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关键词： 金融体制 国际

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共6篇）

篇1：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门经济的影响分析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江门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尤其是2009年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下滑比较明显，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额的减少，利用外资额的下降和用电量的大幅减少。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江门的影响没有深圳和东莞等外向度非常高的城市那么敏感和快速，江门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是50% 但是，它的影响会在今年的2－4月份集中释放，对我市的第一季度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尤其是，我市外贸出口企业主要以中小型加工企业为主，抗风险的能力较弱，所以对我市的外贸企业的影响可能还要严重和持久一些。

一、基本情况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门的影响主要通过进出口加工贸易、利用外资、和能源等需求萎缩三个传导机制发生作用。对江门的就业和服务业影响不大，对房地产业影响较大商品房空置面积万平米，空置率％，对农业的影响也较小。

二、对各行业的影响

（一）对工业经济的影响

（二）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1． 出口创汇农业的影响

2． 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农资价格的影响，农产品价格走低的影响

（三）对服务业经济的影响

（四）对就业的影响

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介绍，2009年，我市新成长的劳动力将是4.8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9万人，2009年就业工作的重点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安置就业。

1． 对城镇就业人口

2008年末城镇就业人口较2007年减少了6269人，而去年同期，2007年较2006年只减少637人，国际金融危机对城镇就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0.4％。

当前的金融风暴对我市劳动力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市人力资源市场一份最新统计显示，岗位需求与求职登记人数相比，求人倍率由2008年的1.12下降至今年1月份的0.87（编者注：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它表明了劳动力市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求职人数，如求人倍率为0.87，表示100个求职者竞争87个岗位），出现了岗位需求萎缩，求职人数增加的现象，但总体看，我市就业形势仍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食宿和餐饮服务业仍然是招聘的主体，电子生产工、车位工、生产运输工人、服务员需求量仍大于求职量。

2． 对农村就业人口（农民工）的影响

我市有农民工万人，其中，在外打工农民工返乡的有133266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本地企业裁员减少人。“我们上周刚刚统计出的数据显示，我市各企业春节前离岗农民工133266人，春节后返岗106613人，80%以上的农民工返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林辉昨天向记者透露。据介绍，这一数据来源于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最新普查结果，农民工实际返岗率高于之前对15家企业抽样调查得出的73.72%的数字。

3． 对应届大学生就业影响情况

据人事部门统计，目前江门尚有2万名左右的大学生没有实现就业。

最近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创业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把促进就业帮扶对象由原来的5类扩大到8类，新增了退役军人、大学生创业的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市财政今年将安排1150万元促进就业专项资金，配套落实相关政策，大力促进创业就业；同时，在各市、区建立一个以上的创业孵化基地和一个创业培训基地，以全面促进就业再就业。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

还未见回暖的迹象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总体投资额度不够，尤其是大项目偏少

（二）投资的后劲不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三）科技创新投入增长幅度较小不足以支撑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改造

（四）政府出台的应对政策措施力度不够，效果不够明显

减免税的力度不够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较少，难以满足当前企业的需要。

（五）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制约因素较多进度不快，影响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六）市级财力薄弱统的能力能够，影响一体化进程。

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项目引进力度，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二）结合《规划纲要》珠江中经济圈布局，大力发展专业镇经济，争取尽快和中山专业

镇融合，形成江中专业镇集群，强化新会和台山东南向发展意识，加快与珠海的沟通和联合，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的活力要素。

（三）加强全市产业布局规划的力度，进一步明确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实现科学布局，协调发展

（四）在《规划纲要》新一轮框架下，进一步做活江门的发展文章。上连广佛都市圈，下

通澳珠出海口，做到上下通气，八面来风。

（五）做活江门生态宜居典范城市这个人文牌。加快滨江新区开发建设进度，争创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加快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努力打造珠江西岸山水园林城，生态宜居地，生活便捷、心情舒畅、休闲舒适乐园。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篇2：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落实到位，不断丰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

一、深入分析，及早谋划，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最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确估量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影响，事关对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事关宏观调控方向、力度和节奏的把握。面对严峻形势，委党组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等单位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政策措施建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解振华同志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和中央党校、体改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为克服形势变化较快、统计数据相对滞后的困难，张平、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张茅、彭森、张晓强、杜鹰、穆虹、刘铁男、苏波等委领导分别带队赴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在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委领导及时谋划，适时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是组织召开20个单位参加的部门协调会，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的要求，分解落实国务院4季度工作部署，确定了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八项具体工作的分工；二是针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较快，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三是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十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建议。

二、抢抓时间，突出重点，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国务院领导紧急指示后，我委汇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仅用12小时就完成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建议、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时内4次修改完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汇报稿。经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我委的汇报稿，温家宝总理作重要指示，并议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后，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委对“十项措施”作了最后修改完善，于当日晚间以中发18号文正式转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后，在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统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新增1000亿中央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这六方面还可以分解为40个左右分项，当前我委正全力以赴做好工作，保证这些投资安排尽快落实到项目上。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昼夜奋战，投资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实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资主要安排了农村安全饮水、大型灌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南水北调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时研究提出了江西峡江水利枢纽、贵州黔中水利枢纽、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的审核意见，现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农业方面安排了国有农垦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农村沼气建设的新增投资也已落实到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总体原则下重点考虑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决方案中的“短平快”项目，以有效缓解部分区域运输紧张状况。目前，由基础产业司负责的年内新增中央投资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实到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和西部干线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及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等具体项目。在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中，涉及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有130亿元，也已全部到位，具体落实到了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中医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新增的投资已经全部落到实处，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试点项目、重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三个方面。支持自主创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亿元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四个方面的建设，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生物、航空等领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已经全部落实。其他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投资安排，相关司局正在抓紧落实，将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达完毕。

