分工导致技术革命, 否则, 专业化经济程度不会无限增长下去, 它有一个上限。因此, 该论断在满足前提条件时成立。
公式3.8的含义是:当企业获得最优劳动雇佣量时,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对于q的一阶导数与专业化经济程度同向变动, 即专业化经济程度提高将导致企业内部交易费用随着劳动力雇佣量的增加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这说明, 企业的最优劳动力雇佣量虽然与专业化经济程度正相关, 但是, 当企业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不断提高, 企业边界的扩展速度将变得越来越慢。
4.结束语
本文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扩展边界, 整合各种合理的观点, 构筑一种更有解释力与预测力的理论, 将交易成本理论和基于分工理论的观点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扩展边界的分析中, 给出了影响企业边界的两大因素:专业化经济程度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与企业边界之间的函数关系, 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企业性质和扩展边界决定的更趋合理而全面的解释, 并对企业的边界战略提供指导。
摘要: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扩展边界, 将交易成本理论和基于分工理论的观点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扩展边界的分析中, 指出在生产技术既定条件下的企业的扩展边界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程度, 从而从企业生存的角度对企业的存在的基础和企业的扩展边界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通过数学模型的分析, 本文指出, 企业的扩展边界由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企业的专业化经济程度决定。企业在内部交易费用呈现递减趋势的阶段决不应该停止对劳动力的投入, 企业必须而且应该继续扩大规模;企业扩展的边界存在于内部交易费用呈现递增趋势的阶段。
关键词:企业扩展边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超边际分析,平均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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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劳动分工 篇8
本文中, 我们以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 探究现代管理活动中如何确定最佳分工程度, 从而为企业创造最大效益。
一、关于劳动分工理论的文献及评述
我们在阐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时, 习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引导:大规模的服装生产厂, 并不需要某位劳动者从原材料的种植、纺纱、织布等步骤开始参与生产直到一件衣服制作完成。劳动分工的意义在于将一件衣服的生产细分成若干个环节之后再组装完成, 每位劳动者从事于各个环节中特定的的重复性劳动, 这种分工方式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 劳动分工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从事劳动的职业化和专门化, 也就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关技术上的联系方式。劳动分工理论更多的表达了当时社会情况下社会分工正在向“职业化”、“专门化”发展的诉求。
斯密和马克思之后, 杨格首次从市场规模出发对于劳动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述。杨格提出, 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 同时也被分工程度所制约。他使用了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来描述分工, 指出, 每位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随着劳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
纵观劳动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容经历了从“确定劳动角色”到“确定劳动范围”的转变。早期的劳动分工, 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代表, 着重于在工业社会发展阶段为劳动者确定劳动角色, 逐渐培养其岗位专业度, 从而达到对于社会总分工的优化。确定“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成为了当时经济发展的主题, 专门化的职业分工、针对性的劳动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了社会总经济发展的保证。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 已经完成高度明确的社会分工。正如杨格理论描述那样, 范围过小的劳动市场由于不能够保证所从事劳动者的社会交换成本已被淘汰, 不同分工程度下的劳动市场大小已被初步确定。因此, 如何在市场大小、角色分工基本明确的情况下正确分配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范围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法国管理学大师法约尔认为, 劳动分工有一定的、不可跨越的限度, 这些限度是经验与尺度感带来的。而这些限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动分工“精细度”。回到上文中的例子, 大规模生产衣服的厂商, 进行生产活动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生产流程和劳动岗位分配机制, 劳动者在入职前均受过正规培训且达到入职标准, 入职后生产能力基本相同, 因此确定劳动分工精细程度时只需要考虑每一个环节上的劳动者每人需要负责的劳动范围大小这一个影响因素。我们知道, 要求劳动者每个工作日付出其百分百的工作能力对他们是一种体力与精神双重透支, 长期而言, 是不明智的。因此, 如何确定出针对于企业而言的每一环节内的最佳劳动分工精细度, 是现代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课题。
