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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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故事(通用6篇)

篇1:红色经典故事

少年孤儿当红军

1929年3月15日,长汀县南寨广场人山人海,红四军在那里召开万人大会,他号召受苦工农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他号召工农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建立革命武装,壮大工农红军。会后,就在南寨广场设立参军报名台。

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中,一位中年男子拉着一位约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寸步不离,生怕立刻就会丢失的样貌。小男孩必须要到报名台看看,中年男子也只好拉着他转了一转。只见报名台前人来人往,穷苦子弟纷纷报名要求参军,看了一阵后,男子便拉着小孩的手回去了。

这位被拉着手的男孩小名“松树孜”,当时刚好12岁,原是连城县庙前村一名父母双亡的乞丐,10岁那年流落到长汀县城,天天脸黑头污,衣衫褴褛。一位好心的中年男子将他收留,带他到一个建筑工地做了小工,成了他的师傅。师傅时时处处关心着他,还想认他为“义子”,以后好增加个劳力,帮自我干活。

“松树孜”到长汀以后,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新鲜事:红四军入闽,消灭土著军阀郭凤鸣,解放了长汀城。又听了_在大会上的讲话,便暗暗下定决心,必须要投奔革命,参加工农红军。第二天傍晚他偷偷溜出了工地,左拐右拐,进进退退,生怕师傅跟上来。他直接找到红军在城里的一处驻地,要求立刻参军。几位红军战士见他年纪小,人又长得矮小,都劝他回去。可他就是死纠慢缠,战士们不得不带他去找部队领导,一位领导听他讲完经历后,最终同意接收。他主动要求到炊事班洗碗、洗菜、打扫卫生。只因怕被“师傅”认出,被拽回去。没几天,部队开拔了。由于父母生前送他念过两年私塾,文字楚楚可观,在炊事班经常为战友写写家信。领导明白后,调他到团部任宣传队队员。他每到一地,随同队员们提着石灰、朱砂桶,到处刷写红军标语。

之后,这名“红小鬼”在部队经历了出生入死、千锤百炼,成为我军医疗战线上一名技术精湛、屡建功劳的高级领导,他就是解放后曾任过国家卫生部长和福建省委书记的江一真。

篇2:红色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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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红色经典小故事

黄显声虎入笼中威不倒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此时,一位将军拍案而起,率部投入对日军的抵抗。可是18年后,这位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下的将军,却在重庆歌乐山下倒在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枪声中。这位将军就是黄显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无理扣押,黄显声对蒋介石假抗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l937年在武汉,他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将军;还主动与周恩来同志联系,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送往延安。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不幸在武汉被捕。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极度忧愤“报国欲死无战场”!他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而自励,在一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现在虽然坐牢,但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1946年,黄显声将军被转囚到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黄显声被关在二楼二室,一个人住在里面,有一张写字桌,可以看报纸。近10年的囚禁,使他已不习惯多讲话。在白公馆看守所,黄显声将军有时可以在特务的看管下走出去转转,难友曾经劝他找机会跑掉,但是将军表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做事情要光明磊落!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后,黄显声第一个被带了出去,在步云桥刑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后背,鲜血浸透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黄显声将军在白公馆牢房的那张小桌上的台历,永远地停留在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万福中心小学小叮当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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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颗豆子

宋绮云、徐林侠是小萝卜头的父母,“西安事变”后,他们三人都被关进了杀人魔窟“白公馆”。小萝卜头自称是“老政治犯”,经常为难友们传书信,大家都称赞他是“聪明可爱的小交通员”。这天中午,他从高墙院坝回到牢房,见爸爸妈妈都满面喜色地看着他。他坐下一看,哇,桌子上除了牢饭以外,还有一个盘子,里面装着七颗豆子,加上盐煮熟后好大一颗一颗的。一闻,好香好香呵!小萝卜头哪里吃过,连见也是第一次。爸爸笑着问他:“小家伙,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七岁。”“这几天,因为白公馆监狱的围墙垮了一个垛,特务偷懒,叫犯人去修,又怕男犯人逃跑,只准女犯人去干活,而且打一块石头就奖励一颗这个豆子。你的妈妈为了给你办生日,就去打石头,打了七大块石头,换来了这七颗豆子,不信你去看你妈的手上现在都还有血泡呢„„”小萝卜头听得心酸,急忙把妈妈的手拉过来一看:哇,血!妈妈的手还在流血啊,“妈妈,妈妈,你不要去打石头,我不吃豆豆。”妈妈心疼地亲着小萝卜头的脸,忍着泪水:“儿呀,妈妈的乖孩子,你真是天下最苦的娃娃。你生下来还不到八个月就和我与爸爸一道被无辜地抓进了铁牢,你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妈妈对不起你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累死累活也心甘,只要你觉得好吃,爸爸妈妈就满足了„„”“爸爸,妈妈!”小萝卜头哭得伤心极了,抱住爸爸妈妈:“爸爸吃,妈妈吃,我们全家一起吃!” 最后,在小萝卜头的坚持之下,爸爸妈妈吃了两颗,小萝卜头多吃了一颗,就这样,一家人七颗豆子就过了生日。万福中心小学小叮当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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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超群智斗特务头子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的审讯室里,侦防科课长陆坚如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打手,正在拷问一个叫盛超群的青年。据报,盛超群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正为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一案忙得不可开交,忽听特务报告抓获共产党要犯盛超群,真是欣喜若狂。

可是,经过两天的酷刑,盛超群却什么也不承认,徐远举命令陆坚如加重刑罚。到第三天,盛超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还写出了一份“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一看名单,徐远举吃惊不小:原来名单上的人物全是云阳县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等l2人。

事不宜迟!徐远举立即派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率特务,会同万县专署专员李鸿焘一起行动。一到云阳就将云阳县政府机关团团包围,只准进不准出,按图索骥,将盛超群名单上的12人一网打尽,全部押往万县专署连夜审讯。

折腾了一个多月,徐远举才发现上了当,被抓来的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不得不将他们全部释放。

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专家就这样被一个进步青年狠狠地耍弄了一回,徐远举为此也受到上司的训斥,并被同行暗中讥讽。

1949年11月l4日,盛超群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难友一起被枪杀于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电台岚垭,但他智斗大特务头子的英勇故事一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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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福:十指抠开地牢墙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馆藏档案保存的l950年重庆各界追悼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制的被难烈士登记表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韦德福:刘湘时代在万县当宪兵,后来自学,极有进步,不知有没有组织关系。学习力强,毅力大,在白公馆是最优秀人物。脱逃,不果,l948年7月29日半夜被害,临死十分镇定,遗物全赠友。” 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的韦德福,16岁到重庆,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勤务兵。18岁通过宪兵的招募考试,参加了国民党宪兵部队,搞“邮检”工作。在日常邮检中,韦德福阅读了大量的《新华日报》,接触到进步的思想、主张、理论,1947年1月,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韦德福积极参加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游行示威抗暴活动。2月中旬,韦德福作为军统违纪分子被秘密逮捕,关进白公馆监狱。审讯中,韦德福斥骂特务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义正词严地申明学生爱国无罪。特务们万分恼怒,将其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地牢。一次偶然的机会,韦德福发现地牢的墙是用石块垒成的,于是他顺着老鼠洞向外抠,抠得十指血肉模糊,终于抠松动了一块石头。一个漆黑的夜晚,韦德福掀开了那块抠松动了的石头,双脚从洞口伸出,身体慢慢地往外移动,当身体大部分伸出洞口时,他双手一松,整个身体连同脚镣、手铐“咣当”一声摔在一块硬石上。他试着站起来,双腿却都已折断。特务查房时发现地牢有了一个大黑洞,几个小时之后,带着狼犬的搜捕队将韦德福拖回了监狱„„ 万福中心小学小叮当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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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头”学文化

