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人群（精选七篇）
前期人群 篇1
1 生活行为干预
饮食加运动疗法:饮食要求减少食糖及脂肪,增加复合碳水化物及食物纤维,超重者则要求低热量以减重;运动疗法则在开始6~12月进行集体运动锻炼,以后鼓励在家中或体育俱乐部锻炼,经干预治疗体重减轻,糖尿病的转化率仅为10%。生活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活动可使肌肉摄取和利用葡萄糖增加,肝葡萄糖生成降低,血糖下降,是治疗DM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每日步行30~60min,以活动后不感到疲劳为限度,对于肥胖者,每天早晚各爬10层楼梯1次,三餐后快步走30min。出院后以步行购物最佳;与病人一起制定生活作息表和膳食标准,建立、检查DM自我监测日记;增加对常用药物的知识掌握;在用药过程中还应定期测尿糖、血糖、体重变化,及时评价药物疗效;指导患者掌握定期监测血糖、尿糖方法,了解DM控制良好的标准,生活规律,戒烟酒,注意个人卫生,做好足部护理,指导患者正确处理疾病所致的生活压力,避免情绪、精神压力对疾病的影响。
1.1 糖尿病饮食干预
饮食干预,主要是控制热量摄入,降低饱和脂肪酸含量,增加糖类的比例和维生素含量。其原则为控制每日摄入的食物提供的总热量,目标是达到以及控制“标准体重”。
1.2 运动疗法干预
运动能降低血糖,一般中等量运动降糖作用可以持续12h。研究表明,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及降低其他代谢指标,还可以使胰岛素与受体的亲和力增加,敏感性增强,并降低血脂,利于防止糖尿病血管突发症。
2 糖尿病前期的药物干预
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药物干预虽然未能显示出像生活方式干预那样的良好效果,但是,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较难长期坚持,或者由于干预强度不够而达不到目标效果时,或者是极高危患者,都应该考虑药物干预作为生活方式干预的辅助方法。临床研究证实,阿卡波糖、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都可以不同程度降低糖尿病前期进展到糖尿病的发生率。我国在2001年对321例IGT患者进行生活方式和药物的干预,观察3年结果显示,平均每年糖尿病发病率饮食加运动干预组为8.2%、二甲双胍干预组(0.25g,每日3次)为4.1%,阿卡波糖干预组(50mg,每日3次)为2%,对照组为11.6%。结果表明对IGT患者,小剂量药物就可以达到显著减少糖尿病发生的效果。阿卡波糖是以降低餐后血糖为主的降糖药,主要作用是抑制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仅2%吸收入血经肾脏排泄,肾排泄率低,特别适合老年人和伴有肾功能损害者,单药应用不产生低血糖,安全性好,非常适合我国糖尿病前期患者。剂量为每次25~50mg,每日3次,与每餐第一口饭同服。
3 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
高血压病前期人群综合干预效果评价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2008年4月～2009年4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人群中筛选出处于高血压病前期的体检者68例,男51例,女17例,年龄40～59岁,平均(49.7±5.2)岁。
1.2 方法
发放问卷,对68例高血压病前期患者在高血压相关知识及不良生活方式方面进行初步评估,建立个人档案,每月随访1次,分析干预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干预周期为1年。
1.3 综合干预的内容
(1)健康教育:针对不同的个体制定个性化的干预计划,着重讲授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及危害;肥胖、吸烟、饮酒、高盐高脂饮食对血压的影响;高血压的预防措施;血压的检测方法等;定期检测血压并记录。(2)饮食干预: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少吃高脂肪及高糖食品;食用油控制在每日20 g;限盐,每日摄入量<6 g;增加蔬菜、水果及粗粮的摄入;戒烟戒酒。(3)运动干预:根据性别、年龄、体力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依心率而定(最大心率=170-年龄)。运动频率以每周3～5次、每次30～60 min的有效运动为宜。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干预对象干预前对高血压病危害的知晓率为21.5%,如何预防高血压的知晓率为34.4%;干预后对高血压危害的知晓率为23.8%,如何预防高血压的知晓率为47.1%。
高血压病前期人群干预前后血压、体重、血脂及血糖水平的变化见表1。综合干预对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见表2。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5
注:与干预前相比,*P<0.01
3讨论
目前,我国高血压病的现状是高病死率和高致残率,高血压病前期因无明显症状或体征而常被人们忽视进而转变成高血压病,需要长期治疗,难以治愈,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极大的思想负担和经济负担。因此,健康体检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应将高血压病前期作为重要筛查项目,早发现、早干预,避免和减少高血压病的发生。对体检中发现的血压处于高血压病前期或与血压值升高密切相关的诸项目发现异常时要追踪随访,以便及时进行有效的干预。有研究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高血压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降低体重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的危险。血脂异常、高盐摄入、吸烟、饮酒、缺少锻炼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这些都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本次研究显示,通过饮食、运动干预和健康教育等综合干预,高血压病前期人群的体质指数、血糖、血脂、血压及体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良生活习惯有所改善,疾病的知晓率有所提高,由此证明,综合干预可减少高血压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善鹏.青岛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情况分析.中国健康教育, 2007,23(8):593-594.