不恰当的劳动分工, 无论程度过重还是过轻, 对于企业来说都是能够引发损失的必然因素。不恰当的劳动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过高的分工程度使劳动者产生对劳动环境的厌恶, 合作意愿下降, 导致成本升高; (2) 容易造成劳动者和企业应变能力的降低, 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 (3) 容易出现劳资双方的巨大经济差距和沟通壁垒, 导致劳动者对利益分配的不满和怨念。
法约尔提出的这种“经验感和尺度感”, 我们称之为劳动分工的精细度, 在管理活动中依靠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管理手段, 是完全能够被确定的。只是不同的管理领域、管理环境以及不同的管理方法, 对劳动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 可能无法给出一个精确标准适用于所有的管理领域, 所以我们以广州一家公司的个案为例, 面对具体管理环境下需要确定劳动分工精细度的问题, 尝试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和手段。
二、广州YY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库管理困境
广州YY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金融自助服务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 (产品主要为ATM机) , 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订单量、生产量稳步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公司管理部门发现, 仓储部门的仓库管理活动成为了影响公司生产正常进行的问题环节。
YY公司仓库管理的物料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1) 原材料:占到绝大多数价值比重和管理资源, 主要涉及到配装组合所需要的进口机芯、机器生产所需要的所有电子元器件以及大量钣金耗材等等。 (2) 包装材料:产品装配完成后需要的产品防护、标识等物料, 如木箱、纸箱、标示卡等。 (3) 辅助材料:生产活动中各部门所需要的消耗性生产工具及劳务用品。
管理部门发现, 出入库工作质量直接影响整个生产作业的流程进度, 在生产繁忙时, 物料出入库速度往往决定着生产总体速度。因而, 如何在保证每位仓库管理员一定的出入库正确率的同时, 提高出入库速度成为了管理活动的重点。实地调查中, 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失误集中在两个方面:拖延和错误。繁忙阶段, 每人负责的出入库订单过多, 容易出现订单拖延, 造成供给与需求无法衔接, 生产部门的生产难以照常进行, 产生生产延误。错误出入库订单主要集中在数目差错、类别差错和订单遗漏方面, 一旦出现错误, 与上游采购部门或下游生产部门之间出现生产信息差异, 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进行工作排查和错误修正。
YY公司早期日常生产中, 生产物资需求经常无法满足。仓储管理员由于人数缺乏, 每个人负责的区域过大, 造成出入库订单拖延率和出错率居高不下, 严重影响生产活动正常进行。随后管理部门增加了30%的人员投入, 人均劳动范围减少, 工作质量明显提高, 订单拖延率和错误率得到控制。但是同时由员工总工资升高引发了新的问题:对比之前的人员配备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增加人员后公司账面上总利润出现了下降。
由此, YY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门一度陷入尴尬窘境之中。
三、提出针对特殊问题的解决办法
边际效用理论指出, 在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 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 所新增的产出量最终会减少。对比YY公司我们发现, 在仓库管理员经过培训并且合格后入职、业务能力本身无过大差距情况下, 从开始连续地增加仓库管理员以缩小劳动范围, 所能够新增的产出会越来越少, 到达一定程度后会出现边际效用为负值的情况, 这对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而言是不能够接受的。
如若为仓库中每一种元器件都配备一个专用管理员, 必然能够保证拖延率与出错率达到最低, 但是考虑到员工薪酬、福利等等导致总成本升高, 反而得不偿失。因此, 困扰YY公司管理者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保证一定限度容错率的前提下, 最大化降低成本。
借鉴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YY公司仓库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概念:边际再分工效用 (RS-MU) --表示在某个阶段下, 每增加一名劳动者, 为总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减少量。
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者在到达劳动岗位时都是按照公司规定进行过合格培训的, 所有的劳动者效率水平都是相近、无过大出入的, 并且非复杂技术性劳动无法再通过提高业务水平进行分工。所以此时, 对于YY公司仓库管理再分工而言, 进一步细化只能够通过增加劳动者, 从而缩小每一位劳动者劳动范围的途径来达到。
