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论文

关键词: 差距

摘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有着现实意义。面对新形势,只有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才能真正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文章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要求,对三大问题进行分析,为“三农”的解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关键词:“三农”问题;城镇化;现代化从古至今,“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论文 篇1:

剖析“三农”问题的历史逻辑

〔摘要〕十八大报告指出: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和基本条件之一。文章从研究建国以来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出发,剖析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当前的表现、认识的维度,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原则,以期为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为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一、对“三农”问题的初步辨析

通常意义上讲,“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简称。然而,与农业、农村、农民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一样,它们各自产生和面对的问题也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三农”问题表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另一方面,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中产生总的“三农”问题。现实中因为混淆了“三农”问题的表象和实质,使其说起来似乎清晰明了,分析起来却总是扑朔迷离,解决起来仍感无从下手。所以,辨析清楚“三农”问题就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和保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最古老的问题是农业问题。近代,以马寅初、晏阳初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探索、求解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并给出了教育农民成“新民”〔2〕、从乡土社会出发全面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3〕等答案。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首次把土地权利完整地给了农民,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新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成就,但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2003年,中共中央将这三个在历史上各自独立的问题合并成一个总纲性的问题——“三农”问题,首次写入工作报告。

然而,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三农”的某一方面甚或某一方面的某个局部,较少有人将“三农”问题整体上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系统而抽象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一要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二要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四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由此可知,“三农”问题实际上包含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农业的战略地位和生产目的究竟是什么?2.农村的发展方向和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3.农民的权利载体和实现途径究竟是什么?4.制约解决以上三个问题的瓶颈和破除瓶颈的关键是什么?从而,“三农”问题就是:制度桎梏和生产要素流失,导致农业稳定增长、农民自由发展、农村不断进步的目标不能兼顾,制约了农业生产力发展。

二、“三农”问题的历史沿革

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因此,文章以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业问题为主线,将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分为四个阶段,以此展开对“三农”问题历史沿革的分析。

1.探索期(1949-1979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却又不得不应对国家安全挑战,于是,优先发展以基础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战略抉择。这样,以农业为代表的非优先发展产业、以农村为代表的非优先发展地区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优先产业、优先地区发展的需要,其实现途径就是通过以农支工,人为地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牺牲农业的代价实现了工业初步积累的快速完成。另外,在建国之初,社会主义建设虽有苏联的经验可供借鉴,但中国还要靠自己,因此,最初的12年,土地制度变化的频率高、幅度大、方式多〔4〕。在此期间,国家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十年动乱,农业生产力遭到重大破坏,农业和农村举步维艰。到了1970年代后期,各种因素累加的结果是: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极其脆弱,农产品供给能力极其低下,农产品短缺程度极其严重,农业生产很难取得突破,国家也因此面临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2.改革期(1980-1985年)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安徽小岗村民的改革抉择为利剑,斩断了长期制约农业发展的制度绳索,并在英明领导的宽容和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于是,党和政府顺应群众的改革意愿,肯定群众的改革经验,引导群众的创新精神,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颁布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985年和1986年又连续颁布“一号文件”支持农村改革。

“五个一号文件”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农业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这五年,农业产值由1979年的1270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2564亿元,实现了翻番;受土地承包制推广的影响,在1980年代的前四年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幅提升;农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由1979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翻了15番;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首次于1981年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2年得以继续超过,除了1990年因特殊事件影响导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被动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外,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两年。

这五年,农业的主题是改革和发展。国家对“三农”采取了鼓励改革、总结经验、理论肯定、制度稳固、政策强化的工作模式,以鼓励基层创新激发了农民的改革热情,以制度创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以政策强化增强了农民的信心,以因势利导的工作方法创造了“三农”发展的奇迹。

3.发展期(1986-2003年)

1984年,国家启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对外开放。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点转向工业和城市。从国家战略层面讲,农业发展进入了自我发展、放任发展的阶段。1986-2003这18年,国家没有再就“三农”问题下发过“一号文件”。

1979-1984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30%;1985年之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逐步缩小,且呈现明显的不可逆的下降趋势(1990年除外),由近2844%逐步下降到1993年代的20%以下(2010年更是下降到101%);与此同步的是,除了1990年的非正常表现外,1985年后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长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这一时期农村发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二是产生了前所未有规模的农民工在东西南北之间流动。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耕地被大量撂荒,农业生产资源被大量浪费;二是青壮年农民绝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村失去了活力;三是农村管理(社会化管理、党组织管理、生产管理、教育管理等)名存实亡,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三个问题首次同时出现并交集成了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三农”问题。

4.调整期(2004年-现在)