三、跟踪形势，强化责任，切实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篇3：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一、经济稳定向好但反转未至

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有好有坏,有的从危机中恢复得快一些,有的恢复得慢一些,总的来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相比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经济在政策刺激下显示出一些好的迹象。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经过30年开放发展,以及一些市场经济弊端,即使没有经济危机冲击,也要进行自我调整,断言我国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阴影下走出并迅速反转,为时尚早。

首先,中国经济关健指标离健康还甚远。到2009年8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2.4%,已经连续10个月下滑,但月度同比跌幅有所收窄趋势。出口在GDP中占比从2008年的32%降为2009年2季度的25.54%,出口以对GDP增速贡献率为负。中国目前外需不足而内需又历来较弱,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当前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带动效应不明显。如浙江省1—6月全省限额以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1.6%,民间投资仅增长10.4%,社会投资未明显启动。从全国看,虽然消费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36%骤升到2009年2季度的41.98%,但在缺乏社会保障、房价高企、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社会失业加重的情况下,被动式增长的消费缺乏拉动经济持久增长底气。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生产在低点徘徊,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指标虽有一定回升,但并不乐观。从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物流指标看,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429 642亿元,同比下降0.8%,降幅比1季度缩小2.5个百分点,其中,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下降26.9%。实体经济增长落后于虚拟经济,物流服务价格低迷与资产、房产价格上涨并存,这对于持续平稳发展影响很大,应该引起重视。

其次,中国经济中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在财政大量投资和信贷巨量投放的推动下,虽然国民经济部分领域出现好转,但新问题已经产生,这就是中国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面临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抬头,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自今年2月以来CPI指数同比已连续7个月为负,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出现了通缩,但2008年中国处在明显通胀期,考虑到翘尾因素,中国目前相对2007年已经是通胀了,伴随上半年巨量信贷逐步进入实体经济,预计年末两个月的CPI指数会逐步揭示出这种潜在通胀趋势。与此同时,随着财政收入下滑和财政支出增加。我国政府财政压力也相应增大。

短期来看,中国部分经济领域如金融、钢铁、建材、水泥和房地产等似乎已经明显复苏,但这种复苏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实质性复苏仍待观察。应该看到,为迎接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而做好坚实准备,理顺一些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失衡的国内外经济结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二、对当前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反思

中国经济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难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在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下,如何既能确保就业,又不继续加深结构失衡,实现“近期保增长、中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需要有一个政策衔接机制。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尚未着力于对这种内在衔接机制的深度考量,地方重复建设问题、就业难问题开始露头。应该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支点是保就业、保企业,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保GDP增长率,更不是要单纯地大兴土木。

(一)货币政策反思———增强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内在矛盾一直存在。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必须保持稳定性,并非短期的相机抉择,同时,要在因地制宜基础上增强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配套性,不断改善货币传导机制。

在2006—2008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周期,2007年的连续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2008年上半年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而同期美国次贷危机却越演越烈,“两房”被美国政府接管,其金融机构已经浮现流动性危机,但我国央行仍然向外界坚称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动摇,实施严格的信货规模管理,过紧的信贷政策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人民银行才重新启动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4个月内存款准备金下调了4次、存款利率下调5次。这种集中而猛烈的货币政策调整引起信贷投放大增,助推了经济的大起大落。2009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连续八个月增长超过25%,余额达到57.67万亿元,仅上半年信贷款新增就达7.7万亿,同比增长32.8%,达到2008年一年货款新增量的1.67倍。按常理,企业受危机冲击负债意愿会降低,而政府类项目由于2008年紧缩政策,新开工项目较少,社会实际资金需求应不足,无法承接如此规模的货款。但2009年1—8月份信贷市场却硬生生接下了8.71万亿元的贷款,同比多增5.35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新增就占了近一半。市场的此种反常行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复性导致了公众预期的错判,尤其是对通胀预期的提前到来,使部分企业和银行担心信贷宽松政策突变,提前把本该分数年投放的货款一步到位。二是地方政府“保增长”压力很大,GDP考核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面对未来预期不明朗的经济形势,地方政府投资拉动意愿强烈,政府类融资平台不顾债务承载负荷,大量储备资金,确保供给。这两种内在动因表明在信货政策扭曲下,市场的心理预期犹如惊弓之鸟。此外,信贷集中投放可能进一步加剧资金配置的“马太效应”。商业银行为了避险竞相将贷款投向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户,导致其信贷集中度畸高。带有“指标性”烙印的贷款一方面促使信贷资金在投向分布上出现分化,最需要资金的弱势产业和弱势企业资金获得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信贷增长在品种分布上也出现分化,商业银行在缺乏项目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贷款投放任务,放松对票据融资的审核,仅2009年上半年票据融资新增就达到1.7亿元,占总货款新增的22%,下半年则出现下降趋势,这和银行调整资产结构与规模密切相关。

