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哲学(精选四篇)
悲剧哲学 篇1
一、李静与王德的爱情悲剧
李静与王德自幼就相识,二人可谓是朝夕相处,自然日久生情。他们年幼的时候,李静说笑话给王德听,而王德转转眼珠又把她的笑话改编一回,说给她听。等长大后,他们还似幼年相处的那样亲热,然而他们不自觉地在心的深处多了一些东西,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两人之间悄然萌发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规范下,‘男女授受不亲’是老中国儿女必须遵守的一条日常守则,‘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思想行动的指南。在这一伦理体系中,男女纲纪森严,男女两性自由交往被视为不合礼法的行为,儒雅君子大有谈‘性’色变之态。老舍笔下传统的男女角色就是封建伦理意识的传承者与实践着,他们迷迷糊糊生存其中,不以为喜,不以为悲,只觉得从来如此,天经地义。”[1]李静的姑母便是封建伦理道德践行者的典型,她自以为对李氏祖宗负责任,对于侄女的婚姻大事,她的意见是 :“儿女不能有丝毫的自私,所谓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李静不能嫁王德,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一处,何况又住在自己的家里。设若结婚,人家一定说他们是‘先有后嫁’,是谓有辱家风。老张虽老丑,可是嫁汉之目的,本在穿衣吃饭,此外复何求!况且嫁老张可以救活叔父,载之史传,足以不朽!”[2]在姑母“处世哲学”的耳濡目染下,李静自然而然的受姑母的熏陶和影响,况且在传统孝道的指引下,李静不可能弃他的叔父于不顾,虽然她的心属于王德,但为了救叔父,她在姑母的安排下,既无挣扎,又无反抗,听从命运的摆布坐上车子去和老张拜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人心的腐蚀有多么严重,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赵姑母把侄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很多的人做妾,在她看来这才是合规矩的,也是最完美的,既能帮李静找到名正言顺的婆家,又能抵了她兄弟欠下的债。直至王德在婚礼上大闹,李静心里才有了一丝丝希望,但因王德父母在封建“冲喜”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给王德安排了亲事,李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觉得人生已了无生趣,便随她的叔父死去了。
从小李静便受到封建伦理观念的熏陶,她不敢反抗,也从没想过反抗。其实在我看来,假如李静能与王德私奔到外地,然后二人共同努力赚钱还欠老张的债,那结局应该是很美好的吧。但封建伦理道德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假如她真的和王德私奔了,想必不会被我们礼教之邦所容,全家人都定会受社会的指骂。因此一对有情人最终阴阳相隔,抱憾终生。
二、龙凤与李应的爱情悲剧
相比王德与李静,老舍在《老张的哲学》中对龙凤与李应的爱情的刻画着墨较少,在我看来,龙凤与李应的爱情悲剧更多的应归咎为李应的胆小怯懦。李应在得知龙树古答应将女儿卖给孙八做妾时,大脑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他一会想去找王德,一会想杀老张,一会想和龙凤私奔,但最后这一个个念头全被他否决了。正在这时,他远远地看到龙凤向他走来,但怯懦的李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躲了起来,而没有上前叫住龙凤,就这样他错过了心爱的女子,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他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便抛下一切事务远走他乡。
当然,李应的怯懦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他上过几天学堂,但这个学堂正是老张这个封建乡绅办的,而老张正是孙八与龙凤买卖婚姻关系的极力促成者,主人公之间彷佛被一根无形的线彼此牵连起来。本来龙树古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孙八的,但老张对他说 :“有这么好的姑娘,你给她说个婆家,至少得一千元彩礼,把债还清,再由姑娘的力量给你运动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一条活路?再说,收彩礼是公认的事,并不是把女儿卖了。你愿意守着饼挨饿,我就没有办法了!”这里老张利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动了龙树古。我们可以看出老张是龙凤与李应爱情悲剧的直接推动者。
龙树古虽然答应了老张的提议,把女儿嫁给孙八,但最后婚礼前夕,龙树古还是带着龙凤先躲开了,他答应老张卖女儿是想先借孙八的彩礼钱把老张的债还清。龙树古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奉者,因此他能够随机应变,不至于委屈了女儿。而李应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者却独自一人出走,失去了与龙凤结合的机会,令人叹惋。
三、尾论
读《叔本华论生命悲剧哲学》有感 篇2