由此可以建立模型。假设YY公司雇佣的仓库管理员人数为n, 我们考虑平均每个工作日内仓库管理活动。需要收入库的总劳动范围称为工作总量, 用R表示;每位仓库管理员负责的劳动范围称为人均工作量, 用W表示;给定n、W, 劳动者拖延收入库订单占总订单量的百分比为拖延率, 用 α 表示;收入库错误订单占总订单量的百分比为出错率, 用 β 表示;每位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劳务成本称为劳务支出, 用P表示;n名仓储管理员需要花费的总成本用TCn表示。
(1) 随机抽取YY公司仓库管理人员一名进行实验, 设置其W=R, 测试并记录其拖延率 α1、出错率 β1;
(2) 设定该劳动者, 测试并记录此时拖延率、出错率为 α2、β2;
(3) 以此类推, 将劳动范围缩减至, 测试并记录此时拖延率、出错率为 αn、βn;
(4) 经管理部门分析数据发现, α、β 与生产成本的增加量之间呈线性关系。当 α、β 均为0 时, 对于生产成本的增加量为0;当α、β>0 时, 对于生产成本而言, α 每增加1%, 对于总生产成本而言增加量为Kα;β 每增加1%, 对于总生产成本而言增加量为Kβ。
(5) 由此可知, 当雇佣的仓库管理人员数量为n时, 对于总生产成本而言引起的增加总量为
(6) 根据以上公式, 可计算某个点上边际再分工效用RS-MU。在n点上, 若再增加一个单位劳动量, 引起的总生产成本的减少量为:
由以上模型可知, (1) RS-MUn+1大于零时, 说明此时再增加劳动力减少平均劳动范围有利于减少总生产成本; (2) RS-MUn+1等于零时, 说明人员数量已经达到最佳位置; (3) RS-MUn+1小于零时, 说明此时再增加劳动力反而会造成总劳动成本升高。
利用以上模型, 我们可以对YY公司仓储管理过程中的最佳分工程度得到初步的判断, 同时可以发现, 对于从事大量单一性劳动力的生产企业而言, 此类模型或其变化形式完全可以解决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拿捏问题。
四、劳动分工理论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应用的建议
跳出个案, 我们着眼于更大范围, 探讨在现代管理活动中, 有哪些分工准则能够有效避免劳动分工程度不当的问题, 抑或说从哪些方面能够进行改进。
1.转变管理模式, 引入流程管理思想
传统的分工理论基于职能管理模式, 20 世纪以来, 随着机械化大生产的发展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均按照分工理论将内部的经济活动各司其职、分工细化, 使用垂直分工式的架构来运作, 不断提高分工程度, 从而使生产率大为提高。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生产强调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和企业经营多元化, 传统的职能管理追求分工精细与强调专业化, 致使企业整体协调作业过程日益复杂, 管理成本升高, 总生产效率降低, 以至于走到了劳动分工初始动机的反面。
此时, 引入流程管理思想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流程是任何企业运作的基础, 通过实施流程管理贯通企业全部生产环节, 搭建起各部门间互通桥梁, 避免传统职能管理容易引起的机构与职能重叠或空白。传统职能管理中垂直分工程度过高容易带来内部交易成本升高的问题, 流程管理在强调垂直分工同时水平方向联系各环节, 有效减少了内部交易成本, 更有利于帮助企业确定最佳劳动分工程度。
2.进行工作再设计, 灵活调整分工程度
工作再设计指为了提高生产力和改进工作质量而对某些具体工作内容和安排的改变。现代管理活动中, 许多劳动岗位是机器所无法替代但交付于劳动者长时间工作又显单调乏味的, 例如我们在个例中提到的仓库管理员保管物资出入库并进行盘存的工作, 极容易使劳动者产生厌烦感和消极感。因而在处理这些劳动内容的分工活动时, 可以引入工作再设计的方法来灵活调整劳动者分工程度。
通过工作再设计中工作轮换、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弹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分担等等手段灵活调整分工程度, 适当改变劳动者劳动范围大小, 使劳动者获得工作新鲜感和归属感, 提高劳动积极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工作再设计发挥劳动者个人专长, 通过工作实现个人价值。
3.建立完备的绩效考核制度, 验证最佳分工程度
组织中由于分工内容、程度不同不可避免会导致强势部门的产生, 这些强势部门在进行利益分配时往往会引发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 造成组织中劳动者之间的消极抱怨情绪。因此, 引入足够保证公平性的绩效考核机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同时, 绩效考核结果也是验证当前企业劳动分工程度是否有效的试金石,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参考性, 提高考核客观性, 管理者需要在考核制度设计上着重考虑。
首先, 改变考核方式,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上级考核下级的方法, 转变考核角度, 下级考核上级甚至平级考核都是具有说服力的考核方式。其次, 考核标准从“不可验证”向“可量化”转移。传统的不可验证的考核标准中可能有作弊、串通出现, 但是通过对考核项目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的转换, 得到能够直接横向对比的数据, 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影响。最后, 增添反馈制度。考核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掺杂个人主观意志, 公正性可能受到影响, 此时, 绩效反馈能够很好解决此矛盾。赋予被考核者一定权利, 通过程序化的举报或申诉, 可以有效降低考核过程中的不公正因素。
摘要:本文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 通过分析YY公司在生产活动中的仓储管理问题, 建立了确定管理活动中最佳分工程度的模型, 提出了解决特殊问题的方法, 并且探讨了管理活动中类似问题的普遍解决思路。
关键词:劳动分工,劳动范围,分工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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