我国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存在的上述问题平添了我们对远期可能蕴藏风险的担忧:一方面,信贷市场潜在风险加大,信贷集中投放会导致政府负债空间大幅收窄,相比大量中短期收益较低且成本回收周期长的基建投资,其承担的高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博弈的结果是信贷资金堆积于政府项目,造成信贷投放猛烈的假象,如果一旦引起通胀预期,央行不得不适度紧缩贷币政策,则可能催生银行大量不良资产。这种风险预期又进一步固化了信贷市场负责主体的“层级化”结构:政府类客户→大企业集团→中小企业→弱势客户,这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二)财政政策反思———增强前瞻性和配套性,重视结构

优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财政投资还非常不足。“扩内需、保增长”可以转变一下视角,从解决“二元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开始,避免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重点解决好财政分配与切入问题,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配套性。

从中央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看,当前的民生投入仍然比重较低,欠账较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支持,以制度变革推动发展。中央2009年财政预算与2008年各方面基本比例类似,增加较大的是为灾区重建的农林水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有所下调,医疗、卫生、社保等关切居民生活的财政支出增加总量1 343亿元,其中,713亿元是建设投资,而非体制性改革投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这表明,我国财政投资中存在重建设投资、轻体制改革投资的问题,社会保障包袱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缺乏藏富于民的政策力度。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基于低保障基础而产生的,这个储蓄本质上并非居民手中的现实消费能力,而是对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的自我保险,具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制度和结构特征。目前,转变的方向就是以国家社会保障逐步替代这种居民自我保险,将预防性积蓄转为真正的消费能力。

当前,政府直接和隐性负债过高,财政风险较大,财政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仍较为滞后。从中央财政角度看,国有大型银行和央企的负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府隐性负债;从地方财政看,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也大部分是政府隐性负债。有人认为,我国中央财政赤字率保持在国际警戒线以内(GDP的3%),较西方国家不高,因此风险可控。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较大,高财政赤字风险不容忽视。根据财政部测算,到2007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达4万亿元,其中,直接债务占80%,担保性债务占20%,隐性债务则无法统计。若仅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来估测隐性负债,则全国约有3 800多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区县级平台公司,截至今年5月末负债已达5.26万亿元,较2008年初增加了两倍左右,其中大部分是贷款。可见,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已达我国2008年GDP规模(30万亿元)的30%以上,隐性负债余额接近我国2008年财政收入(6万亿元)。如果考虑未来两年政府投资可能进一步加大,则必然会大幅增加政府整体负债水平,这对经济长远发展有很大风险。

地方财政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导向下,投资配套压力很大,难以完全承担起当前投资拉动政策的任务要求。根据中央检查组的检查,至2009年4月28日,第二批新增1 300亿投资中,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30.7%,个别省份的地方配套资金甚至不足10%。社会投资没有跟进、地方财力下降、政府收入源减少是影响配套的三大原因。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压力还很大,改革、发展以及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金融危机下一步走向还有很大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运用上需要留有余地,避免因为短期大幅财政支出,反而加紧税收征收力度,打击企业经营动力,造成“竭泽而渔”的不利局面。要把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大效果,在财政资金使用上要更加精细化,改变粗放型投入,加强集约化管理,将财政政策预期与市场预期以及最后政策效果紧密结合起来。在制定财政政策之前应对政策效果和市场反应进行科学评估,测算重点受益领域和受益强度,政策执行一段时期后,要及时估其效果是否与调控目标相一致,并作相应的阶段性调整。与此同时,土地财政不应成为未来财政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短期看基建投资的资本金供给可以通过土地出让得到快速筹集,但反过来也会增加企业发展成本,导致中国产业资本从商界退出,转移到以房地产和股市为主的资产价格泡沫中,这无形中实际上削弱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内在核心竞争力。必须予以关注和深思。

(三)对外经济政策反思———引导外资、改善贸易结构、建立新国际经济循环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外向型企业受到冲击,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大量关门停业。我国参与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国有企业占全年进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相反外商投资企业则明显下滑。这表明,我国长期以来以外资为主的对外加工贸易经济,在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能力较弱。

对此,首先要反思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招商引资到底引什么?中国经济失衡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布局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轨道,影响自身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进程。如果采用GNP来衡量经济增长,剔除30%的外资企业贡献后,外贸依存度将会下降到4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则会较GDP指标下降2个百分点。我国并没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故从对外经济角度看,调节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关健问题就是要改变各地竞相引入外商投资的泛滥化竞争政策及其考核指标,对外资有甄别、有选择,限制或拒绝在战略行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外商投资。