“小萝卜头”,真名叫宋振中。由于长年的狱中生活,缺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牢房的叔叔阿姨们都叫他“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中一天一天长大了,他的爸爸宋绮云、妈妈徐林侠向狱方提出要求,希望能让宋振中出去读书,经过一番努力后,特务最终同意让宋振中每天上楼去,由被关在楼上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教宋振中学习。爸爸宋绮云把树枝磨尖了送给“小萝卜头”当笔,妈妈徐林侠把破布和棉花烧焦了放在小碗里,然后兑上水当墨水。白公馆的叔叔、阿姨每天省出一张草纸,为“小萝卜头”做了几个练习本。从此,每天早上,在白公馆看守所二楼的过道上,在特务的监视下,宋振中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一天,振中看着黄显声将军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就问:“你的笔为什么不蘸棉花水就可以画出颜色来?我的笔要蘸一下写一下,我们两个能不能换着用?”黄将军笑着回答说:“可以呀。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能用俄语同我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可以送给你。” 为了能得到红蓝铅笔,从此,“小萝卜头”更加认真努力地完成黄伯伯布置的作业,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总是躺在床上默默地背诵俄语,每天早上早早地起来站在铁窗下呀呀地学说俄语。当“小萝卜头”能够用简单的俄语与黄将军对话的时候,黄将军就把那支振中渴望已久的红蓝铅笔送给了他。“小萝卜头”十分珍惜这支短短的红蓝铅笔,他只是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才用这支笔书写。解放后,从松林坡特务警卫室的地下挖出“小萝卜头”的遗体时,人们发现他的小手还握着一支已经开始腐烂的小铅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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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红色经典小故事

狱中传单

一天,“白公馆”里警钟大响。不多时,地坝的人站了大半圈。成岗一看,墙上岗哨的机枪架满了,一群特务提着手枪站在坝子周围,监视着所有“犯人”。看守所所长陆青说道:“昨天在胡皓手里抓到张纸条,是哪个写的,站出来说清楚„„”成岗一听,纸条,莫非是我写的传单出了问题?不多时,只见几个特务拖着受过重刑的胡皓过来了,只见胡皓的鼻孔、眼睛出血,人已昏迷了。成岗正欲站出来,忽听一洪亮的声音“是我写的!”。原来是齐晓轩站了出来。老齐是江苏人,共产党员,抗战时期来重庆大渡口工厂工作,公开身份是技术员,主要领导工人运动,因被叛徒出卖,10年前被捕,是狱中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就是他叫成岗以仿宋字体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写出来让狱中同志们传阅,鼓舞斗志。陆青右手一摆,眼睛眯了一下,忽然心中一惊,眼睛一转,便问:“据我所知,你哪里都没有去过,这是你们共产党最近的大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告诉你,那天放风的时候,我看你们办公室没有锁,就顺便走进办公室。从你们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所以说是你们告诉我的。”齐晓轩说。陆青说:“我们的报纸?绝不会登载你们共产党的消息,来呀,去把报纸抱来,让他找。”齐晓轩看了这张看那张,看了大报看小报,终于看到一家民办小报上不显眼的地方登载了这则消息。“你们看,这是你们的报纸吗?”陆青一看顿时呆了。原来,这张民办小报是成岗隔壁牢房关的黄显声将军给成岗看的。齐晓轩走向牢房,楼上楼下的同志们、难友都站在铁窗前,看见他回来都很高兴。齐晓轩满脸笑容,向同志们点头致意:“同志们,难友们!我们胜利了,重庆快解放了,五星红旗将在歌乐山上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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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1年5月下旬,80 0余日伪军在长清县黄河以西地区扫荡,长清县抗日武装击毙日军少将土屋兵驻,这是山东抗日战场上击毙的4名日军将级军官之一,也是最早击毙的一个将级军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特通电嘉奖。6月29日上午,山东抗日战争纪念地寻访团来到了位于济南市长清区的大峰山齐长城风景名胜区。当年战火纷飞的抗日根据地,如今已成为景色宜人的国家森林公园。大峰山位于长清区西南部,距离济南市区47公里,景区内海拔最高点为446.9米,总面积12800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比城市高2-3倍,夏日里的漫山滴翠、潺潺流水让人感受到“天然氧吧”中的心旷神怡。大峰山景区内保存有始建于2500年前的齐长城和阵容庞大的齐国屯兵营,还有道教圣地峰云观、青云瀑、天麻峪等,无声的美丽景色共同见证了当年抗战岁月中,长清军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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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小故事

第一个: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二个: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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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红色经典小故事

篇3:整合“红色”资源传承经典文化

1.整合影视作品, 还原情境, 感受“红色”画面

从认识的角度看, 学习者需要经过感性认识阶段才能获得抽象的理性认识, 在与各种具体形象的符号交流后才会有抽象符号的理解和生成。鉴于读者的生活经历、阅读经验, 作品中有的文字符号形象可感, 但是也有的文字符号蕴含着抽象意义, 读者就无法感受。而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语境还原, 在揣摩语言的意味、情感等的过程中, 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助相关手段还原作品的艺术情境, 引导学生去感受“红色”画面, 通过想象的视觉、听觉符号去解读作品文字符号所蕴含着的抽象意义。如苏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长征之歌”所涉及的革命战争、红军长征等历史与当今学生的认识确实有一定的距离, 不少学生并不能深切体会到当时环境的恶劣, 更不能感受到作者在那种环境和背景下的内心情怀。在教学毛泽东诗词 《七律·长征》 时, 可先以歌曲 《七律·长征》 导入, 学生在气势恢弘、昂扬激越的旋律中获得听觉形象的最初感受, 再结合作品写作背景的阅读,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自然而然会在眼前浮现出一幅幅长征途中的经典画面:腾跃五岭、疾跨乌蒙、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三军大会师, 为进一步解读全诗奠定了强烈的情感基础。赏析“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 剪辑 《金沙水拍》 和 《大渡桥横铁索寒》 两部影片的片段供学生观看, 使学生在直观的动态画面中获得视觉形象的感受, 很容易就理解了句中“暖”和“寒”的丰富意蕴, 在赏析诗歌语言的基础上感受到红军战士勇敢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和积极乐观的革命情怀。

2.整合教材内容, 唤醒旧知, 体验“红色”情结

语文教学是一种唤醒的艺术。要唤醒学生的审美情趣, 关键是要通过其自身体验来进行。在教学中, 通过围绕“红色”主题, 将教材内容巧妙整合, 唤醒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能力经验, 唤醒学生内心的 “红色”直觉, 举一反三, 在阅读中学会阅读, 进一步体验“红色”情结, 从而使教学内容和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如 《七律·长征》 和 《过雪山草地》 这两首诗都提到红军翻越雪山的史实。在教学中,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回忆七年级曾学过的 《沁园春·雪》, 唤醒学生心中对“雪”这个意象的认知直觉, 带着已有的审美体验再来品读这两首诗, 学生不仅从“更喜岷山千里雪”和“雪山低头迎远客”读出红军战士面对困难时的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情怀, 而且还体悟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辈内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执着追求, 从而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在学完本单元内容后, 教师再引导学生回忆七年级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文, 学生就能运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对人民英雄进行描述, 有些绘画能力较强的学生甚至直接设计出形象可感的“纸质浮雕”。这一过程, 既激发了学生进一步走进文本、解读文本的欲望, 又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绘画能力, 更加深了学生对红军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的理解。