前期人群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来源
2008年6月至2009年7月由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公交公司的在职及离退休职工进行健康体检, 共有101 510例 (男81 110例, 女20 400例) 参加本次健康体检。
1.2 高血压前期及高血压诊断标准
高血压前期采用JNC-7高血压前期诊断标准:收缩压120~139 mm Hg和 (或) 舒张压80~89 mm Hg。高血压采用1999年WHO/ISH高血压治疗指南的诊断标准:收缩压≥140mm Hg和 (或) 舒张压≥90 mm Hg, 或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者。
1.3 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2008—2009年体检时符合高血压前期诊断标准者。排除标准: (1) 2008—2009年体检时有下述病史者: (1) 既往已诊断为高血压病者或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者; (2) 既往有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者; (3) 既往有心肌梗死病史者; (2) 随访期间出现下述情况者: (1) 发生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者; (2) 发生心肌梗死者; (3) 各种原因死亡者; (4) 因调出、退休迁居外地者; (5) 拒绝参加2010—2011年体检者。
1.4 资料收集
设计流行病学调查表, 制订统一的填表指南。将调查表预先交予个人填写, 体检当日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采取面对面的方式逐项核实确保准确无误。调查内容包括个人生活习惯、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脑卒中病史、心肌梗死病史、血脂异常病史、家族史、吸烟史、饮酒习惯、体育锻炼、睡眠时间及质量、受教育情况以及职业、家庭收入、工作环境等一般情况。
1.5 人体测量
身高、体重采用经校正的RGZ-120型体重秤。受试者脱鞋、脱帽, 穿轻便单衣, 身高精确到0.1 cm, 体重精确到0.1 kg。腰围用软尺在脐上1 cm处于吸气末时直接接触皮肤测量, 精确到0.1 cm。血压测量:受试对象测量血压前30 min内禁止吸烟或饮茶、咖啡, 背靠静坐15 min。采用经校正的汞柱式血压计测量右侧肱动脉血压。收缩压 (SBP) 读数取柯氏音第I时相, 舒张压 (DBP) 读数取柯氏音第Ⅴ时相。连续测量3次, 每次测量间隔1~2 min, 取其均值。
1.6 生化指标检测
受试者空腹至少8 h, 于体检当日晨起抽取肘静脉血5 ml, 离心后取上层血清检测空腹血糖 (FBG) 、甘油三酯 (TO) 、总胆固醇 (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 水平。仪器为日立自动化分析仪 (7600 Auto matic Analyzer) 。试剂盒由北方生物研究所提供。操作按试剂说明书严格进行, 由专业检验师进行操作。
1.7 随访
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由上述医院参加第一次体检的医务人员在相同地点对同一人群按第一次体检的时间顺序进行第二次健康体检, 调查内容、人体测量、生化指标检测均与2008-2009年度健康体检时相同, 间隔两年。
1.8 统计学分析
两次健康体检数据均由各医院终端录人, 通过网络上传至开滦医院计算机室服务器, 形成EXCEL数据库。由程序导出形成DBF格式文件, 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用LSD法) , 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 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008—2009年度高血压诊断有35 135例。其中582例有一项以上本研究所需参数缺失, 符合排除标准的640例, 有效数据为33 913例, 其中男性27 213例, 女性6 700例, 平均年龄 (50.26±12.03) 岁。观察队列在随访期间因各种原因死亡393例;新发生脑梗死238例, 脑出血42例, 蛛网膜下腔出血10例;既有脑梗死又有脑出血者1例;新发生心肌梗死152例;既有脑梗死又有心肌梗死者8例;各种原因失访6 505例;1 090例有一项以上本研究所需参数缺失。纳入最终统计的有效数据为25 474例, 其中男性20 179例, 女性5 295例, 平均年龄 (51.19±11.66) 岁。
2.1 基线及随访时临床资料比较 (见表1)
2010—2011年体检资料与2008—2009年度体检基线资料比较:SBP增加3.10 mm Hg、DBP增加2.39 mm Hg。其中男性SBP、DBP分别增加4.02 mm Hg、3.10 mm H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女性SBP增加0.40 mm Hg,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DBP增加0.28 mm Hg,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腰围、FBG、TC、TG、LDL-C较基线增加, BMI、HDL-C较基线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高血压前期人群不同血压转归组间基线资料比较 (见表2)
按2010-2011年血压转归情况将观察队列分为理想血压组 (<120/80mm Hg) 、高血压前期组、高血压组。其中理想血压组有4 781例, 占18.8%;高血压前期组有12 332例, 占48.4%;高血压组有8 361例, 占32.8%。3组间年龄、性别 (男/女) 、BMI、腰围、SBP、DBP、FBG、TC、TG、LDL-C均以高血压组最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HDL-C虽以高血压组最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高血压前期人群不同组别血压转归情况 (见表3)