突然想到于丹老师曾讲过的一个故事:在一座佛寺里,供着一个用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它们对佛像提出抗议说:“我们本是兄弟,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呢?你有什么了不起?”那个佛像淡淡的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以成佛”。今天的社会给人的压力太大,只有一个人有效的建立起内心的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生命反张力。而叔本华所倡导的自我体验正是建立这种内心价值系统的一种方式。叔本华的一生也恰是历经挫折磨难、千锤百练,甚至千刀万剐后才功成名就,受到大众的认可和追捧。这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人们变得老朽,生活的快乐和消遣就像秋天的落叶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那时,名声才像冬青树一样开始萌芽”。
我想,要理解叔本华的思想不能不了解他的生平。因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既然叔本华被奉为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就一定有形成他悲观思想的客观原因。
阿尔图尔·叔本华(1788——1860),19世纪德国哲学家,出生于但泽(今波兰)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早年在法国受教,后随父母游历英国、瑞士和澳大利亚,1809年进入哥亭根大学学医,后改学哲学。1811年转入柏林大学,1814年获耶拿大学博士学位。1822年被聘为柏林大学讲师,又因与黑格尔竞争惨败而离开讲坛,靠父亲遗产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死于法兰克福,终年七十二岁。他的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意志》、《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等。
叔本华的父母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老叔本华比约翰娜(即叔本华的母亲)大二十岁。老叔本华生性耿直,坦率得吓人,对违背他心愿之事从不假以辞色,哪怕是国王。而约翰娜则生性活泼,喜欢交际,又极富才情。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差距,夫妻二人的关系并不和谐。约翰娜经常在家中举办沙龙聚会,以其高雅的风度、机智的谈吐、高超的交际手腕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这让沉默寡言的老叔本华妒火中烧。妒忌也是最终导致他从汉堡家中阁楼上摔下来而死于非命的原因。叔本华深知忌妒之害,他在《论生命悲剧哲学》一书中指出:“忌妒是人的天性,……但却是幸福生活的大敌。”“至于忌妒,我们可以认为是针对别人的。如果我们遭到别人的忌妒,应当永远记住:没有哪一种仇恨像忌妒而引起的仇恨那样难以和解,我们应该小心谨慎,避免遭人忌恨,并且,正如其他许多形式的不幸一样,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我们也绝不要玩弄可恶的忌妒之火。”同时叔本华也给出了我们面对忌妒时的处理办法:“倘若遭人忌妒,你就应与心怀妒意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并尽可能避免与之发生联系”。不过我倒觉得有时忌妒是不可避免的,忌妒别人说明你不如别人,别人是你的竞争对手,被嫉妒者此时应该高兴,因为如果自己不强大、不优秀,是不会引来忌妒的。适当的忌妒会激励人发奋图强,朝着更高的水平迈进,不断修炼提升自己。但是过分忌妒则会使人心胸狭窄,人格扭曲,惶惶不可终日。
电影《冬眠》的哲学思辨和悲剧意味 篇3
一、 冬眠的小镇:冷漠凄清肃杀的格调
正如片名“冬眠”一样,整个故事都发生在萧条死寂的冬天,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小镇上,男主角艾登经营着一家小旅馆。艾登曾是一位演员,由于年事已高而退休,年轻时的拼搏让他的生活非常优渥,不仅手头充裕,而且十分清闲,每天都在与旅客聊天、看报纸、浏览邮箱、喝茶中度过。但是艾登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退休的闲人,他正在创作《土耳其戏剧史》一书,每周为当地报纸写专栏,并且在各大网站上发表时事评论,进行慈善捐助活动。从表面上看来,艾登的生活富裕而充实,令人羡慕,实际上,表面平静的海水下却是暗礁林立,受到穷人的憎恶、家庭出现危机,许多问题威胁着艾登的生活。导演在外景部分使用大量远景镜头,搭配精致的内景特写,并且统一整体色调,通过这种方式,渲染一种肃穆的氛围,暗示角色的心境,应和剧情的推进。
在影片的开头,便出现了土耳其小镇特有的风光,初冬的小镇上,第一场雪还没有到来,白茫茫的天空映衬着光秃秃的远山,随处可见的灰白石头,重叠高耸的暗黄砖块,枯瘦干瘪的乌黑树木,三者纵横交错,形成一幅萧条的图景。艾登的橙色汽车驶过蜿蜒的公路,成为冷寂画面中凸显的亮色,追逐着这一点温暖的亮光,故事就此展开。随着剧情的深入,艾登一家的矛盾逐渐被暴露出来,经过两次针锋相对的激烈争吵,妻子发现艾登并不了解她,产生了离婚的想法,艾登索性直接躲在朋友家,避免与妻子见面,二人从最亲密的枕边人变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仇敌。直到片尾,初冬的萧瑟已经被皑皑白雪所替代,隆冬的寂静陡然降临,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片,艾登重返自己的旅馆,这个曾经为家庭带来欢乐与温馨的港湾,第一次显得如此陌生。镜头采用俯拍的形式,突出了大雪降落的动态,艾登和妻子隔着玻璃窗对视着,在无声的静默中,他们心中的隔阂悄然瓦解。大量的远景镜头被应用到外景的表现中,暗合了“冬眠”这一主题,景色的渐变衬托出角色内心的变化,显得恰到好处。