3.整合本土资源, 走进生活, 传承“红色”文化

篇4:红色经典故事

经久不衰说《红岩》

为什么小说《红岩》的影响持续时间这么长?这么深远?为什么50年长销不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6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这场血与火、生与死、革命与反革命的狱中斗争,实在是太残酷、太壮烈、太激动人心、太可歌可泣了。革命烈士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下的这辉煌的历史一页,是那么鲜明而深刻、形象而具体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可以这么说,没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没有革命烈士大义凛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壮烈、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就没有《红岩》!《红岩》就谱写不出这曲震撼人心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红岩》出版于1961年底,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书中革命先烈的形象和事迹,深深感染、激励着广大读者,引导着广大读者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从饥饿的困境中,从低迷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1962年中秋节,全国青联在北海公园举行联谊活动,当时《红岩》作者之一、全国青联委员罗广斌正在北京,应邀参加联谊会,我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代表陪同他前往。在白塔下优美壮丽的漪澜堂内,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紧紧地握着罗广斌的手,亲切地对他说:“你们写了一部《红岩》小说,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崇高的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人们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的社会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耀邦在讲这段话时,是很动情的,他的估计是对的,到1966年“文革”前,《红岩》已经印了300多万册。

50年来,从《红岩》的存在和发展来看,《红岩》是和革命先烈的气节和情操、形象和事迹,和党的战斗精神和光荣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此,无论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无论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时期,还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今天,《红岩》一直在有效地发挥着扶正祛邪,发扬浩然正气,保持革命气节,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的先进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红岩》始终是竖立在社会主义文学阵地上一面不倒的旗帜!

《红岩》创作的缘起

小说《红岩》的创作,首先与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有关。

语今同志1936年上大学时参加民先总队,1938年在延安入党,1939年到1946年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和学生工作,他在重庆红岩村工作7年,对重庆方方面面的情况,他都很熟悉。解放后他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黨组书记、社长、总编。可以说他大半生都是从事党的青年工作的,对青年工作有很深的感情。

那是1958年10月,作为年轻编辑的我跟随朱语今社长来重庆调研、组稿。当接触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狱中斗争这个题材,朱语今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大题材。于是他果断拍板决定,要约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写长篇小说。当时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团市委的常委,一个是统战部长,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他俩虽都在团系统工作,可要他们写长篇小说,他们从没有想过,也没有写过,唯恐完不成任务,不敢接受。朱语今针对他俩的思想顾虑和畏难情绪,热情鼓励说:“你们都是团的干部,天天教育团员、青年要响应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现在轮到你们了,就不能带个头?你们没有写过小说,为什么不能学着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就是为了完成狱中烈士的希望和嘱托,完成一个狱中幸存者、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不要犹疑了,写吧!”朱语今这一番话,既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发自内心的殷切希望,又是上级团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中青社向作者的约稿。

在朱语今的鼓励下,罗、杨开始应允,但朱语今也明白,罗、杨都是市委组织部管的干部,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脱产、不集中精力,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出面给罗、杨请创作假,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

肖泽宽对朱语今的建议很重视。朱语今在南方局工作时,肖泽宽担任过四川巴县县委书记、川东工委书记等职,他俩早就相识,是老战友了。在我们离开重庆后,肖泽宽立即向时任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汇报了,任白戈虽也很重视朱语今的建议,但没立时表态。任白戈是30年代的老作家,对文学创作很在行,他也知道罗广斌、杨益言有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经历,但经历是一回事,写作又是一回事。罗、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能担当得起写长篇小说的任务吗?万一写不好,怎么向团中央、向热心的朱语今交代?任白戈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时肖泽宽及时表示了意见,他对任白戈说:“朱语今是我的老战友了,万一写不好,只要我们尽力了,团中央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朱还向我表示,中青社也会帮助他们的。”在肖泽宽说明这一切后,任白戈表态:“好,我支持。”此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还进行了讨论,决定要把写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任白戈考虑得很具体,他对肖泽宽说:“写‘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这样题材的小说,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5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任白戈提出的这八个大字,是抓住了小说《红岩》的核心。

艰苦备尝的创作过程

肖泽宽在《红岩》的创作中正确而有效地发挥了党的领导的作用。首先他以市委组织部名义把罗广斌、杨益言从各自工作岗位上抽出来,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在与罗、杨交谈中,他发现罗、杨对狱中的革命烈士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而对国民党的敌特人员,了解不多,也理解不深。要写好《红岩》,就要对敌我双方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行。在他的建议下,经市委同意,准许罗、杨到公安部门查看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肖泽宽这个重要决策,对罗、杨来说太重要了。为了摸清敌特内部的情况和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罗、杨一次又一次翻阅有关特务交代的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的种种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而具体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这为罗、杨后来成功塑造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奠定了基础。正如杨益言后来说的:“仅凭我们掌握的敌特人员的材料,是塑造不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那样级别军统特务形象的,也很难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性格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

小说《红岩》的“征求意见本”写出后,由于罗、杨受真人真事的束缚,又因为怀着悼念烈士的心情过重,整个作品格调不够高昂,感伤、压抑的内容比较多。任白戈看过后,尖锐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怎么样表现革命烈士高昂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怎么样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敌溃我胜的全国形势?怎么样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面的斗争?这是肖泽宽当时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为此,他亲自出面,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四川、重庆地下党的老同志参加,给“征求意见本”提意见,给作者提供史实、史料、背景材料。正是在这样一些座谈会上,使罗、杨在已掌握的素材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丰富。比如《红岩》中的“红旗特务”郑克昌这个人物,就是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提供的线索。原军统渝站站长李克昌,专门搞“红旗特务”那一套,重庆解放后,很久才在黔江抓获他,后押回重庆。肖泽宽立即叫罗、杨去翻看李的全部供词记录,使罗、杨对特务的狡猾、阴险、罪恶行径,有了较深刻、较具体的理解。为后来在《红岩》中塑造郑克昌这个军统特务的复杂形象,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当时文学界的朋友,针对罗、杨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实际情况考虑,有的建议他们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斗争,集中笔墨写好一个监狱斗争就很好了。有的建议他们只写狱中的斗争,不要铺展开来,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罗、杨处于徘徊彷徨之中,不知如何决断才好,曾一度比较沉闷,对市委领导和老同志们提出的希望和建议,能否完成得好,感到没信心。肖泽宽在主持过这三次座谈会和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他也深深地感觉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红岩》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一批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肖感到对罗、杨的要求,要一步步来,欲速则不达。肖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仅准确地把握罗、杨当时的思想脉搏,心理想法,实际困难,而且他还看到两个年轻人高度的责任心和可贵的朝气、干劲和巨大的潜能。他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就是在罗、杨自己信心不足之时,他也没有灰心。

在一个深秋的晚上,肖泽宽来到团市委宿舍,他把罗、杨找了来,满怀悲壮之情,向罗、杨介绍了他的战友、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烈士,生前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感人事迹和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他牺牲后在国统区重庆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原来罗、杨只了解许建业烈士狱中斗争的一些片段,而对他被捕前和牺牲时的事迹,以及牺牲后在公众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了解的,后来他们在肖泽宽提供的有关许建业烈士的第一手珍贵材料的基础上,又揉进了许晓轩烈士一些事迹,终于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的形象。