在20 179例男性人群中, 血压降至理想血压者有3 089例, 占15.30%;维持在高血压前期者有9 965例, 占49.4%;进展至高血压者有7 125例, 占35.3%。在5 295例女性人群中, 血压降至理想血压者有1 692例, 占32.0%;维持在高血压前期者有2 367例, 占44.7%;进展至高血压者有1 236例, 占23.3%。根据基线血压值将高血压前期人群分为1组 (120~129/80~84mm Hg) 16 801例、2组 (130~139/85~89 mm Hg) 8 673例。1组人群中进展至高血压者有4 563例, 占27.2%;2组人群中进展至高血压者有3 789例, 占43.8%。根据高血压前期人群有无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分为有危险因素组和无危险因素组。22 905例有危险因素人群中进展至高血压者有7 849例, 占34.3%;2 569例无危险因素人群中进展至高血压者有512例, 占19.9%。男性人群与女性人群、1组人群与2组人群、有危险因素人群与无危险因素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 影响高血压前期人群血压进展至高血压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见表4)
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高血压前期人群血压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 影响高血压前期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依次是基线SBP、腰围、年龄、BMI、性别 (男性) 、DBP、TC、FBG、TG、LDL-C。男性人群较女性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风险高554.0%。上述其他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 进展至高血压的风险分别增加5.2%、0.9%、2.3%、6.3%、3.6%、6.4%、4.3%、4.1%、3.5%。
3 讨论
高血压前期人群是一特殊人群, 这一人群不仅在人群中所占比例大, 而且进展至高血压和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也大。De Marco等[6]研究发现高血压前期人群4年后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38.0%。孙佳艺等[8]通过对我国多省份35~64岁人群10年 (1992—2002年) 的跟踪调查发现, 高血压前期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52.6%。本研究显示高血压前期人群两年后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32.8%。虽然总的比例低于上述两个研究结果, 但本研究时限为两年, 如果按每年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计算, 本研究的比例高于上述研究。提示与1992—2002年度比较, 高血压前期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速度在加快。
Tomiyama等[9]报道了777例男性高血压前期人群中3年后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7.5%。本研究中男性高血压前期人群两年后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35.3%, 其比例远远高于前述的研究结果。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例数较少抑或是地域及种族之间存在差异所致。本研究中女性高血压前期人群两年后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为23.3%, 国内外未见相关报道。另外, 本研究发现有危险因素和无危险因素的高血压前期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分别为34.3%、19.9%。这说明危险因素促进了血压值的升高。
血压值升高是环境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性别、年龄和遗传因素外, 控制引起血压值升高的因素是人群和个体防治高血压的关键。本研究显示除年龄和性别 (男性) 外, 基线SBP、BMI、DBP、FBG、TG、TC、腰围、LDL-C是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并且各个危险因素基线值每增加一个单位, 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BMI、FBG、TG、TC、腰围、LDL-C都是可控制的代谢因素, 通过运动、改变饮食习惯可达到控制这些危险因素的目的, 进而延缓或阻止血压值升高[1,10,11]。预防体重增加应是预防高血压前期进展至高血压的关键, 因为体重一旦增加, 则长期减重非常困难[12]。预防危险因素较预防疾病更重要。
本研究显示基线血压水平处于120~129/80~84 mm Hg、130~139/85~89 mm Hg范围内的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分别为27.2%、43.8%。不难理解, 基线SBP、DBP越高, 未来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性越大[13]。但对于高血压人群是否需要药物治疗尚存在争议。Julius等[2]通过对772例高血压前期受试者给予坎地沙坦 (ARB) 治疗, 结果证实高血压前期人群给予ARB治疗两年可延缓高血压的发生。但药物治疗真正要走上高血压前期防治的前台仍需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干预治疗的效价比、不同降压药的疗效比较、早期降压治疗能否降低心血管事件、治疗时机的选择、药物的剂量及服药时间等。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国人高血压前期人群两年内进展至高血压的比例, 揭示了高血压前期人群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提醒我们高血压前期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的强大“后备军”, 国家卫生部门及广大医务工作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针对高血压前期进展至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既可节省有限的卫生资源, 又可避免和预防矛盾[14]。
前期人群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检测对象