2004年1月,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业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接下来的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下发了八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带来了2004-2012年粮食生产的九连增。然而,从统计数据看,尽管粮食连续增产、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农业直补政策得到落实,农业收入增速却更不如以前,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这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党和政府出台的主要政策措施则是围绕着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两个方面,新农村建设并未切实启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也缺乏一以贯之的宏大思路和决策,从而“三农”问题更加胶着和难解。

三、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认识“三农”问题的维度

回顾建国60多年来的农业实践,我们就能找到认识“三农”问题的5个维度:

1.“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交织而成的问题包,不是单个问题的简单汇总。

首先,农业连接着农村和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是农村的支柱产业,几乎是农村生产活动的全部,农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村的发展程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就是农民。在1986年之前,农民的就业、财富来源、幸福依托就是农业。对农业的认识,一是其地位,二是其目的。就其地位,农业具有战略和产业双重属性;就其目的而言,与其属性密切相连。

我国农业的战略定位一直非常清晰,即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然而,农业的产业定位一直缺失。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农产品的商品属性,逐步放开了几乎所有农产品的市场。但是,制度设计仍从战略上考虑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而不是把农业作为和工商业、服务业一样的产业。农业一旦平稳发展,经济关注点就转向了其他产业,如1986-2003年;农业一旦出了问题,经济政策转向出台“一号文件”来支持,这样政策引导下的农业波动成为必然。规律却是:各产业的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任何一个产业的过分落后都会反过来妨碍甚至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农业稳定只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求,农业可持续、有竞争力的发展最终会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转化成国家的战略资源。

另外,农民问题是最为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同样,农村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解决“三农”问题却不得不直面应对,可以说,农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支撑点。

2.农民问题需要多维度评估和解决,而不仅是农民增收和充分就业问题。

首先,农民权利的内涵在不断扩大,农民追求和实现其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长期以来,对农民的关心主要表现为促进农民增收。然而,农民现在开始关心并追求:(1)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和自留地的财产化及依法被保护;(2)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城市购房和安居权利、自由迁徙权利、自己及儿女受教育权利、享受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权利、参与所在城市及社区管理的权利;(3)参与城乡一体化设计及进程的权利;(4)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5)得到社会公平对待的权利;(6)能够与政府、其他团体平等谈判的权利。

其次,农民能否充分就业不仅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着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定。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农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达到极限,农民只有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城乡一体化进程还可能伴随着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地权利的让渡。然而,多数城市对农民工就业设置了重重障碍,农民工还不得不与每年新增的700多万大学生竞争就业机会。同时,与就业相伴的居住困难、社会保障缺位、就业不稳定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农民工。

3.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制度创新,而不仅仅是形象变新。

首先,新农村建设关乎着2020年是否能够顺利地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城市经济和沿海经济经过一轮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期,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在重新挖掘和孕育中,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在战略上挖掘新的可保证我国以不低于8%的年均增长速度持续增长20年的经济增长极。那么,这一战略着力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新农村建设上。

其次,新农村建设是以制度创新为引领的对农业、农村、农民全部问题的挖掘和解决办法的综合。新农村建设之“新”,实质上应该是制度创新,而不仅仅是农村形象变新。通过制度创新,变制度成本为制度资本,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加速这一进程。

再次,新农村建设启动的着力点是对农村进行重新定位。可以从五个维度对农村进行重新定位:相对于城市,农村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一极;从国家整体认识,农村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关键一极;从国家战略来认识,农村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增长点;以历史的观点看,农村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符号价值的村落、墓葬、寺庙、牌坊、古代农业工程等是不可替代的鲜活的文化载体;从人类的自我发展来展望,农村是人类文明最终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

4.“三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必须持续重视,统筹谋划,分步解决。

首先,“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与坏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影响革命的成败,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系着建设的成败。“三农”问题恰恰不是一下集中爆发出来,而是逐个爆发、逐渐积累的。如果我们发现及时,处理得当,“三农”问题就不会复杂化,就会比较容易解决。反之,若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个别问题累积成全局问题、“三农”问题累积成国家问题,解决起来将事倍功半。

其次,现在的“三农”问题已经越来越复杂。不可否认,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快速发展中也同样累积了一些不能不正视的风险,如:土地污染,环境恶化,食品违法行为猖獗,农村管理废弛,农村萧条,人才流失,分散的土地承包经营形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推广和大资本的进入等。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势必越来越难以解决,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还可能触发其他更严重的问题。由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三农”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在意识上、工作上真正重视,不断跟踪评估,切实防范风险的累积。