针对“征求意见本”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向罗、杨指出:“‘中美合作所’狱中的生活,确实是非常黑暗、非常残酷的,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对于是写一个监狱,还是写两个监狱,肖泽宽说:“如果你们能够写好两个监狱的斗争,又能写出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如果没有那么多内容可写,或写不出特色,也可以不受生活的限制,集中写好一个监狱的斗争。总之,一切从你们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出发,形式服从内容。”关于写不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肖泽宽肯定地说:“‘中美合作所’狱中的斗争,与重庆市地下党的工作和活动,都是反抗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你们在写小说时,一定要掌握好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活动,是紧密地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这个大形势的。解放战争的发展越迅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就越深入,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肖泽宽还语重心长的对罗、杨说:“三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才能进步。你们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补上这一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肖泽宽对罗、杨还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罗、杨依靠专家的指点,拜老作家沙汀为师,以打开思想上的难题和艺术上的突破口。在肖的建议下,市委向沙汀发出了邀请函。沙汀愉快地接受邀请,在看完“征求意见本”后,他从成都来到重庆,在和罗、杨充分交流后,他很同意任白戈提出的“小说精神状态要翻身”的意见。他进一步提出:“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带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这“眉飞色舞”四个字,让罗、杨当时听了感到眼前一亮,很新鲜、很振奋、很受启示。为了开阔罗、杨的思想和视野,解决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沙汀向肖泽宽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要罗、杨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立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其中就有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肖泽宽立即拍板同意,批准罗、杨来京参观学习。事后我们发现,沙汀的建议和肖泽宽的决定,是个关键性的举措,是《红岩》创作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从过去朦朦胧胧的认识中走了出来,思想豁然开朗,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么样塑造好革命烈士的形象,他们找到了新的感觉、新的亮点、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很快他们就进入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

这之后一稿比一稿好,《红岩》是五稿定稿,北京之行后,罗、杨写出的是三稿,三稿是大转折、大翻身的一稿,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艺术技巧上,都有明显提高。众多正面人物形象加强了,许云峰、江姐的塑造有很大进展。通过许云峰、成岗、刘思扬,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斗争,交融在一起;通过江姐,把城市地下斗争和山区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通过李敬源,又把狱外活动和狱内斗争,互相呼应。

但无论是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还是中青社,对三稿都仍不满足,都觉得作品还有很大的开拓天地。经重庆市委批准,罗、杨又一次来京,听意见,改作品,在中青社的指导下,他们奋斗了3个月,写出了《红岩》“四稿”。他们携带“四稿”清样,在返川的途中,先在成都下车,把“四稿”清样送给沙汀,沙汀正在省委开会,专门请了假,赶着看完了。沙汀认为:“‘四稿’可以了,作品的精神状态较过去翻了身,作品的结构基本组织起来了,再加工一下,即可出版,不必再放了。”沙汀要他们在听取重庆市委和各方面的意见后,再一次来成都,他和他们逐章地研究作品的修改问题。罗、杨回到重庆,立即向肖泽宽作了汇报,肖很高兴,当即作了安排:一、请宣传部长黄友凡、文艺处王觉、冯旭、市委党校余时亮、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看“四稿”,在半个月内提出意见。二、之后汇集大家意见,向任白戈汇报,请他把个舵。三、 再去成都,向沙汀汇报,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四、之后,再去北京,在中青社的指导下,最后定稿。一切都是按肖泽宽的部署进行。1961年10月,罗、杨又一次来京,苦苦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修改,才在1961年12月定稿,同年年底出版。

《红岩》出版之后的故事

在《红岩》整个创作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市委要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红岩》第一版的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4000元外,尚有2000元,罗、杨商量后,决定全部交党费。杨益言带着2000元稿费去见肖泽宽,肖听了杨的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为了写《红岩》,你们熬更守夜,辛苦了三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肖泽宽这番话入情入理,温暖着罗、杨的心,也体现了党组织对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关怀。但他俩商量后,还是决定交党费,但也不能辜负肖泽宽的一番心意,他们一家留下400元,把剩下的1200元交了党费。

《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一片叫好声中,又是市委向他们提出:要正确对待赞扬。肖泽宽向他们提出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查《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得到提高,以便以后更好前进。”当年重庆市委和肖泽宽同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成功地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为我们党领导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2003年4月李长春同志在重庆考察思想文化工作时,对红岩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本小说《红岩》,一曲《红梅赞》教育了几代人,对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月匆匆,50年过去,当年组织领导《红岩》创作的任白戈、肖泽宽、朱语今、沙汀、边春光,还有作者之一的羅广斌等,都一一先后离开了我们,但红岩精神会世代相传,《红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会永留人间。

篇5:红色经典小故事

一次,正是过年的光景,洪汝兰带领同志来到家乡吴小垟附近活动。他的父亲闻讯赶到武工队驻地,对儿子诉说着家乡遭受敌人摧残破坏的情景:“几个月前,敌人派兵包围吴小垟、包垟两个村,想抓可夫(刘英)、龙跃、老海(郑海啸)等省委、浙南特委、平阳县委的领导,结果扑了空,恼羞成怒,烧毁房屋57间,捕去58人,杀害8人,自家11间房子全部烧毁,捕去的乡亲中有7位是自家人……,现在流离失所,东分西散,年都没法过了……”洪汝兰却安慰父亲:“现在中国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要想有好年过,就是一条路,团结穷人,坚持斗争,革命成功就好了。”

一担香烟

洪汝兰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期间,手中有人权,还有财权,党员上缴的党费都由他收存保管。

篇6:红色经典故事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畏惧敌人的屠刀退出革命阵营者有之,为保命或升官发财叛变革命而沦为叛变者有之,但夏明翰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毅然前行,毫无畏惧。

1927年“马日事变”后,夏明翰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随毛泽东回湖南组

织秋收起义,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新省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筹备秋收起义,他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投入起义的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并教育鼓励自己的亲人,全力参加武装斗争。秋收起义发动后,仍然在湖南省委坚持地下斗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27年11月与李六如冒险到平江,与罗纳川等领导发动了平江秋收起义,到浏阳发动武装暴动。夏明翰在平浏指导武装暴动后,被调往湖北省委工作,不久即因叛徒告密,在汉口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夏明翰大义凛然地说,“为了劳苦工农的解放,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敌人强迫他悔过自新时,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时,他用带着铁铐的手,挥毫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流传千古的就义诗。这诗不仅是夏明翰伟大人格的体现,也是他崇高信念的最好表达。

著名诗人萧三回忆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四句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这言行一致。”夏明翰这种救国救民对党赤胆忠心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苏兆征领导香港大罢工

广州和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于1925年6月至次年10月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各界群众于6月3日举行示威游行。香港各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副主席的“全港工团联合会”,领导香港工人于1925年6月19日开始总罢工,声援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

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十五天中,罢工人数达二十五万。

香港当局实行紧急戒严和封锁,有十万多工人冲破英帝国主义的阻拦回到广州,得到广东革命政府和人民的有力支援。6月21日,广州沙面等地工人举行罢工。23日,广东各界举行援助沪案示威大会。会后,工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员等十万余人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经沙基时,遭到对岸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造成沙基惨案,激起广州和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这次罢工斗争,指导工人组织起来,选出代表八百人,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苏兆征、邓中夏为正、副委员长。设武装、纠察、审判、法制、财政、调查、交际、交通等各种办事机构。

省港罢工委员会当即决定断绝广东对香港的肉食、蔬菜及一切物资的供应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禁止英船英货进口,严密封锁香港,使香港的生产和运输都陷于瘫痪。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寻淮洲孤胆夺枪

1929年春节刚过,这一天,张子清团长把已担任排长的寻淮洲叫到跟前,亲自授予他一项特别任务。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紧张。距遂川城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姓卢的土豪,家里有10条枪,但他家家丁众多,附近还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张团长经请示毛委员,决定派寻淮洲带20人去把卢土豪家的10条枪搞过来。他对张团长说:“我们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因此,我建议只派我一个人去即可!到时候,我装扮成放牛娃,很难引起敌人怀疑。我保证把枪一条

不少地搞回来!”