艾登是镇上富裕阶层的代表,却为富不仁,对待周围的穷人十分麻木冷漠,为了表现贫富差距这一重要内容,导演大量运用了内景镜头。艾登的旅馆和房间是影片最主要的场景之一,这座石屋如此华丽雅致,墙上是民族特色十足的挂饰,桌上是厚重的书籍和原木摆件,圆窗用绿叶与珠帘装饰,连盘子都镶着充满艺术感的花纹。相比之下,导演也为观众展示了当地贫穷阶层的家,伊斯梅尔,这个镇上有名的流浪汉,曾与艾登结仇,艾登的妻子尼哈尔拜访伊斯梅尔的家,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相连的三间小屋,要住下一家五口人,灯光昏暗,四壁空空,墙上唯一的装饰就是一张挂历纸,狭小的餐桌上摆满了一家人的碗筷和杂物,伊斯梅尔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暖气,在土耳其大雪纷飞的冬天,仅能靠偶尔生火来取暖。尼哈尔非常震撼,原来同住一个小镇,贫富差距竟然如此夸张,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细致的内景镜头,一方面增强了全片的艺术性和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作为一部主旨在于探讨邪恶本源的影片,贫穷与邪恶是否有直接联系是《冬眠》的重要辩题,直接将贫穷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有利于观众加深代入感,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二、 冬眠的人物:逃避自我内心世界
影片《冬眠》的中心角色共有三个,分别是退休演员艾登、艾登的妻子尼哈尔、姐姐妮可拉。他们都生活在深深的矛盾中,通过多次唇枪舌剑的交锋,指责对方的生活状态,抨击对方的价值观,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正是这种回避与自我催眠的态度,让艾登家庭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走上不可挽回的极端。
艾登代表着中产阶级精英的一种普遍心理,他们不满于生活的清闲,努力让自己忙起来,却眼高手低,总是放眼于千里之外,却忽视了眼前的种种问题。艾登一直想写《土耳其戏剧史》,但因为没有构思好,迟迟无法下笔,在报纸上发表的只言片语是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却被姐姐当作笑柄。当艾登收到热心读者的来信,希望他能够为一个贫苦的小镇捐款,艾登不顾家人的反对便慷慨解囊。但是,对于身边的穷人,艾登总是表现出漠视与轻蔑,即使是一个孩子打破了车窗,也要不依不饶地向家长要维修费。这样的反差,足以证明他缺乏真实的同情心与责任感,艾登想证明自己慷慨,却只是在逢场作戏,从没有发自内心地真实感悟。此外,艾登性格中最致命的缺点在于,总想在别人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他习惯于做一个主宰者和决定者,甚至决定的是与己无关的问题。妻子在家里召开募捐会的年度活动,艾登表现得极其不满和反感,他并非厌倦这类社交场合,而是无法忍受妻子将他排除在外。他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人,喜欢用“人生的目标”“哲学”等大道理,将每一个人置于自己的操控中,这也是导致他家庭悲剧的根源。
妻子与姐姐同样也是两个冬眠者,她们都对艾登的为人处世和性格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但从未同样深刻的反省自己,或许她们对自身的不足之处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在极力逃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妻子尼哈尔年轻貌美,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自己成立的基金会,醉心于慈善事业。但实际上,她的慈善十分虚伪,越是想在人前表现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内心越是局促狭隘。作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基金会负责人,尼哈尔并没有成熟的事业规划,竟然将基金会的钱款直接放在抽屉中,甚至连一个具体的账目都没有,她辛辛苦苦为之忙碌的捐款项目并没有法律效力。当艾登从柜子中拿出钱和发票,嘲笑妻子根本不会做慈善时,尼哈尔留下了绝望的泪水,艾登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她最想隐藏的东西,将她的精神支柱击得粉碎。在艾登眼中,尼哈尔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妻子,更像是女儿,两人巨大的年龄差距让艾登觉得尼哈尔只是个尚未成熟的孩子,尼哈尔则认为艾登缺乏丈夫的体贴和理解,双方互相的不认同导致了婚姻的悲剧。姐姐妮可拉刚从外国离婚归来,她时而抱怨前夫的种种缺点,时而怀念过去的婚姻生活,认为自己如果没离婚,会生活得更好,这两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如果”,一旦决定,便只有义无反顾。妮可拉一天无所事事,唯一的乐趣就是在餐桌或者沙发上与艾登抬杠,以贬低他人为乐,她擅长用刻薄的语言揭人短处,却不肯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失败的婚姻。