5.政府工作的重点是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制度设计,而不单单是对具体事务的管理和指导。

首先,从历史逻辑讲,“你能看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5〕要想比较长远地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从更长久的“三农”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智慧,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次,以全球视野看,美国〔6〕、德国〔7〕、法国〔8〕、俄罗斯〔9〕、东亚〔10〕等国家和地区也都面对着各自的“三农”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有过深刻的教训,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分析、解决“三农”问题时的有益工具和宝贵智慧。

再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制度设计的神奇力量。1982-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之所以对农村改革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快速地实现了我国农业空前的繁荣,就是因为党和政府相信群众的创新能力,尊重群众的创新意愿,鼓励群众的创新努力,放开群众的创新实践,宽容群众的创新失败,总结群众的创新经验,政策化群众的创新成果,党中央和国务院从最高层面对发轫于基层的农业改革积极保护、因势利导、适时规范、总结提升、及时扩大。2004-2012年的九个一号文件,尽管动机很好,提供的政策措施也比较具体、得当,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整体性,尽管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终归没有如“五个一号文件”一样产生那么巨大、那么深刻、那么持久的影响力。

四、历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启示

历史永远不能给我们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可能给我们规划出现实的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历史会给我们提供制定政策的原则和启示。

1.必须毫不动摇地对农业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增强农业的综合竞争力。

实事求是地讲,在农业与工商业、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三组比较对象中,前者在现代社会处于劣势。其处于劣势的原因,农业是因为其产业属性和国家战略需要,农民和农村是因为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等,都与政策导向有关。所以,不应该以所谓的公平竞争为借口,减少、忽视对农业的政策扶持,而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农业的扶持政策。扶持的内容应该是全面的,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资、物流,等等。

2.必须把制度设计与政策引领高度结合起来,兼顾解决当前问题与长远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虽然各有不同,但毕竟相互影响、不断交织,其复杂之处就在于这三个问题往往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结果,使“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包。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范畴内来认识,并据此进行制度设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具有系统观点和整体观念,处理好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整体需要与局部利益、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制度设计与物质条件的关系。

制度设计应引领政策制定。就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权限而言,应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行制度设计,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制定具体政策。因此,制度设计应该是开放性设计、原则性设计、实践性设计,而不能过于具体。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首先,鼓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不是先划定框框;其次,把被实践证明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上升为政策,指导相同或者近似地区的实践;再次,从全国各地区、各方面的成功实践中总结经验及经验价值,提炼出能够指导全国实践的制度精神,并据此进行制度安排。

当前,“三农”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规划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做到新农村建设跟城乡一体化建设相协调。由此要:(1)妥善解决农业稳定发展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2)保障农民权利与农民稳步增收;(3)实现农村重新定位与管理创新。显然,这三个问题的长远解决是长期制度设计的核心内涵。

3.必须及时加强农村管理组织建设,整体提高农村管理水平。

引起“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组织管理涣散,农业、农村、农民事务缺乏有组织的管理。伴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和工商业在农村的深入发展,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产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新的生产关系,农村开始由“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11〕。在这种转型时期,维系礼俗社会农村生产关系的习惯、传统、仪式、组织等逐渐被遗忘、被旁置、被废弃,而维系法理社会的法律、程序、观念、组织等尚未确立、尚未到位、尚未深入人心。两种治理模式的非无缝链接就必然导致农村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的缺位甚或空白。更为难解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农村事务时,不同的利益主体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选择性地适用两种模式的不同规则,而其适用看起来要么合理要么合法,法与理有时又对立到不相一致的地步,从而导致政府管理的困难。

因此,要提高农村管理的整体水平,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正视农村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现实,一方面积极肯定礼俗社会的管理规范和治理模式,帮助恢复一些有益于解决问题的传统组织和传统活动,建立农村管理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另一方面,要切实从实际出发,尽快建立起与法理社会配套的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治理模式。

4.政府服务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公共性,尽量具体化和适用化。

农业歉收时农民因减产而减收,农业丰收时农民因谷贱而减收,原因何在?因为农业信息不透明,农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安排养殖和种植品种和数量,结果如何表面上取决于其他人的农业安排,其实是农民只能听天由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搭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政府财力、人力已经为搭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了充分条件,为农民利用公共信息进行自主决策提供了条件,搭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切实措施。这一平台应该逐级搭建,分为中央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省级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县级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三级。