当时,大家都为寻淮洲捏了一把汗,第二天清晨,大家刚刚起床,寻淮洲就满头大汗,扛着10条枪回到了营地,张团长得知寻淮洲完成任务归来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一边派人向毛委员报告,一边来看望寻淮洲。见面后,他握着寻淮洲的手说:干得漂亮!这时,毛委员来了。寻淮洲首先向毛委员汇报了他夺枪的经过。原来,他进入卢土豪的宅院时已是深夜,当他摸进屋,一把抓住卢土豪的衣领,用手枪顶住他的脑袋时,卢土豪和小老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了!土豪弄清寻淮洲的意图后,寻淮洲命令他老实点,同时告诉他自己带来了三个排的人,只要一有枪声,就会冲进来杀死他的全家。卢土豪一看毫无办法,只好把枪乖乖地送到寻淮洲的面前。寻淮洲扛着缴获的10支枪,命令卢土豪把自己送出村子。临别时,他还故意像下命令似的说:“一、二、三排,跟我撤!”就这样,寻淮洲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遂川城里的红军全体集合,请寻淮洲给大家介绍他孤胆夺枪的故事。最后,毛委员亲自走上讲台,对寻淮洲的英勇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他还号召全体指战员都要向寻淮洲学习,勤奋学习、英勇杀敌。

毛主席与红井的故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说的就是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有一首歌,歌名叫做《红井水》,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红井是党、红军和苏区人民血肉相连的见证,红井水是幸福水。

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村庄,当时村民非常迷信,认为挖井会破坏当地的风水,因此没有哪家村民敢擅自开挖,群众平时要到几公里外的小河里挑水饮用,农忙季节只能挑村前的脏塘水。村外的人都说:“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无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主席毛泽东就住在这个村子,他发现村民饮水困难后,召集了全村的人开了一次解决饮水困难的村民大会。大会上许多群众说:“这个地方不能挖井,挖井会受到报应,就是挖也不一定能挖出水来,这个地方是旱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家地说:“迷信不可信,这井我来挖。”

9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在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了水源的勘探,并破土动工,群众见毛主席亲自在开挖井水,也纷纷带着工具一起动手,在挖到5米深的地方,一股泉水喷涌而起,并终于挖好了,并用鹅卵石砌成,此后,其它沙洲坝的村民也纷纷开挖井,村民们的吃水问题终于解决了。

1950年,瑞金人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维修了这口井,并取名为“红井”,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上面书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想念毛主席。”以示沙洲坝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和感激之情,后又将木牌改为石碑。1961年3月4日,该井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正是这样的苏区好干部。

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革命经费。在苏维埃俱乐部的民主生活会上,他着重宣布:“我四月份已自带伙食,从五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反“围剿”为止!”他说到做到,从1934年起,他坚持在家里带米到到省苏政府办公,这一行动在江西苏区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纷纷向他学习,节省公家伙食,支持革命战争。刘启耀回家背米,旁人风言风语,他老婆开始不理解,埋怨地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给他讲道理,终于使其明白了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

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

望,还嗔怪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应道:“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一对夫妻相视而笑。1935年初,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的战斗中被冲散,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敢回家,便隐姓埋名,在遂川一带讨米。可是谁没有想到,这位表面上破衣烂衫的讨米人,原来是省苏区主席,而腰间竟缠着一大包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的金银。为了保存这笔经费,他宁愿自己去讨也不愿花费一分一毫。

刘启耀一边走家串户装乞丐讨米,一边秘密串连散落在遂、万、泰一带的同志,共达一千余人。1937年初,刘启耀在泰和县马家洲,召集的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会上决定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刘启耀才将他珍藏了3年的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同志们对刘启耀传奇般地保存了党的经费无不敬佩。

朱德的扁担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修筑五大哨口工事、安顿好重伤员修建红军医院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要准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因此,红军战士在井冈山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挑谷上坳”便成了部队的一项经常工作。

从井冈山到山下的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山又高,路又陡,因此,每次运粮,总是起早赶路,摸黑回山。当时,朱军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他总是跟大家一同去运粮,而且每次都是挑得满满的。大家看到朱军长晚上要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粮,可是朱军长却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分,挑粮也有我的分!光吃饭不挑粮,那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

怎么办呢?有位红军想了一条“妙计”。有一天,队伍又要到茅坪去挑粮。天没亮,大家都起床了。吃过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麻包,有的提着布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朱军长也准备动身,便去拿放在墙角里的扁担。奇怪?扁担突然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

朱军长的扁担哪去了呢?原来是红军战土们为了让朱军长在家里多休息一会,故意把扁担藏起来了。谁知大家刚走上黄洋界,朱军长又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赴上来了。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人们才发现朱军长又新削了一根扁担。过几天扁担又不见了,朱军长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而且,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

从此,朱军长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朱军长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了大家。不久,有位红军战士还编了首歌谣:“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挑粮爬山累了时。红军战士就用这首歌谣互相鼓励。朱德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更激励了红军战士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八兄弟争相当红军

这是来源于瑞金下肖区杨荣显老人八个儿子集体加入革命队伍的真实事迹,1934年5月,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最为激烈之时,国民党反动派总调集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妄图歼灭中央红军。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果实。补充兵源,扩大红军队伍是中央机关作出的最为现实的决策。30日,在《红色中华》刊登了一幅瑞金八兄弟当红军的扩红宣传画,这幅画虽然看似单调、笨拙,但主题鲜明、突出,它的宣传效果在当时的扩红运动曾引起较大的轰动,时至今日,留给我们心灵的震憾仍然是强烈的。

杨荣显与八个儿子在红军没来之前,家中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后来,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并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劳苦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杨荣显一家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分得了土地、山林,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军事“围剿”,打破了杨荣显一家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全家聚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参加红军的事情,几个儿子都要参军,相持不下时,杨荣显老人流着眼泪说话了,“你们不要争了,既然前方需要,你们都放心去参加红军吧,家中有我和你们几个兄弟媳妇,希望你们在前线英勇杀敌,都能够平安回来。”

八兄弟安排好家中事务后,都参加了红军,这件事被扩红宣传员发现,以图画的形式刊登在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纸《红色中华》中,反响十分强烈,八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就象插上了翅膀一般在中央苏区的广阔土地上传颂。

1934年深秋,杨荣显老人病入膏肓,在那弥留之际,深深的思念着前方的儿子,他张着嘴巴,艰难地念叨着八个儿子的乳名。此时,守在老人身边的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都知道因前方战斗惨烈,参加红军的八兄弟已全部壮烈牺牲,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怎能忍心告诉老人。杨荣显老人睁大着企盼的双眼离开了人间。

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当红军意味着与魔鬼打交道,上战场无疑九死一生,苏区人民怀着朴素的革命感情,在生离死别的选择中,如滚滚洪流投入到波澜壮阔的红军队伍之中,由此演绎了无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共同上战场的感人事迹,八兄弟当红军就是在那壮烈的环境中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一例。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大渡河挺进。只有一条泸定桥可以通过。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