我国出口导向战略所施行的鼓励贸易顺差政策同样需要加以反思,贸易顺差真是越多越好么?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2000—2007年间年均增速达到40.62%,远远大于1994—2000年期间的28.31%的水平。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长期推动吸引外资、鼓励“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使得生产性外资输入持续增加;二是中国廉价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地方性税收补贴政策,造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战略,创造大量出口外汇;三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导致大量贸易顺差的内生性动力。因此,当前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如果继续推行,将使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这无疑增加了产业模式改革转变的难度,将劳动就业能力与国民财富增长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从对外经济运行的地理布局与产业循环看,当前,贸易政策存在不对等、不匹配与不可持续问题。简单讲,我国外贸出口40%以上面向西方发达消费国家,而对亚洲传统贸易区、新兴市场和贸易国家则主要表现为进口为主,平等双向循环贸易关系并没有建立,这与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产业结构内在特征和资源要素禀赋密切相关。解决此问题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与资源国家开展立体经贸往来,建立起生产国与资源国之间全方位的双向贸易内循环体系,加大工业制成品在资源国的消费;二是加强对外向型企业管理,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外资引入的战略管理,增加外商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契合度,支持国内部分资源消耗型企业“走出去”,实现资源属地化发展,通过与战略经贸国之间货币互换等高端领域合作,完善新的内循环体系。

三、一些政策建议

我们对未来经济形势发展仍有较强信心,中美两国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显现出一定效果,美国银行业通过压力测试,金融市场伤口正在愈合。地产价格下滑趋势减缓,居民消费能力反弹。中国国内信贷资金充裕,投资力度较大,国内消费逐步发展,部分产业明显复苏,宏观经济指标向暖迹象日益增多。然而,中国的产能相对国内需求仍然过剩,若长期缺乏外需。而结构调整和欠账补缺又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就可能会出现很多困难,如通货膨胀、不良贷款上升、失业严重等诸多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建设、产业、消费”三阶段的前半部分,即“建设”阶段的中后期和“产业”阶段的中期,“消费”仍处于初期阶段。立足当前国情,本文从财政支持、“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和城市化五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充分实现“近期保增长、中远期调结构”的总体经济政策目标有所助益。

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对冲作用,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消费。目前,应通过以下渠道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建设资金的来源:一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弱势群体适当倾斜;二是建立国有资本运行管理新体系,委托国资委和中央汇金进行国有资本(涵盖金融和实业)资产管理,收益优先分配给全国社保基金(改组成具有覆盖全民保障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长期资源有效配置,根本上解决内需制约;三是把城市化进程中储备的土地分为经营性土地和保障性土地,后者专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或者将土地升值收益纳入地方社会保障体系中,确保地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二,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对金融危机从防御到积极应对,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贸易平衡的双重目标。首先,国家要做好海外投资的长远规划,开辟能源、资源和战略产业开发的海外市场,各企业间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和自身业务目标建立起有效协调机制,“抱团作战”,借助政府资源和行业协会,联合对外谈判,增强议价能力,避免各自为战、恶性竟争。其次,政府、国企、民企各自联动,通过政府协议和企业并购的互动模式安排,形成紧密合作的运行机制。再次,企业要有系统性战略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和应对策略。例如,中铝、五矿、华菱三家在澳洲铁矿市场的并购行动在酝酿前期各自没有通气,缺乏协作机制,给当地国政府造成倾巢而出的印象,反而延缓了资源整合进程。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挑战,我国可从人民币的边贸化、区域化和国际化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全球性计价、结算和储藏功能,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2009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21 316.06亿美元。黄金储备1 054吨,人民币从1998年以来一直坚挺,在周边国家中树立了信心,这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撑了人民币边贸化,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如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挝、俄罗斯)交易结算货币。在部分亚洲国家(如柬埔寨),人民币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区。从当前实践看,货币互换和货款换石油(或资源)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举措,我国已经同阿根廷、白俄罗斯、韩国等六国签订了共6 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一步要尝试通过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的现实路径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适当时机和范围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使其成为多边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储备货币。

第四,进一步加快完善我国金融服务体系。重点解决好中国金融的两个失衡问题。一是要解决金融系统内部结构失衡,加快参与主体市场化改革,鼓励不同金融市场均衡发展,政策性机构和商业性机构自主发挥各自不同作用。中国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带有浓重的政府印迹,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步骤改革,尤其是银行决策与运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主体建设目标,避免重回行政管理老路。二是要解决金融国内外发展失衡问题,提升服务国际化能力,支持中国“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自信心和把握时机能力。我国有着世界瞩目的贸易量,但是,对应的避险手段非常不足,缺乏积极有效的政策调控手段和金融市场工具,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本国金融体系创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设计改革。

第五,把握好城市化发展的机遇,从解决农村民生问题入手,从增强农村消费和发展能力着手,把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化结合起来。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68%,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性提供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拉动效益还有进一步改善空间。必须明确,城市化不等于基础设施钢筋水泥化,城市化是基础设施、功能化、产业化和社会保障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化也是对人力资本的转化与升级,必须在城市化的同时加强产业支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建设。

参考文献

[1]政府投资项目频现“断档”刺激民间投资20条出炉[N].经济观察报,2009-06-13.

[2]李旭章.扩大内需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J].中共中党校学报,2009,(3).