随机抽取<1岁、1岁～、3岁～、5岁～、7岁～、15岁～、20岁～、≥40岁8个年龄组的健康人群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年龄组40～53人,共采集合格血样357份。
1.2 检测方法
每名监测对象采集末梢血0.3 ml或肘静脉血2 ml,分离血清后-20℃低温保存待查,采用流脑杀菌力试验检测流脑血凝抑制抗体,抗体滴度≥1∶2为阳性,抗体滴度≥1∶8为有保护水平。
1.3 统计方法
各年龄组间、不同性别间流脑血凝抑制抗体阳性率比较,用2×K表资料的χ2检验,流脑血凝抑制抗体几何平均滴度(GMT)2组间比较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用F检验。
2 结果
2.1 健康人群A和C群抗体水平
本次共调查357人,其中A群抗体阳性279人,阳性率78.15%;保护率76.19%,GMT1∶47.09。C群抗体阳性173人,阳性率48.46%;保护率42.86%,GMT 1∶6.72。2种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74,P<0.01);A群抗体和C群抗体GMT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11.15,P<0.01)。
2.2 不同年龄组人群A群和C群抗体水平
各年龄组人群A和C群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A2=102.94,χC2=60.30,P<0.01);A群抗体GMT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FA=23.95,P<0.01),C群抗体GMT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FC=9.52,P<0.01)。见表1。
2.3 不同性别A和C群抗体水平
性别间A群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2,P>0.05),A群GMT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tA=-0.025 87,P>0.05);C群抗体阳性率和GM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C2=3.56,P>0.05;tC=1.41,P>0.05)。见表2。
2.4 流脑健康人群Nm的带菌率
监测0～40岁以上8个年龄组健康人群357名,未检出流脑菌株。
3 讨论
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感染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多见于儿童,目前成人有发病增多的现象,冬春季是高发季节。2008年1—3月我市发生流脑5例,检出了我市首起C群流脑病例[2],其中还发生1起聚集性病例疫情,发生的2例病例均为成人,均为暴发型病例。5例流脑病例8、13、16、42、55岁各1例,8岁儿童为流动儿童,流脑疫苗接种史不详,仅有13岁儿童有全程流脑疫苗接种史。
健康人群抗体水平是评价人群免疫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人群抗体水平下降,人口大量流动,流行菌株发生改变时,可引起流脑暴发或流行,因此,对健康人群流脑抗体水平进行检测,了解人群免疫情况,为采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以预防流脑的流行。一般认为流行前期人群流脑免疫水平在75%以上可作为控制人群流脑流行的指标之一,一旦低于这一指标,出现流脑流行高峰时就难以控制[3]。高邮市2009年流脑抗体水平监测结果显示,A群抗体水平阳性率78.15%,保护率76.19%,GMT 1∶47.09;C群抗体阳性率48.46%,保护率42.86%,GMT1∶6.72;A群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C群,抗体GM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高邮市2008年前未发生C群流脑以及流脑A+C疫苗接种率不高有关。监测结果表明,高邮市在今年内不会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A群菌流行,C群抗体水平较低,存在局部暴发或散发流脑C群的可能。
各年龄组人群A群、C群抗体阳性率存在差异,3岁以上各年龄组阳性率明显高于3岁以下组,这可能与流脑疫苗预防接种和大年龄组人群自然感染机会相对较多有关。3岁以下C群抗体阳性率较低,可能与该年龄组儿童尚未到A+C流脑疫苗接种年龄有关;20岁～组A和C群抗体阳性率和GMT均较低,主要原因可能与该年龄组流脑疫苗接种率较低且自然感染机会较40岁以上组少有关。
调查结果还显示,不同性别人群A和C群抗体阳性率和GMT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不同性别人群获得免疫的机会是均等的。
摘要：目的 通过开展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流行前期人群抗体水平监测,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高邮市正常人群流脑A群和C群免疫水平,为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对高邮市三垛镇<1岁、1岁、3岁、5岁、7岁、15岁、20岁、40岁以上8个年龄组320名健康人群,每组随机抽取不少于40人,采集血清。采用ELISA法检测人群血清中的A和C群流脑抗体,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调查的357人中,A群流脑抗体阳性率为78.15%,GMT为1∶47.09;C群流脑抗体阳性率48.46%GMT为1∶6.72。3岁以上年龄组的A和C群流脑抗体阳性率较高;3岁以下年龄组流脑A群抗体阳性率较低。结论 高邮市三垛镇3岁以上年龄组A和C群流脑抗体免疫水平较好;<1岁、1岁年龄组A群流脑抗体免疫水平不高,经分析其免疫史,与部分儿童初免2针未完成接种有关。
关键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抗体,监测,调查
参考文献
[1]周正任.医学微生物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52.
[2]王桂平,罗保华,杨准.高邮市首例C群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调查及处理[J].江苏预防医学,2008,19(4):26-27.