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领袖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出奇兵》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武怀让临危受命 武怀让,焦作人1929年夏,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彭湃、杨殷等5人牺牲,任弼时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敌,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恽代英就义;4月,政治局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蔡和森惨死;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蒋介石中原大战胜利,阎冯归蒋,张学良十九万东北军交蒋,向我苏区围剿,日本正加紧侵略我东北,内外交加,千钧一发,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何人有能力接任军委书记这一要职,会议选出两人:张国焘和武怀让,中央决定任命武怀让为中央军委书记。

武怀让在任军委书记期间,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忍辱负重地工作。支持苏区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避强攻弱”的运动战术,由林彪、聂荣臻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攻打福建薄弱敌人。部队就取得了龙岩和漳州两大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又走上了运动战的正确道路。之后,又做出了“水口”之战的正确决策,歼灭入赣粤敌20个团,迫使陈济棠退出赣南根据地。特别是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时,他命令红一方面军由南雄、信丰北上,策应鄂、豫、皖威胁南昌,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西根据地的压力,有力配合了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制定了敌人未合围前“突破一面、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在苏区领导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配合下,缴获蒋介石嫡系部队陈诚大量新式武器和军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而使闽、赣、浙根据地扩大连成一片。这一时期成为红军根据地发展的全盛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赵一曼为国捐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开展工作,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臵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以及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

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经过激战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为了让大部队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这班留下坚守。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喊道“捉活的,捉活的!”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人宁死不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彭雪枫有“三宝” 彭雪枫治军特色是文武兼备。他的军中有三件宝:一是《拂晓报》,二是“拂晓剧社”,三是骑兵团。他曾说:“如果让我凭兴趣挑选工作的话,我愿意做拂晓剧团团长、骑兵团团长、拂晓报社的编辑和记者。”由此可看出这三件宝在军事

家彭雪枫心目中的地位。

1938年9月29日,《拂晓报》创刊,彭雪枫撰写创刊词。第二天,彭雪枫誓师,率部东征。此后《拂晓报》沿着支队东去的征途,横越平汉,东渡黄水,随军征战在“涡河上”和“淮水两旁”,短短几个月时间,成为豫皖苏边区这片荒芜的“沙漠中的甘泉,饿乡里的食粮,指引方向的罗盘,照耀通衢的灯塔”。1939年10月起,多份以“拂晓”命名的刊物不断问世,以《拂晓报》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垦荒”高潮在豫皖苏边区兴起。

1938年4月底,竹沟教导大队第一期将要结业,彭雪枫责成组织剧团,“五一”开始第一场演出。事隔两天,由他命名的拂晓剧团就诞生了。1940年,大名鼎鼎的开封孩子剧团部分团员与拂晓剧团合并。彭雪枫对剧团更加钟爱,每逢重大节日和召开重要会议时,都指令剧团配合演出,还经常带它深入连队进行视察,当地人民称其为“彭家班”。

第三件宝骑兵团,是诞生于1941年8月1日。彭雪枫指令成立骑兵团,战术、技术师法苏联红军骑兵,被称为“红色哥萨克”。在1942年洪泽湖地区沙山集一战中,彭雪枫的骑兵团仅用9分钟即将300余名日军砍倒大半,80余名日军因恐惧而投降,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被称为“雪枫刀”的马刀。“雪枫刀”是由彭雪枫亲自设计的一种刀身颀长、刀背轻薄、锋利异常的马刀,骑兵战士们爱不释手

八女投江

1938年夏天,日本关东军纠集伪蒙、伪满军在松花江下游展开了“三江大讨伐”,东北抗联第4、5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向西转移,遭到日军多次围追堵截,牺牲了很多抗联战士。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5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

10月10日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敌人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组织女战士殿后,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军火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敌人一下子慌了神,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冲出去的同志最后听到她们齐声喊――“快往外冲啊!保住手中枪,抗战到底!”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的更加猖狂边打边叫:“乖乖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当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冲出日军的包围后,多次组织抗联战士回来营救,因日军火力强大未能成功。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八名女战士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八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1]

刘老庄连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官兵,在淮北刘老庄战斗中全部壮烈殉国。他们是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副连长石学富,排长尉庆忠、蒋元连、刘登甫,文化教员孙尊明、卫生员杨林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把它誉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刘老庄连是由游击队升格为正规军的。连长白思才16岁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战初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指导员李云鹏当过教员,曾到延安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在他们的带领下,第4连经受了刘老庄战斗最严峻的考验,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壮丽的诗篇。1943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3月17日,日伪军1000余人,分兵11路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该部奋勇阻击各路敌人。是日,日伪军进行第二次合围,该部与日伪军在淮阴北老张集、朱杜庄一带遭遇。激战半日,于黄昏后再次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北的刘老庄地区。18日晨,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第4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和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全连82人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围。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绝不给我们党丢脸,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4连官兵在强敌面前,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陈嘉庚访问延安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谈话;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

陈嘉庚这次访问延安,经过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国共产党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无视民心侨心。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通过这次访问坚定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破坏抗战、投降卖国、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左权血撒太行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前后历时四个月,大小作战1800次,共歼灭日军20000余人,打得日寇闻风丧胆。遭受重创的日军不甘心失败,随后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向八路军发动猛烈攻击。1942年5月,日军调集各路重兵,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太行、太岳地区,同时又秘密派出两个精锐连队,化妆成八路军的模样,骗过了沿途的军民,深入太行腹地。

5月22日晚,八路军发现各处敌情。当机立断命令主力部队快速开拔,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到外线作战。主力开拔后,日军利用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搜寻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发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立即调集重兵包围。而此时,那支冒牌的八路军,在我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正悄悄的向八路军逼近。

5月23日,八路军总部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发现了来犯之敌。此时形势已万分危急,数十倍的敌军精锐正疯狂的扑来,而八路军总部多为文职干部,大多没有实战经验。敌众我寡,总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散突围。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突围,连夜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次日凌晨再次遭到日军重兵包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顾个人安危,坚决要求断后,在掩护总部领导骨干成功突围后,左权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朱德给左权的挽联

任常伦三救战友

第一次:在攻打敌人一个外围据点时,任常伦和两个新战士在部队撤退时,走在了最后面,敌人尾随在他们的背后追来,情况十分危机。任常伦机警地让二位新战士先走,自己跑到大道西侧的丘陵地带,选择了一个隐蔽伏击点,举枪就朝着敌军射击,把走在前边的一个敌人击毙。这一枪,把敌人全部吸引了过来,而掩护二位新战士安全撤离,最后,任常伦也凭借有利地形,安全撤回。第二次:任常伦随部队在追击伪军时,和二、三百名敌伪军混在了一起,大家冲呀、杀呀,正打得来劲,任常伦突然看见一个战友被四、五个敌人包围住了,他怒不可遏,勇敢地冲上前去,大喊一声,正当敌人被吓倒的一会,任常伦端起三八大盖枪,当当立马打死二个,又刺倒一个敌人,使被围攻战友转危为安。

第三次:1941年冬季,任常伦随连队在攻打敌人小栾家村据点时,由于敌情有了新的变化,连队奉命撤出战斗,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三班长史德明。旧伤在身的任常伦请求同一排长、二班长三人去营救史德明,一排长和二班长在前往营救的途中受了伤,任常伦就让他们掩护,只身一人去搜寻战友。任常伦多次机警地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堆新土前找到了史德明,原来,史德明在战斗打响后,不幸受了重伤。任常伦取下毛巾给史德明包扎伤口,又解下绑带,一头结在史德明身上、自己紧抓一头,拖着他走。当经过敌人的一个封锁点时,被敌人发觉,招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任常伦把身子挡在史德明面前,史德明安全无损,而自己却受了伤。后来,在连队派来的战友们的掩护下,任常伦搀扶着史德明一步一个血迹地胜利地返回了营地。