5.必须切实建立重要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严惩造假。

建立重要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像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和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一样重要,它们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必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粮食、生猪、食用油、食糖等国家储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了基础,但并非实物储备制度,而是实物与货币双重储备制度。如果实物储备不足、应急需要量大、市场供求形势不乐观三种因素同时出现,那么,这种双重储备制度就不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所以,本文建议建立的重要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应该包括这些内容:(1)以省为单位建立重要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由省级政府负责逐级安排和布点战略储备仓库和储备品种、数量,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检查制度。省长对本省的农产品战略储备完成情况负责,并与其业绩考核、职务升迁挂钩。(2)取消货币储备补充制度,重要农产品战略储备实行单一的实物储备制度。各储备单位必须按时、足量完成收储任务,按照国家安排及时、足量、定点释放储备物资。(3)严惩造假行为人。国家建立定期检查和不定时、不定地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制度,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及时严惩造假的地区和相应的负责人。有条件的地区还应该用现代化的监控手段严防造假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12.

〔2〕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马寅初.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2.

〔4〕黄少安,孙圣民.1950-1962年中国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5〕薛金福,詹志方.公司的力量〔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6〕樊亢,戎殿新.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

〔7〕孙晓青.德国的农业政策〔J〕.世界经济,1996,(11).

〔8〕周淑景.法国农业持续发展的特征与前景〔J〕.世界经济,1996,(11).

〔9〕刘文革,关立新,周方召.制度变革与农业经济绩效——以俄罗斯农业产权改革为主线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7,(12).

〔10〕王裕雄,张正河.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12,(5).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谢科)

作者:薛蒙林

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论文 篇2:

浅谈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摘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有着现实意义。面对新形势,只有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才能真正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文章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要求,对三大问题进行分析,为“三农”的解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镇化;现代化

从古至今,“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自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处于转型的阶段,所以“三农”问题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使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近些年,“三农”问题极其引人关注。“三农”问题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与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证。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每年还要从外国引入进口粮食,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缺乏积极性,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所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想维护社会长久和谐稳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有一半人口来自于农村,如果农村的人口不稳定,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长久治安强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是在农村,如果农业不发达,就没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如果农村的经济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也无法提高,如果没有农村的普遍小康,全国的全面小康也无法实现。最后,要想保持经济稳步向前,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据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农村是一个消费潜力非常大的群体,加大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地扩大内需,才能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目前我国农业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业供给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农业就没有食物,当然就不会存在其他行业,所以农业是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我国农业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就是农业经营者对动植物生命活动的控制过程,目前我国的农业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我国农业人多地少,环境恶劣,经常大量使用有害的农药,使本来缺乏的水资源也被污染,而且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都不合理,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农村的人口都偏向老龄化和妇女化,身体强壮的青年都外出打工,不仅无法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竞争力非常弱,而且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如今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设施不完善都会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农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稳定问题、留守问题、环境问题。农村不断地出现土地纠纷,房屋的拆迁重建、利益分配不均都会引起农村的不稳定,农村的不稳定必然会阻碍社会的稳定。如今,农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强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使得农村的留守老人、儿童、妇女不断增多,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老人缺乏儿女照顾,妻子与丈夫缺乏沟通,儿童缺乏关爱,必然会对农村的和谐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民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房屋建造到沿路或是沿街,导致农村里的居民变少,生活在原住房的居民生活条件极差,不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

(三)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民历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最基础的角色,每次社会的变革和革命都会被推动到最前沿,并且往往最终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在不同区域间、不同阶层间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处于劣势,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很低,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没有市民身份,很多待遇无法享有,致使合法权益无法保证。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文化上受歧视,教育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使得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大学生荒,而农村大学生回流现象非常少,农村的人才呈现有出无进的态势,而城市出身的人才更不会愿意走向农村。

三、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

要想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首先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农民同步发展。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

党的十八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就要使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否则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匮乏,农村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也就成为了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现代标志。目前,农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动,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都得不到平等对待,应该对符合条件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让他们享受城镇住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待遇。推动农村和城镇协调发展,对个别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在体制上和制度上开始变革,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从农民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四个方面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获得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待遇。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个关键,现代农业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问题,农产品的稳定产出、粮食的安全都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农业的发展又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务,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要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改革,保证土地全民所有而不是私有化,实现土地共同经营,并且对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会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也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重要短板。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农民的市民化转变,使得农村的现代化逐渐变为现实,但是农村的发展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对农村的改造,开发和环境保护,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合理开采土地和种植方式的改变,把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动到城市发展,但实现城镇户口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改变这一现象,最根本就要在宏观上对体制进行改革和制度改革,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充分实现这一目标,让农民进入城市后收入稳定、有房住、有学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得到保障,就要政府参与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解决农民的固有身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让各类生产要素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自由配置,以防市场扭曲。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为更好的实现农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要想解决“三农”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城镇化问题,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加快实现农民的身份的转变,让农民融入到城市生活,实现城乡一体化。用现代技术去改造农业和农村面貌,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美丽的新农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总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要有侧重点的对待,再依靠政府的力量实行体制改革和制度转变,突破固有的阶级和阶层上的歧视。随着城镇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让我国农业更强,农民得到平等待遇,农村呈现为安居乐业的景象。

参考文献:

[1]韩长赋.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农民问题[J].求是,2014(02).