前期人群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上海市某社区流行病学调查所获得的120名IGR居民作为研究资料, 符合2003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 IGR的诊断标准 (静脉血浆标准) , 即:空腹血糖≥5.6mmol/L且<7.0mmol/L为IFG, 服糖后2h血糖≥7.8mmol/L且<11.1mmol/L为IGT, 排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精神疾患的病人、重要脏器严重功能衰竭者。
采用掷硬币法 (正面为干预组, 反面为对照组) 将研究资料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60例) 和干预组 (60例) 。由于搬迁, 拒绝干预等原因, 最终研究的样本量为对照组58例, 营养干预组57例, 所有研究资料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干预时间为6个月。干预组在干预的前三周每周开展时长1h的集中教育, 共3次, 以专家授课、播放视频和分发资料的方式, 先后介绍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和膳食指导 (包括基本营养知识, 食谱配置方法等) 。干预期间开展个体营养指导:采用24h膳食回顾法, 在膳食调查表上记录连续3d每人进食的食品种类及数量, 膳食调查表录入专业软件《营养之星专家系统》, 评价每人的膳食摄入情况, 计算出每人每日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量、三大营养素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的供热比, 结合个人喜好制订科学食谱每月发放1次, 共6次, 并每两周上门或电话随访进行营养膳食指导。对照组仅给予健康教育, 照常饮食起居按常规随访管理。
1.2.2 评价方法
对照组与干预组分别在干预前后开展相关指标评价, 包括:每日摄入总能量、三大营养素每日摄入量及其供热比、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每日胆固醇摄入量。
1.3 质量控制
为保证研究方案的顺利实施, 本研究建立了课题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院长 (科长) 和社区医师组成的二级管理系统。在研究实施前, 对社区医师进行严格培训。
1.4数据分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Epidata 3.1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录入、核实和整理, 然后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统计检验。两组人群干预前、后膳食指标的显著性差异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男女比例分别为1:2.05与1:2.17, 其构成无统计学差异 (P>0.05) 。对照组与干预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7.07岁与67.98岁, 干预组年龄略大于对照组。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文化为主, 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占93.1%和84.75%。职业方面, 离退休人员所占比例为:对照组62.07%, 膳食组87.72%, 两组的职业构成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2.2 两组干预前膳食摄入情况比较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每日的膳食摄入情况无统计学差异 (P>0.05) 。见表1。
干预组干预前后的膳食摄入情况比较, 干预后脂肪摄入与脂肪供能下降明显, 膳食纤维摄入显著增加, 碳水化合物供能显著增加,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2。
注:*:P<0.01
干预后比较干预组与对照组膳食摄入情况, 干预组能量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胆固醇的摄入、脂肪供能明显低于对照组, 膳食纤维的摄入、碳水化合物供能明显高于对照组,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3。
注:*:P<0.01
3 讨论
合理饮食的关键之一就是控制饮食总热量。如果摄入的总热量过多, 将导致体内脂肪堆积引发肥胖, 从而可能导致糖代谢障碍[6]。本研究显示, 干预6个月后, 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 每日总能量的摄入明显减少,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脂肪是重要的供能物质, 糖尿病条件下对脂肪的关注主要在于摄入不同种类/剂量脂肪后对糖代谢、胰岛素抵抗及血脂的的影响, 及其随后表现在各系统器官的后果。有关研究表明[7], 脂肪的过多摄入, 可使血脂水平增高、降低糖耐量、增加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从而增加了糖尿病发生的危险性。本研究显示, 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脂肪摄入量明显减少, 脂肪供能也明显降低,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但是仍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碳水化合物供能比明显提高, 可见经过干预后社区糖尿病前期人群的膳食结构有了较大改善, 但是还需继续提高。