任常伦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战友的事迹,受到了部队指战员们的高度赞颂。

小英雄王二小

1939年夏天暴雨成灾,庄稼颗粒未收。第二年春天,正值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王二小的父母和哥哥因病饿先后去世了。1940年春无依无靠的王二小开始了逃荒的生涯。一天二小因饥苦昏倒在了路边,被狼牙口村委会主任搭救。当

时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独立师老一团的骑兵连就驻扎在这一带。二小和八路军战士混得很熟,骑兵连的吴连长非常喜欢这个孤儿,常常给他讲打仗的故事,到了开饭的时间就留份饭给他吃。后来,二小就加入了儿童团,一边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早晨,13岁的王二小正在当地老乡称狼牙沟门的外崖山坡上放牛,忽然看见一队鬼子进山来扫荡,鬼子兵有好几十人,正从狼牙口向范庄旺村走来。那边的山沟里隐蔽着八路军的后方机关,还有不少乡亲们,万一鬼子摸进那条山沟,不仅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受损失,乡亲们也将在劫难逃。可是这时候跑回去报告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二小忽然想起来,骑兵连就埋伏在石湖旮旯的石岭子上。二小冷静地想了想,他要把鬼子引进埋伏圈,让八路军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二小故意暴露了自己的目标,正在山谷里瞎撞的鬼子兵一见到二小,连忙把他从山坡上抓来问路。二小机智地和鬼子周旋,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在前边带路,王二小带着鬼子从西北沟钻了进去,引向八路军埋伏的石湖旮旯。其实这是一条死路,翻过巨石就到了路的尽头。鬼子一下傻了眼,二小想趁敌人惊魂未定的时候向灌木林跑去,这时,鬼子军官朝他举起了洋刀,刺向了王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在那块巨石上。与此同时,山头上的部队枪炮声四起,前后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就全歼了这股敌人。

战斗刚结束,战士跑到巨石前抢救王二小。当时王二小还活着,还有两名八路军战士也受了重伤,部队将他们护送到刘家庄,终因伤势过重,三人先后与世长辞,永远长眠在了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

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被选为村儿童团长,带领伙伴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运送武器弹药等。1945年1月,参加了西社夺粮战斗,同伙伴们扛粮装车,众口称赞。同年10月,背着家人只身到汾河贯家堡,参加了妇女培训班,被选为小组长,潜心学习。结业回村后,担任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办冬学,帮助烈军属解决困难,支前和慰问部队等。

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阎锡山匪军大举进袭文水一带。为保存实力,中共八地委决定平川地区大部份干部转移上山。她再三恳求党组织把她留下坚持地下斗争。十二团三营连长王本固负伤,她将王本固隐蔽在一户军属家,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给他买药治伤,并精心护理直至痊愈返队。12月,敌人频繁出击云周西村,家人劝其撤退上山,她表示:“走与不走要等上级通知。”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其转移。次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敌人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自白”。

审讯中,敌人千方百计诱使其供出同党,她坚定不移地回答道:“不知道”,“给我个金人也不要”!接着又以死相逼,她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连长恼羞成怒,指使叛徒把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和71岁的陈树荣,用铡刀杀害。敌连长问她:“怕不怕?”她坚定地回答:“死也不投降!”她镇定自若地问:“怎个死法?”敌连长狂叫:“一个样!”并命令机枪对准群众:“把这些人全扫光。”她斩钉截铁地喊道:“不许残害群众!”从容不迫走近铡刀,英勇就义,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江姐的故事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江姐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

几个月后,江姐也被派往川东。江姐化了装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发现城楼上悬挂着革命者的头颅,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留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董存瑞炸碉堡

在解放隆化县战斗中,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担任主攻,从城东北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动。国民党军的机枪严密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六连火力组、突击

组、爆破组、支援组互相配合,很快地攻破了隆化中学东北面的旧衙门碉堡群。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了敌人4个炮楼、5个碉堡,胜利地完成了扫清隆化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

下午3点30分,六连向隆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白副连长派出李振德等3名爆破手去爆破,李振德冲出不远,炸药包就被敌人枪弹打中,李振德阵亡,其余两名爆破手负了重伤。这时,团部来了紧急命令,要六连火速从中学东北角插进去,配合已突进中学院内的兄弟部队,迅速解决战斗。白副连长命令董存瑞去炸碉堡。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在郅顺义火力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郅顺义扔出的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冲到了碉堡下面。而这时,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他抱着炸药包迅速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郅顺义清清楚楚看着这一切,急得直攥拳头。突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

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就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了炸药包,使其紧紧地贴着桥底,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

牺牲时,他年仅十九岁。

盛超群智斗特务头子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的审讯室里,侦防科课长陆坚如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打手,正在拷问一个叫盛超群的青年。据报,盛超群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正为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一案忙得不可开交,忽听特务报告抓获共产党要犯盛超群,真是欣喜若狂。

可是,经过两天的酷刑,盛超群却什么也不承认,徐远举命令陆坚如加重刑罚。到第三天,盛超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还写出了一份“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一看名单,徐远举吃惊不小:原来名单上的人物全是云阳县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等l2人。

事不宜迟!徐远举立即派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率特务,会同万县专署专员李鸿焘一起行动。一到云阳就将云阳县政府机关团团包围,只准进不准出,按图索骥,将盛超群名单上的12人一网打尽,全部押往万县专署连夜审讯。

折腾了一个多月,徐远举才发现上了当,被抓来的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不得不将他们全部释放。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专家就这样被一个进步青年狠狠地耍弄了一回,徐远举为此也受到上司的训斥,并被同行暗中讥讽。

1949年11月l4日,盛超群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难友一起被枪杀于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电台岚垭,但他智斗大特务头子的英勇故事一直广为流传。

朱瑞将军亲临一线

1948年9月底,被我军长时间围困的敌军龟缩在义县的城内,企图凭借大佛寺,负隅顽抗。

10月1日,天还没亮,炮兵司令朱瑞将军匆匆赶到前线指挥部,检查炮兵火力的部署。这时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向他报告:“3时炮兵全部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9时30分完成以打开突破口为主的炮火准备。”朱瑞点了点头。

9时30分,朱瑞下达了开炮的命令。担任正面射击任务的2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强大的炮火将大佛寺屋顶的一个角儿轰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攻击,朱瑞从望远镜里看到义县的城头已经倒塌下来,正面的城墙也被炮火打开了30多米宽的口子。朱瑞对此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炮纵副参谋长张志毅说:“如果是打锦州,突破口还应该再大一点,也可以考虑多打开几处。”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了冲击。只一个冲锋突击队就冲上了城头。守城的敌人如潮水般退了下去。至15点20分,敌守军一万多人全部被歼。

这时,朱瑞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对一名警卫战士说:“走,到城头上再去看一看,最好量一量突破口有多宽,这样下一步攻打锦州心里就更有数了。”这名警卫战士说:“还没有打扫战场,首长是不是先不要过去?”“不要紧,我们也可以一同打扫战场嘛。”朱瑞说着便朝城头的突破口走去。当朱瑞走过一条小道、跨上一道土坎的时候,脚下突然踏响了地雷。随着火光一闪,将军轰然倒地……身中几十处弹片的朱瑞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43岁。