“冬眠”是影片中主要角色的普遍状态,在大雪纷飞的冬日,他们下意识地选择深度睡眠,拒绝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将视线转向批判他人。片中出现了多次三人之间的针锋相对,伴随着矛盾的累积,虚伪和冷漠也一点点加剧,最后覆水难收。
三、 击醒沉睡的湖水:对善恶的深刻探讨
《冬眠》篇幅长达190分钟,在3个多小时的故事中,出现过多次长对白,这些对话的中心都是围绕着“善恶”展开的,在餐桌、卧室、书房的一次次言语交锋中,艾登和姐姐、妻子明显意见相左。邪恶的本源究竟来自哪里?应该用何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恶?这两个问题是《冬眠》所要探讨的重点。
尽管影片的重心在于展现艾登的家庭矛盾,但导火索却是来自一个孩子的恶意。流浪汉伊斯梅尔的侄子伊利亚斯对艾登心怀怨恨,作为贫苦人家的孩子,他憎恶艾登的为富不仁,用石头砸碎了艾登的车窗,并险些酿成车祸。艾登派仆人去和伊斯梅尔理论,要求他赔偿玻璃的费用并道歉。但伊斯梅尔宁可撞伤自己的手,也坚决不肯道歉。尽管伊斯梅尔对艾登抱有敌意,艾登仍然是他的债主和房东,面对拖欠多时的房租,伊斯梅尔的兄弟汉迪带小侄子登门道歉,当汉迪要求男孩亲吻艾登的手背表示忏悔时,伊利亚斯竟然直接昏倒在地,让艾登颜面尽失。最后,尼哈尔在一个深夜独自拜访了伊斯梅尔的家,当她看到伊斯梅尔家徒四壁的情况后,尼哈尔向他捐助了一笔钱,这笔巨款足以再盖一间房子。出人意料的是,伊斯梅尔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将这笔钱丢进了火炉,这让尼哈尔备受打击。她所不知道的是,穷人有时会把富人的慷慨当作一种羞辱,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宁可拒绝捐款。
男孩倒地的刹那,镜头猛地切换到草原上,艾登正在试图套住一匹野马,野马冲进河里,满身都是泥水,也不肯屈服。这个场景看似突兀,实际上却在暗示着那个勇敢反抗的孩子。伊斯梅尔、伊利亚斯都拒绝了艾登一家,他们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帮助,而不是虚伪的假仁假义,艾登的以德报怨,实际上是在装模作样,希望将对手至于不道德的境地,从而彰显自己的品德高尚。尽管贫穷,伊斯梅尔一家却颇具反抗精神,他们不屑于牺牲自己的人格换取经济上的帮助。正如艾登一家在餐桌上的讨论,妮可拉认为对待邪恶的最好态度就是拥抱邪恶,她还为自己的说法举了很多形象的例子:当你发现贼惦记你的桌子,那就把桌子送给他好了。艾登却认为邪恶应当予以惩治,姐姐的说法纯属谬论。在激烈的争吵中,艾登最后选择了妥协,他表示将用“拥抱邪恶”的态度对待即将见面的汉迪和伊利亚斯,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可他没有想到的是,掌握主动权的实际上是对方。尼哈尔同样赞成“拥抱邪恶”这一观点,但伊斯梅尔的拒绝,直接将她粉饰善良的形象暴露出来,将尼哈尔推到了邪恶的领地内。观众这时才体会到,善与恶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经过伪装的善意,其本质上便是邪恶。
在影片《冬眠》中,导演否认了贫穷与邪恶的直接关系,肯定了尊严与反抗精神,引发观众思考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思考自己所做过的决定。只有在适当的场合,给予弱势群体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才算是真正的善良。如果只是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打击他人的生活境况,无异于与邪恶并肩同行。
结语
悲剧哲学 篇4
摘要:在西方文学中,悲剧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尼采在自己的哲学系统中考察和解释了悲剧,阐述了其美学和文艺思想,其悲剧理论也构成他的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尼采 悲剧 酒神 日神 哲学与文艺思想
悲剧是西方文学中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历来西方哲学家似乎与悲剧特别有缘分,每每对悲剧进行深入的探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就把悲剧纳入自己的系统之中。通过《悲剧的诞生》这部关于悲剧问题的专著,尼采详细阐述了新颖的悲剧理论,反映出他的哲学与文艺思想。
一、悲剧的诞生
尼采认为希腊人是最敏感的,他们在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也能敏锐地认识并感受到生存的恐怖和悲惨。为了活下去,不被痛苦所压倒而屈服于悲观主义,希腊人把世界和人生转变成审美的对象。他们创造出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用这种艺术手段把充满痛苦的现实世界转化为充满阳光的幻想世界。艺术拯救了他们。在《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中,尼采借用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日神来象征两种人生认知。酒神狄俄尼索斯是悲剧人物雏形,酒神精神表现在音乐中,音乐自酒神的舞蹈产生。受酒神的感染与影响,希腊人如醉如痴地尽情放纵原始本能,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狄俄尼索斯既是原始苦难的象征,也是原始统一的象征。日神精神则显示在造型艺术与史诗中,给现实世界加上一道神秘的面纱,以其梦幻中的美丽形象弥补了生存的恐怖和痛苦,阿波罗的形象建起一个英雄的世界。被日神阿波罗的神力之火点化之后,酒神狄俄尼索斯摆脱痛苦,成为艺术之神。“受苦难者渴求美,也产生了美”,其结果就是希腊悲剧。