膳食纤维可有效控制餐后血糖上升幅度及改善葡萄糖耐量, 并可控制脂类代谢紊乱。膳食纤维的降血糖机制可能主要为: (1) 膳食纤维减慢胃排空速度, 从而延缓糖类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2) 膳食纤维增加食糜形成大胶团从而限制食物营养成分与消化酶接触, 使消化过程减慢。 (3) 膳食纤维可使肝细胞上胰岛素受体数目增多, 对胰岛素有亲和力[8]。因此, 英、美、加拿大糖尿病协会, 都主张糖尿病病人食用来自天然食品的膳食纤维, 并认为应给予20~35g/d[9]。本次研究中, 干预后干预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 且基本符合参考摄入量标准[10]。建议糖尿病前期人群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水果, 蔬菜, 豆类及全谷食品 (如全麦面包) 等。
临床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 大量摄入胆固醇将显著增高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患病风险[11]。限制膳食胆固醇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干预后干预组胆固醇的摄入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糖尿病前期人群是糖尿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此阶段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大庆研究[5]也证实单独的膳食营养干预可使IGR患者的糖尿病危险度下降31%。因此, 营养干预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 值得在糖尿病前期人群中推广。
摘要：目的 探讨营养干预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膳食摄入的影响。方法 将社区流行病学调查所获得的糖尿病前期人群随机分为营养干预组 (n=57) 和对照组 (n=58) 。干预组接受6个月的营养干预, 对照组仅接受健康教育。结果 干预组经过6个月的营养干预后, 能量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胆固醇的摄入、脂肪供能明显低于对照组, 膳食纤维的摄入、碳水化合物供能明显高于对照组, 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营养干预能有效改善社区糖尿病前期人群的膳食摄入结构, 值得推广。
前期人群 篇6
1 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医证候分布特点及其与相关量化指标关系的研究概况
糖尿病前期是指葡萄糖代谢介于正常人群与DM之间的一种异常状态,又称糖调节受损(impaired glucose regulation,IGR),包括三种状态(IFG、IGT、IFG+IGT)。糖尿病前期属中医学“脾瘅”的范畴。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研究资料显示,各学者在研究对象及辨证方法上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研究对象或为IFG+IGT,或为IGT、IFG+IGT,或为IGR,辨证方法亦是灵活多样,有气血津液辨证,有八纲辨证,亦有脏腑辨证,或为两种或两种以上辨证方法相结合等,研究结果更是参差不齐复杂多样。
1.1 IFG+IGT人群证候特点
陈路燕等[1]将156例患者按照3类进行类聚分析以判定中医证候,结果主要分湿热痰浊困脾证、气阴两虚证、阳虚血瘀证3型,而以湿热痰浊困脾证最多见(占56.28%)。魏军平[2] 调查了610例北京市患者,证候分布依次为气滞、痰湿、血瘀、实热、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实证出现频率明显大于虚证,调查结果还显示肥胖实证者以血瘀、实热多见,虚证以气虚、阳虚多见;非肥胖实证者则以气滞、实热多见,虚证则以气虚、阴虚多见。上述研究结果表明,IFG+IGT人群中医证候特点主要为虚实夹杂以实为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IFG+IGT的发病是一个由实致虚逐渐发展的过程。
1.2 IGT、IFG+IGT人群证候特点
陆源源[3] 、艾年富[4]等人研究了IGT、IFG+IGT人群的证候分布特点,结果显示主要分脾虚湿阻证、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3型,而以脾虚湿阻证最多。柴可夫等[5] 研究提示主要为脾虚痰湿型、气阴两虚型、阳虚血瘀型,指出IGT发病多与脾虚、气虚、阴虚、血瘀等有关。朱蕴华等[6] 从“正虚”、“邪凑”两方面来分析,结果显示在代表“正虚”的4种(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基本证型中,气虚证居首位,阴虚证次之;在代表“邪凑”的3种(燥热、湿热、血瘀)证型中,依次为燥热证、湿热证、血瘀证,指出IGT人群中“正虚”以气虚为主,阴虚为辅;“邪凑”以热邪为主,常表现为燥热和湿热。连健儿[7]临床治疗时发现主要分痰蕴脾胃型、肝脾不和型、肺热津伤型3型,其分别用平胃散、逍遥散、消渴方加减辨证论治,临床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此外,有学者从体质学说理论着手分析,如周晓燕[8]研究显示以气虚痰湿质、气郁湿热质这2种体质常见,其次为气阴两虚质、阳虚血瘀质,其研究还显示IGT伴空腹血糖受损的发生率气阴两虚质为33.3%,阳虚血瘀质为37.1%,均较气虚痰湿质、气郁湿热质高,说明气阴两虚、阳虚血瘀这2种体质可能更易发生糖尿病。从上述临床研究可看出,脾虚不运、脾不散津是引发脾瘅的主要病因病机。长期过食肥甘醇酒,劳伤中土,脾虚不运,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脾不散精,物不归正化则为痰、为湿、为浊、致瘀而使脾瘅发生,日久化热伤津,损阴耗阳而致证型百出。
1.3 IGR人群证型特点