[3]汪权.应对经济危机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6)

篇4：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较，有一重大不同之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从而使它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1.风险或危机具有比过去更迅速的传导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经济的、贸易的、金融的、信息的网络把世界各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自由市场，有效的分配与再分配，使各地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与之俱来的弊端：经济全球化了，各种经济风险的传导机制也全球化。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生力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形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各种衍生品组成的金融网络，把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很快传导给其它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让一国的虚拟经济的风险扩散到本国或别国的实体经济。

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业，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迅猛发展，造成了虚拟经济的迅猛成长，使资产价值加速虚拟化甚至“泡沫化”。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实体经济的5倍。当时全球虚拟资本日平均流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全球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这表明全球资金流动中只有2％用在国际贸易上，绝大部分资金流动均用在金融市场的资本竞逐上。在全球虚拟经济的发展中，美国自然居于首位。据统计，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该年美国金融机构杠杆负债率达到GDP的130％以上。

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相比，可以说当时虚拟经济尚未形成，更谈不上迅猛发展。如果说，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往往先发生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而后引发金融危机(银行挤兑、银行倒闭)：而在此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则经济危机(或风险)往往先发生于金融业的虚拟经济，而后由金融危机引发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扩散到别国或其它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如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肇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扩散到欧洲，震撼了全球，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导致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

金融业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必然营造出虚拟经济，它一方面“利”在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了融资成本，有助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然而，它的过度发展或任其自由发展，也会带来巨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金融海啸或危机，其弊也确实令人“悚然”。所以，虚拟经济及其发展，是把“双刃剑”。我们既不能因其“利”而任其自流泛滥，也不能因其“弊”而扼堵窒息，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完善过程中，对金融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应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而应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源起有一个正确认识，对改善金融市场监管以及改革世界货币体系进行积极的探讨。

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手段已经不够用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即所谓严重“生产过剩危机”(“市场失灵”)，不得不求助于“国际干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虽未能消除周期性衰退，却使西方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再度袭击。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即在一国范围内实施“政府干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靠各国致力于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更难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表明一个重要事实，一国经济的失衡或震荡会通过传导机制的作用而传导到邻国或更远；同样，境外的经济(或金融)的震荡也会传导或扩散到本国。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融体系本来很健全，也遭到外来投机资金的冲击。既然如此，那么各国政府与人民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新形势、新挑战需要有新的手段。

有人曾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了防止经济(或金融)及其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传导，应实行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为此有的人甚至谈论什么“世界政府”。我认为，所谓“世界政府”之说根本不现实，即使实行地区范围内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即实行地区内统一的货币政府和财政政策，也不现实。以欧盟为例，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欧盟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地区的“统一市场”，90年代末才确立了地区的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欧元)政策，但迄今英国尚游离在“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之外；至于欧盟地区统一的财政政策更谈不上。因为世界各地不仅有国别之分、主权与利益的分野，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富国与穷国之间、南北之间在某些方面还有利害冲突。

那么，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人民所能有的惟一选择，则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这是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里的迫切需求，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的方式，履行地区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宏观调节职能来实施“宏观调节国际化”或“政府干预国际化”。诚然，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以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协商、互助互利为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国际合作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

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防经济(金融)危机或风暴发生；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或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应对和克服风暴。当亚洲金融风暴肆行时，我于1998年12月发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际化”一文(刊《宏观经济研究》创刊号)，呼吁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后又发表“金融全球化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一文(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9日)，提出这种宏观经济政

策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初级到高级稳步推进，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开始，增加彼此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进而举行政策磋商和政策协调，再而达成协议或采取共同行动。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有了多种形式。有双边的、如中国一美国官方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有地区的，如东亚地区10+3框架下财长会议；还有全球性的，如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今年4月20国首脑会议以及之前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事。还须指出：G20国家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它的活动具有全球意义。它最早成立于亚洲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12月，一般属于对话性；但今年4月伦敦会议，其作用与性质有了显著提升，已就一系列重大决策达成了共识，其意义将是深远的，甚至是历史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中，无论是何种形式(双边、地区或全球的)，抑或何种等级(对话、磋商、政策协调、一致行动)，各国政府除了应维护本国的权益外，还应有一种“国际责任感”。所谓“国际责任感”，就是国际合作中，各国政府不仅要对本国人民的福祉负责，对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负责，也要尊重合作伙伴、邻国或本地区人民的福祉，尊重他们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至于一些经济强国或大国，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更应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要对合作伙伴多释善意，多做贡献，必要时为顾全大局而不惜自己受损，切忌损人利己甚至以邻为壑。总之，“国际责任感”，是当代国际合作所赖以持久发展的道义准则之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时代文明。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人民币面对巨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宁可自己蒙受出口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地区金融局势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信任与尊重。在20国伦敦金融峰会上，大家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竞赛”，就是要求顾全大局，反对以邻为壑。人们有理由要求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国际责任感”，才能确保这次抗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合作取得成效。

三、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

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实际上是实施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调节，这是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但这一要求，突破了传统的世界经济秩序和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以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是第二次大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合作组织。当初建立这些机构主要是帮助战后有困难的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后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之间有明确分工，世界银行主要是给不发达国家提供项目建设的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则为出现外贸逆差而有支付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二者都没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不适应上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并日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的要求。要在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能突破传统的国际秩序而在联合国框架外之外进行。为共同对应世界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首脑会议，第一次是应美国前总统布什之邀在华盛顿(而不是联合国或华尔街所在地的纽约召开)，第二次是英国首相布朗做东道主在伦敦召开，均不是由联合国其所属机构主持召开的。会议主角是G20国首脑及部长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虽应邀出席，却作为被讨论的对象，由首脑们和部长们决定对IMF增资和扩大职能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这充分表明，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机构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需要有G20之类的新机制来进行。