[2]周战强,乔志敏.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2(10).

[3]王国平.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五个问题[J].中国市场,2013(15).

(作者单位:程瑞,安徽农业大学;陈宇航,河海大学)

作者:程瑞 陈宇航

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论文 篇3:

习近平“三农”思想研究

[摘 要]“三农”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三农”思想是在借鉴了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三农”理论基础上,依据新时期“三农”现状,在“三农”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主要内容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的目标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推动“三农”工作的动力在于深化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保障是加强党的领导等,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习近平;三农;历史条件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9.237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在继承党的“三农”思想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新特点,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研究习近平的“三农”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习近平“三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习近平的“三农”思想也是如此,有它形成的理论渊源、历史借鉴、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

1.1 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三农”观

习近平认真学习研读相关著作并运用马列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认为马列主义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主张要反复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原著,反复琢磨、深刻领会,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他“三农”思想的理论渊源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农”观。

1.2 历史借鉴是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

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重视“三农”问题的思想,又针对新问题和新情况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体现出了党中央“三农”政策的连贯性和创新性,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发展。

1.3 实践基础是基层“三农”工作经验

实践出真知,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习近平“三农”思想也不例外。他在梁家河带领农民搞沼气化的科技活动,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切实感受到了科技进步对于“三农”发展的重大作用。后来,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工作期间继续加深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等多篇相关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收录在《之江新语》一书中。由此可见,习近平“三农”思想的实践基础正是他在基层工作的经验。

1.4 现实依据是对“三农”现状的反思

习近平说,中国农业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他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习近平的“三农”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未来谁种地,怎么种地,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习近平“三农”思想正是在对中国“三农”现状的反思中不断得以发展的。

2 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的“三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非常重视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多次强调“三农”地位的重要性。2004年4月9日,习近平在《要跳出“三农”抓“三农”》一文中说,“‘三农’问题不仅事关农民利益,而且事关全局发展,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1月10日,他在《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一文说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2012年2月16日,他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致辞时表示,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将始终把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当作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2012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把“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毫不动摇。

2.2 “三农”工作的目标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早在2006年习近平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等,阐述了强村、美村、富村的目标和实现途径。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但再次提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而且在农业如何强,农村如何美和农民如何富方面做了详细部署,这已经是自2004年来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中国的“三农”问题。2015年3月全国两会再次部署要将“三农”建设落在实处,要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对“三农”反哺。

2.3 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指出,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中国特色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我国国情与他国情况不同:一是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包括了山区、丘陵、平原、盆地、海洋等地形地貌。二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种植的各项作物有很大差别。三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无法与欧美等国家相比。四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缺乏,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影响。以上这些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只能借鉴他国经验,不能照抄照搬。因此,中国“三农”的出路在于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

2.4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

习近平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他认为科技进步至少能够给我们带来以下几个好处:一是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开发、利用原来不能利用的资源。例如,依靠科技进步把海涂变为重要的土地资源等。二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以节约要素的投入。三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四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改善农民的生产水平。习近平说,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加强对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2.5 推动“三农”工作的动力在于深化改革

改革就是要积极推动城乡配套的全面改革,革除影响“三农”发展的一切体制弊端,逐步建立起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2005年1月12日,习近平用哲欣的笔名在《浙江日报》发文《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指出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1月13日,习近平发表《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改革开放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2003年5月26日,习近平在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中,将浙江省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的原因概括为“活力之源在于改革”。2006年4月24日,习近平在《促改革活村》一文中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动力源泉,作为解决各类问题的主要途径”。习近平告诫大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矛盾繁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是一个全新的考验。2014年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还强调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2.6 解决“三农”问题的保障是加强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保障。习近平认为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村级党支部的建设,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尤其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品德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公平,勇于创新,能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能人选进班子中来。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要多到农村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看一看,真正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市县乡镇干部,要熟悉和了解农业,要懂相关的基本知识,如各种农作物的种类、品质、节气和农业科技等。

3 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意义

习近平“三农”思想是面对新问题和新情况,提出的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习近平的“三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针对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呈现出的新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解决思路和对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论断,深刻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9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1.

作者:张雪 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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