10月3日,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重大损失。

革命烈士杨介人

杨介人,焦作人 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随之他创办了不定期油印刊物—《廉泉》,自编自印,自办发行,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杨介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春回国。回国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安阳一带进行革命活动,负责领导安阳—邢台—新乡—焦作—汲县等铁路沿线的工人、农民。他先在安阳铁路机务段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后又在一些工厂、农村建立了党组织和工会、农会组织。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安阳县委书记、汲县地委书记等职。

1925年6至7月,为声援“五卅”运动,杨介人参加领导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斗争。9月,又发动了安阳县西北的六河沟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组织工会等要求。在他的领导下,安阳、汲县等地党组织还发动教员、学生、士兵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集会游行,并向黄埔军校推荐了一批青年学生,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春,杨介人到安阳广益纱厂(河南省豫北棉纺厂前身)帮助成立工会,并指导工人开展反饥饿斗争。为了争取豫北农民武装天门会,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门会工作,和天门会首领杨贯

一、胡紫青指挥天门会两次击溃奉系军阀驻岳城的两个骑兵营和驻磁县车站的一个团,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介人回家乡做秘密工作。先后在沁阳县和温县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共组织。还在沁阳县崇义村组织“青年读书会”。1930至1932年,他几次回到温县、沁阳,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宣传中共的主张。1932年底,杨介人到天津领导工人运动。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关押在保定第二监狱。在狱中,他英勇不屈,多次领导绝食斗争。1936领导越狱暴动未成,是年12月底被杀害。

火烧邱少云抗美援朝期间邱少云所在部队执行一次秘密任务,部队首长指示:“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这次任务十分重要,也非常艰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目标。”邱少云和战友们坚定地执行命令。

深夜,52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按预定计划井井有条地迅速分散开来,隐蔽潜入到三九一高地附近一片蒿草丛生的地里。每个人从头到脚插上了蒿草,风一吹,人身上的草和地上的草同时摇动,看不出一点儿伪装的痕迹。邱少云和他所在的那个排,就在高地东边的一条长满蒿草的土坎旁边隐蔽着。

由于一群巡逻的敌军在下山巡逻时发现我军两名战士,为了不让信息走漏,首长指示炮轰这一群敌军。山上的敌人被这一阵炮火吓得胆颤心惊,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动弹,半个钟头后,从南方飞来数架敌机,盘旋在志愿军潜伏的上空。忽然,敌机投下了燃烧弹。有一颗燃烧弹落在离邱少云两米远的草地上,飞迸的燃烧液溅到邱少云的左腿上,眨眼功夫,插在他脚上的蒿草烧着了,火苗腾腾地冒起来,此刻,邱少云只要翻动一下身子,就可以把火苗扑灭,但是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啊!邱少云想到要更好地打击敌人,他坚定地伏在草丛中,一会儿,烈火就蔓延到了全身。为了革命胜利,邱少云伏在那里,纹丝不动。

虽然烈火在一点点地在他身上燃烧,但邱少云还是忍住剧痛,纹丝不动地伏在那里。他咬紧牙关,顽强的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烈疼痛把手深深的插入泥土,直到最后牺牲,他也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下午五点三十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向三九一高地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同志们怀着满腔复仇的怒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扑去,他们都在呐喊:“为邱少云同志报仇”。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敌人的一个加强连全部被歼了,三九一高地上飘扬着我军胜利的红旗。

黄继光堵枪口

黄继光机灵勇敢,多次受到连长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讯员。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

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当即被任命为第6班班长。他带领2名同乡的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正在这时,黄继光、吴三羊和肖登良冲了上去。他们三个人交替掩护爆破,很快炸掉了三个小地堡,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地堡了。这时,吴三羊牺牲了,肖登良也重伤后奄奄一息。

指导员在敌照明弹的光亮上看见只剩黄继光一个人带着伤在运动时,连忙爬过来用机枪掩护黄继光。黄继光拖着受伤的腿,慢慢爬到地堡前,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毫无畏惧,忍着伤痛,迅速抵近敌中心火力点,连投几枚手雷,敌机枪顿时停止了射击。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在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攻击部队再次受阻。这时他多处负伤,弹药用尽。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他突然奋力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战友们冲上“零号”阵地时发现,黄继光敦实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人们看到,黄继光的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长长的血印。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血都在路上流光了。

爆破英雄杨根思1950年11月29日,美军王牌师——陆战1师向1071高地发起猛攻,企图冲出我军的包围圈。50米、30米……敌人越爬越近。“打!”随着连长杨根思的一声怒吼,我军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敌人一批批倒下。一阵密集的狂轰滥炸之后,敌人2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冲了过来。“等靠近了再打!”杨根思对部下说。端着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敌人渐渐靠近,个个面目狰狞。杨根思

一个手榴弹甩出去,纵身跃出堑壕,“为了祖国,冲啊”!战士们猛虎般冲向敌群,霎时间,枪声、格斗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扔下一地尸体,美军仓皇后退。急于逃命的敌人又成批地涌了上来。杨根思命令8班班长带领几名战士,从山腰主动发起攻击。遭到正、侧面沉重打击,敌军不得不立刻呼叫坦克炮火掩护撤退。“把坦克炸掉!”爆破手出身的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就要冲出去,这时,7班战士赵有新抢过炸药包,直扑敌坦克。

在火力掩护下,赵有新机灵地把炸药包放在坦克的链轮下面,“轰!”坦克猛地震动了一下,成了一堆废铁。战斗出现了难得的间隙,杨根思便让部队就地休整。这时,8班一个战士运手榴弹上来,并带来了副营长王国栋写的纸条。“亲爱的3连同志们,你们是钢铁的连队,要坚守阵地,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守住!”杨根思一字一句地念完后,激动地,“同志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鼓励,也是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和敌人拼到底!”

敌人的第8次进攻被打退了!杨根思查看了一下,只剩下自己和机枪组了。为了保护武器,他命令重机枪排长和负伤的射手带着打完了子弹的重机枪撤下去,自己一人留在阵地上。“轰!轰!轰!”扬起的尘土和浓烈的硝烟气味再次笼罩着这块不足100平方米的阵地。垂死挣扎的敌人一群跟着一群扑了上来。敌人就要踏上1071高地。突然,杨根思猛地站起向敌人冲去:在他手里,是一个冒着烟的炸药包……一声巨响,他与敌人同归于尽。雷锋做好事

一次,雷锋从安东(今丹东)回来,要在沈阳转车。他背起背包过地下通道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棍,背了个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地迈着,雷锋走上前问道:“大娘,您到哪去?”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俺从关内来,到抚顺去看儿子!”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用手扶着老人说:“走,大娘我送您到抚顺。”老人感动极了,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进了车厢,他给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边,掏出刚买来的面包,塞了一个

在大娘手里,老大娘往外推着说:“孩子,俺不饿,你吃吧!”“别客气,大娘,吃吧 先垫垫肚子。”“孩子”这个亲切的称呼,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切。他在老人身边,和老人唠开了家常。老人说,她儿子是工人,出来好几年了。她是第一次来,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 说着,掏出一封信,雷锋接过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老大娘急切地问雷锋:“孩子,你知道这地方吗 ”雷锋虽然不知道地址,但雷锋知道老人找儿子的急切心情,就说:“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 ”雷锋说到做到,到了抚顺,背起老人的包袱,搀扶着老大娘用地图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老人的儿子。母子一见面,老大娘就对儿子说:“多亏了这位解放军,要不然,还找不到你呢!”母子一再感谢雷锋。雷锋却说:“谢什么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参加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过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有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李四光毅然回国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

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一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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