其实，传统秩序和机构之无能为力和对新秩序和新机制的呼唤，早已显示。远的不讲，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美国利率上调导致美元汇率在1979-1984年间上升了60％，1985年国际汇率剧烈波动，迫使美、英、法、德、日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旅馆(Plaza Hotel)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这次重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会议，竟然没有邀请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参加。我在广场协议之后两个月去国际货币基金履任，依然深感这两国际机构充满怨艾、失落及无奈的情绪。但我冷静一想，这两国际机构确实没有调节汇率的职能。第二年，1986年，上述五国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由七国财长和行长在东京开会，决定每年定期就汇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息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外贸差额以及外汇储备状况等九大指标，进行监督、磋商和政府协调。这一来，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便机制化、制度化了。后来，国际汇率市场多次出现巨大波动，七国财长和行长多次联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取得成功。

七国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增加了俄罗斯而成为八国集团，但就宏观政策合作讲，起作用的还是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但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只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或所谓“富国俱乐部”，未能反映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促成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兴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后，由7国集团的发起于1999年成立20国集团，把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当然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只是一种对话机制。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情况，迫使美英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得不吸纳主要发展中国家而召开20国集团会议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话、磋商和协调，20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所实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要比七国集团更具有全球性的，而且会议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要着重指出的是，G20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跟G7一样实际上都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国际合作机制。它们不是由联合国召开或主持的，IMF虽被应邀出席，却成了被讨论的对象，而主角是与会各国的首脑或部长。20国首脑和部长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其中：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联手扩大财政支出，预计明年年底其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改造金融监管体系，对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所有重要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建立全球一致性的监管框架，等等。这种全球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重大决定是联合国所属的IMF和世界银行无法做

到的，而且对IMF的增资是由20国而不是由联合国提出和决定。如果说，七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还只是意味着对旧世界秩序的一种“突破”，那么，20国集团伦敦所产生的机制，则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孕育或胚胎。无怪乎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3日头版报导采用如此醒目标题：“G20：布朗宣布世界新秩序”。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从七国集团到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也能制度化成为国际合作机制)，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只要还保持以无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无法防止美元滥发、再度酿成像今天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一个以没有约束的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乃是这场国际危机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无怪乎随着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主张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目前一主多元格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因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重大波动，损失大；而主张“渐进式”改革者可分两类：一是美国虽口头上要求改革，但目的还力图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多数是真想进行“改革”，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欧元”的出现，就是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霸地位，争取至少平起平坐地位的重大行动：此外，不仅英镑、日元也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而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加速国际化进程。自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关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为此，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好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的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绝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更重要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发表评论说，“美元朝代尚未落幕，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主权信誉和实力。尽管俄罗斯主张摒弃由美元主宰的世界，但不妨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投资者在这场危机中惊慌失措地把美元换成卢布吗?”因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任凭意愿，而且靠国家的经济实力。据日本《选择》月于0今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欧元诞生十多年，曾一度咄咄逼人，可是去年秋季以来，欧元对美元、日元都大幅贬值。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

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金融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过，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胡锦涛主席在G20金融高峰会议上讲，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我们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目前，除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外，俄、印也在推卢布、卢比国际化。我国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央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央行及中国香港金管局签订了总额为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4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看来中国拟将沿着周边化、地区化、国际化等步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提及，国际社会还有一些人鼓吹“亚元”，如美国著名亚洲经济专家、卢杰斯大学教授杜达(M.J.Dutta)教授多年主张建立“亚元”，今年3月刚出版“亚洲经济及亚元”(Asian Economy and As-ian Money)一书。这一切表明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强劲。随着国际货币多元化日益发展，美元的主导地位将日益下降，一个与主权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势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知。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充分发挥G20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新机制的作用，探索、创建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例如：(1)强化金融监管问题如何落实，是由各国分头进行，还是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并形成统一的法规和规划以共同遵守?对各国执行金融监管如何进行监督?如何建立监督机制?(2)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局是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新形成的合作组织，它们如何与联合国已有的IMF、世界银行等金融合作机构进行合作和联系?如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机构(如1MF、世界银行等)中的话语权与表决权?如何改革这些机构中的游戏规则?如何赋予原有合作机构以新职能而在新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如何将新旧“两张皮”融为一体?(3)如何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个与主权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个议题在G20伦敦会议期间虽曾提出，但须有较长时间逐步探索和推进。

篇5：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尤其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他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影响最具代表性。

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从中找出相应的应对解决措施，保证我国经济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也能够快速发展。

一、金融危机的基本含义

金融危机，即金融市场危机，又称为金融资产危机或者金融机构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三大”，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以及金融市场大幅动荡。

系统性金融危机是指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全球经济体系的危机，最具代表性的有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的亚洲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具有影响范围广、危害性大、爆发迅速等特点，会对国家或者地区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应当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

(一)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强烈的冲击

国际经济形势如果稳定，我国经济将会获得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实现。

反之，一旦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将会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而我国自然难以幸免，我国的金融市场将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金融机构也将受到冲击，不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我国政府对市场形势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加大，导致投资者失去投资方向和信心，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扩大的同时，也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二)导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影响的将是全球各国的经济，我国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无法幸免。

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对我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等原因，市场供需紧张，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不断增加，严重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利润。

特别是沿海的部分中小型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严重受阻，企业难以正常运转，企业亏损愈发严重，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企业倒闭现象的出现。