临床研究资料显示,IGR人群中医临床证候特点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或以气虚证为主,或以阴虚证为主,或以气滞证为主。李学军等[9] 研究显示主要为气虚血瘀型、气虚型、气虚痰湿型、血瘀型,指出气虚(尤其是脾气虚)应是IGR的主要病机之一。刘照峰[10]研究显示IGT患者中气虚证的发病率为53.6%。郭灵祥[11] 研究亦指出气虚是IGR发病的主要原因,而瘀血是其主要病理变化,痰湿证可能是IGR人群的主要证候。徐隽斐[12]按气血津液辨证,结果显示以阴虚热盛证最多见,气阴两虚证次之,肝肾阴虚证比例最少;按脏腑辨证则以肝阳上亢证、湿热蕴脾证、肝郁气滞证及脾虚湿盛证为主要证型。窦攀等[13] 研究显示,在IGR的三种不同类型患者的证型统计中,发生率始终>50%的为:阴虚证、脾虚证、气虚证、血瘀证、肝虚证。而张慧芳[14] 研究结果显示主要为肝郁气滞、脾虚湿盛、肝阳上亢、阴虚热盛、湿热蕴脾5种证型,其中肝郁气滞证最多占33.6%。此外,亦有学者从体质角度来探讨,如庞国明[15]研究显示主要体质类型依次为平和质、气虚质、 阳虚质、气虚兼阳虚质、痰湿质,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和质逐渐减少,而气虚质、 阳虚质、气虚兼阳虚质逐渐增多,痰湿质多见于中年;平和质轻度胰岛素抵抗;气虚质、阳虚质及气虚兼阳虚质的胰岛分泌功能较差;痰湿质的胰岛分泌功能尚可,胰岛素抵抗较明显。
1.4 IGR人群证候分布与相关量化指标关系的研究概况
临床研究资料显示,与IGR人群中医临床证候分布相关的量化指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年龄:如脾虚湿阻型多见于45~54岁,阴虚燥热型、气阴两虚型多见于55~64岁[4]。又如肾虚证随年龄增长而升高,阴虚证、气虚证、脾虚证各个年龄段均较高[13]。(2)性别:如王琳等[16]调查结果显示阳虚证和气滞证在女性患者中更为常见。(3)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腰围、腰臀比(waist-hip ratio,WHR):如湿热痰浊困脾证多与BMI、腰围相关[1]。又如陈路燕等[2]人研究结果显示肥胖实证以血瘀、实热为主,虚证以气虚、阳虚多见,而BMI、腰围及WHR均为判定肥胖与否及肥胖类型的重要指标,从而指出IGT人群证候类型与BMI、腰围及WHR有一定相关性。(4)血脂:如湿热痰浊困脾证与甘油三脂(TG)水平相关[1]。(5)血胰岛素水平、胰岛素敏感指数(Insulin sensitive index,ISI):如路源源、艾富年等人研究发现在IGT、IFG+IGT人群的3组主要证候(脾虚湿阻证、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中,3组均表现出高胰岛素水平,而在脾虚湿阻证尤为明显[3,4]。李学军等[9]研究结果显示在胰岛素释放试验中,气虚痰湿型组的胰岛素浓度值均数大于其它3组;而且胰岛素抵抗程度气虚痰湿型组亦高于其他3组。又如湿热痰浊困脾证与ISI相关[1]。(6)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如气虚证、阳虚证随空腹血糖升高而升高,气滞证、痰湿证、湿热证随餐后2小时血糖(2hPG)升高而升高[13];阳虚血瘀证与HbA1c水平相关[1]。(7)合并症:如阴虚证、肝虚证、肾虚证与是否合并高血压相关;脾虚证、肾虚证、痰湿证、血瘀证与是否合并高脂血症相关[13]。
2 中医药干预概况
2.1 从脾论治
陈刚[17]对48例IGT患者予健脾逆瘅汤(黄芪、党参、山药、白术、茯苓、陈皮、苍术、玄参、鸡内金、佩兰、泽兰、砂仁)结合随证加减治疗,结果近期观察治愈46例,有效2例,无效0例;远期观察治愈42例,有效2例,无效1例(发展为糖尿病),3例未复诊。刘得华[18]应用健脾散精汤(黄芪、山药、茯苓、苍术、葛根、桑白皮、荔枝核、柴胡)治疗亦取得了较好疗效。辛雪香[19]用健脾补肾丸(太子参、黄芪、茯苓、山药、白术、麦芽、生地、熟地、山茱萸、枸杞子、女贞子、五味子、麦冬、百合、丹参、何首乌、知母)结合随证加减,结果治疗组显效率及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2.2 从肾论治
王辉[20] 应用六味地黄丸对29例IGT患者的干预进行了观察,结果显示六味地黄丸对预防IGT发展为DM具有显著作用。安淑华[21] 应用祛痰补肾法(处方: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丹皮、茯苓、 半夏、陈皮、丹参、枸杞子、山楂)治疗IGT患者90例,结果显示中药降低BMI、FINS、2hINS、TG、TC、LDL,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差异,说明中药可明显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可逆转IGT。范冠杰等[22]应用降糖补肾方(狗脊、川续断、女贞子、旱莲草、地骨皮、生黄芪、生地、葛根、黄连、桑白皮、知母)对51例IGT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结果中药干预组正常糖耐量年转化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2.3 从肝论治
张秀菊等[23]采用糖利平胶囊(香附、蚕沙、黄连)治疗肝郁气滞血瘀证,结果治疗组FBG、2hPG、HbA1c、血脂、BMI、胰岛素抵抗指数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说明糖利平胶囊可降低IGT患者FBG及2hPG,降低HbA1c、BMI、血脂,改善胰岛素抵抗。王晶等[24]观察了柴芪糖尿片(柴胡、苍术、黄芪、生地黄、玄参、黄连、丹参、生龙骨、生牡蛎)干预IGR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治疗组胰岛素抵抗明显改善,治疗组降低FINS、C肽水平优于对照组,且有显著差异。
2.4 益气养阴法
吴殷夏[25]以十味玉泉胶囊(人参、麦冬、五味子、黄芪、地黄、茯苓、天花粉、葛根、甘草、乌梅)结合耳穴治疗,结果观察组干预前后血糖、血脂显著降低,且观察组、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益气养阴法结合耳穴压籽法对糖尿病前期干预治疗效果显著。姚政等[26]应用糖衡Ⅰ号(生黄芪、生地、玄参、玉竹、黄精、女贞子等药物组成)干预治疗42例IGT患者,结果显示对照组20中,5例发展为DM,糖耐量异常13例,糖耐量恢复正常2例;中药干预组22例中,1例发展为DM,糖耐量异常10例,糖耐量恢复正常11例;两组相比,FBG及2hPG具有显著性差异,血胰岛素无显著差异,说明糖衡Ⅰ号能有效预防IGT向T2DM转化,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改善IGT患者的胰岛素抵抗。