二、乐观主义的审美信条
从悲剧的诞生来看,悲剧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审美的快感或是日神谛视一个痛苦的现实的美丽形象所感到的喜悦。尼采又进一步说,悲剧快感是一种“玄思的安慰”,即一种哲理的快感。从肯定和赞美生活的观点出发,尼采反对基督教让人向往与信仰另一个世界以忘掉现世的痛苦与罪孽。他认为现实虽然是痛苦的,但它的外表却是迷人的,令人愉悦的。尼采说:“从形象中得解救”。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人生的方法:前者投入到无休无止的变化中以逃避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种种苦难;后者逃避痛苦的方式是用形形色色的幻象代替现实世界。这两种艺术结合的悲剧呈现给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审美的解释。在审美解释中,悲剧诗人将人世的一切形象塑造成美丽的欣赏的对象,凡是道德无法解释与辩护的人生,在悲剧中得到满意的解释。靠了日神的奇迹,酒神的苦难被转化为一种幸福。希腊人用日神式的眼光,把酒神的智慧反转过来。在他们创造出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光辉照耀下,存在本身变得使人愉快。显然,尼采对悲剧的理解表达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这也是尼采关于艺术的信条。通常尼采被描述成“悲观主义者”,但从这种观点来看,他实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三、文艺创作的本质
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不仅蕴含了希腊悲剧的哲理意义,而且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本质。尼采认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植根于人的本能之中,因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代表了人类逃避痛苦、寻求美好的生理本能,所以它们就是艺术创作的真正原动力,是两种艺术冲动。文艺创作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艺术冲动的结果。一方面,他认为追求无休无止变化的酒神冲动不仅是全部希腊文化成就的最深、最原始的动力,而且对希腊悲剧的产生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尼采一反过去德国把美的理想奉为文艺创作的准则的`传统,揭示出非理性因素在希腊悲剧精神的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光彩夺目的希腊文学艺术成就是由非理性因素促成的。酒神精神就源于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最深的原始本能。另外,制造幻觉冲动、表现为梦的日神精神也带有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因素。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成就了辉煌的希腊悲剧。但是后来,随着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哲学占据主导地位,希腊悲剧渐渐踏上了排除酒神因素的理性化道路。由此,希腊悲剧走向自杀性的毁灭,也导致曾经一度高度发达的希腊文化艺术走向衰亡。尼采这种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看作两种艺术冲动,并借助它们理解希腊文化和阐述文艺创作本质的观点和理论,不仅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使整个西方哲学和文艺思想改变了走向。在尼采之后,西方文化非理性思潮开始盛行,非理性主义以独具魅力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形象化的面目出现,为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中的非理性主义派别提供思想基础。
总之,尼采通过《悲剧的诞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倡导一种打破传统的人生哲学,表达了他对人生和艺术的独特理解。它已经不仅仅被看作一部研究希腊文学的著作,更代表了尼采思想发展的第一步,是尼采哲学的序幕。
参考文献:
[1]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杨恒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 常蓀波. 尼采的悲剧学说[A].金惠敏,薛晓源.评说“超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 汝信.尼采的美學和文艺思想[A].金惠敏,薛晓源.评说“超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 汝信.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A].金惠敏,薛晓源.评说“超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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