另外，企业重组或倒闭，又将导致大量的在岗工人面临失业的困境，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既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和谐稳定，最终影响的将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三)贸易出口增速放缓

贸易出口依靠的是稳定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稳定的的国际金融形势能够保证各个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贸易出口才能顺利进行。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由于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实力还不够强大，也就直接导致了贸易出口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面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希望将金融危机带来不利影响降到最小，而压价措施控制贸易进口就是其中之一，或者为了刺激本国的内部需求，对贸易进口实施控制，种种措施都不利于我国贸易出口的发展，阻碍了我国贸易出口工作的顺利开展。

另外，在贸易进口方面，也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存在导致商品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贸易出口的正常进行。

三、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第一，扩大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我国的外部需求不断降低，出口贸易也逐渐减少，经济发展的动力被削弱，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国家，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很好地拉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二，鼓励企业轻化经营管理。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人才的培养，注重产品的创新，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自我调节。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能够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也就增强了对金融危机的抵抗力，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能退缩，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力求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孟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经济形势浅析[J].改革与开放,.

篇6：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98.87亿元,同比下降1.7%,西部12省份中只有甘肃省增速下降,14个市州中只有金昌、天水、张掖、庆阳4个市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0个市州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分月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逐月下降,1月份增长1.5%,2月份下降2.4%,3月份下降2.9%。

二是工业经济效益下降。

1―2月,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9.12亿元,同比下降42.56%;规模以上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为147.24,同比下降28.7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39个百分点。

一季度,30户省属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54亿元,同比下降95.31%。

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

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延续自208月份以来下降走势,连续回落23.7个百分点,一季度降幅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同比下降12.9%,其中,电解镍平均售价为8.59万元/吨,同比下降64.2%;阴极铜平均售价为28 209元/吨,同比下降55.3%;酒钢集团钢材价格平均售价3 400元/吨左右,比年7月下降了43%。

四是工业用电量和货运量下降。

一季度全省工业用电量112.0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6%;货运量总体下降,虽然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0.32%,但公路货运量4010万吨,同比下降15.44%。

五是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库存上升。

截至2月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应收账款218.07亿元,同比上升9.78%;产成品资金占用194.8亿元,同比上升0.23%。

二、从税收运行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对甘肃省工业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

工业税收增长主要源于工业经济发展,因此,工业相关税收运行情况可以反映工业经济发展状况,考虑到国内增值税的主要税基为工业增加值,企业所得税的主要税基与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水平密切相关,二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业企业的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以下将它们作为反映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税种指标来体现国际金融危机对甘肃省工业经济的影响。

(一)分季来看,2008年以来,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速下滑趋势明显,至20一季度两税增速均为负值

2008年以来,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速总体均呈逐季下滑态势,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速从四季度的14.50%跌落至2008年四季度的-13.05%,其间仅2008年三季度增速略有反弹,为5.61%,年一季度降幅进一步扩大,为19.26%;企业所得税增速从20四季度的65.87%回落至2008年四季度的14.13%,其间各季虽能维持正向增长,但下滑趋势不减,最终2009年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为-38.76%(见图1)。

(二)分月来看,2008年以来,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速同比大幅回落,进入2009年以后两税均呈负增长运行

2008年以来,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月度增速同比均呈大幅回落态势,其中,国内增值税仅2008年7月同比增速高于上年,且除2008年1月、7月、12月三个月份外,其余各月均为负增长,2009年1月降幅最大,为-38.69%(见图2);企业所得税仅2008年8月、9月同比增速高于上年,整体来看虽然各月增速不高,但当年有10个月保持正向增长,进入2009年以后,企业所得税开始负增长运行,前3个月降幅分别为26.26%、57.14%、45.02%(见图3)。

三、从重点税源企业经营状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对甘肃省工业经济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甘肃省工业结构较为单一,有色、钢铁、煤炭、石化、电力等重点支柱行业为重要的纳税主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重点企业经营形势较为严峻,产量增长,产值下降,效益下滑。

据税务部门统计,,甘肃省纳税百强企业累计缴纳税收收入190亿元,同比下降3.55%(上年为增长41.6%),占全省税收收入376亿元的50.5%(上年占比为56.7%),其中77户企业来自于第二产业,纳税合计172亿元,占百强企业纳税总额的90.9%。

因此,以下从纳税百强企业中选取上述重点行业的个别代表企业,通过着重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来进一步体现金融危机对甘肃省工业经济的影响。

(一)对有色金属企业的影响

金川集团有限公司是采、选、冶、化配套的大型有色冶金、化工联合企业,镍和铂族金属产量占中国的9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镍钴生产基地。

公司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纳税百强企业榜首位,2008年累计纳税285 252万元,同比下降26.70%。

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在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下,镍价从2008年5月下旬的约21万元/吨开始震荡下滑,12月末,金川公司镍出厂价降到6年以来新低,基本恢复到1月份的水平,约为8.2万元/吨。

进入2009年,在国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资金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下游行业需求稍有增加,1月份镍价略现回升,但之后开始回落,至2月末又下降至8.6万元/吨。