2.5 化瘀祛痰法
赵昱等[27]采用糖脂灵对糖尿病前期患者胰岛β细胞一相分泌功能的影响作了分析研究,糖脂灵主要以小陷胸汤为基础方加减,每剂含黄连6 g、瓜蒌15 g、半夏6 g、地龙6 g、决明子15 g,结果显示治疗组在糖脂灵治疗前后体重及腰臀围、血糖、血脂明显改善,胰岛素敏感指数增加,治疗前糖尿病前期患者较健康肥胖者一相分泌峰变低,一相分泌总量也随之下降,糖脂灵治疗后,糖尿病前期患者一相胰岛素分泌总量及峰值均增加,从而说明糖脂灵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积极干预能够恢复胰岛β细胞一相分泌功能。张欣等[28]临床采用活血祛痰通腑法治疗IGT疗效满意。
2.6 其他
如滋阴清热法、清热化浊法均取得了显著疗效。陈济民等[29]利用玉液汤加减(淮山药、生黄芪、知母、鸡内金、葛根、五味子、天花粉、黄芩)治疗 IGT,结果该方具有改善胰岛β细胞功能,降低血糖作用,尤其是远期疗效较对照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谢谋华等[30]观察了化浊抑糖丸对2型糖尿病前期干预疗效,结果此方对于降低血脂、阻止动脉硬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化浊抑糖丸组成:地黄、黄连、水蛭、丹参、山楂、决明子、茯苓、泽泻等)。
3 评价与展望
纵观上述文献资料可看出,各医家、各学者虽在研究对象、辨证依据方面存有差异,但其研究结果显示IGR人群临床证候主要表现为三大基本证型:气虚证(脾气虚)、阴虚证(阴虚有热)、气滞证(肝郁),在此基础上或兼有痰浊、痰湿、痰热、瘀血、燥热、湿热、实热、阳虚、肾虚、肝旺等证候表现。证候分布主要与年龄、性别、BMI、腰围、WHR、血脂、血胰岛素水平、ISI、血糖水平、HbA1c及合并症等指标有一定的相关性。
治疗上,有从脏腑论治,或健脾为主,或补肾为主,或疏肝为主等;有从八纲及津液论治的,或益气为主,或养阴为主,或清热为主,或温阳为主,或活血化瘀为主,或祛痰或燥湿或化浊为主等,主次兼治,脏腑同治,随证应用,临床上均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此外,亦有从体质学说论治。
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1)研究对象的差异、观察指标多局限于血糖、血脂、胰岛素水平等指标的变化。(2)中医辨证标准的差异,中医证型诊断的主观性影响,患者的来源不同,地域气候的影响等。(3)样本量少、病程长短不一、病理渐变的客观存在、不同流派医家辨证分型的差异导致证型诊断的模糊性。(4)缺乏严格的临床试验设计,不符合RCT要求等。
总之,IGR是中医发挥“治未病”特色的优势病种,研究IGR人群的临床证候分布特点,对治疗糖尿病前期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也应该看到,对IGR中医临床证候特点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制定规范的全面的临床研究方法,从而积累大量的临床证候资料逐步探索,进而为中医药充分发挥其作用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以造福人类。
摘要：糖尿病前期又称糖调节受损,是指葡萄糖代谢介于正常与糖尿病之间的一种异常状态,其属中医学“脾瘅”的范畴。研究糖尿病前期人群的中医临床证候分布特点,对防治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医临床证候分布特点及其干预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中医药临床干预糖尿病前期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前期人群 篇7
年龄≥45岁;心血管疾病 (CVD) 患者或2型糖尿病家族史;超重或肥胖;静坐生活方式;风险种族 (亚洲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人、美洲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0.90 mmol/L, 三酰甘油>2.82 mmol/L;空腹血糖受损 (IFG) 、糖耐量减低 (IGT) 或代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黑棘皮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高血压或正进行抗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治疗;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睡眠障碍同时伴有或既往存在糖耐量异常。
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
5.6 mmol/L≤空腹血糖<7.0 mmol/L、7.8 mmol/L≤餐后2 h血糖 (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11.1 mmol/L或5.5%≤糖化血红蛋白 (Hb A1c) ≤6.4%。代谢综合征被认为是糖尿病前期的等危症。
糖尿病前期的管理
生活方式干预———超重或肥胖者初期减重5%~10%, 每周参加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时间至少150 min;
药物干预———生活方式干预3~6个月仍不达标且为发展成糖尿病的中或高风险人群, 建议加用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噻唑烷二酮类药物 (TZDs) 等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