二是市场需求疲软,产能相对过剩。

供给方面,随着开始的镍价大幅攀升,全球大型镍项目逐步建成投产,产能扩张较快,世界金融统计局公布,2008年全球精炼镍过剩5.41万吨。

需求方面,国际国内经济起色不大,国内几大不锈钢企业减产,导致国内镍需求平淡;同时镍价两年前开始的持续攀升催生了大量替代品的出现,镍产能相对过剩。

三是削减产量。

针对现状,金川公司不得不采取严格执行以销定产,适时适当调整产品结构的措施;同时还进一步降低镍产量,2008年镍产量比原计划减少2万吨,新增的冶炼炉也已停止投产,另有两台高炉装置被改为铜冶炼。

(二)对钢铁企业的影响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省重要钢铁生产企业,是我国西北地区建设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钢铁联合企业。

2008年居全省纳税百强企业榜第7位,累计纳税61 362万元,同比下降22.82%。

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是2008年产量首次下降,2009年开年产量仍然萎缩。

受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机电、汽车等用钢行业萎靡,对钢铁产品的需求大幅萎缩,销售不畅。

酒钢公司从2008年11月份起,实行限产策略以应对低迷的市场形势,2008年全年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同比分别下降7.37%、4.97%和2.95%,而―年产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4.1%、29.3%和29.5%,2008年产量出现首次下降。

2009年1―2月份,企业的产量仍然较低,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同比下降8.7%、9.4%和8.3%。

二是钢材价格持续疲软。

从2008年7月初开始,钢材价格开始大幅回落,继而出现暴跌,如螺纹钢价格由最高5 875元/吨,下降至3 700元/吨,跌幅达37.02%。

2009年开年在刺激政策和利好信息的拉动下,2月8日螺纹钢价格涨至4 100元/吨,之后几个交易日价格持续下行,3月中旬单价跌至3 600元/吨的低位,下旬虽微幅回升了50元/吨,仍低于2008年12月时的最低水平。

三是出口形势严峻。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欧美、东南亚等国经济增长放缓,对钢材产品需求量减少,酒钢公司出口订单大幅减少,出口贸易严重萎缩。

尽管国家从2008年12月1日起取消了67个税号的钢材出口关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但由于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主要出口地区需求总量缩小,钢材出口环境较为严峻。

据了解,酒钢集团公司从2008年10月份起,与东南亚贸易进口商再未签订新的出口贸易合同。

(三)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华亭矿区是甘肃省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也是全国13个重点大型煤矿之一,华亭煤业集团公司是华亭矿区最大的省属国有大型煤矿,2008年居全省纳税百强企业榜第14位,累计纳税26 396万元,同比增长106.04%。

由于2008年煤炭紧缺带动其价格一路攀升,金融危机对煤炭企业的负面影响从2009年开始才有所显现。

一是生产销售降低,库存积压严重。

2009年1―2月原煤产量和销售量分别为238万吨和217万吨,同比分别减少7万吨和61万吨,2月底库存原煤110多万吨,高出去年同期120%,积压较多。

煤炭销量大幅下降,直接导致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集团公司效益回落。

2009年前两个月,华煤集团公司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比同期减少3 500万元和2 600万元。

二是产品价格不断回落。

2008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市场空前旺盛,煤炭紧缺形成供不应求局面带动价格一路攀升。

之后,煤炭消费行业紧缩,煤炭需求减少,该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几次下调煤炭价格,如目前混煤价格已由2008年9月的690元/吨降至420元/吨。

三是各方面需求缩减。

金融危机使煤炭消费市场进入严冬,从总体形势看,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四大主要煤炭消费行业产品产量增幅大幅回落,煤炭需求减少。

另外,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和市场转冷,铁路系统不断缩减运力,要开拓周边市场、追加销量比较困难。

同时,本地销售情况也不乐观,需求企业之一的华明电厂资产负债率已达到115%,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华亭西华发电公司只有一台机组运行,年用煤量仅维持在80万吨左右。

四、原因分析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推动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今年一季度全国经济发展趋势已显露出积极信号,但从甘肃省工业经济有关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对甘肃省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正在加深,工业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艰难时期,甘肃省经济运行与全国经济运行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环境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尚未见底,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周边国家的经济仍在持续下滑。

尽管国家和省内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推动工业经济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领域出现回暖迹象,但市场总体疲软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二是甘肃特殊工业结构影响。

以原材料、化工为主的单一工业结构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决定了甘肃省经济运行主要倚重于工业经济发展。

而甘肃省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省份,能源、原材料等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消费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比重较小,“两高一资”产业比重占到了工业总量的80%以上,这种工业机构,势必导致甘肃省经济回升总比其他省市慢半拍。

五、对策建议

(一)用足用好现有政策。

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继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今年又陆续下发了钢铁、石化、有色、轻工业等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开展了电解铝企业直购电试点,实施了铝锭等重点工业品收储计划。

甘肃省在支持工业发展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出台了《关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促进全省工业稳定发展的意见》,下发了《关于实行重大项目互保共建措施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省物价局出台了实行峰谷分时峰谷电价的有关办法。

企业应认真学习,研究吃透国家和省内出台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关注政策变化,用足、用好、用活政策,努力在政策中寻求发展商机,趋利避害,加快发展。

(二)加快产业调整。

一是要抓住国家在内需拉动、产业升级、投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的机遇,特别是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上给予优势产业支持的机遇,抓紧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

二是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有利时机,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努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